陈毅之女忆元帅
陈珊珊 毛泽东点的将 我的父亲陈毅是继周恩来总理之后新中国的第二任 外交部长，从1958年到1972年共任14年。他是毛泽 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点的将。也许因为新中国需要一位 能文能武的外长，也许父亲有赴法国勤工俭学和解放战 争时期同美国军事小组打过交道的经历，也许是欣赏父 亲的学识和风格，毛主席和周总理才挑选了他。 父亲说，在接任外交部长时，周总理送他八个字： “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这八个字使他终生受用。父 亲还说过，他是辅助周总理做外交工作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国际上各 种政治力量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的过程。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 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互对峙。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 空前高涨，新兴独立国家游离于两个阵营之外，不结盟 运动应运而生。美国顽固推行敌视、封锁新中国的政策， 扶植台湾。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中苏关系恶化。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坚持独立 自主，顶住大国压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 坚定地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同一些周边国家 解决历史遗留的若干问题，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作为外交部长，父亲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和毛主 席制定的外交路线，积极协助周总理开展外交活动和处 理外交事务。在任期间，父亲出访或在国内参加外事活 动700多次。他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 陪同周总理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和出访亚非国家。影响最 大的一次是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的亚非13国之 行，这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非洲。我国的外 交工作有了新发展，我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也迎来 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5年，与我 国建交的国家达49个，比建国初期增加了一倍。 父亲的外交生涯充满变数和危险。1955年4月，父 亲陪同周总理赴印尼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 议。由于美蒋特务的破坏，先期起程的“克什米尔公主” 号飞机在空中爆炸，机毁人亡。1963年4月12日至5 月6日，父亲陪同刘少奇主席出访东南亚四国，在赴柬 埔寨之前收到台湾特务计划在金边机场刺杀中国领导人 的恐吓信。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父 亲在陪同周总理出访亚非13国过程中遇加纳国内发生 政变。1965年6月，父亲陪同周总理赴阿尔及利亚首都 阿尔及尔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会 议所在的“松树俱乐部”大厦发生爆炸事件。繁忙的外 交活动使父亲疲惫不堪，一次他晕倒在外交宴席上。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父亲对外交和国力之间 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 既不靠人家封，也不靠自己吹，而是要靠全国人民认认 真真努力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在发展，各国的经济也在 发展，我们不能懒洋洋、冷清清、无为而治。时不待我， 要高速度赶上去。外交工作要有经济实力作基础。国家 经济力量强，外交就好办。国家经济力量不强，势必处 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正是出于这一点，父亲坚决主张和 支持加强国防建设，发展我国自己的核力量。 四帅两呈报告 作为一个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外长，父亲密切跟踪 国际形势的变化，高度重视对国际形势的调查研究工 作。他每天认真阅读《参考资料》，看到有价值的外电 评论或文章还要送呈毛主席和周总理参阅。他对驻外大 使说过，办外交，既要综观全局，抓大事，又要见微知 著，善于抓住动向。 1969年3月5日至10月18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指 定父亲为召集人，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 一起开了23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就当时的国际形势， 特别是国际战略格局和大三角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我国外 交政策的影响，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等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先后向毛主席和 周总理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形 势的看法》两个报告。 老帅们认为，美苏之间的争夺和矛盾是第一位的， 因此，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美 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对我安全构成的威胁比美国 大，因此，我国应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尽早恢复中美 大使级会谈，打破中美关系的僵持局面。在当时文革极 左思潮的压力下，工作人员担心这个建议可能会被人扣 上“右派”的帽子，但父亲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 持向周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关于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 议。同年12月，中美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应该说， 四老帅国际形势座谈会为毛主度和党中央作出对外战略 调整以及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的论证和 正确的判断。 父亲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外交工作要另起炉灶。外交部急 需政治强、业务精的外交官。父亲多次发表有关培养人 才、政治与专业关系以及学外语的讲话。他说，学外语 就要学地地道道的外语，搞专业就要又红又专。不能说 用功的学生都是个人主义，不要随便批评人家走白专道 路。我们农业、工业、科学技术还没有过关，就是因为 专家太少。如果我们有几百万第一流人才，中国的问题 完全可以解决。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父亲在国际舞台上是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者和爱国者。1962年，父亲率团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 内瓦国际会议，同企图破坏会议的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 斗争。1965年9月，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 会，近300名中外记者出席。父亲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 有关中国国内形势、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 关系、中印边界争端、中日关系、中蒙划界、中国发展 核武器、台湾、美国侵越战争、印巴冲突等问题。他的 铮铮金石之声充分表达了中国人的骨气和气概。他说， 如果美帝国主义硬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 他们早点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 16年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仗打起来以后，就没有国 界了。中国有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父亲的这次记者招待 会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对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父亲作了坚决抵制。1958 年赫鲁晓夫访华，在会谈中蛮横地指责中国的外交政 策。父亲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中国共产党人的 威严和骨气震住了赫鲁晓夫。赫在回忆录中说：这一次， 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谈判一下子就激昂和 紧张起来。我说，我知道你是个元帅，我是个中将，在 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的。但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 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毅说，你是第一书记 不错，但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 谈问题。 在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孤立封锁中国的严峻形势下， 同邻国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方针。仅以中缅和中巴关 系为例。从1955年至1965年十年间，父亲分别陪同刘 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加上自己率团访缅， 总计13次。中缅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问题协定以及中 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父亲年轻时就喜爱踢足球，被 同学戏称为“陈中锋”。在陪同刘少奇主席访缅时，他 同缅甸领导人奈温在海滩上踢足球。父亲和奈温分在一 队。父亲仍担任中锋，带着球在前面跑，很卖力气，奈 温在后面大声喊：“陈，注意球！”，求胜心切。他还同 周总理一道在缅甸参加泼水节活动，以亲善友好的形象 增进中缅人民的“胞波”友谊。 父亲曾5次访问巴基斯坦。2000年6月，我接待了 前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夏希为首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世界事务理事会代表团。夏希把周总理和父亲誉为中巴 友谊的创始人。在上海外滩公园，他向父亲的铜像深深 地鞠了一躬。前巴基斯坦外交部高级官员巴蒂对我说， 1958年中国和巴基斯坦通航，我参加了巴方代表团来华 参加通航仪式。陈毅元帅在北京为巴代表团举行欢迎宴 会。他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说，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阴谋 彻底失败了。他的讲话极富感染力，全场报以热烈的掌 声。直到今天，他高亢的话音仿佛仍在我耳边回响。 父亲同亚非拉国家领导人有着广泛的接触，深切地 同情和坚定地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斗争。20世纪60年代，他以中国人民外交 学会荣誉会长的身份会见过许多来访的亚洲、非洲和拉 丁美洲的朋友，向他们表示支持和支援。 以诗会友 在外交工作中，父亲充分发挥了其“元帅诗人外交 家”的特点。他常带墨镜，因为他患眼疾怕阳光直射所致。他常拄手杖，因为在红军年代打仗时他大腿负过伤。 他喜欢穿一身白色元帅服或白色西服，带法国贝雷帽。 但在正式场合，特别是在陪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参加活动 时，他总是随领导人穿中山装或深色西服。他谈话诙谐， 可以谈政治，谈经济，谈军事，也可以谈科学，谈文化。 他以诗会友，他的诗词当中，有关外交的就有60多首。 1957年12月14日，父亲写诗《赠缅甸友人》，赞 颂中缅胞波友谊，其诗首段曰： 我住江之头， 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 共饮一江水。 1964年10月、11月间，父亲率政府代表团参加 阿尔及利亚革命起义10周年庆典、柬埔寨完全独立7 周年庆典，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途经巴基斯坦、阿联酋、缅甸。父亲写下《六国之行》诗篇，并将初稿送呈 毛主席指正。毛主席对其中的《西行》进行了修改。《西行》诗如下：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哉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为打开中日关系，他曾同日本客人下围棋，提议中 日首先在文化体育方面开始交流，开展围棋比赛。他的 建议受到日本朋友的积极响应。两国之间的围棋交流促 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后来，日本围棋界人士成 为日本社会中要求日中恢复邦交的重要力量之一。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邓颖超和母亲等人组成夫人外 事工作小组，加强夫人外交工作。一次，我听到邓颖超 同母亲说，外交工作要做活做细，外国领导人夫人的工 作要做，子女的工作也要做。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 来北京时，由于他喜欢孩子，每次都找些孩子去看他。 胡志明看着围绕在他身边的中国孩子显得特别高兴。柬 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送他的三个孩子来北京学习。父母曾 在家中请他们吃饭，并要我们出来陪客。父亲还当面表 扬纳拉迪泼王子在学校助人为乐做好事的行为。父亲还 带我到一些国家驻华使馆作客。 “伟大的胜利” 十年文革动乱期间，极左思潮一度严重干扰了我国 外交工作。父亲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极左思潮作了坚决 斗争，捍卫外交路线和政策，保卫国家利益。在最后几 年中，他还为改善我国外部环境、调整外交政策向党中 央和毛主席提出了正确和有价值的建议。 他说：“我们的外交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 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决策的。 尽管我们在执行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也绝对 不能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更不能说成是三降一灭（向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世界人民 革命）。我们不能否定17年来的对外工作。”1967年， 夺权风也刮到了外交部。父亲明确指出：外交大权是中 央的，不能夺。他还发电报指示驻外使馆不能搞“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串联）。面对一小撮 坏人煽动挑唆、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围攻苏联大使 馆和扬言攻打香港引发的香港风暴等严重外交事件，父 亲忍辱负重，多做工作，减少损失，尽可能地为国家挽 回一些国际影响。父亲说，只要我在位一天，就要为党 中央和毛主席牢牢地掌握外交大权，就要顽强地表现我 的党性，由不得造**派胡来。 1971年，生命垂危的父亲惦念着我国的外交事业， 高兴地看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美关 系有了重大突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 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秘书立即向父亲 报告了这一消息。父亲高兴地说：“好呀！斗了20多年， 总算有个结果。这证明我国执行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 义、殖民主义、团结亚非拉人民的外交路线是完全正确 的。现在的问题是希望早日结束运动，集中力量抓经济， 要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不是靠国家大、人口多，而是要靠国家的经济实力。经 济力量强，在国际上说话才有分量，才能在安理会发挥 应有的作用。”12月16日，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 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回到北京。18日上午，外交部电 话通知乔将于下午2点钟左右来日坛医院探视。我立即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他听了很兴奋，连午觉也不睡 了，眼睛一直盯着门口，不断地问：“几点了？2点到了 吗？”2点半左右，父亲看见乔走进病房很兴奋，连声 喊道：“伟大的胜利！”还有一次，父亲说晚上做了个梦， 梦中游泳，在游泳池里碰到了几位老朋友。都叫他赶快 换衣服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在医院里，我每天早上向父 亲报告国内外要闻。1972年1月3日，我向他报告了由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准将率领的尼克松总统 访华先遣组抵京的消息。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里依 然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和我国外交工作的进展，真正 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5年，我参加了前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的接待工作。基对我说，1972年 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周总理对美国客人讲，我们的陈 毅外长生前十分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很可惜他没 能亲眼看到总统阁下的访华。 周总理曾对父亲的外交风格作了如下评价：“他在 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 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 新境界。”29年来，从老一辈外交家和国际友人评论中，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从自己的外交工作实践中，我深深 感到，父亲是以共产党人的党性、国际主义者的胸怀、 政治家的谋略、军人的气概、诗人的激情、渊博的学识 和人格的魅力形成了他独特的外交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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