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外交官
广灵 编者按：外交官，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人们所见到的、或所知道的，往往只是外交官风光的一面。在风光的背后，人们可曾了解他们的辛酸和不得已，可曾了解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牺牲…… 孩子们一拨又一拨地自费到使馆来探亲，已持续了好几年，对此，驻外人员已不像初时那么激动了。然而，如今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若干年前想也不敢想。 闲聊时同使馆同事谈及此事，大家不由地感慨：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综合国力的提高，外交官的待遇较过去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虽然比起别的国家，包括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外交人员待遇还是较低，但一步步走到今天，已属相当不易。 二人同行 我第一次驻外正值70年代上半期“文革”方兴未艾之时。那时，不仅思想意识、经济生产、国家建设一片混乱，外交战线也受到极大冲击，除了国际因素外，自我束缚也是一大障碍，纪律规定了很多“NO”，使外交活动的开展十分吃力。 我首次出使的地方是驻日使馆。那时的外事纪律很严，严得让人觉得很死板。刚到日本没几天，我就被一位前辈叫去，陪他一起会见外宾。说来好笑，当时一句日语也不懂、且从未与日本人接触过的我，陪见实在是聋子耳朵－－摆设。我毫无表情地坐在他们旁边，闲得不知做什么好。他们谈得眉飞色舞，我却浑然不知他们说了什么。我真不知道这种陪见有何意义。 可是，那时有一条“二人同行”的外事纪律，凡与外宾接触，必须有二人在场，我就充当了那毫无意义的第二人。对外交往中，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严守这条纪律，工作效率无形中就打了折扣；其实有些情况下，单独交往的效果要比有第三者在场好得多。 那时，不仅会见外宾如此，只要走出使馆的大门，就一定要二人以上，而其中还必须有男士，否则十个女士也不能外出。我恰值风华正茂，又健康善走，于是大家每每外出都喜欢叫上我。有时甚至还要充当夫妇外出的“第三者”，因为纪律规定夫妇不算二人。就连早上出去锻炼身体也要几人相约，唯恐出了问题说不清楚。于是，我们使馆就有了“马拉松协会”、“太极拳协会”之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协会”，只是两组结伴锻炼的人群而已。 “发配国外” 当时的使馆里，男女比例相差很大，女士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外交官多为男士，而那时的政策又不允许带配偶，也不能出国探亲。除了几位高级外交官外，夫妇同在一个使馆工作的屈指可数。而这些女士中，也没有一位是纯粹的随任夫人，她们都是作为工作人员来使馆的。 那时，日本友人对我们这一规定不能理解。日子久了，大家混熟了，他们私下里探询我们：是不是在中国犯了什么错误，作为一种“处罚”──让你们与女人隔离被流放到国外来了？面对这种问题，真让人啼笑皆非。 当时，国家对使馆人员实行供给制度，住房、吃饭、用车、医疗等全部是公费，包括卧具、卫生纸都由使馆统一配发，真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使馆只发给个人十分有限的“服装零用费”，大家谁也舍不得用，为的是积攒起来可以买一两件日本电器。就当时而言，在国人眼里已经算是一种“资产阶级特权”了。实在说不出口，我在东京4年半时间，竟然没买过一次零食。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固然是一方面，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十分珍惜那少得可怜的外汇。“国家穷啊，拿不出外汇来增加外交人员收入。”这是当时常听的一句解释，处在那个年代，大家也理解。 由于当时国家还不开放，国家设置了诸多限制，海关检查也很严格。记得休假时我带了5把折叠伞，海关说我超量了，硬是扣了2把，8盘录音带也给扣了5盘。现在想起来真令人费解。 当然，上面所说的这些早已成为过去。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往的路子越走越宽，也活跃得多了。二人同行的规定早已取消，外交人员不再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了。外交人员的工资增加了，配偶可以随任，子女也能来探亲了。这些，都让外交人员感到了国家的关心。 但是，由于外交官们常年驻在国外的特殊工作要求，使得他们仍然“家国难兼顾，忠孝不两全”。政策虽然放宽了，但子女的教育、父母的照顾及工作上的牵制等许多问题，都让外交官的夫人无法放心地去随任，去当体面的外交官夫人。长期的两地分居，让相当一部分外交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夫妻反目、家庭破裂的不在少数。 危险的使命 诚然，外交官们也享受着与众不同、令人刮目相看的优遇。在国际上，外交官为各驻在国政府所尊重，并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种种便利，赋予了外交豁免等各 类特权。但外交官的工作绝不会像旅游那样的轻松愉快。荣誉、使命是与危险并存的。 人在国外，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各种各样的疾病。在非洲，有一种被称作非洲疟疾的疾病，其病原体为疟原虫，通过蚊子、苍蝇之类的昆虫传染给了人。这种病在人体内可以潜伏许多年，间歇发作，且没有固定周期，发病时头痛、发烧、冷颤、大汗淋漓，无特效药能够根除，病发时只能用当地的一种药加以抑制。到非洲任职的人染上这种病的不计其数。还有一种像蛆一样的寄生虫，可以在人的皮下存活，有时甚至能够看得见这些软体虫在皮下移动。洗过的衣服晾在外面，只要苍蝇落过了，就很有可能附上虫卵，如果不加以处理，穿上身的衣服便是病原虫的载体。有经验的外交官会告诉你──一定要把晾过的衣服加以熨烫后才能上身。 在中南美洲，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为高原缺氧地区，海拔达四五千米，只有当地人才能适应那里的情况。在那些国家工作的人，无须太久，只消一年半载，就会导致心脏肥大、呼吸系统出现问题。因此，每过几个月，就不得不到低地地区住上几周，稍稍缓和一下。尽管如此，仍不免要落下一些痼疾，不易恢复，回国后也要调养好多年。 战争与动乱是威胁外交官生命安全的又一隐患。非洲、拉美、中东一些地区，战乱、天灾频仍，给那里的外交人员带来了诸多危险。无论战争与外交官所代表的国家有无关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外交官都免不了受到波及。索马里战事爆发后中国外交人员及侨民的大撤退，是我直接参与处理的行动之一。为使在索马里的中国侨民平安撤离，躲避战火，以中国大使为首的一批使馆留守外交官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时断时续的炮火和呼啸而过的流弹，在混乱的市区四处联络（电话已基本瘫痪），直到把能够联系上的中国人全部送上开往他国的轮船，才最后离开硝烟弥漫的多事之国，转移到临近的第三国。我驻南斯拉夫使馆遭美国导弹轰炸事件更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已为大家所熟知，无须赘述。早些时候的柬埔寨、南也门等战火也曾几度迫使我们的外交官冒着枪林弹雨大撤离。在战乱的国度，即使是外交官，生命安全也是没有保障的。 说到这里，大家是否对外交官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只是他们工作生活的一部分，极不完全的一个侧面，他们为外交事业牺牲的太多太多，有那么多的不得已。但是，他们又是那样的了不起，他们在为中国的外交事业默默地奉献着，忘我地工作着。为所有的中国外交官祝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