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蝗祸”
陈芳
文凭，何以为凭因为少数学生在文凭上造假，我国到德国留学的数千名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语言学院进修后就得打点行装回国了。德国驻华使馆为对付假证专门设立了留德人员审核部，这使我国文凭的“含金量”在无形中打了折扣。
像这种因为文凭造假而“殃及池鱼”的现象近年来时有发生。去年，我国500 多名申请到加拿大“技术移民”的公民，在经过加拿大驻华使馆的初步审核后，被要求到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进行学位认证，结果17% 的人根本不敢前来认证。在前来认证的人员中，仍然查出一些假文凭。
四处可见的假文凭、混文凭现象，就像一场蝗祸，正逐渐蚕食着人们对学问的信任与崇敬。
50万持假文凭者
记者的一位朋友不久前去全球一家知名大企业应聘，发现主持应聘的负责人拿着他的硕士文凭原件左看右看，朋友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弄明白，原来人家怀疑他的文凭也是假的。
如今，中学教师招聘动辄要求研究生学历，宾馆卫生间服务员也得来个高中毕业或大专文凭，方显示录用单位实力。
文凭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种特殊的纸。曾几何时，它是拥有较高知识水准的象征，名校的文凭更是一个综合素质的符号。学历证书、考级证明、资格证书……种类繁多的证明让人们在惊叹步入一个“证书社会”之时，一些证书也被当作了求职、评职称、晋升的标签。
文凭本是一个人学历的证明，取得一张文凭往往要十几年寒窗苦读。而现在文凭的水份问题真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一些人花点小钱买个假文凭，不仅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将这些文凭装入自己的档案袋，找工作变得容易了，升官也有了资本。
曾有部门推测全国持假文凭者有50万之多，真实数字到底是多少不得而知，但虚报学历和持假文凭的人不在少数，却是事实。更令人忧虑的是，如今还出现了不少经过合法程序获得的“假”文凭。
权力与文凭划了等号？
假文凭、混文凭为何会如此泛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需求才会有供给。不管是买来的还是混来的，利用好“文凭”这块“敲门砖”，则可以骗取工作，抬高身份；甚至骗取官衔薪俸、名誉地位。
在刚刚结束的江苏省政协会上，一些委员强烈呼吁，管一管官员攻读学位中存在的“权学交易”的不正之风。政协委员们说，文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水平，但是如果搞成了绝对化，必定出假。巨贪胡长清不弄了个北大的假文凭呢。其实这种假文凭基本是一戳就穿的窗户纸。组织人事部门算一算时间，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在北京求学了。
“权学交易”下产生的“真文凭”，不仅败坏了学风，使我国的学位水准大打折扣；更为那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人提供了升官的台阶，而对那些踏实学习、认真工作的人则是一个打击。经年日久，文凭的躯壳虽在，但已没有了含金量，人们不能不对神圣的学术殿堂产生信任危机。
“权学交易”是双重腐败，某些高校也负有责任。一直以来，大学是传播文化创造文化的圣地。然而，受利益驱动，一些名校也不再是世外桃源，开始为少数干部、官员授予了“泡沫”大小不等的文凭。一位法学专家直言不讳地说起他在参加京城某高校的校庆时，主持人光宣读副部级以上的校友及兼职教授名单，就长达半个小时。想毕这也是为了满足高校的虚荣心吧。
与此相反，世界上有许多著名大学是宁愿不要资助，也绝不降格以求的。当年，著名的哈佛大学拒绝了斯坦福夫妇的巨额捐赠，丧失了一次发展的机会，但谁又否认了这不是保护哈佛教育精髓的明智之举呢？
重学“历”不如重学“力”
为何我国会出现种种令人忧虑的怪现象呢？
专家指出，我们在人事体制方面表现的某种“唯文凭主义”和“文凭越高越好”的理论起着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在西方，一般政府公务员大学本科毕业即可，硕士、博士则多是为从事学术研究而培养。而我国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资标准、职称评定等诸多政策如今都是以文凭为标准。这些政策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使文凭在实际工作中有了太强的刚性。
这种说不清却摸的着的用人导向使一些单位陷入了唯文凭主义，加上学界也渗入了浮躁的学风，将文凭看成了可以与金钱进行等价交换的资源，为制造贬值的文凭创造了生存空间。大家一窝蜂地去攻读所谓的硕士博士，颇有文凭“大跃进”的趋势。加之一些学校宽进宽出的模式，使得文凭的信誉大大降低。
上海市政协委员蒋天纵就建议说，要对职称评定、职务提升、论文评审等实行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监督，有条件的可在校园网站公示，这必然使那些靠“剪刀浆糊”混学位的人没了市场，文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
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公关部负责人介绍，他们在挑选人才时，往往会先看他的学业是否与招聘方向对口，看他的个人学习成绩如何，然后对被选者作面试，要求应聘者做45分钟的基础英文演讲，而每位应聘者的表现，绝对不是一张“文凭”所能掩饰的。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多高学历也会在应聘中露馅。
“文凭打假”
面对日益严重的文凭造假现象，我国从2000年开始授权专门机构进行学位认证工作。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刘裕品告诉记者，就学位认证他们曾和一些知名媒体联手宣传，但收效甚微。尽管近年来到中心认证的机构和个人日渐增多，但去年也不过是1000份左右，今年有可能会突破1 万份。但值得注意的是，前来认证的80% 是国外驻华使馆和公司，国内人事部门和企业几乎没有向中心提出认证要求。
国内用人单位为何冷落学位认证？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家国内用人单位，有关负责人都强调他们的进人渠道十分正规。对于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取得的学历，他们以国家正规教育机构颁发的文凭为依据，质量是有充分保证的。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事部门负责人指出，在人员聘用和晋升问题上，单位领导拍板是最关键的因素，领导打过招呼的，我们对他的学历和学位的真实性也就不深究了。因而有部分单位对一些假文凭采取暧昧甚至纵容的态度。受传统的用人模式和观念的影响，一些用人单位更看中自身对人才的鉴别，而不太在乎社会认证机构的认定，这也使得学位认证某种程度上不太被国内用人单位所接受。
从总体上看，我国每年有大量的本科生、硕士、博士毕业，但用人单位的认证数量偏少，不利于文凭打假。与此相反，美国纽约一家认证中心每年审核国内外的文凭则高达数万，远远超过我国全国的数量。只有网撒开撒大了，滥竽充数者才不敢铤而走险。
一些专家指出，严格的学位认证可以将一些明显的造假者堵在高校门外，但并不能完全保证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含金量”。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一种研究性的学习，是个性化很强的学习。论文课题缺乏创新性、研究成果没有先进性，是研究生阶段学习真正的隐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凭的贬值。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廷光认为，一些高校受利益驱动，不断网罗在职领导干部攻读硕士博士等高学位，导致权学交易。一些在职领导干部握有各种项目的审批权，这种行政资源可以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这使一些高校自降“门槛”。在国外，做一篇博士论文，要有开题报告，要经过15个权威同行的论证。我国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构成虽然也要求聘请校外专家，但一些导师和学生往往找熟人来充当。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回避性的规定，或者在备选专家库中随机选择人选，那将提高答辩委员会的对抗性，质量关也就容易有保证，“泡沫学位”就会相应减少。
配文一：还有啥证不能办？
在一片喊打声中，假文凭似乎并未销声匿迹，城市街头“办证”的假文凭贩子再次蠢蠢欲动，粉墨登场。
2 月末的一个下午5 时，记者来到人民大学东门。与以往人流纷杂时每每被人寻问“要证吗”不同的是，今天这里的生意显得“冷清”得多。记者来来回回走了十几分钟，发现每一个公共汽车线路牌上和垃圾箱都被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办证手机号码”。等待良久，一个身着桃红色夹克的小伙子在记者面前晃了一下。凭直觉记者上前追问了一句：“能办证吗？”没想到他一口应承下来，但要求随他到一僻静地方。
记者：“能办什么证呀？”
假文凭贩子：“结婚证、离婚证、身份证、特种行业许可证、技术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书、职称考试证书……有160 多种吧。”各类文凭从他嘴里像报菜谱一样被甩了出来；“160 多种也不算多，知道国家有各类证书多少种吗？800 多种呢。要不我再报给听。不掌握这些信息，我们还能混饭吗？跟您说，现在我连‘死亡证’都可以办。”
听到能把“活人办死”的消息记者不禁哑然失笑，假文凭贩子却一本正经：“像公安、印刷厂、学校、居委会什么的，都统统搞定了。”
记者提出要办研究生学生证，假文凭贩子说：“这你恐怕得等上十来天，现在学校还没开学呢，印刷厂得紧着人家学校先用，等都注册完了再给咱盖章。”
“都有哪儿的学生证呀？”
“这得看你要哪个学校的人，常做的是北大、清华、北方交大、政法大学之类的。”
“这些学校也太招眼了，再说现在文凭都上了网，一查出来还不现了眼白买了。”
“不瞒你说，我手头现在就有几十份这些高校学生毕业证书的真实内容。想要哪个学校的，都可以帮你填好，才收你80元。要说咱这质量，实在没得挑。有人拿着我们做的文凭，到深圳找工作，把清华的学生都给顶了。后来人家校方不干了，查得特别紧。说到这个网络开通，还帮了我们大忙。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真文凭’，只需换一张照片，变一下编号。要不，卖了那么多张，也没见有人来找。”
“那你这什么证书最贵？”
“当然是死亡证明，这个难度大一些，还有护照，真的3 万多点，假的8000元。”
“你的名片怎么是美容院的？”
“做这种生意，还能在脑门上写骗子呀。话说回来，证虽假，可咱的‘信誉’是真的。谁让社会上有这么多人不想真努力就求得呢？”假文凭贩子意味深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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