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克格勃”间谍
苏联解体后，关于克格勃的内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披露。中国，作为曾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抗衡的对手，自然不会被克格勃所忽略。克格勃是怎样在中国进行渗透和活动的？中国反间谍卫士又是如何和克格勃间谍作斗争的？由东方明撰写的《克格勃间谍在中国》一书，回答了这些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本报选摘的此章内容是，河南中医名医郗范被克格勃女色拉下水，几经挣扎，仍未逃出他们的魔掌。他在为克格勃收集情报时被捕。以下讲述的是在监狱中发生的故事。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7 月出版。
监狱管教科发现郗范是名医，自是重视，把他分配到监狱医务所去干医务劳役，社会上称“医生”，狱内称“医务犯”。
不久，监狱中医科正式开张。
郗范在给干部看病中，碰到了一个疑难病人。这个病人是管教科科员纪凡艺，他的一双脚的脚背、脚侧部位，突发奇痒，痒得钻心入骨，不得不使劲搔，搔得皮破出血痒感方消。待到新皮刚长出来，却又重新奇痒。纪凡艺在医务所和外面医院都看过，药水泡，吃药片，均告无效，正好本监狱医务所中医科开张，他就请郗范来治疗。
郗范一上来先给纪凡艺开了7 帖药，让吃着试试看。一星期后，纪凡艺来复诊，说全无效果。郗范又翻书琢磨了几天，最终找出了病因：可能是穿橡胶拖鞋引起的过敏反应。找纪凡艺一问，果然是穿橡胶拖鞋的！于是让换穿塑料拖鞋试试，一换之后果然痊愈了。
纪凡艺心里对郗范颇为感激，有事无事总来医务所坐坐，和郗范聊聊天。
郗范自被捕以来，天天在头脑里默念曾与他联络的钱景明给他的那个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河西街91号张览先，有时在睡梦中还惦记着。现在，他决定开始实施钱景明所说的“营救行动”。“文化大革命”时监狱对犯人管理因为定位于“阶级斗争”这个高度，所以非常严格。按规定，犯人一个月只能发一封信，收信人必须是入监伊始所填的登记表上的直系亲属。“张览先”当然不会上登记表，所以，郗范担心干部不肯给他发信，弄得不好还要查一查也说不定，那就弄巧成拙了。郗范想先试探一下，他给登记表上没有名字的妹夫写了一封信，交给医务所的管教干部要求寄发。管教干部检查了信的内容，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发，但是一查登记表，上面没有收信人的姓名，于是通知郗范说不能发这封信，退回给他。
这个试探使郗范打消了通过合法、正常途径发“营救信”的念头。但是，营救行动还是要进行的。郗范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请纪凡艺发信。一天晚上，纪凡艺轮到值班，没有回家。他在管教科坐了一会儿，因没什么事而感到无聊，便来医务所和郗范聊天。郗范见是个机会，便瞅个空子拿出管教干部退回的那封信：
“纪队长，求您帮个忙，把这封信发一发。”纪凡艺接过信，浏览了一下内容，问道：“这是谁？”“我的妹夫。”“好吧，封起来。”
一星期后，郗范收到了妹夫的来信——纪凡艺把信寄到了。
于是，郗范执笔写“营救信”。他不知道“张览先”是男是女，身份如何，在考虑称呼时颇费了些脑筋。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称“览先”。“营救信”写得很短，郗范在信中告诉“张览先”，自己因一时糊涂，受人之愚，走上了犯罪道路，对不起亲人和朋友；自己现在什么监狱什么部门服刑，仍做医生，请给寄些参考书来。“营救信”写好以后，郗范搁了几天。等到纪凡艺又一次轮到值班来医务所和他聊天时，他把信递过去：“纪队长，麻烦您给我寄一封信，写给我一个亲戚的。”
纪凡艺把信象征性地看了一遍：“好呀，你把信封起来，明天给你发。”
这封信发出去后，郗范开始等“张览先”来营救他。他不知道克格勃将以什么方式来救他出狱，但对“营救”的信任丝毫未曾动摇过。
郗范的“营救信”寄出后的一个半月，他所服刑的监狱接待了一位来自郑州的客人。此人叁十多岁，身材高大，四方脸，浓眉大眼，相貌堂堂，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装，腋下夹着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看上去是个国家干部。他走进接待室，自我介绍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特种刑事案件复议办公室副主任，姓任名保安。说着，他出示了工作证和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印的介绍信，介绍信的内容是派特刑室任保安副主任前往××监狱向在押服刑人员郗范宣布无罪释放的刑事裁定书。
这个任保安，真名叫武仲钧，原是黑龙江一个农场的普通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造**得势，成为新贵，利用职权大捞钱财、玩弄女性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多行不义必自毙，武仲钧不到一年就被群众举报而下台，随即被公安机关抓起来，准备查清罪行，依法惩处。武仲钧一看苗头不对，一次乘提审的机会脱逃，辗转来到边境线，伺机逃往苏联，叛变了自己的祖国。苏联人对他进行审查后，要他参加克格勃。武仲钧是朝鲜族人，因此他从特务学校毕业后，曾数次被派往朝鲜和韩国进行间谍活动。70年代初，克格勃派他来中国活动，这次委以险任营救郗范。
营救郗范的方式，克格勃的间谍专家一定反复精心讨论过。应该承认，这确实是一个看似冒险实际上具有最高成功概率的方案。当时的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中期，较初期的乱哄哄状况来说，形势相对显得稳定一些了。当时还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办案方式缺乏一种法定的程序，往往外调、提审、宣布刑事裁定都只派1 人前往执行。对此，许多监狱（劳改队）的管教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只要来人证件齐全、手续完备，说什么就办什么，宣布哪个犯人减刑或提前释放，只要有相应法院（当时的正式称呼为“公检法军管会”，人民法院是1975年才恢复的）的《刑事裁定书》，就照办，当场放人。劳改部门的职能是执行单位，一切照法院决定的办。克格勃的方案就是钻了这样一个空子。
监狱接待室的干部看了“任保安”出示的证件、介绍信后，按照惯例往监狱办公室打电话报告。根据规定，外单位来监狱联系工作的，先去办公室，由办公室问明意图后再通知相应的科室。片刻，从里面走出一个精神抖擞的瘦高个子监狱办公室副主任杨大雄，脸上挂满了笑容，隔着老远就伸出了手：“您好！您好！”“任保安”随杨大雄走进监狱头道门，来到位于狱部大楼二楼的办公室。坐下后，“任保安”掏出照片、钢印齐全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证和河南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介绍信、刑事裁定书，放在杨大雄面前，以简短明了的语言说明了来意。
杨大雄脸上笑容不退，却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式，拿起面前的证件等一一检查。“任保安”非常镇定，克格勃伪造的证件、文件，可以逼真得把真件放在一起也无法分辨。况且，他已去过省公安厅劳改局，在介绍信上盖过一枚公章了。再者，省高级人民法院确有任保安其人，一切都是找不出破绽的，他没有必要着慌。但是，杨大雄比克格勃专家要高明，他一看之下马上发现了破绽。他外表不露声色，把证件等递回去，使“任保安”误以为检查已经过关，嘴里漫不经心地问道：“任主任是老法官了，经常出差在外？”“可不是，干咱这一行的，一年起码有叁四个月在外面跑。”
杨大雄突然变了副脸孔，冷笑道：“哼哼！这工作证是1966年换发的，至今已有5 年。这又不是美国的《总统宣言》，得像宝贝一样窝着藏着。你自己说一年有叁四个月在外面出差，那这工作证掏出放进不知用了多少回了，怎么还是崭新的？”
“任保安”头脑里轰的一下，像是崩开了一颗炸弹。后来他在看守所一提到这个情节就在同监犯面前大骂克格勃第一管理总局辖下的专门制造假证件的第14部的专家。当时他知道苗头不好，却佯作不解，打着哈哈问道：“怎么，杨主任认为这工作证有问题？”
杨大雄一拍桌子，大声喝道：“岂非工作证，连你这个人都是假的！”
“啊！你胡说……”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四个身强力壮的武警旋风似地刮进来，把“任保安”按在椅子上，麻利地扣上了手铐。
“任保安”作着徒劳的挣扎，咆哮道：“你们竟敢扣押省高院执行公务的干部，真是反了！”监狱长、政委双双走进门来，政委中气很足：“收起你这一套吧，你和特务犯郗范是一路货！”监狱长说：“你终于来了，我们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原来，郗范被捕后，自作聪明地隐瞒了克格勃许诺一旦被捕则予以营救这一重要情节。但是，他这个间谍属于“野鸡间谍”一类，没受过一天正规间谍训练，素质极差。他在落网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睡觉时，说了一句梦话：“张览先，苏联人让你来救我，你怎么还不来啊？”这句梦话，被同监房一个犯人听到了。这个犯人知道郗范是“克格勃间谍”，猜测这句话也许是接头暗号之类，于是次日向看守所报告了。但他只听清“张览先”的姓氏，把名字忘记了，那句话倒一字不漏全都记住了。看守所把这个情况转达给了公安局预审部门，预审员后来在审讯郗范时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未能发现线索。由于证据不足，所以未作为罪行列入案卷。但是，公安机关把这一情节专门附在案卷中，送往法院。法院在判决书中也未提这个情节，但特地制作成公文连同执行卡一同送往监狱，希望监狱注意郗范这一可能隐瞒了的罪行。
郗范判刑后还关在看守所等着押往监狱时，监狱管教部门已？在研究如何对付这个克格勃间谍可能会出现的脱逃情况了。
郗范入监伊始所填的登记表上的直系亲属、社会关系，当天就由监狱抄下来交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一周后传来调查结果：均系属实。这样，监狱方面心里有了底：一般说来，郗范不会利用登记表上所列出的人员做文章。如该犯提出发信给未列入登记表上的人，则须特别注意。
不久，监狱医务所开设了中医科，郗范一炮打响，被监狱指定和郗范接近的管教科负责狱内侦查工作的干部纪凡艺开始按计划行事。纪凡艺去年确实患过“橡胶皮炎”，遍医无效，还是自己发现了致病原因，不穿橡胶拖鞋，于是不治而愈。这次纪凡艺为执行任务，决定再穿橡胶拖鞋，让自己重染皮炎，以使郗范以为有机可乘。
郗范治愈纪凡艺的皮肤病后，纪凡艺有了接近郗的理由。郗范果然上当，先后两次请纪凡艺发信。纪凡艺拿到第一封信，见收信人未列入郗范所填的登记表，当即予以重视，立刻报告上级。监狱向公安机关通报情况后，公安机关立刻调查，发现收信人是郗的妹夫，平时表现很好，遂打消疑窦。
接着，郗范又请纪凡艺寄发一封“河北省保定市河西街91号张览先收”的信。纪凡艺一查登记表，上面并无“张览先”其人，他想起法院方面通报过来的情况中，那个被郗范梦中呼唤的角色也姓张，于是戒心顿起，次日即向上级报告。监狱方面随即通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派员取走了信，进行了检查和分析，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电请保定市警方按收信人地址密查收信人情况。
保定警方的调查结果当天就传往河南：河西街91号是一幢有37家住户的公寓大楼，没有收发室，信函都插在楼道墙上的木格子里，任人自取；经查，37家住房的常住及临时居住人员中均无“张览先”其人。
河南警方经过研究，把信寄发，同时派出了一个12人的侦查小组前往保定，在当地派出所配合下，对河西街91号进行秘密监控，侦缉取信人。
侦查小组在保定待了半个多月，昼夜监视河西街91号楼道。郗范的那封信早已寄达，但插在木格子里一直无人来取。到第21天晚上，值勤的侦察员一个疏忽，信已被人悄然取走！线索断了，警方只好另打主意。侦察员来到监狱，提审郗范。一提“张览先”，郗范大大吃惊，脸色倏变，但自然要硬撑，说“不知道”。侦察员把那封信的照片扔在郗范面前：“这个，你总知道吧？”
郗范无法抵赖，只得乖乖招供。
公安机关根据郗范的口供，对可能出现的种种营救方式作了分析，其中包括冒充法院干部前来宣布“释放裁定”，分别作了防范安排。这样，就有了武仲钧落网之事。
武仲钧后来被判无期徒刑，也被关在郗范服刑的那个监狱。据说两人初次见面时，相视无言，唯有苦笑。
郗范为此事加刑3 年，监狱仍让他当医务犯。后来他因能认罪服法，积极改造，于1978年被提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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