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否定万斯方案
作者：李捷
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随着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中国内政外交发生重要转变。
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新思路与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针“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这是整个７０年代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最终结局。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也为中美关系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内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美国是我们对外开放和引进的重点国之一。能否顺利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关系到能否保证对外开放路线的顺利实现。中美关系的发展问题，从来也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和国内的改革开放路线联系得如此紧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是在冷战格局中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而且更是改革开放路线的内在需要。从国内发展的需要来通盘考虑中美建交的问题。这和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个新思路的要点是：（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
（二）中美建交的直接动力，就是为中国国内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要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０日，卡特就任美国总统。２月８日，卡特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他表示：“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卡特并没有把美中关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而是去追求美苏缓和。
随后，卡特总统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把国务卿万斯的访华计划从１１月提前到８月。这预示着卡特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
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２日至２６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这次会谈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万斯提出一个方案，即：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须保证美国同台湾的贸易、投资、旅游、科学交流以及其他私人联系不受影响，并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美国政府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发表反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
８月２４日，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否定了万斯方案。他指出：中方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１９７７年底，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约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万斯方案又作了一些解释。黄华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并表示待美方有了新的方案时再谈。此事便继续搁置下来。
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作为力促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来说，自然是最为关注。但他也懂得同美国人打交道，要有足够的耐心。
１９７８年１月７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还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
同时启动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１９７８年４月，阿富汗发生亲苏政变。美国政府下决心先同中国建交，争取同苏联谈判的有利地位，并开始为布热津斯基访华做准备。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至２３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卡特总统决心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消息。
按照中美双方的商定，建交谈判在７月５日正式启动。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双方共进行了６轮谈判。谈判的焦点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和要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
当邓小平看清美国方面确有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图后，果断作出了不要错过时机的决断。而这一决断的基本考虑，同样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出发。他深深懂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大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最后一阶段的中美建交谈判中，实际上是邓小平亲自出马，同伍德科克举行了４次会谈，以高度务实的精神避开了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和险礁，最终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共同开辟的上海公报通道，经过７年的艰难航行，迎来了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刻。
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美国向台湾军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明智地不作纠缠，也不在原则上让步，而是留下了将来谈判的空间。这是从战略全局着眼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范例。这个问题后来在里根当政时期再度重新提了出来，由此导致了中美双方“八一七公报”的发表。
在建交前最后一次同伍德科克的会谈中，邓小平告诫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产生错觉，犯历史性的错误。他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到２月４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轰动了美国。这是历史对这位亲手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老人的最好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推动了中美建交的同时，他同样以关键性的作用推动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这两件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奠定了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历史地位。从此，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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