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一个摇滚旗手的命运
作者：杨光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在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摇滚音乐会上，有这样一出令人不可思议的场景：一个身穿绿色军装，头发蓬松凌乱，手里弹着吉它的歌手用一块红布蒙着眼睛，在合成器庄严的伴奏下，用苍凉沙哑和略带伤感的嗓音唱出了这首名叫《一块红布》的歌曲；台下，成千上万个歌迷手执打火机，火苗映红了他们流淌着泪水的脸庞。
这位歌手就是崔健，自从１９８６年５月９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发出了“一无所有”的呐喊之后，摇滚乐这个来源于西方的乐种就在遥远神秘的东方找到了代言人。
８０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而文化上的变革必然要由代表新的文化价值取向的文化人来变动，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化的立场成为了带领人民大众去完成变革的旗帜，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崔健挥舞着摇滚大旗，开始了文化反叛的过程。
作为中国摇滚的先驱，崔健承袭了西方摇滚乐的精神实质：音乐和文化上的反叛意识。８０年代初，流行于中国乐坛的是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曲和大陆的早期流行歌曲。这种流行音乐比起革命歌曲来，更能迎合已经复苏了的大众自由的审美意识。但这种廉价的感情上的慰藉并不能抚平“后文革时期”青年人的心灵伤痕，他们期待着一种形而上的丰富而深刻的启蒙。这时，以崔健为代表的中国摇滚乐的出现，使青年们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在崔健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他们听到了自己的呐喊。就这样，在音乐和文化的结合部，崔健开始了边走边唱的新长征。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噢……你这就跟我走”，一无所有可以用来形容８０年代中期，青年人物质上精神上的困境。但崔健告诉他们，一无所有的人还有自由和追求。《一无所有》那缓慢苍凉的旋律中许诺了一种精神关怀，因而极具感染力。
在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呐喊之中，崔健和他的追随者们所要追求的是自我的个性自由。传统文化体制对人性中自然的感情和欲求的压抑以及现代生活对物欲的放纵导致了“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因此，崔健喊出了他们的渴望：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然而崔健之所以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偶像，不仅是因为他做出了文化反抗的姿态，更主要的是他的音乐触及了红旗下的一代心中各种感觉和情绪：痛苦、失落、怀旧、彷徨……
如果说《一无所有》许诺给人们的些许希望，那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则多少体现了找不到根据地的失落感。因而被当作呐喊的口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更像是迷惘中的祈祷。《一块红布》之所以打动了包括许多中年人在内的大批歌迷，就在于它像从历史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一样复杂、真实、感人。一代人生活在虚假的幸福感之中。竟对当下的生存困境视而不见。
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面对眼前社会文化上的巨变感到无所适从，产生了类似存在主义性质的生存危机，这种尴尬的处境使在文革中荒芜了青春的年青人对社会发出了控诉：想要死去之后再来（《从头再来》）。在控诉的同时，崔健的早期音乐中还孕育着价值虚无的倾向。在没有信仰的世界里，惟一可以把握住的就只有自己本命的本真感受了。“性”成了价值虚无可以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一种真实体验，但是在信仰的真空中生活，虚无的痛苦是无法逃避的（《这儿的空间》）。因此他并未放下手中的矛，而且批判的剑锋愈加锋利（《像一把刀子》）。
自从１９９２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崔健突然发现他的追随者变得世俗化了。他们有了一定的空间去实现“自我”，因而政治寓意很强的摇滚乐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年少时的激情和冲动。物质需求满足后，消费文化和流行音乐取代了人们形而上的追求，崔健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心理的变化，他的音乐风格也就从呐喊转向了反省、自嘲和讽刺。说崔健的摇滚乐“失语”了未必贴切，这不过是对他的文化批判形式转变的误解以及大众对摇滚乐精神的背叛。
而崔健自己，既然与时代情结格格不入，很自然地会反省自己的立场。反省之后，他放弃了剑拔弩张的反抗态度，并用希望代替仇恨与伤害，孤独地迎风向前（《宽容》、《最后的报怨》）。
原来的批判对象消失后，大众庸俗的心态成了崔健新的靶子，只不过批判的方式由激情的呐喊过渡到理智的讽刺。因最新专辑《无能的力量》中，大段歌词被说唱出来，讽刺性的叙事功能加强了。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对大众的疏离，从而达到批判的目的。
从１９８６年起，崔健的摇滚乐成为了文化反抗的旗帜，而进入９０年代，这一历史作用完成后，崔健也就被请出文化舞台上的中心位置。但他在边缘地带所发出的声音依然保持着文化批判的本色，只不过不再有那么多人倾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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