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的红色传奇
穆欣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之后，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国大地，当时的中共党中央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之下工作，为了避免可能遭到的打击和破坏，周恩来提出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在他的直接领导下，１９２７年开始建立中央特科。正如陈云所说的：“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作家穆欣在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新书《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披露了当年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在隐蔽战线建立的不朽功勋。
——编者中央特科的诞生当时在武汉中央军事部（以后通称“中央军委”）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李强，曾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谈到这段经历。他说：“在‘四。一二’后我到武汉，到了武汉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那时的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军委下面有两个长：一个参谋处，参谋长是聂荣臻同志；秘书长王一飞同志，牺牲了。我当时在特务科。”
周恩来在武汉军事部创建特务科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尤其重要的是：为隐蔽斗争——保卫地下党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中央特科及其所属机构，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１９２７年秋天开始建立、逐渐健全起来的。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工作。
１９２８年春，中央特委为了训练秘密工作干部以适应新环境中对敌斗争的需要，开办了为期２０天的训练班。当时陈赓与中央特科绝大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这个特训班。
周恩来为他亲自所领导的中央特科制定的保密纪律是极其严格的。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是单线联系，各自所有活动的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陈养山在１９２８年４月情报科成立不久就进特科，直到１９３５年９月特科撤销为止，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有一次他却说过：当时是单线联系，只知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是１９３６年到西安后才知道的。
设立党的秘密机关中央特科，第一科成立最早。１９２７年８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之前，即设立了一个专为筹建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中央特科成立以后，这个“总部”就改为特科第一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说：“特一科刚开始工作时，租房找保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特一科逐步建立了三个点。”
当时住机关的人，男方如果是单身汉，党组织都要调一个女同志扮做“假夫妻”。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如果没有女同志以夫人身份作掩护是不行的，单身汉独居不单是容易受人怀疑，就连租房子都很困难。多数住机关的假夫妻，相处的时间久了，双方有了感情，经党组织批准成了真夫妻。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有一天，李强回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在谈到“住机关”的时候，除了讲述了上述那些话，还举例说：《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真人真事编写成的故事影片，男的叫李白，女的就叫裘慧英，她现在上海，是外贸部下属一个公司的经理。
遇到中共中央召开人数较多的重要会议，就由第一科租来较大的会场，还要设法组织一个临时家庭作掩护。如１９３０年５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有将近５０人参加。会前决定由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氓充当这座开会楼房的主人，李一氓的夫人和两个男孩以外，党又调来赵毅敏当李一氓的弟弟、李一超（又名李坤泰）当他的妹妹，共６口人组成一个临时家庭。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那个临时当他妹妹的四川姑娘李一超，以后就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过了２０多年，全国解放初期看过《赵一曼》这部电影，李一氓才晓得赵一曼就是那个李一超。
第一科当时主要还是为中共中央设立一些办公机关、联络点和接头地点。如在天蟾舞台隔壁的云南路４４７号生黎医院楼上（现云南中路１７１－１７３号），设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妇住机关。１９２８年春，中共湖北省委遭到破坏，熊瑾玎转移到上海后，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筹措经费。他挂起一个“福兴商号”的牌子，经营土布生意，自任老板。实际是为中央政治局设立开会办公地点，进出的中央负责同志像似顾客可免人怀疑。
“福兴商号”开张不久，为了掩护，周恩来又调来１９岁的湖南女共产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与“熊老板”一起住机关。他们两人先前在湖南就认识，并且相互留有良好印象。在这里相处了几个月，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年中秋节的夜晚，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等在“福兴商号”开过会后，他们两位在四马路川菜馆备了一桌酒席，请他们饮酒赏月。周恩来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就在席间提议他们结为伉俪，李维汉、邓小平等都很赞成，两人就此结为革命情侣，开始终生甘苦与共的革命生涯。
１９８０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将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福兴商号”旧址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恩来亲自布置党的“六大”会场当时几次中央全会，都是由第一科布置的会场，有的则是周恩来亲自布置的。
１９２９年６月下旬至７月初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就是周恩来亲自布置李宇超、刘淑琴夫妇和罗登贤的夫人周秀珠去住机关。
刘淑琴回忆说：“１９２９年夏天，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要求用家庭形式来掩护。这时，周恩来要我去住机关搞掩护工作。当时，我担心自己做不了，周恩来对我说，另找别人要添做衣服，党的经费有困难，这个会很重要，一时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了。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六届二中全会开会的地点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幢房子是在一条弄堂的最后一排，样子很漂亮，像是公馆。为了把房间布置得像有钱人家的住房，我把结婚时的缎子被和好衣服都带了去。周恩来是会议的总负责人，会议期间，罗登贤的爱人（名字叫秀珠）也来过开会的地方，并和我一起住在楼下，其他来开会的人都住在楼上……”
两次营救任弼时同志处在白色恐怕的环境中，经常有我们的同志被捕。当时一般的同志被捕后，依靠中国救济总会进行营救。遇有中央负责同志被捕的时候，就由中央特科负责营救。营救的办法主要有三种：当被捕的同志未暴露身份时，中央特科采取公开聘请律师出面辩护的方法，合法营救。洪扬生说：“在特一科的直接关系下有两位律师，一位是潘震亚，他是法学教授兼办律师事务，十分同情革命，我们有所求，他必应，从不附带任何条件。另一位是费国禧律师，我们请他出面辩护，仍得花点钱。”这是常用的一种办法。如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７日任弼时在上海被捕，化名彭德生，没有暴露身份。１１月１９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判。中央特科请潘震亚出庭辩护，据理驳得法官词穷理亏，宣布休庭。１２月２２日第二次开庭，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情况，也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借口“危害国家安全”对他判刑４０天。３天以后，１２月２５日，租界洋人过圣诞节时，任弼时即被“减刑释放”。
第二种办法，寻找内线，或托人说情，或者行贿买通，争取释放。如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任弼时前往安徽巡视工作，在南陵县第一次被捕时，临时化名胡少甫，没有暴露身份。经陈琮英延请任氏家族的姻亲、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赶到安庆奔走营救，将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中共中央亦令特科在国民党上层开展营救活动，国际济难会拨款８０００元收买有关官吏，终于取保无罪开释，于１９２８年底出狱回到上海。
恽代英于１９３０年５月６日在上海被捕，押在老闸捕房，但他装作工人，化名王作林，没有暴露身份。洪扬生说：“当时，一个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央特科的同志找到老闸捕房的探长尤阿根‘打招呼’，自称恽代英是他的‘表兄’，请他卖个情面。于是，恽代英被从轻判处３年徒刑，转押到苏州陆军监狱。恽代英关在苏州时，陈赓又通过江苏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的关系，准备将恽提前释放。如不是顾顺章叛变投敌，出卖了恽代英，恽代英也不至于最后在南京牺牲。”
第三种方式为武力抢救。在上述两种方式无效后，万不得已才用此着。武力抢救列为“红队”的训练项目。彭湃等四位同志被捕后，中央特科曾计划乘敌人将他们转押的半途中用武力劫持营救，不料由于计划安排不周，贻误了时机。罗亦农被捕后，中央特科也曾打算“半途拦劫”或“法场劫持”，但由于形势不利，无法下手，最后只得放弃原定计划。
对于牺牲了的同志负责收殓，安抚料理家属生活，也是第一科的任务。其他各科的同志也都参与这类工作，李强就是经常参与的一个。罗亦农烈士牺牲后，他的棺木寄存在安徽会馆中。李强就和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将罗亦农的棺木从安徽会馆迁葬至江湾公墓。他还亲自办理过苏兆征烈士和邓小平已故夫人张锡媛等烈士的安葬。
一科负责的工作，还有购置、保管武器和一些特殊用品；建立各种掩护机关为中央服务等等。为了购置武器，一科也建立了不少利用关系，和在上海的外国洋行、军火商人、军阀和流氓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一科有时派女同志运送武器，以减少抄靶子的敌人的怀疑。武器多的时候，常由女同志打扮成阔绰的太太小姐模样，坐着流线型的卧车运送。
情报科长陈赓为了加强建立新的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的工作，中央特科在１９２８年４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在它成立之初，就任命陈赓为科长。这个科的工作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陈赓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他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上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便搬来和他住在一起。房东是英国巡捕房的探长陆连奎。陈赓对王根英说：“租这种人的房子可以减少敌人的怀疑，让陆连奎也做一做‘保镖’。”第二年，他们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免敌探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从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的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５次家。在此期间，根英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使他能安全地进行工作。小知非逐渐长大了的时候，自个能说会跑，她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和在外面工作的事情。陈赓有时把枪带到家里，睡觉时便压在枕头下面。
在知非三岁的时候，有天独自悄悄地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红头阿三”（就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床头的枪，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小知非，紧跟知非到家门口，正好遇到根英出来找孩子。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她便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机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因她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就把印度巡捕支走了。
陈赓置身龙潭虎穴，在错综复杂而极其尖锐、残酷的隐蔽斗争中，公开与敌探特务周旋。由于他沉着、机敏，敌人对他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见面时全都亲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有一次在法租界一家戏院里开会，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现场，情况异常紧急。陈赓也正在那里。为了掩护同志安全转移，他灵机一动，站了出来，立即同那些前来围捕的警探“合作”。他充当“蟹脚”，独自把守着一个出口，悄悄将一些党员放走。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陈赓依靠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掌握着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的某些探目特务，甚至还掌握了个别在蒋介石左右的人。
陈赓的活动，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一提到陈赓的名字又恨又怕，曾为他的头颅悬了巨额的赏格。实际上，那时候他经常来往于一些国民党特务当中。但是，敌人始终不晓得他就是他们日夜谋算的那个共产党人。
险遇“剿匪”司令钱大钧在此期间，陈赓曾有过不少有惊无险的传奇故事。３０年后，陈赓在病逝前一个月，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讲过一个当年他在中央特科工作时在火车上遇险的故事。
１９２８年他在中央特科主持情报工作时，有一次从上海前往天津执行任务。火车行经南京停车的时候，陈赓走出车厢，在站台上转转。突然发现在他乘坐的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一节专用的花车，抬头又见几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来。陈赓怕被人认出，赶快跑进车厢，他帽子拉得低低的坐下，偷偷地朝车窗外面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被那些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其时已经调任国民党江南“剿匪”司令钱大钧。
钱大钧早在黄埔军校就认识陈赓。陈赓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就读时，钱大钧曾教过他们的兵器课。陈赓毕业后以其取得优异成绩留校连续担任第２、３、４期的副队长、队长，是军校有名的左派活跃人物。他和蒋先云、贺衷寒３个湖南人，一起被人们称做“黄埔三杰”，颇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钱大钧当然是熟悉他的。
当火车离开南京以后，陈赓本以为可以避开他不被发现。哪知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来到陈赓乘坐的车厢，对他说道：陈先生，长官有请。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给他看到了。但他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那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陈赓心想事已至此，只得去了。陈赓走进花车，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了，叫副官跟上你的。及至陈赓坐下，他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钱大钧哪会相信，望着他又问讯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就想法子应付过去。陈赓还说，中途要下车，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这样闲聊一阵，陈赓便走开了。火车到了一个车站，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的时候，才又迅速登上了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沿拉得低低的坐下。这时他已被钱大钧手下的人盯住，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只见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色说：陈先生没有下车啊，长官请你。陈赓又壮起胆量去了，因钱大钧在黄埔军校教过他们的课，总算有点“师生之谊”，陈赓对钱大钧谈起黄埔往事，晓以大义。由于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留下深刻印象，他若抓捕陈赓，将会是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自找麻烦。所以，钱大钧乐得睁一眼、闭一眼做个人情。而且火车过了徐州，就出了他这个“江南‘剿匪’司令”的防区。因此闲谈一阵，就让陈赓走去。此后钱大钧未再纠缠，使他得以顺利经过徐州，前往天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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