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柴达木
作者：古耜
毫无疑问，几乎任何一位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都不惜以毕生的心血换取笔下艺术形象的永恒。然而，这艺术的永恒却偏偏像一位冷峻无情的法官，从不让自己的尺度，随着作家的主观努力而伸缩游移，相反，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开启时光的淘洗器，将许许多多粗疏平庸之作抛入历史的下水道，甚至使若干名噪一时的所谓“名著”亦显露出苍白。斯时，依然保持着健美之姿与魅惑之力的，才是真正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文学精品。
在我看来，著名作家李若冰创撰并出版于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散文集《柴达木手记》以及由它再现的柴达木风情，恰恰具有这样一种穿越时空，历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而我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并非仅仅因为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系统的、全景式的散文选本，都无法避开《柴达木手记》中的优秀篇章，也不尽是由于新时期以来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作，都拿出了专门章节，评介李若冰和他的《柴达木手记》；这里，更为重要、也更为直接的依据是：对于今天的许多读者来说，只要你不是心存偏见，或者说不是从根本上失去了拥抱生活、生命和大自然的热情，那么，当你有意或无意地走进《柴达木手记》和柴达木风情时，便会感到一种灵魂的净化和情怀的舒展，一种发自心域深处的强烈而持久的冲动，进而清醒地意识到：李若冰描绘出的柴达木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今天，甚至有可能属于未来；已经审美化了的柴达木，正在伴随着岁月的长河，与现代人一同前行。
毋庸讳言，为数不少的问世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由于历史导致的观念性缺憾而留下了若干根本性的败笔，以致在今天已作为过时的遗存而淡出于读者的视界。《柴达木手记》是一本纪实性很强的散文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曾得到那个时代的特别照顾，它何以就能获得这样一种常读常新的审美效果？对于这一问题，我想，视角不同的研究者自会有不尽相同的诠释。譬如：从作品内容切入者可以认为，《柴达木手记》虽然以建国初期大西北工业建设、特别是石油勘探生活为观照对象，但在实际描写中，并没有过多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形，而是把主要笔墨挥洒在了有关劳动、创造和大自然的热情讴歌上，后者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与审美经验中，恰恰具有永恒的意义。而着眼于作品艺术表现者则完全可以指出，《柴达木手记》用强烈真挚的情感去浸泡质朴本色的语言，以赞美历史上确曾有过的普通劳动者虔诚忘我的工作精神，这无形中排除了叙述的矫情和艺术的杂质，从而暗暗拍合着现代人与日俱增的返朴归真的文化心理。应当承认，以上可能出现的诠释，都是不无道理的，因而它们均可以聊备一说。不过，此时此刻，面对《柴达木手记》和柴达木风情的不衰之魅，我想得更多的还是现代审美心理学中的格式塔理论。因为我觉得，用它来解读柴达木的生命之谜，庶几能够使我们看到一些更为科学、更为深邃、也更为本质的东西，同时亦获得相对新颖别致的审美启示。
如众所知，在二十世纪心理学对审美经验的融入、分析和研究中，格式塔理论曾经发生过较大的影响。这种理论用“异质同构”说来阐释人类审美经验的形式。它认为：包括各种艺术样式在内的一切外部事物，从本质上讲都是力的作用模式，因而也都具有力的结构。而“这种结构之所以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不仅在于它对那个拥有这种结构的客观事物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在于它对于一般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均有意义。像上升和下降、统治和服从、软弱和坚强、和谐与混乱、前进与退让等（力）的基调，实际上乃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存在形式。”（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这也就是说，在人类与自然、艺术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之间，明显存在着某种相对应、相统一的形式、结构、秩序和规律。而这些原本具有对应性和统一性的要素，在各自的运行中一旦趋于同步，即实现了“物”、“我”之间的“异质同构”，那么，具体到艺术创造者和鉴赏者来说，就有可能进入“物”因“我”在，思与境谐的艺术境界，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与审美体验。所谓“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所谓“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动许多愁”，庶几可作如是观。如果说“异质同构”的说法因为经过了创作与审美实践的检验，是能够成立的，那么，它便很可以成为柴达木魅力不衰的别一种注解。
如前所述，《柴达木手记》描绘了建国初期大西北石油地质等野外工作者的劳动与生活。它所负载的人物和场景，是林林总总，多姿多彩的。其中既有宝刀未老的老将军、老干部，又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既有湖光山色，又有油矿风景；既有旅途剪影，又有现场见闻……而所有这些又都始终贯穿着、体现着一种由作家主体情怀和形象客观意蕴交织而成的最基本的主题话语与精神向度，这就是：奔向山野、奔向荒原，让生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相处，同时又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进行自由的劳动与创造。亦如作家自己所言：
“山、湖、草原、茫茫的沙漠，辽阔的大戈壁和汹涌澎湃的海洋，都是我向往的所在。”（《山·湖·草原》后记）“我喜欢大自然，喜欢和大自然搏击的人，时常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旅途集·序》）显而易见，如此这般的精神主题并非仅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作家和人民，事实上，它是人类面对生命摇篮的永恒性冲动和普遍性情结，是人寻求诗意生存最基本的心理和行为范式。特别是对于很讲究生存质量的现代人来说，越包越紧的技术文明和越背越重的心理负荷，使他们平添了回归原初、亲和自然的强烈性与紧迫感，于是，生命还乡成了一种时代流向。分析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断言：正是因为一部《柴达木手记》写出了一种人类共有的、永恒的、且迄今尤烈的生命向度，所以，它能够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不同的阅读主体产生审美心理的“异质同构”，进而理所当然地被接受、激赏和再传播。
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人类保持着对大自然的向往感，那么，“柴达木”的魅力便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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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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