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社会性与写作的个性化
作者：王铁仙
近年来，文学批评界不少人士纷纷转向“文化研究”，是明显的事实。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能更有效地对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变化作出反应，尽到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失望于文学的现状，感到在自己熟悉的文学领域里，看不到多少现实的社会和文化内容，难以在文学批评里寄托自己社会批判的热情。
文化研究是不是进行现实的社会批评的有效途径，暂且不论；时下相当多的文学作品缺乏社会性内容，使文学批评也无力介入社会公众关切的问题，却确实是很多人共有的感觉。这原因，我以为与多年来存在一种颇为明显的“个人化”写作倾向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即有一些年轻的富有才情的作家，有意识地将自己狭小圈子里的生活感受和经验以至个人的经历，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他们“用心体验最本能的冲动”，故意忽略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个人的制约和影响，作品里满是本能的欲望和男女间的纠葛。有的还竭力抽空人物身上的、现实的社会文化因素，从一些“时尚”的概念（如孤独、恶中有善之类）出发演绎故事，捏造人物，制造出虚假的“个性”，从个人化走向了抽象化。在这些作品里，读者难以感知一般人尤其是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境遇、人生感受和对社会具体事物的情感评价，现实的社会文化内容确实是很淡薄的。
这种个人化的写作倾向，我以为是两极对立的思维习惯造成的。过去我们曾在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下，认为文学形象直接揭示普遍的政治经济范畴和阶级心理，是现实的直观的反映和政治观念的宣传，而讳言文学的人学的和审美的本质，否定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及其自由表现是文学的生命，结果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发展甚至取消了文学本身。这段历史使人们痛切感受到这种文学观念的谬误。但是，两极对立的思维习惯，加上情绪化的逆反心理，使一部分作家，把个性的自由表现这个本来符合创作规律的出发点推向极端，把“个性”简单地理解为单个的“个人”、绝对的精神个体，把个性与社会性对立起来，把个性表现与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对立起来，好像愈是远离社会现实，愈是排除个性中的公共的社会、文化因素，就愈能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就愈是“纯文学”，愈有文学价值。这当然造成了文学社会性的贫乏，而现在对社会批评的重视，使这个问题凸现了出来。
实际上，真正的个性化写作是不会造成社会内容的贫乏的。因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的个性，除了生物性遗传的因素外，主要是在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形成的，个性里一定会蕴含现实的社会、文化内容，作为社会成员的作家也不例外。优秀的作家，大多置身多种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之中，或较深地卷入过复杂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比常人更敏于感受、体验和“感性”地分析它们，因而他们的个性，融入了更丰富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他们又总是不加涂饰、穿凿，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思。这样，他们的作品就既能表现出真实的独特的个性，又一定会从中折射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映照出深层的社会心理，投射出生动的社会面影，甚至显示出一个时代的动向。如果他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还会因为相关的具体的环境（事件、细节等）描写，而在某些方面比较直接地展现出社会的实际状况，再现出如英国文化研究代表性人物所说的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制度的结构和社会成员的交流方式在内的“整体的生活方式”。
“新时期”初期直到八十年代前半期，作家们还没有走向极端之时，曾有不少这样的个性化写作，既表现出作家真实个性，又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以致被推到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沿，深度参与了当时的“文化批评”。九十年代后，我们如果放宽眼界，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个性化写作，如“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反腐”题材中的一些作品。就是在当下，同样有不少富有社会、文化内涵的个性化的佳作。如毕飞宇的一些小说，就是相当典型的例证。他进行“执拗的个性探求”，然而同时认为：“文学当然是个人的，”但并非是“私密的”，应当“把‘个人’放到更阔大的背景里去”，而不能“有意地避让”，因为“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人的‘关系’，才是前提、根本”。因此他常常选择自己“有切肤的认识”的“文革”为他的小说的背景，并悉心分析“文革”直到今天的我们社会的“基础心态”、“文化面貌”。在上述种种作品里，我们可以透过作者创造出来的人物的心灵及其环境，看到现时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内在体制、意识形态和基层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意愿，其中有的还显然触及了一些重大的社会、文化问题。
决意进行文化研究的人文学者，只要他们充分注意到文学的个性化的写作原则和审美的特征，完全可以把这类个性化写作下的文学作品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之一。这种文学的文化研究自然不能代替一般的文化研究，但是他们将会由此发现其它文化形态的文本所没有的深层的社会、文化现实，大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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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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