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破夜幕的陨星
王晨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和母亲（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双双被错划成右派。从那一年起，不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连遇罗克的操行也由过去年年的“优”突然变成了“中”。仿佛从金色的塔尖上跌落下来，小罗克开始尝到人世间的辛酸。
15岁的遇罗克是多么留恋过去无忧无虑的日子，多么想念小学校里那总是笑眯眯地勉励他天天向上的班主任王老师啊！
他想起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在灿烂的阳光下，在鲜红的队旗前，参加入队仪式的情景。当王老师走到第一排排头，把鲜艳的红领巾授给他的时候，小罗克的心简直要蹦出胸膛！向着火红的队旗，他举臂敬礼，一个庄严的念头在心里回荡：“敬爱的党啊，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时刻准备着！”
在老师教育和社会影响下，小罗克努力提高觉悟，刻苦读书，决心做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王老师特别欣赏他那初露才华的作文，他的不少作文成了供大家学习的范文。同学们见他瘦小的个子，小大人的神气，和那副小近视眼镜，都亲热地管他叫“小学究”，遇到问题常来问他。没有歧视，没有隔膜，师生们相处得多好啊！孩子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学好本领，快快长大，好去参加祖国的建设。
那么，是遇罗克后来不够努力了？不是，他一上中学就写了入团申请书，还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每天不看完五十页课外书，我决不睡觉！”妹妹罗锦天真地问：“要是你困了呢？”罗克回答：“古人能头悬梁，锥刺股，卓娅能用冷水浇头，我为什么不行呢？困了，就同自己的瞌睡虫作斗争！”
是遇罗克背上家庭包袱，自暴自弃了？也不是。反右中，罗克和妹妹有一天开抽屉时，发现了妈妈写的“检查材料”。被高压“压”出来的“交代”尽是夸大不实之词。罗克读毕愣了好一会，半天才缓缓而又坚定地说：“不管爸爸妈妈怎样，咱们应该抱定一个信念——照革命导师的话去做，真理永远是真理。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他学习劲头不减，入团决心不变。但是，接连发生的变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使他难以理解。
给课外文学小组讲学的两位老教师，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反右开始不久，他们就销声匿迹了。过了些日子，叫同学揭发这两位老师的问题。罗克在会上一直沉默着没说话，从脸上可以看出他内心很痛苦。散会后，他对同学小王说：“徐先生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稳重大方，像个共青团员，一句笑话怎么能叫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呢？大家听讲时全笑了，如果说有问题，我们每人都有份！”
尔后，大炼钢铁的浪潮把学生们席卷进去。校园里建起十几座小高炉，鼓风机日夜轰响。罗克最初觉得挺有意思，他和同学一起终日奔走于炼钢炉前。当他也像别人一样兴致勃勃地从炉子里钩出一块蜂窝状的铁块时，他有点疑惑了：“这就是钢吗？”细细端详一会儿，他说：“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这还是碎铁，只不过是把它烧结了。”一句大实话，当即招来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
遇罗克心里就是不服。后来这些“蜂窝钢”一直堆在校园里，日晒雨淋使它生了锈，“蜂窝”里居然长出了野草。遇罗克旧话重提：“是钢为什么不拉走？”结果，他又一次因“否定大炼钢铁伟大成果”而受到了批判。
那一年，组织学生下乡劳动。有个生产队长介绍说，他们这里计划亩产120万斤小麦。罗克同一位要好的同学暗地算了一笔账，他说，要是按一麻袋装200斤计算，120万斤得装6000袋，得在一亩地里码六层，这怎么可能呢？后来领导号召谈下乡以来的想法，罗克他们俩就天真地把憋在心里的想法谈了出来，不料又受到了“辩论”。事后罗克瞪着充满疑问的眼睛问那位同学：“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同学说：“我怎么知道，认倒霉呗！”
遇罗克对非要学生参加的空话连篇的“辩论”，十分反感，他从这个时期开始钻研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他对同学说：“这样不去读书，坐而论道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对将他作为“白专”的典型告诫大家很想不通，一次对一位好友委屈地说：“怎么才叫红呢？我每天只在家睡觉，平时不在学校就在图书馆学习马列著作，这叫不叫红呢？”“红，就是要在运动中站在前列。”那位同学“开导”他。罗克固执地说：“如果我想不通，或者这个运动方向不正确，那我一辈子也红不了。”那同学又说：“也许等我们长大了，就不搞运动了。”他叹了口气，说：“但愿能少一些对我们党和人民没有什么益处的运动。”
尤其使遇罗克恼火的是，几乎每一次的打击，都要同他的家庭联系起来。这时，有的老师看见出身好的同学就笑脸相仰，看到出身不好的同学却冷眼相看，很使遇罗克愤懑不平。“我以为，人们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社会而不是家庭。”1959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罗克同一位同学谈及这个问题，从北池子一路谈心一直走到北海公园。他感慨地说：“马克思、毛主席。鲁迅，家庭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可他们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如果说他们主要生活在旧时代，受到的家庭影响尚且如此之小，到了新社会为什么要把家庭看得这么重呢？”后来，他们还谈到什么是政治觉悟，罗克说：“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首先是要觉悟到自己阶级的使命和对重大政治是非问题有比较正确的判断，随风倒决不是觉悟高的表现。”同学问：“你这种看法谁承认呢？”罗克认真地说：“这不在乎人们承认不承认，唯心主义者不承认物质，物质依然存在。”
遇罗克没有被命运的一次次打击击倒，他照样发愤努力，从思想上、学习上提高自己。高考临近了，遇罗克清醒地估计到这一关的考验，尽管他知道自己的文理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他还是报了地质专业。他想，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考试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而且要是这个志愿得以实现，将来他可以走遍祖国山川，一边寻找宝藏，一边了解社会，挥笔写作，也会对人民做出贡献。有人劝他：“听说地质队员的生活可艰苦了。”遇罗克特意抄下了一段加里宁的话与之共勉：“凡是创造自己幸福的人，应该作全体工人与农民的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当他成为一切人幸福的匠人时，他就会成为自己自身幸福的匠人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坚持天天跑步，练哑铃。在他经过的地方，常常响起欢快的歌声，那是他最爱唱的《地质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忘记了饥饿与寒冷，
背起我们的行装，踏遍了层层的山峰……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
“有一颗赤子之心”
自从父母被划成右派，弟弟妹妹们发现，罗克哥哥一下子真成了大人。他常常用一只手支着头，长久地趴在桌子上读书；有时还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父亲劳改去了。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块钱度日，给小罗克的零用钱更少了。喜欢吃小吃的他再不去买一支冰棍，一口零食，也不要一件新衣服，只是用不知多少日子才攒下的一点钱买自己喜爱的书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苏联作家的《金蔷薇》等，就是这时买下的。
住房比过去小多了，一家挤在一间半小屋兼厨房里，出出进进，纷纷攘攘，罗克怎么能看得进书呢？他问母亲：“能不能把装煤的小屋腾出来，让我住和念书用。”“那怎么行？没窗没门，又黑又潮，是住人的地方吗？”“没关系，我去和房管所商量，请他们来修一修安个门。
不久，这间夹在两屋之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果然修好了。门上四块小玻璃和一个小小的后窗，只能把微弱的光线透进屋内，而且还很潮湿。母亲生怕他住出病来，可除了今后常常晾晾被褥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妹妹，快来帮我布置一下。”有了这间房，罗克特别高兴。他们用旧报纸糊了顶棚，又自己钉了个木桌，找来一块旧被里当桌布。他的小书架上，书堆得满满当当。
“墙上一定得挂点什么，”他对妹妹说。“挂风景画吧！”妹妹说。“不，我这有鲁迅的诗笺，徐悲鸿的画《逆风》、《奔马》，你看怎么样？”妹妹拍手叫好。罗克还亲笔写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条幅挂在床头。从这几幅淋漓酣畅的字画和生气勃勃的墨迹，就可以多少了解主人有怎样的心胸和情愫了。
从此，这间小屋的桔黄色的灯光经常从黄昏亮到深夜，遇罗克读了多少凝结着人类思想精华的著作啊！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还有天文、地质、地理、数学，凡是能找到的，他都找来读。革命导师的许多著作，他读了；全套《资治通鉴》，他读了；中外不少文学名著，他读了；甚至《新旧约全书》他也读了。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两门外国语，其中俄语已达到不用字典读懂小说的程度。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刻也不停地吸收着人类创造的精神营养。
在所有领域中，他特别喜爱哲学，反复读过不少中外哲学家的名著，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中国的孔孟直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只有了解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他选定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当他驾着求知的小船，航行在古今哲学的浩瀚海洋时。他发现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引导人类前进；又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经过深思熟虑，他说：“我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正确的。”一找到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就首先勇敢地解剖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不敢把自己哪怕是丑恶的念头暴露出来，那就是不敢承认自己的思想。一个连自己思想都不敢承认的人，是十足的胆小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亮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看哪些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改正，这个世界便会少有许多虚伪和欺骗。”他下定决心：“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唯物辩证观点，立志做个完人。”
越临近高考，罗克的心绪也越紧张。他对自己的功课是知底的，“高考门门不能下叨分！”可他又担心家庭问题会影响高考的录取。
是的，在教育部门存档的成绩单表明，他考得确实很好，然而，考得好就能录取吗？仅仅因为父母“问题”的影响，他的操行成了“一蹶不振”的“中”哟！1960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整整一天，罗克坐在自己的小屋里，不说一句话，不喝一滴水，不吃一口饭。他的担心终于成了可怕的现实。这对一个上进的青年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亲人们过来过去都小心翼翼，生怕发出一点声响。一片愁云笼罩在这个家庭。
遇罗克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打开小灯，铺开稿纸，一只手插进黝黑、蓬乱的头发里，一只手奋笔疾书：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这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的青年的心灵在呼喊；也是对唯成分论的控诉和批判！
那一夜，小屋里的灯光亮得时间更长，微弱的光线把遇罗克的姿影投射在《逆风》与《奔马》这两幅国画上，主人的心情和他喜欢的艺术作品的意境是多么合拍：逆风能练出骏马，逆境能磨炼出巨人！
“妈妈，我考虑过了，咱们家经济条件确实困难，但希望让我再考一次大学，作为社会青年去考，也许就没人从中作梗了。”母亲咬咬牙关答应下来。
罗克为第二次考试继续紧张准备。每天一大早他就出发到北京图书馆去，像上学一样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中午吃一点从家里带来的饭，直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回到家里晚上又继续挑灯苦读。
一位考上大学的同学跑来安慰他，罗克对他说：“我觉得不一定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生活的道路是宽广的。我准备去工厂或去农村，我要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上社会大学去。”分手之际，他为那位同学抄录了青年马克思关于选择职业的那段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青年遇罗克，正是选择了这样一条生活之路。
鉴于家庭经济情况，第一次高考后，罗克边准备功课，边准备参加工作。母亲原本希望他去工厂，但他自己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便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夕，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罗克就兴冲冲地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他磨练自己的心情是那么真诚，对待艰苦的农活是那么热情，使他很快同社员们结下了亲密的友情。许多社员亲切地叫他“伊拉克”，选他当了记工员。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青年伙伴，劳动之余刻苦攻读，认真切磋：从苏格拉底与希庇何斯论“美”，到电井池液面高度与出水口流量的函数关系；从王安石的“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到夏日漱石的“四碗炸虾面，但不得笑”。间或吟诗练字，创作小说诗歌。
“少年幸遇读书风”，这是遇罗克在农村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并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罗克总是“重装上阵”，三伏天穿起老蓝布制服，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他就是在这里，穿着铠甲似的衣服，一晚一晚地在灯下读着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还有《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遇罗克和同伴们为之振奋。这回考大学该有点希望了吧？罗克他们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帮企图窜犯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罗克他们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创口上，更觉疼痛，更感惶惑。
1963年秋后，罗克为了更好地读书，到附近村里租了一间农舍来住。这间小屋狭小而低矮，四壁是黄褐色的泥墙，一铺后山炕占去地下近一半面积，伸手几乎能摸到报纸糊的顶棚。菜园小队的许多青年的家在这村里，时常有人来找他聊聊，或托他在城里办点杂事。但都不多坐，因为壁上贴着一张纸条，严格要求着客人：
谈话请匆超过十分钟。
在另一间小屋住的青年认为这有些使人难堪。罗克说，无论“鸿儒谈笑”，还是“白了往来”，耗费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无暇多顾了。
一个寒冬之夜，窗外飘着雪花。屋里暗弱的灯光下，脸盆里残水结冰，一阵阵寒气袭人。就在这时，罗克披着棉袄走进那位青年的屋里。他举着一本书，连声赞叹：“写得太好了！你也应该看看。”
原来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青年接过书，看到书上有很多罗克写的批语，如“智慧”、“矛盾！”“不通”、‘远见”、“无与伦比的文字”……
就在这样的陋室里，在这样的混暑寒冬的环境中，遇罗克在苦读的同时，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他的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涉猎面既广且深。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雕堡与菜花老人》，1963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更大量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却因作者“家庭问题”而不能发表。
出身！出身！什么时候才能掀掉这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呢？遇罗克提笔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不屈的赤子之心：要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决地走下去。
千顷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1964年初，他因病回城。临走前，他在自己小屋的墙壁上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物去人飞陋室留，斯人知唱不知愁。
“诗言志。”短短两句，足见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境界。
“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遇罗克养病期间，每天仍然去首都图书馆读书。两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所小学代课。虽然由于认真负责，他在这些单位都曾受到表扬，但是，一翻档案，谁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
没有一个固定职业，遇罗克就自己抓紧时间读书和写作。1964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所谓“路线问题”，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转过年的春天，仍在农村的一位好友忽然接到遇罗克一封求助信，请他代答一大串解析几何和微分学习题。好友不明白，怎么罗克突然又对数学感兴趣了？不久他去罗克家才发现，原来他为了读懂康德和黑格尔的原著，正在自学《高等数学讲义》。
1965年11月，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个精心制造的大冤案开始了。乌云压顶的海面上，罗克就像一只渴望战斗已久的海燕，挺身而出了。
多少个日夜学来的马列主义观点，多少次苦读掌握的文史哲知识，多少回写作练就的犀利文笔，此刻从笔端奔涌而出。短短的时间里，一篇16000多字的《论“清”官非“官”》完成了，一篇15000多字的《人们需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草就了，又一篇14000多字的《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问世了，篇篇文章像阵阵排炮直射姚文元一伙的要害。
在《论“清”官非“官”》中，他肯定了“清官身上是有人民性的”，指出“对于清官身上的这些人民性我们要不要继承？姚文元……表示不能继承。谁要继承谁就是要搞垮人民公社，谁就是要为反革命分子申冤，其罪莫大焉！”“清官比贪官更坏。……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啊！”这样的文章却不能见报。《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投到陈伯达把持下的《红旗》杂志，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用嘲笑的口吻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种种谬论。尽管他看到版面编排对他不利，尽管父母亲友都为他担心，他却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他写道：“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在这场几乎完全一边倒的“论战”中，这位23岁的“黄口孺子”就是这样不畏权势，向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发起了反击。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终于开始了，晴朗的天空刹那间被搅得乌云翻滚，地暗天昏。政治生活如此反常，多少人为之惊慌，多少人感到迷惘，遇罗克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以一双锐利的眼睛，刺过铺天而来的夜幕，对发生的一切作了锐敏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
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月的日记中，他就感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在2月6日日记中，他批判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词句颂扬毛泽东同志。他写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5月4日日记中写着：“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崇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在5月23日日记中还写道：“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他称“高炬”（江青化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在5月13日日记中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6月4日日记中对运动中的狂热极为不满，他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已。”这时，他已来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在7月29日日记中写道：“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他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他的日记中记载着：“《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禁演《祝福》）：‘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是要求的‘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
他坚决反对别有用心地煽动一部分青少年的狂热性。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着：“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据说红卫兵砸人家的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人家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他还嘲笑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刮起的那股改名之风。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他对揪斗的所谓黑帮特别同情，并对他们始终不承认黑帮的气节格外赞颂。在8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了揪斗厂里的一个当权派的情形，当时下雨了，群众或有雨具遮雨，或找个地方避雨，只有这个当权派淋着。日记中写道：“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遇罗克对这个当权派过去搞空头政治是很不满的，但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把干群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啊，既制不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在大雨里，岂不枉哉？”8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到斗这个所谓黑帮时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有气节的人。”
尽管遇罗克冒着明显的风险参加了战斗，但他深知未来的考验是更为严峻的。一个深夜，他骑着自行车路过故宫角楼，凝望着哗哗的护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筑，仿佛有一股怒涛般的感情，不断地冲激着他的心胸。在这天的日记中，他问自己：“努力够了吗？吃苦够了吗？挫折够了吗？读书够了吗？修养够了吗？都不够，可以休息吗？能够自满吗？前途还漫长着呢！”
更大的考验到来了。1966年8月28日中午，罗克把妹妹罗锦喊到自己的小屋，指着床上堆着的东西，镇静地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笔记都烧掉。在烧之前，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他又拿起一本蓝皮的“北京日记”，接着说：“这本日记，记的是我今年以来的思想，是我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一段思想，说什么也舍不得烧。你能不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了抄家风就拿回来。”
妹妹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她把哥哥的日记夹在自己的日记中，出外寻觅存放的地方。可是，在当时的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哪有个安全处所啊！快天黑时，她才把东西暂且先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一个地方，不料第二天就被发现了。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日记，被当作“变天账”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几天之后，深夜一点。当啷一声，家门被推开，遇罗克身穿一件米黄色风衣站在门前。深蓝色的夜空把他的脸庞反衬得更加苍白。严峻，锐利的目光直刺前来抄家的人群。他目光炯炯，神色从容，有如一尊凛然不可亵读的雕像。
“你先给我跪下！”有人朝罗克的后脖梗狠狠一击。
“你打人？”罗克猛然转过头来，冒火的眼睛逼视着对方，竟使那家伙一下缩回了手。
“你是什么出身？知道不知道？”又一个人跳了出来。此时他们的声调压低了。
罗克却高声说道：“党和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却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请问，你们是怎样看待出身问题的？”
几个家伙被问得理屈词穷。正在这时，遇罗克厂里来人把他带走了，因为他竟敢反对大名鼎鼎的“左派”姚文元。
“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
1966年9月×日
今日释放回家。小屋浩劫一空，破破杂杂，收拾干净，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75页，并记了笔记。
壁上鲁迅的笔墨不禁使我扪心自问：
难道，人们就此屈服了吗？
回答是：不。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就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这是遇罗克从工厂“学习班”回来写的第一篇日记。就在这天晚上，他开始撰写《出身论》。过去长期存在的唯成分论的左的倾向，现在已经发展到赤裸裸的封建血统论了，批判它，澄清它，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小屋里静寂无声，一股沉闷的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从小小后窗望出去，只见月落星稀，茫茫一片，长夜难消，曙色尚迟。罗克立起身，走了几个来回，一首慷慨悲壮的《夜半散步寄怀》脱口而出：
人生时刻夸豪杰，此心愿与廖廓同。
海恩同兮涛裂岸，人须达兮闷填胸。
有限聊当充无限，多情应是最钟情。
风雪一扫环宇赤，火热需销两极冰。
十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怅惘、不平、愤慨、觉醒，此刻像地下运行的岩浆，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决心向残害青年的反动的封建血统论宣战！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他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指出“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他剖析了流毒极广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指出：“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他在论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
当笔锋转向“重在表现问题”时，罗克首先论证了出身与成分完全不是一回事，驳斥了“唯出身论”，指出“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痛斥血统论的卫道士：“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最后发出呼号：“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这不是一篇墨写的文章，而是一位勇敢捍卫真理的战士用泪用血用生命写成的战斗宣言。
10月深秋的北京街头。被一片“打倒”声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忽然在许多公共场所读到一份油印的《出身论》，仿佛漫天阴霾中透出一片阳光，多少人在阅读，在抄录，在沉思，在议论。
原来，《出身论》完稿后，他先寄给党中央，没有回音，继而准备发表。但是当时的小报不肯刊登这篇文章，怎么办呢？这时，一个在广州串连的弟弟来信告诉罗克一种最简便的用刮板油印的方法，他立即从每月16元学徒工的工资里拿钱买来纸张，借来钢板，和妹妹弟弟一起油印了几百份。
“哥哥，你为什么要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个名义呢？”罗锦问。
“因为我不喜欢战斗队一类浮而不实的名称，我希望这个名称能使每个家庭都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出身论》引起的反响，甚至出乎遇罗克的意料。深为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第三期三万份小报，一抢而空。很快重印六万份，又立即售尽。
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又一鼓作气写了十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等小报上。他在文章中说，反动对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特别点出了血统论的封建根基。他还推荐刊登了一篇几位初中学生支持《出身论》的文章，因为文章分析了封建社会里世袭制度、科举、宗教等与血统论的关系，他认为写得很有道理。刊登这些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为此声名大振，《出身论》在许多地方不胫而走。
难以数计的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开始，邮递员每天送来一大堆来信，不久，邮递员“拒绝”送了，因为，实在多得他拿不动，编辑部便每天派人用麻袋去装。来信中恳切的支持，愤怒的控诉，热情的希望，无时不在激动着罗克的心。来信人不仅有所谓“黑七类”子女，也有“红五类”的后代。贵阳一位青年在来信中说，他在街上读到《出身论》，触文伤情，痛哭失声，无法读下去，跑回家呆一会再来读，又哭得读不下去。几次读，几次哭，才把全文读完。遇罗克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来信不仅使他了解到人们对《出身论》的反应，还给他提供了许多血统论猖獗的情况，就与同伴一起记下了一些来信人的地址，还同一些人进行通信联系。谁能料到，到后来这也成了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证据”。
当然，《出身论》也招来了强烈的反对和咒骂。报纸被撕碎，被抢走，卖报的和读报的被围攻，被殴打，是常有的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来表态，公然说《出身论》是反动的。面对来自权力顶峰人物的强大压力，年轻的罗遇克始终坚强不屈。四五月间，他五次上书毛主席，明确表示：戚本禹“在414的会上说我《一个最普通的学徒工》写的《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我不同意。”他诚恳地汇报了《出身论》的主要论点，驳斥了对方的诬陷，光明磊落地申明“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就是自己，表示还希望向中央系统汇报写这篇文章的大量依据和情况、但是，五封书信，均无下文。罗克忧思万千，他在5月8日给弟弟罗文的信中说：“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一次，一群人把他整整围攻了一下午，名为“辩论”，其实是又推又打。正当家人着急时，罗克斗志昂扬地回来了，他对家人说：“有了今天的锻炼，我以后不会叛变了。”
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不久，他上街去，发现有人老跟着他。
对于未来的危险，遇罗克早有准备。他在给广东一同志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尽管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
这时，中学红代会压《中学文革报》发表声明承认《出身论》是反动的，遇罗克和绝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报纸只好被迫停刊。也有好心的朋友劝遇罗克低头认个错，罗克坚决地回答：“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念……我的小市民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而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样危险的暴风雨的岁月里，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勇敢的声音！”
处境虽然险恶，罗克泰然自若，又研究起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来了。1967年下半年，他撰写了一篇《工资论》。他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的贡献发给。他还曾以自己的工厂为例，这样对同伴说：“工厂想要一部新设备，先要由技术员向厂领导提出，工厂再向市里申请，市一级再转部一级，一个部再通过几个部，转来转去，一部设备批下来就需要几年，机器到手也算不得先进了。这种计划经济，很有必要改善。”一个青年在当时就能看出这些问题，他的思想是多么锐敏啊！
尽管遇罗克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某些社会弊病，但他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是从不动摇的。他对《中学文革报》的女同学小陶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面毕竟是多的。”他在一份材料中还写道：“我是准备将自己的一生全部投入到最后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的，这个志向我是很坚定的。”“我热爱党，是因为她解放了千百万被压迫的人民……我向往党所领导的战争年代。”
1968年的第一天，罗克像往常一样，作了“1967年的总结”，写了“1968年的读书计划（104册）”。在长达7000字的“总结”中，他写道，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地抗议、强烈地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他回顾了《出身论》以及前后写成的十几万字文章，自豪地写道：“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他深知与封建主义做斗争的艰巨性，他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最后，他深情地写道：“这就是战斗。任何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一天深夜，几个年轻伙伴正聚集在罗克的小屋里，罗克进来了。那天他谈话的兴致很高，当谈到一些青年思想混乱，有的甚至想出国时，罗克讲了几句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多少年后，同伴们一想起罗克，耳边就响起了他那正气凛然、斩钉截铁的声音：“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什么时候你们听说我自杀了，那准是谣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我永远说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未必清明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就在写完总结的第四天，遇罗克被捕了。捕前他曾请一位好友给自己用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个条幅。条幅还未写来，他就上了囚车。他把革命先烈的诗句铭刻在心底，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斗争。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当晚7时45分至11时35分，进行了第一次“预审”。遇罗克一开始就申明“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他说，“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的日记是表达我对党的热爱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
“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然而，近4个小时的审讯，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在频繁进行的几十次审讯中，遇罗克大义凛然，唇枪舌剑，同封建法西斯专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遇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遇罗克说：“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预审庭又问：“你为什么攻击江青同志？”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预审员气得大骂：“混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恶毒攻击”罪，遇罗克绝不接受。他多次在法庭上、自述里，倾吐了对党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他在材料中写道：“我过去认为，59年到63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他还在法庭上说过：“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这些当时被看做“恶毒攻击”的话，其实不是现在人们公认的真理吗？
身陷缧绁之中，遇罗克还是非常渴望读书。他给家里写了一张纸条，开列了十几本马列著作和鲁迅著作，还要一本俄文本《毛主席语录》。哪知狱中除了《毛选》，别的什么也不准看，更不用说读外文了。
“咱们聊天吧！”遇罗克向也是受迫害的几位难友提议。他同在水泥厂工作的青工聊水泥生产过程，同在美术学院学美术史的学生聊美术，无形中又学到许多知识。狱中学习时，罗克有机会就给大家讲毛主席诗词里的典故，有时还引申到唐诗宋词、平反规则等等。他讲时的神态，哪里像个囚徒，俨然是个“教授”。他还给大家讲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可惜大多数人认为太抽象，难听懂。
“你能听懂吗？”罗克问学美术的大学生。
“能。”
“你对哲学有兴趣吗？”
“不大感兴趣。”
“不行。学哲学不单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思维进行锻炼的过程。学哲学能使你对周围事物的看法有所提高。”
后来，他们两个又一起搜集古典诗词，从《诗经》直到清代，能记起来的都抄在撕成条条的用来写检查的纸上。两个多月功夫，积累了不少诗词。不料，在一次查号中被没收了。
由于违犯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这是很紧的铐罚，吃饭时打开，血液开始循环，毛细血管又胀又痒，疼痛钻心。饭后刚好受了一点，铐又被立即扣上，更加难受。不可名状的痛苦，折磨着这个纤弱的书生。背已经微微驼了，顶渐渐秃了，脸色更白、更黄，看不到一丝血色。但是，“丹砂粉碎丹仍在，铁链锻成铁愈铮。”在他躯体内为真理而斗争的烈火还在熊熊燃烧。
虽然“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的法庭还是决心以“思想反动透顶”、“大造**革命舆论”等罪名置遇罗克于死地。在第44次审讯中，当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他听到话音里的杀机，起初有点愕然，难道凭这点材料就定死罪吗？继而他镇定下来，冷冷地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在之后的又一次审讯中，罗克再次强烈地抗议：“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
谁能听进他的话呢？在又一次审讯中，审讯人员恐吓道：“遇罗克，你顽固透顶！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两分钟考虑后果！”
审讯人员和记录员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遇罗克一个人。两分钟后，忽拉拉涌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遇罗克，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我的牙膏用完了，请让我家给我送一袋牙膏来。”
在真理即死亡面前，遇罗克像我们民族的无数英雄一样，昂起了高贵的头。
“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那位学美术的大学生问他。
“值得……你对家庭问题没有体会，而我两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
“我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会影响这么大，全国各地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我读着流泪。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一死。”
但是，世界上哪有一个无辜的人愿意含冤死去呢？遇罗克向法庭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在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情况下，遇罗克被判处死刑。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遇罗克没有恐惧，没有悲伤，有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凛凛正气，有的是不怕死不变节的耿耿丹心。生死早已被他置之度外，惟一遗憾的是还有许多书未读，还有许多文章未写，还有许多事情未做，那只有留给朋友、弟妹，留给后来的青年同伴去完成了。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在狱中的诗篇吧！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真实写照，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临终遗言。
纪行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
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
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
多少英雄逐近波。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一阵疯狂的口号声中，在一片高高举起的“红海洋”里，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认识遇罗克的同志亲眼看到，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的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当警察来押他时，他拼命挣扎，不肯把带着脚镣的双腿向前迈出一步。为了坚持真理，渺视专制，遇罗克就是这样威武不屈，壮烈献身。
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陨落了。那一年，他才27岁。家人去领他的遗物，看到他有一副眼镜，一支钢笔和一件从未穿过的新背心，直到死他也没舍得穿这件背心。
十年之后，我们到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探访遇罗克的遗迹。他的一家人已经迁走了，他的小屋也已改建他用。真正是“物去人飞”，一切都似乎不存在了。但是，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思想又怎么能够消灭得了呢？看今日，他生前痛恶的现代迷信，他坚决反对的封建血统论，正在受到日益深入的彻底的批判；他的那些经济主张，正在化为现实；他所热望的社会主义民主，正在大力发扬，他用自己的鲜血在人们心头播下的火种，终于映红了祖国的长空和大地。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历史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遇罗克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不是英雄的遇罗克，而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位捍卫真理的勇士，通过历史的凯旋门，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他的短短一生迸射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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