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英雄案的始末
王中才
世间许多物事很难命题，本文所涉即是，故暂以此题抛砖引玉。读后
能赐佳题者，当予重谢。
——作者
一张底版
他几乎赤裸裸地仰面躺着，身下是狭窄而黏滑的长堤，湿漉漉的草袋子和冒着水泡的泥浆，浸泡着他。都是赭褐色，分不出哪是漫长的堤坝，哪是他瘦高的躯体。唯有被洪水冲去泥污的苍白的脸，和刚刚停洒雨泪的同样苍白的天空，衬托出那瘫软的人体和同样瘫软的长堤。他浑身冰凉，筛糠般地痉挛，紧闭着双眼，失去血色的嘴唇不住地翕动，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
“小崔，你怎么啦？怎么啦……”指导员汪景波失声痛喊，焦急地抚摸他黝黑的短发，似乎那丛总是矗向高空的短发里藏着答案。
“崔东春，你感觉怎样？啊……”班长刘兴海声音嘶哑，动手探捏他的肌肉，企图使他恢复知觉。
“副班长，你说话呀，说呀！”老战士张春和托着他沉重的头颅，战友们七言人语地呼唤他，仍听不见他的回声。
他似乎没有听见战友们的呼唤，耳畔只回荡着嗡嗡的洪水的呜咽，冲击着耳鼓，要将他头颅冲炸。他觉得耳膜那么单薄，就像身下狭窄的堤坝，经不住洪水的日夜冲涮。他预感到头颅和堤坝即将断裂，变成一堆任洪水宰割的泥沙。他不知自己是否还存在，也不知存在于什么地方。他朦胧记得，他们登上列车，继而步行，追赶着洪水直到这里，好像已经过去三天两夜，或者三夜两天。打桩，再打桩，没完没了地打桩；扛沙袋，再扛沙袋，没完没了地扛沙袋。但洪水仍以无比凶恶无比阴险无比轻批无比淫邪的浑浊的眼睛斜睨着他们和他们的长堤。那边，一百米，或者二百米，就是全国上下牵肠挂肚的辽河化肥厂，年利润一亿几千万元的辽河化肥厂。一旦洪水骑过堤坝，失掉的就不仅仅是一亿几千万元，也不是比一亿几千万元高几倍的那雄伟的高塔那高大的厂房那美丽窗户里奶色灯光、秋菊般的笑容和多彩的梦，失掉的首先是这条疲惫不堪遍体鳞伤艰苦卓绝的长堤。人们将会用怎样的眼光品评这条被洪水奸污蹂躏过的长堤呢？怜悯的？嘲笑的？原谅的？欣赏的？无论哪一种眼光，他和他们都不能忍受。即使那眼光是无表情的，既不表示什么，也不不表示什么，单单是眼光，他和他们就难以忍受。四面都是水，已经无处取土加高加固堤坝。他们只得从水里捞泥，装进草袋，跑过两条原木架成的斜桥，扛上长堤。泥从草袋里漏出来，顺后背淌遍全身，将他们涂成和泥同样的色彩，草袋子就像架在他们肩上的硕大粗糙沉重的头颅。他不记得自己扛了多少时间，只记得在三天两夜或两天三夜间只睡过5个小时或6个小时的囫囵觉。他曾多次晕倒在泥水里，多次被声嘶力竭的鼓动号子和浇在脸上的冷雨激醒。再爬起来，站起来，再去扛草袋子，没完没了地扛。他和他们将草袋子也将他们自己叠在堤坝上。今天，他扛过多少呢？他记不清，也不曾记。他只记得和膀大腰圆的大力士李铁柱嫖着扛，总扛不过他。他终于又倒了，是倒在水里的。是谁救他上来？他不知道。他多想多睡一会儿，哪怕将他当成装满泥沙的草袋子永远堵在堤坝的缺口里！可那个李铁柱，那个力大无比的李铁柱，肯定远远超过他了。他要站起来，再去扛草袋子，没完没了地扛草袋子，直到夜间的第四次洪峰永远不能将肮脏的双腿跨过坝身。
“小崔，你醒醒！”
他听出是指导员在叫他，睁开眼，挺挺身，想站起来，但未能如愿。瞬间，他觉出他的大部分肢体不存在了，似乎丢在很远的地方了，似乎埋进堤坝的烂泥里了，似乎……
“我没有腰了，我没有腿了，我没有……”他颤声呼救，俊俏的脸愈加苍白。
连长轻轻踢他的腿，问他有否感觉，他痛苦地摇摇头；班长刘兴海挠他的脚心，问他有否感觉，他还是摇摇头。
教导员从远处气冲冲地跑过来。他曾三令五申，在人民的生命财产面临威胁的严重关头，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野泳玩耍。他肯定地认为，这个躺在堤坝上的战士是因野泳栽到水里的。这哪里了得呀！
“栽吧，栽吧，再栽几个就好了！”他怒吼着，“给他处分！处分！”
他的声音过分洪亮，围观的战士一丝不漏地听在耳里。
“他是不是怕累，不想扛草袋子了？”有个战士随即嘟囔着。
指导员抬起头，惊愕地望着自己的上级怒火烧红的脸，感到很委屈。
“他太累了，被草袋子砸进水里的……”指导员暗哑地解释一句，他已无力说话。
教导员没再训斥，转身让营部卫生所所长赵景富给这个爬不起来的战士仔细检查伤情，打了针。但这个战士仍爬不起来。
“我没有腰了，没了腿了……”
赵医生终于想到一个可怕的字眼：高位截瘫！
教导员立即命令将这个叫崔东春的战士抬上橡皮舟，亲自和赵医生护送去医院。当黑色的小舟远离满目疮痍的堤坝消失在浑浊的洪水和阴霾的天空之间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刚逝去的一幕会留下什么样的底版……
此时正值1985年8月29日下午3时至4时左右，苍穹饱涨着水气，正酝酿着一场新的暴风雨。指战员们都忧心忡忡，担心满目疮痍的堤岸能不能抵挡住新的更大的洪峰冲击。
1
时隔八个月，即1986年4月16日夜晚，在朝阳火车站，昏黄的路灯下闪出一个行色匆匆的神秘人物。他个头不矮，瘦削，脸上长着不少红疙瘩，所谓“青春美丽豆”吧，说明他正在青春发育期；眼睛不大，总爱不停地眨巴，又显得他城府很深。总之，这个人物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幼稚和成熟的混合体，就像挂在半空的一颗半青半红的果子。他慌张地四外扫视着，直到跳上由丹东开往北京的列车，才松了一口气。他感到此行的把握很大。前些天，他读到报纸上一条新闻，说一位副营长反映上级的不正之风，不但没受打击，而且得到奖励。这预示着他的一种好兆头。他稍感窝囊的是，写这份上告材料没时间，不得不撒谎说肚子疼，泡了四天病号。排长命令他去操课，他悔不该指着排长的鼻子尖骂：“你驴养的有招使去，我就是不去！”虽然事情总算平息了，但不得不去向排长道歉。谁叫他是官咱是兵呢，官大一级压死人。还有一件事也太窝囊，这次能去北京上告，是利用连里给的探亲假时间，只有50元路费，不得不外借70元。共120元，将来谁给报销？但如果告赢了呢，那一切的一切也都解决了。一定能告赢！一定要告赢！
列车到达北京，他顾不得测览这座向往已久的美丽的古城，马不停蹄地赶到总政治部，却正值星期天不办公。他又跑到解放军报社。接待人员让他将上告信留下，当即，他花上两个多小时，重新抄写一份。翌日，他再去总政治部，接待他的是一位女军官，那和蔼的笑容和认真的态度令人鼓舞，他详细激动地解释了上告信的每个细节，并且感到眼圈一阵阵发热。幸亏他有着异乎寻常的控制力，不然那两窝化学成份复杂的泪水就会夺眶而出。告别总政治部的大门，他立即感到仲春的北京景色格外绚丽格外温馨格外明媚格外富有人情味，紫禁城外河畔带刺的金色蔷薇，似乎也散发着撩人情怀的幽香。
那位女军官送走这位踌躇满志的战士之后，再次研究这份突如其来的上告信时，愈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她一丝不苟地琢磨着上告信的所有词句：
我是沈阳军区×集团军×师×团×营三连一名1983年入伍的普通战士，共青团员，名叫孙中志。今日给首长写信，是要向首长反映我连战士崔东春所谓英雄事迹的真实情况。
崔东春原是我连七班的一名战士，1985年从吉林省九台县入伍。关于他的所谓英雄事迹，我想首长一定是知道的了，这里就不必赘述了。我要向首长说的是：崔东春的英雄事迹材料纯属是杜撰和谎报，是根本没有的事。撰写材料的人或组织完全是在欺骗人民，欺骗社会，欺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崔东春制（致）残的真正原因完全是由他自己的不慎所造成的。事实如下：
我团是1985年8月26日奔赴辽宁省盘锦市抗洪救灾的。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加高盘锦化肥厂（应为辽河化肥厂——笔者注）西边的堤坝，以便保住这个重点单位。崔东春一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四日下午3点多钟。那天任务完成了，同志们都显得很愉快，很兴奋。当同志们看到自己身上都粘满了泥土时，就都“通通通”地跳进了齐腰深的水里洗身或是游泳（即是身上没有泥土的战士也都下了水，要在水里玩一会儿，这已成了习惯，前两天也都是这样的）。崔东春这时也要下水，但他没有往里跳，而是站在堤坝上，做出往水里扎猛子的姿态。他的这一举动很显眼，有很多同志都瞅着他，连长、指导员也都瞅见了。崔东春见大伙都在看着他，就更有了几分呈（逞）能的姿色。他向上伸了伸胳膊，又向两侧样了两下，踢踢脚，蹬蹬腿，做了一些无所谓的活动动作，显得轻松活泼，胸有成竹。然后，他身体微微向上一跃，来一个用劲的直猛子一头扎到了水里……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扎到水里以后，大家不见崔东春出来，过了一会儿，只见他的身子似乎是被浮到了水面上。同志们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连里一名1982年入伍的老同志张春和紧忙跳进水里把崔东春抱到了堤坝上，同志们纷纷围了过来，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也全都到了现场，大伙作一句我一句地问崔东春是怎么回事，他当时说是他没有腰了。连长王立（力）生听到此话后不太用劲地踢了他一脚，教导员张俊新（欣）当场大声说道：“就是没有利够，再扎两个就好了！回去给他处分！”尔后叫来了营部医生给崔东春看了看，扎了两针，但无用。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危险二字，就用一只橡皮船把崔东春送到了岸上，拦了一辆汽车送往盘锦市医院。市医院说是伤势严重，盘锦治不了，于是又转到了锦州……
首长同志，崔东春制（致）残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至于他扎到水里后是怎样的情景，谁也看不到。不过大家分析，肯定是那儿的地面较高，崔东春的头部扎到了地上，才造成如此痛苦的后果。材料中所讲的什么崔东春是七班副班长，什么火线入党，扛了304个草袋子，什么疲劳过度，等等，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那些都是后来连里、营里给加上的。
首长同志，我是一名在（再）普通不过的战士了，要向上级反映这件事情困难是很大的。特别是崔东春被沈阳军区授予了“抗洪救灾硬骨头战士”的荣誉称号之后，连队被军委命名为“抗洪救灾先锋连”的荣誉称号之后，崔东春的事迹在全国传开之后，我就更感到力不心了。
我曾和连里的个别同志谈过这事，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但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做，说是没有用的。是告不赢的，都不敢给我当证明人，怕影响他们的各种利益。他们说这件事军区、军委都给予了肯定，一名小兵能告赢那简直成了奇迹。
……
上告信长达12页，每页300字，共计3600多字。并在信后附有请求日：希望首长能与我面谈十分钟，我可以提供几个能够行得通的调察（查）方法。全信字迹工整，极少错误。这个自称“一名小兵”的“再普通不过”的战士，竟能写出如此感情委婉、逻辑严密、无懈可击，甚至隐含我们民族惯用的古老的“激将法”的上告信，不能不使这位女军官和所有读过此信的人喟叹弗如。
孙中志这时正在北京的大街上徜徉，他像刚刚扔掉了揣在怀里的一颗冒烟的手榴弹，感到心旷神怡，痛快淋漓，对街头的光怪陆离的书摊、广告牌、噪声测量表、烤羊肉串的维吾尔小帽，等等，等等，都发生浓厚的兴趣，那不停眨巴的眼睛像马路上的红绿灯，但他眼里闪出的只有标志着畅通无阻的翠绿色彩。他信心十足地等待着别人所谓的不可能出现的奇迹出现。
五天后，他返回他的故乡，正式实施连里准给他的探亲假。他没告诉父母去北京的真实目的，只说到京城玩耍了一圈。这不能说他又在撒谎，他确实利用了三天时间游览了北京的胜景，从雄伟古雅的金銮殿到高度现代化的立交桥，很算饱了一次眼福。不知他去没去举世闻名的长城？他真该去看看长城，那是一座被世人称做“伟大的墙”的建筑。尽管几千年的风雨硝烟使它苔痕斑驳，垣残壁断，但世人从未怀疑过它的伟大。
2
吉普焦躁地颠簸着。路况实在太糟，活像被轰炸机群刚刚蹂躏过，坑坑洼洼，飞尘四扬。坐在车里四个人，就像坐在巨大的簸箕里，被颠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时值5月中旬，辽南大地已是热气蒸腾，加上声嘶力竭的发动机的热量，四个人就像被扣在蒸笼里，汗水拌着飞尘，变成四尊湿淋淋的泥塑。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催促司机开快点，再开快点。
事实上，事情本身和小车的快慢毫不相干。他们如此奔命，只不过下意识地以小车的疾驰压下他们的忐忑不安。
他们不能不焦急，不能不焦躁！
前不久，《解放军报》社和总政组织部先后将孙中志的上告信转来军区。尽管知道此信的仅限于军区首长和有关部队，但毫无疑问，震中的波动，将不可遏止地荡及军区的所有部队，以至惊动正在北京治伤的崔东春本人。不管孙中志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如果不尽快查清，尽快作出结论，其影响都将是一个可悲的负数。为此，刘精松司令员、刘振华政委，以及军区政治部李文卿主任都分别及时地在信件上明确批示，要求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实查清事实真相，李文卿主任严肃指示：“调查结果要如实向总政报告。如果崔东春的事迹确实有问题，就报告撤销称号，我们作检讨。”这是痛定思痛之言。难道我们有权力忘却那个刚刚逝去的弄虚作假的年代吗？揠苗助长，添枝加叶，指鹿为马，无中生有，偷梁换柱，瞒天过海，诸多伎俩，结果弄假者高升，信假者尴尬，最终搞出个“信任危机”。弄虚作假之害莫大于此焉！挽回此害的唯一妙法就是实事求是。如果孙中志反映的属实，命名的机关就检讨吧，向上级机关检讨，向下属部队检讨，向全国人民检讨，也向崔东春检讨。因为命名者是你，而非崔东春。检讨的结果，失掉的也许是不值钱的面子，甚至还有很值钱的职位，但得到的将是信任，对国、对党、对军队、对事业、对遥远的未来，甚至对检讨者本身的信任。这是多么浅显又多么深奥，多么好说又多么难做的道理啊！就为这个道理，他们组成四人调查组，在辽南大地已经风风火火地艰苦跋涉一个星期了。
人急，路不急，吉普颠簸到一个拐弯处，险些撞倒横在路中的大牌子，上面用红漆赫然写的“禁止通行”四个大字。小车只得紧急刹车，轮胎磨擦地面发出“吱——啦——”的嘶鸣，就像调查者心中的一声长叹。
前面正在维修路面，喷洒沥青。呛人的浓烟热呼呼地扑面而来。他们跳下车，咳嗽着，走到工人面前。
“我们有急事，让我们过去吧！”
“急事？想过去的都说有急事！”
“我们是真的。”
“真的？谁不说自己是真的！”
不信任！又是不信任！可他们确确实实有急事。
他们下来调查时，曾反复告诫自己，绝不带框框，绝不带成见。但那封有理有据的上告信，又使他们预感到孙中志告赢的把握性很大，他们的调查很可能成为那封上访信的佐证。事实似乎越来越证明了他们的预感。譬如，崔东春担任副班长和火线入党，上告信说“统统是骗人的鬼话”，“是后来连里、营里给加上的”。调查证明确有一定的根据。事实是这样：崔东春1984年入伍后，一直是训练尖子。抗洪前，连队正准备宣布他任七班副班长的命令时，碰巧原副班长偷了九班战士一条裤子。连里担心马上宣布撤销这位副班长的职务会激化矛盾，只好暂时延缓了对崔东春的任命。但指导员和排长分别向七班长刘兴海讲过让崔东春负责副班长的工作，并向班里战士说明这一情况。从此，连里多数战士印象崔东春已经是七班副班长，并以此称呼他。尽管如此，但连里既没有晋升报告，也没向全连正式宣布，因此说崔东春不是副班长也未尝不可。和这个问题类似，火线入党也有出入。1986年8月29日上午，连队党支部在堤坝上先后召开了支委会和党员会，确实讨论通过了李铁柱、崔东春两名同志火线入党，并报到营里。营党委为此在堤坝上召开了临时党委会，认为崔东春兵龄太短，暂设通过。没想到当天下午崔东春就负伤住院。因此，营党委于9月1日例会上又讨论通过了崔东春为中共预备党员。按照有关规定，党员的党龄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因此说崔东春8月四日上午火线入党是没问题的。但由于营教导员张俊欣对记者介绍情况时，把营党委批准崔东春入党和连党支部通过崔东春入党误说成同一时间，并在9月5日《盘锦市报》上见报，此后，营连干部对内对外提供情况时，也都按照报上的口径，误说成“8月29日上午营党委根据崔东春的突出表现，在火线上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尤其值得怀疑的是，当营部书记在追记营党委会记录时，发现批准崔东春入党时间与报道宣传不一致时，张俊欣竟让其将批准时间修改过去。这虽然并不影响崔东春确系火线入党这一事实，但修改党委会记录的做法令人不解……这种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迹象，难免引起人们对崔东春负伤真相这一关键环节打上问号。但他们已经调查过的所有干部战士，竟没有一人怀疑崔东春是因疲劳过度而被草袋子砸伤的，虽然他们都没亲眼目睹崔东春负伤的经过，他们说，那不过仅仅两秒钟的一瞬间！在大家极其紧张极其疲劳极其繁重地进行加高加固堤坝的战斗中，两秒钟，那也就是刚刚蹬进泥里半截锨板，刚刚拽住沙袋压上红肿的肩头，刚刚迈开铅灌铁铸般沉重的脚！在这一闪即逝的两秒钟，要求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崔东春身上，那未免有点太苛求了。人们也许只是凭自己的亲身体验，相信崔东春是疲劳过度而被沙袋子砸伤的。因为大家的疲劳程度几乎不亚于崔东春，每个人的筋骨都像承受力达到极限的绷紧的钢缆，随时都有砰然断裂的可能。崔东春受伤前已经晕倒过几次，这是多人看见的，何况曾经晕倒的不仅仅是崔东春一个人。再说，也没有一人记得在崔东春负伤的时候任务已经完成，更没人记得像上告信中所说的“通通通地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洗身或游泳”，那么，孙中志说崔东春是扎猛子负伤的根据是谁提供的呢？这时孙中志仍在故乡享受天伦之乐，尚未归队。据调查得知，孙中志抗洪时并不是崔东春所在团的战士，根本没参加辽河化肥厂的抗洪斗争。他是在抗洪结束两个月后，在部队整编调人三连的新人。他的所见所闻只能靠别人提供。可这个提供情况的能是谁呢？
调查组为使每个人都能如实反映情况，并没将孙中志上告一事张扬出去，而是采取个别调查的方法，不开座谈会防止互相影响，顺杆爬。但仍没发现可能给孙中志提供根据的知情者。本来有两个权威的知情人，一是原七班长王兴海，另一个是原七班老战士张春和。在崔东春负伤时，他俩挨崔东春最近。但这两个老兵已经复员到黑龙江省富锦县，地址不明，再没和连队联系，不可能给孙中志提供情况。第三个最权威的知情人就是指导员汪景波了。他当然不会向孙中志提供类似情况，因为他实际上是被告者之一。而且由于崔东春负伤真相与他有扯不清的利害关系，对他所提供的情况理应格外慎重地考虑。调查组曾多次找他谈话，最后一次竟吵得脸红脖粗，大伤感情。
“汪景波同志，这不是你我的问题，这是对党、对军队、也对崔东春同志负责的问题。”调查者耐心地问，“请你再仔细回忆一下，崔东春到底是怎么负伤的？”
“我已经谈过多次了。”汪景波面带温色“你们不信任我，可调查别人嘛。从现在起，请不要再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再多说一遍，就是对崔东春的亵读！”
又是信任问题！确确实实，汪景波已经多次重复过崔东春负伤的情况。他说，那天下午4点左右，一排和三排的抗洪竞赛正是决定胜负的时刻。他正在三排工地进行宣传鼓动，这时崔东春扛着草袋子摇摇晃晃地越过小木桥，当时崔东春给他的印象就像一张即将断裂的弓。上坡时，崔东春终于跪倒。他以为是滑倒的，忙抓住草袋子往上拉，崔东春顺势再次挺身而起，靠惯性冲上堤坡。汪景波说，他真后悔，当时他本该命令崔东春扔下草袋子，如果那样，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情。但是，当时他没充分估计崔东春的疲劳程度，在崔东春跪倒后，竟又亲手拉起来，然后又回头去拉下一个。就在这时，忽听见堤上“哎呀”一声，他惊愣一下，忙回头察看，见堤下水面上露出一个人的背部。他知道有人落水了，一边大喊：“快拉起来！”一边亲自下水去捞。捞上来才知是崔东春。他和其他同志一样，承认并没亲见崔东春落水的一刹那，那只有两秒钟。但他敢肯定，崔东春绝不会在这一眨眼的时间里，慌忙扔下草袋子去扎猛子玩。这些最简单的动作两秒钟内是绝对完成不了的……幸亏调查组并没将孙中志上告信端出，也没透露上告信中所讲崔东春扎猛子前“踢踢脚，蹬蹬腿”等准备动作，并且说他这个指导员亲眼看见过这些动作。如果调查组透露出上告信的这些内容，汪景波将会气得七窍生烟。看来是不能再抠汪景波了，再抠，确实有不信任之嫌。调查的逻辑应该是从怀疑出发，到事实落脚。但上告信中讲崔东春负伤的当时，教导员张俊欣大声怒斥：“就是没扎够，再扎两个就好了，回去给他处分！”这难道是子虚乌有吗？必须找张俊欣核实明白。而张俊欣上个月又带部队奔赴盘锦修堤筑坝，预防今年夏秋可能出现的洪灾。据说，他要马上转战别处，调查组必须今天赶到盘锦。可是修路的工人勒令禁止通行，任你磨破三寸不烂之舌，他仍无动于衷。
“我们是沈阳军区政治部的，”调查者掏出身份证，“你看，是真的吧。我们不撒谎，真有急事。”
修路工人翻一下白眼，毫不理睬，仍肆无惮地喷洒着沥青，又臭又黑的浓烟淹没住吉普车的轮廓。
他们只好沉默。其实无法沉默，浓烟呛得他们不断咳嗽，直到流出泪水。他们像受刑般地足足等待将近一个小时，工人们终于停下手中的活。
“走吧！”一位工人命令式地挥一下手，“这不能怨我们。撒谎扯淡的太多。”
“谢谢，谢谢。”
他们像遇到大赦似地连连点头，匆匆跳上吉普车开走了。车轮辗过尚未凝固的沥青路面，粘起一粒粒的石子，劈哩啪啦地敲打着底盘，就像一根鞭子乱抽着他们的心。吉普开到盘锦郊外时，四野已经漆黑一片。
当夜，他们就见到了张俊欣，那是看一眼就能相信的敢作敢为的汉子。
3
从不寂寞，
从不烦恼，
……
大地啊母亲把我紧紧拥抱。
崔东春仰躺在病床上，轻轻哼着这首他最喜爱的歌。这天，5月15日，他怎能不歌唱呢！在这天他第一次能够用右手的虎口夹着汤匙吃饭了。
当然，他毫不知晓，就是在这天，调查组正风尘仆仆奔赴盘锦市调查他负伤的经过。
他胸部以下失去知觉以后，在病床上躺倒8个月，很少知道病房以外的事情。虽然，他每天请陪护他的战友帮助读报，知道赵紫阳总理周游列国，知道里根总统下令轰炸利比亚，知道苏联核电站泄露事件，知道七五计划一些建设项目的进展，也知道形形色色的诈骗案、贪污案、渎职案，但他很少知道关于他个人的事情。教导员用橡皮舟将他送到临时医院时，他还相信自己能站起来，相信还能再去扛沙袋子挡住汹涌的洪峰。当他最终得知自己高位截瘫，现代医学无能为力时，他没有哭，而是非常现实地将希望退后一步，企图达到生活自理的程度，以便在漫长的岁月里少麻烦别人。但有一次他哭了，偷偷地默默地哭了，不断线的泪水落在松软的白枕头上，很快地渗进去，没有一点声息，只留下一大滩湿漉漉的泪痕。护士发现后，以为他为自己终生残废而哭，便温柔地安慰他，他摇摇头说：“我不为这个哭。我想起从水里捞上那阵儿，有些人不信任我，说我不想干活了，怕累……”
啊，信任！信任！多么宝贵的信任！
当时，他极度痛苦地躺在泥污的堤坝上，那么多急切亲切的呼唤，他都没听清，竟听清了那几句议论！对他，对这仅仅度过二十个春秋的年轻生命来说，不信任的打击，比终生残废更沉重，更冷酷！
如果他得知孙中志的上告信呢？
幸亏他不知道病房以外关于他的事情。
陪护他的战友从来不告诉他不愉快的消息。即使愉快的消息他也未能知其全部。他仅仅知道军区给他立功、命名，仅仅知道电台、电视台宣传过他，仅仅知道著名的治疗颈椎损伤专家任玉衡教授专程赶到东北将他接来北京……但他却不知道辽南化肥厂4000名职工为他哭泣，自动损款四千元作为他日后的生活补助；他不知道负伤住院的当天，竟有几百人拥到医院大门口探询他的伤情；他不知道有位不知姓名的陌生人，千里迢迢打长途电话推荐一位能治疗这种伤情的老中医，这位热心人哽咽着发誓：如果治坏了，心甘情愿照顾他一辈子……他不知道这些，和不知道孙中志的上告信一样。但他实实在地认为，他得到的一些信任已经够多了。如果他得知的那一点点不信任令他伤心地哭泣，那么他得知的这些信任又令他涌动着感激之情。他从不为此而沾沾自喜，对他来说，什么喜事也莫大于对他伤残的治疗取得哪怕芝麻大一点的进展。但他确实为此涌动着无法遏止的感激之情。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英雄，他总感到遗憾，自己扛草袋子不如李铁柱多，比其他战友也不多出几袋。他心中的英雄应该与大家有明显的落差，而他没有。他认为和大家在一个水平面上，不过有点微波细浪。他只求大家对他信任，信任他和大家一样使出了最大的力量。而党、军队、人民却给予他远远超过他希冀的信任，他不能不涌动着感激之情。他为此暗下决心：站起来！站起来！让奇迹在我身上实现。
信任，是一种起死回生的伟力吗？
请读者浏览一下这些枯燥的数字：
仰卧起坐二百次；
仰卧双手击球一千次；
俯卧撑一百次；
下蹲二百次；
被动行走六十步；
……
这是热心而严格的任玉衡教授给他规定的每天功能锻炼动作。这仅仅是一部分，全部共有十一项，每天的运动量超过正常人。但崔东春每天都令人难以相信地坚持完成了。
北京每年进入五月中旬，气候就像于柴里落进火种，陡地燃烧起来，热得人干辣辣地难受。从此，崔东春跌入最艰难的锻炼阶段。
“……五个、六个、七个……
战友们喊着数，搀扶他拽着滑轮一端的绳索练习下蹲动作，另一端吊着的沉重的铁砣，随着他艰难的下蹲慢腾腾懒洋洋地升高，战友们的心也随之升高，吊到嗓子眼，吐不出，吞不下。这一天，他已做过十项规定动作，这是最后一项了。热辣辣的气候耗去他过多的体力。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什么体力可言。他的双腿肌肉已经萎缩，肌力测定为零；尤其是胸部以下早已失去排汗能力，每项动作完成以后，汗水排不出，常常憋得昏迷晕眩，面如死灰。虽然手臂还残存二级的肌力，但神经失去知觉，夹不起一双筷子，拿不起一张报纸。他只能靠手腕挂在吊环上做下蹲动作，靠体重拽起另一端的铁砣。
“八个、九个、十个……”
他像一个爬山者，在冰封雪裹的峭壁向上攀登。他已经忘记山有多高，路有多险，只是机械地一步步挪动双脚。汗水在皮下涌动撞击，却找不出一个可以排泄的毛孔。他觉得憋闷，像高山缺氧般地憋闷。
“十三个、十四个……”
战友们再三劝他停止锻炼，他似乎根本没听见，大张着嘴，喘着粗气，呼吸声就像漏气的风箱。白的脸早已涨红，散发着热量，炽烤着战友们紧缩的心。
“小崔，今天够了，够了，歇……”
“规定的……没作完，我不能歇……不能让你们……失望。”
他继续下蹲。脸盘像一盆渐渐燃尽的炭火，由红变灰，由灰又变白。当战友们数到规定的二百个时候，他一头栽倒在战友的怀里，昏死过去，就像去年多次晕倒在泥泞的堤坝上一样。战友们呼唤着他，听不见应声，只见他失去血色的嘴唇不停地翕动，似乎说着一个永远说不完的希望……
4
崔东春在医院再次晕倒的时候，孙中志已在故乡享受过天伦之乐正赶回部队。一路上他喜气洋洋，想象着胜利的光荣正在连队等待着他。因为他在故乡一个静谧的夜晚，陪同父母看过一部名为《公诉人》的电视片，那主人公可喜的结局正预示着他的好兆头。
这时调查组也风尘仆仆地从盘锦市赶回。他们曾连夜询问过张俊欣，问题仍似明犹暗。张俊欣说，崔东春负伤时，他正带着一连的战士在水下堵堤坝的漏洞。上岸还没穿好衣服，通信员就跑来告诉他：“教导员，不好了，三连出事了。”他问：“出什么事了？”通信员说：“崔东春栽水里淹着了。”因通信员并没说是怎么淹着的，他就误认为是野泳淹的，非常生气，光着脚跑到三连工地，气呼呼地问：“崔东春在哪淹的？”当时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就从这里栽下去的。”他一听，更是火上添油，于是就说：“栽，再栽几次就好了。”后来他见崔东春伤情严重，才稍稍冷静下来，问在场的指导员汪景波，才知是因疲劳过度被草袋子砸下水的。
“我当时那句气话，可能许多不知情的战士都听到了，跟着我产生了误会。”张俊欣沉痛地说，“每每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对不起小崔……记得运小崔到医院时，他还问我：‘教导员，我还能参加战斗吗？’当时我就哭了。我是被小崔的精神感动哭了，也是为我冤枉了他惭愧得哭了。”
或许真是这样产生的误会？
可是，孙中志上告信中关于崔东春扎猛子的详尽描绘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而且还说“有很多同志都瞅着他”，到底是哪些同志呢？或许是孙中志个人的杜撰？据孙中志原部队的指导员说：“该同志爱练习写作，不惜牺牲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曾给一家杂志社或小说月刊投过稿件，没被采用。”但上告信毕竟不是小说，他不至于虚构吧？这只有问孙中志本人才能知道。
调查组和孙中志第一次照面，就像闯进了副食店，五味俱全。笔者为防有虚构小说之嫌，特将原始记录披露如下：
调查者：孙中志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总政、军报都转来了信，军区和集团军都很重视，派我们来了解。先请你将情况来源说一说，好吗？
孙中志：我的情况来源嘛，不能说。
调查者：为什么呢？
孙中志：因为他们有顾虑，怕穿小鞋，不说真话。
调查者：希望你要相信组织。首先应该肯定，你向上反映情况并没有错，这是你的民主权利。我们来了解，主要是想把情况搞清楚，搞确实，为革命负责，为部队负责。如果情况属实，军区改正；如果不属实，就接受教训。绝没有整人的意思。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搞清事实真相。
孙中志：首长，我有个办法，你能不能给我个微型录音机，我藏在兜里，再去和他们谈，他们就能说真话了。
调查者：我们不是搞侦破。我们要调查的人都是自己的同志，要信任尊重他们。不能用侦破手段对待自己人。你说对吗？
孙中志：信任？整党时，我们演《红岩》电影，战士们都笑，连长就说，你看这些战士，就是不想看过去的，想看现在的。我说，我愿意看《红岩》，许云峰的形象使我很受教育。现在电视里演的，电台里讲的，都是假的，应该砸了。录音机还有用，想听什么就听什么。
调查者：电视里演的，电台里讲的，你并没有去调查，怎么能肯定都是假的呢？
孙中志：崔东春的事我还是调查过了。向我提供情况的有班长，有党员，有战士，有五六个人。但我的上访材料让他们签字，他们都不签。他们怕事。
调查者：所以呀，你调查了，你才敢向上反映。我们还没调查，怎么敢肯定情况是否属实呢。因此希望你能说说情况来源。
孙中志：首长，我请求对他们的名字保密，不要叫连里知道。
调查者：我们可以保密，请你放心。
孙中志：一个是×××，是我们班的老兵；一个是×××，是党员班长；还有一个×××，原是副班长。（为了尊重调查组对孙中志的许诺，在这里不无必要地隐去三位同志的名字——笔者注）
调查者：还有呢？你不是说五六个吗？
孙中志：主要的就是这三个人。
读者自会看出，在这简短的对话中，味道确实复杂。有城府，也有幼稚；有真诚，也有谎言；有疑虑，也有胆量；有对英雄的崇尚，也有对一切的怀疑；有敢于负责的精神，也有狭隘的哥们义气。几乎包罗了流行青年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调查者当时对这些复杂的内涵无暇去品评，他们只能积极地认为这个战士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这正是当代青年的可贵的觉醒。但如何使民主之花扎根于肥实的土壤之中，似乎又很茫然，难免产生目的之狭隘性和行为之盲动性。
调查组分别找孙中志提供的三个人谈话。其中两个承认向孙志谈过崔东春不是副班长和火线入党问题，只有一人说过崔东春负伤可能是扎猛子造成的，而且他也是听别人的议论。问他这个“别人”是哪些人，他又提不出具体名单。这并没超出调查组的所料，因为他们已经几乎调查过全连每一个干部战士，除了孙中志和这个人之外，没有一人抗洪时见过有人扎猛子。当问这三个人听到的议论都是什么？他们说，有人讲过，抗洪时大家受的累都不少，可是崔东春一负伤，又立功，又命名，我们连个嘉奖都没得到；还有的说，崔东春成了英雄，又给他捐款，又对他家照顾，名利双收……这和是否扎猛子似乎并无关系，但这是妒嫉！冷酷的妒嫉！由妒嫉而产生的怀疑，是最虚伪最不值得重视的怀疑；而由妒嫉产生的诬陷，是最卑下最不能容忍的诬陷！
至此，调查组的思维发生巨大变化，由倾向于上告信的可靠性转到倾向于上告信的虚假性。但他们毕竟是冷静的。为了保持冷静的头脑，他们在艰巨复杂的调查过程中，拒绝参加部队首长的宴请；而部队首长为了避嫌，也从不设宴摆酒，甚至一日三餐的水平也较往常冷淡了许多。这样他们得以避免油腻的纠缠。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调查远没结束，有些扣子尚未解开。由妒嫉而产生的怀疑虽然最不值得重视，但生活中确有怀疑与事实相符的巧合，不管这怀疑因何而起。
他们再次重返盘锦，到堤坝上亲自勘察崔东春掉入水中的现场。去年洪水的痕迹依然存在，颇能诱发对那一去不返的惊心动魂的战斗场面的记忆。那因取土筑堤而坑洼不平的稻田，留下过战士们多少带血的脚印；那坝顶一层层高垒的草袋子，像无数战士的脊梁，似乎仍喷涌着酸臭的汗气……在那三天两夜或两天三夜的激战时刻，谁也无暇预言个人未来的荣辱。那时是一条龙作业，不管是装土的、搭肩的、码袋子的、扛草袋子的，谁也离不开谁，不可能计较谁的任务轻重，谁的功劳大小，那都是一目了然的。一条龙，总有龙头龙尾，这并不难分辨。但激战停息，一条龙解体，龙头龙尾也就模糊了。时过八个月，更是往事如烟，朦胧中难免将自己记成往日的龙头，不求得争功请赏，也求得精神安慰。这也算人之常态吧。
但留在历史磁场上的影像总会再现人间，何况那底版并非年代久远。
调查组发现，在堤坝的两侧残留着一些木桩，多数露出地面一米多高。围绕这些木桩，遍布密密麻麻的小坑，那是木桩被拔走留下的痕迹。这些木桩显然是去年抗洪时为保护堤坝而砸进坝基的。上告信中讲到，当时的水“齐腰深”，其他同志也证实这是符合实际的。那么，这些木桩理所当然地露在水面上，而且砸木桩就是崔东春所在的三连。稍有理智都会知道，如果从坝顶往下跳，无论跳水技术多么高超，都不可能不撞在木桩上。怪不得三连战士无一人见过有扎猛子的。这除了畏于教导员三令五申不许野泳的命令外，密密麻麻的木桩也是扎猛子的有力障碍。
崔东春绝不会往木桩上跳。除非他当时精神失常。
调查组找到第一个给崔东春检查伤情的营部卫生所所长赵景富同志。当调查组询问崔东春是否有可能扎猛子致伤时，赵医生露出一丝让人窘迫的冷笑。
“说这话的，不是科盲就是别有用心。”赵医生鄙夷地说，“断定崔东春致伤原因，除去目击者，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我。”
赵医生当场挥笔写下一份证明材料，在此将其有关部分公布于下：
我认为致成这类伤情的原因往往是：身体在运动中头部受到阻力，阻力传到颈部或颈部侧面受到意外冲击，呈角度过度弯曲才能形成。根据现场抢救时检查身体中发现，头面、颈部无外伤，鼻、眼、口中无泥沙，肺中无吸入水的情况分析，崔东春负伤是在落到水中之前。其根据有如下四点：
1．头面、颈部无外伤，无淤泥黏附着，说明他落水的过程中不是头部撞到堤坡或水底泥土而形成颈部骨折而移位的；
2．鼻、口、眼中无泥沙，肺中没吸入水，说明他在水中神志清晰，采用屏住呼吸防止呛进水。否则，尽管有一二分钟的昏迷也会吸入泥沙和水；
3．堤坡是用装满泥土的草袋子一层层垛成，堤坡高低不平，很可能他跌倒后顺着堤坡滚入水中，在滚动过程中颈部被突起的草袋子阻挡，或头颈部窝入两个草袋间空隙处呈角度过度弯曲，而造成颈椎骨折而移位的。否则，头面、颈部受其他冲撞后，必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
4．他落水地点与他扛着草袋子上坡点相对着，也很可能他上到坡顶后由于疲劳失去平衡而跌倒，人同草袋子一起滚入水中。在跌倒和滚动中草袋子压在颈部，使颈椎过度弯曲所致n
当调查组将要再度离开盘锦时，那位精心的教导员张俊欣无意中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咳，去年抗洪出发前，”张俊欣惋惜地说，“营团搞水性调查，那个小崔呀，不会水，运料都没让他参加。因为运料都是走水路。”
还有比这无意的证据更有力的吗！崔东春不会水！不会水还敢扎猛子吗！不敢！绝对不敢！在水里矗着木桩的情况下，尤其不敢！
应该说，证据已经很充分，情况已经很明白了！
调查组如释重负地长途驱车赶回部队驻地，找孙中志促膝谈心，将调查的来龙去脉向他讲清，万没想到，孙中志颇不以为然。
“首长，我以为他们说的未必是真话。”他很自负很客气很斯文，“他们不可能没有顾虑。还有两个关键的证人，他俩可能是崔东春落水的目击者，一个叫张春和，一个叫刘兴海。这两个都复员了，部队管不着他们，我想，他俩能说真话。首长，能不能再辛苦一趟，调一调他俩？”
这要求未免有点太过分了！
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就要彻底！调查组又欣然地登上奔赴遥远的黑龙江的列车。
5
麦苗已经黄肥绿瘦，丰收的喜悦笼罩着北京南郊的田野。载着麦香的夏风一阵阵吹进病房，芳菲的气息强烈诱惑着崔东春的感官。
他多么渴望闯出这块狭小的天地。
炎夏对他来说活像炼狱。排不出的汗水烘得他体温和血压不断升高，头昏脑胀。医生逼他多喝水，多排尿。他又怕增加陪护战友的麻烦。他平时爱干净，深知拿着尿壶给别人接尿的滋味。他坚持少喝水，有时半天不喝一口。嘴唇干裂了，就用湿毛巾捂一捂。有时战友们买来瓤沙水甜的早花西瓜，他只抿一小块，就再也不敢吃了，只笑眯眯地看着大家狼吞虎咽……但他却开始练习自摇轮椅了。唯有轮椅可以帮助他闯出弥漫着酒精和药水气味的病房。
摇呀，摇……汗水都聚集到额头喷涌而出。就像一股深地下的泉，冲不破坚硬的四壁，只得涌上单薄的地表，汹汹然不可遏止。额头的汗泉奔泄而成流瀑，淌遍全身。崔东春像泡在一潭黏糊酸腐的泥淖里，难受而不能自拔。但他的两只不听使唤的手，却机械地摩挲着轮椅的两轮，慢慢向前移动。像蜗牛，却始终不停地向前，向前……战友们想帮他推，他用眼光制止住。
“不能让你们推我一辈子。”他总是这样说。
渐渐，他手臂的肌力由二级增加到四级，有时自己靠墙能站立二十分钟，毫无知觉的膝关节能自行锁住，下肢有了触摸感，肌肉有了弹性。终于能自己转动轮椅在走廊里前行三十米了。
“小崔是有毅力的。”任玉衡教授感慨万千，“毅力来自他的理想。”
理想！诱人理想！
小崔愈加珍惜晚饭后的时间。这是他完成全天功能锻炼项目之后的学习机会。他学写字，还学习日语。每当这时，有一位苗条的姑娘便一瘸一颠地挪进他的病房。她叫吴小燕，是四川省体操队的运动员。一年前，跳木马跃起腾空时，发现刚跳过去的队友倒在地上没起来。为了保护队友的安全，她在空中改变了动作，落地摔成高位截瘫。小吴的风格令崔东春感动，小吴对崔东春也十分敬佩。崔东春住院初期，小吴已能瘸着行走。她每见到崔东春在功能锻炼时表现出一点犹豫，就走过来施用激将法。
“还是男子汉哟，还不如我们么妹子！”她搬着嘴笑着。
“不如你？”崔东春当然不服输，“用不了多久，我就能站起来，跑起来，超过你！”
站起来！是崔东春最理想的。但崔东春又是最现实的。对他，“站起来”，主要意味着一种精神力量。身体也许永远不能站起来了，但精神绝不能倒下去。
两个同样病情的青年人，有着同样的理想。
小崔学习日语已达到初级水平，小吴也想学，请小崔当她的启蒙老师。但他们最爱谈的话题还是未来，愈不可知愈富有魅力的未来。
“我身体好了，上不了运动场，”小吴痴迷地望着窗外说，“我就去体育学院学习，研究体育运动。”
“我是战士，”小崔也望着窗外，“我将来握不了枪，我就研究法律，与犯罪作斗争。总不能白吃人民的饭。”
他们对未来有说不完的话，于是，小崔请护理人员帮助收集资料，结合自己伤后的感受，请战友代笔，口授一篇题为《让生命之树常青》的文章，参加辽宁省团委开展的“我的理想观”讨论。不久，这篇文章荣获特等奖。
吴小燕终于要出院了。告别那天，小崔坚持亲自摇着轮椅去汽车站送行。他第一次闯出了躺倒九个月的病房，翠绿田野的清新气息冲淡了离情别绪。他们都陶醉在广阔的天地间，紧紧握手，频频叮嘱。
“祝你成为体育教授。”
“祝你成为法律顾问。”
汽车开走了。崔东春的目光久久望着公路的远方。他想，我什么时候能摇着轮椅，沿这条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山海关外，走到我可爱的连队啊？
他低下头，眼里涨满泪水。
连队，亲爱的战友，我多么想念你们，多么渴望扑进你温暖而博大的怀抱里！
6
崔东春哪里知道，这时的连队正处在群情激愤之中。
调查组已经从黑龙江疲惫不堪地返回连队。他们赶到黑龙江省富锦县后，先找到民政部门问清两位复员战士的家庭住址，然后才寻路而去。不巧两位复员战士都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他们辗转三天才得以见面。他们仍隐瞒往调查的目的，只是说核实一下去年抗洪的情况。在交谈中发现，刘兴海并不是崔东春落水的目击者。刘兴海讲到崔东春时，充满了感情和钦佩。他虽然是原班长，但对崔东春一口一个副班长地叫着。他说，副班长真了不起。第一天上工地时，副班长第一个脱下衣服运草袋木桩，那时运料是关键。当草袋和木桩运得差不多时，他又去扛草袋，因为这时扛草袋又是关键。副班长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出现。他亲眼看见过副班长晕倒过几次，而副班长落水时却是别人跑来告诉他的。但张春和却是目击者。他说：
“8月29日下午，连队的任务接近尾声，我们坝底只剩下三袋没扛上去。这时崔东春已经累得挺不起腰，但他还是争先恐后地抢到别人前头，扛起没扛完的头一袋。当他扛到堤坝上去不到十米的地方，上身一晃，腿打个趔趄，连人带草袋子一同栽到水中。当时我在他的后边休息，指导员在我后边鼓动下边正扛草袋子的同志。当时我看到他落到水里，以为水不深，没什么事。就在我犹豫的时候，指导员喊了一声：快把他托上来。这时我穿着衬裤跳到水里。崔东春面朝水中，四肢失去活动能力。我抱起他，坝高上不去，指导员站在坝上把崔东春接过去……”
这时调查者无论如何保持不住冷静了。崔东春！崔东春！你是去扛最后剩下的三个草袋子而落下终生残疾的！这是任何报道任何报告任何材料中都没讲到过的最重要的英雄之举！你已经耗去了所有的力气，你本来不必再去扛起那剩余的草袋。即使是这样，你仍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战士，一个优秀的人民的儿子。但你却争先恐后地扛起了你再无力扛起的剩余的一袋，你到底想的是什么呢？你也许会说，当时什么也没想，你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战士，应该扛起那最后的一袋。你太平淡，太宁静，太不知道自己。你是一眼思想的深井，透过那平平的清清的水面，透过那坚硬封闭的岩层，底下是滚沸炽热艳丽多彩的火啊！
“你们知道吗？”调查者抑制不住激动地告诉两位复员战士，“崔东春军区命名为抗洪救灾硬骨头……”
“哎呀，我们还不知道呢！都怨我们读报太少，整天瞎忙。”两位复员战士又惊喜又愧疚，“崔东春成了英雄，我们是他的战友，脸上也觉得光彩。”
谢谢你，两个老兵！谢谢你们无私的胸怀！
回到连队，调查组将刘兴海和张春和的证言请孙中志看过，然后又将29天来所调查过的85名干部战士、所取的43份证明、所录的21盘证人讲话的详情向他讲过，孙中志嗒然若失，削瘦的脸上显得窘迫不安，疏落的红疙瘩鼓胀着，久久地沉默不语。
“小孙，你还有什么疑问，请再提出来，咱们再调查。”调查者诚挚和蔼地问。
“这……唉……这次不理想。”他喃喃着低下头。
这个意外的回答令调查者大为吃惊。什么是他的理想呢？难道这次告赢就是理想？调查者不能不怀疑他上告的动机。
纸包不住火。这次大规模调查的背景终于被全连战士所知道，一股为崔东春喊冤叫屈抱打不平的浪潮渐趋高涨。不巧的是，或者说正巧的是，这时连队正观看墨西哥60集电视连续剧《诽谤》，那个贪婪奸诈的女人桑德拉所制造的对莉迪娅和维克托的流言蜚语，恶意中伤，正激怒着善良单纯的战士们，而这时他们听到孙中志无中生有的上告，义愤之情可想而知。许多战士顺理成章地要求：孙中志犯有诽谤罪，应负法律责任。
这是调查组始料不及的。事情如果退回到十年前，对领导机关树立的群众公认的典型人物，倘若有人像孙中志一样泼去一瓢污水，造成思想混乱，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其命运也许会像战士们所要求的那样。而现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维系着我们工作的链环，不能忽略也不应忽略孙中志这枚小小的纽扣。他们格外琐细地分析了调查的全过程，认为孙中志错在误告，而非诬告。想想吧，如果没教导员最初的判断错误，很可能就不会出现战士中的猜疑，也就不会发生孙中志上告一事。而在整理和宣传典型事迹上，也不能说不存在浮夸的遗风。尽管对崔东春主要事迹的宣传尚多有遗漏，但却在诸如通过火线入党的时间和副班长的任命上缺乏真实，颇有添枝加叶、文过饰非之嫌。这怎能怪罪他人由此而对主要事实也产生怀疑呢？这种种做法，正像缺乏良种的土壤，杂草总有可乘之机。时隐时现的“信任危机”，躲躲藏藏的“怀疑一切”，鬼鬼祟祟的“妒贤嫉能”，都在这块土壤找到了立足之地。
工作失误是杂草的底肥，而杂草的种子却并不因底肥的薄厚改变生根冒芽的欲望。沉积在社会历史底层的污垢足以会滋生出杂草来。孙中志自费上告，也许不乏可贵的民主意识，但如果以民主作为达到私欲的手段，那无异于对民主的强奸和扼杀。孙中志自费上告，也许不乏为革命负责的精神，但他在仅仅粗略地询问过三个并非知情者之后，即玩弄望风扑影的把戏，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上告，急不可耐地期待胜利的奇迹在“一名小兵”身上出现，“为革命负责”何能自圆其说！当他败诉之后，又哀叹“不理想”，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为革命负责”之外，更多的是“为自己负责”。如果说向他提供不实之词的人是出于妒贤嫉能的话，那么，他望风扑影的上告是否想一鸣惊人呢？“一唱雄鸡天下白”，何等的荣耀！也许一个人人瞩目的雄鸡，正是他心有口无的“理想”。这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他却是在一条失误的途径上走向失误的目的地。
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孙中志终于自动作了检查，他说：“一场风波过去，崔东春的形象愈加高大。事实证明，他是我们三连优秀战士的代表。我反映的情况漏洞很大，其根本原因就是学习不够，轻信盲从……”
他始终没讲他的“理想”。那就不讲吧，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愿公诸于众的隐私。
人哪，再无私些！再诚实些！再宽容些！
救救英雄！
又一张底版
“八一”建军节前夕，调查组受军区首长的委托，代表军区。集团军和师团首长、机关到北京看望崔东春。他们还想顺便核实一下调查材料，准备向总政写调查报告。当他们见到这位英雄战士的时候，回想起刚刚逝去的一场风波，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他们既为崔东春委屈，又为崔东春骄傲。崔东春也显得异常兴奋。他虽然没能回到部队，但终于见到部队的亲人。他不断地问候着连队的战友，从指导员、连长，一直问到已经复员的伙伴，觉得连队的一切都新鲜。调查组也将连队战友的问候一一向他转告，那个梁宝昌希望他积极配合治疗，李杰盼他早日重返连队，葛兴群嘱咐他不要想家，和他一同入伍的崔中富期待他继续为连队增光添彩……说着说着，调查组转了话题。
调查者：还有一个从别的团调来的，他叫孙中志，这个人你没见过。他听说我们来看你，让给你带个好。他说，我也真想见到他，不过没有这个机会。你的事迹使他非常感动。
崔东春：请回去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挺好的。
调查者：大家一开始看到你的伤情，确实都很担心。因为你受伤的时候，伤情相当重啊！当时任务比较紧，比较重啊，是吗？那个经过，你还能回忆起来吗？
崔东春：能。当时下午3点多，快完事了。当时我们各班抢着干，全体干劲挺足的。那时又轮到我们班了，我扛起草袋上坡，滑，走不上去，就得跑，用惯力跑。跑上去，挺疲劳的，就掉下去了。
调查者：上坡时你跪倒了吗？
崔东春：当时跪倒了。
调查者：怪不得你们指导员说这个事呢。
崔东春：指导员把嗓子都喊哑了。
调查者：当时指导员换你一把，你上来了，又走了一段呀？
崔东春：走一段就栽下去了，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谁把我捞上来了。
调查者：当时没呛着水吗？
崔东春：没呛着水。
调查者：那时每天每人能扛多少草袋子？
崔东春：每人能扛—三百多。当时距离很近的，基本上每分钟能扛一个。两伙装，我们扛完了这边的，再扛那边的，轮流扛，闲不着。
调查者：那时累得够呛啊！
崔东春：排长、连长都带头扛。
调查者：一下子，现在快一年了。
崔东春：快一年了。到8月底，就一年了。
调查者：报上宣传你的事迹都看了没有？
崔东春：有的看了。
调查者：他们写得真实不真实？
崔东春：有的写得不太那么真实。
调查者：都哪些地方？
崔东春：当时不是我母亲病来电报让我回去看看吗，报上写着在站台上，一趟是回家乡的列车，一趟是赴盘锦抗洪的列车，我毅然地踏上了去盘锦的列车……
调查者：你一看就乐了吧？那是啥呢，好像把你的思想境界又提高了一步。这可没啥好处……是发表了以后，你才看的？
崔东春：嗯。报纸看完就丢了。
这就是崔东春！
英雄无需雕饰。他是一块璞玉，一经雕饰，反而失其朴实，失其真实。而真实是英雄的生命。崔东春正是靠自己的真实，剥离淖贴在他头上的鲜花和泼在他背上的污水。他就是他。
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医院里特意安排崔东春去游八达岭长城。小车拉着他沿山路盘旋而上，他的心也在不停地盘旋。他在童年的时候，就渴望爬上这座伟大的城墙，却没有机会；今天，当他再不能爬上这座城墙的时候，却意外地要和这座城墙见面了……到八达岭城门下，战友们将他抱下车，坐上轮椅，穿过欢声笑语的游人，一步步向城根走去。他却请求战友们停下来，将轮椅退到离长城稍远的距离上，在这里他可以尽可能多地看见八达岭长城的全貌。他仰着脸，从雄巍的城门开始，先向左望，直望到最高峰的烽火台；然后又向右望，直望到烟雾迷濛的残垣断壁。他用火辣辣的眼光将长城的一砖一石深情地抚摸一遍，心中陡然翻江倒海，撞击得胸廓微微颤动。一股热流，燃烧着他的血，他的躯体，他的遥远的希望。
“总有一天，我要登上去的……”他低声说。
“咔嚓”，一位战友替他摄下这帧镜头，他所坐的轮椅背后，饱经历史风雨的长城蜿蜒远去……
1987年1月8日于沈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