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寻找那颗星
江宛柳
假如不是她那双忧郁的大眼睛，我也许不会去注意她。军人的妻子我见得多了。我去过戈壁、沙漠，去过海岛，去过深山沟，去过前线，部队里凡是能接待家属的地方，都有军人的妻子。我习以为常。我的使命是了解军人本身。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西藏军区招待所的餐厅里见到了她，和她的同样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儿。这是一对普普通通的母女，穿着朴素简单，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只是她们到餐厅就餐，都是默默而来，默默而去，在人声笑语的餐桌上，就像是一对影子。小姑娘的大眼睛有时会在你注意她时，朝你天真羞涩地一笑，而母亲的眼睛里从无笑意，总是藏着一汪泪水，泪水很深，里面不知包容了多少痛苦。这双眼睛使我不安和好奇。
于是很快我便知道了，原来她就是刚刚因公牺牲的西藏军区边防二团团长高明诚的妻子。
那死而撼动了这古老高原的人，竟是她的丈夫。他的追悼会空前地隆重，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上千人冒雨涌向烈士陵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放声大哭，其时雨泪交融，倾天恸地。他被授予烈士称号。他被西藏军区领导报请追记一等功。他的名字顷刻间响亮地传遍了西南边防，传遍了全军。他的事迹被人们传颂。他是英雄。人们从报纸上和各种宣传材料上看到了他光彩照人的形象。
固然，英雄事迹构成了英雄形象。英雄事迹却不足以构成人们对英雄的了解。人们可曾知道他留下了这样的妻子女儿？可曾想过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生活的全部？
我找到了她们住的房间。面对那双过度悲伤的大眼睛，我找不出更好的言辞去安慰。我提议她谈谈自己的生活，以此来使她的刚刚受到重大创伤的心灵得到一点松弛，至少是可以让痛苦得以宣泄。沉默了很久，她才用手背抹去泪水，笑笑说：“没什么可讲的，真的，没什么。只是想起那些，就觉得他还活着，就在我身边。”
她流着眼泪给我讲述了她和他认识后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开始，我并没在意。她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默默无闻的军人的妻子。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如果丈夫还活着，谁也不会去注意她。她更是从来也没想过要把自己的生活讲给谁听听。她的叙述和她的人一样质朴，不加修饰。或许她只是想把这些讲给她自己听，使自己重新滞留在过去的岁月里。
然而，她的这种平凡的生活却越来越使我的心往下沉。我终于打开笔记本，把她的话记录下来，和我当时正在了解的高明诚牺牲前后的经过记录在一起。
我决定将它们发表。我希望把这个普通而平凡的军人家属，连同她眼中的丈夫一并介绍给幸福生活着的朋友们。你只有懂得了边防军人的妻子，才会真正懂得我们今天的边防军人。
一、我爱上了铁路工人的穷孩子
嫁给一个军人，还是个边防军人，是我从没想到过的。
我15岁那年认识的高明诚。
我家在甘肃。可我父亲是贵州人，他十几岁参加红军，打了半辈子仗。解放后留在甘肃工作，任古浪县委书记。我在古浪长大。15岁那年，我从古浪初中毕业，考到武威一中上高中。应该说，那就是决定我命运的时刻。
我第一次离开家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校那天，我夹着个不大的行李卷，上了从大柴沟开往武威的火车。我没有伴儿，一个人怯生生地站在车厢头上洗脸的地方。我望着车窗外跑过去的山山水水，想着这是离家越来越远了。半路上，我听到背后有人嘁嘁喳喳，扭过头，三个女孩子看着我没头没脑地笑。我被她们笑得发毛，不知道她们这是为啥。该不是笑我土气吧？我头上别着个花卡子。我赶紧把卡子揪下来塞进衣袋里。可她们还是笑。她们身旁还站着个模样很清秀的男孩子，像是同她们一起的。他没笑，只是睁大眼睛盯我，那神气，怪有意思。他见我也看着他，脸就红了。过了一会儿，他同女孩子们悄悄咬了几句耳朵，她们就止住了。
我从没到过武威。下车后东问西问，好不容易才寻到学校。一推班主任办公室的门，我一愣，火车上的三个女孩子和那个男孩子也都坐在里面，她们又叽叽呱呱笑起来。也真巧，我们是一个班的。我们四个女生被分在一个宿舍。住下后，我问什么事让她们那么开心，她们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们看你像个洋娃娃。”我又问那个男孩子同她们说了什么，她们说：“他叫我们不要笑你。”我知道了，他和她们是一起从黄羊镇铁中考到武威一中的。他的名字叫高明诚。那年17岁。
可是那会儿我并没注意他。他在班里坐最后一排，又不爱说话，一开口就脸红，有的调皮同学叫他“高小姐”。我是爱笑爱唱爱闹的，当然觉得班里就像没他这么个人似的。
第二学期，他好像突然冒出来了。他成了班里的学习尖子，尤其是数理化特别好。他学什么，都有一股死不罢休的倔劲，叫人佩服。他当了学习委员，评上了三好学生，成了全班同学崇拜的对象。班里的女孩子们都喜欢缠着他说话，有事没事找个问题去问他。我不缠他，可我忍不住常常会多看他几眼。有一次放假我回古浪。从学校到武威火车站有五六公里，我和几个女同学坐公共汽车去。半道上，我看到车下的上坡路上，高明诚赤裸着两臂，拉着一车砖。车后跟着个小老头。他满脸大汗，背心都湿透了。我奇怪，他也到火车站，为啥不乘公共汽车呢？车票才五分钱。后来我从同学嘴里知道，他的父亲是修铁路的工人，一个月工资才50元钱，要养活四个孩子和他们的妈。高明诚评的是甲等助学金。
以后我常看到他帮助老汉、老妈妈拉砖、推向车，人家的表扬信都贴到学校门口来了。我觉得这个学习好又善良的穷孩子，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吸引人，让人总想去接近他。上高二时，我当了宣传委员，和他在一起的机会多了。我们一起出墙报、开会、做作业。我喜欢看他说话的样子，喜欢听他背古诗、讲数学题。我也能感觉到他是高兴和我在一起的。开联欢晚会的时候，我在台上跳舞唱歌，他的眼睛始终是盯着我的，看得我心跳。那个时候，我对感情还不能理解，十五六岁的孩子。实际上，我已经在喜欢他了。可是学校有纪律，那个时代的学生也比今天拘谨得多，我们在一起，不过就是讨论功课，连碰一碰手都没想过。可就是这样，已经有同学背后议论了。有一天他板着脸对我说：“以后你别理我！”“为啥！”“不为啥！”他很倔，说不理真的不理，很久没有和我讲一句话。我心里好难过，有几次想过去开口，但一咬牙又忍住了。可是事情就是这样怪，越是表面上离得远，心里就越是被牵扯着。话可以少说，可举止和眼神是逃不脱的，同学们都吃住在一起，心里的隐秘也藏不住。我们被学校不点名通报了，我们这两个班里的好学生。我知道我违反了学校纪律，可我从没有否定过我自己。我那时候才十六岁。我爱上了他，这个铁路工人的穷孩子。有人提醒我说：“你是县委书记的女儿。”那又有什么，我不喜欢“门当户对”这个词儿。我爱他这个人。他在我心里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1966年全国都乱了。我们也不上课了。这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更多地更自然地在一起，也许这就叫“趁火打劫”吧。我们一起去北京“串联”，接着又跑遍了半个中国。有一个晚上，我们俩并排躺在开往兰州的火车顶棚上，看着满天繁星，他问我：“你喜欢哪颗星？”我说：“当然是那颗最亮的。”不知为什么，我从来就觉得那颗最亮的应该属于我。我们看着星星，在火车顶上躺了一夜。好难忘的一夜。看星星这个事小，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在我生活中有了一种象征的意义。以后多少年我喜欢看星星，兴许就是这个缘故，它使我产生了那么多美好的联想。
“串联”回来不久，我父亲挨批斗。高明诚反而一点也不再回避我了。每次从学校回家，他怕我路上受欺负，都一直要把我送到家门口。上学，他也到家里来接我。我们两个的事无人不知，全校闻名，他倒也不在乎了。有一次，我的书包忘在他那里。书包里有我的日记本。我那时候写日记很认真，什么都往上记，包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事。日记被他偷看了。那天，他第一次直率地、大胆地告诉我，他爱我，从上高中第一天在火车上，见到那个头上别着花卡子的”洋娃娃”的时候起，他就爱我了。
也在那天，我决定把这颗心一辈子交给他。
A
夜很深了。高原的月亮格外耀眼地镶在一碧如洗的深邃的蓝天之上。雪山静静地谛听着白日里融化了的雪水匆忙汇人湍急的雅鲁藏布江中。虽然已近六月中旬，但料峭的寒冷依然固执地停留在西藏边防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
除了巡逻的哨兵，整个营区都睡熟了。白日里的紧张、激越。阳光、汗水和勃勃生气，此刻都化作一片静谧。只有团长的那间小屋还亮着微弱的灯光。三天后，他就要亲自带一个小分队去执行一次边防巡逻任务。此去可能很多天。他处理完了临走之前的全部工作，像往常一样，铺开纸，给远隔几千里的妻子写信。亲爱的琳玲（张彩玲的小名）：
你好。近来身体好吧？雪莲一切都好吧？
你5月22日来信收到了。你那深情的话语像甘泉流入我心田，湿润了我的眼睛。我非常思念你。不知怎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向他们讲起我们的罗曼史，就连初恋时的趣事也无一保留。他们感到很新鲜。不论他们怎样想，我们之间的往事是甜的。
思乡之情人皆有之。小小刘家阳还未成家，倒在给我的来信中大谈“相思恨”，还写了一首七律寄来。诗曰：
牛郎织女思何长，但为错着戎衣裳。
白机绿车挥别泪，青天碧海复堪伤。
梦园姣好道不得，夜深月明掮钢枪。
春去秋来老将在，故土忘我痛断肠。
他怕我说他“变坏了”，力图使诗的格调高一些，说什么“夜深月明掮钢枪”，并且一再声明“从来不愿意和那些女同学跳舞”，我看后不由得笑出声来。他还一再表示“毕业后，我很有信心回西藏，为国效忠”。他也把我当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了。殊不知，军人的外表是统一的，面部表情近似冷漠，但内心世界是广阔的，感情是丰富的，他们对故乡有情，对亲人有爱，由于职业的限制，这些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为了使他能理解我，故步其韵回敬一首七律：
弃笔从戎岁月长，边陲风光尽阅赏。
离合悲欢重又复，诚为保国戍边防。
慕视百乌双飞翔，苦怜妻女独愁怅。
春去秋来增华发，渴盼解甲早还乡。
叶落归根，人老思乡，人之常情，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环境，怎能无动于衷。我给他们讲，我们家里所需要的都齐备了，就差我了，只要我回去，就是一个完美幸福的家。
遵你的指示，六月份未给成县寄钱。我有点感到过意不去，我理解你的心意，但我实在是担心老人家在生活上受苦。所以，我等你同意后，7月份我给她寄点钱以略表心意，可否？
另有一事告诉你，我马上要下去蹲点了，可能这一段时间没有信。不是我不能写信，是到下面连队后，交通不便，没有地方发信。只有等回来后再给你写信了。
深深地吻你，亲爱的！
祝你康乐
明诚
1986年6月8日
写好后，他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轻轻叠起，装进信封，在信封的右上角写上“航空”二字。他打开窗，深深呼吸着高原之夜清冷稀薄的空气，望着满天如万盏银灯般的繁星，思绪已经飞往千里之外。他能想像出妻子接到信时兴奋的样子。
入伍十八年来，已经数不清有多少这样的信，带着他的欢乐。痛苦和一颗思恋的心，跨越雪山、草原和江河，从这遥远的高原之巅飞往家乡了。除了临时有事，他每个星期六晚上必写一封，十八个春秋从未间断过。十八年戍守边关，只有托鸿雁把他同妻子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他所有能给妻子的快乐、希望、安慰全系在这尺素之间。
作为一个边防军人，他毫无代价地时刻准备着为边关奉献一切，甚至以身殉国。但是他不可能想到，今夜这一封信，竟是他生命旅程上的最后一封，竟成为他留给爱妻的绝笔。
二、我们互相等了十年
今天的小青年，从谈恋爱到结婚，常常是闪电战。也许快了点。可他们真幸运。我们十八岁那会儿，已经感情很深了，谁知道阴差阳错，竟然互相等了整整十年。
那时候，我想象我们共同过生活在一起的幸福，什么都想象过了。我太天真，就是没想到他有一天会突然离开我一去那么远。
1967年年底，他参军了。
我害怕离开他。可是那年月，参军是年轻人的理想和荣耀。而且他喜欢军事。他对我说：“我早就想当个军人，我肯定能当个好军人。”我没有阻止他。他走的那天，班里同学都到火车站送行。我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挤到他面前。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他也送给我一个。同学们都在旁边，我们不能说什么，我只说了一句：“放心去吧，好好干，我等着你。”就这么看着火车把他拉走了。从那天起我开始等待。可我的估计撑破了也没超过三四年。
不久，他来信了。我才知道，我们这里参军走了十三个，只有他一个人被分到西藏。因为他身体好。我只知道西藏是个神秘的地方，交通不方便，是上地理课时候学的。却不知道那里艰苦。他信上从来也不说。还是结婚后我去探亲，亲眼见了才明白。我也知道西藏很远，从家里去他部队，少说也得走半个月。可是再远，过几年总要回来。我感到希望并不遥远。
第二年，我下到古浪县农村插队，干得很卖力气。一年后招工，我被招到东大山铁矿当了工人。
那时候，社会上到处议论两地生活困难。我周围的人也有好心劝我的。我宿舍里就有一个活例子。她叫小康，男人在成都，是个起重工，一年回来不了几次。她带着孩子住在集体宿舍，什么都要自己干。半夜里孩子一哭，全屋人都烦。她整天累得无精打彩，还要小心翼翼地看人家的脸色。唉，我真同情她。我常想，难道这就是我的前途？婚姻生活就是这样？而且我要嫁的不仅仅是个在外地的人，还是个军人，边防军人。我思想里也乱啊。可是想到他，我又觉得这一切都没什么，他在我心里占的份量太重了，他对于我不是一般人，没人能代替他。我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我想通了，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要等着他，就等他一个人。
我从来没在信里对他提起过这些。我知道他也想我，干啥还要给他再添烦恼呢。我写信全是鼓励他，叫他好好干。白天我一个心眼工作。夜里躺在被窝里，我就数日期。数过了一个三百六十五，又数一个三百六十五，这么数了四回。数一次，希望就近一次。我欣慰的是他在这四年里进步挺大，从班长直接提了团司令部参谋，又从团里调到军分区当了作战参谋。
好漫长的四年。那时候感到熬过这四年简直不可思议。其实同后来比，它真是算不了什么。终于盼到1972年他回家来探家了。我差点认不出他来。他长高了，长胖了，又黑又红又魁梧，性格也比以前开朗老练，真是一个像样的军人了。我心里偷偷地感到骄傲。他一见我，就紧紧抓着我的手，多高兴。他是带着盖了部队大红印章的结婚证明信回家来的。
可是命运就像是故意要考验我们。
那年，矿上推荐我去上大学。偏偏就在他刚到家的时候，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给我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我矛盾，是结婚，还是上学？我等了这些年，他回来了，我们还要重新开始等待吗？可是上大学是我多年的愿望，机会又难得，放弃吗？我还年轻，我要干事业。我不愿意为爱情而误了事业。我不得不难过地对他说：“我决定去上大学，如果你等不及，我们就算了吧。”这说的不是我的心里话，我心里乱。假如当时他说一声“我不让你去”，说不定我就真的放弃这个机会了。可没想到他回答得还挺痛快：“你有事业，我也有事业，我理解你，你去上学吧。我等着。”就这么句话，听着简单，可我知道他说出来，也是经过痛苦的。我感谢他能这样理解我。后来，就是靠他的这句话和他的工资，使我顺利地读完了大学的全部学业。
我们没能结成婚。甚至我们本来应该在一起度过他的假期的，也因为开学时间到了没有实现。我舍不得离开他，磨蹭着，拖了一天又一天，差不多推迟了十天到校。他把我送到西安。我迟到了，学校挂了我的牌子。我只解释说生了病。学校老师对我不满意。在别人看来，说不定认为我们这样缠绵有些太过分。可谁能理解我们，这一分手，又不知哪年哪月才再见上一面。我那时候已经预感到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将是那么金贵，整天厮守着的爱人他们不可能有这种体会。
他在西安旅馆里住了几天，我只能在课外活动的时候去看他。虽然待不了多一会儿，但只要能看见他，我心里就甜甜的。可是他终于还是得走了。最后那天下午，我在操场上体育课，见到他站在学校隔壁的空军医院的铁丝网后面看我。我知道他是来告别的。我盼着赶快下课，做动作都没心思。可是时间真慢，我急得想哭。好容易打了下课铃，铁丝网后面没有人了。我疯了一样地往火车站跑。到了进站口，把门的不让我进，我又哭又叫，推他打他。等我冲进月台，火车已经开动了。我追着火车尾巴喊他的名字，回答我的是车轮滚在铁轨上的声音。我抱着月台上的柱子大哭，哭了很久。
学校的学习生活很紧张，脑子很充实。可也没有一天不想他。星期天我在公园里看书，见别的恋人都一对一对坐在湖边的椅子上，好个亲热啊。我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就跑回宿舍把头蒙在被子里。我觉得命运太不公平，为什么偏偏对我这么苛刻？可是怨天也没用。我拼命学习，把思念他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我知道这个学习是付出了代价的，学到了知识，才能补偿回来。
就这样，他又等了我四年。
我毕业那年27岁，他已经四岁。1976年元旦我们终于结了婚。那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又甜又苦。我们互相等了十年，这十年是一条漫长的路，我们走过来了。不过，要说我们总算盼到了头，那就错了。那种盼望和等待，还只是个开始。
B
他带着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提前四天进驻了W地区的边防点。第一天，由于交通不便，运输跟不上，他们露宿森林，冒雨在簧火边过了一通宵。第二天他就背着四十斤重的望远镜，顶着大雾爬上了海拔三千五百米的山峰。
6月的R．L山口，冰雪已经渐渐在消融，道路开始畅通了。不过这畅通的道路，也只是在深山峡谷、悬崖陡壁之中的崎岖小径。除了苍鹰和边防军人，无人肯踏人这块原始荒蛮的土地。然而，这块土地也是中华民族的领土，也是祖国神圣主权的象征。
他知道自己肩负的重量。十八年前，他就从这块没有炮火的战场上找到了一个军人的使命。他为这里倾注了全部汗水、才智和青春，他今年见岁了。40岁正是年龄和事业的成熟期。他作为一名边防军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已经成熟。尽管高原的缺氧、恶劣气候和长期劳累，给他留下了胃病、高血压和心动过速，但他的外表仍保持着军人的剽悍和强壮。
带队执行这次任务，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他充分估计过这次任务的艰巨程度。本来团党委考虑到他的身体有病，又刚刚执行过一次别的任务，连续劳累会吃不消，想让他在后方留守。可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没有往后躲的习惯，征服困难是他的乐趣。他的理由是：“这个地方我去过几次，情况比别人熟，还是我去。”没人能说服他，没人敢劝他，他的倔强不仅在全团，在全分区也是有名的。
W地区地形复杂，从海拔二千多米到海拔五千多米，几个气候带的各种地貌都有。白天，他带队往返R．L山口，几次爬过坡度在五十度以上的残存的冰滩，忍受刺痛双眼的强烈的白炽光，几次下河涉水，忍受潮湿衣服的冰冷，为的是占有最充分的材料，制订出最切合实际的防御方案。除此而外，一个团长所能做的太多了。他还要带领干部战士挖沟引水、搭帐篷修灶，甚至开荒种菜。晚上，他要到班排里了解战士的思想情绪，给大家讲边境的历史知识。深夜，他要打着手电筒查铺查哨。所有这些工作结束了，他还要写日记。十八年来，他的日记从没间断过。他的精力永远够用，他身体中释放的能量是无止境的。
不过，他也有疲劳。那是这些年来心理上欠债造成的重压所致的疲劳。他欠了妻子女儿的感情债。特别是近一段时间，这种疲劳感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异常鲜明。
那天夜里，他和政治处主任李朝明研究、修改了八九月份在团里进行一次战时机关文书演练的计划之后，他们并排躺在木板和牛毛搭的简易棚子里。谁也没睡着。他推了推朝明的肩膀：“伙计，你看，月亮多圆，今天是十五啦。此时此刻，谁能想到我们躺在这么个鬼地方。”
“是啊，‘十五的月亮，照着家乡照着边关’噢。”朝明不无凄楚地背了两句歌词，“又来信了？”
“嗯。”
“催你回去？”
“不，她最近来信没有提过这个。以前也只是请求，从不逼我。她太难了。”
“你媳妇真好。她今年还没来探亲呢？”
“没有。等这次任务完了，叫她们娘俩来好好团聚团聚。”
“咱们的探亲假周期是长了点，一年半一次。每次回去就他妈的像是补课，补都补不及。”
“补课？哈，你算是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是啊，总是盼啊盼，等到了探家的时候，什么都需要修补了。房子、家具、自行车，还有身体、生活、氧气、新鲜蔬菜，还有感情。首先是感情。人家是随时保养，我们是定期大修。”
朝明笑了。再沉重的话题，到了团长嘴里总能变轻松。他点上一支烟，没有给团长递，全团人都知道老高不抽烟。
“不知道报告什么时候能批下来？送上去都两个月了。”
“你是说转业报告？老高哇，走啥！我们都需要你。说不定上面根本不批呢。”一团之长，还能说走就走了？朝明亲身体会到了老高在边防部队的作用。还是临下边防点来的时候，他掌握的东西有限。团长给了他一个三十二开的笔记本，上面满满的全部是从清朝政府、西藏政府还有我国邻国等谈判边界问题到后来边境活动的资料，包括公开发表和没公开的资料，记载都很详细。朝明奇怪团长哪里弄来的这么全的资料，团长笑笑说，他十几年前就开始积累了。朝明真是如获至宝。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老师。他希望能跟在团长身边，多学点东西。可是团长竟然打了转业报告。他从心里感到像要失落什么。
“我已经四十了，也该给年轻同志让个位儿了。”团长说，“不过，你先别把报告的事广播出去，免得影响大家的情绪。”
“……”
“是啊，首先还得服从守边防这个事情。这些年了，对边防能没感情？记得刚当新兵的时候，一看被拉到了这么个鬼球地方，我不知道哭了多少回鼻子。可是现在要真的就走，也是舍不得啊。”
“老高，你说，别人都能理解我们吗？”
“但愿能理解。”
……
周围的帐篷里传出战士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小伙子们睡得多好啊。可他们却不曾知道，白天像猛虎一样带着他们完成军事任务，给他们拉手风琴、吹口琴，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使他们不再想家的生气勃勃的团长，却有着那么重的精神负担。他不愧为军人，他具备军人一切最优秀的素质；他还是个人，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他太爱他的妻子、女儿了。多少年远离家乡，戍守边关，对于他，不但需要坚强的体魄，而且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当你看到他更多的是乐观而严峻的时候，那正是他的意志力的体现。仅凭这一点，那些以为军人太简单的人们，他们未必有资格当一名合格的边防军人。
三、从不流泪的我开始哭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是高兴的事。可是结婚后，我这个从不流泪的人开始哭了。我才慢慢体会到，当个军人家属是多么难。
开始我仍然住集体宿舍。可是我很快有了孩子，我分到了一间房。我要带孩子，还要上班。我身体不太好。结婚之前因为做阑尾手术得了肠梗阻，住院开刀。你说多不巧，蜜月都是在医院过的。虽然生孩子时候已经好了，但后来一累了还是要犯。我下班口家，忙不完的事，买菜、买粮食、拉煤，别家两个人干的事，我都得一个人撑下来，又当女又当男。就说分煤吧，有一次单位里拉煤车来晚了，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别人家两口子一块干，男人用架子车拉，女的往屋里运，几下子就干完，然后就睡大觉了。我拉不动一整架子车，就半车半车拉回来倒在门口，再用簸箕一点一点撮进屋里，干完都12点多了。第二天还得按时去上班。那个时候吃菜不方便，要坐车去买，我带着孩子上车下车很难，又没法自己种菜，常常家里没菜吃。有的时候，实在不行了，我就向邻居要一点，人家好心，给了我三棵菜，那是三棵手指头大小的菜。我还自己搬过家，一个人一点一点折腾，等家搬过去，我的腰疼得多少天不敢扭动一下。要是他在家，这都不算个事。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叫他请个假回来也不难。可是他在部队，又那么远，就是长着翅膀也回不来。
更糟的是孩子生病。孩子稍大一点，有一次出水痘，我带着孩子住医院。那是个星期天，医院里除了给病号开饭，陪床的都没有饭吃。邻床的病孩都是父母轮换着回家吃饭。我没人换，从早上坚持到晚上。肚子饿极了，孩子又不能丢下，就临时跑到街上，想看看能不能碰上个熟人给找点吃的，可是没有。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偷偷抱着孩子跑回家了。一路上刮着大风，回到家又是清锅冷灶，我进门就哭了。第二天，我送孩子回医院晚了点，医生已经查完房，劈头就训我：“你也太随便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又不是自由市场！不想住院，就回去！”我受了很大刺激，委屈透了。可是为了孩子，我什么也没说。我背着那些在病床边甩老K的父母悄悄流泪。
那时候，我还想再要个男孩子。我们这样年纪的家庭，大多是两个孩子。我也真怀孕了。我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他，他特别高兴，说我们家要“二比二”了。可是没多久，我就因为太累，孩子流掉了。我为此大哭了一场。以后我再也没想这个事。
我自认为是个坚强的女人，可不知怎么变得眼泪那么多。不过哭归哭，我还是咬着牙不叫苦。我坚持不求人，自己能干的都自己干。孩子四岁那年，我在离厂二十多里路的甘肃金川公司参加“工农兵学员”回炉考试，学习三个月。我只好把孩子也带去了。当时老师很反感，皱着眉头说：“你来学习，孩子带来干啥？”他是把我当成混着玩的家庭妇女了。我只得一再给老师解释，并保证不影响学习。我联系了公司的托儿所，白天把孩子送去，晚上接回来和我一起住在招待所。托儿所不管吃不管住。中午我下了课，得赶着去接她，上街找点吃的，然后再急忙送回去，再赶去上课。晚上孩子睡了，我又要复习功课、做作业，每天弄到半夜。孩子还不断闹病，真是手忙脚乱。一急了，我也哭。但是我没耽误学习，我是以优异成绩从回炉班毕业的。
我也没有对别人抱怨过。我有时委屈了，就晚上躲在家里哭。哭过了，第二天又精神起来去上班。丈夫不在我身边，可是在我心里。我认定丈夫不是一般的人。我有精神支柱。别人对我表示怜悯，我从来不去解释，只要有人能理解，就是最大的安慰了。我不能让别人笑话军人的妻子，不能让人因为我而看不起他。
除此以外，我就是努力工作。从1983年到现在，我连续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这一点，我对得起他。
可是我到底是一个人生活啊，再苦再累，我能忍受，孤零零的寂寞感是难忍的。有时候我哭，就是因为寂寞。孩子小，我常常是一肚子的话没人可说。那年铁矿下马，人家都张罗去处，我该去哪，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他离得那么远，那会儿我多需要他在身边给我做主啊。我经常呆呆地坐在孩子的床边，一坐到半夜。我很少去串门。别人家都是亲亲热热一大家，人家不寂寞。我想他，我真想写信叫他回来。可又怕影响他进步。我知道他在部队干得很好，他爱他的事业，我不忍心打扰他。
我只能天天盼，盼着他一年半一次的探亲假。
C
执行巡逻任务，在他十八年的戍边生涯中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但这一次，他却感到任务比以往艰巨。他一个月没有好好休息。这最后一次出巡，本来决定是副参谋长带队。可是副参谋长不如他地形熟，他坚持要去。还因为考虑到频繁的巡逻也使战士们过于疲劳，于是他决定只带上一个连长、一个参谋、一个警卫员。
6月30日早晨八点，四个人的小分队从边防点出发了。蒙蒙雨幕罩着山林和峡谷，云雾裹着山峰，天地间一片浑饨。他们沿着湍急的河水朝山上攀登。没有路，所到之处全是杂木、灌木组成的原始丛林。脚下是砺石和泥泞，身上背着武器和其它军用仪器，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尽管除了团长之外，连长蒋久华、参谋张建刚也都是有十年以上军龄的军事干部，警卫员小杨年轻一点，但来执行任务之前也是训练有素的班长，他们仍然走得很慢。越接近山顶，山势越陡峭。有时竟是垂直的悬崖，四个人只能手拉着手贴在崖壁上挪动，脸上任雨水冲刷，决不敢抽出手来抹一把，倘若稍一不慎脚下打滑，那就永远地留在深渊之中了。
到达预定地点，已经是下午两点。他们找到了一个牦牛篷子，把湿透的衣服脱下来烤火，简单地吃了带来的午饭——油饼和水果罐头。之后，又冒雨去寻找下一个目标。然而，没有找到。上面发下来的地图是旧的。如果不到实地来，谁也不会想到军用地图上竟有这样大的误差。漫山雨雾，五米之内看不见人。他们迷路了。
只能凭着记忆往回走。原始丛林就像是迷宫。亮光很快就从浓雾中消失了。他们手拉手，几乎是摸索着下山。可是方向对，路不对。来时的路已经不复存在。
晚上10点，他们仍然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山顶上。饥饿、寒冷、疲劳，不可能再继续走下去，只得宿营。
那是一片被杜鹃花林覆盖的洼地。如此高海拔的地方，是没有高大树木的。唯一的一棵干枯的小树成了他们的依靠。衣服都湿透了，严寒一直浸到每个人的骨髓里。小杨掏出火柴和纸打算生火。可是火柴和纸全是湿的。他们轮流把火柴放在腋下加温。他们多么渴望有一堆熊熊的火啊，有了火就什么都有了。可是他们点了足有一个多小时，还是以失败告终。
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只好照团长的提议，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以彼此的体温来度过寒冷的高山之夜。
他从没有在这种无准备的情况下在高山宿营。十八年来，他走过的巡逻道路已无法计数，一双穿解放鞋的脚踏遍了高原的各种地形。他在这里记下了几十万字的军事笔记，还拍摄了上百张地形照片，亲手画下了他所辖边防地段的几十张地形图。巡逻道路示意图、公路示意图、气象图，并把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整理进了他写的书。他和他的战友们征服了这原始而凶顽的土地。可是今天，他迷路了。就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也终有失利的时候，他被这片陌生而古怪的山岭征服了。
雨越下越大，身子下面淌着水。每个人的牙齿都拼命地发出响声，每个人的身体都在颤抖。没有人睡得着，但也没有人呻吟。
和他脸贴脸抱在一起的张参谋忽然感到对方的脸很烫：“团长，你是不是发烧了？”
“大概有一点吧。”
“烧得很厉害！”
“不要紧，有点感冒，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可是…”
“别啰嗦了。你看，我这有个好东西。”他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根五六厘米长的人参。那是他为了防止胃寒，常常装在兜里的，“来，咱们四人分着吃了吧。”说着，撅成了四段。
小伙子们哪肯分吃团长治病的药呢，谁都不接。他唬起了脸：“你们把老高当成什么人了？既然一起出来，就得有难同当！谁敢不服从命令！”说着，他强行把人参分别塞进了三个小伙子的嘴里，“好好给我含着，一会儿身体会热的。”
小杨忽然提议：“张参谋，你唱个歌吧？”
见鬼，心里正门得慌，雨大又张不开嘴，这种时候唱的什么歌噢！张参谋苦笑了一声，但转而立刻悟到了小杨的用心，他是怕团长睡着了，发烧的人更怕受凉。张参谋便哆哆嗦嗦张开了嘴：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团长哈哈笑起来：“小张啊，你那也叫唱歌！回去后，老高好好给你纠正纠正发音。”
团长喜欢音乐，这是全团谁都知道的。去年春节他探家回来，还带回来一盘他全家开音乐会的录音带，张参谋就听过。那上面有团长爱人唱的《望星空》、团长和爱人的二重唱《敖包相会》，还有小女儿唱的《熊猫咪咪》，团长口琴伴奏，还真热闹哩。想起家庭音乐会，张参谋又有些伤感。他的妻子和三岁的小儿子也远在陕西，他很久没见到了。他趁机对团长说：“回去后，你先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我这是最后一次跟你执行任务。以后，你得让我转业。”
“想得美。只要我老高在，你就别想走。”
张参谋自嘲地一笑，他早该预见到会碰钉子。团长的脾气谁不知道，他不答应的事，你就连想也别去想。他不会跟你来客气，他的原则性是全团有名的。那个时候团长还在分区当教导队队长，他的“事迹”就很出名。例如有一次战术演习，分区的一个业务不太熟悉的副司令员指挥不力，团长和他争吵起来，后来团长火了，对副司令员说：“你们不懂业务以后好好学，不要拿着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谁敢跟上司这样讲话噢，副司令员下不来台了。可是团长还不肯让步。演习结束的时候，车不够坐，副司令员叫炊事员坐在柴车上，那时正是冰天雪地。团长又火了，质问副司令员：“冻坏了他谁负责？是你还是我？”结果他坚持把那个炊事员塞进了小轿车。去年修战备大桥，是请的县里包工队承包的。包工队长想偷工省料捞油水，让人给团长悄悄送去五百元钱。团长把他喊来，叫他把钱拿回去，教训他说：“你给五千也不行，工程质量必须保证！”后来，包工队老老实实按计划施工，交付时大桥质量完全合乎标准。碰过团长钉子的人不算少，就连上面来的工作组也得小心。前不久，上级一个工作组来边防点检查工作。要是在别的单位，工作组来了还敢怠慢？可当时边防点运输困难，只有一些罐头。团长一点也没给工作组加餐，战士吃什么他们吃什么。工作组里有人不高兴，说团长不给他们吃饭。团长不客气地说：‘！你们走，我们养不起你们这些老爷！”话说得重了点，得罪了工作组，组里有人扬言要撤了团长……想起这些，张参谋就很感慨，他是想好好在部队干一番的，可就是近几年想家想得太苦，又无奈妻子再三请求他回去。他何尝不愿意跟着这样的团长干下去呢。有这样的好团长带着，是他这个年轻参谋的福气。
团长挪了挪身子，好像不舒服，变换了几个姿势，说：“这样的地方睡觉是不太自在。小张，你结婚的时候没买个席梦思床？”
“唔，我正准备买呢。”这话说到了张参谋的心里。
“一定要买一个。我现在发现，席梦思睡觉就是舒服。下次探家，我一定得给老婆买个席梦思。”
后半夜，他们是太疲倦了。任冷雨劈头盖脸地浇着，任拂晓高山的严寒透过单薄的秋衣穿透每一个毛孔，他们仍然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四、我们又互相盼了十年
我们的日子差不多都是在盼望中度过的。结婚十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两年多一点。总是盼啊等啊，总算盼来了，但立刻又分手了。又接着盼。现在我比谁都更能理解“望穿双眼”这个词的含意。就是他回来了，我们又总像被人撵着似的那么紧迫。时间短，有时他在拉萨等飞机票，一等就是半个多月。好不容易到了家，他妈、我妈、我又各在一个地方，都要去看。这样一来二去时间就到了。我们难得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个完整的假期。
也有该探亲却回不来的时候，那就多了。就说1980年，他的探亲假快到了，我那个高兴啊。我买了那么多东西等他回来。可是他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说要去南京上学，探亲假不休了。我一时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难过。上学是好事，我当然为他高兴。可是一年多没见他了，我想他，想得厉害。我打听到了他先坐飞机到西安，然后再坐火车去南京。我就请准了假，带着孩子先赶到了西安飞机场。当他在西安下飞机看到我们娘俩时，惊喜得不得了，一个劲地问：“你们怎么知道的？”我就得意地笑笑。那还用问，逼上梁山了，什么办法没有？离他开学还有一个星期，我们一起回家他来不及。我就出主意，送他到南京。反正算我当年的探亲假。我们从来没旅游过，就趁这个机会旅游一趟吧。人家旅游是有充分准备的，我们什么也没带。那也没关系。我们在西安玩了两天，又到上海住了两天，然后再返回到南京。能看的名胜、古迹都看了个遍。我们从来没玩得这么痛快，就好像是在补蜜月。我差不多都忘记了还要两地分居。我就想，生活要是总这样该多好。等我们到了南京陆军学校的新生报到处，我才清醒了。在报到处负责的那个人特别凶地质问他：“你不懂学校纪律？说不准带家属，你怎么还是带来了？！这是上军校，不是住旅馆！你知不知道你是军人？”他光是低着头，什么也不说。我站在后面，心里可受不了，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当天晚上，他住到学员宿舍去了。我带着孩子住在招待所。我哭了一夜。本来我打算多住几天的，我不住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孩子上火车回甘肃了。我知道军人有纪律，可是报到处的那个军人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们？
上学第二年他来信说可以探亲了。我就急忙带上孩子去南京。我在信中没说准车次，只告诉他“十一”到。其实我们9月29日晚上就到了。这回我记住了他们学校的纪律，不敢提前去给他惹麻烦。下车的当天晚上，我就带着孩子在火车站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又在南京大街上到处逛，直到30日晚上才到了他的宿舍。等他知道我们头一天就到了，气得一个劲埋怨我。后来我也觉得自己真傻。干啥那么死脑筋？都到眼前了，却不去见面，白白耽误了一天。
这是去看他。按理说在家里会好点，其实也不一定。1981年我们东大山铁矿正式下马，我调到白银公司了。新到的单位没有房子，我和另一个单身女工同住一间集体宿舍。那年年底他回来探家，正是过年放假，那个女工回家去了。正好把房子腾给我们。条件差点，可是我们家三口能在一起团团圆圆过个年，就很难得了。我对他说，一天也不准早走。他说保证一分钟也不早走。可是离他的假期结束还差着好几天，公司的行政科副科长忽然把我叫去了，不客气地对我说：‘叫你男人立刻就走！人家这就回来了，这是集体宿舍！”我回到宿舍就哭了。他知道了以后，没发火，也没说什么，默默地收拾东西，半个小时之后就上车站了。他连晚饭都没吃。我本来已经煮好的面条，谁还吃得下去，都烂在锅里。我们到了车站，一个当过兵现在当医生的朋友追上来，往他挎包里塞了十个熟鸡蛋。我又生气又难过，可是没办法。天寒地冻的，就让他这么饿着肚子走了。这是他的家啊！他好不容易回家来享受一次家庭的温暖，却带着一身寒冷走了。
我哭着去找行政处长要房子，他说，按规定只给双职工分房，你男人不在本单位，不给分。我大叫着说：“我要是在本单位找个二流子你就给分了！”我从来没发过那么大的火。我气愤，我恨这种不公平。我盼着能给军人家属和平常人一样的待遇。到1982年，新政策下来了。我把中央关于军属分房子和双职工待遇一样的报纸剪下来，拿着去找处长。我总算分到了一间临时的简易房子。
有了房子，他回来探亲也从没超过一天假，他是军人，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等我去部队看他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工人可以倒休，就想着法不叫我走，我超了假，着急了，他仍不慌不忙地说：“老高不给你批条，你就走不了。”我说孩子上学要耽误了。他说他管补课。果然，他给补的课比学校的进度快，质量还好。他硬是这样留我们多住了一个多月。说实在，这样的时间都算是我们打劫来的。
但是不管怎样精打细算，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还是太少了。孩子长大了都不认得爸爸。上学后，有时候哭着回家来，说：“他们都瞧不起我，说我爸爸不管我。”我就安慰她说：‘等你爸爸回来，叫他送你去上学，让他们看看你爸爸是个啥样的人。”我是安慰孩子，也是安慰我自己。我盼得那么苦，可我心里也有甘甜。当我拿自己的丈夫同周围的男人比的时候，我是自豪的。为他牺牲了这些也值得。夜晚想他想得厉害了，我就不自觉地看星星。我常常很欣慰地想，那颗最亮的星星属于我的。
我真感谢能有《望星空》这个歌，它好像就是为我们写的。歌子刚刚发表，老高就从报纸上剪下来寄给我。我不知道唱了多少遍。每回唱，我就像在向他说着我心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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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7点，天还漆黑，雨没有停。他们醒来的时候，腿像木棍子一样僵硬。大家又遵照团长的要求，抱着粗壮的杜鹃花枝又踢又打，活动了一个小时。然后才想起应该开饭了。
可是没有饭。本来这次出巡按计划是当天返回的，一共就带了一顿午饭。昨天预见性地还留了一个油饼，可早上起来一看，泡成糊糊了。所有人的肚子都在咕咕叫。今天要从高山顶上返回驻地，又是一路艰苦跋涉，能量从哪来？作为军人，他们尤其知道食物的重要。
团长从地上拔了一大把土名叫“大耳朵草”的野草，吩咐大家吃。小杨噘着嘴不动。张参谋咬了一口，立刻龇牙咧嘴叫起来：“呸！又苦又酸又有刺。团长，你真吭人，这玩意谁胃里受得了！”
“老高给你开胃呢。”团长瞪了他一眼，说着，自己咬了一大口。
张参谋和蒋连长都吃了吐，吐了吃。可是团长吃了就不吐。他的胃里并不舒服，这个时候，他本该是吃药的。可是他嚼着野草，那表情就像嚼着口香糖。
开始出发后，他明显地虚弱了许多，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小伙子们着急了：“团长，你行吗？”
“行！你们看，我还可以来几下哩。”说着，他真地挥拳舞了几下。小伙子们这才放心。
中午12点，他们过一条小河的时候，团长突然跌倒了。他们扶他起来，他说：“我的眼睛怎么有点模糊？怪了。”说着，他就晕了过去。
他们慌了。他们这才明白事情原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团长骗了他们。张参谋当即决定蒋连长下山去叫人。他们不知道团长得了什么病，但是他们知道团长从来没病得这么重。
蒋连长走后不久，团长醒来了。他笑了笑，显然，那是非常勉强的笑：“我有点难受，我大概，走不出去了。”
“你胡说！”
“没关系，咱们能到，一会就要来人了。”张参谋和小杨都不自信地争辩道。
“不，咱们今天不走了，就在这休息吧。”
团长从来没用这样的语调说过话。他们清楚，团长只要能迈出半步，他也不会要求休息，他是真的走不动了。这里是海拔四千八百米，他们不可能在天黑以前走回去。他们索性在一条干沟坐下来休息，等待接应。
张参谋坐着，团长靠在他的腿上，小杨跑去找了点水，用望远镜的壳子装着，端到团长面前。可是团长没接。张参谋的手在团长眼前晃了晃，团长明明是睁着眼睛的，却毫无反应。
像是被电流猛然击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惊叫了一声：“团长！”他们哭了。团长的眼睛失明了，要抢救啊！可是没有医生，没有药品，而且这是在海拔四千八百米的高山上，连氧气都不够！小杨还记得刚刚来到西藏的时候，老同志吓唬他：‘当心别感冒啊，这个地方感冒就得送命！”尽管没那么严重，可是高山缺氧对身体的作用，这几年他已经深有领教。他知道在这里生了病，绝大多数都得输氧。他多么想从连队的卫生室里扛来个氧气瓶给团长插上，可怎么能够！他浑身是力气，可再有劲也用不上。他伤心地哭了。
张参谋毕竟成熟一些，他在心里不断地嘱咐自己：要沉着，要坚持住。只要等蒋连长带人一到，就有希望了。
希望却是那么渺茫。团长昏迷过去，又醒过来。他呼吸是急促的，并且很费劲。
“我回不去了……”他吃力地说，“我真的不行了。”
“哪的话，团长，你不是还要回家买席梦思床吗？你可得说话算数。”
团长努力地微笑了一下，笑得非常艰难：“不，这一关……我是过不去了……小张、小杨谢谢……谢谢你们了。”说完之后，他就沉睡过去，再也没说一句话。
直到天黑，蒋连长也没有来，连枪声都没有。其实，蒋连长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驻地，但是两天一夜的奔波、饥饿和劳累，使他刚到驻地就昏倒了。等他苏醒后已是暮色沉沉，方向就很难辨认了。
当第二个夜晚降临高山的时候，团长已经非常衰弱。整整一夜，他都烦躁地执着自己的衣领。两个年轻人不可能明白，这是肺水肿和脑水肿造成的严重缺氧而导致的症状啊。他们只是怕寒冷再加重团长的病情，把所有能盖的衣服都盖在了团长身上。他们昏昏迷迷地搂着团长又度过了更加艰难的一夜。
第三天清晨，张参谋打完了他和团长的手枪里的全部子弹，没有回音。他们彻底失望了。张参谋决定留小杨守护团长，他自己带了一只剩有一发子弹的手枪，拖着两条几乎是僵直的腿冲下山去。
他努力辨认那没路的路，不断地摔倒，差不多已经是连滚带爬。他什么也顾不得了。他抓着竹竿、藤条、野草滑下陡壁。他的双手烂了，衣服、鞋袜都成了碎条，到处渗着血。他不知道跑了多少小时，分不清天是亮的还是黑的。他从一个崖壁上摔了下去。虽然崖壁并不算高，不足以致人死命，但是两天两夜的饥饿和疲劳耗尽了他的全部体力，他不能动了。当他终于听到了附近的枪响时候，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五、丈夫毕竟是我的
他不止一次在信上对我说，他欠我的“感情债”太多了。我不喜欢他这么说，嫁给他，是我愿意。可是我还是盼他能长久生活在我身边。每当他探家回来，我就非常真切地体会到，守着丈夫的女人多幸福啊。
只要他在家，我就全休了。他抢着干活，什么都会干。洗衣服、做饭、擀面条、拉煤、劈柴、做木工、辅导孩子的功课，甚至用缝纫机给孩子改裤子，家务事他全包了。只要我动一动，他就说：“不用你，我来！”我下班回来，就等着吃饭。他像疯了一样满家搜罗着找事情做，就好像要找回以往的多少损失似的。有一次，他把随身带着的一支枪打开来擦。我要帮忙，他说：“别动，小心弄坏了，你不懂。”我不服气地说：“你懂，你会，你什么都会！”他笑嘻嘻地说：“不是吹，我除了吃喝嫖赌不会，什么都会。”我说：“那好，我考考你。”我随手抓起桌上我的一份图纸问他，他真的就讲出来了。我好惊奇。原来他在家干完了活，闲着没事，把我的土建方面的专业书都看了，说是给我当个参谋，将来转业回来，也是个有用的人。除此以外，吹、拉、弹、唱他没有不行的，他还喜欢摄影、集邮、下棋、书法，他写得一手好隶书。他太能于了。有这样的丈夫，我觉得很幸福。有时候，我也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这么能干的人，怕会命不长吧？立即又不敢想。我太害怕失去他了。
孩子是他的心肝宝贝，我还没见过哪个父亲像他这么疼孩子的。女儿三个月的时候，他才趁接兵跑回家一趟。一进家门，他手都没洗，就一把抱起孩子，在孩子的小脸上乱亲，一气抱了三个多小时才放下。我当时真怕他把孩子抱坏了。以后，每次探家，他都一天到晚抱着她。女儿都七八岁了，他还整天背着到处去。雪莲的名字是他起的。开始我给起名叫高颖，他回家后偏要改，他要让女儿的名字也带上高原的色彩。他教她唱歌、背诗，每天睡觉前给她讲故事。雪莲喊他：“高明诚！”他就答：“到！”他从来没动过她一个手指头……别家在家的父亲能做到的，他都做到了。他好像要在短短的日子里把父爱全都给了她。看着这父女俩打闹得那么开心，我心里甜甜地，我想，这个家庭要是永远这样该多好。
我们没有别人那么多时间，对于我们的感情就特别珍惜。我们家里从没有像别的家庭那样吵吵闹闹。偶尔我发了脾气，他就哄着我说：“你发火也是应该的，责任由我负。”我就忍不住笑了。我要给他买这买那，他总是说：“我什么也不需要，只要你高兴就行。”下班以后，我哪也不去，我就守着他，就像总也看不够似的。我们那里风景挺美，有山有水，有田野，有矿区，晚饭后，我们常一块去散步，就像是谈恋爱的。平时在家，他不许我离开他一步，我要出去，他就问：“几分钟？”我就快去快回。每天早上他骑车送我到单位门口，下班时候再去接。后来他干脆教我学骑车，为的是将来他不在家，我也不用走着去上班。我们在公路上练车，他扶着，我在车上歪过来扭过去，摔倒了我们俩就大笑，他再拉我起来。过往的小青年都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对我说：“张姐，你们多好啊，都那么大年纪了，还感情那么深，不像别家的两口子就是做饭、吃饭。”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回家后我问他：“我们长年不在一起，为什么还这么好？”他也真有词，他说：“是因为我们的感情浓缩了。”
只要他回家，我们家整天又唱又跳，又说又笑，就像过年。我小时候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姑娘，结婚后变得沉默寡言了。也只有在他回家以后，我才恢复了真正的我。但是毕竟这种时候在我的生活中占的比例很小。他一走，我就孤独极了。我常常想，他为什么就不能永远留下来，我们一直这样快乐、平静地生活下去呢？他就像是匆匆赶来做客，我们的生活被弄得断断续续的。军人的妻子就该是这样生活？我也是普普通通的女人，我也该有丈夫的体贴和爱抚，别人享有的权利我也应该有一份，凭什么我就该一个人长年孤寂地生活？我明明有个好丈夫，可他大多数时间不属于我。我想着想着常常会哭得很厉害。他是我的，我需要他。他应该回到我身边来。边防上的军人有的是，不单缺他一个。这种时候，我也真的写信给他，请求他考虑转业回来。他回信说他是军人，一切都由不得自己。我在信上也发过火，说过那些让他受不了的话。我心里的苦，在别人面前可以什么都不表现出来，可对自己丈夫，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信发出去了，我又会后悔，生怕他看了信影响情绪。
有的夜里，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窗前，看着天上的那颗亮星，自己问自己：我十六岁就爱上了他，把命运交给他，这条路我是不是走错了？不然，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小时候读过的童话故事的结尾说的那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直到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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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未归！”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传遍了边防连队，传到了团里。
部队气氛紧张了。战士们纷纷叫着：“去找！”“去接应！”团长早上出发，按说应该回来了。该不是遇到了自然事故，比如泥石流？或者碰上了敌情？西藏地区地形复杂，这是边防战士们都清楚的，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也怪团长这几天连续出巡，太疲劳，他那么不知道爱护自己，如今不会有什么意外吧？这个时候没人再想到睡觉，没人不提着一颗心。
当天夜里，山林一片漆黑。边防连队派出四支冲锋枪、三支手电筒冒雨去寻找。但是没有结果。第二天开始，又派出了七个梯队，四百三十人次分头上山。那样黑的天，那样冷的雨，那样陡峭的山路，没有一个战士哼过一声，甚至有人掉到石崖下面了，照样爬起来又往前走。有的战士悄悄流着泪，那不是为走得太苦，是为找不到团长而焦急。
全团战士谁不认得团长，谁的心里不在呼唤着团长。自打团长到二团当参谋长以来，三十三个月，在我们一线连队就蹲了六百多天。连队是你的家啊。你和我们一起洗澡，给我们搓背；你指挥我们唱歌，教我们识谱；你和我们一起下棋，下输了，从不悔棋；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从不准许给你特殊加餐；和我们谈心，知寒知暖；和我们一起摸爬滚打，年纪那么大，也是一身汗水一身泥；带着我们修篮球场，抬石头里，绳子总是跑到你那一边，扛沙袋，你肩上的最大，你一个人的年纪顶我们两个人，干的活也顶我们两个人；晚上睡觉，你不睡专为你准备的单间，偏要睡在我们班时，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烧开水；行军走路，你和我们背一样的六十斤，最后你身上还要多出来两条枪；你亲手给我们布置作战室、做沙盘，用自己写的教材给我们上课；你来边防连，无论乘车还是骑马，都要带上电影片、录相带、报刊和我们的信件，你知道我们盼着什么，你了解我们的心啊。当电影开演的时候，你就去替下站岗的哨兵，片子多，我们看几个小时，你就站几个小时，你还说：“我也是一个兵。”有人说你“抠”。可是特务连炊事班的小徐清清楚楚地记着，去年7月母亲病重，家里还有四个年幼的弟弟要抚养，是你找小徐谈心，给小徐家寄去50元钱。你还给一连、工兵连和轮训队的战士家里寄过钱。有人说你太严厉。警卫排的小陈还记得，那么寒冷的天，你床上的新被子忽然没有了，原来六连的小张爱人来队，被大雪封山堵在团部招待所。招待所腾不出被褥，你就把自己正用的新被子偷偷拿到小张的床上，你自己只在床板上铺了条旧棉垫。你还不许小陈说出去。小陈只好多在你屋的炉子里加上几把柴……团长，你待我们亲，我们谁心里没印着你的笑容？在家里，也不过如此。干部们说你是“清官团长”，我们叫你“知冷知热的团长”。高原寒冷，可有你在，我们心里温暖。其实，你给我们的何止这些，你让我们懂得了“军人”这两个字有那么丰富的含义。如今你在哪里呢，团长？你叫我们找得好苦。你可有地方避雨？你带的干粮可够吃？你的胃病没有犯吧？上次没讲完的故事，你不是还说要接着讲吗？好团长，你听到我们呼唤吗？为什么不回答？我们不能没有你啊，团长——
回答战士们的是原始丛林的风和高山峡谷的流水声。两天两夜了，团长仍无音讯。去寻找的人一批又一批，留在家里的谁也没合眼。
就连驻地附近的藏民也主动帮助寻找。他们熟悉高团长，团长待他们像自家的亲兄弟。
最后，直升飞机也出动了。那是从没有飞过的航线，而且是漫天浓雾和丛林覆盖的高山深谷。为了抢救我们的好团长，空军弟兄硬是闯进去了。
终于，在7月2日夜里，分区杨副司令带的小分队在一个崖壁下面发现了昏迷的张参谋。灌了三瓶葡萄糖之后，他醒来了。他颤抖着画了一张草图。图上标明的最近路线，大约要走6个小时。
六、原来他不仅仅属于我
也许是我去部队探亲以后，才感到，我认识他这些年，却并不真正了解他。
他当分区教导队长的时候，我去过分区。那时候下了飞机再坐车到分区大院，就吓了一跳，好荒凉啊！后来他调到团里当参谋长，当团长，我探亲去团里，才知道分区大院在西藏还是好地方呢，至少有那么多树。而二团驻地海拔四千多米高，从内地来，先就受不了那个缺氧，好几天头昏气喘睡不着觉。驻地周围都是荒山秃岭，连大树都没法生长。他们的办公室和宿舍是一排一排简易砖房。要说绿化是很难的。气候就更别提了。9月份就都穿棉衣，每天不是雨就是雪，哪也去不成。去探亲，一天到晚就得蹲在屋里。
可是他的屋里什么也没有。一间小房子。房子里只有床、桌子和用罐头包装箱钉成的书架。书架上的书倒是不少，除了工具书以外，大多是各种军事著作和军事杂志，我也看不懂。我问他：“你自己的东西呢？”他回答得也干脆：“除了老婆孩子是自己的，其它都是公家的。”我真拿他没办法。他就连被子也借出去了，棉衣都穿在人家身上。
他是个大忙人。不知道他一天怎么有那么多的事。晚上一睡下就是电话，一个接一个。白天只要在家，干部战士找他的人出来进去，门就像是拉风箱。他们谈完工作谈生活，他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听着。我心疼他，写了个“办公时间不得闲谈”的条子贴在门上，他转眼就撕下来，说是会脱离群众。他自己的工作都丢到晚上做，一做就到十二点以后。他晚上写材料，修改报告，怕冷落了我，常常是等我睡着了，他再爬起来。早上他照样起得很早，又是长跑，又是练武术。我说何必这么辛苦呢，他说是要适应这个环境。他的手劲可真是练出来了，大得吓人。那天他给我买了件新缎子棉衣，叫我穿上出去走走，我不好意思穿出去，他就拉我，一拉，我手上立刻三个手指印，疼了好久。他事后赂罪说：“以后轻易不敢再碰你了。”他还学习。他总是说当个好指挥员不能光懂军事。他上清华大学的电子函授班，天天要做作业。他学英语。那会儿还没买录音机，他就趁我中午睡觉的时候，钻到外面停着的“山猫”车．上去学英语。我最后一次去部队探亲，一般的资料他都能翻译了。他还写书。那次我来的时候，他正在写一本《CN地区兵要地志》。他说这本写完，还要写好几本，还要写几篇论文。我说：“你吹牛吧！”其实我了解他，他没有十分把握是不会对我说的。他还照相。照相机是他自己花25元钱买的“红梅”牌一二○，照的都是军事资料。他自己照自己洗。已经积累了很多，都是留着写书用的。就是闲着的时候他也不闲着。我给他洗衣服发现兜里塞着好多白纸条，以为是废纸，就扔了。后来他告诉我，那是他没事用来演算数学题的，他出智力题给大家做，有些参谋来我们屋里玩，他就在纸条上画个什么东西，例如炮兵符号什么的叫他们认。不知道他肚子里哪来那么多花样。他还自己编故事给战士讲。有时候他回来我问他讲的什么，他说：“讲了个《无头案件》，连编带吹，添油加醋的，小家伙们都被我老高唬住了。”战士们还爱听他拉手风琴、拉二胡。他的二胡是用罐头盒和废旧被覆线做成的，也是“唬”人家，可声音还真好听呢。他的精力过剩，那么忙，从没有过无精打彩的时候。我开玩笑地说：“凭你的精力，你的本事，当个万元户早发大财了。偏要跑到这来吃苦。”他说：“我们部队里能人多了，要是都去发财，还怕抢了那些万元户的饭碗呢。”
那次来探亲，正赶上过中秋节。这对我们是多么难得啊。我们一家三口围在一起吃月饼。小雪莲唱歌，爸爸吹口琴伴奏。他正吹着，突然站起来，问他怎么了，他说刚才一个连长和一个战士发生了口角，不知道现在怎么样，要去看看。他听说那个战士没发月饼，顺手从家拿了两块月饼就送去了。我有点扫兴，好不容易盼着这个团圆，你又顾不上我们。我本来是想埋怨他的。可是他回来了，一个连长又来谈家里的困难，要求转业。他们谈到很晚。连长走了，他却一个人问声不响地蹲在门口，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这么好的连长，可我帮他解决不了家里的困难。”结果那一晚上，他再没笑过。
一个团长，要愁自己，还要愁别人，他操心的事太多。这个团就是他的家，又比家复杂。我还能再埋怨他什么呢？他承担的东西太多了，他的心不累吗？我反而很后悔，不该为我们之间的事来增加他的负担了，人的负荷毕竟是有限的。
住在那里的日子，我感到他反而有些生疏。不是他对我不好，他比以前对我更亲，更体贴了。是我自己对他不了解的太多了。我过去不知道，干部战士这么需要他，他也需要他们。我没法把他同他们分开，那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并不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写过那么多信要求他转业回家。他今年4月打了转业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给我们公司领导，一份交给他们军分区。我知道那不是他的意思，他是为了尊重我的意见，尊重我的感情。交上这个报告，他心里不定多矛盾，不定几夜没合眼呢。自从最后一次去部队探亲，回家后，我也一直是矛盾的。我懂得了一个人要找到自己的立脚点，能力才能发挥，人生才有光华。他就是找到了他的立脚点。所以他精力那么充沛，精神那么充实。我爱他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可是我过去并不领悟，只知道找了个好丈夫，希望他仅仅是我的丈夫。可是他如果失去了他的立脚点，他可能就不是他了。其实，我十六岁的时候，爱上他的正是这个。可这些年我连自己也不理解了。
使我感到安慰的是，从上次探亲回来，我再也没有在信上发过火。
我努力工作，为了他，也为了我们这个家的幸福。想他想得厉害了，就把他送给我的录音带拿出来听，那上面是他唱的“莫愁”和《北斗》里的主题歌，还有他拉的二胡曲。就那一盘带，我想起来就听，从没有听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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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天早上张参谋离开之后，团长的呼吸开始微弱了。小杨把团长紧紧地搂在怀里，他要用自己的体温使团长的血流加快一点。他唯一能做的，只有这一点点了。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他身上的热量对垂危的团长已经远远不起作用。他望眼欲穿地盯着张参谋下山的方向，盼着队伍快快到来。他心里默默地哀求团长千万坚持住，坚持住。
太阳出来了。严寒的山顶上几天来第一次有了暖意。浓雾从杜鹃花林中飘散开来。阳光缓缓地照射到小杨和团长身上。然而，团长感受不到这来得太迟的温暖了。他从来没有睡得这样沉。他是太累了。四十年来他匆匆地奔跑在人生的旅途上，从没有停歇过。每一步都跑得坚实有力。他把生命的精华都毫不吝惜地留在了跑过的路程中。如今，他跑到终点了。他需要休息，静静的、轻松的休息。
那天中午11点50分，他的脉搏停止了跳动。
小杨抱着团长放声大哭，他声嘶力竭地叫着：“团长！团长啊！你等等，他们就来了啊……”没有回答，千峰成过于壑之中只有他一个人的悲恸声。他不能相信这么好的团长会离开他们。他疯了一般摇撼团长的双肩，他要把团长叫醒。然而，不会了。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团长是真正地走了。他默默流看眼泪，采来大把大把的杜鹃花，铺在团长的身下，盖满了团长的全身。
那是一张美丽的床，一张边防军人特有的床。团长安详地睡在这杜鹃花的怀抱之中，睡在这海拔四千八百米的高山顶上。再不需要烦恼和匆忙了。你来得及好好看一看远处，看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太阳又一次从古老的高原背后消失。那广袤的土地正睡在沉沉的夜色里。九百六十万啊，多少个甜美的梦正飘溢在这片温馨的土地．上，带着幸福，带着向往。当明天早上这无数个梦醒来的时候，谁会想到在遥远的高原的冰峰雪岭之中，一个边防军人正睡在海拔四千八百米的高山顶上呢。为这片土地，你憧憬了，创造了，也完成了，但是你没有奖金，没有金牌。回报你的，是这宁静温馨的夜，这该是对边防军人的最高奖赏吧。
也许你看到北方那无数工人宿舍中，你最熟悉的那个窗口。你走得太匆忙了，还没有像以往回部队时那样同妻子女儿告个别。或许这恰恰是军人的告别方式。再多看一眼吧，看一看你常在深夜思恋的故乡。从故乡那弯弯曲曲的小道开始，那是你走过来的一条漫长的路，伴随着一条爱情的长河。呵，那不是十七岁那次从大柴沟开往武威的火车吗，你一定是看到了那个站在车厢头上别着花卡子的“洋娃娃”……
七、我把他留给了高原
那是7月6日，矿党委书记突然来通知我说，部队来了长途电话，老高病得很厉害，叫我立刻赶去。我一听就哭了。他没病！他不会有那么厉害的病！我知道他身体好。可是我又希望他是真的病了。我更多地是担心出了车祸。我心里七上八下。一会儿觉得他是不在了，一会儿又觉得他还在，躺在医院里。我是感到凶多吉少。可他们谁都不对我说实话。单位上连夜用汽车把我送到火车站。在火车上，我心里乱得吃不下，睡不着。他是住在医院，还是在团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不能相信他死了。陪着我来的小曹一路瞒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单位领导派给他的任务。到了成都，住在招待所等飞机。小曹又和两个西藏军区医院来的人合起来骗我，说老高就是住在医院里。我多高兴啊。我拉着雪莲上街，买了四个大西瓜，还有桃子、西红柿，好多噢，都提不动。小曹劝我少带点。我不听，我要带。他们边防上吃不到新鲜蔬菜和水果，他病了，他更需要这些。我长年照顾不到他，现在提这点水果算什么。我相信他正在等着我。只要他在医院里，就是缺腿少胳膊我也满足。真是残废了，我把他接回家，我养他。只要天天见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是幸福的。
当我们在贡嘎机场下飞机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的老乡徐医生，他同老高一起当兵来西藏的。他一见我就哭了。可我还是认定老高在医院里，偏要去医院。徐医生把我拉上吉普车，就往我熟悉的路上开。我逼着他说实活。他见再也瞒不住了，就哭着对我说：“事情到这一步了，早晚也得告诉你，老高他已经……就是块铁也要化啊。”我当时只觉得天昏地转，什么也不知道了。
到了团里，团领导们带我去了烈士陵园。我怎么也不相信，那黄土一堆，下面就是他。我盼他，等他，苦苦等了这么多年，万万想不到，他就这么不辞而别了。我也不是没有过精神准备，当兵会有牺牲。可是他竟死于小小的急性支气管炎！这在内地还算个病么？他身体原来那么好。他在高原守边防，虽然不打仗，付出的也是生命啊。我没有照顾好他，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我一直在等着他将来回家了，我要让他生活得非常幸福。可是，他再也回不去了。
他没有给我和孩子留下一句话。他们把他的遗物装在一个木箱子里交给我，那是他的全部财产：各种书籍、《辞海》、军事杂志；几十个笔记本，上面大约有七十多万字；他自己写的三本书：《CN地区兵要地志》《SD地区兵要地志》《浅谈M线游击作战》；一本他自己制作的大影集，封面上贴着企鹅和他亲笔写的美术字：美好的留念，难忘的生活；一个照相机；一只旧茶缸，那还是他父亲年轻时修铁路用的，我给他扔过几次，可还是在；一只口琴；还有信件和一些简单的衣服。当兵十八年，从战士到团长，他就这些东西。我只留下了三本生活日记、一套衣服、影集和那个茶缸做纪念，剩下的都交给团里了。那些东西本来也不属于我。
在收拾他的信件时，我发现了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他还没有拆开。是他去执行任务时来的，他没有看到。我一见到这封信就哭了。这封信里我报告了他一个大喜讯：我们分到了一套房子。是一套有两大间住房带厨房、卫生间的单元。我们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动力车间的同志们帮助搬的。6月22日我们正式搬到了家属区。我在信上说：“房间是完全按照你的意思布置的，外间做客厅，里间做寝室。”多少年，我们就盼着有个这样的家，总算盼到了。我为他安排了像样的家，买了电视机、收录机。我信上说：“现在什么都有了，就缺你了。”我想他见了信，会多高兴。如今，人没有了，房子有了又有什么用？
小雪莲还在信封里夹了写给爸爸的信。当时写完没叫我看，还是这次来我才看到的。她说：“爸爸，你不是在埋怨我而是在等着我给你写信吧！我们家新分到的房子是九栋二单元五层。你能吃到新鲜蔬菜吗？你可要多吃些有营养的东西……”孩子的心，他没有看到……我亲手发了这封信，又亲手收了这封信。
这几天，我夜夜做梦都梦见他，我总觉得他还活着。醒来后，我就希望现实是梦。我愿意留在那些有他的梦里。可是我知道，他真的不在了。他再也回不到我们的家乡去了。
追悼会我没赶上。我看到了照片，那么多人，那么多花圈。见到我的人都哭了，连家属们都哭。部队里都在讲他的事迹。给他记功，给他报烈士，都是战士们强烈要求的。边防连队还提出口号：继承高团长遗志，彻底改变连队面貌。战士们也提出口号：继承高团长遗志，争取当好义务兵。我现在才知道，他这么受人爱戴，也许连我都没有真正了解他。
我要走了。首长们留我多住几天。人已经不在了，我不需要住了。他，就留在这儿吧。他在这十八年，这里有他的战友。他爱高原，他对高原有很深的感情。他爱这儿的人，这儿的人也爱他。我把他留给高原。将来我会来看他的。
首长们问我需要什么。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已经失去他了，什么也换不回来。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会生活下去的。
也许回家后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地盼着，盼着他下一次探家回来。
1986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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