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大裁军
袁厚春
第一章 从国庆阅兵讲起吧
1
信息时代，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时刻——全世界注视着地球上的某一个点。1984年10月1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就是这样一个“热点”。
这里，正在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式。这是中国人民自1959年国庆节以来25年间，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全世界都瞪起好奇的、兴奋的、疑惑的、渴望刺激的眼睛。
至少在中国，能够坐在电视机前的人都坐在电视机前了。如果统计一下，其人数肯定是空前的。因为眼下的中国，虽然每一个家庭都在抱怨物价上涨，但是仿佛变戏法似的，电视机这种从前的高档奢侈品几乎一夜之间就走进了亿万人家。此前8个月，1984年春节前夕，并不富裕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曾发生所有规格、型号的彩色、黑白电视机销售一空的惊人新闻。
上午10时，实地坐在天安门前和通过屏幕仿佛坐在天安门前的人们一起骚动起来。阅兵式开始了。
一辆黑色敞篷“大红旗”轿车驶到金水桥头。北京军区司令员挺立在车上，敬了一个漂亮的军礼，响亮地报告——
军委主席：
庆祝建国35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庄严的注目礼接受了他的报告。这位当之无愧的三军统帅没穿军装。他是一位没有军衔的元帅。
黑色“大红旗”敞篷检阅车平稳、庄严地驶上东长安街。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严整的受阅部队致意。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他的四川音清晰、浑厚而洪亮。他在这最令人激动的场面中显示了恰如其分的平静。统帅的威严与长者的慈祥，阅兵首长应有的标准化动作与老资格政治家的固有风度，完美地统一在他的举止神态中。他使所有的天才演员都难以模仿。
情绪昂扬的受阅官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统帅，视线随着他缓缓移动……在同龄的中国革命家中间，他是最健壮的一位；在同等资历的领导者中间，他是最年轻的一位；在同辈的领袖人物中间，他是经历的历史阶段最丰富的一位——1976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新时期，给了他做出独特贡献的机会。现在，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他从草绿色队伍面前走过，像一座移动的青山，一座活的纪念碑。
他是一部活动的历史。
他正是以历史的冷静目光，检阅着这支庞大的军队。
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汇进了震撼人心的脚步声。分列式开始了！军事院校、步兵、海军、空降兵……受阅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
这是一支崭新的队伍。受阅官兵全部换上了挺括齐整的新式军装，陡增三分神气和威风。虽然这只是迈向正规化的一个起码的外观形式，却赢得了广场上数十万观众的一片喝彩。
你们好啊！年轻英俊的军校学员——未来的将军们！毫无疑问，你们是这支军队的骄子，人民的宠儿。军校的方队走在整个受阅大军的前头，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事！想当初，走投无路的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扔下讨饭棍拿起大刀长矛的时候，只能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军校里去吸收指挥人才和才能。从先辈们掠下人家的帽徽、领章拉起自己的队伍，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军事院校体系，这是多么漫长的路程！前进吧，荣幸的令人羡慕的年轻人！你们是我军新的素质和建设方向的象征；在你们脚下，一条通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正等待着你们坚定的步伐！
“咔！咔！咔！”——什么声音，这样有力，这样整齐，这样令人兴奋？！是人的五指握住带刺刀的步枪，虎口压下枪身；是小臂夹紧了枪柄；是枪托靠上了腰际——啊，步兵！他们把每一个武装者都熟悉的最基本的“持枪”动作，做到一丝不苟、炉火纯青、出神人化的地步，使人与武器的接触发出钢铁的声音，表示了一个合格的军人所应有的素养、意志和力量。我们曾被称为“传统的陆军大国”，我们的步兵每一步历程都充满了功勋和荣誉。今天，她仍然是我们所依赖的令人放心的守卫者。
人们是否都意识到了，我国的海疆几乎同陆地边界一样长？为了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我们还需要一支什么样的武装力量？——强大的海军！瞧，他们的方队走过来了！明丽的阳光下，上白下蓝军装，精神抖擞的海魂衫和活泼的飘带，尤其是当它们结成一个整体时所呈现的鲜明、清新色彩，引起人们特殊的兴奋。脚踏陆地的脚步声，此时似乎变成了为军舰扬帆远航而壮行的军鼓，蓝色的“大海”，雪白的“浪花”，令人无限神往。
这是什么队伍？蓝军裤，绿军衣，威风凛凛的野战钢盔……啊，空降兵——我们的“飞将军”来了！现代立体战争中，已经没有了人们所习惯的前方与后方的区别。每一个国家的首都以及一切重要目标，都在敌对一方的射程之内。只消几十分钟，大型运输机便可以将成团成师的部队和重装备，投放到几千英里以外的敌后战场。因此，空降兵，不能不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他们将由最优秀的军官和士兵组成。啊，我们年轻的空降部队，你们不但有你们英雄的战友黄继光所代表的压倒一切的意志，而且有了闪电般的空中坐骑。在未来战争中，你们将建树前人所未曾有过的荣誉！
……
脚步声，口号声，震动着整个广场，震动着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的每一空间。一种豪迈的情感，在中国人民的每一个胸膛里冲撞。每一次脉搏中共鸣……
直线加方块的图案美，士兵的军靴每分钟116次踏击地面的节奏美，是任何别的图案和韵律所不能代替的。没有什么能比阅兵的脚步声更能唤起一个民族的自尊、自豪和爱国激情。自从有战争以来，人类便懂得把阅兵纳入国家最隆重的庆典，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节目。出征前，人们以此鼓舞士气，激励民心；凯旋时，人们以此欢庆胜利；贵宾临门，又会以此欢迎尊贵的客人。斯大林元帅甚至在法西斯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依然泰然自若地在莫斯科红场大阅兵，以唤起全国民众的斗志和必胜信念。
今天，中国的阅兵式属于哪一种呢？
……观礼台上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呵，女兵方队走过来了！姑娘们一个个都那么标致、俊俏，头戴威风凛凛的大檐帽，下着深蓝色军裙和秀气的皮靴，神气活现。雄壮的步态在她们脚下变得犹如舞蹈，激昂的口号被她们喊得好像歌唱。气壮山河的大检阅中，插进一段优美的变奏。力与美的结合，使人们大饱眼福。
邓小平同检阅台上的其他领导人都愉快地笑了。他们喜爱这支朝气蓬勃的军队。
24个机械化方队开过来，马达声震天动地。反坦克导弹，火箭布雷车，装甲运输车，新式坦克，自行火炮，岸舰，潜地和地空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战略火箭……全部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全部是第一次同公众见面。它们显示了我军空前强大的阵容。为了军队的今天，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若干年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困窘之中，排精竭虑，发奋自强，付出了多少代价啊。
隆隆车声尚未远去，天空中骤然滚过尖厉的呼啸。94架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组成的飞行编队掠过天安门上空。阅兵式的最后一个节目让人们一齐抬起头来，似乎要给庄严肃穆的阅兵来一个诗意的升华。
遗憾，飞机通过天安门的时间虽然分秒不差，但有几片薄云却未按照秦基伟的指挥准时褪尽。飞机和它们喷吐的彩色烟带，仿佛罩在纱幕中。最精彩的结尾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却给人们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
邓小平也在抬头观望。他举手遮挡着阳光，边看边向别人指点着……他可能看得更远些、更清楚些，似乎看到了别人尚未看清的地方。他看了很久，直到数万只和平鸽和五颜六色的气球升入战斗机飞过的天空……
天安门检阅台上，邓小平的高级助手们也在凝神观望。同当日中国的大多数军人一样，将军们穿的还是旧式“涤良”军装。这大概是世界阅兵史上少有的有趣现象。它毫不掩饰地表明，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正处在变革的新旧交替之中。
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也在观望。他的微笑是坦然而矜持的。作为这支军队一切重大行动的实际组织者，今天，即便在别人最激动的时刻，他的笑容中也蕴含着沉思。
昨天晚上，当天安门广场进行最后的装饰和清扫的时候，总参军务部接到军委办公厅电话：“杨副主席要看‘方案’，请立即送来。”
是阅兵的方案吗？不，是这支军队即将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的方案。他一连看了几遍。虽然在此之前他已主持军委常务会议研究过多次了。
今天的检阅，似乎包含着某种向历史告别的意味……
2
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11月1日，中央军委委员们，包括海、空军，第二炮兵和回回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内，聚集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举行军委座谈会。邓小平主席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70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这份讲话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仅从风格和演讲艺术上来说，也是一篇精彩的感情丰富的散文。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八十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一百万！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忍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他是直接针对高层领导老化问题讲的。但就他面临的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来说，这话也完全恰如其分。
裁军，在国际上和在中国国内，都不是新题目。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945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门的裁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人人都在喊裁军，喊了40年，结果却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军”成为一种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潭。
据联合国十人专家小组1962年2月28日的报告，当时全世界用于军事的款项“等于全世界全部物资和劳务年产量的大约8％—9％；它至少是所有不发达国家全部国民收入的2／3，而根据有些估计则差不多一样多。它接近于全世界每年输出的全部商品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世界每年留作资本形成总量的全部资源大约1／2。”而且，事情还在发展。专家小组做出上述测定时全世界军事费用为1200亿美元，到1969年，已经是2000亿美元，到1980年是5000亿美元，到1985年已接近10，000亿美元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类的创造力，被应用于毁灭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目的；尽管再三保证不这样做，但是随着更加复杂的新武器的每次出现，世界变得更不安全了。这种形势，给人类社会以一种深远的不安定的影响。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裁减军队，反对军备竞赛。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决定它对此必定怀有诚意。实际上，到1985年以前，我国政府通过精简军队员额，紧缩军费，将军事设施转交民用或军民合用，军工企业转产民品和支援地方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不但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推动世界裁军进程做出了贡献。即便如此，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仍然不满意。
我国的军费数额是很低的，而且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降。1985年，我国的军费只有191亿人民币，折合60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2％；还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但是我军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二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我国1953年至1983年30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1982年一年的同类经费还少200亿人民币。
员额多，结构又不合理。据统计，世界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是1：10；法国是1：17。而中国是1：2．6，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几名之多，邓小平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刻的话，从1975年讲到1985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反都跑不赢”！
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近十年来，我军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弦绷得太紧；由于“人多好办事”的旧观念还在起作用；由于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革，部队的编制和员额缩了又胀，再缩再胀。1981年，邓小平曾经说过：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经过1982年的精简整编之后，我军员额已经做了很大压缩。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从1983年起，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为进一步实现“消肿”的目标花费了大量心血。
现在，该下决心了。
邓小平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
他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他表达的正是党中央集体定下的决心。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比整编前精简了近一半；原先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从这一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
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受到触动。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全方位波动”。这是对一个庞大机体实行的脱胎换骨性的“大手术”。
这一切，都发生在南疆的自卫还击战场枪声不绝的时刻，发生在全党大力整顿力求党风根本好转而尚未实现的关口，发生在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大刀阔斧改革图新、各种事物新旧更替的背景之下。这就使得这一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它是惊心动魄的。它是引人深思的。
第二章 成昆之变
3
1985年5月20日，数架次军用客机相继在首都西郊机场降落。首先是全军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着是军以上单位的军政主官，分两批被召集到首都京西宾馆，举行军委扩大会议。
大规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论证。商榷，如今要“定盘子”了。11座“大庙”之中究竟哪四座被“拆”掉；你我他，谁去谁留，谁进谁退，就要揭晓。
可以有把握地说：11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之中没有一个人反对精简整编，他们每个人都明确表示过，不论撤销哪一个军区，都坚决服从。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最好别撤到我们头上。
俗话说：孩子是自己的好。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他一手组建和苦心经营起来的部队，就是他自己的孩子，连着他的肉，牵着他的心。半年来，军委就撤井哪几个军区的问题，已有初步方案，在座各位是参与过讨论的。一些可能被撤销的军区，并依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同时，他们也情不自禁地做过另一种论证，其结果，总是本军区被保留的论据更充分些。你说你是边关重镇，濒临前线；我说我是物资集散中心，便于屯兵；他又说他那里是打大仗的总预备队，可以兼顾几个作战方向……即便不大可能被保留的军区，它的领导人上飞机的时候仍然怀有一丝侥幸心理。
军事科学是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到真的战争打起来之前是无法做全面实验的。因此，每一种理论、战略，都难以绝对精确。关于大军区的划分也是这样。但我们不能等待有了绝对把握之后再来做事。邓小平1982年谈到精简机构时曾经说过：“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
比较起来，昆明军区的张铚秀司令员心情是坦然的。按照军委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定点昆明，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组成新的昆明军区。理由无须多说，昆明地处中越边境前线，自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以来，那里战斗一直未断，是目前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大军区。这年春节期间，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总政余秋里主任等领导人，曾经亲临前线视察，对军区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总书记还为军区部队题写了“国威军威看西南”的条幅，这恐怕也是保留昆明军区的一种迹象。上述方案虽然还不是最后定论，但是4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会议讨论之后没有改变，因此，他和谢振华政委已经做好了接收成都军区机关的一切准备。从昆明上飞机的时候，随行的军务部长和干部部长，带来了全套的接收方案，准备在会上与成都的同志具体协商。
5月23日，军委常委会公布了合并后新的军区领导班子名单。张铚秀已经不在其列了，而原来有消息说他要继续任职的。这个变化不算小，在他本人看来也理所当然。他已经刀岁了，即便任职，也是过渡人物，早些交班于工作更有利。因此，他仍然谈笑如常。休息时间，该下棋就下棋，该看戏就看戏，兴致很好。
军委扩大会议进展顺利。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大家想到一块了”。他对新班子的选配和这次退下来的几十位老同志所表现的觉悟和风格，感到高兴。因此，原定5月31日扩大到军一级主官的第二阶段会议，提前到5月26日开始。
6月3日上午，军委常务会议集中到会同志对精简整编方案提出的意见，再次进行研究。确定之后，便是最后定局了。下午，将在全体会议上公布。
当天午饭后，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比其他代表早两个小时得到一个重要消息，有人告诉他：“老王啊，定了——变了……”
这天中午，成都军区的代表们一反常态，关起门来嘁嘁喳喳，没有人睡午觉。
而昆明军区司令员、政委以下代表和工作人员都睡得很香。
成都北校场。
5月6月之间，正是气候宜人时节。军区机关大院经过多年经营，大操场上绿草成茵，办公楼前繁花似锦。但是，人却打不起精神。半年来，正如保留昆明军区的消息从未变过一样，撤销成都军区的消息也很牢靠。从外面看起来，机关干部们照常出操、跑步，照常上班，但是眼里手上没有几件事情是属于发展性、建设性的。干部部和各层领导空前忙碌地找人谈话：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愿意去昆明、下部队还是转业？干部部长这次去北京开会，皮包里是一份落实到机关每一个人头的移交、处理方案。
大院里一座现代化大楼的停工停建，尤其令人触景生情。那将是一座很漂亮的通讯、情报中心。但现在，已经挖好的地基要填平，在上海定制的两架电梯正在谈判退货。仅这两笔，就要损失几万元。可是不退、不填，留它何用？
6月3日夜里，司令部副参谋长接到王诚汉司令员从京西宾馆打来的电话，指示他：通讯大楼的基坑暂停回填；上海的电梯暂不要退货。这消息你一人知道就行了，不要外传。
这是个神秘的指示。两个“暂停”说明了什么？尽管司令员指示不要“外传”，但绝对不外传便无法执行“指示”。
第二天，这消息虽说口耳相传，却以无愧于电子时代的速度传遍北较场。人们得出一致结论：变了……
这一天恰好墙外有一家娶媳妇办喜事，乒乒乓乓放了许多鞭炮。那鞭炮就像是为墙里的人放的一样。
成都距昆明约1000公里，高山阻隔，只有一条航线、一条铁路和一组电话线相通。两大军区虽少工作往来，个人与个人却不乏横向联系。不知怎么一来，北校场的传闻被昆明听到了，并且同样以无愧于电子时代的速度传遍了机关大院。所不同的是，人们大多不相信，但又面面相觑，神色惶然。此时，即便碰到院外有办喜事放鞭炮的，他们也听不见。
有人打电话给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军务部长：
“喂，有什么消息？”
“不知道。”
“我是问有没有什么变化……”
“不知道。”
对方守口如瓶。这守口如瓶的态度就是个不祥之兆。
6月7日，从北京飞来的专机，在濛濛微雨中降落在昆明机场。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张铚秀、谢振华一行终于回来了。机场上已经有几十辆小车在等候，凡在家的副司令、副政委和三大部领导，几乎全体出动，前来迎接。这是从未有过的阵势。他们为什么来？是因为张、谢作为军区司令员、政委最后一次到北京开会归来？是为了早一分钟得到什么信息？是为了安慰归来者，还是为了得到归来者的安慰？
张铚秀、谢振华走出舱门，略微有些吃惊。谢振华边走边打量着车阵和人群……还有一级台阶才能踏上昆明的地面，他却以为已经到底，一脚踏空，险些跌倒……
握手，握手，还是握手。迎接的人，被迎接的人，今日全无言语，也几乎没有表情。
车队在沉默中疾速地驶向昆明城。
现在他们正在急转弯，180度。“船小好掉头”，而他们的车太重了。可是必须转！邓主席在会上说过：要在大局下面行动。在军事上，为了战略全局而牺牲局部是常有的事情。
这样急的转变，对手握方向盘的驾车者的考验是严峻的。只要不翻车，不论怎样磕磕碰碰都算成功。要知道，他们自己也在旋转中，也在偏离重心的不平衡中。情感的惯性有时比运动的惯性更难控制。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昆明军区党委和机关在精简整编中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半年来，他们为迎接成都军区的战友到昆明来工作，做了充分准备，表现了很高的风格。军区党委决定，严格控制干部提升，以便给成都的同志留出位置。这种“严格”甚至达到了过分的程度。比如，到6月1日以前，军区司、政、后机关就有26个二级部正副部长缺编，下面报上来的递补方案一律不批。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缺编，签署法律文书都成了问题，党委的答复仍然是：留待合并后统一考虑。与此同时，军区抓紧动员临近离退休年龄的同志离职，以便空出位置。已经离退休的同志提前搬进干休所，以便空出宿舍。机关刚刚建好一栋漂亮的宿舍楼，可以安排50户，机关缺房干部早已望眼欲穿，党委决定一律不分，全部留给成都来的同志。
一批本来可以提拔使用的干部失去了机会，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生活福利没有解决。多年的老部下，包括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将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作为他们的首长，张铚秀和谢振华有一种沉重的欠账感。
应该怎样评价这样一种感情？赞美它，还是指责它？连这点感情都没有的人，绝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而有了这种感情，又往往导致错误。
我们的领导人似乎已经预见到这个矛盾。在6月6日的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曾一再提醒大家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也要注意这一条。比如这年5月全军换装，退下来的老同志可不可以发新军装？从感情上来说，我们的老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人死几十年，发套军装有什么了不起？发十套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么一来，就把我们立下的规矩搞坏了。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照顾感情重要，还是遵守规矩更重要？所有的老同志当然都会懂得，立下一条好规矩重要得多。
不论有多少困难、多少理由，大局是要服从的，命令是要执行的，这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们起码的观念和素质。昆明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做出了明确的符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决定。决定包括：坚决执行精简整编命令，不许借机突击提职、突击花钱，不许侵占公物，不许利用职权干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
昆明军区40年的历史上有过光荣的令人自豪的篇章，现在他们将要写下难写的最后一页！
同昆明军区一样，武汉、福州、乌鲁木齐军区和众多的军以下撤编部队也面临着这样的题目。如果让他们选择是撤编还是上前线，他们宁愿选择后者。而历史留给他们的却是前者。他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时期。
第三章 最后一页
4
6月11日，张铚秀飞到了中越边境地区的前线指挥部。“前指”的同志也面临整编，但这里尤其要稳定。
当直升飞机降落在文山市地面的时候，他忽然异样地激动起来。这里，他来过无数次。1979年28天的自卫还击作战，他曾作为杨得志司令员的副手参与指挥。1981年的扣林山战斗，1984年的老山、者阴山战斗，及其以后从未间断的大小战斗，作为战区的最高指挥员，他一直同前线的将士们息息相通，共同承担着战争的惨痛和胜利的欢乐。而今天，作为军区司令员，他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了。按照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将在7月30日把指挥权移交给新组成的成都军区司令员。
他忽然意识到，此行似乎是来向前线告别的。
在“前指”结束了传达和工作部署之后，张铚秀继续向前走，在一个又一个前线指挥所和边防团，留下一个即将卸任的司令员和久经战阵的老兵的嘱托。他爬上八里河东山的一座边防哨所，同哨所的干部们合影。
最后，他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1979年以来历次战斗中留下的年轻生命。将军的感情总是矛盾的。在战斗中，他毫不容情地要求部下一往无前，流血、牺牲绝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一旦战斗结束，当人们欢呼胜利的时候，他又为部队付出的每一分代价感到深深的痛惜和内疚。他们，毕竟是在他的指挥下牺牲的！没有这些年轻人的奋斗和牺牲，指挥员任何意图、部署和命令都等于零。有一位师长，看到有些连队因为麻痹、骄傲，战场管理不严，致使战士在非战斗情况下被地雷炸伤，他火冒三丈，痛彻肺腑，宣布：“从今天起，哪一个连队再出现雷伤，我就让他们的所有干部到手术台前站着，看医生怎样锯掉他的士兵的大腿！”这就是将军对部下最重的处罚！
陵园的土地是有知的。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他们永远停留在这个绿色的年龄上。正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奠定了胜利和荣誉的基础，为他们的部队、为军区的历史增添了光荣。作为他们的司令员，他深深地感谢他们；作为战友，他将永远地怀念他们。
他在随行的边防团长和作战部副部长协助下，亲手将一个巨大的花圈敬献在烈士墓前。挽联上写着：
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你们的司令员、战友张铚秀
他默默地低下头，站立了很久、很久。
5
张铚秀飞临前线的时候，担心同志们因整编而波动，因松懈而吃亏。但是，他看到的是强烈得有点可怕的复仇情绪，他转而担心指战员们因此而莽撞行事。
1985年夏季，这里大概是几百万解放军中唯一未因整编而影响情绪的部队，真正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部队。
敌人没有给他们留下考虑其他事情的时间。战争，没有在他们的脑子里留下一丝空白。
5月下旬，当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云集北京的时候，这支部队正在二十公里正面的千百条泥泞小道上向前沿运动。在绿荫和夜幕掩护下，他们静悄悄地从兄弟部队手中接过了阵地。按计划，他们的指挥所将在5月31日凌晨接替指挥。这时，北京的会议由于进度加快，提前4天进入第二阶段。撤防部队的军政主官要进京赴会，军区“前指”与即将接防的张志坚部队长商量：你们可否提前接替指挥？张志坚同意了，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
这是5月29日中午。其他首长正在下属各部队指挥接防，张志坚紧急通知他们立即返回指挥所。30日召开了接防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用6个小时分析敌情。从种种迹象分析，敌人很可能在近期实施一个进攻型计划，估计进攻规模在团以上，进攻时间在5月底一6月初；主要攻击方向在“山口”地区，主攻点不详。
这些天来，敌人在老山方向上不断实施偷袭，而“山口”一带却很平静。反常。30日中午，天气晴好，敌人在“山口”地区的几个点上各打了二三十发炮弹。——敌人炮兵在试射！
30日晚8时，我方获悉：敌一线部队明天4时起床、5时开饭……这很可能是敌人发起攻击的时间。
于是，我方部队政委和副部队长们，乘夜赶往前沿各指挥所，紧急进行战斗准备……
31日拂晓4时，敌人果然发起了全线进攻，在其主攻方向“山口”地区投入了一个团的兵力，重点目标是夺取A高地。前沿各要地一片火海。
如果北京的会期不提前的话，此时正是两支部队交接指挥权的时刻。敌人也在“配合”我军的精简整编呢！
幸而，张志坚和他的同志们提前40个小时行使了指挥权。我军尽管“立足未稳”，但毕竟“立足”了。大炮刚刚进入阵地，还未经过试射，误差只能在战斗中校正了。战士们接过了阵地，还来不及熟悉地形、道路和敌人的情况，人的心理、行动还不适应战争，然而战斗来临了。他们的主要依托便是坚强、勇敢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的决心。
A高地共有三个哨位，驻守着我军的一个班。所谓三个哨位，就是三个猫耳洞。最靠前沿的一、二号哨位，总共只能藏进五个人，与敌人相隔一个小小的鞍部，直线距离只有七八米。
敌人在交叉火力掩护下轮番进攻。我连指挥所与高地主阵地三号哨位的联系被炮火切断，三号哨位与一、二号哨位的惟一通道被敌火力严密封锁。前沿的五名战士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有四名壮烈牺牲，另一名负伤昏迷……
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我军在立足未稳、仓促应战的不利局势下，粉碎了敌团规模的进攻。据敌人自己承认的数字，越军损失了七百人。张铚秀司令员战后第十天赶到前线，评价他们是“刚上阵地就打仗，给敌人以较大杀伤，基本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可以说是首战胜利。”
但是参战将士们不能满意。这是一支士气高昂的珍惜荣誉的部队。他们为自己这一次的仓促应战被动挨打而懊恼，他们要的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这一天的战斗下来，张志坚似乎瘦了一圈儿。他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这本来是一位精明干练、长于韬略的指挥员。虽然抗美援朝时期他只是一名文化教员，直到作为一名部队长，他还从未指挥过真正的作战，然而他勤奋好学，思想敏锐，在训练改革中曾经有过建树。1990年部队举办大专班，他不顾年长位高，同参谋、干事和连排干部们一起当学生，被传为佳话。他是在军队长大的，却不是那种经验型干部，倒更接近学者型。对眼前这场战争，他承认缺乏经验，承认不适应，但如果给他稍微充裕一点的时间，他相信自己会打得更好。可恼的是没等他施展韬略，战斗便结束了。
他比任何人都急于再战，急于复仇。但是理智告诉他，他必须比任何人都沉着冷静。他咬紧牙关，为的是退一步进两步，夺回战场主动权。他与急于求成的情绪抗衡着，设法推迟敌人新的进攻计划。
6
除了前线将士之外，L政委大概要算不可多得的不为整编的波动所左右的人物了。他是偕同夫人去大连疗养的途中被召到北京开会的，在这以前，他已经游历了哈尔滨、长春、沈阳三大城市。这样一次会议，不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何况L政委所领导的野战军是撤销单位，军长已接到升任军区副司令员的命令，并且很快就要到任。试想，该有多少工作等着L政委去做啊。即使没有工作要做，在这种时候一个军党委书记怎能不满腹心思。归心似箭呢！他的部下有一位牛师长，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宣称要让管理不严的干部去看他的战士被锯掉大腿的人物，在传达撤编命令的大会上，不禁潸然泪下，几次读不下去，而他的军政委却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会议一结束，他即请假去山东办私事。既然休假未完，已经到了北方，顺路去办点私事也未尝不可。其实，他办私事并没用几天时间。之后，他便偕同夫人由青岛到上海，之后是宁波、普陀山、杭州、桂林……优哉游哉地观起光来。直到6月26日——军委扩大会议之后第20天，才回到军部驻地。此时军长已到了报到的最后期限，两人擦肩而过……
真乃豁达大度人也。
7
1985年8月14日，昆明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半个月前，昆明军区向新的成都军区移交了作战指挥权。这样的行动，在昆明军区、在全军都是没有遇到过的。因此，难免乱中出错。某指挥机关接到通知：指挥权行使到7月30日24时为止。同一时刻，另一指挥机关接到通知：从8月1日零点起对原××××部队行使指挥权。参谋人员忘记了：7月还有个31日。于是这一天成了“空白日”。幸好这一天世界大战没有发生。
再过半个月——8月31日，昆明军区党委和机关就要停止办公。到那时，沿用了刀年的“昆明军区”之称，就要改为“原昆明军区”了；下属部队将按照新的成都军区的命令开始调动。
张铚秀代表军区党委做30年总结报告。人们好像第一次认识自己的部队，她竟是这样光荣，这样可爱。解放大西南、剿匪、平叛、勘界警卫作战、抗美援越、援老筑路、开发边疆、对越自卫还击……一桩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这就像一个人对于他的无论是幸福的还是苦难的童年，都怀有深深的感情一样。
最后，谢振华政委的讲话结束了会议，也结束了昆明军区党委和首长的工作。他说：
“在即将结束昆明军区历史使命的时候，我们对部队确实恋恋不舍，我们还有许多话想给部队讲，但是没有更多机会了。在我们交班的时候，我们殷切希望广大指战员珍惜昆明军区部队的荣誉，把我区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光大，永远保持下去。……在你们将来交班的时候，如果能够无愧地说：我们没有辜负昆明军区党委的重托，部队的老传统、老作风保持得很好。那样，我们就感谢你们了。”
大礼堂里鸦雀无声。干部们事后反映，这次会议是军区所有会议中最成功的一次，张、谢首长的讲话简直进入了艺术的境界。人们被打动了。
在历史的这一刹那，到会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崇高的使命感。
如果能把这一刹那的崇高保持住，该是多么好啊！
8
奇怪，当某些部队将要撤编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们各个都很出色。它们在急刹车、急转弯、转轨改向的时刻所表现的优良的自我调整、自我控制能力，它们在结束自己历史使命的关头所表现的高风亮节，尤其证明它们不愧是伟大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乍看起来，仿佛军委是专门挑选优秀的部队撤掉一样。
某军在被宣布撤编之后，军首长每天早晨照常带操跑步……他们依然是正正规规的军人！
某军机关大院在移交前夕，路照修，树照栽，礼堂照盖，基层工作的会议照开。军队建设的大局，军队未来的利益，是他们最高的行为准则。
某师长年在贺兰山区分散施工。撤编前夕，师长跑遍全师每一个分散单位，包括只有一个战士的执勤点，完成了他多年的夙愿。
某军一面进行撤编准备，一面加紧施工，为某市的煤气化工程埋设管道40余公里。另一野战军在撤编前夕为驻地市、县抢建公路和给水工程，还修建了四个电视差转台……
他们为军队、为人民做出最后一次奉献之后，立即遵从整编命令，坚决、利落地完成了最后一个军事动作——撤编。
塞外某师长年担负艰苦的施工任务，十四年中有十三年住在工地和民房。他们坚持完成施工任务之后，许多同志工具一放，工作服一脱，连营房都没回，就从工地踏上了退伍的旅途。有的干部送走了退伍、转隶的战士，连洗澡、理发都没顾上，下山就进了“编余干部连”。
这是一次非战争情况下的全军紧急动员、紧急行动。东北大地，寒冬的逼近使他们的行动格外紧急。不然，几十万经过调防和重新组合的部队将来不及进行性命攸关的冬防冬贮工作。同一时间内，他们进行了建制和部署调整，干部选配，兵员复补，装备收交和封存，冬防冬贮工程……多项工作同时展开，交叉进行。命令一下，东北的铁路线上先后有133个列车梯队，公路上有180个摩托化梯队隆隆开进，一个月之内全部调动完毕，创造了军区历史上最宏伟的场面。——
1985年秋冬两季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演出着与将士出征同样震撼人心的一幕。
9
9月1日上午，S师师长刘代坤和政委柴家信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去省城参加军区党委扩大会。这是军以下部队整编“定盘子”的会。
以往去军区开会，他们总是兴冲冲的，急于知道会议内容。不论布置什么任务，他们都摩拳擦掌，在车上就议论怎么贯彻，生怕落在兄弟师后头。可这次，上车心里就酸溜溜的，只盼车子慢点开，晚点到，晚一分钟听到那个“不幸”的消息也是好的。
S师自1949年3月组建以来，参加过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云南剿匪、勘界警卫作战等战斗，是一支有战功的部队。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又创造了“岱乃阻击战”这一著名战例，涌现出“攻坚英雄营”、“能攻善守英雄连”和“守如泰山英雄连”等三个受军委命名的英雄集体，出现了山达、阿尔子日、徐泽贵。李水波四名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获得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在本军各师中是最多的。1985年该师侦察连赴前线参加侦察作战，又是同批参战侦察连中的佼佼者，军区授予该连“英雄侦察连”称号，军委命名该连排长傅孔良为“战斗英雄”。平时完成任务也很出色。1983年总参推广过他们实行“战士班长化、班长干部化。干部多能化”的训练改革经验。
但是，他们在本军内毕竟是组建最晚的师，按照“去新留老”的惯例，他们早就预感到有可能被撤编，虽然按照“去弱留强”的原则，他们自信并不弱。
到了7月份，他们就摸到底了。那时军政委下来挨个找师里干部谈话，虽然对撤编的消息守口如瓶，但军区小报上一则消息给他露了马脚。那消息说，该政委深入的“山达所在部队是即将撤编的部队”。
政委柴家信44岁年纪，有27年是在这个师度过的。他在这里入团、入党、提干，而后是排长、指导员、干事、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师宣传科长、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几乎一步不落地挨着台阶走上师政委的岗位。他的青春，他的历史，他的痛苦和欢乐，都与这支部队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他多么希望她永远存在下去呵。
刘代坤是1983年回月由兄弟师调来当师长的。3年来，他干得顺心得手，意满志高。遗憾的是，30多年来，师长换了一茬又一茬，偏偏赶到他当师长的时候，一切都要终结了。他感到忧伤和不平……
晚上6点，刘代坤和柴家信总算晃进了省城，可还是不愿去报到。他们钻进本师转业干部安置小组的小门面去搭伙。直到8点多钟，天黑下来了，才进了军区招待所。
9月4日，首长宣读了该师撤编的命令。虽是意料之中的事，此时还是一阵悲凉。9月8日一宣布散会，他们即刻登车上路，没心思与任何人打招呼。去哪里？×××团。
团部离省城仅50公里。刘代坤和柴家信想到就要站在部下面前了，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身分，惋惜、忧伤的情绪被神圣的责任感挤开了。现在该他们想的不是撤不撤、愿不愿撤，而是怎样撤！
当天，他们就召集了干部会，传达了撤编命令。心情不轻松，话语就沉重。柴家信说：“谁对自己的部队没有感情？正因为有感情，才不能给部队抹黑，哪怕是到了最后一天。如果我们撤得乱糟糟的，就对不起我们师的老前辈，对不起在本师服过役的干部战士，尤其对不起埋在云南屏边的202位烈士！”
这个团对云南前线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的二连在岱乃阻击战的两天两夜中，先后有7个干部代理过连长，14个正副班长代理过排长指挥战斗，真正是前赴后继。代理连长杨金红头部被炸伤，他推开来背他的战士，喊着：“我不下去！我不下去！”战士硬把他抬上担架，他却死死拉住担架旁的一棵小树，直到把树枝拉断……“战斗英雄”徐泽贵在头部被子弹击中的一刹那，把最后一枚手榴弹投进了敌群，人已牺牲，手还举在空中……
刘代坤说：“我们师仗能打，平时工作不含糊，撤编也要撤出个样子来！如果平时我们干工作用了八分力，现在就用十分！”
一个布置“散伙”的会，居然充满了战前誓师的悲壮气氛。
从这天起，到年底整编结束，师党委的八名常委没人休过星期天，一年中没人休过假。他们真的用了“十分力”，决心“撤出个样子来”！
部队整编，最棘手的是干部进、退、去、留问题。想走的，部队需要，不能走；想留的，按干部“四化”要求，又往往不能留。如果从“甩包袱”或迁就照顾个人情绪出发，会少许多麻烦，又可以被感谢，但部队建设要受损失。何去何从，对领导者的党性观念和个人品质是个严格的检验。
按整编方案，该师撤销后将以师机关为基础，加上另外两个坦克团的干部，组建坦克旅。上级把筹建坦克旅的任务交给师党委牵头。于是，许多同志巴望师党委在坦克旅领导班子和机关里多挤进几个“自己人’。老实说，师里几位领导在最初拟定的预案中，也未能摆脱这种情绪的支配。
这天，政治部主任朱勋耀带着预案去参加上级主持的协调会。会上先由两个坦克团介绍干部情况。朱勋耀一听，两个团的一些营团干部条件很好，整编后旅直辖营，团一级没有位置了，把这批有专业特长的干部放走太可惜了；而预案中有些位置安排的却是不懂坦克业务的本师干部。他没敢把预案亮出来，赶紧回来汇报。为此，师党委开了三次会。最后还是决定从有利于坦克部队建设出发，对师机关原已选人的干部忍痛割爱。结果，旅参谋长、副参谋长、技术部主任、作训科长、战勤科长以及技术部大多数干部，都由两个坦克团的干部担任。旅机关包括旅领导在内的九名副团职以上干部，师里占四名，两个坦克团占五名。这个方案一报上去，一次就通过了，军里和两个团都满意。
被师党委“忍痛割爱”割下来的干部，有一位叫王振乾。他1968年入伍，当过十年作训参谋、四年教导队队长，对步兵业务很熟，精明能干。7月份师教导队撤编，调他代理军务科科长。整编期间，军务科是任务最重、最繁忙的部门之一，他任劳任怨，加班加点，干得很出色。师里本来安排他担任坦克旅副参谋长，后来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一位毕业于装甲兵学院、熟悉坦克业务的干部，把他“编余”了。
采访时笔者见到了王振乾，此时他是“善后办”行政组的负责人，相当于司令部参谋长的角色。前不久，成都军区李硕副政委在关于编外干部工作的电话会议上表扬了他。
这确实是个优秀干部。他说，他对军事工作充满兴趣，提升不提升是小事，就是想在部队干一番事业。但是，现在路已堵死了。军里几次考虑启用他，都未成功。前不久又介绍他到省军区所辖预备役师当团参谋长，也被退回来了，因为那里的干部也多。军干部处的同志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得承认现实，确有不正之风，一些优秀干部的位置，被一般化干部顶了。现在，我们只能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组织上尽量替你考虑；一方面，你自己找找门路，只要有接收单位，我们立刻放人。”
听到这些情况，我越发觉得该师党委当初的“割爱”之举难能可贵。
整编中，这个师要交出去43个连队。怎么交？交出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党委成员想法很一致：整编不单是减少人数，而且要达到提高全军素质的目的。以后，我们作为一个师，再没有给军队效力的机会了，交出去的这些连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贡献。我们师的作风如何，战斗力如何，将从他们身上体现。因此，一定要交出一支呱呱叫的部队。
选配、调整这43个连队的干部，只有一条标准：选好的！不少老首长、熟人和上级机关的同志打电话、递条子，或者找上门，要求对某些干部给予照顾。凡不符合上述原则的，一律不办。到整编结束，他们共压了23张条子。
10月6日，S师某团二营要出发了。这是“能攻善守英雄连”所在的营队，他们在“岱乃阻击战”中最先建树了功勋。如今是该团唯一保留的营，将转隶于兄弟师的一个团。
一大早，18台汽车编好行军次序，载着装备器材，整齐地排列在大操场上。干部战士背着行装，列队在前面。
师柴政委、张副师长和团里领导都来送行。柴政委和张副师长已在这个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们从全团挑选干部，充实到这个营。营长配的是军的“连长标兵”罗真宪，教导员是“战斗英雄”朱山荣，副营长是年年立功受奖的好连长朗一偏初。另外还由本团选出的8名干部和炮团的4名大、中专毕业的排长，换下了该营11名岁数较大、文化较低的干部。由于该营训练任务重，战士饭量大，是有名的“超粮户”，师里又给他们补粮37000斤，外加2000元钱。
天下着小雨。团部的大喇叭播放着进行曲和动人的祝词。机关干部们来了，在本地离、退休的老首长和转业干部们来了，团部的家属、孩子，二营“共建单位”以及驻地附近的群众听到消息也自动赶来了。
张副师长代表师党委讲话。他是这个营的老营长、该营四连的老连长。
“亲爱的同志们：在我师的序列中，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作战。训练、生产、施工等各项任务，出现过闻名全军全国的英雄模范，为我师的史册增添过光荣的篇章。……师党委感谢你们，全师指战员感谢你们！
“……同志们！我们师和我们这个团的建制撤销以后，新部队的首长和同志们，将从你们身上看到老部队的作风和素养，你们就是我们这个师和团的代表。同志们，师党委拜托你们了……”
队列里和送行的人群中，有了低低的啜泣声。
营长罗真宪站出来代表全营致词，可是，他只讲了句：“敬爱的师、团党委，首长和同志们，我们……”就讲不下去了……
战士们低着头。老首长们擦着泪。人群中的妇女和孩子哭出声来。
依依惜别的时刻，团长、政委代表团党委向二营赠送锦旗，上面绣着：保持光荣传统，创造更高荣誉。
接着，二营要回赠一面锦旗。这是许多人没想到的。师和团都要撤销了，这旗往哪儿挂呢？旗上写什么呢？
教导员朱山荣流着泪，将旗哗地抖开，只见上面是11个大字：
永远铭记老部队养育之恩
——有地方挂也罢，没地方挂也罢，他们要离开了，老部队要撤销了，这面旗他们不能不送！全营每个指战员都想说的这句话，他们不能不说！
鞭炮、锣鼓响起来。二营在惜别的泪雨中上路了。他们是开赴新的营地，依他们的心情，倒宁愿让汽车直接开到战场……
至今，柴家信谈到当日的情景，仍然热泪盈眶。他说，除了在战场以外，他体会战友感情最深的就是这种时刻。他们师的侦察连7月份刚从前线撤下来，接着就撤编了，干部战士要转隶到兄弟部队去。他们是半夜出发的，天又下着雨，凡在家的师领导都去送别。这时候，最调皮的战士也那么恋恋不舍。他们没有更多的话讲，就是摸着黑拉住你的手不松开，热泪吧嗒吧嗒地掉在手上……想想他们，我们觉得这些年的工作总算没白做。个人即使受点委屈，即使将来解甲归田，也认了……
第四章 为了后方的精简整编
10
部队在第一线上英勇地坚守了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已经相当疲惫。频繁的战斗。夜以继日地绷紧每一根神经，防偷袭，防渗透，防炮击。山洪冲毁了道路和工事，雨水灌进猫耳洞。在那些距敌人只有几十米、十几米甚至七八米的前沿哨位，下面是积水，上面是雨水，加上蚊虫叮咬，战士们身上已经溃烂。补给线被敌人炮火封锁着，为运上去几听罐头常常要花血的代价，为抬下一个伤员常常要出现第二个伤员……于是，在前沿坚守90天、100天，成为人的体力所难以逾越的纪录。战士们撤换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自己走下阵地……
于是，一个念头悄悄地爬上了前线干部战士的心里：该换防了吧？
没有人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姜福堂必须回答。
按正常情况估测，似乎该换防了。但是现在没有消息。为什么？姜福堂能够理解。没有消息，就等于是继续坚守作战的命令。为了一切神圣的目的，也为了这支部队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必须使指战员做好长期坚守的思想准备，保持高昂的士气。
党委会上，姜福堂提出要使每个指战员明确：后方正在进行精简整编，这是我军实行战略转变、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措施。我们延长坚守作战的时间，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后方的精简整编。
——这是哪里来的精神？上级这样布置过吗？没有。这是一支教养有素的部队对于自己战略使命的自觉！这是一个指挥员所应有的通晓全局、勇于牺牲自己局部利益换取全局胜利的品质。
精简整编，对这个局部来说，就意味着更多的血和生命的付出啊。
党委的意志和决心，通过政治思想教育一级一级贯彻下去。效果究竟如何？同志们能不能想得通？战场上的政治工作，容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姜福堂要亲自下去，直接了解。
姜福堂44岁，粗眉大眼，宽肩细腰，一身的精明干练。站在你的面前，他那诚恳的眼神和微笑，有力的握手，使你顿生一股亲切、信赖感。
他从41岁起，已经先后在两个野战部队担任过政治委员了。
可是，他又不像个政治委员——
当他穿着背心，挽起裤脚，拄着棍子，和运送弹药给养的军工战士一起，踏着炮弹犁过又被雨水泡过的泥泞山路，往前沿阵地上爬的时候；
当他蹲在猫耳洞里和战士们一边躲炮，一边谈家常论老乡的时候；
当他与刚从阵地上撤下来的蓬头垢面伤痕累累的战士紧紧地抱在一起、流着眼泪欢笑的时候……
不知是谁做的统计，总之机关的人都这么说：除了一位作训干部以外，他爬过的前沿阵地是全部队最多的。
“同志们，我是来感谢大家的，代表党委感谢大家！”每次爬上阵地，走进坑道、猫耳洞，他开头总是这样说。然后，身上带的烟、食品，罄其所有，与战士分享。作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他对浴血奋战在第一线上的干部战士怀有强烈的敬佩和感激。他觉得自己应该在同志们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他们身边。
前沿的干部战士想他，盼他，有话想对他说。可他一到，又心急火燎地撵他走，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
他能听到战士心里埋得最深的声音。
这天，姜福堂来到前沿某连阵地，与一个叫粘成山的新战士攀谈起来。他问他：“你说说，我们为什么要长期坚守？连里是怎么讲的？这些理由对不对？”
出乎意料地，小粘告诉他，战士们对连里讲的三条理由中的两条有议论。比如，说我们少换防一次，就给国家节省一大笔交通费用。战士私下说：“省钱是不错，可我们要是当初不来，不更省钱“吗？”又比如，说我们部队作战时间越长，受锻炼就越大。战士说：“那么．兄弟部队受锻炼不就小了吗？”只有支持后方精简整编这一条，战士没意见，想得通。
姜福堂大受触动。我们的战士是有头脑的，是在了解一切的情况下自觉自愿为祖国献身的，政治工作中不能有任何一点哄骗的意味。尤其令他感动的，是战士们对“支持后方精简整编”这一条的充分理解。这种“支持”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以血和生命做代价的呀！
后来，姜政委根据这些情况和政治部的调查，及时地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的要求和方法。他在小粘后来给他的信上，写了长长一段批语，传达到排以上干部，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一般教育效果，要了解战士的具体困难和要求，即便有的困难不能解决，领导也应知道。要把工作做到每一个猫耳洞，做到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家庭。
部队得到了一股新的动力。从长期坚守作战的需要出发，他们加修工事，发动群众研究战法，仗越打越精。
张志坚部队长早已从不利局面下缓过手来。他成功地推迟了敌人可能在近期发动的进攻计划，在“七·一九”防御战斗中粉碎了敌人两个营的进攻，接着，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九·二三”。“一二·二”、“一二八”……战斗一次比一次打得漂亮，一次比一次代价小、战果大，而士气也越来越高。
1986年新年以后，有一个故事从前线流传到后方，说是有一个战士找姜政委这个“大老乡”走后门，要求参加“突击队”。人们大为不解。姜政委的女儿也听到了，她在内地某部当守机员，忍不住一个电话打到前线，问她爸爸：“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儿？”
政委说：“那当然。”
女儿又问：“大家都不理解，战士们上了前线，怎么一下子觉悟这么高？”
政委说：“是啊，前方的有些事儿，后方就是不能理解。所以战士们才喊出‘理解万岁’……”
要理解一个前线战士的勇敢，必须了解整个前线，了解他们的环境，了解带领他们的是什么样的指挥员。
人们传说的这个走后门要求参加突击队的战士，不是别人，就是前面写到的新战士粘成山。粘成山家在山东莱阳，姜福堂政委老家在山东荣城，他们并不是真老乡。
一天，姜福堂在粘成山所在连的阵地上和战士们交谈，两个远在异乡的人碰在一起，免不了问问对方是哪里人，下意识中都希望能遇上个同乡，就是离得近些也好。他乡遇故知被民间奉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何况战士们是在生死未卜的边疆前线呢！姜福堂懂得这种自然的朴素的感情。他是个细心的务实的人，他剖析过这种心理。战士们把祖国的版图绣在手帕上，在自己家乡的地方写上自己的名字，挂在猫耳洞里。这就是闻名全国的、给战士带来多少力量的“祖国在我心中”活动的缘起。当他们看到祖国版图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家乡的山水和村庄，是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恋人的面庞——这就是他心中的祖国的形象。没有哪个热爱祖国的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因为爱家乡，他们才进而热爱祖国，为祖国而战。姜福堂很愿意参加战士们关于家乡的倾谈。
粘成山是个天真可爱的新战士。交谈中，姜福堂问他：“你家是哪里的？”粘成山说：“莱阳的。政委你呢？”姜福堂笑着逗他说：“我也是莱阳人。咱们是老乡啊！”“真的？”小粘立时两眼放光，可他有点怀疑，在阵地遇上本县人，还是首长，真有这么好的事？他问：“你家在莱阳什么地方？”他想考考政委是否骗他。姜福堂反问他：“你家在哪个村？”小粘说出村名之后，姜福堂才说：“我家在莱阳城东南25公里，左庄村。”这个地方他去过。他在莱阳驻军工作多年，胶东一带没有他不熟的。他有资格给小粘当“老乡”的。小粘一听，高兴极了：“对对对！是有个左庄，咱们是真老乡！”这一下，立刻增添三分亲热，无话不谈了。姜福堂已经不忍把话说破。他们真像老乡似地交谈起来。
……临下阵地的时候，政委握着小粘的手，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要我办？”
小粘对政委已经毫不见外了，他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政委，我在前线流血、牺牲，都不在乎，就是老惦记一件事：爹妈就我一个儿子，他们年纪都大了，住的还是破房子。砖、瓦、木料都有，就是村里不给宅基地……”
“这事交给我吧。你放心，我帮你办！”政委当场表态。战士为了祖国连命都可以豁出去，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小小要求，你不能不满足他。
下来以后，姜福堂一直记着这件事。不久，恰好一位干部要出差到山东去，他把这事当作一件任务交给他，请他必要时亲自跑一趟莱阳，并说回来后要听结果。就这样，小粘唯一惦记的问题解决了。
这时候，小粘已经知道政委并不是他的真老乡。这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可亲可敬、肯把一个普通战士的宅基地问题放在心上的首长，是十倍的老乡关系也换不来的。他从这个“假老乡”身上所受到的教育、感染和激励，已使他成为一个高度自觉的勇士。
12月，粘成山所在连队接受了收复某高地的任务，要组织突击队。突击队员应是全连最信得过的人，是准备有去无还的人。战士们也称它为“敢死队”。哪个人能被选中，将是前线战士最荣耀的事情。
首先由全连战士选突击队长。选举是严格的，战士们要把胜利的希望和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们最信任的人。然后，全连自愿报名，再由突击队长挑选队员——他要从报名者中挑选最精明强干的人。连队出现了后方所不能理解的场面。
全连差不多都报了名。这个说：“我家在山区，从小就爬山，善于山地作战。”那个说：“我们家乡对军烈属优抚工作做得好，我没有后顾之忧。”另一个说：“我是老兵，军事技术过硬！”……
小粘呢？他长得胖乎乎的，个不高，体不壮，又是新兵，又是父母唯一的儿子……可他不甘心，他也在寻找自己的“优势”，他想到了他的“老乡”。他立刻给政委写了封信。这时，政委正在团里蹲点。
姜政委：
我们连正在选突击队，竞争太激烈了，看来我是选不上了。可是，我
一定要去呀，我盼了多久才盼到这一次机会呀！……政委，请你看在老乡
的分上，帮我说说情吧……
姜政委一看是为这事，顿时眼眶发酸。战士真了不起！一边看，他一边禁不住用红笔划，觉得字字都有分量，一张纸快划完了。走后门干什么的都有，没听说有走后门参加“敢死队”的。有这样的士气，还能不打胜仗？
——好！这个后门我就给他开！
恰好这时团里开会，小粘所在连的指导员也来了。姜政委给他讲了这件事，当时团里几位领导也在场，都大受感动，当场拍板：算他一个，让他去！
突击队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和训练。新年前夕，山东省慰问团赶来给突击队员们敬酒壮行，姜政委也去了。他特意把小粘叫到身边，敬了他一杯酒。干杯之后，小粘悄悄对政委说：“政委，谢谢你帮了我的忙。过年了，我送你一副对联。”
姜福堂打开一看，写的是：
老乡非老乡，革命感情山高水长
同心又同德，将军士兵共守南疆
姜福堂很激动。“这是你写的？”
“是我和大伙一块编的词。请地方一位老师写的。”
“给没给人家钱？”
“给了他一块四。”
“写得好！”姜福堂说，“奖励你——两块！”
啪！姜福堂把两元钱按在粘成山的手掌里，紧紧地握了一握
第五章 还有一条保障线
11
像S师一样，有一批部队撤编撤出了名。大报、小报和军区。总部的工作组都写过他们的事迹，写者动情，读者感奋。如果把他们的表现同另一些人的行为比一比，简直不敢相信：同是共产党，同是解放军，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S师政委柴家信说：“部队整编不是一次了。凡是领导把关不严的，每次都要坑害一批干部。这就像打仗时一样，在战场上好像是‘不拿白不拿’，回来后都要来个‘一切缴获要归公’。结果是有的受处分，有的挨通报。”
师长刘代坤说：“我们坚持在财、物上把关，与师里三年前发生的贪污案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在那起贪污案中，一个科长被判刑，一个助理员被开除党籍，降职降级。他们栽了跟头，终生遗恨，作领导的也很痛心。
他们是聪明人，他们有远见。他们在行动之前就看到了行动的后果，可谓“警钟长呜”。而另一些同志却似乎失去了理智。
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组织中，生活在某一组织的领导、教育。关心和约束中，那么，一旦这个组织被解散，就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人与人的一切联系都切断了。你不再领导我，我不再监督你，你我他谁也管不着谁了。像突然脱离了地心引力，人心失重了。在这种状态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约束、控制和匡正，庄严的战略性行动将在一片混乱中变得面目全非，为着崇高目标的一切努力，将被四面八方的冲击力和摩擦力消耗殆尽。
对此，党中央、中央军委在下决心的时候是有充分准备的，并且显然具有足够的信心。为了保证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顺利进行，为了避兔同志们在大转折的关头犯错误，军委邓小平主席、杨尚昆副主席等领导同志，从军委座谈会上提出整编之日起，就一再提醒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发扬风格，顾全大局，模范执行纪律。各总部在制定行动方案的同时，也制定了各种政策、规定和要求。六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和总部领导同志再次向与会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服，向全军发出号召。
还在部署整编行动之前，五月，军委纪委首先召开了全军纪检工作会议，与此同时，总政召开电话会议，接着，全军各级纪委几乎都召开了会议，分别制定出若干“必须”、若干“不准”，层层下达。
组织是严密的，规定是具体的，行动是坚决的。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全军纪检系统的工作同志，将个人的进、退、去、留置之度外，刚正不阿，辛苦备尝，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和很高的效率。——除了南疆前线的忠勇将士们之外，他们是这场百万大裁军的又一条保障线。
毋庸讳言，某些单位在整编中发生的问题是严重的，其范围和程度甚至超出想象。然而同样超出想象的是：查处这些问题的过程竟然相当迅速而顺利。这一组矛盾现象中，不乏值得回味和记取的东西。
12．188／03048号军运
某军区纪委调查组刚刚查处了一起倒卖汽车案，准备班师回朝，“大本营”来电：先不要走，顺便查查他们的政委。材料随后就到。
于是，我们得到了下面的故事。
××火车站，一辆可载60吨的车皮正在突击装车，货场站台上停放着9台解放牌卡车外加1辆吉普。47名战士挥汗如雨，把大小几十个沉重的包装箱从卡车上抬到火车上……
军运号码：188／03048
物资：115M3 定量：30T
里程：1450KM 运费：2070元
一位铁路老职工问身旁擦汗的战士：“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调防？”
战士说：“不，我们政委在搬家。”
老职工目瞪口呆：“我的天！这个当官的可捞肥了……”
这位“当官的”，读者已经认识了，他就是军委扩大会后绕道旅游20天后才返回部队的L。
如果没有本节披露的故事，或许他绕道旅游那件事尚可原谅。虽然当时部队情绪已在波动，而军长又急着奉命赴任；虽然仅就他属下的一个师统计，从那时起至8月的三个月内，部队的刑事和违纪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25％，其中有几起是重大案件。毕竟，那时军以下的整编（对他们军来说是撤编）还未展开，如果他自知有愧，回来后努力工作，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可是，他回来后忙了些什么呢？
10月的一天，L政委的儿子小L找到修理所技师，说：“喂，我家说了，叫你给军区首长设计一个花房，要能拆卸拼装，用角铁做，材料你直接找运输助理员去领就行了……”
技师是个能人。就在L政委家的客厅里，他按照首长的意图完成了设计。花房长3．2米，宽2米，前高1．8米，后面高2米，里面有3层花架，全用角钢做骨架可拆成6块，拼装方便。安上门，镶上玻璃，就是个四面采光的“水晶宫”。
在抓紧赶制花房的前前后后，政委还办了这样几件大事：
向军后勤部和下属某师要了21丈包装板（约合4立方米），说是搬家时打包装箱用。军里本来有规定，干部搬家时公家可以给做六七个包装箱（按4丈发木料）。对L来说，这当然不够用。
拿走公家的索尼微型收录机一部，磁带五盘。小口径步枪两支。
搬走办公室大写字台、衣架、小茶几各一个。
替姐夫花3000元买一台“退役”汽车，额外又要了4桶汽油。
以上各项，都是政委亲自操办的，除买汽车外，当然都未付款。与此同时，政委夫人和他的儿子小L，“背着”政委进行着同类性质的勾当。
应该说明，L政委一家人处心积虑地搜罗家具和养花打鸟的玩物，并不是立刻告老还乡。不，他没有后顾之忧。他已被任命为某省军区政委。他不过想趁部队撤编的“方便”，先把家搬到山东去。他在北京开会时请假回老家办私事，就是这件事。
如此庞大的家资，没有一个车皮是装不完的，这也需要政委动一番脑筋。他先到后勤部门打听了情况，然后派运输助理员到铁路局军代处申请一个车皮。军代处出示总部规定：军以下干部搬家必须五户以上才能申报一个车皮。办事人员灵机一动：“那就填三户吧。”问：“哪三户？”答：“L政委，加上他的儿子、女婿。”军代处说：三户也不符合规定啊！费了半天口舌，最后现打电话请示军区首长，才勉强获准。
9台卡车装得满满登登，就要上路了。养花的钢架房涂着锃亮的草绿油漆，也装好了。有人忽然想到公路部门的一条规定：钢材不许出省。L政委急忙命战士挖些养花肥土盖上，上面又放些花盆……
车队浩浩荡荡出发了。装车的战士望着尾车的影子，怅然兴叹：政委真是“刮地三尺”啊，——把军营的地皮都拉走了！
告状信，差不多是与L政委的搬家车皮同时北上的……
13．忙坏了李廷忠
8月31日，某军区机关停止办公。
司令部、政治部工字形的办公大楼，刚刚整饰一新；一座饰有天蓝色涂料的现代化通讯中心高踞机关大院的一角，造型优美，鹤立鸡群。可这一切，顿时都失了生气。
楼道上到处是丢弃的废纸、过时的公文，办公桌横一个竖一个，有的四脚朝天摞在一起。这景象，看一眼都寒心。
李廷忠小心翼翼地躲开满地的废纸，厌着身子从横七竖八的桌子缝里钻过，到楼道头上他的那间办公室去。那里是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这座楼里，只有他们还在办公。
管理员来过几次了，催他们交房子，交钥匙。李廷忠摊开两手，苦着脸说：“不行啊，你看得见，我们正是最忙的时候！”
纪委办公室的桌子上摊着卷宗，还有十几个同志在埋头工作。其实，“纪检办”名义上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全都是无职无权的干部，李廷忠则在两个月前就接到了离休命令。
李廷忠64岁了，担任纪委正师职专职委员已有4年。由于纪委副书记身体不好，他实际上是纪委日常工作负责人。
6月28日早晨一上班，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悄悄告诉李廷忠：“老李，你的离休命令下了……”
李廷忠微微一愣。
要知道，如果命令晚下两天——从7月1日起，全军就将实行新的工资制度，那么，李廷忠离休后每月就会多得四五十元工资。现在，他就像一个赶公共汽车的人，人到了门边，车开走了。
对此，有人惋惜，有人不平。也有人说：“这就是你当纪检干部的好处！”李廷忠淡然一笑：“下了就下了嘛，早晚也是下。工资么，反正我的钱也够花了。”
对离休他是早有准备的，但没想到这个时候下命令。他知道，副政委多次向党委建议：纪委的主要工作靠老李抓，现在事情正多，他的离休命令是否等到整编以后再下。
现在，木已成舟。副政委面有难色，对他说：“廷忠呵，你还得干啊。”
李廷忠说：“你放心，一切照常。有工作不干，那叫甚共产党员咧。”
李廷忠1937年入伍，1941年入党。从那时起，他就是一副耿直心肠，至今不会打弯儿。用他自己的话说：“老正统，改不了啦。”
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老李，你再这样搞，以后给你送花圈的人都没有了。”他笑道：“要花圈干什么，浪费钱！”
顺便提一下，这位“老正统”早就与上文的L政委打过交道。L当师政委时，明知故犯，超标准修造领导干部宿舍被检举。李廷忠一到，先打招呼：“我这次的任务可能与您有关系，请多包涵。”L面不改色：“查吧，保证没问题。”一查，大有问题。L挨了通报，受了处分，这几年“官运”倒还不错；而李廷忠如今连原位都维持不住了，却仍然是L们的“克星”。这次直接负责查处L政委的，就是李廷忠带起来的一位年轻的“纪办”副主任。
离休命令公布以后，李廷忠果然“一切照常”，何止“照常”，他更忙了。他步量过，从他的家到办公室，1300米，以前他是一天两个往返，现在变成了三个——晚饭以后，他还得去加班。没有了结的案子，要抓紧了结或准备移交，档案要清理，纪委干部个人也面临进退去留问题，他要挨个做工作……更成问题的是：进入整编以来，揭发信和上门告状的多起来了。
“离休”后的头一天早晨，李廷忠一上班，就进来两个人，反映一位问题很多的干部，居然要被提拔为机关某部副部长。李廷忠急忙和干部部联系，命令先不要下，同时派人立刻去查。经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他们及时报告党委，撤销了任命。
往常，党委研究干部提升之前，都把预提名单交给纪委一份。可是从这以后，不知为什么，名单不再给纪委看了。
可是，下面的同志不管你是否已经离休，部门是否已经撤销，照样到这里来反映情况。他们仍然信赖你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那么，李廷忠就不能离开，不能不管。别的权力没有了，他还可以反映情况。直到9月1日以后，他们仍然每周一次地向上写报告。
李廷忠大概是该军区机关最后一个撤离办公室的人。
别人忙碌意味着事业兴旺，他是越忙越痛心。
1986年8月，当笔者在干休所的院子里找到他的时候，他好像还未从一年前的忙碌和苦恼之中缓过神儿来。现在不会有人找他办案子了，但他已习惯于留心这类事情，控制不住自己的义愤，禁止不了自己的思索。
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失态”的角色，都是党员，都是干部，而且都刚刚经过整党啊！中央和中央军委整顿党风的决心还不够大吗？全党为之花费的人力、物力、时间还不够多吗？整编当中，从军委到各级党组织，关于防止种种不正之风的首长讲话、文件、纪律、规定……还不够详尽吗？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是否还有什么未被认识的规律在起作用呢？
应该说明，本文上面罗列的种种不良现象，都是有关党组织和纪律检查部门已经查清和处理了的。违法乱纪的是党员，揭发检举的也是党员，查处错误行为的仍然是党员，有的就是犯错误的党组织本身。这正是我们的党和军队自身抵抗力的一个证明。
前面说过，以为某一组织解散就是一切社会联系被切断，只是一种错觉。当初费尽心机忙忙碌碌贪占便宜的同志，最后除了留下懊恼、悔恨、耻辱和教训之外，什么也没得到。
1986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通报，宣布给予L同志党内撤销一切职务、行政撤销省军区政治委员的处分。在此之前，军区党委常委曾经集体与之谈心，耐心等待他的觉悟。L同志在几次会议上做了比较诚恳的检查，按照纪委查实的数目，补退了4800多元现款。不止一个人告诉我，他非常后悔，几次在上级和老同事面前流泪。他的上级和同事们也同他一样感到痛心。
这些教训及其引起的思考，可说是精简整编的额外收获。
第六章 编外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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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人民解放军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60万，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总兵力！
他们之中，少数年大者将要离休、退休，多数将要转业到地方。这是他们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穿惯了军装的人，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浑身不自在，连路都不会走了。钟爱的事业，将要放弃，不熟悉的工作正在到来。旧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他们要像新兵练走步一样学会适应陌生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仅从物质利益上来说，转业之后，每月工资将减少几十元。
部队有一千条理由要精简，要精简就要有一批人承受这种命运。这就像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大机器的使用必然使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一样，他们也是时代前进的“牺牲品”。
不同在于，造成这种牺牲的不是盲目的力量，而是我们的国家和军队依照规律所做的自我调整；党和国家正在把这种牺牲减小到最低限度。
不同在于，这些充当“牺牲品”的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有志于社会和军队的发展、能够理解这种“牺牲”的革命军人，共产党员，生活的强者。当社会的发展、军队素质的提高需要这种“牺牲”的时候，他们能够做一个合格的“牺牲品”。
因此，即使明天就要脱下军装，今天，他们还在按照军人应有的姿态行动，为军队、为“军人”创造着功勋和荣誉。
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很高的境界。
在山城重庆，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看到过这样的境界。在那里，1986年7月1日，一条大型公路隧道奇迹般地出现在交通拥挤的市中心。这奇迹是驻渝某集团军的部队创造的。而率领这支队伍9是一批编外干部。工程指挥部临时党委的8名党委有7名是“编外”，指挥部机关30名干部中有26名是“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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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长江与嘉陵江之间的山城重庆，出门就爬坡，交通之难全国有名。解放以后，长江和嘉陵江上架起了大桥，而两座大桥之间却有一座山包卡着咽喉。山南山北仅有50年代修建的一座狭窄的单行隧道相通，每小时却有600台汽车争道，每年由于堵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万元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庆市各种汽车数量与日俱增。据1986年初统计，平均每月增加960多辆。交通问题已是这个西南工业重镇经济腾飞的严重障碍。
1984年初，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打通卡口，在老隧道旁边修建一座可供几辆车并排行驶的大型公路隧道。这是他们要为山城人民办的15件好事之一。但是，先后几家建筑单位了解过情况之后都摇摇头走了。隧道地处闹市区，南端就是重庆火车站出口，施工场地狭窄，石质极差；山头上有西南最大的大田湾体育场和密集的楼群需要保护，有的建筑物地基距隧道拱顶只有5米。特别是北端的55米，将从修建体育场时推下来的弃土堆中穿过。一位日本专家详细查看了资料后说：“这个隧道无论从设计上，还是从施上的艰巨性、危险性来说，都将是一个挑战性的工程。”
市长向驻渝解放军求援。
这支部队驻守重庆10余年，至今引为骄傲的仍是贺老总在西南军区时给山城人民留下的几座建筑物，包括大田湾体育场。在新的形势下，每年除了临时性的抢险救灾以外，只是给群众扫扫地，已不能满足指战员的心愿。在引滦人津工程的启发鼓舞下，他们也要直接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为山城人民造福。这个想法立刻得到成都军区党委的支持和赞赏。于是军党委一口应承下来，委派原后勤部长杨智民和某师原参谋长李九明担任正、副指挥，带领4个工兵营800兵力，把这个隧道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
首先迎接挑战的是指挥部技术组组长张昌密。他必须在开工之前解开一道难题：那55米弃土堆积层怎样通过？
张昌密原是成都军区工兵部设计处处长。他50年代初毕业于重庆第一土木工程学校，以后又专攻过国防工程建筑设计，当了四年设计处长，无论军用、民用工程，他经的见的够多了，可还从未遇到过这样难啃的骨头。隧道施工历来怕软不怕硬，越硬越好打，越硬越安全，而面前的堆积土，连石头都算不上，根本无地质结构和石质等级可言。他们查遍所能找到的中外资料，没有发现可以与之相比的先例。他们从全国请来几十位专家，每天车接车送，厚礼相待，请他们出谋献策，仍然没有找到一条可行的办法。最后，就只有采取明挖的笨办法了。市政府虽然事先要求保住这堆积土上的全部建筑，见此情形，也准备舍卒保车，承担地面建筑拆迁的巨大损失了。
不，张昌密和他的战友们不能同意。明挖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不说，在狭窄拥挤的市区，要把半架山从基部挖开，把大量的弃土一车一车地运到江边，再一车一车地拉回来，工程量大得惊人，而工期还不知拖到哪一年。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这等于宣布自己的无能和不负责任。
办法，要靠自己创造出来。
张昌密和他的战友们把视野投向更广大的领域。冒着酷暑，他们先后到北京、上海、沈阳等十几个省市的建筑设计部门和矿山。隧道考察，广泛搜集资料，寻找创造的灵感。
这几个月的奔波和思索是折磨人的。张昌密已经53岁，连日的劳累，使那讨厌的多发性痔疮又犯了，有时在厕所里还没蹲下来，就把人家雪白的墙壁和便盆喷得满是血迹。往返路经成都，从火车站到他家，只消乘15分钟的公共汽车，他却没有心思回去看一看老伴和孩子。
新奇的想象往往在穷思竭虑的时候才肯出现。张昌密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在煤矿山探测瓦斯的“潜探支架”上找到了亮点，使一个朦胧在意识之中的东西清晰起来了。这个东西，他们称之为“管棚法”。但是，一位原拟聘为顾问的老专家，则坚决反对这种冒险的方案。
直到工程结束，他们的“管棚法”施工方案上，仍然没有落下地方设计单位应有的签字。这就等于说，其后果将由部队单方负责。身材矮小的杨智民，瘦脱了形骸的张昌密和他们的战友们，把整架山放在了自己的肩上：打仗，有六七成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了，其余的三四成要靠勇敢去拼，靠临机处置的智慧去夺。
事实再次证明，这三四成是夺得到的。
“管棚法”的堆积层地段破土动工了。某工兵营挑选了27名精壮战士，组成了第一工班。事后知道，这27人中有24人悄悄写好了遗书。
那24份遗书并非无谓之举。隧道钻得越深，风险越大。1985年8月，隧道掘进到55米的中段，成败的决战时刻来临了。
一天夜晚，天降暴雨，隧道顶上的公路路面发现裂缝。大塌方的危险，威胁着几十米深处的隧道。杨智民和李九明当机立断，突击灌注拱顶，抢在大塌方到来之前，把拱架之上的空洞填死。
这是一场与死神争时间的竞赛。胜利与失败，可能只有一秒。百分之一秒的间隔。单靠卷扬机输送水泥和石料已嫌太慢。杨智民从另外两个作业面紧急调来援兵，排成两行，用水桶、簸箕，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器具，人工传送。
战斗从晚上9点持续到第二天清晨5点，人终于胜利了，大塌方被制止了。有的战士一听到解除危险的信号，立时瘫倒在地上。
这八个小时，杨智民、李九明、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沈太昌、工兵处长李坤友，一直站在现场的危险地段。凭体力，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参加那高速传递的人流；论指挥，那时也不需要更复杂更玄妙的计谋。但他们一直钉在这里。与其说他们在指挥，不如说在给同志们壮胆。他们的存在摆成这样的格局：一旦塌方到来，他们将与面前的战士葬在一抔土下。他们以此向战士们证明：用不着害怕，我们一定胜利。
工程预算中有一笔“不可预见费”，就包括安葬和抚恤金在内，双方甚至把墓地都看过了。那不光是给战士们准备的，也包括工地的决策者自己在内。当然，由于组织严密和工程技术人员出色的工作，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也没有一个重伤致残者，那笔“不可预见费”被不可预见地省下了。
他们用军人的勇敢磨利了科学探索的锋刃，用科学和智慧使指战员们的勇敢收到了成倍的实效。张昌密在他即将退出现役的时刻，成为工地上唯一的一等功荣立者。
有必要补充一笔：在北端55米回填土段担负施工任务的是一个撤编单位的工兵营。当干部战士们在塌方等险情面前日夜苦斗的时候，后院起火——他们的老家已经不存在了。
带领这个营的师工兵科科长夏兆发，是确定转业之后主动要求参加隧道建设的。当时他正在大专班上学，这是领导上为他转业之后的前途着想所做的安排。他得知师工兵营要去重庆打隧道，师里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带队干部，他就去了，说：“还是我去吧，不然，上学也不会安心。”他参军21年，打了十几年坑道，全师没有谁能比过他了。他知道，如同这个暴雨之夜有指挥部首长在场，他心里就踏实些一样。现在，他就是战士的胆，他就是战士们的定心丹。
这个营，在本部队撤编的情况下，迎接了一次大塌方和两次重大险情的考验，军心不散，士气不衰，圆满完成了55米弃土段的掘进任务。直到12月底，隧道主体工程完成之后，才撤离工地，接受整编。
第七章 悲壮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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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我国党和政府公开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军费，减轻人民负担，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持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减军队100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这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事实证明，中国军队的这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是做得利落而成功的。当然也付出了代价。它留下了尚未愈合的创口和不适的反应：新的编制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人们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并在预料之中的。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副主席曾经坦率而中肯地指出：“军队员额减少100万，粗看起来应该节省四分之一经费，事实不是这样。因为精简整编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腾出经费来改善装备，这一点还没实现。国家给的军费是包干的。增加工资、干部转业、营房整修、工事封闭都要钱，所以要想省出钱来搞装备，三五年内还办不到。”（1985年11月11日《在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有人估测，整编的花费加上不正之风乘机造成的挥霍浪费，损失的钱超过同期100万员额所占的国防费。这是可能的。但这是暂时的，一次性损失，换来的是永久性收获。这也像打扑克牌一样，新、旧编制体制各为一方，新方虽然打法高明，开始时也可能输，因为牌不好；但是双方获得好牌的概率是对等的，那么，时间越长，新方获胜的机会就越多，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强者。
刷一间房子还要乱三天呢，何况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留下来的，还有情感上心理上的创伤。如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家民痛苦地向旧的秩序、旧的习惯和自己身上的包袱告别那样，人类走向新的美好的时代，心情并非都是轻松愉快的。历史上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和进步，都充满悲壮的气氛。
悲壮是一种美，它给予人们的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激励。若干年后，我们将为自己曾经有过那样悲壮的时刻而自豪！
贺兰山上，某守备师要撤编了。一切工作行将结束，全师干部战士还有一桩心事未了——部队长年在贺兰山里担负国防施工，留下了一批烈士。将来，这支部队不存在了，谁来给他们扫墓？谁来陪伴他们度过漫漫长夜？在远离人烟的大山里，这些年轻的灵魂会感到孤单和寂寞。
在地方政府的理解、赞同下，师党委郑重决定：将烈士们迁进靠近市区的烈士陵园，让他们和故去的父老乡亲在一起，让他们守着公路和城市，看着汽车和过往的人群，听着祖国前进的马达和人们生活的脚步声。
11月，贺兰山的天空积聚着灰色的雪云。师长和政委带领着长长的队伍，抬着烈士们的遗骨，踏着沉重的哀乐，从山上走下来。十里长街泪沾襟。沿途男女老少自动停住脚步，泪眼相迎……一支光荣部队的历史上最后的一幕，是多么深沉动人！
驻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某师撤编之前，留在指战员心里的是另一种遗憾。“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师的一部分人员奉命“支左”，看押“走资派”。有一位原州委书记，进疆多年，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戴，“文革”中备受摧残，死在狱中。这是一桩历史悬案，“支左”部队被认为是迫害老书记致死的直接责任者。于是，这个师的干部战士在昌吉州尤其是昌吉市人民面前二直背着洗不清的恶名。“文革”之后，师部迁进了偏僻的琉璜沟，在那里，“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搞得很有名气。但是，还没有得到昌吉市人民的谅解。现在，部队要撤编了，他们将永远失去洗刷的机会。难道这支部队就这样与新疆人民告别吗？难道让这样的名誉永远留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吗？不，不能。部队要有一个完满的结束，要给人民留下怀念而不是仇恨。
恰好，昌吉市新修了一座人民公园，需要在园内挖掘一个人工湖。部队在整编工作千头万绪，空前忙乱的情况下，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派出一个营的部队投入施工。开始，军民的交往是不和谐的。供水常常出问题，买菜也要受刁难，干部战士在大街上行走，随时会遇到挑衅性的挖苦和唾弃。师党委提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文革”时期才用得着的口号，号召每一个指战员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能够树立自己形象，取得群众信任和谅解的只有行动！
年轻的这一代干部战士明明是代人受过者，但是，军人的荣誉从来是与他们的前辈、与整个部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既然有资格享受前人创造的光荣，也同样有责任洗刷历史留下的耻辱。咬紧牙，把羞辱和眼泪咽进肚子里，干！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无论如何要坚持走好最后一段战斗历程，写好最后一页历史。在这种特殊的带有悲壮色彩的激励中，指战员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顽强和自觉，以惊人的速度，在18天内完成了原定两个月的工程量。一座优美、明净的人工湖出现在昌吉人民面前。
人心的向背有时是突然变化的。应该说，主要不是有形的湖泊，而是年轻的干部战士们忍泪苦干的身影博得了群众的理解、赞佩和尊敬。现在，是一些曾经唾弃、羞辱过他们的人流着泪向部队道歉了。这支部队成为最受欢迎的人。市政府考虑部队撤编后的困难，主动提出在计划之外更多地安排一些转业干部和家属。这件事在新疆传为美谈。
这时，1985年的国庆节就要到了。自治区准备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庆祝游行。军区党委意味深长地把受阅任务交给了这个即将撤销的师。
受阅前的训练在激昂的气氛中进行。每一个人都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刻苦、认真和崇高的使命感。
10月1日，乌鲁木齐市中心广场流光溢彩，万头攒动，鼓乐齐鸣。
阅兵分列式开始了！
咋、咋、咋……一个又一个步兵分队，踏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以每分钟116步的固有节奏，率先迈进了广场。
每一排面上挺进着20个同样矫健的身躯，每一个节拍荡起20条同样敏捷的手臂和20条同样善于登攀跨越的腿。军人的无比丰富的情感，全部蕴蓄在最简单的直线和方块之中，军人的所有豪迈和勇猛体现在最单调的固定节奏之中。它把简单、对称、整齐的美推向极致，它迫使人们忽略一切个性的差异而感受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力量。一个军官或一个士兵，如果能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一次，能够在那分不出你我的方阵中充当一员，他就会忘却一切屈辱、烦恼和一己的私利，而在一瞬间把个人升华为“军人”，升华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
我们在城市和乡村，在公园、影院的门口或者在商店的柜台前面，经常看见军人。但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竟是这样健美，这样崇高，这样令人钦敬。阅兵式——没有情节、没有故事的表演竟能使人无端地蓄满泪水，引发出欢呼的欲望。
前导的步兵方队通过主席台前。大会广播员赞美着队伍的雄健整肃和人民军队的光荣。
突然，她语调一转，充满感情地报告道：
“同志们！现在经过主席台的这支部队，再有五天，他们的番号就将从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消失了……”
人们突然屏住了呼吸，瞪大眼睛重新审视这支队伍的每一张面孔，每一步动作……莫名的泪水，从千万双眼睛里涌出来。突然有人喊出：“向人民解放军致敬！”“人民解放军万岁！”自发的一呼百应的呼喊，决开了一道道激情的闸门……
军乐在响。
军鼓在敲。
士兵们每分钟116步的踏击声，震动着祖国的大地。
受阅的战士们，一张张脸上全挂着泪水……
历史，不论记载着多少荣誉，寄寓着多少感情，我们总要与它告别。
面对未来，不论有多少代价，多少牺牲，我们也必须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人民解放军，在悲壮的气氛中，义无反顾地跨过了一道分界线，从旧的质与量走向新的质与量，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战时体制走向和平时期的建军轨道。
这支曾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本篇为同名长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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