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昆仑
徐志耕
生活就是创造
西行漫记——
茫茫戈壁，莽莽雪山，满目是原始和荒蛮，仿佛来到月球或南极。只有火车尖厉的汽笛和视野中通向云天的沥青公路以及重不到头的电杆上的琴弦，才猛然醒悟这里是世界屋脊。
这里没有红灯。
西宁——敦煌——格尔木——昆仑山——沱沱河——唐古拉——安务——拉萨。北京213吉普以一百迈的车速一往无前！
同车的兵站部杭科长和总后的陈干事忍耐不往高原的寂寞和心中的激情，放开雄浑和清丽的歌喉男女二人反复地唱：“……一条金色的哈达，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
五十多天的青藏行，多次与北京、南京通话，天涯咫尺，闻声如人！银线架起了万水千山。
敬礼，科学的顺风耳、千里眼！
线路。公路。铁路……这是用血汗和生命修筑的通天之路。
这里是地球第三极。
四千里青藏线有四千个故事，一半在天空飞扬，一半埋在地下。
1．天线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条通信线路。一千五百杆公里的银线绝大部分飞架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山头，电杆像接受检阅的卫兵，笔直地通向云天，通向雪山深处，它沟通了西藏和祖国内地的联系，它连结着西部的每一个兵站和哨所。
和劈山开路的工程兵一样，英雄的通信兵在接受这项被命名为“6801”工程的任务后，从林海雪原、江南水乡和塞外戈壁汇集到西部高原。1968年，天下大乱的年代！到处是武斗和混乱。忠于职守的士兵肩负着周恩来总理交给的神圣使命，在人民解放军通信兵的历史上，以前所未有的勇敢、顽强和智慧，写下了应该列入吉尼斯大全的世界纪录！
从汽车上跳下来时，许多人就跌跌撞撞地晕倒了。醒来，喝不下、吃不下也睡不着。凭着军人的意志和毅力，在八百里冻土层，用铁镐挖，用钢钎砸，每一双手都是血泡，硬是刨出一个又一个一米二深的土坑。七八米长的电杆有四五百斤重，专门挑选的大力士四人一根，抬起来还是摇摇晃晃。这是在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他们喘着粗气，喊着断断续续的号子声，抬到坑位时，人和电杆一起倒在了地上！
疲劳！极度的疲劳！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每一个人都累得散了架。九连开饭时，发现少了放线组的三个战士。天黑下来了，连长立即开着汽车到山上去找，原来他们收工后等车时睡着了，现在正蟋缩在电杆下，像狮吼虎啸般地打着呼噜呢。
银线越过了唐古拉。沐浴了6月飞雪7月冰雹的通信兵，进入了一百里盐碱沼泽地！战士们一天到晚浸泡在盐碱水中挖坑、抬杆、架线，手脚蜕皮、溃烂、流血，钻心地疼。这是一批碱水中泡过三遍、盐水中泡过三遍和苦水中泡过三遍的人。
祝捷的锣鼓激动得他们热泪飞洒。宣读国务院和总参谋部的贺电时，这批真正的男子汉们呜呜地哭了！原定两年完成的任务，仅八个月就胜利竣工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程，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人！
掌声和鼓乐中，指挥部的首长走到庆功会主席台上那台绿色的电话机前，他轻轻地拿起话筒，昆仑山、五道梁、沱沱河、唐古拉、当雄、拉萨、西宁、北京、遥远而清晰的感谢与祝贺从四面八方传来，万水千山一线牵！
天堑变通途。昨天，青藏高原上的城镇、村寨、机关、哨卡，对外联络全靠用手摇发电机发报的电台。坐在主席台上的人都知道一个故事：平息叛乱的战斗正紧张地进行。晚上，一份上千字的急电必须立即发往北京。唐古拉山兵站的发报房里，两名摇机员轮换着摇动那台笨重的发电机，电报发了两个小时，发完最后一个字时，两位摇机员都昏过去了！
这是历史，一页发黄了的纸。当年架设这条天上线路的通信兵．们，一部分仍然坚守在这片世界屋脊上。他们和地球上最高的线路共存！
维护这条线路的艰难程度是小说家们也想象不到的。风吹雪压盐碱腐蚀，线路经常出现故障。内地十年更换一次的线路，这里不到五年就锈蚀了。每年春天都得来一次大整修。这时，维护站的官兵，冒着春寒，早出晚归，提着喷灯和高压锅，带着方便面和罐头，卡车上装着脚扣、电线和电杆，一段一段地检查、修整，每年都要两三个月。冰封雪飘，电线常常冻断，杆上的隔电子经常冻裂。甚至，金属线也有高山反应！通信兵们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紧急抢修。
风吹得人站不住脚，地冻得铁镐也挖不动。严冬1月，距唐古拉六十七公里的一根跨路电杆倒了，头发稀少的六连长郭兴周带着战士驱车抢修，土坑是用汽油烧化冻土后，一点一点地挖出来的。小个子青海兵嫌皮手套碍事，戴着棉手套刨坑，不知不觉中，双手冻僵了，回到连队后用温水一泡，水泡肿得老大！一根电杆搞了一天一夜，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沾掉了几处皮，饭是用雪水泡的方便面，雪水中有很小很小的红色的虫。
五连的两个故障抢修了两天两夜。当时大雪封山几百台车困在唐古拉。全连四十多人一齐出动，六个小时才排除故障。人还在半途中，沱沱河下二十公里处的大风刮倒了三根电杆！马不停蹄，瘦小个的副连长程三利和瘦大个的副政指程宝理带着二十多人在深夜十二点赶到。天黑。风寒。线路全搅乱到一起。电杆扶不起来。七手八脚地打着手电筒，剪掉断线，架通被复线。天露出鱼肚色，地冻得像钢铁一样，杆埋不下去，只好冰冻埋杆。一部分人去河里砸冰提水，一部分人去扛石块，还有一部分人护电杆，石块垒在电杆四周，水一盆一盆地浇上去，一会儿就冻成一体，这种临时架线法是高原战士的创造。
冰雪孕育了智慧，冰雪熔化了生命。一个寒冷的故事在青藏线上一年又一年地流传：两个肩背线拐的通信兵在抢通线路后冻僵了，他们依偎着，背靠着刺破青天的电杆。棉絮般的雪花一层一层地覆盖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没有倒下，他们成了冰雪的雕像！
2．西部有条龙
缺油！缺油！！缺油！！！西藏在呼唤。
“6801”、“710”、“530”——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
用神秘的阿拉伯数字作为代号的国务院总理签发的“530”工程报告飞到了青藏高原，耗资九位数、万余名官兵参加的格尔木——拉萨输油管线开工！
这在当时是个秘密。这条全世界最高的最长的油管兴建和竣工时是静悄悄的。没有锣鼓鞭炮，更没有登报广播，气氛紧张而热烈，激动而豪迈。
龙的传人，将在西部高原，牵引一条滚滚的油龙！另一条龙在北方，在远离莫斯科的西伯利亚平原，那是苏维埃卫国战争时期的壮举。与中国西部这条雄奇的迤逦的油龙相比。西伯利亚的油管只是一条玲珑而舒展的蟒。
和青藏公路并行的全长一千多公里的管线，基本上铺设在高寒的冻土中。这里是高频率大强度的地震活动区、热熔滑坍区、雷暴区和冰丘。它翻越了七座大山，横跨108八条江河。
气吞山河的工程，气吞山河的士兵。
管线团副团长、林怀仁中校对十八年前的一切记忆犹新——
1973年到1974年那阵，山上山下一片绿军装，有总参、总后。兰州、成都、铁道、工程、空军等单位的部队，到1975年下半年，据说共有103三个团级单位！还有石油部、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的科研人员，真是千军万马！
那时候我是焊管道的，十二个连队焊接，我们是焊接六连。我们从1973年4月开工，一年搬五六次帐篷，铺十几公里几十公里。每年4月初上山，11月底下山。管道是日本进口的，黑色，十多米长，每根约七八百斤重。
任务很重，一人一天要焊接36个口，最多的焊52个！我们天不亮就开始，一直干到夜里十点多钟。焊接的姿势千奇百怪，侧焊、仰焊、跪焊、卧焊、趴焊。晕倒的、砸伤的、烫伤的都有，火花溅进眼里，几天睁不开！
天气不好，一会下雨，一会冰雹加雪，我们只好在汽车下，发电机下躲一阵。中饭送到工地吃，馒头早凉了，就在发电机的排气管上烤一烤再咬，没汤没水，只好喝河沟里的水、有牛粪羊粪味，雪天吃雪啃冰块，五道梁的水里有水银，喝了好多人生病，我们连就有十多人住院。
最艰苦的是1974年11月份的沱沱河布管焊接。这是长江源头第一桥，河面宽，水流急。10月份就结冰。开始准备从河底穿过去，可是坝筑不住，大石头打木桩也被烈马般的河水冲得无影无踪，砂袋像小石子打漂。天冷，我们冻得直打颤，只好喝几口白酒取暖。
后来决定油管从桥上挂过去，水太急，脚手架支不起来，只好用人的肩膀当支架。战士们站在冰冷的齐腰深的河水中，一动不动地肩扛着沉重的铁管，咬着牙齿坚持着。每个接口需要焊半个小时，最结实的小伙子也撑不住，大家咬着牙挺着，动也不敢动，一动，焊接口的精度就有误差了。七连张连长瘦得只有八九十斤重，左腿施工时受过伤，肌肉萎缩，比右腿细，走路一拐一拐的，他带头跳进河里扛油管，还从身上扒下防水衣给战士穿。副连长有心脏病，推土机过河，一块大石头卡进履带的齿缝，陷入了泥坑，他叫战士回去吃饭，自己跳进零下十几度的冰河中，拆开履带，把石块取出来。上来时，冻得牙齿咯咯直响。
最惊险的是沱沱河上的“猴子捞月”，电焊工用绳子捆住腰，悬身倒挂，手持焊枪，将贴在桥身边的油管一个口一个口地焊接起来。河中心搭了一排摇摇晃晃的架子，抬钢管的人像走钢丝似的小心翼翼。一阵狂风吹来，战士袁德富跌进了汹涌的波涛！电焊班的十一个人喘着粗气，手脚倒挂，在风浪中催开菊花般的弧光。一个接头焊下来，四肢酸疼，眼冒金星，汗湿衣衫，累得浑身散了架。
挖沟的部队是西藏军区的一个步兵团，他们也不轻松，虽然有几台挖土机，但穿山越岭，靠的全是钢钎铁锤。一米多长的钢钎一直打得只剩下二三十厘米，铲土的铁锹磨成了小锅铲，干了三年，挖土石五百多万立方，这些士石方可以筑一道两米高、两米宽，从拉萨到北京的堤坝！
那段时间，每个人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这条管线上了，没有人探家。有个排长结婚多年没有小孩，他媳妇来看他，他埋怨他妻子“凑什么热闹！”一连二十几天，他天天早出晚归，夜里一回到帐篷就打呼噜，妻子悄悄抹眼泪。她收拾了包袱头也不回地走了，干部战士留她，她留下一句话：“这不是女人来的地方！”
越过雪山，越过沼泽，拉萨河像青龙咆哮！两岸陡壁悬崖，巨石张牙舞爪，卷着冰块的雪水白浪滔滔。壁虎般地贴着石壁移动，猿猴般地攀附草木移动，施工器材肩扛背驮，用粗长的绳索拴住油管，用粗长的绳索拴住腰部，慢慢地溜放到十几丈深的河里。站在齐腰深的冰水中，八个人大吼一声，将黑色的八百斤的油管打上肩头，喊着雄壮的号子，一步一步地朝河对岸挪动。原始的高原，原始的劳动。一步一步，一镐一锤，从原始走向现代！
凝聚着万余名建设者热汗、热血甚至生命的现代化的格尔木———拉萨输油管线通油试验一次成功！拉萨隆重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从北京发来贺电贺信！
欢腾的空间仅局限在世界屋脊的一角，作为一项国家的重点工程同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防设施，当时除建设者外，是鲜为人知的。直到通油十一年后的1987年，才像报道从地下发掘出贵重文物似地在《解放军报》刊出这条油管的有关消息。于是中国军队中唯一的一支管线部队的故事和埋在永冻层的油管一样，第一次被世人所瞩目。
3．人往高处走
当金色的哈达把拉萨和北京连起来的时候，全力支持修筑青藏公路的彭德怀元帅，从北京来到了青藏高原。
“人往高处走啊，高原宝藏多，白娘子也到昆仑山上来盗灵芝草！”环视莽莽群峰，他兴奋地说。
海拔上升到了5200米。随行的人都戴上了氧气罩，唯独元帅不要。他觉得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有人要他吸氧，他推开说：“怎么回事？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他笑了：“我大概是个低级动物，搁在什么地方都行！”
朴素是他的本色，解放帽，旧棉鞋，制服上打着补丁。元帅爬高山、走戈壁、看油田、进帐篷，一路风尘，兴致勃勃。看到天然气和温泉，元帅说：“天然气能不能炼铁？温泉接过来，冬天可当暖气，还能种菜！”
得知高原上有多种矿产，他高兴极了：“这里是聚宝盆！”元帅向往跃马扬鞭的战斗生活，他说：“我的命不好，一解放我就想在西部搞建设，但没有如愿。北京、天津人家建设好了，你搬进去住，有什么意思？自己煮的饭香！”
他指着大片的戈壁沙丘：“要开荒，要种树，要搞农业！”
元帅要上昆仑山。他口袋中装着一封信。昆仑山中有一批从山东转业到这里办硼砂厂的海军，他们遇到了困难，他们向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信。
元帅跳下车来，风沙迷住了他的眼。他扑打着身上的沙土，走向土坯泥墙的工厂。“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写给我的信收到了！”他大声地向迎上来的同志们问候。
握手。交谈。元帅蹲下身来，从地上抓起一把黄沙，深情地在手掌中搓揉着。“这里苦，这里干燥、荒凉，连草都不长，你们刚来，生活上有不少困难，这不怪你们，是领导没有安排好。可是，这是我们的国土。我相信你们都是好样的！”
热泪。掌声。劈波斩浪的士兵在西部高原扎根了。他对随行的有关领导说：“要把转业军人的家属接来，一起参加生产，才能安家立业。人的性要求都在二三十岁之间，因此要动员大批女孩子来。没有女性，不成世界嘛！”
登上昆仑山，遥望蜿蜒远去的巨蟒般的公路，元帅说：“好好干，把这里建设得更好！”
第二年，元帅去了庐山，在那里他蒙冤受屈。从7月13日傍晚到14日凌晨写成的一封“意见书”，为他自己编织了一顶“反党分子”的帽子。因而，他没有条件和机会实现他在昆仑山上许下的诺言：“过几年我再来看你们！”
元帅没有再来。人民把他的期望变成了现实。
像四海为家的吉普赛人一样，劈山开路的基建工程兵用浩浩荡荡的大篷车队拖着他们笨重而杂乱的家产，来到青藏高原扎下一个又一个的帐篷部落。
青藏公路的通车象征着人类在世界屋脊对大自然的一次征服。然而，顽强的自然之魔不承认它的懦弱，它动用了各路鬼怪神妖——风霜雨雪、雷电冰雹，还有洪水和不断的地壳运动进行抗拒，使这条世界上最高的公路翻浆、塌陷、隆起、断裂，制造着苦难。坎坷和风险。由于50年代初期的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局限，沙石路面的109国道青藏段弯多坡陡，有的路段类似简易便道。
像一头衰老了的骆驼，青藏线已经无法承受每天千百辆载重卡车在它瘦弱而多病的脊背上隆隆压过的重负。改建青藏公路的繁重任务历史地落在基建工程兵的头上。
踏着慕生忠将军的足迹，征尘未洗的士兵，在青藏公路沿线奏响了雄浑的工地交响乐！
开山炮又一次唤醒了昆仑山。用沙石填高路基、拓宽路面，使坎坷成为坦途。小推车来回飞奔。铁锤声叮叮当当。冒着白烟的导火索即将烧尽的时候，四川兵张朝江发现刚入伍的回族新战士还在装石。他飞跑过去，一下把新战士按倒在车旁。惊天动地中，飞进的石块击中了张朝江！
这是基建工程兵部队修整青藏线的第一位献身者。劈山开路的征途上，哪一程没有忠贞的路魂？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市的烈士陵园中，长眠着130多名为中巴友谊而献出了生命的中国士兵。从茫崖到且末、阿尔金山南北，倒下了多少青春的身影？六盘山上、天山脚下，埋葬着他们不朽的英灵！
从吐鲁番来的工程兵在帐篷中升起了炉子，他们忍受不了8月的严寒的夜。尽管用被子和皮大衣包住身子，第二天一早被子上不是一层沙，就是一层雪。炉子一火，冷得一夜冻醒好几次。头昏，流鼻血。他们的帐篷扎在五道梁。五道梁出产了两句叫人胆颤心惊的警世名言：“五道梁得了病，唐古拉要了命。”“到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
二连的施工地段推进到了五道梁。这里的气候变化是一天四季，雨雪烈日使身上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干，一个个脸色发白、气喘如牛，有的哇哇地呕吐。昏倒了，醒来后又摇摇晃晃地推车运石。路基填筑好了，荒原上架起了大锅，红焰黑烟，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沥青味。
热浪灼人！滚烫的沥青从二米直径的油锅中抽人隆隆作响的拌合炉。翻斗车将拌合后的沙石沥青倾倒在一段一段的路基上。
头戴黄色防护帽，鼻梁上架着墨镜，脚蹬盖上黄色帆布的翻毛皮鞋，武装得像一群鬼子般的人冒着130度的高温，争分夺秒地挥锹摊铺。他们的身后，紧跟着大象般的压路机。
高原的寒风烈日雕塑了他们藏民般的粗悍和黝黑。为了抢工期，士兵们日日夜夜地干，啃着干牛粪似的冷馒头，喝着只有70度就沸腾了的不开的雪水，许多人得病，有的根本吃不下。指导员曾思建嘴唇干裂，脸上蜕皮，颧骨突出，只有用墨镜遮住的两只明亮的小眼留下两块圆形的白皮肤，战士们给他起了个可爱的名字：熊猫。
雄健魁伟的副支队长刘意堂当年也是指导员。那时候，他们在海拔4800米的风火山。书信报纸一月一次，十天半月吃不到青菜，缺氧和缺维生素使许多人浮肿和指甲凹陷。全连140人，只有20部架子车和一台推土机。填路。平坡改道。一天三场雨四场雪，每人每天的定额是挖运土石三点五立方，一人要拉四十车才能完成任务。排长袁定友在工地上昏过去几次，直到停止呼吸。18岁的战士张广合因缺氧和劳累，突发心肌梗塞，手握着铁镐永远地倒下了！在这里的一土一石，这里的每一段路面，每个涵洞和每一座桥梁上，基建工程兵付出了多少忠诚、勇敢和牺牲！
长虹般的沱沱河桥——长江第一桥是基建工程兵的丰碑。人高马大的段耀焕副团长兼总工程师带着五连和六连在江边扎营。夏季是施工季节，千山万谷的雪水像野马奔腾！筑坝打桩，搏风斗浪。河底多流沙，钻孔机追星逐日，怒吼不息！
直径一米的桥桩打下二十多米深！在冰雹和雨水中浇灌，在飞雪和狂风中搅拌。高高的钢塔上钢丝绳不停地上上下下，装满混凝土的铁皮斗车从早到晚不停地升降，一天浇一个。两度春秋，两番冬夏，三百名士兵的青春热血铸就了雄伟的彩虹。桥头的水泥柱上，战士们挥洒起如椽的大笔，用红漆书写了令人敬佩和惊叹的七个行书大字：
长江源头第一桥
一路征尘，一路浩歌。崎岖坎坷的沙石路变成了平坦而笔直的柏油路，青藏线全长由2021公里缩短到1896公里！格尔木至拉萨段的1080公里山道，由以前的半个月、十天、一周到达提前至现在的三天、两天、甚至一天一夜！
车流如梭。日月如梭。
历史的车轮伴着人生的旅程。为祖国山河披锦绣缎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当他们胜利竣工准备撤离青藏线的时候，突然奉命长驻青藏高原，并改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第一总队。兵改警，这是每一个官兵生命中的又一次转折。从五星军徽到金色盾牌，从国防绿到橄榄绿，他们经历了一番复杂而短暂的感情历程后，怀着自豪和荣耀，高唱一支属于他们斗争生活的新歌——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风霜雪雨搏急流。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少年壮志不言愁。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危难之处显身手……
生活不是歌。橄榄绿色的筑路部队又挺进到了西藏的那曲、索县、丁青、昌都和大竹卡、仁布。到处是高山大河，到处是危岩险峰。大校总队长，一个精瘦的湖南小个子刘次贤率领着这支以铁锹为常规武器的特殊部队，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献给边疆绿色的安宁和金色的繁荣！
4月，大雪封山。热情而壮实的许遵传中校带着一支队的35台大篷车出发了，沿着推土机开辟的通路，车队从雪墙中顽强开进。从那曲至了青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七天！这是一条艰险之路：贡拉山、卡拉山和雪拉山像刀剑斧朝。狭路急弯，陡壁悬崖，万丈深渊！
盘山弯道两旁，扎下了绿蘑菇似的帐篷。勘察、打桩、定点，还有机械维修，一切都要赶在大部队进山之前！
这支为民造福的功勋部队至今仍住着土砖土墙的干打垒平房。昆仑山下的公路旁边，耸立着一圈被岁月风化了的泥砖院墙，那就是他们的营房。这是格尔木市最陈旧和简陋的建筑，它比时代落后了三十多年！纸糊的顶棚，透风的门窗，油漆斑驳的桌椅，连吃水还要用车去拉！
企业化的管理体制要求他们自己养活自己。
他们为国家修路，他们按国家编制预算领取经费。几年前的预算经费没有考虑到芝麻开花般的物价上涨幅度。他们不能和国家讨价还价。他们没有自主权。自然，吃惯了皇粮的军人缺乏企业管理的经验。于是，上上下下担忧某一天的早晨揭不开锅。
担忧已成了现实。一支队承包了一项钾镁矿开发工程，干了半年，亏了二百万！二支队驻西藏樟木的三个连队，至1990年9月，已有四个月发不出津贴，其它连队和干部也有三个月没有领工资和津贴了，因为银行里没有钱。
他们忍耐着。
在中国，忍耐是一种美德。
4．铁兵风采
这是一段甜蜜的旅程。
在千辛万苦修筑的铁路上，他享受到了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的幸福。身边是新婚的妻子赵荣芳，红朴朴的圆脸庞，苗条秀美的身材，格尔木火车站的客运员。他们要去蜜月旅行，去北京！
隆隆的车轮震动高原，高亢的汽笛响彻荒野。望着从眼前掠过的桥梁、隧道和铁路旁已经坍塌的低矮的土房，张礼祥想起了生命中一段珍贵的历史，犹如翻看一幅发黄了的照片，照片上的一切都值得认真地回味。
这是一条他亲手参加建设的铁路。铁路上的每一根枕木和每一颗道钉，都倾注着他和他的战友们青春的热汗、热血和热情，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想起了18世纪横贯美国东西的那条大铁路的修建故事，他觉得一百年前一万名华人从旧金山开始的经历和修建青藏铁路的铁道兵有点相同：险峻寒冷的雪山，不毛的沙漠以及大盐湖……
惊天动地的爆炸。在陡峭的悬崖上开凿铺轨的通道。在飞雪。峡谷、隘路、峰巅和崩石中挺进。青藏铁路的枕木下，掩埋了许多花一样的青春！这是代价。
火车进入了锡铁山隧道，这张凶狠的虎口曾吞没过八个年轻战士的生命，他们是张礼祥一个部队的战友。一排沙土坟墓一掠而过，不知道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十几年了，木板插的墓碑早已无影无踪，献身者留下的只是戈壁滩上的一杯黄土，他们在九泉之下，会感到欣慰，因为他们的生命化作了高亢入云的汽笛声！
那次去锡铁山，张礼祥专门到这排土坟前默哀。他在墓旁捡了一个长满铁锈的烂罐头盒，这是当年修铁路的人丢下的。他想了很多，五个主坟在车站西两公里的地方，当时他记住了这个方位和距离。他听人说八个人中有两个是他的四川老乡。
还有一个人也是在这条铁路上倒下的，叫邓永昌。张礼祥和他都是铁七师后勤汽车一连的驾驶员。塌方时，为了救副排长欧阳善良，邓永昌冲上去了，他埋在格尔木。张礼祥每年都去看望他。他的事迹，编入了铁道部十七工程局的职工手册中，邓永昌没有死。
触景生情。如今在格尔木工务段开通勤车的张礼祥，住在当年铁道兵盖的简易楼里，他常常想起过去的事。刚来时头晕，吃压缩菜，喝水靠车拉，买一吨水两元钱。那时格尔木一片国防绿，街上十个人有九个是当兵的。历史像一颗怪味豆。他常常对他的五岁的女儿说：“你爸爸是来修铁路的，你妈妈是铁路招来的，你是铁路上生的，有了这条铁路，才有我们这一家！”
他说：“不走了，我们在高原扎根了！”
“18岁当铁道兵来青海，今年30岁了，这辈子就在青海了，青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觉得这里挺好。”格尔木站车务段的政工干事刘文明说——
我是铁十师五团六连的，这个番号已经没有意义了，可是铁道兵的功绩与山河同在！我们师修过成昆线、襄渝线、青藏线，还有宝鸡到成都的那条铁路，真是千山万水，千辛万苦！
我们是铁道兵历史上最后的一批人。我们来时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快完了，东段从冈察到连湖段是我们十师修的，七师从连湖到格尔木。我们一来就开山放炮备石块，加固路基，盖车站。柯柯站的房子就是我们盖的。白根柱当兵才几个月，装石时腿压断了，两条腿都装了假肢。
修这条路的人都走了，留下了我们十几个。我以前在车站当团委书记，从格尔木到锡铁山七个站一个乘务室，常在这157公里的沿线检查工作。看到施工时住过的那些土房，看到山沟里那些土坟，我就想起当年的情景。现在的年轻人不安心，我就把他们带到荒野中去吹风沙，讲修这条路的艰苦：“那时候住的是大山沟，压缩莱、豆腐渣，你们吃过没有？”我常讲。不讲，他们不知道。
我？贾玉民，和刘文明是老乡，山西人。我们是1978年来的，我们一个乡51人全是铁道兵。先在西宁适应训练了一阵，我昏倒过一次。
过了一阵就下连队，车队沿着铁路线，点到名的一个一个下车，我分到四十八团修理连，团部在乌兰，天不亮到的。学机械钳工，搞螺丝螺帽角铁桥梁配件。
这条铁路验收了好几次。经常塌方，地质条件差，路基修了又塌，塌了再修。后来我开车当驾驶员了，拉煤拉菜挺忙的，一出去就是几十辆车。
1984年1月1日一个命令：集体转业。城市兵和一些干部有顾虑，他们不愿兵改工，想回家。我愿意，我们农村入伍的当个工人不容易，吃商品粮了，找对象也方便点。真的，不怕你笑话。
我们团改成铁道部二十工程局三处，到河北宣化去了。格尔木当时刚建站，要人，特别要我们这样年轻的驾驶员，我就留下来了。当时感到挺孤单，热火朝天的一支部队全撤了，留下了我们十一个人，我想哭。
唉！我们铁道兵四十万人啊，四十万人都脱了军装，那滋味好难受。
当时叫格尔木铁路筹备组，八个人，就住在那几排平房里。忙啊，忙着准备铁路正式运营。从银川、武威、兰州、西宁各铁路段来的人，还有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医生、教师、技术人员不断地来报到。我开着解放牌车，一天到晚又是接，又是送。早上4点半发动车，先去接站，接回来10点钟吃饭，接着到各站送水，下午从昆仑山开始，鱼水河、察尔汗、锡铁山、饮马峡、连湖三百多公里二十几个站将报到的人送到各站去。有的一来就高山反应，又是吐又是发烧，我还得跑医院。
干了三个多月，拉了几千人！
为了这条铁路，多少人舍弃了家乡和家人。看到我们修的铁路上火车来回跑，觉得没有白干。有时候还牛皮哄哄：“老子修的路！”
袁小峰也是十师五十团的，他是老兵，1976年当的兵。脸色紫红，额上有了皱纹，棱角分明的方脸上长一个毕挺的鼻梁——
我17岁那年当的兵，我是老四，三个哥哥全在西部当过兵。大哥1959年到青藏线，汽车一团的，他至今都记得格尔木，记得慕生忠将军修公路。二哥在兰州军区后勤部，三哥去西、区当过兵。我来时3月份，咱宝鸡小麦已长一尺多高了，青海还下雪。大部队来这里不到一年，正在修路基。吃不上菜，老是炒黄豆，住的是帐篷，野外做饭，相当苦。
我在汽车二连，有次拉水泥到厚日修大桥，工地上人很多，我想找个老乡聊聊，一个也找不到。见到两个人抬了一筐水泥，一身都是灰，只是两只眼还是亮的。一问，还真是宝鸡老乡！还有一次，我运料去十八连，帐篷被大风吹跑了，被子床单到处都是，只好漫山遍野去捡。饭里全是沙子，牙齿咯得生疼，干脆囫囵吞！
我们开车的也苦。去天峻县东面二百多公里的地方拉煤，全是便道，又是悬崖，九月份就遍地冰雪，路滑，常有车翻到河里。四十七团的两台车掉下时我们看到，连忙脱衣下去摸，四个驾驶员全摔死了。一个河北兵车下了河，他下去拖，皮帽被水冲走，耳朵冻得又紫又大，后来大家叫他“猪八戒”。
长征咱没经过，修青藏线咱经过，那才真叫苦呢。叶剑英元帅给咱题过词：铁道兵前无困难！青藏高原上的群众叫我们“铁兵”，多硬！那时，土气高昂，大家都写决心书，全国人民在看着我们，西藏人民在盼着我们。帐篷上贴的标语是：誓把铁路架到江河源头，定叫彩虹飞上世界屋脊。
青藏铁路毛主席、周总理都挺关心，本来想把铁路修到拉萨，可是地质条件不行。我们团的十三连配合科研人员在风火山搞试验，那里海拔四千七百多米，属于多年冻土地带，不仅由于缺氧引起各种高山反应病，连机械也由于缺氧而动力不足。随着气温的升降，地质四季变化，夏天路基坍塌滑坡，冬天路面鼓胀顶裂。十三连克服困难，在风火山修筑的一段路基，至今仍作为地球上最高的铁路而令人赞叹，中央军委授予他们“风火山尖兵连”的称号。全连下山休整时，好多人都得了心脏病。他们又在察汗诺建了石渣厂，开山放炮时，在悬崖下打风钻的战士没有发现头顶的巨石已经震动开裂。刘副指导员冲上去用双手推开战士，而自己被砸下来的石块压伤了。
当时是我开救护车把他从工地送到师部医院的。他头上缠满了纱布，一身都是血，军装上看不到一点绿色！后来送到北京抢救，一条腿短了十厘米。
为了这条铁路，有的献出热血，有的奉献生命，大多数人受伤、得病。那时打炮眼全是干打钻，石粉像雪花飘，好多人都有矽肺病。
虽然这样苦，但真要离开这里，离开这支南征北战的铁道兵部队，大家都舍不得。感情这东西是个怪物。1983年12月31日下午的情景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天是我们铁道兵集体转业的日子，就是那天下午，我们向军旗告别，摘下了领章和帽徽。
那天是在乌兰县团部的礼堂里，集合时的气氛十分庄严，庄严得有点悲凉。没有一个人咳嗽，鸦雀无声。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辰！每一个人心头沉甸甸的，大家都知道要干什么，可大家都不希望这是真的。感情上的依恋是难舍难分的。
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中，四个英武的战士身穿崭新的军装，挎着冲锋枪，护卫着八一五星的鲜红军旗走向主席台的中央。听着如大潮汹涌、如军号嘹亮、如铁骑驰骋、如万炮齐鸣般的激昂的旋律，每一个人热血沸腾！军旗映红了每一张脸，此刻，每一个人，都浮现出军旗下走过的征程！
“敬礼！”森林般的五指举上眉梢。从来没有如此的整齐，如此的珍贵，千百双眼睛深情地凝视着八一五星，这是一个军人一生中最后一次面对自己的旗帜，犹如远征的儿子在村口告别自己的慈母。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如雷贯耳的声音！如此凝重，如此凝练：
“自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89348部队集体退出现役，改为铁道部20程局三处。”
空气凝固了！
“送军旗。”主持者的声音呜咽了。
军乐又奏响了，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可在每个人的胸中，已经不是激动人心的冲锋的旋律，他们愿意把它当做一支舒缓而悠扬的小夜曲来欣赏，因为，伴随着铁道兵的征战四方的军旗，很快就要与军旗下成长的士兵告别！大家多想再看一眼，看一眼耀眼的南昌八一，看一眼灿烂的井冈星火，这一切，将在每一个士兵的心中永存！
两位战士缓缓地走上前去，将鲜艳的旗帜从旗杆上慢慢取下，对折，再折，轻轻地放入一只木盒。
顿时，整个礼堂失去了光辉！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感到失落了什么。感情的闸门打开了，流泪，饮泣，呜呜地哭！手捂住嘴，手绢擦不净泪水！猛然间，似海潮澎湃，似汽笛长鸣，数千人的痛哭声惊天地，泣鬼神！这是士兵的眼泪！这是男子汉狼一样的悲嚎！
一片哭声中，一片泪雨中，每一个军人轻轻地、郑重地摘下了军帽上的五星和军衣上的领章，他们将永久地珍藏，珍藏在自己的心头！
垂着头，队伍默默地走着。失去了灿烂的五星，就失去了士兵的军威！
连部大门口，仍然有两个哨兵军容整齐地荷枪放哨。
“不站岗了！枪交到连部！”连长大声地吼着：“把领章帽徽摘掉！”
1983年12月31日的晚上，本是辞旧迎新的欢乐之夜，高原铁道兵的营帐里没有笑声。每个连队的饭堂里，剩下了好多好多的饭菜。
耀眼的星，在天空闪烁。
战胜自我
西行漫记——
察尔汗大盐湖是一望无际的白色盐矿，这是烈日和狂风蒸发的结晶。在这里修过铁路的铁道兵说：“当年我们用盐巴砌墙，筑了一间间的盐屋。不久，胶鞋、毛皮鞋都变了形，衣服、被子很快腐蚀霉烂。鼻腔干疼似火，皮肤裂口变色。伤口一沾盐卤，疼得龇牙咧嘴。没有水，只好往裂口中撒尿。”
高原缺氧，打火机失效，兵站部包副部长的一只打火机到纳赤台就点不上火。张副主任的质量较好，到五道梁也失去功能。王根成部长干脆随身带一盒火柴。每次上山，他还带上一瓶醋：“喝醋嘴不干。”
缺氧造成思维障碍。熟读古诗的明新文于事现在连名句也背不上了，拉萨兵站的高政委一张报纸读了好几遍，直到他发现报上的一幅照片好像见过，才猛然想起，这是一份到了好几天的《解放军报》！高原上的人记忆衰退，动作缓慢。苍蝇在玻璃窗上停着，任你扑打，它不飞。蚊子叮上你的身，慢慢地打下去，它竟一动不动地死。所有动物的反应都迟钝了！
副团长何培义少校对我说：“这地方得的病千奇百怪。三营副教导员胃有点疼，住院一检查，第三天不会说话，第七天死了。七连的志愿兵李富国有点发烧，住院一天一夜，从嘴里喷血，死了！助理员黄光清回宝鸡不久，也死了。莫名其妙！这就叫高原病。西部这地方怕人！”
5．空旷的高原
吉普车像一叶小舟，在无边无际的海浪般的山头间穿行。海是深黄色的。海浪不会涌动，这是一片沉寂的死海。
张玉道上校头昏沉沉的，他想吐。这位强悍而又精明的团政委每年都要到他管辖的两千里管线部队巡航三次，履行他一个政治委员的崇高职责。此刻，他带着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吴喜存，在茫茫的荒原上远航，远航到一个又一个的“孤岛”。
分布在青藏沿线的输油泵站，就像鲁滨逊漂流记中那个南美洲荒无人烟的荒岛，孤寂地耸立在高高的山头。没有行人，没有村庄，没有鸡鸣狗叫，只有怒吼的风，只有日夜不停的柴油机声嘶力竭地咆哮！
这是被繁荣和欢乐遗忘了的角落。
他把自己的家遗忘了。他连续十二年没有休假，瘦弱的妻子肩负着一个沉重的家庭。他的肩上负荷着比一个家庭更重要的团队。他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活泼可爱的3岁的儿子，病死的。现在，他正发着烧，早上打了一针“青霉素柴胡”，“走吧。”他说。
他感到很累。到高原二十多年了，他熟悉了这个世界。他的战士也熟悉他：一个会喝酒、会打牌、会吹牛的政委。
这不是他的嗜好。他说：“这是工作需要。”
想起来伤心。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来到古无人烟的荒原上，像一个个离了水的鱼。那个兵一动不动地趴在窗玻璃上，忽儿眨眼，忽儿咬牙，忽儿窃窃地笑，整整半个小时！他踮起脚一看，窗外的空地上，两只山雀在寒风中打架！
从格尔木捡来的一条狗是他们共同的伙伴。士兵们用自己的饭菜喂它，还给它喝过雀巢咖啡。阳光好的天气，兵们围着它，像训练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站立、敬礼、作揖、跳跃、翻滚，聪明的狗给孤独的士兵带来了多少欢乐和笑声。表演完毕，它抖动着毛，眨巴着眼，又一个站立。士兵们丢过去一粒一粒的花生，或者黄豆，它张着嘴，不停地用舌头接住从空中抛来的奖品。这条名叫“莽莽”的黑毛狗在泵站养了三年后，突然有一天被几头恶狼咬死了，士兵们伤心了好几天，直到打死了一头老狼后，大家的情绪才稍稍平静下来。“莽莽”安葬在泵站后面的山坡上，士兵们像怀念一位朋友一样常常谈论它。
谈论得最多的是被大家当做笑料、但听的人绝对笑不出来的那个叫苏兆英的兵。他在昆仑山的六号泵站当了两年兵，两年中没有下过一次山。两年后他搭便车到格尔木去。好像白毛女出了山洞，他觉得天族地转，走路摇摇晃晃的，连眼睛也不够用了，商店里的东西他不能多看，看了眼花，头疼。走着走着，头撞了水泥电线杆，痛得他流了泪，用手一个劲地揉。山上的两年间，他没有见过红黄蓝白黑这么多绚丽的色彩，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他看得傻了，连一棵棵绿色的树都仿佛有了生命，他走过去，摸着粗大的树干，望着枝叶上正在绽芽的嫩绿，听着风吹着树叶哗拉拉的声音，他抱住树干哭了。
他在昆仑路上走着，他觉得耳朵嗡嗡地响，眼花缭乱，走路跌跌撞撞。他看见一辆自行车过来了，骑车的姑娘响着铃，他急忙躲，急忙中一脚踩了个空，他跌进了下水道！
当这则笑话被当做吹牛资料！”为传播的时候，他认真地说：“格尔木人太多了，到那里头就昏，以后不去了。”
他不上格尔木了，他就在山上和大家一起吹牛、钓鱼、下棋，或者翻来覆去地看那一部小发电机供电放映的影片，影片的情节和对话不少人都能倒背如流。吹牛缺少资料，有一个兵真神，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能吹得天花乱坠，他说世界上最长的一部电影是英国拍的，要放四十八个小时，他说要是这部片子拿到我们泵站来放就好。他知道看电影最多的是一个叫艾伯特·施穆丝的美国人。苏兆英羡慕得了不得了。后来同班的一个兵戳穿了秘密，说他有一本《吉尼斯大全》，他的吹牛资料全是书上贩来的。这使许多兵消除了对他的崇拜与崇敬。于是，各式各样的奇闻趣事不断出笼，士兵的小抽屉里，装满了《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和《奇人奇事》一类的消闲书。
张政委也是一个吹牛能手，他在青藏线上二十多年的见闻够他吹三天三夜。他能绘声绘色地讲各地习俗，各种方言，他原先是汽车兵，见多识广。他见过天葬和水葬，他说藏语天葬叫“恰多”。他是在那曲看的。先点烟火供神，烟火上倒上酥油和青裸酒，老鹰闻到味后从四面八方黑压压地飞来。接着，司葬者脱下死者衣服，第一刀割下头颅，递给旁边的人，一刀一刀地肢解，又用青棵面拌和，一团一团地给鹰吃。此时，号音如咽如泣。
他能讲出每一个细节。他自己的经历也是故事，他很少讲，不好意思。那是十五年前他当汽车连指导员时，因为与兵站拉歌，第一天晚上结下疙瘩。第二天一早，兵站只给汽车连喝稀饭，汽车连连长气得冒火：“没有馒头怎么开车？”
连长拔出手枪，两发跳弹制造了一场混战。混战的结果是双方的领导集体撤职，指导员张玉道削职为民到七班当兵。他卧薪尝胆，又一步一个台阶地上，当了八年指导员后，又当了六年的教导员。兵喜欢他，他和兵有兄弟般的情谊。
在唐古拉泵站，他睡在老兵中间。他听见几个兵翻来覆去睡不着。“吹牛！”他说。
他知道在这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缺氧使人睡不好觉。他打开两瓶啤酒，用茶缸端给老兵：“喝，站长批评我去作检讨！”他有胃病。
老兵向兄长一样的政委倾诉了心中的苦闷和懊恼，他陪着他们流泪。他是在每一个泵站都受欢迎的人。他一来，寂静的世界就添了几分热闹。他打扑克的技巧很一般，于是，他常常钻桌子。拉萨泵站里的笑声使他至今都觉得有点狼狈。他一夜钻了五次，那里钻的不是桌子，是连在一起的三张茶几，钻茶几的难度大！战士们望着穿马裤呢的上校钻了一半被夹住的尴尬样，一个个笑得前仰后翻。
他也笑，他的笑是装出来的。只要士兵们能开怀地笑，他就满足了。
他吸着氧气，脸色发青，人缩成一团，他的胃病又犯了。第二天，团里来电话：“小孩发高烧三天三夜不退！”吴主任要他立即下山。“事情还没有完，两头忙我只能顾一头了！他说。
他为他的部队感到骄傲。在荒无人烟地方，他们忍受着风雪严寒和缺氧的艰难困苦，他们忍受着孤独和寂寞的心理困扰，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那间有许多仪表和管道的泵房，那间有柴油机日夜咆哮的泵房，泵房中的噪音达二百分贝，说话时必须对着耳朵大声地吼才得听到！
单调而枯燥的环境窒息了年轻的心。“这里的时光被拉长了，这里的日子难熬”。于是，他们想到更艰险的地方去拼搏。六号站的几十名战士集体签名，要求上前线杀敌，在炮火和枪弹中显示生命的辉煌！他理解他们。
想起十六号泵站的指导员，那位憨厚的陕北人，他感到内疚。两年前他到威海去疗养，陕北人第一次见到大海，波涛汹涌，气势雄伟，他激动万分！他扑入了大海的怀抱，多么舒畅，多么自在，高原的风尘全被荡涤干净，他在碧绿的海水中浸泡着。
突然，他惊叫了一声！他看见海中有光怪陆离的东西，那东西张牙舞爪地向他游来。他怕，他大叫大喊！
从此，他得了病。他怕人，他不能再见到人。他常常躲到菜窖里，用柳条编织的苹果筐套在头上，在地下藏一天两天。饿了，他乘着夜色悄悄出来，在厨房里找馒头吃。吃完，带上十个、二十个，又钻入菜窖，在菜窖里偷偷地吃。他有时烦躁，一个人又哭又叫。几次求医，医生结论：长期孤独和工作高度紧张引起的忧郁型精神病。他才三十多岁。
空旷，能叫人的心理和生理异常！
有一首歌唱的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你懂不懂得有一种感觉叫做荒凉，
在无垠的时间的旷野上，
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如此深沉、缓慢而又悠长。
你懂不懂得有一种感觉叫做荒凉，
记不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
特别的长，
仿佛死过匆匆醒转。
想念每次拥抱的温暖。
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如此深沉、缓慢而又悠长。
6．渴望
这里是雄性的世界。因此，女性在高原上显得分外可爱和可敬。特别是在四千米以上的高寒地带，没有花草，没有色彩，在一片莽莽苍苍的土黄色中，战士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搜寻世界上最美好的形象点缀世界屋脊上属于他们的那块小小的天地。不约而同地，大多数士兵的床头都贴了姑娘们的画片，特别是那些明眸皓齿、妩媚动人的女明星们，更是青春焕发的士兵喜欢的偶像！
仪态万方的墙上的美女们，无论多么动人，高士兵们太远太远！遗憾的是，连太远太远的姑娘也见不到了——上级一道命令，床头不准贴女人像。于是，途经青藏线的车辆从战士们面前驶过，车窗的玻璃上映出鲜艳的服饰和年轻女性特有的花一样的容颜的时候，兵站的士兵们会大声欢呼：“女人万岁！”第一次上青藏线的女性可能会不好意思，其实，这是士兵真诚的赞叹和祝愿，这是一种圣洁的感情。
和所有雄健的男性一样，他们需要女朋友、需要妻子，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庭。这个正常的、合理的、极普通的要求，对于一般的青年男性来说，是容易实现的。可是，对于军人，特别是对于青藏线上的官兵来说，是比爬唐古拉山，比在暴风雪中突围，比由于缺氧而引起的胸闷和头疼更加难于克服的障碍。
黄土高坡的儿子王培选雄健魁伟极富男子气。1986年从蚌埠汽车管理学院毕业时和一位纺织女工恋爱了。圆脸、大眼、秀气。苗条、活泼。二十天的朝朝暮暮令人陶醉令人回味。两人上西安看大雁塔，王培选从来没有感到天这样蓝太阳这样暖和，他给她买了一件火一样红的风衣和翠绿色的外套，她显得更秀气更美丽也更活泼可爱了。他和她是只隔十几里地的乡亲，他和她父母都满意都说好，都赞同明年就放鞭炮喝喜酒拜天地。王培选激动和兴奋犹如飘荡在天空的一只红色大气球！
热辣辣的信你来我往。王培选在青藏线上带着车队跑，一回到格尔木一接到他意中人的信一路上的风雪严寒疲劳灰尘全没有了。
有一些东西悄悄爬上了他的脸和身。他变黑了，风沙吹的，太阳晒的。原来光洁度挺好的皮肤变粗了，粗糙得起了颗粒状。痒，还疼。颗粒越来越大，变成了一个一个红红的小肉瘤。特别是脸上的那一片，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光辉形象。他用手指狠狠地掐，用剪刀咬着牙剪，搞得鲜血淋淋，像米粒像绿豆的小肉瘤下来了，可不久又发芽生长新的小肉瘤。调皮的士兵称它为“高原美丽青春豆”。
大眼睛姑娘吓了一跳，她认为这太不美丽了。晚风轻轻吹，他和她在公路上散步。他看出那圆圆的脸上有一层阴云，他尽力地想制造点欢乐的气氛。他是来结婚的。
可她低着头，两只眼看也不看他一眼，一个劲地盯着公路上一粒一粒的沙子，她看他脸上的“高原美丽青春豆”和地上的沙子一个样。“跟了你们真吃亏，一年四季不回家。”她说。
他没有话说。
她对介绍人说：“脸上那么多疙瘩，太难看了。”
他不能对这位花容月貌的姑娘讲这是“高原美丽青春豆”。她不懂。他平静地又是伤心地对她说：“你要求对方漂亮和长年累月厮守在一起，我不够这个条件。咱们也没有共同的基础，既然这样，咱们和和气气地分手。”
他把她给他一针一针编织的浅灰色的毛衣，还有十几封火一样的情书和四张彩色美人照捆成一包，流着眼泪寄走了。他初恋的白玉般纯净的情爱，全浓缩在这个包里。他用一句话结束了他们的感情：“祝你找一个如意的伴侣！”
大胡子参谋长气得双眼冒火：“咱有梧桐树，不怕没有金凤凰！你把工作干好，不愁找不到好姑娘！”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参谋长把他请到家里。家里有一位模样挺俊俏的姑娘。这是参谋长托他的夫人物色的。见了一次面，女的表了态：“不行。”追问原因，又是“高原美丽青春豆”。
王培选的心情坏透了。他几天不说一句话，他吃不下饭，他紧锁着眉头，一个劲地抽烟，抽得手指焦黄牙齿焦黄嘴唇上起泡。他感到一肚子的委屈：在青藏线上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连正常人的生活也享受不到？他想不通，他去找政治处主任要求调到内地去。主任说：“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就像昆仑山一样高高低低。多少人在高原上无私奉献，很多人都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你放心，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你！”
是那位白衣天使？不是。介绍人安排他去做心电图时见了一面。她说：“不行。”
是那位大学毕业的会计？优雅漂亮，风度翩翩。她老说：“考虑考虑。”考虑了好久没有结果，他觉得配不上她。
令人讨厌的高原美丽青春豆！不只有王培选一个人讨厌它，高原上不少人都得这病。在开车的路上，在兵站住宿，他经常碰到和他一副模样的同病相怜的战友。他们互相交换治疗的信息，悲叹彼此的痛苦。
“上海能用激光治。”一个驾驶员对他说，
“武汉的好，武汉用砂轮磨，皮肤癌也能治。”又一个驾驶员说。
王培选趁探亲的机会到武汉去了一次。在武昌的磨山。医生一看：“面积太大了，超过了磨削手术的范围。”医院要他住院吃药观察一段时间。他没有时间住院，青藏线在召唤！
生活就像梦。他日思夜想的那个美丽的姑娘站到了他的面前，他东南西北寻找的那个美丽的姑娘原来是他的同班同学。在洛河边的小镇上，他们重逢了。分别七八年了，彼此惊喜交并，他们边走边谈，一直走到了郊外。柳叶眉下的一双丹凤眼忽闪忽闪地朝他瞟，那眼神中有一种使他激动使他心跳的东西。他是中学的团支部书记，他是她的班长，他觉得这个文静的小姑娘忽然长大了，他有点不认识了，特别是桃花般粉红的脸，脸上那两个浅浅的酒窝，何等迷人又何等醉人！
她的话更令人陶醉。“我崇拜军人，他们奉献了很多，他们牺牲了很多，忠于祖国的军人也忠于自己的爱情，跟军人结合是可靠的。”比他小两岁的二十五岁的李天兰发射了一颗超低空的气象卫星。
他说：“跟军人的女人是要吃苦的。”
“我不怕。”她说。
有人吹冷风：“一脸的疙瘩，路又那么远，你图他什么？”
她笑笑：“图他人好。”
商业局批发公司的会计李天兰和青藏高原的中尉汽车连长幸福地结合了。元旦办的喜事，当年就得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儿子叫王浩。
王培选是幸运的，他只找过五个对象，27岁便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已经二十八九岁还找不到对象，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中尉上尉还有不少，如果要刊登征婚广告，仅青藏兵站部就可以出一本专号。管线团政委关心的是沿线泵站的几位正职军官的婚姻：“昆仑山的指导员张平稳，沱沱河的指导员张胜利，一号站站长刘伟，还有优秀党员兼优秀指导员的杜昌茂，都是28岁，都是好干部，可都找不到对象！愁人哪！唐古拉指导员山西太谷人，刚探家回来，问他情况怎么样？他为难地摇摇头。”
在见不到女性的世界里，高原军人的婚姻主要靠探亲期间的突击介绍。自然，成功率极低。也有一些新潮的年轻人利用覆盖面极大的现代传播手段发出爱的信息。《征婚广告》一登，应征信件就来了，一旦得知是青藏高原的部队，温柔可爱的女郎吓得再也不敢通信了。刊登广告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物色知音，那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中，有千姿百态的玉照，那一张张笑脸，给渴望爱情的军人多少欢乐和希望。各种式样的发型和服装，又给高原战士大开眼界，连信封上娟秀清丽的钢笔字，也让士兵们赞叹不已！
在花一样的姑娘们面前，火一样的激情慢慢地熄灭了。他们不敢采摘这鲜嫩的花朵：“高原太苦，不能跟着我们受罪！”
湖南妹子成桔英哭了，她是对着窗玻璃上的大红喜字哭的。今天是她和他的大喜之日，鞭炮震天，红烛欢笑，杀了两头猪，亲戚朋友坐了二十五桌，全村人都赶来贺喜，祝贺他们美满幸福、白头到老。每一个人都问：“新郎在哪里？”新郎在哪里呢？
新郎王立平在海拔四千七百米的青藏高原上，这个27岁的志愿兵是泵站的电工，结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家，工作需要。
他们是同村的同学。3月份女方从湘乡发来一份电报：“结婚速归。”这时刚开泵，是最紧张的时刻。他发了个电报回去：“推迟。”
推迟到了8月份，阴历八月初二，这天是吉日。这时另一个电工到上海去学习了，只剩王立平一个人管发电机，他走不开。他感到委屈。他早就作好了准备。坐四百二十公里汽车从格尔木买来的一件深蓝色呢子上衣已经装在提包里，还有一块红底白条的方格头巾。这是他送给她的情深意长的礼物。甚至，他想好了新婚的晚上要向她说的那一肚子悄悄话。
婚期只有十多天了，电报和信一封接着一封。桔英23岁了，家乡23岁的姑娘已经抱上孩子了，亲戚朋友都发了请帖，万事俱备只欠你新郎一个人了！
诚实和内向的王立平心里酸溜溜的。他真想长出翅膀飞回家，那怕参加两个小时婚礼后再回来管发电机。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鱼，从脚下的长江源头游下去，游过三峡，游过葛洲坝，游进洞庭湖，然后顺着湘江游回了家。这是梦。
他到沱沱河邮局去寄了一个包裹，把红的头巾蓝的上衣和他的一片深情一起寄给了他的妻。
八月初二是他的婚期。这天夜里，幸福的新郎孤独地在高原上思念他的新婚的妻子，泪水湿了枕巾。
包裹是婚礼后才收到的。收到包裹的那天夜里，她又痛哭了一场。睹物思人，她思念她的丈夫，那个英俊的立平！
直到银色的12月，昆仑山大雪纷飞的时候，他才回乡度婚假。他们重话恩爱，再度蜜月。只是，大红喜字已经褪了颜色。红烛油像一滩凝固的泪水，诉说着新娘的孤独和伤悲。
她又哭又笑，一个劲地责怪和埋怨。拳头在丈夫的背上不停地擂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这是嗔爱的“气”。
自然，也有人动了真格儿的。
这一位气得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状——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能陪伴她。
副团长包文森痛苦地听着法院的裁决。
“我同意。”他说，“本来，我想要孩子，这样，对她，对她的将来可能会好一些，既然法院认为我一人在高原无力抚养和教育孩子，我同意……”
他的兵为他骄傲：“副团长有骨气，一下子把孩子十八岁前的抚育费全付了。他说将来孩子认我这个父亲最好，不认，就拉倒！”
副团长觉得失去了一切。他觉得这个世界也是空荡荡的：“上了高原，丢了老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孤独和寂寞！”
7．孤寂的心
破裂的缘由是不尽相同的。九号站副站长的遭遇比包文森还要悲哀得多。30岁的胡副站长是山西人，他负责管理设备。
泵站的柴油机日夜轰鸣，冷却没有水。地下是冻土，河太远，只有造一个蓄水池。靠雨水和雪水供全站的工作用水和生活用水。1986年9月，水泵出了故障。抽不上冷却水，柴油机将停止运转，一千多公里的输油管线就要瘫痪！
他跳下了水池。他说：“我是干部，我是党员。”彻骨的冰水冻得他牙齿咯咯响，全身瑟瑟发抖。他在冷水中用手摸、用脚探，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排除故障。
他站不起来了，四五个人上拉下推才把他从水池中拖上来。他脸色苍白，颤抖的身上滴着冰凉的水珠。他说不出话了。他的嘴歪着，他不会说话了。直到暖和过来，他才用笔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一句话：“我讲不了话。”
他的妻子刚来队探亲。妻子在格尔木的家属院，离他六百多里地！
医生询问病情，他伊伊呀呀地说不出病因。他的面前放着一叠纸和一支笔，他给医生写了几行字：“谢谢你们，没办法，我不能说话，请原谅。”经诊断，这是神经受刺激的结果。
他的思维也有了毛病，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一脸青黑，两眼发直。最重要的是，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特有的功能。
妻子要和他离婚。
高原上特殊的自然条件改变着人的心理特征和生理特征。调查表明，男性性机能减退和女性月经失调是高原综合症之一。一位中尉连长说：“我们连有六七个人结婚七八年没有孩子，老是怀不上。”
老兵王如虎结婚十年了，妻子一趟又一趟地来队，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后来气得她再不来格尔木这个家属院了，她有很多难言的苦衷。这是个喘不过气的地方。
一年又一年；王如虎决心要让妻子有一个孩子。妻子太孤独了，一个人在农村只有辛劳，没有欢乐。别人抱着孩子有说有笑，她呢？三十出了头的女人嫁了丈夫仍然孤身一人。多嘴的人背后说得更难听：“不会下蛋的母鸡。”为此她在梦中哭醒了多少回。
每次回山西老家，王如虎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他是舵手，在蔚蓝色的爱河中，他无力与她乘风破浪，一起驾驶幸福的方舟驶向远方。他懊恼至极。他自卑。妻子骂他，他无法辩解。有几次只好提着个瘪塌塌的提包，耷拉着头，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似地提前回队。领导问他缘由，他唉声叹气，他承认他不行。
枯枝发芽。回到故乡的土地上，王如虎恢复了虎一样的男子汉的雄风。转业第二年，他使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激动万分，怀孕就给连长指导员写信。他说：“向战友们报喜！”
姓何的配电工没有喜悦。结婚五年了，一直没有收获。1984年和他一起入伍来高原的一百零一个人中，除去退伍的，留队的肥城老乡中结婚后有八个人都没有孩子。趁去上海学习的机会，他走进了医院的大门。医生一检查：“是不是你的工作环境有点特殊？比如污染、噪音？”
他点点头：“我是配电工，我在高原上工作。”
“噢，这是高原反应。”医生说。
医生还不知道，高原泵站里柴油机的马达声震耳欲聋。混凝土浇灌的地面颤抖着，面对面地说话都听不清，一个个都成了大嗓门。有几个柴油机工的耳朵已被震聋，他们调离了泵站。新上任的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到纳赤台泵站检查工作时，对着耳朵问管线团政委：“这里的噪音达到多少分贝？”
“一百五。”张政委回答。
周克玉政委听不到。张政委只好把他拉到泵房外面：“现在只开一台柴油机，噪音是一百五十分贝，两台柴油机发动的话，有二百多分贝！”
“这样长期下去，干部战士怎么受得了？一定要想办法！”周政委知道，都市的十字路口，人流车流加在一起的噪音才七十分贝左右。这是人体最大的承受力了。二百多分贝相当于嘈杂的城市中心噪音量的三倍以上！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原上的女人，经受着比男人更多的苦难。
杨蕴芳，这位青藏线上受人尊敬的白衣大使，是到了35岁那年才成为母亲的。本来，她早已是妈妈了。结婚的第二年，她就孕育了一叫“小生命。这时，一位急需手术的产妇推进了医院。值班员杨蕴芳连忙从楼下往搂上的手术室挑水，那时没有自来水。挑完了，她配合妇科医生手术，足足站立了两个多小时，当手术台上的产妇诞生了一个呱呱乱叫的小生命时，她腹腔中的那个小生命，才两个多月的血肉夭折了。
两年后，已经三个多月的小生命又流产了。
在高原，严重的缺氧是胎儿发育不良而流产的主要原因，作为医生的杨蕴芳当然懂得这一基本的常识。可是，青藏线需要她。
输油管线工程热火朝天，她带着医疗队出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呕吐引起队员们的关注。一摸脉膊，滑脉。她只得实说：“四个多月了。”
唐古拉海拔五千多米。他们的帐篷就扎在这里。严重的缺氧加剧了她的妊娠反应，她全身浮肿，吃不下饭。
医院来了命令，要杨蕴芳去西安学习。
她回到格尔木的当晚，又一个小生命失落了！
她说：“这是奉献。”
从此，杨蕴芳再也不能参加医疗队上山了。领导特别强调了“这是高原”这四个字。她点点头。她多么想有一个孩子，她多么想听自己的孩子叫一声“妈妈”！
直到35岁那一年，她才当了母亲，虽然晚了，她仍然自豪。
高原，是一片神界，是一片魔域。它作恶多端，它造福万代。它使人欢乐又令人痛苦，使人留恋又令人逃离，使人坚强又让人懦弱，给人新生又叫人窒息。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高原人都在大自然的风刀霜剑面前走着自己的命运之路！四川兵卢照明正经历着苦难的人生。他是修理工，电焊技术相当好。千里管线上，有他焊接的油管。军旅十年，他的青春像灿烂的弧光，他把自己的热血化成了西藏的一分光明。因为文化低，他没有转成志愿兵。
他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得了软骨病，半身瘫痪。他站不起来了，他的双脚已经迈不开步子。他佝接着背，靠双手抓着小木凳一步一步地在地上挪动。战友们去看他，他泪水涟涟：
“部队的同志都好吗？我真想念他们！”
高原夺走了他的青春，像热恋的情人，他的心里仍然执著地热爱着这块骇人的土地！他想念什么呢？
成了植物人的原国联不可能想念他曾战斗过的五道梁了。他是在五道梁得的病，开始全身无力，后来失去了视力，看不清东西，也听不到声音，更不会讲话。只有呼吸和心跳，只有靠鼻孔中的一根皮管维护生命。医院诊断：病毒性脑炎引起的脑软化，与高原缺氧有关。
西安。兰州。河南。后来抬进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他在病床上不知不觉地躺了七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是不知不觉的。
他孤寂地结束了一生。
8．头发的故事
雪山。蓝天。群峰莽莽，寒风萧萧，雄奇而苍凉！南京改变了容颜。
随着女报幕员清丽的嗓音，江南塞北的军人屏住了呼吸。他们震惊，他们崇敬：这是一片遥远的疆土，这是西部的声音：
“……青藏高原六月飞雪九月冬，一年四季刮大风，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年平均气温零下六度，空气中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在恶劣的环境里，我们青藏兵站部全体官兵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被中央军委授予‘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的荣誉称号。一万两千多名官兵创造的光辉业绩，在世界屋脊上树起了一座当代军人的丰碑……
挟带高原风、昆仑雪，青藏兵站部战士演出队用多彩的舞姿和多情的歌喉展示了他们的生活和情怀，这使观摩全军业余文艺会演的所有人肃然起敬！掌声如潮。
观众们从艺术中体味到的，是一种思想深处的东西。
一个小品就像一部童话。
“年轻人，谁不希望有一头潇洒的头发？可长年驻守在青藏线上输油泵站的官兵，由于缺氧、油气和高噪音以及目前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原因，致使大多数人的头发脱落。海拔四千七百米的五道梁泵站，就是有名的秃头站。请看小品——《头发问题》。”
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戴橡皮头套的军人和穿红衣的来队妻子为了丈夫失落了满头黑发而惋惜痛哭和军人以坚贞爱情和革命道理教育妻子的故事。
剧情出人意料，扣人心弦，又动人肺腑。
故事是真实的。
三十岁的男子汉张天河居然没有头发，没有眉毛，也没有胡子。甚至，还没有腋毛和阴毛！
原来他有的。1977年入伍时他十七岁，毛发黑油油的。特别是满头的乌发，不上一滴油在阳光下也闪闪发光！那时候他英俊又潇洒。
因为潇洒和漂亮妻子才爱上了这个甘肃酒泉的男子汉。
五道梁泵站的张天河是开柴油机的，这是个艰苦的岗位。噪音、油气和缺氧使泵房里的士兵头疼、耳鸣、眼花、恶心、失眠和吃不下饭。张天河水土不服。这里的水苦涩难咽，水中有弯弯曲曲的小虫。这里缺乏维生素，因此，好多人指甲凹陷。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掉头发，101生发精也不起丝毫作用。
张天河比其它人掉得更厉害。整个头部光溜溜的，活像一个大土豆，加上两排被烟熏得焦黄的牙和被强烈紫外线灼烫得乌紫的面颊，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无情的大自然把人折磨得面目全非！
他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去找有名的医生，医生也无能为力：“这是高原症，没有办法治。”这是真话。谢庆锡也是五道梁泵站的，原来也是秃发，后来下到格尔木，才长出了青丝。
怪病惊动了各级领导。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从北京赶到青藏线，看见张天河一头光溜溜的形象，将军掉泪了：“你买点药吃吃。”
“吃了好多药，都不起作用。”
战士的疾苦牵动着将军的心。总后卫生部奉命研制新药。上海产的防紫外线辐射的擦脸油和多种维生素发下来了，人手一瓶，似乎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可以说，青藏线的士兵差不多将百货商场中所有护发护肤的香波、香脂、香水统统领教过了。为了恢复自己青春的形象，他们舍得花钱，他们到拉萨，到格尔木，甚至从西宁。上海、北京买来了国内外出品的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的化妆品，排列在桌子上比都市发廊还要琳琅满目。有一洗黑、海飞丝。威娜宝、爱罗莉、郁美净、达尔美、丹蒂丝、美波、力士、嘉露。飘柔、大宝、华姿、永芳、诗丽，甚至还用过乌发生发牙膏。遗憾的是所有美丽的浓香统统无效！
马太在《圣经》中说，长在你头顶的发丝是可以完全数得清楚的。他说亚洲的黑褐色头发的中国人应有十一万根头发。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纵欲无度是秃发的原因。祭司们认为脱发是上帝的指尖触了人的头顶所致。而精神病学者在研究报告中说：脱发的致命原因是开怀大笑。
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似乎显得有些荒诞不经。高原战士的性生活极其可怜，开怀大笑似乎与他们没有多大的缘份，至于上帝的指尖是否触及过他们头顶，这只有上帝才知道！
还是正常的医理推断显得比较接近现实：“临床诊断结果，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脱发是属于男性病例，且是突如其来，莫明其源。”
还是《大英百科全书》说得真实而现实：“对常见的秃顶症尚无特效药物。”
莫明其源的脱发，无法医治的脱发！
其实，青藏高原的官兵只要离开这片荒原，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能够很快地在自己的头上重新生长出十一万根黑褐色的头发！
他们不能。军人的天职命令他们必须日日夜夜坚守在这片脱发的高原上。
脱发的军人不敢脱帽。张天河的妻子赶来看他时，直到晚上睡觉时张天河才把军帽脱下来。顿时，妻子伤心地哭了。
她爱她的丈夫。她收集了三十多种药方寄给丈夫，她买了好多种据说能治秃发症的药物带给丈夫，这只是一种心愿，她盼望丈夫依然英俊潇洒！
她打点行装又一次来到高原，她要带她的丈夫去治病，她不相信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医院对头发没有办法！丈夫告诉她已经吃了好多药，好多人都在求医可都没有效果时，她恳求部队领导将已经当了十多年义务兵的张天河尽快退伍回乡。因为人民解放军中当十多年义务兵的人恐怕只有在青藏线才能找到，因为她听说只要离开高原她的丈夫就能重新长出乌黑的头发和眉毛。
可是，丈夫训斥了她一通。他太爱自己的岗位了，十几年的高原生活，他对这里的冰川雪山，高坡大河，还有黄羊和无鳞鱼都生出了一种亲近的感情。自然，那两台135马力的柴油机是他的伙伴，震耳的轰鸣成了他生活的伴奏，一旦听不到发动机的隆隆声，他会觉得失落了什么和缺少了什么。只要柴油机的运转声有一点点异常，他都能听出来。他觉得他的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
妻子抚摸着他的秃头，悲哀地流着泪。丈夫宽慰她说：“怕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
张天河至今仍在五道梁泵站机房里管着他的柴油机。他依然没有头发、没有眉毛、没有腋毛和阴毛。
这就是《头发问题》的生活真实。
《头发问题》引起了许许多多观众的感叹。从南京演到北京，这个小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节目本身。
这个小品的四个表演者以及来自青藏兵站部的这支业余演出队的三十五个演员在演出期间，也发生了一个悲壮的令人惊奇的故事。他们都得了病，病症叫：低山反应。病因是：氧气太多了，他们都醉了，这叫“醉氧”。他们不习惯南京、北京的生活环境，于是，头晕、头昏、胸闷、恶心、呕吐，最轻的症状是瞌睡，有一位演员半小时打了四十几个哈欠！在青海出生的十九岁的刘青玲全身浮肿，演出后呕吐得要两个人扶着才能回到住所。
这又是一个关于高原战士的故事。
在物质与精神贫乏的地方
西行漫记——
在青藏兵站部看录像片《西部没有雕像》，雄浑、粗犷、悲怆、深情。10分钟的图像展示了青藏线官兵40年的漫漫征程。几十万人的奋斗、奉献和牺牲，剪辑成感人肺腑的镜头。主题歌绵绵情长：
儿当兵当到多高多高的地方，
儿的手能摸到娘看见的月亮。
娘知道这里不是杀敌的战场，
儿却说这里是献身保国的地方。
儿当兵当到多远多远的地方，
儿的眼望不见娘炕头的灯光。
儿知道娘在三月花中把儿望，
娘可知儿在六月雪里把娘想。
寄上一张西部的雕像，
让娘记住几现在的模样。
寄上一张西部的雕像，
让娘记住几现在的模样……
不知为什么，热情的讴歌遭到了冷漠的回报。兰州市的一位母亲给在青藏线开汽车的儿子艾兵写信：“中央电视台放了《西部没有雕像》，越看我越不放心，以后能不站岗就不站岗，能不出发就不要出发……”
军务参谋桑宁接到了未婚妻的来信：“你就在电视上放的那个地方？我不要这样的雕像，请你考虑：要么转业，要么吹灯！”
途经花海子，遇一位怀抱婴儿的藏族妇女搭车。闲谈中得知，她丈夫叫扎西，在花海子看兵站，他很孤独。他不让她出门，相对而生又无话可说。她悄悄地到道班去看一会电视，回来后又挨打。她要离开他，他不干。在这个地方，他不能没有女人。
张留德探家了。他将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儿子已经会喊“爸爸”了。妻子泪流满面地搂着儿子说：“喊爸爸，你爸爸回来了！”儿子用小手摸着张留德的军衣：“我爸爸啥样子？我不知道。”
因为发烧，儿子的眼瞎了。
格尔木的每一座家属院中，都有一些失去了丈夫的寡妇。高原的风雪吞没了她们的青春也磨砺了她们的筋骨，她们把自己交给了青藏线。她们默默地流着泪，顽强地工作着、生活着，抚养着孩子。爱情的花谢了，那一份甜蜜和芬芳，仍留在她们的心里。
千百对牛郎织女，在银河的两岸遥望。尽管花烛流着泪，一根看不见的红丝线，连结了千山万水，扯不断柴米油盐、儿女情长！
8．三角恋
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可是，丈夫在北京，儿子在南京，她在格尔木。她的三口之家分布在祖国的东部、西部和北部。千分情，万分爱，化作了望不断的天涯路，化作了太阳的祝愿和月光的思念——
原先我是天津运输工程学院的话务员，三年后考总后医专，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五个同学一起来的，两个北京的，一个广州的，我是天津的，还有一个西宁的。当时想，命运怎么对我们这样不公？我们都是大城市长大的姑娘，做梦也没有想到生活的旅程和荒凉的西部联系在一起。
来就来呗，我在地图上找了好半天，才找到这个格尔木。一大片黄颜色，这是沙漠和戈壁的色彩，过去听人说支边到青海，现在真要轮到自己了，心中有一种遥远和苍凉的感觉。
还有一种孤独感，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在北京上学时我认识了小梁，他是我的老乡，在北京武警部队通信站，我们同岁，又是同行。我们游香山，登长城，逛北海，我们相爱了，我们正热恋着。他一米八的个子，方脸、精瘦，性格温顺而多情。
他送我上的火车，他买了一大旅行袋的东西给我路上吃，有水果、糖果、糕点，什么都有。他不说话趴在车窗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们都要把对方的模样牢牢地刻在自己的心里，因此，每一秒钟都显得异常的珍贵。这一走，几千里山河重重，何日再相会？我心里沉甸甸的，鼻子发酸。他的眼里，有亮晶晶的东西。车一开，我就用手绢捂着眼睛大哭起来。发车是晚上9点26分。
那是1987年的7月份，到青海的火车晃荡得厉害，硬座车厢里挤得要命，天又热。到西宁气候凉了，我们的短袖衫、裙子和凉鞋不行了，连忙加衣服。西宁是下午1点钟开午饭，晚上10点钟天还不黑。温差和时差一下子就与北京拉开了距离。感觉上的距离比时空距离还要遥远得多。
还得走，坐青藏铁路再往西。三天三夜的火车，我们第一次看见了草原，看见了沙漠、看见了戈壁滩，望见莽莽昆仑山上白色的雪峰时，格尔木到了，这是我们人生旅途的一个大站。
我们是9号报到的，分到二十二医院的外二科，第二天10号就上班。当时我胸闷、气喘，还拉肚子，浑身没有劲，嘴唇裂大口，成天想睡觉，这是高原反应。我们科有四十多病号，只有六个护士，挺忙，我得打针、发药，穿上了白大褂，就得当南丁格尔。
一下班，我就想他，想北京的那个人。我给他写信，我说这儿挺好，让他放心。他不相信，他说我骗他。他说听人说，青海很苦，什么东西也买不到，狗满地跑。他傻乎乎地给我托运了一箱吃的东西，路上走了两个月，打开一看，是九十包方便面！我们一星期通一次信，我把对他的爱全倾注在一张张的信纸上，那一行行的字，浸透了少女的甜蜜和眼泪。
爱是幸福的，爱是痛苦的。千丝万缕的思念像烈火燃烧，像品味橄榄。一闭上眼，就会想起在一起的日子，那么甜蜜，那么美好。分配方案下来的时候，有人说：“两个人隔那么远的路，今后怎么办？吹了算了！”我说：“我们俩挺好的，远就远一点，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的。”
1989年元旦我们结婚了，我们是在相识、相知和相爱的北京举行的婚礼。热烈的男欢女爱很快就有了收获。
7月份他来看我，他只有十天的假期，路上走了七天！他是在这里过的八一节。这天，我们医院团工委组织到鱼水河去野餐。那里有一片草原，我们带上锅，带上菜，带上录音机，有的钓鱼，有的照相，有的跳舞，红日、蓝天、碧波，绿色的草地，如此宽广，如此美丽，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高原！我们纵情地高歌。
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他胸闷，不想吃饭，我带着他，我和他开玩笑：“你一个男子汉还不如我，我已经锻炼出来了！”那天一人发一袋麦乳精、几个罐头，还有糖果，他也得了一份。我说：“你是来队家属，咱们青藏兵站多好，你来三天也享受了慰问品！”他笑了：“到北京你是来队家属，我们武警部队照样热情慰问来自青藏高原的西部军人！”
他一走，我的腿就酸麻疼胀，走路挺困难，加上怀孕反应，还坐骨神经疼。半夜里疼得睡不着，怎么坐都不行，又不敢叫人送医院去惊动人家。我一瘸一瘸地走，到门诊部一百多米的路我瘸了半个小时。
值班的李医生一看，是腰椎间盘突出，要打杜冷丁止痛。我不打，打针对胎儿不好，我咬着牙忍着。腰椎牵引时，疼得要命。有人劝我：“这时候大人都顾不了，还要孩子干啥？做掉算了！”我不，这是一个生命，这是我的孩子，我舍不得。
怀孕三个月内，我成天吐，反应厉害。后来胎儿会动了，我在苦恼中有了安慰。我经常与小生命说话：“宝贝，不要动了，我们睡觉了，好不好？”“现在开饭了，今天什么菜？你吃不吃？”
食堂里买饭人多，我不能排队，就叫人带。我不想吃，也不好意思老叫人带，我一天只吃一餐。同事帮我买米买油送来，我叫人买土豆，肚子饿了烧土豆吃。
孩子一天比一天动得厉害，他在我的肚子里手舞足蹈！有天晚上7点钟，我从食堂买饭回来，突然肚子疼，我不能动了，只好蹲在走廊上，我怕是阑尾炎。到妇产科一检查，主任说：“流产了。”我吓了一跳。还好，是先兆流产，我住进了妇产科。
病房里有动手术的，有生孩子的。有的哭，有的吵，晚上睡不好，我要回宿舍。回到宿舍里，又嫌太寂寞，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又上班，到科里坐着做棉球，做敷料，处理医嘱。
这时候我特别想丈夫。原来医生说我的腰要动手术，我给他打电话叫他来，他说：“来不了。”“来不了就算！”我来气了，“啪”地一声把话筒放下了。靠不住，只有靠自己了，我想。我没有情绪了，我也不给他写信，写信有什么用？我不能动，他帮不上忙。我本来想叫我妈妈来，又一想，老太太这么大年纪，出门倒好几次车，不放心，算了。
老实说，我丈夫也吃了不少苦，我无法照顾他，他也付出了不少的牺牲。我想：哪个女人不生孩子？人家都过来了，我就不行？
我不能动，只有睡觉，这时候特别馋，老想吃东西。有一天，叶护士抱着小孩来看我，她手上拿着三颗枣，我不好意思要，我说：“现在有枣了？”她说：“快下市了。”
我连忙叫人去买。给了钱，回来说：“没有。”我气得要命：“人家能买到，你怎么买不到？”
她说：“只有一摊，有点烂了。”
“烂的也给我买来。”我馋死了。结果还是没有吃到，当时的遗憾样至今还记得。
丈夫老来信，每一封都是“好好吃，好好保重身体。”我一看就撕掉：“尽来口头上的！我有钱花不出去！”
怀孕的人胃口怪，大灶的饭菜我不想吃，我想吃鱼吃肉。我们科的护士梁纬做了红烧猪蹄，罐头鱼用油炸，还有黄瓜鸡蛋汤送来，我高兴死了：“我这是怀孕后第一次吃荤的！”
“你把它吃完。”她说。
红烧猪蹄有两个。我说：“我一定都吃完！”那一餐饭的味道好极了，比雀巢咖啡还要香。
我是回家坐月子的。一到家，我一天吃一只鸡，一餐能吃一斤半鱼。我妈吓坏了：“怎么回事？”
我说：“我馋的。”
我怀孕到六个月，一称，才九十八斤！
生孩子真费劲，我这个儿子生得不顺利，当一个母亲真不容易，那个受罪啊！
然而，这正是女人的骄傲。我孩子缺钙，所以老是哭叫，他不肯睡，每次最多睡一小时。他睡了，我不睡，我要看着他。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多精巧，脸上淡淡的汗毛，像一层绒似的，真可爱！这时候我感到幸福。
产假快到了，我要走了，我真舍不得走。不走不行。我提前半个月给他断奶，断一次哭一次。真可怜，两个多月的小孩就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军人的奉献中包含着妻子、丈夫、父母，也包含着我那刚出世的幼儿！
我要走了，我把三瓶三百片钙片用擀面杖碾成粉，一瓶一瓶地装好。我利用一切时间亲近孩子，我抱着他吃饭睡觉，换尿布。虽然已经断了奶，临走的时候，我又解开衣服，给他喂一次奶。我想，喂一次就多一次，这个孩子太小了。
他无忧无虑，吃了就呼呼地睡。可是孩子你知道不知道，为了你，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
我要走了，我给儿子买了一辆小推车，这辆四个轮子的小车今后就代替了我的怀抱，儿子将在这个摇篮中长大。
我要走了，儿子还睡着。爸爸妈妈送我到车站，两位老人替我提着行李，我推着小车，轻轻地、缓缓地走着，我真舍不得扔下他。他还小啊，他仍然熟睡着。我妈妈说：“孩子啊，你妈妈要走了，你也不看一看！”她轻轻地、轻轻地把他摇醒了，儿子迷迷糊糊地睁了睁眼，哇喇哇喇地哭了。我也哭了！我紧紧地抱着儿子，我说：“我不走了！”
“怎么能不走呢？你的假期到了。”爸爸说：“现在他不认人，离别时只你一个人哭，以后长大了，走的时候两个人抱头痛哭呢！”爸爸是个老兵，从战淮海到战上海，直到解放厦门，炮火和军号把他锤炼成了一个正规而又正宗的革命军人。我是军人，我是军队的女儿，我懂得感情必须服从纪律。
从南京到西宁的火车是半夜3点35分，车很挤，没有座位。我有点发烧，刚断奶，我有点不适应。乳房胀得要命，一碰就疼。我老是想我的儿子，我给他起的名，叫“梁爽”，没有生就取好了，不管是男是女。冬天生的，天凉。他爸爸在北京，北方也凉。我在青海，也是个冰凉的地方，“梁”与“凉”同音，我性子急，喜欢利索、痛快、爽气，男孩子嘛，更应该爽快！
火车轰轰隆隆地响着，儿子离我越来越远了，我真想大哭一场，喉咙口像塞了一团棉花。我甚至想跳下车，再打车票回家，再看看儿子。在家时他一哭，我就抱他，给他喂奶，现在不知我的儿子睡了没有？我老是觉得儿子在哭，他的响亮的哭声老在我耳边响。
西进的路上又是三天三夜。我不想吃，也睡不着，头昏沉沉的，我双手紧紧地抱着一本相册，里面全是我儿子的照片，有十几张。我一张一张地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想，越想就越要哭。
儿子白白净净的，医院的护士看了我的照相本，一个个羡慕得要命。他们说儿子像我，像个“假姑娘”。刚回来的一个月，我想孩子想得吃不下睡不着，每天半夜四点钟就醒了，我总想着要给儿子喂奶了。醒来，身边空荡荡的，枕巾上湿漉漉的；那是我梦中的泪。
一百天。六个月。一周岁。爸爸妈妈最理解我的心，他们每个月都有照片给我寄来。孩子懂事了，他张着嘴，他是在跟我说话，还是在叫我“妈妈”？他举着手、瞪着眼，脖子直挺挺的，他多硬梆，真是一天一个样。我经常买胶卷寄回去，叫家里经常照，经常寄，我想孩子，怎么办？不能见他面，只有在照片上看看我的亲骨肉。
我把儿子的照片都压在桌子的玻璃板下，一有空就看。还像怀孕时一样，我常常一个人和他对话。我真想把我妈和孩子接到格尔木来，爸爸说，孩子还小，一天要喂六七次，三天三夜车上不好办，等长大一些再来。他要我放心，我当然放心，自己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外孙，像掌上明珠。可我是母亲，我怎么能放心呢？
我把爱全部献给了我的儿子。丈夫常来信，他向我要儿子的照片，他嫌少，他说只有三张。我说：“你带孩子带了几天？”
丈夫也疼儿子。我生孩子时，他在医院门口等，等了好几个小时。更深夜凉，他冻得感冒发烧了。
妈妈半个月给我来一封信，每月给儿子检查一次身体，身高。体重、头围，都写得具体而详细。会爬了，会笑了，出了一个牙了，能吃饼干了，会认几了，每一封信中都有新内容。
信是爸爸写的，描绘得很细。“现在不用奶瓶了，能用碗咕嘟咕嘟地喝水。一天喂两个蛋黄，饭里拌鱼汤，给他补钙和铁，一月吃五袋奶粉、一袋葡萄糖、一瓶蜂蜜、八盘营养米粉。”科里的护士说，我爸爸写来的信像是小说，又像是会计的明细账！
有什么办法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一个爸爸妈妈都是剖腹掏心地对待儿女的。每到晚上我上床时，我就想，孩子早睡了吧？要不要喂水？要不要喂奶？要不要换尿布？
我们这些人生活上苦一些好对付，食堂吃冷饭，过时关了门，这都能克服。可感情上的东西实在是千丝万缕，牵肠挂肚。一个女人，我既要爱孩子，同时爱丈夫，还要爱自己的工作，我精神上受不了，我感情上比较脆弱。
前段时间看了电视连续剧《情义无价》，柳心荷是一个歌女，她到钟家做了媳妇，她的私生女儿雨晴开了一家服装店，为了地位，为了在商业上当一个女强人，她隐瞒了二十五年的母女感情。我做不到。我想，一个女人要是像她这样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想干什么事情都能干成！
我是军人，我得坚强起来。
9．月儿弯弯月儿圆
儿女爱，夫妻情，比山高，比海深！
老一代的青藏人都知道一个关于女人与孩子的故事，这故事有点荒诞，也有点神奇，但也有点悲哀，十个人听了有十一种感受。
据说，这件未可置信的事情曾作为一个事故报告正式送交上级机关。事情发生在60年代初期。
车队归营了。夜正深。倒好车，驾驶员大吃一惊：坐在驾驶室里的连长的儿子不见了！
驾驶员记得十分清楚，这孩子没有下车。
正在这时，车灯的强烈光柱中，闪过一个穿军衣的女兵牵着连长儿子的手朝前方走去。驾驶员大喊：“小虎，回来！”
这一喊，女兵和小虎都不见了。
这事惊动了全连。连长指导员都不相信。
第二天深夜，驾驶员又一次目睹了前一夜的情景。
他再次向连队报告。
第三天深夜，连长和指导员隐蔽在驾驶室中，车灯大亮。
12点正，一位身背红十字药箱，军装外罩一件白大褂的年轻女医生手牵着连长的儿子小虎从放工具的绿帐篷中走来，有点飘渺，有点影影绰绰。两人再次定晴凝眸，没错，那孩子是小虎，女医生俏丽苗条，但似乎透出一种阴森森的冷气。连长举起手枪，“乒”的一声，女人和孩子都不见了，子弹却横飞到指导员的手上！
天一亮，连长命令士兵拆除了工具棚，挖地三尺！
沙土下，挖出一具穿军衣的女尸，年轻俏丽，发辫乌黑。大漠干燥，脸色仍如生前般粉嫩。但，小虎没有踪影。
这，引起许多议论，许多感叹。有说这是鬼怪的，有说这是狐仙的。不少人为这位女军人惋惜。应该成为妻子和母亲的西部女兵，被大自然过早地夺走了生命和青春。她没有死，她要一个孩子，这是她的梦！
俏丽秀美得似高原满天星花一样的王挺颖，在恩爱和美满的欢乐之海中陶醉了！她有一位深情的丈夫，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丈夫是少校副教导员，结婚八年，他们鸿雁传书，劳燕东西。饱尝了分离的苦楚，在县委宣传部任职的妻子毅然来到青藏线，扑进了丈夫的怀抱！
丈夫是汽车兵，一颗红五星和一身绿军装拴住了她的心。她和他都是军号声中诞生的儿女，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而痛苦的。无情的相思和无尽的家务折磨着两颗年轻的心。妻子发烧，烧得起不了床。天亮了，3岁的儿子要吃要喝要上幼儿园，妈妈浑身无力，她多么希望他就在身边，妻子需要丈夫，儿子需要爸爸，可是，任一雄在千里之外的青藏线上！
儿子的哭喊声惊动了机关宿舍的邻居们，他们砸开门，才发现军属王挺颖病得火烧火燎！
她退烧了，儿子任帅生病了，也是发烧。母亲整夜地抱着他，这是她和他的儿子。她怕，她没有依靠，她只有一个人顶着寒风，把儿子抱到医院，日日夜夜，守护在他的床头。这时，她多么想丈夫，想念那坚强有力的臂膀。
她打点好行装，她想他想得心焦！从吕梁山区坐汽车坐火车到盂源再倒车。早上4点下火车，抱着孩子吃不上饭挤不上车，小伙子都从车窗中爬进去，她只好望着火车一列一列地往西开，她盼望下一趟车空一些，人少一些。岁尾年关，人像蚂蚁人像潮水人像黄土沙粒一样多！一直等到晚上7点，才遇到一个“雷锋”帮忙挤上了车。行李架上也坐满了人，她手酸腰痛，把孩子的半个屁股搁在椅子背上，她迷迷糊糊地在油烟汗臭味中晃荡。两条腿站得又僵又硬，后来麻木了，后来，她的提包给人偷走了！
寒冬的风呼呼叫。来到荒凉的戈壁滩，飞沙满天。家属院中冷冰冰的，炉子又生不着。她真想哭。可是一见丈夫的面，她就笑了，一路上的辛苦疲劳像冰雪一样消融。她依偎着他。她觉得丈夫是柱，她只是梁，梁只有架在柱上，才能支撑起整个屋顶！她觉得她是煤，丈夫是火，煤只有和火在一起，才能熊熊燃烧！
丈夫33岁了，十几年的风雪昆仑路，他坚强了，他衰弱了，他得了胃病。他需要女人的照料，需要妻子和孩子的温暖，而妻子和孩子，也同样渴望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可以躲避风雨的大树。
他很伤心，刚来时，儿子低着头，从喉咙底里喊了他一声：“伯伯。”
妻子也伤心：一个家中少了男人，那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她的男人一年才回来一个月。孩子大了，这是个儿子，儿子需要父爱，儿子需要像爸爸一样的果断、刚强、勇敢和力量，跟着妈妈长大的儿子决成不了铁血男儿！她崇拜一身雄风的男子，崇拜像丈夫这样的能吃苦能干活的男子汉。所以，当儿子来青藏线跟着父亲一起在戈壁滩在雪水河玩时，她开心地放怀大笑。她忘却了在吕梁山区那个县城里因为幼儿园放假因为怕车怕人怕丢而将儿子反锁在家里的日子。
终于，她作出了一个伟大的抉择：“雄，我来陪伴你，好吗？”
他自然求之不得。可他不放心：“这里的气候，你们能习惯吗？”
“这么多人都习惯，我们也会适应的。”
这里干燥，她流着鼻血。但她不能离开他。丈夫被部队推荐到青海师范大学深造，他一时走不了。青藏线离不开他。他需要她。
为了丈夫，为了儿子，也为了青藏线，她决定放弃县委宣传干部的职务，放弃有煤气有卫生设备的那一个温暖舒适的窝！
高原增添了一朵秀美的花，高原多了一户温暖的家。少校军官任一雄一年跑了五趟拉萨。在格尔木，他有一个坚强的基地，这艘远航的舰，有一片宁静的港湾。
王挺颖改变了自己的专业。她在兵站的副食加工厂当会计兼保管，她结束了分居和相思之苦。因为有了他，这里的寒风飞雪和漫天沙土，都化作了暖流。他们团圆了，她觉得青藏高原的月亮比吕梁山的要圆。
从东北黑土地来的蓝伟华觉得高原的月亮比东北的要大。她和赵国瑞结婚十四年了，今年是第一次在一起过春节。除夕夜，饺子包好了，韭菜馅，富强面。锅里的水早开了，可他还没有回来。
电话响了，话筒中是丈夫的声音：“伟华，兵站的干部探家去了，我想在山上和战士们一起过春节，你们先吃吧。”
她愣了好一会，才说：“那……好吧。”
随军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没有能吃一餐团圆饭。他在九十公里外的纳赤台兵站。
蓝伟华没有怨言。她爱丈夫，她理解丈夫，丈夫有他的事业。她不能拖丈夫的后腿，正是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才拖着女儿从东北来到西部。东北是她的故乡，那里有她的父母兄弟。她在城市的电信局，她有一套宽敞的房子。但，她缺少丈夫，她缺少对丈夫的爱。
爱情——这个千百年来人类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赋诗著文，洋洋洒洒！其实，按照蓝伟华来看，爱情的最高境界只用两个字就够了：忘我。
生活不是浪漫曲。生活是锅碗瓢盆，生活是养家糊口，生活是喜怒哀乐。自从跟又黑又瘦胡子又硬的赵国瑞结了婚，她在孤独和苦恼之余，常常为自己的丈夫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自豪。她认为，男子汉就要雄健，无畏。她看中她的中学同学赵国瑞是因为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
她一次又一次地流产，共流了三次，她没有给丈夫发一份电报打一个电话。这对于在电信局工作的她来说，是比写信更方便更亲切更直接的心灵交流。她也曾想过与他说几句话，听到他浑厚的声音，她就激动，他就感到幸福。可是，她怕影响他的情绪，她怕打扰他的工作。她日日夜夜在心中祈求，愿她的丈夫一切正常，四季平安！
因此，当有了一个女儿后，她背在背上上班，背在背上买米买菜买油买煤，她没有一句怨言。为了丈夫，为了孩子，这是她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她的骄傲和荣光。
她也曾希望丈夫早日转业回来，甚至，她已经托人联系好了工作。可是，青藏线需要他，丈夫新任了汽车团的副政委。望穿双眼的蓝伟华让出房子，变卖了家具，带着女儿来到了丈夫身边。尽管她知道青藏高原的艰苦，但高原上有她的丈夫，有女儿的爸爸。她离不开他。
这就是爱。
10．相见时难别亦难
一米六○的莫合志少校站在绿色的方队中绝对是个不起眼的角色。然而，他作为全军优秀基层干部参加了全国英模表彰大会并站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这时候，这个四川小个子就令人刮目相看了。
他17岁入伍就扛麻袋，嫩肩膀压得又红又肿，手上磨出老茧裂开血口缠上胶布，一个人一天要装卸二三十吨货。从背五十斤一袋的面粉开始，到后来扛四百斤大米走跳板上汽车，一餐能吃一斤米饭五个馒头！转运站干了十一年，一直干到青藏铁路通车，才从西宁挺进到格尔木。
这个能吃苦能吃饭的小个子在情场上也光彩照人。21岁那年就谈成一个，而且是女方主动要求结婚。莫合志不干，因为女的比他大三岁！1979年5月当了排长，父母又给他找了一个，他又不干，还是女的比他大！第三个比他小五岁，是乡里食品站的。说妥谈定，莫排长前脚兴冲冲地刚回到青藏线，第三者的一只后脚立刻插进去，17岁的少女跟了另外一个人！
这是命。月老手里的红头绳该把哪一对男女系到一起是前世的缘分。虽然这个观点带有迷信色彩，从理论上来分析是唯心主义的宿命论，但大多数成年男女回首自己的爱情历史时都承认这是一种“缘分”。
莫合志与朱京平有缘。圆脸、短发、明亮的眼睛，丰满，身高一米六○。年纪比莫合志小四岁，县广播站的“文艺节目”主持人，这一切完全符合他的理想标准，他千百次地在心中描绘的伴侣就是她！
只谈了三天，假期到了，莫合志要走了，她给他一句话：“可以交朋友。”因为，80年代的年轻军人经过50年代老军人的考核——朱京平的父亲是抗美援朝时的组织干事。所以，当英合志说自己的工作是“扛麻包的装卸工”时，甜美的姑娘说了一句甜美的话：“我又不是找麻包，我喜欢的是人。”
莫合志陶醉了，他真舍不得走。
他们选择了五四青年节作为他们新生活开始的喜期。朝朝暮暮，四十五天的婚假是至今为止莫合志人生最幸福的历程。不仅仅因为是蜜月，还因为至今为止英合志还没有完整地休过这么长时间的假期。
泪洒新婚别。早晨6点30分的汽车，哭了整整一夜，其实从莫合志准备走的那天开始，朱京平就魂飞魄散了，她哀衷地哭泣，她不愿让他走，她不能没有他！
两人抱头痛哭，他劝她，他也流泪。分别后的第一封信是心的呼唤：“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望穿双眼盼你归，谁知归来的竟是一个梦！这四十天的婚期似乎只有四天，你像一阵风似地走了，你带走了我的心！送你上车回家，家里空空的，我的心也空荡荡的，我是多么地孤独，闭门长相思，何日君再来？”
相见时难别亦难。
第二年生儿子，她发来好几份电报。他没有空。到家不到一个月，连队调防，一封电报把他召回到青藏线。回家给儿子取名叫“海川”，爸在青海，妈在四川。但，和退伍的老乡儿子重复了，又想了一个更雅的：莫韬。一文一武，文韬武略！
归队的路是沉甸甸的。他的心仍泡在温馨的小家庭中，望着车窗外的沙漠，他心中充满了荒凉和凄惨的感觉。行李架上的头曲特曲五粮液，还有松花蛋，辣子酱，都是她做的，都是她送的，这更增添了对爱妻的思恋。
在家的每一分钟都显得珍贵和令人回味。他们谁都不愿离开谁，静静地，你靠着我我依着你。或者，默默地相对无语，在无言的气氛中交流着彼此的心声！他天天送她上班，又早早地守在广播站门口等她下班，虽然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但，这五分钟内，他不能没有她。
他给她做最喜欢吃的麻辣面。她还爱吃鱼。莫合志买来鲤鱼。鲫鱼、鳝鱼，一周菜谱不重样。他爱她，结婚时曾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不准跳舞，第二条作风要严谨，第三是对三亲六戚街坊四邻要客气有礼。她对他也有规定，内容大同小异。总之，谁都不能对不起谁！
她觉得对不起他。她疯狂地大哭大叫！她和他的儿子从四楼的窗户口摔下来，摔到了二楼的阳台上！
“谁把我儿子摔了？我要把他杀了！”她日夜嚎叫着。她神经受了刺激。五十多岁的保姆吓得东躲西藏——一岁两个月的小孩放在窗口的写字台上，她转过身去烘尿布，小莫韬向窗口爬去！
抢救了九天九夜才起死回生。脑裂，脑严重损伤、右胳膊骨折！花了一千五百多元。
她昏过去好几次。电报一个个飞来，“家有急事，火速回家”。莫合志心如火烧。因为整党，他回去晚了。妻子一个劲地哭：“我对不起你！我没有管好孩子！”
孩子，是他和她的结晶，是他和她的纽带，是他和她的血肉！
“苦了妻子，误了孩子。”他说。他觉得欠了妻子和孩子还不清的感情债。
第一次她来看他，路上走了六天六夜！她长到20多岁是第一次单独出门，背上还背着一个孩子，提着一个包，路上要转四次车，孤单一人，又累又怕，在宝鸡车票签证签不上，在车站上等了八个小时！六天六夜她不敢合眼。她怕提包被人偷，她怕小孩丢，她晕车，又没有位置坐，头昏沉沉的，腿硬梆梆的。一下车，她就瘫了。到宿舍脸也不洗，一头倒在床上！
在电视上看到军人就叫“爸爸”的儿子见了爸爸面反而叫“叔叔”了，这使莫合志既伤心又内疚：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因此，他和儿子一起玩水，他趴在地上当马当牛，让儿子骑在背上用小棍子当马鞭抽。他给儿子买了一支二十二元的冲锋枪，儿子戴上了父亲的军帽，腰上扎着武装带，他说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打敌人去。儿子爱上了爸爸，他舍不得离开爸爸。上车时两手紧紧抱着莫合志的腿不放，以至到了车上大哭大叫要下车：“不让爸爸走！不让爸爸走！”动人的父子情！朱京平和莫合志都哭了，何止孩子呢？他和她也不愿分离！
女播音员矛盾极了：长期的牛郎织女，何日才团圆？她受不了无尽的相思苦。一旦随军团聚，何日才能双双回家？她不愿让他在高原上升官晋级，她只盼望他早日转业回乡。她咬了咬牙，决定牺牲自己，带着儿子来高原陪伴丈夫。丈夫挺孤独，挺辛苦。他给她讲兵站的故事，她一个劲地流泪。她是长女，父母老了，听说她要随军，老人也流泪。
留也难来走也难，相见时难别亦难！
走不完的路，流不完的泪。每每想起远在北京的丈夫和女儿，王元丽总是泪湿衣襟！
27岁的漂亮少妇像一只熟透了的红苹果。绿军装上的中尉军衔和樱唇杏眼波浪发把军人的英姿和女性的妩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她是母亲，她是妇产科医生，她对孩子有一种天然的爱恋。
孩子3岁了，她不认识妈妈。这使王元丽感到伤心。为了孩子，她吃了数不尽的苦。
王元丽和彭明友是在格尔木相识的。那时，格尔木场站的空军战士到二十二医院的五官科看病。一交谈，原来是老乡，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天津的。在西部荒原上，两颗年轻的心互相吸引了。
他们的爱像蓝天和白雪般纯净。彭明友退伍后回到了北京，分在密云县的交通队。两人鸿雁传书，胆肝相照。1987年5月结婚，没有房，在密云县城租了一间小平房当作洞房。度完并不甜蜜的蜜月，她回到高原上就呕吐，一直吐到生孩子。
孩子也是回到小平房中生的。大年初一夜里，一辆卡车载着她上了医院。生产后买了几个熟鸡蛋用开水温一下就吃，带了一个电热杯医院不让用。孩子又拉肚，又发烧，虽然彭明友忙里忙外，王元丽仍然焦头烂额，腰酸腿疼。没人侍候吃喝，还得喂奶喂水洗尿布。伤口不合，她只得跪着干活，落了一身月子病。
像受难后的耶稣，王元丽孤身一人回到了青藏高原。她把女儿交给了婆母，她舍不得扔下她，又舍不得抱着她上高原来，孩子太小了。
婆母得了病，女儿又转移到天津交给父母亲。一岁的时候，王元丽拉着她叫“妈妈”，她不叫，连抱也不要她抱。她好伤心！
两岁了，孩子仍然不认这个妈妈。
姥姥得了高血压，奶奶眼失明了，两岁的女儿由当公安警察的爸爸抚养着。彭明友调到首都机场。他既当爸又当妈，早上7点送幼儿园，下午5点接回来，晚上给孩子又是洗又是涮，三餐吃食堂，瘦得像猴。没有住房，在办公楼中挤出一间，走廊上堆了一大堆杂物。他勤务忙，一天到晚没有闲。他积极想办法，想把妻子调动到北京，可没有音讯。原本内向温顺的他变了，变得急躁和主观了。这可以理解。他多么盼望有一个温馨的家，他多么盼望工作生活都有一定的秩序。可不能。
王元丽的业余时间是空闲的，可她也觉得苦，她感到空虚。她想孩子想丈夫想得厉害，只好拿着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仿佛想发现一点什么新鲜的东西。有时整夜睡不着。想起夫妻分离母女天各一方的烦心事，她常常哭。好在两人互相理解，互相关心，他们觉得一家三个人都苦，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牺牲。
他病了，感冒发烧，烧得耳朵听力下降。她回北京探亲。孩子吵。烦。他伸手打了一下，这一下可把王元丽气坏了，她天天想日日盼的女儿怎么能打呢？她责问丈夫。吵嘴是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他和她的感情交流主要靠书信来往，可当感情上确实渴望或者有急事的时候，王元丽会找人打长途电话，她认为电话中虽然只能讲几句简短的话，但闻其声如见其人。那熟悉的声音中带着熟悉的呼吸，这是一种亲近，那声调和嗓音，是令人回味的，是幸福香甜的。接通电话已经是夜间11点了：“你到哪里去了？刚才接通了怎么没人接？”
“我执勤去了，刚回来。”男中音喘着粗气。
“孩子呢？”王元丽最关心的是她的女儿。
“睡着了。”
“你出去了，她一个人睡掉下来怎么办？”她着急了，仿佛女儿真的从床上掉到了地上。
“她累了，睡着了，不会掉下来。我……我也没有办法。”丈夫向她解释，宽慰她的心：“我也挺累，这一段时间特别累，吃过饭给孩子洗澡洗衣服，还教她认字。刚才有一位外国领导人的专机降落，我得去值勤。”
他听见话筒中有嘤嘤的哭泣声。
“你放心，你自己注意身体。”他叮嘱她。
青藏高原上的哭声越来越响了。
这是感情的宣泄。她的天津老乡叶护士有一个和她的女儿一样大的佳佳，王元丽想女儿的时候，就去看一看佳佳，她抱着她问长问短，多高了？多重了？一餐吃多少饭？等到都提问完后，她才满足地回到自己的宿舍：“我的彭玮也这样大了。”
她真想大喊几声，她感到压抑。她的业余时间无所事事，只有看书，打毛线，可一想起丈夫和女儿，就走了神，这时，她又会一个人流起泪来。孤独感又袭上了心头，她拉开抽屉，再读一遍已经装订成册的他给她的情书，虽说时光流逝了七八年，她仍然感到新鲜，她觉得这是昨天的事情。回忆是一种幸福。回忆能填补幸福。
刀岁的王元丽中尉是妇产科的老资格了，这是一个诞生希望的地方。虽然忙，她很欢乐，因为每天都有生命的第一声啼哭，那清脆响亮的哭声，是百灵鸟的歌唱。
王元丽是一个母亲。她迎接了千百个小生命来到人间。她给刚当母亲的产妇擦汗、喂水，给刚降生的孩子喂奶、洗脸，那一阵阵的乳香，勾起了她对女儿的无尽思念。
“妈妈！”女儿在电话中叫了她一声后，呜呜地哭了。
她也哭了。
11．十年夫妻百年恩
她的家破裂了，她挚爱的那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可是，她仍然陪伴着他。生生死死，已经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前，何菊英还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当大队的卫生员。1966年她才16周岁，9月的一天晚上，她哥哥中学同学李铸探亲来到了她家。他又瘦又黑仍然是那样和善，一身军装添了不少英气。他是来相亲的。
何英红着脸。她是团员，团中央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就在眼前。她很激动，她不知说什么。
他能说会道：“我当兵三年多了，我在高原上，那里生活很艰苦，住的是土房，树也很少，气候干燥。我是开汽车的，从青海到西藏，路上也很辛苦。”他天南海北地谈，谈青海的牛羊、矿产，谈藏民的生活，他把何菊英带入了一个新奇而广阔的世界。
“假期到了，我明天就要回部队，你如果同意的话，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他要她表态。
她点点头，她觉得这个人可敬可爱。她觉得共青团员要听毛主席的话：“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个青藏高原上的汽车兵一走三年没有回来看她。彼此的感情交流和爱情的升级是靠两个月一封信中的绵绵情话。
何菊英20岁的那年，助岁的汽车连指导员发给她一个电报：来队结婚。
没有出过门的农村团支部书记心里又喜又怕，她到人武部开了一张证明，挎了一个大提包上路了。
坐汽车到宜昌，坐轮船到武汉，坐火车到西安，到西安买不到去西宁的票了，日日夜夜排队等了三天三夜，到西宁没有去格尔木的车队，又等候了十二天，路上走了一个月差一天！
她是迷迷糊糊到格尔木的。一路上头昏、头疼、晕车、呕吐。三月的高原寒风呼啸，喜气洋洋的大红棉袄抵挡不住刺骨的寒冷，她冻得直发抖。
她的心上人正在开会。他一阵风似地跑出来接她，一件羊皮军大衣技在了她的肩上，她才感到身上有了温暖。“你辛苦了，工作太忙，我没有空去接你。”他说。
一直等到“九大”结束才举行婚礼。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两双布鞋、三斤绿茶、四双鞋垫是她的一片爱和一片情。
她不知道，又黑又瘦的小个子丈夫是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到北京开过会，天安门前观过礼，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格尔木是个名人。
他们的婚礼热烈而朴素，食堂里炸了花生米和麻花，大红喜字映红了营部会议室，团长政委各界代表贺喜的人有好几百！赠送的礼品全是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宝像，琳琅满目，闪闪发光！
幸福溢满了心。参加过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何菊英唱了一支又一支那个时代流行的歌。团长要她表态，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我一定支持他工作，不管有千辛万苦，我以解放军为榜样，在革命化的大道上飞奔！”
各界代表纷纷发言，共祝新婚夫妻白头到老。
蜜月还差十天，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奉命去北京开会。何菊英以丈夫为榜样，新婚二十天，天天帮食堂洗菜、做饭、打煤砖、还帮战士洗衣洗袜洗被子，营区的高音喇叭中天天表扬指导员的新婚妻子何菊英。何菊英高兴得说不出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新婚二十天以后直到小孩一岁半了才第二次见面。何菊英挑起了千斤重担。公公去世了，留下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三间草房度日月，她里里外外地忙，挺着大肚子还泥里水里干活，生孩子时照样挑水烧饭，还养了两头大肥猪。穿军装的爸爸回来时，一岁半的儿子不让他吃饭，一见他就哇哇大哭！
何菊英咬着牙齿过日子，月子里得了头疼、腰疼、腿疼病，她不叫苦，她要为丈夫争光。丈夫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照过相，照片有三尺长！去北京开代表会，全青海就他一个！有这样的丈夫，她感到幸福，感到光荣。
终于，老二鸣雁又出世了，这是个女儿。儿女双全了。还有，弟弟妹妹都成人了，都帮着他们一个一个地成家了，何菊英的一腔心血全消耗完了，她养鸡、养羊、种菜、打柴，再苦也没有一句怨言。她是母亲，她是傻子。
1976年李铸升任了教导员，他来信说：“为了工作，我们到一起来吧，这样生活上可以方便，负担也轻些，你再也不用担心没柴烧没水吃了。”能和丈夫在一起，让孩子们天天见到爸爸，何菊英求之不得！
她背着两个大包袱，牵着一儿一女，路上又走了一个月！
赶到格尔木，丈夫在八百四十里外的二道沟兵站当教导员。三个人在一间半土坯房中安了身。丈夫下山了，他不是来看妻子儿女的，他是来治病的，医院检查说，肺上有钙化点，要住院。他住了一星期就闹着要出院，搭上汽车回他的兵站去了。
和七年前来结婚是同一个季节，三月份天寒地冻，风沙大，干燥，小孩不习惯这恶劣的气候，他们全都有高山反应头昏、恶心。呕吐。哇哇哭着要回家。买不到菜，天天清水面条豆瓣酱。何菊英一来就去当临时工，大河滩上筛沙子浇水泥板，后来又种菜，两个小孩全锁在家里。大河滩离家二十几华里，她一天来回走四趟。掏出钥匙推开门，儿子女儿倒在地上又哭又叫！
随军家属何菊英仍然没有牢骚，她是苦出身，她能吃苦。先进丈夫一年才下山一次，一年在家住两个星期！从1963年入伍到1979年去世当兵十八个年头，李铸没有同家人一起过一次春节。他把一切献给了高原。
他病倒了。病得吃不下饭，起不了床。
北京要开庆功会，他推辞不去。领导指名要李铸参加，他挺着腰去。开会参观，全是集体活动，他肝疼加剧，军人的组织纪律性命令他必须坚持下去。会议结束，他倒下了。首长要他住北京住院，他谢绝了：“我得回去传达会议精神。”
到西宁不能动了，腰佝偻着，兵站部领导要他住院治疗。他又摇摇头：“我要回去贯彻会议精神。”
他站在讲台前，脸色苍白，头上冒着冷汗，拳头死命地顶着身体右侧的肝区，他一句一句地传达着，讲台上没有传达提纲。因为前一天晚上准备提纲时肝部剧疼，写了几行字便再也拿不起笔了。他的妻子在台下听着丈夫的报告，她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拼着全身的力气吼出来的，可是，声音是那样微弱，而且断断续续，他已经不能完整地讲一句话了！
当晚，他被送进了格尔木二十二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第二天就转到兰州军区总医院。临走前，他对妻子说：“你跟着我吃了不少苦。我真不想离开你们，可是病没有办法。这次我去是百分之百回不来了，这个家就靠你了。”
妻子哭了，三个孩子齐声喊叫着：“爸爸！你不要去！爸爸，爸爸！”
第四天，他要医院给妻子打个电话，如有时间就来兰州一次，他有话要对妻子说。当第二天下午妻子风风火火赶到时，他已经不会说话了。
他瘫在床上。脸色刷白，双眼紧闭，全身发肿，肿得皮肤发光！
半夜他醒了，既高兴又痛苦的神态：“今后一要靠组织，二要靠你自己了，我管不了了……我死后，……一切听组织安排，个人不要提任何要求……”
他咳嗽了一下，喉咙口的疾响了一声，一心为革命的先进分子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他变成了烟，变成了灰，变成了一只紫色的木盒，木盒上嵌一张他的照片。
她呼天号地。她觉得这是梦。
那年，他33岁，她29岁。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年，十年中加起来，在一起的日子只有一百天！
他刻在她心里，他活在她心里。
她常常想念他。
买粮了，一买就几麻袋，她扛不动。她哭。
买冬菜，有好几百斤，她搬不动。她哭。
买烤火的煤，一汽车她卸了半夜！她哭。
孩子把书包丢了，老师要家长去学校，她又哭。因为在这种时候，只要他在，他总会帮忙的。他走了，走得这么快，这么急！
常常有人开导她。好心人都想帮她的忙。她有她的想法：人的一生就那么回事。我有三个孩子，身体又不好，重新组织家庭很可能不和睦，那有什么意思？老李在高原十八年，他对我很好，丢掉他我心里过不去！
她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了。
客厅中，高挂着披黑纱的遗像。遗像下，是红布盖着的一个长方形的木盒。木盒两旁，是两束色彩艳丽的花。她日夜陪伴着她的丈夫。
领导上关心她，表扬她，说她坚强，“你的青春献给了李铸，也献给了青藏线！”
辛劳的何菊英舒展了紫黑脸上的皱纹：“上好班，带好孩子，这是我应该做好的事。”
她40岁了，她仍在回忆20岁时的二十天蜜月。
爱情不老，青春不老！
本篇为同名长篇节选
选编时章题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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