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毁灭
作者：杨守松
——陈仪之死
引子
一盘佳肴，一瓶美酒，还有一粒子弹。
子弹已经上膛，美酒和佳肴却恭恭敬敬地端到了面前。
执刑官蒋鼎文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主席，陈将军，请用……”
陈仪凝神端坐，他感觉到枪口已经瞄准了，感觉比肉眼敏锐得多，也深邃得多。眼睛只能看到枪口，感觉却具有穿透力，看到一座大厦的崩溃和另一座大厦的崛起。他依然有些迷惘。那样一个壮丽巍峨的建筑，怎么眨眼之间就坍塌了呢？那样一点星星之火，怎么忽然就形成燎原之势了呢？
世界变得不可思议，人生变得不可思议。尽管他已经“思议”了，也分明是彻悟了，但在此时此地，当然清楚一个折腾了很久的灵魂开始平静下来时，他又一次显得不安起来。当然不是那枪口。当然不是那一个伟大而又渺小的“死”。他在超度和超脱之间踯躅。他在生与死的极短暂而又极漫长的间隙里徘徊。
眼前一片光明。眼前一片黑暗。时间凝固，大海屏息，地狱的阴森与天堂的温暖模糊了界限，也模糊了层次，只留下一个寂寞而无情的空白……
空白处，大笔横书着一首绝句：
事业平生悲剧多 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 爱到痴心即是魔
楼外楼，老树昏鸦
1949年1月21日傍晚。
五辆“雪铁龙”轿车疾穿市区。在当时，雪铁龙是权力的象征。若非国民党达官显贵，谁有这等威风，谁敢这般放肆？然而，当你透过乔其纱和灯芯绒的双层窗帘和精制的防弹玻璃，瞧一眼车中人时，你又会产生一种千古相通的迷惘和喟叹：煊赫一世的总统蒋介石以及他的股肱大臣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和俞济时竟显得阴沉忧郁，神情凄惶。
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蒋介石从下午谒中山陵再坐飞机到杭州，脸上始终凝聚着一块铅色的云。老头子高兴时都可能“风云突变”，“娘希匹”地骂你狗血喷头，现在，又有谁还敢惹是生非找罪受？
想说什么的大约只有陈仪一人了，这个体魄魁伟、鬓发苍苍的老人别有一番滋味。他原是孙传芳部下的一名师长，北伐时投奔国民革命军麾下。二十多年来，他东征西讨，政绩战功无不斐然。武官升到二级上将，文官当过省府主席、国府委员、行政长官等要职。现在他是浙江省政府主席。蒋介石“退休”还乡，他自要尽地主之谊。过去蒋介石每次到杭州，都要吃西湖醋鱼，他就直接从机场陪蒋介石一行到“楼外楼”摆宴洗尘。只是他心里清楚，这主人是不好当的。蒋介石人还未到，就派蒋经国带了总统第三局局长俞济时等人到溪口作了安排，包括通讯网和警卫安全网等在内的一切设施全都有了。他哪里是“归田”，实际是想在幕后操纵“国军”残部，把浙江作为一个基地，重新积聚力量，和共产党作最后的较量……
陈仪在心里叹了口气。作为军人，他钦佩蒋介石这种决不服输的精神，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又有一种莫名的忧烦与怅惘。明知弱不敌强，为什么还要硬拼？明知一座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为什么偏偏要拿千万人的无辜的血肉之躯来填充那连根动荡了的墙基？
蒋介石的耳畔回响着抗战胜利后回溪口歌功颂德的丝竹锣鼓之音；陈仪的心头却轰响着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响。
雪铁龙在戒备森严的“楼外楼”停下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行人鱼贯上楼。要在平时，免不了有一番客套，今天却一个个哑巴似地依次就座。大约陈仪感到这气氛太沉闷了，就在心里斟酌了一下字句，然后微微欠了下身，说：
“总统，请尝一下西湖醋鱼。”
蒋介石喉管里“嗯”了一声，脸上却毫无表情。
“总统，这是先生特意为您准备的醋鱼。”汤恩伯小心地说罢，就要去拿筷子，但当他发觉蒋介石仍然没什么反应时，又立刻把手缩回，依旧毕恭毕敬地坐着。
蒋介石神思恍惚，表情黯然。
“总统，这鱼是刚起水的，很新鲜……”陈仪话没说完，蒋介石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众人不知他想要做什么，也一起跟着离座。只见蒋介石转过身，紧锁眉头走近窗口。陈仪轻踱几步，走去一看，但见西湖一片迷茫萧条的景象，远处的苏堤变成了一根粗黑的绞索，近处的湖心亭又仿佛成了一个孤独的坟场。
朔风一阵一阵，寒鸦一声一声。蒋介石一定是听见乌鸦的叫声才走到窗口的。要在以往，他会动用一个连甚至一个团的兵力，用几百支枪对着昏暗中的乌鸦射击，而现在，他却只能无可奈何地眨了下眼睛，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座位上。
汤恩伯那又矮又胖的躯体在这时表现得异常利索起来。他迅速而又谨慎地拉上了厚的窗帘，然后走到蒋介石身边，带着感情说：
“总统，先生好意，请多少用一点，我们才能心安。”
蒋介石这才勉强点了下头。他拿起筷子，抖抖索索地举了起来。筷子在醋鱼上点了几点，却没有戳下去。终于，他不出声叹了口气，又把筷子放下了。
满座默然。陈诚和俞济时如丧考妣，差不多一张嘴就要哭出声来。
“主席……”
陈仪始终注意地看着蒋介石的一举一动，他静静地等待着。他不堪忍受这死气沉沉的局面，他要打破这僵局，要寻求一种解脱，要在痛苦迷乱的躁动中悟出一个光明……
显然，这不是时候。
但陈仪偏偏要说。
“总统…”
蒋介石的浓眉蠕动了一下。在极喜和极怒的时候，他都会有这么一个“预兆”。陈仪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上午的事还历历在目——
应蒋介石的电召，陈诚、陈仪、汤恩伯分别从台湾、杭州、上海乘飞机到了南京黄浦路官邸。蒋介石对这几个浙江同乡表示了十分亲切的态度，当然他主要目的是告诉他们决心下野“谋求和平”的官话。
“总统，卑职誓与共军血战到底！”陈诚不失时机地表忠心，“卑职恳请总统保重，还是以不下野为上策。”
汤恩伯站得笔挺，紧跟着说：
“辞修（陈诚宇）所言甚合吾意。可与共党隔江对峙，南北而立，观世界形势之变化以图恢复，一统全国。”说到这里，汤恩伯两个脚后跟重重地一碰，敬了个军礼：“卑职愿整顿所部三十万大军，确保京、沪、杭！”
蒋介石不露声色，又把目光移到陈仪身上：
“公洽兄意下如何？”
陈仪躬身颔首。
“总统元旦文告称个人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取决于国民之公意。如今总统言之有信，能以国事为重，急流勇退，正当其时。”
蒋介石听了，脸色立刻大变。陈仪开头还没有注意到，是汤恩伯朝他示意，他才感到又一次把老头子得罪了。
现在，他话还没说出口，老头子就面有愠意。看来，他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把心里的想法和老头子说了。
一种悲哀和失望的感觉攫住了他的心。
他看了一眼汤恩伯。汤恩伯和蒋经国一左一右，扶着蒋介石站了起来。
“总统，是不是还到澄庐别墅？”陈仪待蒋介石上车后问，他知道蒋介石历次到杭州都是在那里住宿的。
蒋介石看了他一眼，钻进轿车，却不说到哪里去。
雪铁龙开到笕桥机场去了。
陈仪感到蒋介石在看他的时候，那一双眼睛就像两支手枪。
电告毛人凤：严密监视
蒋介石的眼睛比枪口还要阴森可怕。
但他以往从那里感觉到的仅仅是军人的威烈和统治者的权力。
权威在他心目中产生了动摇。
那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他在公寓的卧室里凝眉苦想。恩与怨，真与假，功勋与罪过，高尚与卑鄙，一齐涌到眼前，一齐撞击胸膛，搅成一个光明与黑暗的混沌世界。这世界的一切都与他过不去，这世界的一切他都看不惯，这世界的一切都使他心烦意乱，只有江北的炮声，才是那样地撼人魂魄，隆隆壮听，不时地撞击着幽暗隐秘的心灵，激荡起职业军人固有的浩然之气，从而，在衰败没落得使人窒闷的空气中划开一道闪电，亮出一线希望的光亮。
茶几上是一份《东南日报》。只要扫一眼上面的大字标题，他眼前就会出现一幅幅腐败的百丑图。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物价飞涨，世风日下。腐败使政权更加腐败，荒唐使政治更加荒唐。蒋介石通电下野，依然这样颐指气使，盛势凌人。老头子不过是一个败军之将，还摆什么臭架子？
难道蒋介石还能恢复他往日的权势吗？也许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他还没有“死”。仅京、沪、杭一带就有他的三十万“御林军”。然而，兵败如山倒，凡为军人，无不对此有彻骨的体会。别说三十万，就是三百万，三千万，只要大势一去，神仙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陈仪，你何去何从？
作为军政要员，陈仪素有“敢言之誉”。徐蚌会战后，他曾给蒋介石上书称：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矣！蒋介石见信后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就丢置脑后。 老头子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你在他手下供职只可做“儿将军”、“儿官僚”，惟总裁之意为最高圣旨，而决不可有自己的头脑和主张。他之所以敢于直言而未遭不测之祸，不仅因为他比蒋介石大了九岁，还因为他归入国民党后一向忠心耿耿，多有建树，深得一般军政要人的敬重。但自从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从辽沈、平津直至徐蚌会战以后，老头子在他面前就往往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来。从南京到杭州，言不投机，食不领情，宿不依旧，第二天一早就去溪口，他本想一路送去，而蒋介石又偏偏留他一个在杭州……
这一切，似乎都表明着一种迹象：老头子不放心他了。
你不放心我，我也不放心你。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李济深、朱蕴山商量，派陈仪旧部郑文蔚到杭州找陈仪做策反工作。李济深还给陈仪写了一封亲笔信，信是写在白绸布上的，大意是：傅作义先生维持北平秩序很好，希望公洽先生一致行动，及时响应大军渡江。陈仅见信“面露喜色”，劈头就说：“要我做什么呢？我手上只有一个保安特务团，成不了事。不过，浙江是我桑样之地，省民是我的父老兄弟，我岂能看着地方涂炭！”又说：“要我为解放作贡献，但我手中这点微不足道的兵，起不了作用。我至多只能做到不抵抗，也就是和平解决吧，为地方保存点元气吧。但是，你知道汤恩伯和我的关系。他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他是会听我的话的。他放弃抵抗，掉转枪头，作用就大了。”最后，陈仪要郑文蔚即时回香港复命，并嘱咐：当中共大军决定渡江时，只须派一个联络参谋，携一本密电码，由郑文蔚陪同到他身边就行了①。
①据郑文蔚《陈仪之死》。
另据杜伟《浙江解放前夜的陈仪》一文回忆，他当时是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他曾建议，恢复浙东、浙西两个行署，以浙东行署与中共括苍、四明、温州地方党挂钩，以浙西行署与苏皖地方党联系。陈仪没有接受，他说：“上面有联系，自然会通知下面的汗层工作很难做，特务很多，我们只走上层的一路就是了。”
“走上层”是陈仪的指导思想，而且，他对蒋介石虽不放心，却缺少戒心，总以为自己对蒋还不错，始终有劝蒋言和的打算。
除夕前夜，他驱车直奔溪口。
他要给老头子“拜年”，同时准备再作一次“说客”，晓以利害，劝总裁以国事民心为重……
“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蒋介石听说陈仪要来，不紧不慢地说了这句话。
蒋介石对陈仪已不抱什么希望了。
早在去年6月底，他起用赋闲日久的陈仪做浙江省主席后，陈仪第一件“大胆”的政治措施，就是恢复农工民主党蔡一鸣等十人的自由。接着，陈仪向《东南日报》记者发表了一通颇为别致的谈话：“我总感到形势比人还强，物极必反……”没过几天，他又向各县县长指示：“切勿乱抓青年，压制学潮。”把已逮捕的浙江大学、富阳地区进步青年和浙江农工民主党成员200多人，悉数释放！
就在几天前，他又从《东南日报》看到一条消息，说该报记者访问陈仪，要陈仪对时局发表看法，陈仪说：“国事至此，要有勇气认错，要有勇气改过。”
“娘希匹！”蒋介石脸色铁青，“老家伙越来越放肆了！这不是指我吗？我有什么错？我有什么过要改？”
还有一条消息是记者刘湘女问陈仪如何“应变”，陈仪更加露骨地回答：“拿什么东西来准备？船到桥门自会直。”
看到这里，蒋介石眉毛一竖，像两把寒光森森的刀子要发出呼啸一般。他立即叫蒋经国来，吩咐说：“你到杭州去一下，看看这老滑头究竟想干什么？”
蒋经国从杭州回来，对蒋介石说：“父亲，陈仪确有二心。”
“你说。”
“他见了我竟毫无顾忌，说什么要识时务，顾大局，还要我劝父亲最好暂时到南美去休养，等形势变化。如果将来对父亲作出什么安排，再请父亲回来。”
“这老东西，他血迷心窍了！”
“不过父亲，陈仪为人，不搞阴谋，他的话都是公开说的。”
“这老家伙好也好在这里，坏也坏在这里。他公然蔑视我到了如此地步，我岂能咽下这口气？总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父亲，眼下民国危难深重，陈仪在国军中又素有威望，倘若此时动他，恐于党国不利。再说，陈仪虽有言论而未有行动，何况他不过是一省府主席，手下无一可遣之将可调之兵，父亲又何忧之有？”
蒋介石点了下头，不过心中一股恶气总是郁积着没有出处，今天听说陈仪要来拜年，他就灵机一动，准备略施小计，既为试探，也是耍弄，看这老东西如何应付！
陈仪拜年，没忘了带新鲜醋鱼，还有一些高级补品之类，蒋介石并不推辞，一概笑纳。宴席间，蒋介石故意装出一番轻松的模样，把溪口的雪窦岩、千丈岩、三隐潭等山水名胜着实夸奖了几句，又把唐宋以来在溪口题诗留墨的贺知章、王安石、苏东坡、赵孟頫、李清照等人的诗词评点了一番，末了，又多少带点真情实感地说到了《归去来辞》，突然问道：
“公洽兄，我比陶渊明如何？”
“王侯将相千千万，唯有饮（隐）者留其名。”
蒋介石听了一愣，旋即就悟出了一语双关的含意。
“说得好！说得好！来，今天我与你一醉方休！”
陈仪不知有诈，也就动了真情，一杯一杯地豪饮不止。待微醉上脸，忍不住欠身靠近蒋介石，不无感慨地说：
“总统，你是真想做陶公，还是以退为进，欲与共党决一死战？”
蒋介石微微一笑，把两道浓眉的阴气罩住陈仪那魁伟的身躯：
“公洽兄，你今天是自己来给我拜年的，还是有谁派了你来做我的说客的？”
陈仪酒已上头，并不觉得蒋介石的话里暗藏着杀机，只是坦然一笑，说：
“陈仪一身一心，向已付诸党国，个人荣辱兴衰，早就不在方寸，只是国事已明，大局已定，倘总裁能以一己之进退，换取百万苍生的平安与中华民族之昌盛，人民感恩，功垂青史。窃以为此是大智大勇，非一般人之浅见可比也。”
蒋介石心里大骂“老贼”，口中却沉吟不语。他在陈仪跟前还没有公开骂过娘，即使胸中积恨，至多也只是像“楼外楼”那样阴沉了脸不说话。今天他是预先作了准备的，所以表面上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哼哼卿卿地含糊几句，当然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他怕自己要显出本来面目，就赶紧朝一旁作陪的俞济时使了个眼色。俞济时不慌不忙，拿出一份通电稿来，凑到陈仪跟前，说：
“陈主席，这是各省、市长官签名拥护总裁复出的通电稿，请你过目。”
陈仪一生轻信，在政治上也不无天真，所以，虽是掌权之人，却不懂得一点权术。倘若他稍微审察一下当时的气氛，他也会看出这通电稿是伪造的——既然各省市长官都签了名，为何他到溪口之前却一无所闻？既为各省市长官通电稿，为什么俞济时倒有而他却没有？可惜，他不假思索，便信以为真，只是暗中责怪各省市长官错估了形势，为什么偏在这日落西山的时候让下野的蒋介石再起来？蒋介石糊涂，做白日梦，你们这班昏官也都糊涂，做白日梦不成？
“公治意见如何？”蒋经国笑问了一句。
“唔——”陈仪心中极不情愿，但事已明摆着，各省市长官都签了名，他一个不同意又有什么用，只得勉强附和：“总裁应该出来，应该出来。”
“那么，请公洽也签个名吧！”在一旁作陪的陈立夫紧追不放。
陈仪暗中一惊。他本是反对这“通电稿”的，现在要他签名，白纸黑字，一旦落了笔，他的退路何在？他殚精竭虑苦思冥想了好几日的计划又如何实现？他一生以诚待人，直言直语，敢做敢当，错也陈仪，对也陈仪，决不蝇营狗苟，授人以柄，如今被逼到一条窄巷里，非得在蒋介石面前表态不可，岂不难煞！
“这个嘛，我表示拥护。至于签名嘛，我再考虑考虑，回杭去征询一下意见。”
话虽说得婉转，但其中筋骨，已经暴露无遗。在场的人，谁都听得出来。
“这个老滑头！”陈仪一走，蒋介石就破口大骂。
“父亲息怒。”蒋经国在一旁劝说，“且看他下面如何动作！”
蒋介石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
“电告毛人风：严密监视陈仪的一切活动。”
毛人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国防部保密局局长，他的枪口早就瞄准了陈仪。
背叛独裁，就是民主
1948年秋，国民党军统特务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毛森得到一个情报：国民党政学系巨子、浙江省主席的陈仪接到了李济深的策反信，又受了他某些“左倾”部属的煽动和影响，对“勘乱”前途失去信心，反共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对浙江省内某些明知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采取庇护态度……
毛森立即把这份情报分别报告了毛人凤、俞济时和当时任衢州绥署主任的汤恩伯。
毛人民指示毛森：对陈仪展开侦查活动。同年12月，毛森获自陈仪左右的情报，大意是陈仪对他的亲信透露：“国军”战斗力丧失殆尽，惟有求和的路行得通。
毛人凤说：“看住他！”
从那以后，毛森的两个眼睛和一支手枪再也没有离开过陈仪。
陈仪似有所觉，但他也没有拿到什么证据，再说，他也不在乎，也不担心，他自忖：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毛森辈还不至于敢动他一根毫毛。
这天傍晚，刮着寒风，下着冷雨，西湖边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这种肃杀的景象使一匹高头大马也失去了本身的威风。它在苏堤上慢慢地走着，四蹄踩在坚硬冻结了的路面上，发出一声声脆裂的声音，骑在马上的陈仪变成了一个“冰雕”。他毫无表情，也没有任何目的，只是让他的雪青马信步游荡。马如幽灵，人也如幽灵。一场惊心动魄的灵魂搏斗之后，陈仪惟一感到的只是累，筋疲力尽。
他决定和蒋介石分道扬镳。
他要做傅作义第二。
和傅作义不同的是，他没有军队。
如果他起义，蒋介石派一个师就可以叫他寸步难行。
不为个人安危计，也要为自己的地位和名誉着想：堂堂二级上将，省府主席，就拿孑然一身来表明自己弃暗投明的诚意？
他要借助别人的力量，他要在中国现代史上干出一番比起傅作义来毫不见得逊色的事业来！
他有一个可依可靠的汤恩伯。
汤恩伯是京沪杭的警备总司令。可以说，汤恩伯执京沪杭之牛耳，扼半壁江山之咽喉。只要汤恩伯接受了他的想法，那么，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横渡长江，和平解放南京，解放大上海，收复东南半壁河山。
那是一个怎样辉煌壮丽的情景啊！
他那宽阔的胸膛因为激动而大幅度起伏着。
天下人不可信，汤恩伯可信。
天下人不可靠，汤恩伯可靠。
他不再犹豫，也不再徬徨，他甚至在心里暗笑了一下，蒋介石，谁让他在下野前把军权交给了汤恩伯呢！
他把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外甥丁名楠叫了来。
丁名楠在陈仪之前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影响。他后来又影响了陈仪的思想和观点，陈仪案头密藏研读的《土地法大纲》，就是他送来的。
“他们怎么说？”
“他们”，是这舅甥二人都心照不宣的代称，指的是开头不明身分而现在日趋明朗了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极赞舅父的决心。”丁名楠说，“不过，他们劝舅父在汤司令面前还要谨慎一些。”
“这个我有数。”陈仪又问：“他们对我派你去沪有什么意见？”
“大方针已定，具体步骤，均由舅父见机行事。”
“好吧。”陈仪沉吟片刻，又把部下胡邦宪召来，说：“我让你们两个人一起去，万一有个什么不测，也好商量，及时和我通个信息。”
丁名楠和胡邦宪走了以后，陈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他虽然对汤恩伯有十分的信任和完全的把握，但毕竟这是牵动全局的大事，非同寻常儿戏，万一汤恩伯铁了心要和蒋介石同归于尽，又将出现什么结果？他胸中积聚着千万个可能，闪忽着无数个结局，但每次想到后来，都是一个极为圆满和异常壮观的场面。
去年，他到浙江主政伊始，就不断地听到渴望和平的人士的呼吁。民心思安，人民对国民党腐败政治深恶痛绝，对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内战厌烦透顶！他原有十年建设家乡的腹稿，岂料战火频仍，局势剧变，蒋王朝朝不保夕，眼看大厦之将毁……一旦求得和平，陈仪别无他求，愿以古稀之年，倾平生余力，将十年建设之腹稿付诸实施，则死而无憾矣！
想到和平有望，区区一老朽还能有建勋之机遇，不觉胸中激荡起一种战场厮杀时才有的豪情。
“备马！”
陈仪兴起，便骑上他心爱的雪青马，一路扬鞭奋蹄，直奔西湖而去。
一般说来，蒋介石对他陈仪不错。从旧军阀过来的人，没有一个受到过像他那样的信任，也没有一个做到过像他那样的高位。
他却要背叛他。
是耶非？
他沉吟不语，他乱了方寸。
雪青马善解人意。它站立在断桥，踏着一片残雪，低首凝立，仿佛也在沉吟复沉吟。
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动摇——至少，他强烈而又固执地意识到，他背叛了的这个天下依然留着他的心血与情感……
进也徘徊，退也徘徊，将军的风度，忽如西子湖畔伤春女，说不尽的惆怅与缠绵！
“呼！”
远远地传来一声枪响。
西湖被震撼了，将军的心也被震撼了。
雪青马仰首长嘶。
陈仪弃暗投明，何愧之有？
良臣择主而事，取法自然！
蒋介石倒行逆施，祸国殃民。
他已经从辉煌的顶点跌入了衰亡的深渊。
中正不正，总裁独裁。
不是陈仪负蒋介石，是蒋介石负天下人。
天下人都对他侧目，陈仪何恋之有？
背叛了卑鄙，就是高尚。
背叛了倒退，就是进步。
背叛了黑暗，就是光明。
背叛了独裁，就是民主。
时代呼唤陈仪：站出来！
汤恩伯扼京沪杭之咽喉，陈仪要换开一个封建王国死亡之门的铁锁。
机会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贻失了战机，才是千古罪人。
陈仪飞马回府。马也啸，人也啸，地动山河心旌摇！
病蔫蔫的西湖也有了精神。
陈仪静候汤恩伯的消息。
蒋介石说：乱世出忠良
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四天，就在奉化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开了一个小型的军事会议。
汤恩伯找个机会先把李宗仁释放政治犯的事作了汇报：
“总裁离京后，他一面鼓吹和谈，一面就来了这一手。我找来覃异之查问，他先还支吾，我一追，他就拿出李宗仁的手令给我看。”
蒋介石冷笑一声。
“他这是卖身求荣，抬高自己，打击我！”
“总裁，我已遵照你的命令，把南京的政治犯全部解到上海关押——到了上海，他李宗仁就鞭长莫及了。”
蒋介石连连点头称赞：
“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良。我在朝执政，从者如流，没有一个不说我蒋总统的好话，没有一个敢公开违抗我的旨意。如今我下野归田，那班软骨头和投机分子就来跟我唱对台戏！”
“总裁明察，卑职愿以一死效忠！”汤恩伯这个靠递送“手本”而不断地获得蒋介石的宠信和重用的往日的“中原王”，对蒋介石在危难时委以重任，把京沪杭的军权交给他感激涕零，一有机会就要表示自己的忠诚。
“嗯，好，好！”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就把他的军事计划说了出来：“我打算把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他们去管——大约有40个师；湖口以东由你汤恩伯来管——这是主要防区，我算了一下，大概有75个师，45万人。”又转脸对顾祝同说：“墨之，会后你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照办，但是湖口以东的作战计划不要告诉他们。”
顾祝同点头会意。
蒋介石又说：
“京沪抗战区的作战方针大致可以这样说，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的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沪淞，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支援淞沪，然后伺机反攻。”
汤恩伯全神贯注地聆听着，顾祝同与何应钦也屏住呼吸，只听蒋介石一个人夸夸其谈。
蒋介石又把阴沉的目光扫向了汤恩伯。
“你要尽快秘密地把江宁要塞的大炮拆运上海，这事不能让李宗仁知道。另外，你在南京孝陵卫总部的指挥所，要经常控制一二百辆卡车，以便随时听从调遣。还有，你的主力要放在镇江以东，尤其是江阴要塞，万不能让共军突破。”
“请总裁放心……”
汤恩伯本想再一次献忠心，岂料蒋介石忽然火上心头，两道浓眉森森地一竖，说：
“娘希匹，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
蒋介石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恨之入骨，在座的都心领神会。只是老头子发火，谁都噤若寒蝉，知道还是不说为妙。
最后，蒋介石又打了一剂强心针：
“我们要争取一年时间。麦克阿瑟表示，只要我们能坚持一年，他们就会出兵支持我们。我估计，一年后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打起来。”
这一番话，对顾祝同与何应钦并不起什么作用，但对于汤恩伯，却在知遇之恩上又添加了一层耀眼的光环——美国出兵，三次大战，这对蒋王朝无疑是重振旗鼓的关键契机，而他汤恩伯又不仅可以做他的中原王，或许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兵权，爬上更高的地位去呢——蒋介石下野时对他如此信任，将来东山复出，岂会忘记了他这个乱世忠良！
汤恩伯回沪后，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一一照办。
这时候，杭州有人找他来了。
“请进！”
听说是陈仪派来的，汤恩伯立刻热情地吩咐接见。
汤恩伯与陈仪过从甚密，丁名楠他也是认得的，见他进来，就问：
“先生近来身体康健否？”
“多承司令关心，舅父一切都好。”
“这就叫我放心了！”汤恩伯说罢，又问：“名楠此行，先生有何吩咐？”
丁名楠欲言又止，汤恩伯知道有要紧事，就把他请到一僻静寓所，丁名楠这才拿出陈仪的信——
恩伯弟台如握：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与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顺颂刻安。
仪手启 10月30日夜
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予名楠以秘书名义。
汤恩伯读罢，沉吟良久。
“先生作如何打算？”
“司令，舅父再三托我致意，如今国事如鉴，就是一般无知识的人也明察时局了。蒋总统下野虽心犹其未死，但颓势已成定论，决无复出之可能，而共军挥师南下，长驱直入，京城虽有李代总统周旋，亦无招架之力。当今之计，惟有步傅作义先生之后尘，于国于民，于己于家，莫不有益。舅父此言，决非一朝一夕一时之兴，而是审时度势，殚精竭虑，宵衣旰食，苦思冥想之结果。望司令与舅父同心协力，建此殊勋，彪炳青史，侄亦三生有幸矣！”
丁名楠一席话，说得汤恩伯心里一阵阵发紧，又一阵阵发冷！蒋总统败军而不堕志，下野而不下台，身居一隅而心怀悠远，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无时不在盼望着复兴民国的一天。而陈先生虽历经三朝，阅世深广，竟被共军的大炮轰得糊涂起来，以致出此下策，还要拉他汤恩伯一起去走这条路！若是别人敢言此事，他不拔出手枪来，至少也要喝令手下逮捕了再说，但对陈仪，对陈仪派来的人，他却不敢“无礼”。再退一步想，他以为陈仪是一时一念之差，稍延时日，就会自悟自觉，回心转意，坚强反共，同赴国难的。因此，他不露声色，说：
“这事非同小可，容我想一想，三天后，我去杭州和先生面晤，如何？”
丁名楠听出他这是缓兵之计，但又不能逼他表态，就想住下来慢慢说服。
“既这样，我暂且住下，侍奉司令于左右可好？”
汤恩伯心想，我不抓你不杀你，你还不识抬举要赖在这里不走，叫我如何处置？本来养你这一个“秘书”也决不在话下，只是保密局特务如蚁，身前身后，哪里没有眼睛？明处暗处，哪里没有枪口？万一让他们抓住了什么破绽，跳进黄河也说不清的。老头子又是多疑的人，他要是对我不信任，我汤恩伯今后还能靠谁？这么一想，就说：
“名楠，当今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先生年届古稀，日夜操心劳碌，身边又无一亲人，你还是尽心照护先生为是。”
丁名楠知道不能留，就说：
“我且回杭去。只是邦宪见如何安置？”
汤恩伯叹了口气。
“时事艰难，我虽为三省市的警备司令，其实也是徒有其名，要起用个什么人，明里得请示代总统，暗里又受制于蒋介石，此事再从长计议吧？”
丁名楠无可奈何，只得和胡邦宪一起草草离沪。但他并没有发觉，在来去上海的路上，始终有毛森的特务暗中跟踪盯梢。
汤恩伯不知毛森在监视着陈仪，也不知道他的身边就有毛森的特务。他本想不听陈仪的劝告，也不向蒋介石报告，就让这事自生自灭。但考虑再三，还是将陈仪的信密送到溪口去了。他这样做，一是为自己说个“清白”，同时也向蒋介石说明：陈仪虽有二心，但也终不至酿成大害，因为他无一可调之兵可遣之将，再者，我汤恩伯已经冷淡了他的“特使”。如果是一个聪明人，也会知道厉害，改弦易辙的。既往不咎，蒋介石也不至加害于陈仪。
陈仪不做傅作义第二，也不被蒋介石搞下去，这便是汤恩伯的最佳愿望。
只有这样，他才能忠义双全。
对汤恩伯，周恩来不放心
汤恩伯原名汤克勤， 1899年9月出生在浙江武义一个偏僻的农村。十七岁时肇事逃流，意欲出国。但身无分文，巧遇一有钱的同乡，二人搭伴东渡，学法科。他对法律毫无兴趣，回国后流徙半年，又去日本。因学资无继，只得回国。他给孙传芳一连写了十几封信，竭尽阿谀奉承，意在请求孙传芳保送他去读日本士官学校。谁知孙传芳对这个无名鼠辈不屑一顾，理都不理。汤克勤不死心，又北上天津北平，终于获得浙江前任督军吕公望的保荐信，于是回杭州筹措学杂费，久不能得。就在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毛遂自荐，写了一封语调恳切的信，求见孙传芳部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不想陈仪竟被他的信打动了。汤克勤随即应召晋见，一进门就下跪叩头，流泪不止。陈仪见他年少有为，又是同乡，便慨然允诺， 资助100元光洋，送他去日本士官学校。汤克勤绝处逢生，感激涕零，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恩伯”，意为终生不忘陈仪的知遇之恩，汤恩伯学成归国。陈仪已投入革命军阵营，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汤恩伯在陈仪部历任少校、中校参谋及团副，后又升任上校参谋处长。陈仪又向蒋介石举荐了汤恩伯，入军校六期任大队长，汤又得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赏识。汤恩伯和蒋介石都是在日本士官学炮科的，有先后同学关系，又是浙江同乡，蒋介石对他自是另眼相看。此后便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由旅长师长军长而军团长。汤恩伯知恩报恩，明白自己若无陈仪资助和推荐，绝无出头为人之日，所以对陈仪呼“先生”而不呼名，数十年如一日，人说陈汤犹如“父子”关系。
现在，历史竟不声不响地打出了一张王牌，要汤恩伯在蒋陈之间作一选择。
平心而论，汤恩伯对蒋介石的为人是知道的，他对蒋介石的感情远远不如对陈仪的感情深挚，他甚至还萌生过反蒋的念头。但蒋介石在下野后把京沪杭的军权交给他，使他特别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老头子心中有他，他心中不能没有老头子。何况，前途吉凶，很难预料，美国出兵和三次大战也未必就没有可能，倘时局逆转，蒋王朝一统中华，他汤恩伯不靠蒋又能靠谁？所以忠义难全，只盼陈仪悬崖勒马而老头子能沉得住气，只要过了眼前的危难时期，今后也就有了缓冲回旋的余地了。
他心神不宁地等待着两方面的消息。
蒋介石没有动静。
陈仪也没有下文。
其实，陈仪正在他的公寓里和丁名楠密商。
“他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对舅父的这个问题，丁名楠很难明确回答。因为据他自己的观察，汤恩伯是反共的顽固分子，但他又没有充足的理由这么说，因为舅父和汤恩伯的关系非比寻常，汤恩伯对舅父向来是言听计从的，难道这一回他会一反往常？不过，要说汤恩伯愿意反正，却又无从说起，因为他始终没点一下头，只说要想一想。这样，丁名楠只好含糊其辞，不过，他也没忘了提醒一句：“力子先生的话，还望舅父三思。”
陈仪沉吟不语了。
邵力子在上海推动和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时，曾在汤公馆和陈仪有过一次长谈。他们是同乡，又是多年的知交，对国共两党的前途和整个时局的趋向，都作了无拘束的探讨。邵力子力主言和，国共合作，实现全国统一，建设一个新中国。陈仪对蒋介石还有些幻想，有劝蒋言和之意。邵力子直言相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对蒋先生虽无个人成见，但倘要他安分守己与毛泽东握手言和，怕是很难办得到的。眼下之计，只有依靠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形成和平的强大舆论，逼蒋言和，或竟取而代之。”陈仪不得不信服邵力子的劝诫，便又说出想拉了汤恩伯一起走傅作义先生道路的意向。邵力子点头称许，但又说：“决心可下，但办事要谨慎。汤恩伯和你虽有特殊渊源关系，只不过他和你相比，你为人真诚，有禅悟之心，汤恩伯偏就缺了这一条，他在湖北黄破一带参加‘清剿’，曾用机枪扫射三千青年和共产党人，这件事在别人过后总要心寒的，他却一直引为得意之作。还有一个鲍刚，原是他的副手，还救过他的命，因为不如他的意，不就指使人将他灌醉后在路上伏兵把他杀了？再说，汤恩伯和蒋介石也不是一般的关系，他在蒋面前写了多少手本的事你还不知道？所以，公洽兄诚心可鉴，但在汤面前，只可旁敲侧击，见机试探，而不可推心置腹，更不可授之以柄。”
邵力子那些天活动频繁，没有可能和陈仅再次长谈，分别时，他紧紧握住陈仪的手，深情地说：“多多保重！”
想起邵力子的话，陈仪隐隐感到自己这第一步棋子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但转念又想，汤恩伯即使不走傅作义的路，也总不至于出卖了我。他坚信这一点，所以很快又平静下来。
这时，胡邦宪求见。他告诉陈仪，邵力子先生托专人带了口信来。陈仪立刻延请。
原来，邵力子作为和平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先到北平，再飞石家庄，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进行了会谈。在和周恩来副主席会谈时，他私下透露了陈仪准备和汤恩伯一起走傅作义先生道路的打算，周恩来当下就表示欢迎，还风趣地说：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陈仪（毅）①，陈毅和陈仪听上去差不多，而且也都是军人，都会吟诗作文，有儒将之风。我相信，两个陈仪（毅）会成为好朋友的。”
①陈仪原名陈毅，号公侠，后改为陈仪，字公洽，自号“退素”。
的确，陈仪和陈毅不仅在外貌上而且在气质上，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体魄魁伟，目光傲岸，看去凶威怕人，实际上，接近过他的人都知道，虽然有时候也显得“鲁莽颟顸，处置乖张”，“过于自信，近刚愎”，但在通常情况下，他是隐善于“恶”，藏秀于威，在咄咄逼人的气势中，有一种天真直率的坦诚。
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也许，周恩来副主席深知陈仪其人，所以又语重心长地说：
“对陈仪先生我们是放心的，但汤恩伯的态度如何，还要看一看。”
陈仪听了，觉得周恩来的话与邵力子说的是一致的，他不得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并且想到了邵力子寄住在杭州的五个儿孙，当下就吩咐丁名楠，将邵力子的亲属从西湖边的长胜路寓所转移到别处去，又在自己的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加强了警戒，还特别嘱咐胡邦宪：倘有异常，随时报告，好采取应急措施。
一夜无事。
一天无事。
如果汤恩伯出卖了他，如果蒋介石要动手，在丁名楠回到杭州的半路上他就被捕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时间留给他准备“后事”？
陈仪觉得自己闹了一场虚惊，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待汤恩伯恩重如山，汤恩伯哪里会拿他的头颅去作为给蒋介石的贡品呢？
对了，汤恩伯分明说过，让他想一想再说。
他抓起了电话，他想和汤恩伯在电话里说几句，但又觉得不妥，便坐到写字台前，翻了翻外甥转送来的共产党的几份文件和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凝思片刻，不觉心血来潮，一股渴望新生活的情绪油然升起，真恨不得一挥手间便调动京沪杭的数十万大军在同一个时间里易旗换将，使东南半壁江山投人新中国的怀抱……
他奋笔疾书。
天未亮，他就把丁名楠召来，说：
“你乘飞机，立刻去沪见汤司令！”
何时还我万夫雄
一架专机从上海直飞奉化。
汤恩伯肥大的躯体埋在座位里，心口还在不停地淌着血，他预感到此行将使他留下千古不复的恶名。但他在忠义之间权衡再三，也惟有这一条道路可走了。
一抹泪水湿红了他的眼角，他想起陈仪那虽然威严但毕竟有些苍老了的容颜，心里就忍不住一阵阵地颤栗。一个慧眼识人的伯乐，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一位真情实意的老人，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这一切，便是他心中埋藏了数十年的形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汤恩伯对陈仪的感情，远远超过了他对父母的感情。
然而，他现在要把他出卖了！
汤恩伯，你忘恩负义，你心狠手毒，你要被人骂一万年！
汤恩伯名不副实，汤恩伯应该是“汤仇伯”才对。
他感到一阵揪心彻骨的痛苦。
掉转机头，开回去。现在还来得及。
突然，眼前闪过一片阴冷的寒光。
那是他司令部办公桌玻璃台板上映出来的。玻璃台板下压着一张他亲笔书写的条幅——
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
别人说他是“汤屠夫”，他就要做汤屠夫。不做汤屠夫，他哪会做“中原王”，不做汤屠夫，他哪会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
汤恩伯可以负天下人，惟一不可负的是蒋介石。
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蒋介石都是他的“泰山”。
不靠泰山，他还能靠谁？
先生，莫怪我！不是我负你，是你负了老头子。你多次出语不逊，当面言和，老头子宽容了你，没有拿你怎么样，也算够意思的了，可你却非要绝情绝义，跟老头子过不去。我是再不能容忍了，我是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我是不得不难为先生了。
他决定亲自去溪口见蒋介石，把陈仪的事直达“天听”，以听取老头子的处置意见。否则，他汤恩伯就是有十个脑袋，也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没有电召，汤恩伯径直来到了溪口，蒋介石知道必有要事。
“我愧对总裁……”不知是由于害怕还是由于激动，汤恩伯才说了一半，就哽咽不成声了。
蒋介石脸色阴沉，他不知道汤恩伯究竟“愧”在哪里。
汤恩伯把一封信送给了蒋介石。
……
投降五要件：甲，一，仅先释放政治犯，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乙，一，约定○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月日改编原有部队，三，取消○○○给予相当地位。
投降准备八要款：一，军队宜紧缩，二，待遇宜提高，三，驻地宜规定，四，军风纪严肃，五，沪防御攻势宜停止，已征集之材料酌量归还，六，营房宜多建，七，征兵应减少或竞停征，八，军事机关宜紧缩，军权需统一。
这是陈仪给汤恩伯的亲笔信。
“娘希匹！这老滑头果然要下手！”蒋介石拍桌大骂，但他此时也没忘了陈仪和汤恩伯的特殊感情，问：“你看这事如何处置？”
“国家大事，义不殉私，卑职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汤恩伯诚惶诚恐，瞥见蒋介石点头赞许，气色稍缓，便又说：“卑职与先生的关系，素为领袖所深知，在不妨碍领袖与政府威信的前提下，谨希望能予陈仪以善终天年之恩。”
“这个可以。”
“谢总裁！”
蒋介石问汤恩伯，谁可接替陈仪，汤恩伯提了三人，蒋介石在用碞的名字下划了个圈。但行政程序尚须由内阁何敬之以政院临时会名义发布改组浙江省府命令，又碍于时局急转直下，不能事先公布，就决定由汤恩伯先发表周暑为杭州警备司令，俟防务接管与部署后，再发布周暑接省篆令。
陈仪却完全蒙在鼓里。
丁名楠回杭州向陈仪复命，说：
“汤司令说近日事忙，没有和舅父通电和晤面，表示了一点歉意。他这次还要留我在司令部任秘书。我不放心，就先回来了。”
“他既这么说，你还是去他那里报到吧。”
丁名楠犹豫不决。
“舅父，汤司令的眷属早去台湾，他对起义恐怕没有诚意吧？”
“不要紧的。即便他不起义，也不会加害于我。”
丁名楠不再争辩，当天就回上海任职去了。
1949年2月7日，浙江省政府宣布改组。陈仪和他任用的秘书长、民政厅长、建设厅长等统统被解除了职务。
陈仪对免职并无思想准备，但也没有什么抵触或惊慌的情绪。他认定这事肯定和汤恩伯无关，因为蒋介石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也是常事。或许老头子心血来潮，在下野之后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就拿他作个样子开刀。他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免职不迟不早，偏偏碰在他和汤恩伯密切来往准备起义的紧要关口。但事已如此，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陈仪交卸这天（1949年2月21日） ，杭州的进步人士在太平洋电影院为他开了个欢送会。在主席致欢送词后，陈仪走上台去，简短地说了几句表示谦逊感谢的话之后，也不知哪来的胆气，只觉得腹内郁积了许多的话，必须一吐为快，便提高了嗓音，大声地说：
“世界不断革新，时代的巨轮总是前进而不后退，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
听见这话，全场震动，在座的杭州警察局局长吓得面无人色，生怕台下会有什么反响。①
①据严家理《陈仪主浙见闻》
这时候，丁名捕在上海看到报上登出的消息，立刻去见汤恩伯，打听浙江省政府改组原因。
“恐怕是先生自己不想干的吧？”汤恩伯拖长了腔说，“总之，我可以保证，这和我们进行中的事（指起义）无关。你若不放心，可回杭州去看看。”
丁名楠赶到杭州，问陈仪：
“舅父，你辞过职没有？”
“没有呀！”陈仪诧异地回答。
正说着，副官来报，溪口蒋经国来电话。
“陈主席，你为什么被免职呀？”
连这假惺惺的话，陈仪都听不出来，他说：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准是孙科他们搞的鬼！”
陈仪不知就里，也只好嗯嗯唧唧。放下电话，心中烦闷不已，也没个宣泄和寄托之处。但在场面上他还能冷静应付，当天便草草办了移交。据台湾《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二期载文称，陈仪为官“清廉”，“一生无身外财产，无一私宅”，所以对杭州别无牵挂，惟一依依难舍的是他的雪青马。待到夜色朦胧的时候，他独自一人，来到马厩，从头至尾，把爱马柔柔地抚摩了一遍，然后张开双臂，抱住雪青马的脖子，犹如情人分别，心中无限凄凉和怅惘，只不知如何解脱。马通人性，雪青马泪眼红湿，不停地发出悲哀的嘶鸣。
九点多钟，陈仪挥泪而别，将一个长长的马嘶留在了身后。
告别雪青马，钻进雪铁龙，陈仪连夜驱车向上海疾驶而去。
这时的陈仪，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也根本不像个二级上将的模样了。一路上，他只是微微合眼，暗暗叹气，仿佛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再也提不起一点精神。
汤恩伯早就在汤公馆专门迎候。陈仪车子一到，他就亲自去开车门。陈仪面色难看，半晌不语。汤恩伯心下不忍，愧恨交加，他握住陈仪的手，感情复杂地喊了一声“先生”，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二人就座以后，陈仪说：
“我来之前，经国给我挂了个电话，问我为什么原因被免职，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怕是孙科的意思。这一路上我前思后想，我与孙科素无积怨，再说，他也不过是个阿斗，有职无权的，哪会下得了这一手？只怕是老头子的动作……”
汤恩伯心想：恩师，你至今还蒙在鼓里！你怎么就没有怀疑一下我呢？你这人也太重感情了，也太天真了。自古以来，只会打仗而不懂权术的人没有一个不在最后要吃苦的。感情不是政治，搞政治就不能讲感情。我汤恩伯宁可负你，也不能负蒋介石，事到如今，你怨谁也没有用了，谁叫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做傅作义呢！
“先生，要说老头子干这事，我看也不会，先生在徐蚌会战结束就上书言和了，之后在南京、在杭州，始终直言不讳。倘老头子要弄你，何以要等到今日？再说，倘若是他搞的鬼，为何在你免职后又要请你，去他那里？”汤恩伯说着，拿出一份电报稿给陈仪，上面说：
汤总司令转公洽兄，交却后务请来溪口一谈。
陈仪默视良久，然后轻叹了一口气，说：
“我就在这里颐养天年吧！”
逮捕令从溪口发出
蒋介石电召陈仪，自是有炫耀自己权力的意思，但他主要的目的倒是想要陈仪向他求情，那时他好做个顺水人情，安抚几句，待局势有了逆转之后，再给陈仪一官半职也未可知。谁知陈仪拒不领情，执意不肯到溪口朝拜。蒋介石恼羞成怒，马上叫来俞济时，对他说：告诉毛人凤，对陈仪这老东西看得紧一些！
其实，蒋介石不发话，毛人凤也不会放过陈仪的。这时毛森已由浙江省警保处长调任上海市警察局长，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向毛人凤汇报陈仪和汤恩伯的动静（他们也怕汤恩伯受了陈仪的影响而起义）。
陈仪在汤公馆住下后，每日闲暇无事，或吟诗，或散步，或枯坐。有时汤恩伯也抽空来和他闲聊，但两人心照不宣，从来不谈国事。陈仪也不发一句牢骚愤语，安分守己，淡泊超然。汤公馆表面上平静无事。
这天午后，一贴心卫士对陈仪悄悄说了几句。陈仪剑眉一立，便支开几个不知来路的警卫。不一会儿，就有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陈仪和他密谈有顷，只怕隔墙有耳，便匆匆送走客人，然后关起门来苦思良久，又轻轻扼腕而起，默默自语道：“老夫不去，更待何时？”
原来，那年轻人是上海地下党派的人。周恩来得知陈仪被免职的消息后，很快弄清了是蒋介石搞的鬼，但汤恩伯周围被毛森辈围得水泄不通，反而起了封锁消息的作用，所以虽然知道汤恩伯顽固不化，却不清楚他把陈仪密信统统送给了蒋介石。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觉得陈仪先生住在汤公馆凶多吉少，所以指示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陈仪脱险，上海地下党很快决定护送陈仪出境到香港暂避。经过一番周折，他们通过一个国际友人，由他出面订了两张飞机票。穿长衫的青年就是来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的。
陈仪想要离开上海，但他又重复了自己的错误，他觉得只要他晓以大局，动之以情，汤恩伯或可回心转意，若能达到这一目的，日后也好对人民有个交代。即便不能叫汤恩伯起义，至少也可以影响他的情绪，叫他前后多想想，哪怕来个消极抵御，人民解放军也可少付出一些代价的。陈仪天真如初，一心想说服汤恩伯。这天晚上，他主动打电话给汤恩伯，约他来寓所晤面。
这时候，李宗仁代表蒋介石出面的假和谈已经被彻底戳穿，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渡江战役即将开始。汤恩伯奉蒋介石的命令，紧急布置长江防线，妄图阻止大军南下。陈仪一见汤恩伯，就说他这个想法极不实际，再次忠告汤恩伯应为自身的前途想一想，放弃防守长江的打算，及早率部队起义。
“先生之言差矣！”汤恩伯见陈仪一反常态，又妄言起投降的话来，也就不客气地加以辩驳：“我有长江天堑，至少可以守六个月——总裁只要我守六个月，因为六个月后，美国就会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可能爆发，那时候，内战就会变成‘外战’，共产主义就会在全球‘一锅煮’，彻底完蛋！”
陈仪觉得好笑，说：
“连《华尔街日报》都宣布，蒋家王朝是亚洲的病老太婆，美国专家医生治不好，他们怎么会出兵呢？再说，长江那么长，你守得住吗？目前军心涣散，十不当一，哪里是蒋介石的强心针就能解决得了的事！现在大势已去，胜败早成定局，与其将来身败名裂，作阶下囚，不如及早弃暗投明，还能成为共产党方面的座上客。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还望恩伯弟当机立断！”
汤恩伯见陈仪言辞激烈，知道说服不了他，自己也决无被“赤化”之可能，便诈称晚上还要开军事会，就告辞了。实际上，他是越听越害怕，因为如果他哪怕是有一丝一毫的不慎言语，也可能被毛森辈抓了口实去密报蒋介石，那他汤恩伯苦心孤诣树立起来的地位和权力顷刻间就会毁失殆尽。告辞出门后，他连夜就把陈仪的“蛊惑”言词密报了蒋介石，表明了自己誓死“效忠”的决心，同时，他考虑到陈仪虽为恩师，但叛心不改，被解除职务后也毫无悔悟之意，反变本加厉，妄图“策反”，这就等于在他身边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不仅于党国有害，而且对他的权力和地位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他对蒋介石说：“恳请速令捕陈。”
几乎在同时，蒋介石也收到了保密局的报告，内容与汤恩伯大同小异，而且同样有杀气腾腾的“速令捕陈”四个字。
蒋介石的浓眉蠕动着，散发出两股阴森可怕的寒气。
逮捕陈仪的手令从溪口发给了毛人凤。
毛人凤又交给了毛森。
毛森杀人，从来是不眨眼的。
实际上，军统的枪口，在十多年以前就瞄准了陈仪。
抗战初期，军统福建站站长张超，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强奸民女，无恶不作，连福建省府主席陈仪都不放在眼里，直至一手制造了省立医院院长黄丙丁被暗杀和电灯公司刘雅扶、刘爱其失踪两件大案，陈仪极为震怒，便决心除张。后来张超越发嚣张，密谋反陈事泄，陈仪立即逮捕张超，并不顾部下的劝告，也不顾军统保密局的压力，毅然下令，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张超押赴刑场，这件事触怒了戴笠。戴笠又不敢直接奈何陈仪，就上书请蒋介石惩办陈仪。蒋介石碍于抗战锄奸的政治形势，就把这事拖过去了。从那以后，军统对陈仪始终存有芥蒂，若不是蒋介石说过对陈仪只夺其权而不要其命，毛森早就动手了。现在有了“总裁”手今，他全身的毛发都兴奋得直竖起来。
毛森当晚就去见汤恩伯。
他要试探一下“汤司令”！
毛森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他做梦都在想着爬上更高的地位，逮捕陈仪一个死老虎，对他的仕途并没有什么神益，假如能侦查到汤恩伯有什么异心，拿住这个“活老虎”，他毛森可就要青云直上了！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倒希望汤恩伯和陈仪是合穿一条裤子的呢！但也屡次密查，都没有抓到把柄，这就未免使他有些扫兴。今天要抓陈仪，他要再次考验一下汤恩伯！
“汤司令，陈仪近来可好？”
汤恩伯对毛森并无好感，有时还觉得他碍手碍脚，但知道这帮人一个也不是好惹的，所以表面上总要客客气气。今天一见这来头，他就感到来者不善，但还没想到毛森有蒋介石的手令，就说：
“先生闲居，弄花弄草，吟诗作文而已。”
毛森冷冷一笑。
“只怕陈仪不是此等甘心赋闲之辈吧！”
汤恩伯软中带硬地说：
“先生之事，你知我知，总裁也知，有什么话，还是直说了好。”
毛森吃了个瘪，只好说：
“汤司令，你看对陈仪如何处置是好？”
“先生对我恩重如山，但国事第一，我惟总裁之命是从。”
毛森看看捞不到什么，只好把蒋介石的手令出示给汤恩伯。
“司令看何时执行？”
“越快越好！”
毛森悠然眯起眼，说．
“量他也插翅难飞！”
听见一个“飞”字，汤恩伯脸色一变，说：
“局长先生，既总裁令到，就请火速去办吧！”
“汤司令……”
汤恩伯怒不可遏：
“难道还要我汤司令亲自去抓一个策反不成又图谋叛逃的罪犯吗？”
毛森立刻想起曾有一来历不明的穿长衫青年和陈仪有过来往，莫非陈仪有出逃的阴谋？这么一想，马上起身告辞，带着他的心腹特务，飞一般直奔四川北路汤公馆。
这时，陈仪已经拿到了去香港的两张飞机票，他正想着如何脱身去飞机场，忽见毛森闯进门来，他还没有来得及问一声，毛森的手枪就抵住了他的胸口。
事后，毛森得意忘形地到处对人说：“我替张佑民（张超）出了一口气！”①
①据严家理《陈仪主浙见闻》。
空中霸王，最后一搏
陈仪并不惊慌。
“谁派你来的？”
毛森冷冷一笑，向他出示了蒋介石的手令。
陈仪轻轻地“哦”了一声，胸中疑云顿释。原来从浙江省改组到沪寓软禁到眼下的扣押，都是蒋介石的意思！
毛森得意地举起手枪，在陈仪的脑门和太阳穴上轻轻地划了几个圆圈。
“混蛋！”陈仪怒发冲冠，“有种的就开枪！”
毛森眼中充满血丝，阴险地一笑：
“陈主席陈将军，难道你不知道我毛森的脾气？我虽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可是对于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我毛森一向是特殊照顾的——我不会亏待了你！”
陈仪自度，毛森辈嗜血如命，如今小人得志，跟他们是没什么可说的，也就闭口不言。他想，无论如何，汤恩伯总要来见一面的，待见了他，再作计议。
果然，不多一会儿，汤恩伯到了。他目示毛森等人统统退去，然后恭恭敬敬地向陈仪躬身致礼：
“先生受惊了！”
陈仪愠怒地看着汤恩伯。
“先生已知，老头子有手今，恩伯实在也出于无奈……”
“你不是说，蒋介石对我还是不错的吗？”
“总统一向是宽厚待人，我想……”
“你还为他说话！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国中谁人不知道这话？如今他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你还死心塌地跟着他走。现在要是能悬崖勒马，走傅作义先生的路，还可以……”
“先生！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我恩伯一生有两个思人，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先生，先生为私，总统为公，我为公不能兼私，尽忠不能尽义，还望先生体谅弟子于万一。”
陈仪叹了一口气。
“事到如今，恩伯别无办法，但自思尚可保先生平安无虞……”
陈仪又叹了一口气。他对于个人安危，已经没有什么考虑的了。只是觉得自己一生最为看重的汤恩伯，在蒋家王朝覆灭前夕，竟不能弃暗投明，实在是一件遗憾而又遗恨的事。
汤恩伯也叹了口气。要说他心里一点也不觉得愧，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毕竟对陈仪师事数十年，如今眼看着陈仪被拘捕，心中总是有那么一种犯罪的感觉。因为陈仪的事全是他一手造成的！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他越发要谨慎了。因此思虑再三，还是决定将陈仪押解衢州秘密监禁起来。那里有他任衙州绥署主任时临时修建的一所公馆，他的部属第九编练司令官张雪中又驻兵在衢州，将陈仪监禁在那里，既比较安全可靠，不致出现意外，又可以在生活上妥加照看。
他觉得他的安排十分周到。
陈仪对汤恩伯的“苦心”深表满意。
直到这时，陈仪觉得汤恩伯虽没有起义，但对自己还是讲情义的！
第二天，陈仪被毛森的三个特务押上了汤恩伯的一架飞机。
这架被称作“空中霸王”的飞机带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啸，从江湾机场的跑道上滑向了天空。
陈仪仿佛什么也没有感觉似的，闭目养神。
他想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1926年7月， 孙传芳出兵援助吴佩孚抗拒北伐。吴、孙两个军阀分别在武汉、九江设立司令部，互为声援，形成犄角之势。但国民革命军深得民心，挥戈北上，8月便包围了武昌， 城内守军起义，开城投降。革命军入城安民，吴军瓦解。孙传芳在江西的战局，也形败象，损失惨重，虽易将换人，仍然无法挽回颓势，不久便风声鹤唳，仓皇逃回南京。
在这样的形势下，因“屡立战功”而被擢升为五省联军徐州总司令的陈仪感到南军北伐声势浩大，便与参谋长葛敬思密商，并假借了孙传芳名义到汉口，找到了唐生智等人，又辗转见到了蒋介石，蒋任命陈仪为十九军军长，还给陈仪写了长达十多张纸的亲笔信，“每个字有核桃般大”。
陈仪一生自信，做事又光明磊落。凡是他认为做对了的事，便不顾一切，像出膛的炮弹那样直线冲去，而且也就像炮弹似地发出轰响，发出呼啸，几乎想不到有什么避讳。他要投奔国民革命军，就公开对他的部下讲。当然，这事很快就有人告诉了孙传芳。
孙传芳在江西吃了败仗，回到后方一看，军心涣散，狗咬狗的事不断发生，弄得他疲于应付，现在又听说陈仪有二心，着实吃惊不小。他本想率部“镇压”，但考虑到陈仪是个狠将，硬干没有好处，特别是人心不稳，如此大动干戈，反要遭到非议。权衡再三，就采取了“软”的一手，对陈仪的“二心”佯作不知，反而通电委派陈仅接任浙江省省长。这样既可稳住陈仪，也可稳住浙江的人心（因为陈仪是浙江人）。
陈仪见孙传芳给他“升官”，并不感恩，反而觉得孙传芳是个懦夫，因而也更加大胆起来。他从徐州率所部第一师离开徐州回浙江就任，将部队驻在宁波、绍兴一带，然后，堂而皇之地贴出布告，给自己冠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的头衔！
孙传芳懊恼不已，但并不怒形于色。
几天以后，他召陈仪来南京“开会”。
陈仪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他要说服孙传芳，在长江一线举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与北伐军南北呼应，为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建功立业。即便孙传芳不能投降，他还有几个志趣相投的师长，开会时趁机和他们说说，或许也能争取几个呢。可他哪里想到，他一下车，就有几支黑森森的手枪对准了他的胸口……
现在，毛森的三支手枪也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着他。
抚今追昔，前后相仿，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郁闷和惆怅。
他不怕死。
他是一个军人，真正的军人在枪口面前是决不会皱一下眉头的。孙传芳要把他交军法审讯处死，他却巴不得能到法庭上去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来孙传芳的左右如总参议蒋方震、参谋长刘宗纪、秘书长陈訚等婉言相劝，孙传芳才“刀下留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缓机，邵力子通过孙传芳的秘书长和参谋长，私下里将陈仪释放了……
陈仪想到了逃跑。
他希望在这件事上也出现一次重复。
有三个特务监视，又是在飞机上，他逃得了吗？
突然，他想到了驾驶员。
“劫机”的念头跳荡起来！
他装作要去小便的样子，迅速走到驾驶室，大声地说：
“国民党快要完蛋了，希望你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把我送到北平或延安去，我保证你可以立功受奖！”
三个特务一听，吓得心惊胆战，汗珠子不停地滚落下来，他们万没想到，上飞机后一直装哑巴不说话的陈仪会突然使出这一招！如果劫机成功，后果不堪设想，即便共产党方面优待不杀，毛森也决不会轻饶了他们！因此，在短暂的惊慌之后，三个死心塌地的特务便迅速分成了三处：一支枪抵住驾驶员脊梁，一支枪对准陈仪的胸口，还有一支点在了随行的陈仪的私人厨师的太阳穴上。据这三个特务后来向毛森汇报：如果飞机往北平或延安飞去，他们就先把陈仪打死，再打死驾驶员。
陈仪最后的一次努力就这样失败了。
三万条人命，一个禅机
陈仪被押解到衢州以后，第九编练司令官张雪中根据汤恩伯的指令，将所属特务营派出武装士兵一个班，由一名排长带领，驻在汤恩伯临时公馆担任武装警戒。在第九编练司令部二处三科任科长的陈达，是代表毛森掌握特务情报活动的。毛森命令他：“既要严密注意陈仪的一言一行，不能让他和任何人接触；又要在态度上对他尽量客气一些，不要刺激他，以免给看守增加新的困难。”陈达就对陈仪进行了表面客气而实际严密的看管。据陈达1962年回忆，陈仪在衢州“显得抑郁不乐，整天作诗哼诗，还多次要求和他在上海的女儿陈文瑛通长途电话。通话时，负责看守的特务在旁监听”。又说：“当时我们认为对陈仪的幽禁做得很秘密，其实，还是有不少人知道陈仪被扣在衢州。曾有陈仪的旧部等多人来衡州要求会见陈仪，但均被我一一拒绝。”
据陈文瑛回忆，陈仪被押到衢州后，她曾经获准去探望过一次。临行前，在五叔陈公亮陪同下去见何应钦。何应钦对她说：“你父亲是个老好人，怎么去和汤恩伯搞在一起，汤把你父亲给他的条子到处拿给人看。”
陈文瑛到衢州说起这事，陈仪仍不怎么相信，还告诉女儿：汤对他一直十分恭顺，向以“恩师”相称。有一次汤去见他，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说准备反蒋。他劝汤不要轻举妄动，并约定以后汤负责军事，他负责政治，俟时机成熟时起义。由此他对汤更加信赖。不料这次事未成，机已泄。陈文瑛回忆说，即便到了这时，父亲还没有识破汤恩伯的庐山真面目。他还把汤给他的信给女儿看，大意是说他很痛苦，有难言之隐，待以后到衢州再面谈一切等等……
然而，汤恩伯始终没到衢州去。
陈文瑛在衙州两周，与父亲朝夕相处，“每天总有说不完的话”。在陈仪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地图，每天看完报，他总要指出解放军进展的地方给女儿看，还说：“将来解放军所有的地方都会到的，逃出去有什么用？”他要女儿一家安心住在上海，等待解放。
“父亲钦佩共产党、毛主席，看到报载邵力子和张治中去北平和平谈判，他说：‘假使我当政的话，别人比我治理得好，我一定自己去北平谈判。只要有诚意，共产党是会接受的。’”
“他对个人安危只字不提，生死置之度外……我担心父亲会被送到台湾去，父亲对此未作答复，只是说：‘我要留在此地，共产党是不会为难我的。我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我只为江南千百万百姓免受灾难……’”
“有一天，他对我说：‘将来共产党胜利后，国旗一定要改的，你想想用什么作图案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上面用‘众’字做红旗好吗？’”
“他的乐观和镇定大大地感染了我。父亲早年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后不断探索，几十年如一日，未有丝毫懈怠。当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立刻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在他个人生命即将以悲剧结束的时候，我日夜服侍在他身边，充分感受到这一点。”①
①据陈文瑛《衢州相会——和父亲最后相处的日子》。
陈文瑛走后，形势日紧，陈仪完全和世界隔绝了。在这期间，他不断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些回顾，只是很难理出个清晰的脉络来。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对在哪里，又错在哪里，对了的又为什么不能成功，错了的又为什么不敢正视。他只觉得人生是一个谜，是一个苦海，成也不得安宁，败也不得安宁。在孙传芳部时，原想在徐州有所建树，也曾拟好一个十年的建设计划，谁料军阀混战，战事频繁，哪里有他的政绩可言？后来投奔国民革命军，在福建主政十年，可说是他一生最为得心应手的时期了。不意抗战八年，蒋介石又把他调任台湾
一想到台湾，他的思路就被强制性地切断了。
如果陈仪就在衢州幽禁而死，或者押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暗中枪杀了，那么，陈仪也就不会有他的辉煌的一次飞跃，也就不会有本文开头所写到的表面平静而实际上惊心动魄的一幕。
悲壮的毁灭与决定性的升华，是汤恩伯的一个创造。
1949年4月中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4月底，蒋介石从溪口潜至上海， 对汤恩伯面示机宜后即飞台北转马公岛。5月初，在浙江全省解放前夕，汤恩伯从上海派了他的“空中霸王”来到衢州，随机而来的一名中校把汤的命令交给张雪中，又对陈达口授了毛森的指示。
张雪中亲到汤公馆，备了一顿盛宴为陈仪饯行。
“陈先生在衙，卑职照应有所不周，还望先生多多鉴谅！”
陈仪听说要把他送到厦门，知道蒋介石大势全去，现代史上一个庞然大物就这么轰轰烈烈地起来，又轰轰烈烈地倒了下去。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事，并不觉得突然。而对去厦门，心中却有些纳闷：蒋介石怎么会放心让他到那个地方去？是不是汤恩伯做了努力，有意造成这么一个机会？他百思不得其解，想要问张雪中，又知道张不一定了解内情，了解了也不会跟他说。也就勉强应付，并且提出，无论到哪里，他的私人厨师必须一同随行。
“这回乘的就是你原来坐过的飞机，随行奉陪的也全是原班人马。”
听说毛森的三个特务也一起去，原本有些松动了的心情又紧缩起来，汤恩伯不会负我，而蒋介石却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独裁皇帝！亏得他并没想过要活着出去，也就听之任之，从容地上了飞机。
“空中霸王”飞行了一会儿之后，陈仪就发觉方向不对。
“不是说到厦门的吗？怎么飞机朝东飞？”
特务们知道瞒不下去，就干脆把话说明了：
“你想得美！老头子要把你监禁到台湾去！”
“台湾”两个字出口，犹如晴天霹雳在陈仪眼前炸开，他的整个灵魂都粉碎了！
陈仪的双手沾满了台湾人民的鲜血。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时半， 台湾专卖局的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市打伤了一个卖香烟的老太，并枪杀了围观的市民陈文溪。当天晚上，台北市民拥往宪兵队和市警察局请愿，要求惩办凶手。28日，群众罢市抗议，集队游行示威。“军统”特务台湾负责人、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一面欺骗拖延，一边布置大屠杀。下午一时，长官公署卫兵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死三人，伤三人，市民、学生和工人奋起反抗，夺取电台，呼吁全省同胞反抗暴政。这就是台湾现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八”起义。
面对人民的起义，作为行政长官的陈仪，起初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想，既不得罪官兵，又要让群众的愤怒情绪平定下来。3月2日，他通过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一，凡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一律不加追究；二，被宪警拘捕的人民，准予释放；三，伤亡的人，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予治疗，死者优予抚恤；四，特设一‘处理委员会’以商定善后办法。”
陈仪说得到却做不到。虽然“二·二人事件处理委员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但是暴动流血的事件在几天之中就遍及台湾全省。基隆港起义被血腥镇压。新竹市起义也宣告失败。台南市人民突袭警察所，支持台北市民要求改革政治，立即实行县市长民选……北起基隆，南至高雄，东至莲花，除澎湖列岛以外，到处都出现了起义者和宪警的武装冲突，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大半瓦解瘫痪……
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陈仪不仅控制不了局势的发展，就连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发发可危。
陈仪有些恼怒了，但他仍然没有轻举妄动，他甚至想借助这次起义的民主呼声，对台湾的政治作一大胆的改革。3月6日晚，陈仪作第二次广播演说：“欣然接受政治改革方案，”并自称：“言必有信，我所讲的话，我完全负责，请台湾同胞信赖政府这次宽大措施……”
3月7日，陈仪要求省处理委员会讨论政治改革意见，通过了“处理大纲”三十二条，诸如：“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非武装之集会结社绝对自由”；“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等等。
显然，这些条款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是合情合理的，是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
但是，陈仪在这里犯下一条根本性的错误：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这一切都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他还有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他多次发电给蒋介石，请求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指令。
蒋介石把原在徐州一带打内战的二十师和二十一师以紧急命令调到了台湾。
8日下午， 在基隆登陆，大杀一阵之后，连夜杀进台北市。这时，柯远芬先行指挥军宪特务，将数百名维持治安的学生逮捕枪杀。
9日上午， 发布了戒严令，以“搜缉奸匪暴徒，弭平叛乱”为名，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
10日，蒋介石公开宣布武力镇压台湾民变，并派白崇禧为镇压台湾人民的专使。
从8日夜至13日，枪声四起，大街小巷，学校机关，到处尸体横陈，血肉模糊。三十万人的台北市，变成了一个“死市”，一个恐怖阴森的地狱。
在基隆，国民党军队登陆后，把捉到的“俘虏”剥光衣服，赤身跪在十字街头，用铁丝勒，用皮鞭抽，用枪托打，拷问：“你为什么游行？”“你为什么造**？”直至活活打死。
大屠杀紧跟着大逮捕。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起义领袖、工人、学生、地方士绅以及参加统治阶层派系斗争的反对派，一经逮捕，不加讯问，即行处死。或装入麻袋，或用铁丝捆扎手足，成串地抛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在枪杀后抛入海中，或活埋，甚至有先割去耳、鼻、生殖器，然后再用刺刀劈死的。每天每夜，都有堆满尸体的卡车队，往来于台北、淡水或基隆之间。据目睹者说，光基隆市警察局，投入海中的尸体就有两千多具，一个月以后，基隆港内尚有累累浮尸。
据估计，在“二·二八”起义中被屠杀的台湾同胞有三万人。
汤恩伯一次杀了三千人，陈仪一次却杀了三万！三万个冤魂一齐发出了恐怖的怒吼：
“陈仪，还我头来！”
子弹是从枪口爬出来的
大千世界，何处不是归宿，为什么偏偏要到台湾来？！
台湾有三万个冤魂。
三万个冤魂要索取他三万条性命！
他心不能安，魂不能安。在枪林弹雨中永远显得那么沉静威勇的陈仪，面对这三万个无辜的冤魂，却惊悸得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蒋介石把大屠杀的罪名统统栽到陈仪一人身上，并于5月16日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把陈仪免职，调回大陆“反省”。陈仪明知这是蒋介石惯用的卑鄙伎俩，也未加任何申辩，因为他甘心情愿引咎自责，于是黯然离台。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共产党地下刊物《文革》杂志上的《台湾真相》一文，文章指出，这次流血巨变主要是由国民党CC分子所酿成的，让陈仪代人受过，强吞这个苦果是不公允的。他看后深深地被触动了。他不知道这篇文章就是他的老部下胡允恭（即胡邦宪）化名张琴写的，还特意问胡看了没有，又十分感慨地说：“共产党有是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的滔天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也就从这时起，他把古籍的研究放下来，转向马列主义书刊的阅读和研究①。他还特意将（鲁迅全集）陈列在书橱中显要的位置②。到浙省主政后，就记取了在台湾的教训，一心想弥补过去，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建设家乡……
①据胡光恭《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
②据陈文瑛《陈仪与鲁迅、郁达夫的交往》。按：陈仪与鲁迅、郁达夫均是多年好友，郁达夫把儿子郁飞托给陈仪抚养，《鲁迅日记》1912年至1930年记载和陈仪的交往就有18次。
他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他倾心仰慕的国民革命军，怎么会变成了杀害人民的刽子手的呢？
国民党也有过他的辉煌灿烂的过去。
陈公洽也有过被台湾人民奉若神明的过去——
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五十年中，台湾人民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五十年牺牲了五十万人！因此，抗战胜利以后，六百万台胞欢呼雷动。他们潮水一般拥往飞机场和基隆码头，迎接“国军”接收。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日方代表、日本台湾末任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领受中国受降主官陈仪的“第一号命令”，办理投降手续，然后陈仪广播说：
“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第二天，台北市举行庆祝大游行，从早到晚，欢呼不停，人众塞道，沿途有各种狮舞、龙舞和高跷、彩灯表演，盛况空前。被中国政府委任为首任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不论在哪里出现，都被如痴如狂的群众团团围住，仿佛他是台湾人民的救星，只有他才是台湾的希望，才能给全台湾带来民主、自由和幸福……但是他孤掌难鸣，面对官僚政治这个怪兽，面对成群如蚁的贪官污吏和如狼似虎的宪警官兵，陈仪手中的权力显得苍白无能，连最起码的社会治安也得不到保证。
“二·二八”起义正是这种腐败现象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蒋介石有一句话是说对了：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国民党是被国民党打败的。
陈仪现在也终于明白了，腐败的肌体上是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来的。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悲剧给人以思考，也给人以震撼。
陈仪由思考而震撼，又由震撼而思考，最后归于平静和充实。
他在台湾松山机场下机以后，除了和厨师偶有言语之外，不再说一句话。
国民党一家刊物撰文说，陈仪到台湾后，“即对任何人不再发一言一语，终日如老僧入定。”
的确，陈仪进入了一个“参禅”的境地。
如果说，他对国民党的背叛是对客观形势观察和分析的结果的话，那么，他对“二·二八”和“十·二五”的对比彻悟，则是一种理性思维的升华。
这是陈仪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为辉煌的一次彻悟。
他想起了张养浩的一首调寄“山坡羊”的小令：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他跟随蒋介石二十多年，胜过败过，兴过亡过，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老百姓都没有透过一回气，过上一天真正的人的日子。
历史在沉重灾难的一页上停滞不前了。
人生一旦大彻大悟，往日模糊的一切都似乎立刻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他说过，天下人可以负陈仪，汤恩伯不会负陈仪。
他在被押解来台湾之前，还一直认为汤恩伯对他是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护和照应的。
现在他才终于认定：天下人没有负陈仪，只有汤恩伯一个人负了陈仪。
他一生中最痛恨的是玩弄权术，殊不知正是玩弄权术的人玩弄了他。
他一生中最恪守的信条是真诚，殊不知正是这个真诚使他身陷囹圄。
问题是：他不后悔。
据郑文蔚《陈仪之死》一文回忆，陈仪被押到台湾后。政学系另一巨子张群、蒋介石的参谋总长林蔚（蔚文）、财政部长俞大维，以陈仪校友、故友、旧属等关系，曾先后去探望他，林蔚劝他向蒋介石认错，写一纸悔过书，便可恢复自由，在台湾居住。陈仪“凛然变色”，说：“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指蒋介石）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林蔚说：“总得让蒋介石下台。”陈仪答：“下台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
香港一记者打通关节去见陈仪，问他有什么感想，陈仪说：“很光明，很有希望！”还说：“最近有故旧给我送来一千块银洋，我收下二百，我看足够了。”这话说明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因为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
他还对记者说：“我相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我的。”
“痴心爱国”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个月前——1950年5月19日，台湾军事法庭作“终审判决”。
汤恩伯身穿将军服，毕恭毕敬地站着，向出庭受审的陈仪举手行礼。
陈仪不屑一顾。
局促不安的汤恩伯面无人色，在作证词时，只好嗫嚅着承认：“陈仪对我，确是恩重如山。”又说：“在党国命运千钧一发之际，不得不忍痛检举，本人心情难以言喻。”
法庭判决死刑后，法官问陈仪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坦然答道：
“死得其所，没有话讲。”
临刑前，陈仪让贴身厨师为他备水沐浴、更衣，从容不迫，揽镜整容，并打好使用多年的领带。
这时，送来了一瓶美酒和一盘佳肴。
“用不着，”陈仪拂袖而起，用命令的口气说：“走吧！”
蒋鼎文示意两个宪兵前来搀扶，陈仪摔开两臂，昂首阔步，直奔刑车。
执刑官兵无不愕然变色。
子弹踯躅，枪口徘徊。
陈仪蓦然扭颈，大喝：
“向我的头部开枪！”
“陈……陈将军！”蒋鼎文不知所措，胆战心惊：“您……您还有……有什么话……要……要说？”
“人死，精神不死！”
陈仪说罢，便如老僧“入定”一般，不再吐一字一语。
1950年6月18日下午，一颗子弹从枪眼里爬了出来。
就在这一瞬间，人类生命中的要素——时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这一瞬间出现了一个永恒。
陈仪被害后，陈公亮收尸火葬，骨灰安葬在台北，立碑曰：“陈公退素之墓。”“退素”是陈仪的号，有“我行我素”的意思。以号为名立碑，是为免遭国民党当局的破坏。
又据台湾《传记文学》载文称：陈仪“伏法”后，汤恩伯“在其三峡乡寓中，如丧考妣，终宵绕室徬徨，痛苦不堪，复在私宅堂屋设灵堂，一连自书挽幛多幅”。
（1988——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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