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失去平衡
作者：沙青
80年代的某一天，我偶然间渴望知道自然界在想什么。我绞尽脑汁，如饥似渴地求教于古人今人。我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往来于荒野闹市。终于，我望见了自然界虎视眈眈的眼睛，听到了自然界咬牙切齿的诅咒。这是为什么？我走到自然界一边，用它们的眼睛去看我深深眷恋的城市，啊！她面目全非，竟成了如此模样！我失望地回到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城市，向往着找到这80年代剧烈演变着的城市终归会和自然界重归于好的答案，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在我大脑里漂移不定的思维颗粒，慢慢地沉淀着、化合着——
千百年来，人凭藉城市这种异常精密、日趋复杂的社会舞台，不知疲倦地导演着一幕幕向自然挑战的戏剧。在这祖祖辈辈锲而不舍，子子孙孙不尽不息的生活追求之中，人自身的文明得到了不断的升华。
但是，在自然界的眼睛中，城市——这人类津津乐道的综合性社会实体，不过是最近才出现在它们怀抱里的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
这些无与伦比的超级怪物，年年月月，时时刻刻，贪得无厌地张开可以吞噬一切的嘴，蠕动自以为能够消化一切的胃，尽情享用自然界的美味珍铸，同时又把消化聚合成的乌七八糟的废物，排泄到养育他们的自然界的怀抱。
一切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一切似乎都是毫无代价的。
然而，自然界的承受力和忍耐力毕竟是有限的。
它愤怒过，而愤怒的报复，往往象征着死亡和毁灭。
它惩罚了英国，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
它惩罚了美国，轰动世界的腊芙运河公害案，成为美国80年代初爆炸性的政治事件；
它惩罚了苏联，在大面积垦伐森林和草原之后，黑风暴毫不留情地把成千上万亩良田变成荒滩和沙丘；
它惩罚了日本，水误病一经发现便使日本以及全世界谈虎色变。
如今，当少数明智的人终于用自责的、科学的眼光重新认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时，他们惊呆了！
生命之母，一切生灵赖以生存的水，在北京已被榨取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唉！古老的北京，也许自殷王朝在这里建蓟国以来的3000年间，历代古人在这块土地上营造城邑都看错了风水。可是，战国荆柯刺秦王时所献“督亢肢”图，不就记载着引北京城西南的拒马河水灌溉良田之利？三国时魏国将军刘靖，不也曾在永定河上拦河筑戾陵堰，开凿车箱渠引水，受益农田“万有余顷”？虽说隋唐开凿的南北大运河交到金代人手中，视通漕运“为经国大事”的金人悲呼“无水何以为之？”但不正因元大都水源不足，设想出引西山诸泉建立一整套北京水系的郭守敬，才成为时势造出来的英雄吗？
一代代先人，在这并没得到生命之母格外恩赐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怎么偏偏到了新中国， 到了新时期，北京成了全国144个缺水城市中因贫水而陷入困境的40个城市之一？
答案不难寻找，许多年啦，人们赞颂北京从没有忘记她是从一个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发展成今天的工业体系健全的综合性城市。 北京的人口已从解放初期的200万增加到1000万， 城镇人口则从100多万猛增到500多万，4个城区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2.6万人。不信吗？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原来哺育十个孩子的母亲，现在竟哺育100个，她如何受得了！
难道真有一天，北京人会像天津、上海人那样，喝又咸又涩的水吗？难道真有一天，北京也要像青岛、大连那样，定时供水吗？
七年来，思维周密的科学家连连惊呼“北京缺水”！可是，晚了！科学家意识到水危机已经太晚了！
10年， 只有10年的思考时间。1977年3月，在联合同的水资源会议上，科学家们才警告世界：“水，不久将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世界上的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就是水的危机。”
然而，北京已像世界上的许许多多城市一样，城区恶性膨胀，工业格局己定，人口负担沉重，超出了预先设计的自身的可能。当北京城带着引以为自豪的数千家企业和1000万人口，疾步跨入“世界特大城市”之林时，积怨深重的自然界，终于对北京使出了第一道杀手铜！
1980年以来的连年干旱，横扫北京。在北京历史上作用非凡的泉水，销声匿迹；建国以来兴修的官厅、密云、十三陵、怀柔等80多座水库的蓄水量急剧下降！北京被迫停止向河北省供水，被迫停止向天津市供水。水，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继续减少。
1983年夏季，北京蒙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沉重的缺水打击！全城90％以上的地区水压不足， 市民一时无水，生活紊乱了。353家企业被限制用水。实际上，其中大部分工厂是被迫停工停产。医院的手术室、急诊室不能停顿，从楼下向楼上提水做手术，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怎么办？积重难返的城市，动一发牵全身。
北京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水往低处流，这是儿童也明白的道理。但是，首都钢铁公司这位嗜水的巨人，恰恰站在北京最贫水的西部。而15年前“备战备荒”，慌乱中人为早产的东方红炼油厂（现已发展成燕山石油化学公司），偏偏建在缺水的山中。粗大的输水管，从山中一直架设到颐和园，抽取来自北京东北角密云水库的水，才勉强喂饱藏猫猫儿似地躲到北京西南山麓中的这位胃口比钢铁巨人更大的化学娃娃。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况且，这两支创造着巨大财富的工业巨臂，怎能动得！
缺水就打井， 这是最最便宜的事情。看一看水井分布图。北京已打成的4万眼井把地面戳得像筛子一样，你挨着我打一口井，我就要打两口。一碗水就那么多，你多喝一口我就要少喝一口。北京的地下水，就这样你争我抢地成了一个1000平方公里的大漏斗。东郊的地面开始沉降，10厘米、20厘米、30厘米，大知道还要下沉多少！
节水的警号已经发出几年了，年年节水成绩辉煌，但用水户不断增加，水在继续减少。
北京要实现现代化，要翻两番。水呢，水从哪里来？
水从哪里来呢？我苦苦思索，一筹莫展。我不是管水的，可赵清祥是。他怎么也紧锁眉头呢？瞧，他头发都白了，莫非你愁白了头？唔！大概是那些慢慢沉淀的思维颗粒聚合在一起发生了化学反应。那些山里乡亲的头脑里也会产生这种化学反应吗？要不然，一代又一代巩固起来的乡土观念，怎么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呢？他们用汗水浸透了土地却又情愿背井离乡，一走了之。对了，水贵如油！水贵如油的地方还需要计划生育吗？20多年，村里的人口已减少了一半多，我在为他们难受——
京西200里开外的深山区， 承受着百年来最持久的干旱。1985年，连年的干旱终于对这里原本缺水的山村，形成了致命的打击。
一辆北京吉普默默地溯永定河西北行。在奇山秀水夹持下的蜿蜒山路上，它走得那么急。
赵清祥，这位48岁华发早生的门头沟区水利局局长，双手扶在前排车座的椅背上，静静地凝望着。
绿障青屏，烟岚飘流；碧水弯弯，果林成行。前面就到妙峰山啦，那可是北京盛产京白梨的地方；还有这山，藏着门头沟的三大宝；黑煤、白灰、青石。
眼前的一切，足够引以为门头沟人的骄傲，但赵清祥这位门头沟人，却因为内心受着煎熬，视若无睹。
永定河把赵清祥领到门头沟区青白口乡政府后，汽车轮子离开了平坦的柏油路，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跳动。
整整30年了。赵清祥用脚丈量了门头沟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50年代，他从这座村庄走向那座村庄。革命老区啊！对他这个水利干部尽管千恩万谢，全村却拿不出一床被子让他过夜。
赵清祥肩扛被子卷，从50年代走到60年代，被子卷换成了招待所；从70年代迈进80年代， 两条腿又装上了4个轮子。凭良心讲，这辈子他主观上没干过对不住乡亲的事。可眼下，山里乡亲突然向他这个管水的要水喝，他一时竟没了主意。
前面那条岔道通往黄土贵村。黄土贵，听到这个名字。何止于顾名思义。1972年正闹“以粮为纲”，黄土贵破天荒地种了50亩麦子。种麦子要水，拨款扬水。真是天大的困难也不怕！水愣是从山下5里远的珠窝水库扬上了高山。山里能种细粮，乡亲们甜滋滋的就甭提了。秋后算账，咋的！1斤麦子成本合5毛钱，比买着吃还贵？！但这集体的50亩麦子，硬是种了7年。
麦子是早不种了。眼下，泉也干了，那套扬水设备倒救了黄土贵的命。
“这水可吃不起呀！”这话，赵清祥没敢跟黄土贵的乡亲说。难道，人活着能不喝水吗？
可是， 黄土贵这小小山庄，归拢包堆才61户人家，去年人均收入100块还差一小截儿。这扬水的电费一年下来就是5000块，每户摊80多块钱的水费，这日子还过不过！
北京吉普在盘旋的山道上直喘粗气。山道两旁的树，慢悠悠地从车窗前滑过去。哦，前些大老大爷开恩，多多少少下了点儿雨。大夏天的，山里的树才拱出稀稀落落的嫩叶。
旱得太厉害了！赵清祥6月份那回上山，荆条不吐绿，树木不发芽，漫山遍野，一派灰黄，真好像冬天没有离开这里。这会儿，山总算是绿了，可黄土贵加上前面要去的书字岭、 杨树地这仨靠吃果林饭的山村，总共旱死了240 0多棵核桃树，断了山里人的财源，乡亲们还拿什么改善生活！
北京吉普转悠了好一会儿，终于爬过一道山梁。山坳里躺着书字岭村，从山梁上俯望，这个只有34户人家、屋舍高低错落地建在山坡上的小山庄，沉寂得异乎寻常。听不见鸡鸣狗吠，也望不到人影憧憧。
几个月前，这个小山庄曾热闹了一番。一个过路客煞有介事地向憨厚的乡亲指点迷津： 开煤窑可以发财，村外2里远的山沟里就有煤。这一闹，倍受干旱困扰的乡亲们动了心。全村精壮劳力，汗珠落地摔八瓣，锤钎叮当，炮声隆隆，开山劈石，挖掘不止。
开矿，本不是管水的赵清祥的份内事，可他一觉此事蹊跷，二对乡亲多情，便派人去地质部门查矿藏分布图。果不其然，那个过路客纯属信口雌黄。
塞翁失马。煤没挖着，倒瞎猫碰死耗子，挖出一股泉水。因祸得福的乡亲，喜出望外。村里的蓄水池一个个底儿朝天，唯一一眼泉水眼见着也要断流，从“煤窑”里淌出来的这股筷子一般细的水流，虽说又苦又涩，老半天才能把洞口那脸盆大小的坑灌满，但全村老老少少排着队，连背带挑地往家运……
书字岭得了一股活命水，那今天要去的杨树地呢！一个来月前，杨树地眼睁睁地断了水，断了活路。
那天是7月3日，区里的干部闻讯赶到了杨树地。一进村，就见村口大核桃树下那口井封上了铁盖子。铁将军把住井口不算，村里的老党支部书记刘国存亲自镇守井口。这口全村唯一还能将就着出点儿水的井，也要人下到井底才能淘出来。水有限，老党支部书记恪守原则，全村人定量分配。
村里的耕牛已渴死了4头，羊也渴死了110只，剩下的卖的卖，散的散。去年，杨树地全村向国家交售了131口商品猪， 可眼下，全村只养活着12口。唉！牲畜和人争水吃，哪还留得住它们。
按老规矩，上面来了干部都要到老书记家坐坐、聊聊，老书记属牛的，今年60了。他的老伴，看一眼就知道是个好心、能干的人。一见来了客人，她一挽那褪了色、打着补丁的衣袖，张罗着去烧水沏茶。
坐在炕头的干部，这会儿那心里的滋味，甭提了，你听，院子里嚷嚷什么？！
“烧水，烧水，烧什么水！他们从哪儿来，稀罕你这泥汤水？水都用了，咱家吃什么？还活不活……”这扯着嗓子嚷嚷的，是老书记的女儿。这位村里人推选的妇女主任不通情理吗？老书记一家3口，3天才分到一挑水。说实话，也就顾上个吃喝。
水烧开了。茶摆上了小桌。没有人去拿杯子。杯于递到了一位位的手里，很快，又原样放回小桌上。没有人喝一口水。这水，咽不下去！
“村里的人都想着往外搬，说这儿没法住下去了。”老书记吧嗒着烟袋锅，对区里来的干部说：“听人说，沿河乡那边儿，都往外搬了。”
此时此刻，赵清祥那么熟悉的乡亲变得陌生了。乡亲们对祖祖辈辈耕种、收获的土地，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他应当是知根知底的。怎么突然间，乡土观念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土崩瓦解了呢？他想不清楚。
老书记没说错， 离杨树地不太远的沿河乡严重缺水的200户人家已经疏散到水源充裕的村子去了。可是，移民、迁村谈何容易！需要一大笔钱，需要找到能够容纳移民的地方……
先解燃眉之急吧。 雇一辆私人的手扶拖拉机，从8里外的碣石村拉水吃。两天以后，杨树地吃上了碣石的井水。
手扶拖拉机驮着水罐， 每天给杨树地送三四趟水，拉一趟水收费8块钱。算算账， 吓人一跳。按1天拉水3趟，3趟拉水45挑，每挑30斤计算，天啊！杨树地喝的水贵如油。北京城里的人喝自来水，一吨不才花一毛二。杨树地乡亲们喝的水，一吨要三十块五毛五。这穷乡僻壤的杨树地，人均收入96块钱，怎么喝得起这如油贵的水哟！
区民政局先解囊救济2000块钱， 可2000块钱还不够3个月的水费。区里乡里掏钱买了辆拉水的汽车，可杨树地的乡亲却掏不起汽油钱，以后怎么办？
“吱——”北京吉普停在大核桃树下的井口边。井，还锁着，井边，排满了等待碣石井水的桶。
村里的老老少少听到动静，挨着个儿来到井边。怀抱婴儿的妇女，胡子拉茬的老人，一双双眼睛望着赵清祥。仿佛，车上下来的不是赵清祥。而是天上下来的救星。
赵清祥望着面前一张张似乎是因缺少水分而失去光泽的脸，无言以对。
60年代初，他来过这里。那时候的杨树地，热热闹闹，满街筒子尽是人。现在一眼望去，人稀少多了。缺水，限制了山村的发展。缺水，村里的人能搬走的都搬走了， 能外出找条活路的找活路去了。短短20多年间，杨树地的人口从280多人减少到110多人。 村里的姑娘，紧着往外嫁，大小伙子二十七八、三十好几，还有十来个说不上媳妇。
贫水，杨树地必然会萎缩，甚至会死亡。
赵清祥干了30年的水利，他想得更多，看得更远。京西的门头沟区，大部分地处缺水的山区。连年的干旱哪年是个头，他说不清。但他心里明白，一些因采煤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的地区， 已难恢复原状，全区10万亩耕地，实际能浇上水的只有2万亩， 8万亩靠天吃饭。贫水的村庄已发展到三十多个，一万多人处在贫水的危机之中。倘若移民，哪又能包容下如此众多的人口呢？而北京市少水、缺水的又何止一个门头沟区，全北京168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少水、缺水的山区占去了10170平方公里， 到今年2月份，全北京贫水的地区已扩展到216处，危及84000人和8000余头大牲畜，这些生活在山高水低、沟壑纵横、土地贫瘠的山区的乡亲，都能搬迁吗？山区缺水， 平原也缺水。北京500多万亩农田，一年要灌溉近30亿立方米的水。眼下，全北京80多座水库的蓄水量加在一起还不到农业年需水量的三分之一。虽然，水的危机的锁链，卡住了北京农业的脖子，但首先要保证北京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用水。否则，整个北京城将会瘫痪！
赵清祥向村里走去。 他已打定了打井的主意：尽管黄土贵海拔100多米，打下去200米深滴水未见；杨树地海拔900多米，这个险也要再冒一次！难道，最后结果真被乡亲们不幸言中？
打井， 打井！ 赵清祥打200米深找到水了吗？ 唉！潭柘寺的老龙潭都干了。“先有潭柘后有幽州” ，那可能是民间传说。听说潭柘寺打了400米深的井，出了水。北京的老根上还有水。打井，打井！怎么哪儿都打井！对，就长辛店不打井，也不用打了，打多深也没水，地下水都疏干了。长辛店算是让水给报复了。钦！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100年了！他说的这话怎么会没人注意呢？现在受到报复什么都想起来了，晚啦！晚了也得想。长辛店的大型企业和12万人总不能不喝水——
卢沟桥，饱经沧桑的卢沟桥，支撑着雄风犹存的躯体，横卧在平沙渺渺、荒草萋萋的永定河河床上。
到1992年， 卢沟桥就要安度800岁大寿了。它到底老态龙钟、光荣地功成身退了。
1985年秋， 延续了700多年的“桥上客，纷如织”的景象消失了。空空旷旷，人迹寥寥的桥面，静谧、空虚得有些悲凉。
“桥下水，水长流”，这与卢沟桥的存在密切关联的景象也消失了。莫非，永定河流到卢沟桥的上游，也功成身退了吗？
千百年来，无论古人今人褒贬它为卢沟、浑河、无定河、不定河、小黄河，永定河一向无怨无艾，不倦不息。固然，它性情无常，怒时浊浪排空，溃堤为患，但是，两岸人民祖祖辈辈一往情深地思恋着它。
正是它，从远古走来，用柔韧无比的巨掌，在“北京湾”挥来摆去，才奠定了北京城的立足之地。那碧波涟涟的紫竹院、积水潭、龙潭湖，那富丽多姿的北海、中海、南海，无一不是它留下的殷殷足迹。
理解永定河的人才明白，人们现在把它使用得太苦、抽取得太狠了。许多年来，它丧失了在卢沟桥上下舒展妩媚身段的能力。
永定河向卢沟桥告假长休，给卢沟桥西岸因“二七惨案”名垂青史的长辛店，给长辛店12万不可能告假长休、远走高飞的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1985年春寒料峭，突然而来的水质事故，闹得位于永定河畔的长辛店水厂，闹得厂长杨仁魁，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水质是逐渐恶化的，这一点，干了二十多年自来水行当的杨仁魁，不会不觉察。一大早拧开水龙头，发黄、发绿的水，好像沏过两遍的茶。一壶水煮开了，掀开盖一看，水上漂浮着一层令人作呕的白沫子。
水的味道又苦又涩，然而当长辛店水厂厂长的味道，比变质的水更苦更涩。
水厂办公室的电话抽了疯，耳机只要往机座上一搁，顿时铃声不绝。
长辛店12万居民在愤怒！他们指责水厂拿老百姓开玩笑，指责水厂没良心！
耳朵里灌满了骂声的杨仁魁，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他对着电话苦口婆心，做着言不由衷的解释：和天津、上海比，咱们这儿还说得过去……
杨仁魁，他没良心吗？他同样要喝这又苦又涩的水；水厂的职工，拿老百姓开玩笑吗？难道他们不为居住在长辛店自己家中的妻儿老小着想？
一个寄人篱下讨水吃的小小水厂，怎么能对远在昆明湖后湖——团城湖的水质负责？厂长杨仁魁，又怎么能指挥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向团城湖开闸施放清洁的水？又怎么能让告假长休的永定河来向卢沟桥报到，渗满水厂全部干枯的水源井？
杨仁魁鞭长莫及，他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但他和他的水厂必须承担所有责难。三十多年啦，长辛店水厂不停地找水、打井、再找水，再打井，平均两年就打一眼新的水源井，但井的寿命一个比一个短。
自从那眼与二七机车车辆厂有同样悠久历史的水源井，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永定河的告假长休率先寿终正寝以来， 1975年长辛店水厂打了最后3眼井。井打成了，水却少得不值得抽取。
地质勘探的结论令人沮丧。长辛店地区的地下水几乎已全部疏干。
1980年，缺水的阴云笼罩在坐立不安、束手无策的长辛店水厂和12万居民的头顶上。翌年春天，长辛店被迫分片、定时供水，所有的闸门关关开开、开开关关。面对时而有水时而无水的水龙头，无奈何的住平房、住楼房的居民纷纷置备了水缸。
从那时候开始，长辛店过的是什么日子！北京二七车辆厂的5000名职工深知其苦。
上班了，汗水涔涔的工人提着暖水瓶，把厂长堵在办公室里，只讲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厂长，请给我们水喝！下班了，像是从煤堆里钻出来的工人去洗澡，浴室关闭，布告上只用写两个字：没水。无可奈何的工人，蓬头垢面，满身油污地乘车回到北京城里，只好这副模样和家人见面了。耗水量大的铸工车间和铸钢车间先后停产，纤维板车间也没多挣扎几天便安静下来。
拖着5节油罐的火车， 派出去拉水了；装上水罐的汽车，在厂门口进进出出；甚至连救火车也暂时改变了用途……
二七车辆厂无论如何不能停止运转！
国家的经济在迅速发展，全国的主要铁路线都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增加了新的负荷。大批急待维修的车厢，源源不断地送进二七车辆厂。国家给二七车辆厂下达了指令性计划，要求他们每年维修车辆由以往的4000辆倍增到8000至1万辆！
对国家指令性计划，不能有半点含糊。二七车辆厂不仅不能停下来，反而要加速运转。然而，工厂怎么才能不停下来，又怎么才能获得更高的运转速度？
“你给我一吨水，我给国家上缴24块钱的利润。你给我想想办法吧，老杨。一块钱一吨水，我也要！”二七车辆厂的陆厂长对长辛店水厂的杨厂长说。
可是，杨仁魁上哪去找水？有钱，就是大笔的钱攥在手里，又上哪儿去买水呢？他得到上级的明确指令是：限制供水，停止发展用户。
1981年下半年，口干舌燥、度日如年的长辛店，终于求来了一股救命水。燕山石油化学公司从昆明湖后湖——团城湖汲水，长途跋涉的管道正巧路经长辛店。干渴难捱的长辛店饥不择食，喝起了这未经严格处理的工业用水。借水如借钱，要看别人有多少。燕山石油化学公司并不富裕，一天借给长辛店1万8千吨水，已经囊空如洗。可1万8千吨距离长辛店每日2万4千吨的需求量，还差得远呢！
长辛店正着手筹建生活饮用水的过滤池以便尽最大可能地把借来的工业用水处理成清洁的、适合人饮用的水。到1986年2月，1985年3月的水质事故大概不会发生了；一些住在城里到长辛店上班的人，也就不必每天累赘地携带一瓶城里的自来水了。
可惜的是，迄今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勇敢地揭示一座大型企业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高速发展的秘诀；也没有人能为长辛店的12万居民描绘出一幅未来的令人欣慰的蓝图。
的确，在北京这架天平上，长辛店只是一个次要的砝码。类似长辛店的缺水地区，何止一个！而整个北京，地下水位都在下降！
城市，外貌那么强大，内质却那么脆弱。地震，那是几几年？人工的生态环境，自然的无穷魔力。人有智慧，可人不是无往而不胜的。恩格斯说：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那缺水的杨树地、长辛店，是胜利还是失败？是胜利中包含着失败的原因，还是失败中包含着胜利的结果？恩格斯是伟人。可黄震东不是伟人，他也有先见之明。他懂得辩证法，他也走到自然界一边，用他的眼睛窥测了城市？恩格斯讲的是真话，黄震东也敢讲真话——
一条绿色的飘带，从东北飞向西南，斜挂在北京胸前。
这条上百公里长的飘带，一头系在北京城，另一头衔住北京的“内海”。飘带上缀着昆明湖、怀柔水库两颗水晶，一颗浅绿，一颗深蓝。
京密引水渠，北京的绿色大动脉。
这条今日北京的生命纽带，大概算黄震东一生最最得意的作品了。另外，青海历史上第一座水电厂是他绘制的蓝图，十三陵水库的妩媚身段也出自他的笔下。他已到了古稀之年，为什么唯独对51岁时设计的这条飘带记忆犹新呢？
人们都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凝固的音乐”是建筑师的纪念碑；人们却忽略了，把水塑造成千姿百态的水利工程师，他们的纪念碑就是那些留在大地上的浩大而抽象的雕刻。有人挑剔他说，艺术的境界在于独到，黄震东设计的那条绿色飘带飞行的路线，不过步了郭守敬引泉水进京的后尘。的确，艺术的境界在于独到，但黄震东这位高级水利工程师向往的境界，倒不在于建造别出心裁、叹为观止的艺术品，而在于向人民奉献足够的水。
30年代时，他这位宁夏省唯一一所中学的唯一一位校长的儿子，骑着骆驼去追赶科学救国的理想，那动荡不定的预言线索，他一直没有抓住过。他在骆驼背上颠簸劳顿，整整20天才赶到包头，搭上进京的火车。他梦想着学建筑专业，将来造大工程，救国救民。然而事与愿违，他考进了清华大学土木系，却和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缺乏预言的灵感。要不然，他1937年7月7日去卢沟桥做含沙试验时，宛平城门紧闭，他该预感到什么，可他没有。他一个心眼地转道去永定河上游的三家店做试验。晚上疲惫不堪地回到学校，他才听到那爆炸性的消息：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了！一下子，他从理想的高峰跌入现实的谷底。后来，他带着破碎的理想，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水利工程处谋到了一份差事，便径直跑到大自然里去了。
连黄震东自己都奇怪，他一辈子信奉实于的信条，怎么就不知不觉地充当了若干次预言家的角色？就说1958年设计十三陵水库这事吧，规划图交上去了，建造工程破土了，十三陵水库工地，建设者的热情和干劲一浪高过一浪，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他呢，心事重重，远离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踏进了荒山野岭。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未来的某一天，十三陵水库将会干枯。为此，他埋头去寻觅新的水源。他几个月辛勤踏勘的结果， 是一份十三陵水库补水工程报告。 一晃27年过去了。1983年9月， 十三陵水库的补水工程全面开工。一点不假，这个工程的设计方案恰恰是黄震东27年前的汗水结晶。
缺水、断水的可怕景象，在黄震东的记忆里存有永生不可磨灭的印象。早在清华大学就读时，黄震东曾有一次回宁夏探亲的经历。他骑着骡子踏上陕北荒凉的黄土高原，举目所及，那番景象简直令他不寒而栗！地是黄土地，天是黄土天。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尽头，似乎永远也见不到人烟。没有水，没有树，只有干涸的沟壑，只有凄凉的旷野。每天落脚的驿站，都是有井或有水窑的地方。只要想活着走出去，无论到下一个驿站是70里还是100里，当天必须赶到。一天，狂风大作，黄沙蔽日，路消失了，连赶脚的人也迷失了方向。死神！年轻的黄震东第一次感觉到死神离他这么近。万幸的是，识途的骡子把他从死亡边缘领了出来。
年轻时在黄土高原上度过的铭心刻骨的一个月，隐隐地加重了黄震东今天的紧迫感。
1978年，当黄震东走上北京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这个新岗位时，他怀揣着一件压倒一切的事情。很快，一支考察北京水资源现状的调查组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79年11月6日至9日，在黄震东倡议下，北京水利、地质、土建、环保四个学会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云集新侨饭店。就在这三天，北京水资源认识史揭开了发人深省的一页。
会后，黄震东执笔起草了《北京水资源问题学术讨论会总结报告》。报告开宗明义：“北京的地上、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已大部分完成，作为生活及工业用水的主要水源地下水，由于无人管理、盲目开采、连年亏损，至今已累计亏损达10亿立方米，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部分水井干涸报废，大部分井出水量减少……上述情况若不及早予以解决，即将影响首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这份总结报告预言：“展望公元2000年，全市生活用水约10亿立方米，农业用水30亿立方米，工业用水约20至30亿立方米，总用水量约为60至70亿立方米……它大大超过了我市所能提供的水资源总量。”
这份总结报告面世后引起的巨大震动，为黄震东始料不及。中央水利部门认为：这份报告是全国最早的一份水资源总结性文件，有示范作用。万里同志和谷牧同志批示：北京市的水的问题如不及早管一下，将对下一代造成严重恶果！
这份总结报告犹如一副清醒剂，人们的认识迅速深化、扩展。北京缺水！不仅北京，河北也缺水！不仅河北，整个华北都缺水！
作出正确的预言难！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久已形成的观念，更难！而把一座早已定形的城市重新分解组合，那就难上加难！怎么办呢？黄震东那颗被稀疏的头发覆盖着的大脑在加速度运转：那条冬天不能向城市输水的绿色飘带，需要改造河堤……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头做起。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看来，临渴掘井、分忧解困的担子，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肩上。俗话说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大概不尽然。凡事总要看时间、空间的规定性。是，1980年吗？《北京日报》发表过一封读者来信，好像就是为黄震东起草的那份总结报告的遭遇鸣不平。人的认识总是有差异的。黄震东这几年在市政协会议上3次提交关于北京水资源的提案， 怎么转来转去又回到他自己的办公桌上了？自己提交的提案让自己解决，这不是笑话吗！这又是什么原因？急功近利也是思想认识的差异吗？急功近利可是急于发财者的通病。急功近利的人不为喝密云水库水的长辛店人着想，怎么也不为自己着想呢？田村山水厂已经运行了，北京几十万人喝密云水库的水，把密云水库弄脏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1985年真是多
事之年——
筹划建造已久的密云水库度假村，铤而走险，静悄悄地、高速度地动作起来。
也就在12天前的4月22日， 北京市的市长们在密云水库召开现场办公会，作出决议：密云水库大湖区列为非旅游区。
度假村的经营者，怎敢背离这一决议，孤注一掷？事出必有根由。
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这被形象地喻为北京的“两盆净水”的地方，能否开发旅游业？五年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说，五年前有人荒唐地向前来视察的领导吹耳边风：因为有狐臭，所以不让游泳。自然，狐臭不成问题。很快，把密云水库办成北京的北戴河的说法沸沸扬扬。元气不足的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的旅游业如同打了特效强心针，腰杆一硬站了起来。不久，这儿的旅游业开始连吃高效大补丸，短短时间，原来还瘦骨嶙峋的模样气儿吹似的俨然大腹便便了。密云水库星期天游人的数量迅速突破了万人次大关。
去看吧，密云水库大坝上游人如织、万头攒动的热烈景象；去听吧，旅游给城里人带来的愉悦，给农民带来的收入。鬼才相信！五年来，激流猛进的旅游业会突然遇上钢筋水泥的闸门，顿然休止。
度假村的经营者深知此道，他们左右逢源，在密云水库大湖区和内湖区的“分水岭” 3号副坝上，选择了度假村村址。他们的顺风耳，己获得为保护大湖区的水质清洁，大湖区的旅游业将下马，拟议内湖区开辟为旅游区的信息。他们也算得上神通广大，立即调兵遣将，搬来部队建造度假村。
不出一个月，一座别具一格的度假村雏形果真出现了。
“两盆净水”何去何从长时间莫衷一是，影响所及，何止度假村的经营者？自从1981年6月间，一家权威性的全国性报纸建议把密云水库办成“千人住，万人游”的旅游基地的内部参考文章发出后，首都报界客观报道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旅游发展状况的各类文章，连篇累牍。
舆论界的倾行性模糊了人们对“两盆净水” 的未来前途的认识。 自然而然，1985年6月初首都各报在收到密云水库度假村的观光请柬时， 并没有人对它的存在价值表示丝毫的疑虑。
6月16日正好是个星期天。 燕京饭店对面的北京信息公司门前，一大早便聚集了首都几家主要报纸的十余名记者。他们登上特备的面包车，踏上了前往密云水库的坦途。在这群记者中，北京晚报派出的一名大学新闻系的实习生，显得格外年轻、稚气。她喜爱诗，常常在她那自由体的诗中抒发主观的感受。关于新闻实践客观上存在的复杂性，大学课本没有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她渴望有更丰富的生活体验。因此，她争取到了这个采访机会。
记者们的随意的、职业性的谈笑风生，使行进的汽车车厢内，始终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情调……
与此同时，见多识广的记者和这些记者所属的消息灵通的报社，都没有意识到安排这次采访活动的真实目的。更无人知晓，有人正在做与邀请采访者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工作。
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那不起眼的大楼里，一份《关于密云水库管理处和北京信息公司在密云水库3号副坝上违章建房的紧急报告》正在加紧起草。
在“两盆净水”是否发展旅游的旷日持久的角逐中，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作为头号反对派，力排众议，顽强抗争五年，终于由弱势变为强势。
此时此刻，这份紧急报告的起草人，这位参加了十次春节环城赛跑的长跑运动员——北京环境保护局的处长郭中庆，正拿出长跑最后冲刺的劲头对待这份紧急报告。
郭中庆非常清楚，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在制止旅游开发“两盆净水”的持久战中，承受了多少压力、责难，经受了多少挫折、失败。
就在那家权威性的全国性报纸建议开发密云水库旅游业的内参付印之后，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责成北京市环境保护局调查此事。这件既可以身轻如燕，又可能背负千钩；既可以顺水推舟，又可能逆流而上的差事，交到了郭中庆手中。是避重就轻，避难就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知难而进，临危不惧，铁肩担道义？两条路摆在郭中庆面前，他选择了后一条。
郭中庆率领一支调查小组，广收资料，细致分析，扎扎实实地于了一个夏天。调查的结论：国外饮用水源无不严加保护，国内所有开展旅游的水源地无一不被污染。
调查报告递交上去了。但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郭中庆心里很明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仅仅把报告交上去，并没有真正完成任务” 。 这样，他邀请首都一家地方性报纸的记者，以调查报告为基础，写出《北京市环境保护局认为：把密云水库建成旅游基地不适宜》的内部参考文章。
很快，国务院领导批示：“两盆净水”的旅游不要办了，并建议组织专家论证。
1981年12月12日，专家论证会的结论与郭中庆的调查报告的结论吻合：密云水库不宜发展旅游业。
然而，“两盆净水”的旅游业依靠着巨大的惯性，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益发不可遏止地起飞了。
如今，“水荒”的危机，终于悬在北京人的心头，饮用“两盆净水”终于成了今天以至未来的事实。密云水库不宜发展旅游业已为所有有识之人公认。这样一个小小度假村，难道因为它已初具规模，就会成为既定事实吗？郭中庆埋头伏案，奋笔疾书……当然，在这拉锯战一般的五年斗争中，眼下这些事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罢了。
载着记者的面包车驶入了密云水库畔的秀丽山谷。不太平坦的山路，掩映在松树之中，左一拐，右一弯，步移景换。
“啊！真是旅游的好地方！”平波如镜，照日呈奇的密云水库一出现在记者面前，便有人兴奋地喊了起来。
记者们纷纷下车，快步走上副坝。极目晴空，浩浩无际，云山渺远，树海苍茫。唔！凉风习习，暑气顿消。
三十多米宽的3号副坝上， 二十余座小巧玲珑的小屋和大大小小的帐篷、太阳伞，如多彩的贝壳，镶嵌在依依垂柳之间。在那舒适的躺椅上小憩，恍若置身于浓墨皱染、佳气葱郁的巨幅山水画之中。
一切都按部就班，井井有条。记者们被送到密云水库管理处的会议厅。头发有些零乱，但不乏军人气质的度假村的经理，对记者宣讲着建度假村的良好目的。
“我们白手起家，是想干一番事业。”这位三十多岁，面容瘦削，初时显得木讷的经理越讲越兴奋。晚报的那位实习生，饶有兴趣地听着。也许是因为晚报在北京拥有上百万读者的缘故，她这位实习生受到了邀请者格外的注意和关照。尽管，她不喜欢在座的那些又似奉承、又似表白的人，在这种场合张扬出那位经理的家庭背景；也不喜欢这些度假村的经营者急切地希望各报发稿，说出些近乎于逼债似的辞令。但是，那触目琳琅的景象的确唤醒了她心灵的诗情。
两天后，她在报纸上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听说密云水库度假村很美。”
“山路穿过松林，把我们引到密云水库内湖3号坝上……”
“度假村经理兴奋地告诉我们：‘我们想让游客在密云水库住上几天，玩得更痛快， 5月初，与市信息公司一起修建了这座度假村。你们看，刚一个月便初具规模，近日就正式开放。’”
“拥有150个床位20几座房屋， 可供2000多人吃饭的餐厅，还有游泳、荡舟、垂钓、野营、野炊等各种活动，都为游客准备好了。”
“有意思的是，度假村的两用充气帐篷。游客有了它，可以日息湖边，暮宿松林，以求野趣。午日当空，它是遮阳的小屋；等到日薄西山，它又可作水上气筏，人躺在里面，随水漂移，悠然自乐。”
“暮色渐渐降临了，山顶上的大厅里传出一阵阵优美的乐曲声。登临其间，笼罩在暮霭中的湖光山色便从四面八方涌入眼帘，真是美不可言。”
无巧不成书。 就在北京晚报6月18日刊登这位实习生的《美啊！密云度假村》的当天，郭中庆起草的紧急报告抢先一步到达北京市市政府的办公桌上。
主管北京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张百发每日必读这张晚报。他读到这篇散文化的报道时的心情自不待言。当天下午，《北京晚报》编辑部接到张百发办公室的电话。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倘若说，这次盛情难却的采访邀请是一个骗局言之过重，那么至少，正如这位实习生在实习总结中自责的那样：“在密云水库度假村的采访中，由于没有深入地了解事实的背景，被别人当枪使了。”
多事之年。京官难当。为什么呢？不在其位不知其苦。不过，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位年轻的实习生难念的经是什么？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被人当枪使了”，这话大概不会写进她的诗里，但肯定会刻在她的脑子里。这一年挤进人们脑子里的事太多了，“五·一九”工人体育场的事，“九·一八”北京大学学生的事，销毁“洋垃圾”的事，公共汽车抛锚的事……这都是大事，江小珂脑子里挤进去的事小吗？“今后水量不够不找你，水污染了要找你！”这可是万里同志当面向她交待的事。听说，万里同志称赞她是“女强人”。“女强人”能保证不让万里同志找她吗？江小珂脑子里的事，该算一种潜在的大事。假若北京的水都污染得没法喝了，天大的事也不会发生了。哦，对了。不知度假村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了？怎么没见到报纸报道呢？报纸也怕多事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谁的座右铭？走，去密云水库看看——
8月8日，密云水库管理处那气派的会议大厅内，气氛异常活跃，今天的会议议题，虽主要不是度假村的何去何从，但度假村的最后命运，将在会议中决定。
会议厅四周宽大的沙发上，人挨人。临时添加的折叠椅，塞满了沙发之间的空隙。
与不久前在此举行的度假村记者招待会不同的是，上次以可口可乐待客，这回则是清茶一杯。
市长现场办公会，可不是例行公事。北京市的各路“诸侯”今日来者过半。
管城市建设的、管环境保护的、管水利设施的、管城市规划的、管公共安全的、管工商行政的、管市政工程的、管交通运输的、管农业建设的、管密云县和怀柔县的……各路掌权者，每人一本账，只待面对面的思想交锋，决一分晓了。
一般来说，经过一场公开的各种力的较量和来自不同方向的力的抵消，往往最后就要在会议桌上集中形成一种决议、一条法令、一项政策。最后决策者，就是在场坐镇的韩伯平、张百发和黄超3位副市长。
这是站在十字路口上的最后抉择，不反驳，你就是默许；不表态，你就得听命。关键时刻，哪个肯作等闲之辈！
会议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烈争论，主管农业的副市长黄超又提出了值得商讨的停止大湖区旅游、游人上山如何防火的新问题。紧接着他语锋一转，又指出：水库中有游艇5艘、渔船50多艘，不能一下就停了。否则，渔民生活怎么办？
“规定中，可没让渔船停。”这是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局长江小珂叮当作响的声音。
黄超没有转移谈锋：“怎样分步骤地把人流引下去？对游人要加以引导。对水库周围的建筑，也不能一下子戴上违章的帽子。”
“市政管理委员会的简报我看了。游人骂骂咧咧，反正也听惯了。北京唯一的一盆净水，如果污染，那不是有愧于子孙后代，而是有罪于子孙后代。我同意‘水面管死，大坝管严’的决定。煤炭部的围墙为什么不拆？开一个单子，违章建房的统统上单子！科学这东西，一点含糊也来不得……”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张百发语气平静、一板一眼的发言，使会场的气氛和缓下来，以至话音飘散，会场上出现了暂时的空白。
“我说一个材料， ”一位管水利的副局长转移了话题，“日本180多座水库开展旅游，但水源水库不许旅游……”
“我建议到日本小合内水库看一看，这是东京的水源水库。”又是江小河打断了别人的谈话：“日本政府把小合内水库的上游都买下来了。”
“我们也买不下来。”黄超副市长站起身来，高声道：“不让到水里去，都往山上跑，山上失火了怎么办？”
张百发副市长接过话茬，说：“规划局，赶快把内湖规划出来。”
戴一副近视眼镜的江小河又站了出来：“我们8月1日已经把旅游停下来了。再开一段旅游，合适不合适？”
会场一片交头接耳的谈论声……
这位江小珂，怎么专门唱对台戏？
这位会场上唯一的一位女局长，56岁，头发稀疏，身体发胖。看来，她投身环境保护事业10年，失败、挫折、非难，反倒把她的棱角磨得更加分明了。
对于江小珂来说，世界上的未知数竟是那么多！譬如，世界上的化学物质，每年以新增一千种的速度出现。这些化学物质哪些可能致癌、致畸、致突变？北京光化学烟雾如何生成？电磁辐射污染的后果是什么？空中、地上交通的噪声应怎样有效地控制？多少空白、多少有待于弄明白的问题！她苦恼万分！因为这些问题的发生、变化，不可能等待着让她弄明白而停顿下来。
北京的污染已远远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自然净化能力，必需人工净化，而人工净化的市政设施多年来又欠账累累。北京城的污染，总的趋势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加重。这对于一名环境保护工作者、一位北京市环保局局长来说，意味着什么！
人，有时会走向反面，江小珂便有这种经历。
1950年，她从北京大学化工系毕业走进社会以后仅仅两年，就担任了燕京造纸厂分厂以至总厂的副厂长和代厂长。
造纸， 这可是有名的严重污染的企业。 但是，她在造纸厂却得了一种特殊的“职业病”。噪声，今天人们公认的公害。可她呢，当造纸厂的厂长，最爱听风机运转的声音。只有在这种喧闹得足以令人心烦意乱、精神疲惫的噪声中，她才能安稳地睡眠。如若风机突然安静下来，她反倒会从睡梦中惊醒。
60年代初期，她调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基建处副处长。在这里，她又得了一种罕见的“职业病”。第二次患的“职业病”，病得可不轻。她的家庭里，从大大小小的家具到各式各样的装饰物品，清一色的天蓝色。她讨厌绿色。绿色，这大自然最富有魅力的颜色，在江小珂的心目中却那么多余。因为，在地图上，蓝色表示水域，绿色表示绿地。规划城市基本建设，遇到绿色需要避开，而蓝色的周围刚好适于开始新的建设。
当然，今天在她渴望绿色回到北京城的同时，绿色也走进了她的家庭。
眼下，如果说她又得了第三种“职业病”，那就是在今天的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唱对台戏。
市长办公会不停顿地持续开了两个多小时，与会者毫无倦意。
不能不说，对于被狭小的空间、市井的嘈杂困忧的城市人，旅游具有十足的魅力。正因此，城市的旅游者，才迫不及待地扑向那青山林麓间、碧水映蓝天的“内海”——密云水库。密云县的农民也张开了臂膀欢迎旅游者。旅游是高消费的社会活动，每个人的消费量往往是平日生活消费的三四倍。对于城市人，旅游是享受，对于农民，旅游是财源。自然，开放旅游得人心。
江小珂呢，和旅游者、和农民利益唱对台戏，自然有失民心。但是，她不得不走这步棋。
此中原委，一位水利工程师曾一语道破：当时建密云水库，一个工就给农民几分钱，想的是水库的主要作用，是防洪、灌溉和发电，建水库农民受益，也算是农民的投资。水库建好了，农民建水渠。城市水不够了，不给农民水，农民又投资打井抽水浇地。建“两盆净水”，农民作出了牺牲。好不容易，农民刚刚意识到这片水域能够招财进宝，城市缺水，水库功能改变，农民又需要作出牺牲……
农民的利益，城市旅游者的利益，一些小团体的利益，就这样对江小珂、对北京市环境保护事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干扰和冲击力里。
有人放出风来，说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对抗中央领导的指示。江小珂可顾不了这些闲言碎语。在她内心的天平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砝码，占据着压倒的优势。她的脑海里的一幕幕情景，迫使她必须把对台戏唱到底。
上海，黄浦江臭了，不能饮用了，改淀山湖为城市饮用水源。淀山湖开展旅游的短短几年，湖水污染加剧，威胁着上海人的饮用水安全……
杭州，水光潋滟，富丽多姿的西湖，每天从湖面清理出的游人抛弃的杂物，多达两吨……
抚顺，大伙房水库的旅游业，污染水体，降低了水厂的处理能力，抚顺市民，不得不喝“阴阳水”……
深圳，向香港供水的深圳水库，前些年盲目开发旅游业，致使水质轻度污染。禁止旅游，设置水源保护警察，才使香港饮用水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北京，一国之都，首善之区，难道饮用水不应当与香港看齐吗？令江小珂欣慰的是，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和北京市规划局牵头起草的《北京市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京密引水渠水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请示报告，磋商修改，据理力争和有限妥协，终于在1985年8月1日施行了。
在江小珂的环境保护生涯中，这该算一次巨大的胜利。十年啦，北京市的环境保护，从不断失败到胜败参半到不断胜利，走过了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尽管胜利姗姗来迟，但毕竟到来了。
也就在一个多月前的6月14日中午， 万里同志前来密云水库视察，江小珂应邀同往。
“北京的一切都要看水的情况。水搬不来，所以密云水库污染了可不得了。”万里同志对江小珂说：“现在不少人缺乏知识。听说有人对你们有意见，今天邀你来，就是来支持你们的。你们坚持得对，要当婆婆，管就管严。要对子孙后代负责，要为下一代着想。”最后他又叮嘱江小珂：“你一定要抓住、管好水库的水。今后水量不够不找你，水污染了要找你！”
市长办公会延续到中午12点1刻， 进入了平和的收尾阶段。常务副市长韩伯平在作总结性发言：“制定了管理办法，不执行还不如没有。但封库，现在还不现实……”突然，不知是谁冒出来一句：“度假村怎么办哪？市里规定拆除，到现在也没见动静啊！”
这一句话，再次使会场掀起一层波澜。不过，这次的意见一面倒。最后作出决议： “密云水库3号坝上的度假村属违章建筑，由市规划局通知北京信息公司必须在接到通知后10天内拆除，逾期不拆，由密云县拆除并没收物资。”
事实胜于雄辩。江小珂、黄震东都爱用事实说话。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嘛。铁的事实决定了密云水库的最后命运。1990年以后，北京的半条命要靠密云水库维持，假若水质污染了，光净化就要投资上亿元。一净化水，一吨水成本两毛九，老百姓的水电费支出又得增加。最关键的是，净化设备一运转，一年要花4700万元以上，密云水库的旅游收入还不足它的零头。再说，某些病毒、病原体还没法净化。那叫什么病？淋病？前两天《参考消息》上说：纽约也严重缺水，谁要用水浇草地、花木，冲洗汽车、街道，都违法，一天就要罚款1000美元。北京缺水，怎么就没听说浪费水、祸害水违法呢？洒水车往大街上泼水，浇树也用自来水。现在农民抽干净的地下水浇地，城里人喝受污染的地表水。怪哉！穷，顾此失彼、拆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就多。不得已而为之吗？北京笑脸相迎远道来客。人愈多水愈少，这账怎么算？我们需要钱。对，大笔的大洋钱！挤出点儿水给游客喝，总比卖我们的石油老底强百倍。我们暂时还有法子勒紧裤腰带。安上水表节约用水吧，不是权宜之计。这辈子我们都要靠节约水过日子——
一张复印的漫画：纵横交织的管道布满了大部分空间。每一根管道上悬挂着接水的桶，大大小小，高低错落。在这些管道和桶的前面，两个西方人在交谈。
这是讽刺谁？
这是出于哪一位幽默大师的笔下？
漫画作品，往往概括了社会生活的一般现象，而非特指某一人某一事。但是，内向和多情的人，又往往喜爱把周围的事情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长城饭店发生了一场风波。
也许，英文中国日报刊登这幅漫画家的作品，并非针砭长城饭店。但长城饭店的一位员工对号入座。并添枝加叶，使这幅有所指又无所指的漫画，对准了长城饭店。
这位别出心裁的再创造者，在漫画中的一位人物背上，写上了长城饭店美方总工程师史密斯的大名， 又不嫌画蛇添足地给这份复印的漫画上方， 赫赫印上了“The Great Wall Sheraton HoteI Bejing”（北京长城喜来登饭店）。
复印机飞快地把这份“自我讽刺”的漫画传遍整个饭店的管理层。
一张漫画，递到总工程师史密斯的手上，他看了一眼，哈哈大笑。
中方工程部副经理董晋兴也收到一张，他看着看着，怒发冲冠。
对这西方式的幽默，不同国度的人表示了不同的反应。一笑，一怒，充其量只能说明不同国度的人有各自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角度。习惯于西方式幽默的史密斯的一笑，表现他并不希望这成为不可变更的事；不习惯这种自我挖苦的董晋兴，对各种各样指责长城饭店的举动以及语言，眼睛装满了，耳朵灌满了。同样，他也希望这种现象一去不复返。
也就在漫画风波尚未平息的1985年8月17日上午， 北京市节水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如约迈进长城饭店的青年厅。
这回，不是西方式的幽默，而是真正的中国式的自嘲。
一场关于水的谈判开始了。这是一场针尖对麦芒，针尖和麦芒对棉花的三角谈判。
无需寒暄，也没有开场白。
口若悬河的驻店副经理张志军，在正面就坐。这位在东北建设兵团的泥水里滚爬过的33岁的副经理，脸色蜡黄，眼睑泛黑。规整的深蓝色西服以及打得丝毫挑不出毛病的领带似乎压抑了他的个性。
“我们这里是顾头不顾尾。”他的话软绵绵地，似乎在央求：“你们如果可钉可铆地给我们100万吨水的话， 我们肯定要超过。能不能高抬贵手，再给我们加一点儿水，120万吨到130万吨，行不行？”张志军笑着说，虽笑得勉强，但眼睛中闪烁着机警的光。
在张志军的对面，坐着两位衣着不入时的中年妇女，她们是节水检查人员。在这间，不，在这座豪华的宫殿里，在那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室内装饰物的映照下，她们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她们的存在，的确令一些耗水量大的企业心惊胆颤。这不，今天，她们的言辞又那么强硬，那么不留余地。
“我给你们算了一笔账：你们饭店是1070套客房，1680个床位。如果包括餐厅、洗衣房的用水， 每张床位每天用水3.03吨。这太多了。订计划，一年给你们100万吨吧。”
“这附近的部队、汽车队、搬迁遗留的一些单位，还有……都用我们的水，这也算在里面吗？”张志军狡黠地挤了挤左眼，这是他的习惯动作。
坐在一侧的美方总工程师史密斯，低头用笔计算着什么。这位年逾六旬的美国工程师，高高的个子，一头白里泛黄的头发，戴着一副硕大的金边眼镜，在这谈判桌上，他显得很平静。翻译对他说着耳语。
“你们这儿可真冷啊！”一位节水检查人员离开话题说。
“这就是水啊！”张志军的话茬接得快极了。
“对了，你们那28台制冷机改为循环水了吗？”检查人员的思路也十分迅捷。
张志军和身边的工程师面面相觑，很明显，没有。
“还是直排水，那每台制冷机罚款5000块。”
好家伙，加起来要罚14万块钱！张志军笑了。他很明白，这只是一句警告的话。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翻身走到正在加温的咖啡箱前，拎起一罐咖啡，先给节水检查员一人倒了一杯。
“糖在这里，加糖。”他嘱咐着。
的确应该增加点热度了。谈判进行了半个小时，节水检查人员那短袖衬衫和裙子，已抵挡不住这长城饭店的“恒温”。而长城饭店的谈判人员，则穿着适当的西服。
“笃笃笃”，轻轻的敲门声。
搬来了一大撂书本，史密斯脸上泛起了笑容，不一会儿，史密斯埋头在这堆大部头的书中，翻翻停停，笔算着什么。
汉语的对话在进行，一方面步步紧逼，寸步不让，一方面迂回前进，据理力争。
“你们那66台制冷机的循环水问题， 我们早已通知你们，到6月底是最后限期……”节水检查人员的话，刺痛了张志军的心。
在此之前的5月17日， 也是这两位节水检查人员来到长城饭店。她们巡视了长城饭店的用水设备后， 提出：你们仍然用直排水的方法制冷，6月底以前不改进，要给予罚款处理。
这不算也清楚的66×5000的罚款数目，把长城饭店急得团团转。美方董事长亲自出马，了解这个严峻的难题。
长城饭店负债经营的情况，不少人都多少知道一些。美国喜来登国际饭店集团接手经营这家饭店刚刚两个月，这笔罚款可算得上当头一棒。
谁知，事情的发展柳暗花明。恰巧出售这些制冷设备的日本人来到长城饭店维修设备。一打听，66台设备中有38台原来配备有循环用水装置，只是没有打开循环用水的截门。
这种怪事听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可这责任该由谁负呢？是经营人员无知到了极点？是洋饭我们生吞活剥不能消化？是官僚主义作祟？还是其他原因？
“我们不知道这里有循环水装置。”张志军讲得很坦白。可是，他又从何了解这里的设备有循环水装置？长城饭店开业一年有余，别说堂堂的驻店经理，就是经理、董事长、总工程师，哪一个见过施工图纸？
“长城饭店1980年设计，1984年开业，今天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但我们要承担责任。”张志军说的是事实，活生生的事实。
张志军竭力诉说着长城饭店的特殊性。豪华的饭店，负债经营。自从挂上了喜来登的招牌，外国游客马上用喜来登的标准要求长城饭店，甚至挑剔服务员的脚步声超过了喜来登的脚步声。
“你算一算，客人早晨出门前要洗一次澡，中午回来洗一次，晚上出门前又洗一次，晚上回来还要洗一次，一天换3次衣服，是家常事儿。一个床位用3吨水，我们有什么办法？总不能不让客人洗澡。我们还要提高餐厅、宴会厅的利用率……”张志军一口气说下去。
终于，史密斯抬起了头，停住了笔。
“我看，你们还是高抬贵手，给我们加二三十万吨。怎么样？”张志军转头向史密斯说：“你看我们一年要用多少水？”
史密斯一开口，引起了一阵笑声。
140万吨！节水检查人员摇了摇头。
史密斯一手指着厚厚的资料，说：“按照喜来登的标准，每个有人住的房间每天用水225加仑，一份餐用水10加仑，洗一件衣服2加仑……”
数字对数字，针尖对麦芒。谈判呈僵滞状态。
这位学究式的美国工程师，满脸疑惑不解的神色。他点燃半小时之内的第四支烟，突然加大声音说：“我们应当先算一算出租率。1984年下半年，房间的出租率是67％；今年上半年，出租率是92％，提高了25％。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把客人接来了，对北京的旅游作出了贡献，反倒要减少我们的用水量？夏威夷也缺少水，因为我们给夏威夷带来了收入，当地政府也没有控制我们用水。”他说到这里，似乎语意未尽，那未说出来的话，化作脸上无可奈何的苦笑。
谈判在向深部发展，对立的情绪在集聚、碰撞。
一方在用美国社会的思维逻辑来推理、论证、说明。
一方根据北京现有供水能力具有的思考方法来解释、分析、命令。
居中的张志军一方，则更多地从长城饭店本身的利益出发，左右弥和、调解、和稀泥。
“我们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又要我们买高价水，这不尽情理。”张志军硬话软说。
“我们已经特殊照顾你们了。你们28台制冷设备直排水，我们知道了不罚你们，就是失职。”检查人员话中带刺。
“北京应当解决水的问题，让人们不担心水源缺乏。”张志军不在意地说。
张志军的话把儿让人抓住了。检查人员说：“看来，你对北京缺水现状还缺乏认识。”
一个长城饭店的驻店经理，让他具有水资源专家的高远深邃的目光，这的确难为他了。
“为什么？长城饭店的制冷设备直排水的现象存在，可以开业？”史密斯话音不高，但问题的提出，简直咄咄逼人。
节水检查人员一时无言以对。谈判桌上雀然无声。的确，节水检查员无法回答这样一个涉及到现行体制的问题。
史密斯再次打破了僵局： “我们平均一下吧，100万吨和140万吨，平均为120万吨。我们也不希望用太多的水。”
史密斯让了一步。节水检查人员也让了一步，但到底给长城饭店多少水，需要等上级审批。
没有答案。史密斯在等待答案，我在寻找答案。我没有什么可等待的，倒有凡百万字垒起的资料山和一片片密密麻麻的数字林在等待我，它们令我时而清醒时而迷离。我头脑中浓缩到不能再浓缩的思维颗粒，已经盲目地碰撞起来了。一个新的想法刚要形成，另一个更新的想法就过来把它打得粉碎。正像一张纸，表面堂皇地写着“无烟工业” 、 “无形贸易”，对着灯一看，露出了可怕的“旅游污染”、“旅游负担”。我怀疑我走进了死胡同，永远也找不到我眷恋的这座城市与自然界重归于好的答案了。北京城，变化莫定的北京城啊！你一天一个样简直让我不得要领。 高档旅游饭店今年要达到多少座？100座，甚至更多？长城饭店一个床位一天要用3吨水，像我这样的普通市民一个月还用不到3吨水。你告诉我需要外汇，但我们总不能像一个一边大把捞钱一边等待法律惩罚的投机商吧？红领巾公园在呻吟。北京每天的污水已达到200万吨， 大都浇到城里人吃的菜地里去了。到1988年，自来水每天缺少85万吨，几十年的希望都成了泡影。生产一瓶啤酒需要25瓶水；生产一公斤粮食需要456公斤水； 生产一公斤肉，需要3150公斤水。我是北京人，对北京的兴亡应当负责。好吧！我又抖擞精神，朝思暮想，寻觅那可能并不令人欣慰的答案——
我求教于教科书， 得到了一个答案：一个人一大只要5公斤水，就足以维持生命，维持生命！我们世世代代凝聚无数智慧建造城市，因为严重缺水，到头来就落得个苟延残喘、维持生命？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物质欲和精神欲。不正因为北京城提供了这一代人追求较高层次物质欲和精神欲的可能，才使这座城市人口激增，才少有人情愿调离北京吗？倘若这里只能够维持生命，那……
哦，这莫不就是城市生态学家所说的“自我驯化”？人造就了城市安乐窝，城市安乐窝反过来重新造就人，使人生态变异，前额缩小，脑容量增大；终年圈在城市里，使许多人患上了心血管病、高血压病、肥胖病，以至癌症等等“城市文明病”。到如今，城市严重缺水，城市又要命令北京人把自己“自我驯化”成骆驼吗？
我不想当骆驼！我听都不想听，5公斤水！维持生命！我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
我的眼睛接触到了一段文字，这是外国科学家的一种预言：全世界淡水污染越来越严重，净化淡水的成本越来越贵，到21世纪初期，所有淡水都将受到污染，到21世纪后期，全部淡水将消耗殆尽……
我眼前的一切虚化了，模糊了。我不忍卒读。这太悲观、太可怕了！这简直是把智慧的人视作提线木偶！
然而，我心中那股怒火迅速熄灭了。我又听到了北京的科学家的预言：假如不采取措施，控制北京地下水的开采和水质的恶化，到公元2000年，北京的地下水位将降到70米以下，硬度将大大超过国家饮用水标准——25德国度——达到50德国度，到那时候，北京现有的水井将大部分干枯报废，北京城近郊区将没有合格的地下水可以饮用！
长辛店，杨树地，我想起了它们。莫非，那就是未来北京的写照？不！我固执己见。因为，我注意到那个连词“假如”。假如我真找到了答案呢？
我伏贴在大地上倾听，从夕阳西下一直到朝霞满天。我徜徉在河流边探询，从她进城前年轻、美貌的时候，一直到她走出城市后衰老、丑陋的时候。
没有答案，只有一个寻找答案的线索。按图索骥，我难过极了。我为城市和我自己难过。
这是我偶然翻阅到1958年5月14日的《北京晚报》 。在那发黄的纸上，我读到了《前三门护城河的颂歌》那动情的文字：“……河道展宽以后，水量增加了，还可以开通北京与郊区的水上运输……在新的河道上植树绿化，它就将成为美丽的风景区。市民们经过一天的劳动，晚上可以来到这里散步谈心……”多么美妙但永远也不可能到来的景象啊！前三门护城河哪儿去了？地下铁道挤占了它的位置。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人的“自我驯化”？玉渊潭和颐和园通航的畅想，大概最终不过是纸上谈兵，而曾经希望乘船沿大运河途经天津直达苏杭的愿望，也早已化为泡影。人的天地，最后就是高楼的斗室里？轰鸣的汽车中？
不，我不相信。北京还有聊以自慰的三十多条河。
我去探询其中一条名字最动听的河。朱自清不曾用他的神来之笔写过《荷塘月色》，描述了这北京西郊万泉河的旖旎风光吗？可是，当我面对万泉河时，心凉了，冰凉彻骨。万泉河在哪里？这只是一条人工的河，一条没有活水的死河，一条污秽的臭河。
也许，情况并非都是如此。可不打听则己，一打听吓我一跳。北京的河着过火。这莫非是天方夜谭？你瞧，为了水，我踏进北京消防总队。果不其然，一个筑路工人在北运河的桥上划火柴点烟。火柴往河里一扔。“轰”的一声，河上顿起一条火龙，火焰高达十多米。这不是神话的神话之谜后来解开了，原来是工厂的易燃物质流进了河道。
我走遍了北京所有的河。我垂头丧气，我相信了别人的忠告：北京城治理了一条龙须沟，却出现了近二十条龙须沟。
我远远地避开河流。我跑累了，我找不到一个空气宜人，可以休养身心的地方。
茫茫然地，我平生第一遭踏进了红领巾公园。怎么回事？这座每天可接纳上万游人的公园，游人寥寥。怎么回事？在人满为患的城市中，倒有这么一块“无人区”？这不期而遇，使我大喜过望。
我不明白，红领巾公园主任潘有富为什么阴沉着脸对我说，这个公园“等于零”。明明存在，怎么等于零？
我向湖边走去。我病了吗？喘不上气儿来。什么臭味？越来越浓烈！简直令人作呕！我继续向前走。二十多年前，无数双红领巾稚嫩的小手搬走污泥浊水，捧出了一个红领巾湖。
眼前的是什么？是湖？凝滞、浓腻的水，灰如铁，黑如墨，没有波光，没有涟漪。炎炎夏日，居然热气腾腾，撩起缕缕白烟。
她死了！散发着腐败的恶息。
“恶息妨碍正常的呼吸功能。刺激神经中枢，使脉搏血压发生变化，持续的刺激会损伤脑神经。”我没有忘记医生的教诲，可我的判断力和记忆力似乎消失了，思维也停止了。我下意识地坐在死湖身边。
我恍恍惚惚，听到了一个声音从远处飘来：“别跑远了！回来。”谁在说话？“乖，快回来！看毒蚊子咬你！”我猛然惊醒。毒蚊子！白天咬人！北京奇闻！难怪公园主任忧心忡忡：这里的蚊子大白天抱成团，打成蛋，袭击人，咬得园艺工人白天无法劳动。水有毒，蚊子带不带毒？
我猛然记起了我在一本书上得到的知识。那2600年前的真知灼见，此时此地，我才悟出它的深刻内涵。
这是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阐发的哲理：人类健康是建立在人的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处于适宜的平衡状态上，而疾病则是这个平衡已被干扰，机体的某一部分为恢复这个平衡所做的努力。
我们住上了有暖气的房子，我们有了代步的汽车，我们有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可是，我们却牺牲了我们的红领巾湖，牺牲了一条条河流，牺牲了保障我们健康的环境。蚊子，适者生存了。人呢，难道我们就应当去患多种“城市文明病”，用我们这一代人的疾病和死亡去使下一代，下下一代人获得免疫能力吗？对一个心脏病、高血压病人，对一个癌症患者，说这样的话，不是太残酷了吗？我又获得了一个答案：有所得必有所失，这是无情的真理。
我再度陷入困境。我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漫无目的地在十里长街游荡，从冬走到夏，从春走到秋。我多少次望着王府井大街那熙熙攘攘的彩色人流，望着那一张张自满自足的笑脸，一见到这番景象，我总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我想去问一问：谁还记得王府井这个名称的由来？老北京知道，他们曾经吃的什么水？水当时是奇货，水霸可以发横财，水窝子的水又苦又涩。王府井，不就因为有一口甜水井才得了这个名称吗！老北京的人为什么喝苦水，不就因为水的硬度高吗！并非危言耸听， 北京硬度超标的地下水面积已达200多平方公里，个别地区水的硬度已达80度。其实，无须到80度，北京自来水的硬度如果达到60、70度，那已经又苦又涩了！
我又觅到了一个答案的思路。我踏进北京市自来水公司，和刚刚从东京考察自来水归来的副经理冯一歉一起算了几笔账。
日本是世界公认的资源贫乏国家。日本东京，1974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严重贫水，被世界舆论称之为“东京沙漠”。这大概并不奇怪。可是，北京人均占有水量充其量只是东京人均占有水量的二分之一，从水也是资源这个意义上讲，北京比东京资源更贫乏。
我们把世界几大都市的生活用水加以比较。纽约、莫斯科、东京、巴黎的市民每天人均生活用水都在500至600公升之间。 而北京人的纯生活用水只有100公升。节水的潜力不是无限的， 如果永远保持在这100公升的水平上，我们就不可能都有清洁的水冲式厕所，就无法使我们的洗衣机更多地运转起来，就无法拥有家庭浴室，就无法有……
地下水过量开采， 已累计亏损17亿吨。自来水供水能力在以每年5％的速度衰减。 而自然增长的需水量却以每年7％的速度递增。倘若1988年从密云水库取水的水源九厂不能建成，自来水公司就将从1985年的日供水能力137万吨，减少到113万吨，而1988年的需水量则从1985年的150万吨猛增到198万吨。
每年缺水85万吨，会出现什么景象？冯一歉苦苦一笑。不堪设想！所有能够停产的工厂都要停产，全北京都要像长辛店那样定时供水。
未来，我又想到了未来。对了，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引黄河水进京、引长江水进京的设想。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此昂贵的代价，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负担得起吗？即使即刻投资建造，公元2000年前水能引进北京吗？从1300公里外的长江引水， 从800公里外的黄河引水，对长江以北的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沿途是否也要用水？水会不会污染？问号太多了。
难道，北京真会因为贫水而自行消亡？
我走进了绝境，犹如困兽，但困兽犹斗。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是什么？人是城市的主宰！自然不可变更，但人的思想可以变更，城市的形态可以变更。我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靠牺牲环境建造了北京城。难道，我们就不能修补创伤，重新建立起一个适合于人生存的北京城？
我扑进大自然，听懂了大自然的语言：
“北京这座城市的人太多了！北京的总体规划方案说到公元2000年规划市区的城市人口400万，可现在就多出了几十万人口。如果不想两个人凑合喝一个人的水，那多出来的人就必须离开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没有多少水，却偏要生产生铁、钢材、焦炭、塑料。前两年，光这些运出城市的东西，就等于把4亿吨水运出去。”
“你们怎么就那么爱种水稻，还要发展鱼塘10万亩。没那么多水喂你们的80万亩水稻和10万亩鱼塘。种点省水的麦子不行吗？”
“你们必须建成一座节水型的城市。现在你们已经养成了大手大脚的毛病。厕所的水‘哗哗’地流，没人心疼；还放什么长流水镇牛奶、西瓜、啤酒。行啦，不多说了，想一想吧。”
198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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