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屋脊：猛士建造辉煌
作者：刘恩龙
——班玛采金脱贫纪实
凶杀、械斗、抢劫、诈骗……种种罪恶，弥漫着世界采金场的千古岁月。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贪婪之心造成的。中国也不例外。
就在70年代初，青海北部的祁连山采金场，两位相交多年、情义深笃的农民结伴挖金。当光线幽暗的矿洞里突然滚出金光闪闪的大金块时，同伴中的一位饿狼般扑上，将金块紧紧攫在手里，再三声言是自己挖出的；懊丧的另一位则佯装出洞拉屎，他用巨石沙土封死洞口，待伙伴完全窒息在洞里时，又掘开洞口。然而死去的同伴将金块紧紧抓在手里，他便拔出利刃，割断同伴手指，将金块从死者血淋淋的掌心里抠了出来……
80年代初，在青海南部的步青山采金场，一位年轻砂娃被高原上的毒日晒得满唇血泡，黑汗如注。正当他疲惫难熬时，一锨挖出一个黄灿灿的金坑，连裤腿也映黄了。他一时惊呆，傻站着发蒙。还没等他省过神来，背后一锨凌空劈下。他顿时脑浆横飞、血溅黄沙。行凶者用衣衫包起砂金，一溜烟窜入深山里去了。后来公安机关将杀人者抓捕归案，人们惊讶地发现罪犯竟是被害者的同村邻居，自小一起长大的好友。
采金人是改变不了其贪婪本性的。现在，我也要叙述一群采金人，他们也是贪婪的，他们在海拔4200米的青海南部高原的多柯河，以超人的胆识和魄力下的赌注更大，使用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采金设备，希冀淘出无穷的金子。他们的名字是：地质工程师陶铭灿、副州长陈一耕、工交局长李甫金、县委书记任友德、副县长曹天运以及高原铁汉姚红林，还有从县到州到省到国家有关部委局的人……在世界屋脊上发动了现代化采金船的隆隆机器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面对金光灿烂的黄金，贪婪、贪婪，无尽的贪婪。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必须解决一方水土上的子民的丰衣足食，必须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建造世界屋脊上的灿烂辉煌。
这是一种无私的贪婪。
1987年，青海，果洛班玛，县委和县政府都已经换过届了。县委书记任友德和县长普日哇双双走马上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解决全县18000 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的问题。县长普日哇主持县政府全面工作，而县委书记任友德却担负着一项对班玛脱贫有着极为关键作用的特殊使命。
任友德是从州里下来的。临行前州委书记吴有才、州长达杰反复向他交代了到班玛的任务，特别是副州长陈一耕更是具体筹划、部署。他谆谆告诫任友德：“咱们不能平稳过日子。你去是开拓班玛的。要敢担风险、敢抓，这是一场硬仗、恶战！要把一班人团结好，下决心两三年把任务拿下来！有困难州上会帮你，千头万绪，不忘一条，解决贫困的出路在于把金矿办好！州上是给你带着项目去的！”
任友德从内心里感到，陈州长说得非常实在。自己在州政府工作几年，完全了解班玛县的现状，此一去是成功还是失败，殊难预料。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共产党员，有着强烈事业心的人，特别又受到组织上如此信任，他别无选择，只有操起顶风船的舵轮，即使失败也得开。
班玛是典型的藏胞居住地，是果洛藏族的发祥地。藏语的意思是莲花，可见其在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圣。
1990年，当我踏上班玛的土地，看到河滩旁、高山上到处都是经幡招展。随便转一处几十户人家的转经点，那经布绵延一二里路长，如果用卡车把布装起来，起码得二三十辆卡车。县境内有寺院多达24所，平均每10口人当中就有一人是住寺喇嘛，或阿卡（游方喇嘛），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看来这莲花投向土地养育的不仅仅是人，还有他们神圣的宗教信仰。
56岁的索南告诉我：民主改革前，我们藏族农牧民穷得长年穿不上裤子，仅靠一件光板羊皮袄裹身。人晚上钻在柴草堆里防寒过夜，白天挖野菜镢麻、捕食旱獭充饥。出门流浪讨饭是很普遍的，草地上躺着冻饿而死的穷人到处都能看见……民主改革后，出门讨饭，串亲混饭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长期工作在班玛县的曹天运同志向我介绍的情况更为惊人：班玛全县有6300多平方公里土地，草山800 多万亩，大小牲畜25至30万头，交通非常落后，1959年以前进出全靠骑马，运东西全靠牦牛驮。1960年才修通了班玛到达日的一段简易便道，尔后用了24年的时间才达到乡乡通公路。生产长期徘徊不前，1984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最落后的贫困县。当时人均收入在全国最低，仅147 元；工业产值仅17万元，是全国贫困县中的贫困县。每年收入仅占到支出的20％左右，而70％以上靠国家救济，救济款高达数百万元。
但是，班玛不应该贫困。在它的广袤土地上，有冬虫夏草、麝香鹿茸等丰富的动植物药材资源，班玛还有丰富的水资源，而且水里流着真正的金砂。
这也许是上苍的恩赐，一亿九千五百万年前的三迭纪后期，潜于深海沟下的班玛地层，于深海中火山喷发。大量花岗岩熔浆滚滚滔滔，带着海底深处的满腔怒火与炽烈的情焰，呼啸而起，将地球体内的精华宝藏源源带出，无数黄金就从地宫秘府来到地表。
班玛告别海洋，黄金出水。这是一个地球革命的时代。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地球高高地耸起犄角——青藏高原。班玛大地与喜马拉雅山挽臂而起。高原上的万千水流，再也不能向西向南奔涌了，纷纷调头东来。长江开拓着千山万岭，黄河掘通了黄土通道，这一江一河奔涌东流的景观，越过时空的彼岸，使高原进入了繁荣时代。生物多方面发展，秃山野岭上有了茂盛的绿色植被，果洛班玛出现了现代原始森林，动植物种类数目大量出现，渐渐的有了人类。在这个地质学家赞之为“灵生纪”的时期，果洛班玛的山更高了，气候寒冷了，出现了冰川、冰蚀谷、冰坝，冰斗……在这山川河流、冰层、森林一切的一切之下，巨量黄金隐身蔽体，向世界默默露出神秘高傲的微笑……它的远景储量高达上千吨！
黄金是财富。拥有了黄金，也就拥有了丰衣足食，不必忍受穷苦的煎熬。，班玛藏胞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不是不知道他们脚下的土地理藏着宝藏。
从班玛县政府所在地色来塘镇的名字看，就表明当地藏胞早就知道这山这水藏着黄金。传说900 多年前，果洛藏族先祖来到此地。夜里发现河滩金光闪闪，云蒸霞蔚，一片祥光瑞气，第二天便在河滩看见很多金块。色来塘——金滩，果洛先祖们便以为是神灵昭示，就在此地居住下来，刀耕火种，半农半牧，后来果然兴旺发达，向外扩展为“三果洛”。班玛因此成了果洛藏族人的发祥地，圣土！
多少年来，班玛人守着金滩，却没动过一个金块、一粒金砂。就在几年前还有外来的砂娃子，偷偷挖掘过黄金，遗留下为数寥寥的沙坑。眼看着黄澄澄的金子被人挖走，贫穷的班玛人依然不动手把金子抱在自己的怀里。
1984年，班玛县人民政府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使藏胞脱贫致富，特意组织牧民采金。当乡干部骑马到牧委会宣传组织采金，藏胞却个个摇头反对。实在无法说动他们，只好召开大会通过抓阄方式“选”出采金者。被“选”出的牧民愁眉苦脸，声言干一阵必须回家，由别人再去顶替，苦差使要轮着干！
采金牧民坐着县政府派来接送的汽车，带着县农牧局供应的架子车、水桶、锨、镐等一应工具，在乡干部和聘请来的外地淘金技工带领下，来到采金场上。
干一会儿，他们要“佳通”（喝茶、拌炒面糌粑吃饭），佳通一两个小时后再干活。干一会又要佳通，一天要佳通五六次，搞得乡干部哭笑不得。真是锨柄没握热却把屁股坐热了，砂金没淘上却把肚子塞胀了。这样淘金，平均每人每天产值不到三毛钱，连工具成本费也抵偿不了！
昂贵如斯的黄金，为何竟打不动贫穷的班玛人的心？
同年10月，在一座向阳的山坡下，一位乡干部同40多岁的牧民扎西交谈，扎西面容憔悴、衣袍褴褛。他半靠着山坡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不远的山坡下，是他的打着补丁的旧帐房。褐色的牛毛帐房旁，灰白的经幡在牛毛绳上猎猎飘抖。
问：“你家日子这么难，前几个月挖金子，你为啥不愿意去？”
扎西：“挖金子？嘿，我才不去哩！”
“那为啥？”
扎西惊奇地瞥了乡干部一眼，意思是连这你都不明白。
乡干部诚恳地说：“我真的不清楚，才问你哩！”
扎西笑了：“呀，你硬问哩格，我给你说！”
老人们说，人的生活好坏，全在自个儿的“命”。“命”就在自个儿的额头中。命里没有的东西，不能强求。穷人就是受穷的命，你要强求富，还是富不了，最后不是冻死就是饿死！只有多做善事，来世才能不受罪，不受苦！有一个老阿奶有“不丢东西”的命，有一天他儿子不小心，把她的金戒指掉到水里，被鱼吃了，后来老阿奶请佛祖的弟子来吃饭，老阿奶叫人买来鱼，打开鱼肚子，金戒指就在鱼肚里。这就是神佛赐给人的命。
说了这些后，扎西一副安心听命、知足常乐的样子。他笑着解释：“哑！我就是这受穷受苦的命。强求我去掏金子也富不了，不知哪天灾难要来哩！还是好好放自家的牛羊，多做些善事，来世可能会好哩！”
像扎西这样想的人，在班玛人当中很普遍，因为这里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地区。
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陈旧的、甚至带着迷信色彩的人生观念，导致了他们不思改善生存环境，不思聚敛财富，仍然在贫困中度日。
这就是将要接手县委书记职务的任友德的班玛，自然环境与人文地理充满着难以理喻的矛盾。
1987年8 月17日，41岁的任友德打点一下，就只身奔向了班玛的任上。
二
任友德到了班玛，在县招待所住下。有一次他碰到了同住招待所的陶铭灿，两人一见如故，谈了几乎三天三夜。老陶是省黄金局的总工程师，专搞黄金勘探的。
1979年，当时的中共班玛县委、县政府为改变班玛贫穷落后的面貌，寻求脱贫致富的道路，邀请青海省地质四队来勘察金矿。
当时还是工程师的陶铭灿带着十几个地质队员，像医生一样开始了对班玛大地的把脉。他们到班玛找金矿，也是顶着压力来的，因为早有权威下了“青南无金矿”的结论。
从相貌上看，陶铭灿并没有被长期的野外生活熏黑，是个地道的白面书生。他谈吐不疾不徐，人显得沉稳干练，骨子里透着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倔强。他是个四川人，60年代初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曾参与过新中国第一个万两金矿——罕达气金矿的找矿工作。1967年他随队迁至青海，十几年来已踏遍青海大地。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与长期的实践经验，使他练就了一副寻找金矿的火眼金睛——瞧瞧岩石的颜色，就能判定此地有无金矿及含金储量的品位等等。
“咱们得鼓劲哟！”这是陶铭灿鼓励队员，也是鼓励自己的口头禅。
谁都知道干地质是最苦的。风餐露宿，饱一顿饥一顿是常事，甚至经常发生的意外情况导致人献出生命，也是屡见不鲜的。在1979年班玛的踏勘中，他们发现了许多砂金富集成矿的地质地貌。1980年与汤云桢工程师进一步对班玛达卡地段进行普查，布置砂钻工程千余米，浅井190 米，取工程金砂样3118个，求得可观的黄金储量。不料9 月25日那天，地质队一辆汽车在转移途中，在绵绵细雨的夜晚，从山腰的路上滑坡栽人波涛汹涌的多柯河。4 名地质队员不幸殉难。这悲惨的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地质队员们，也夭折了他们刚刚起步的青南勘金事业。不支持在青南找矿的个别领导，借此否定了班玛找矿。1981年到1983年底，力主在青南继续找矿的陶铭灿本人，受到不安排工作的编外对待，只拿60％的工资。这对身怀探矿绝技，视献身祖国地质事业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是何等致命的打击啊！但个人的声誉受损不算什么，他坚信青南富藏着巨量黄金，深信在贫困线下的班玛人民需要他们拿出有黄金的证据。后来，在搞地质出身的地矿局局长宋瑞祥支持下，陶铭灿和8 名地质队员，组成“九人勘踏小组”，在1983年再下青南！
经过千辛万苦的勘察，他们终于确定了多柯河夏曲支流的十公里地段，有×吨左右黄金的储量，当他们高奏凯歌而归时；时令已从阴雨绵绵的秋季，跨入了大雪飘飘的隆冬！
又经过1984年和1985两年的勘察，陶铭灿与龚国仁等编写了《多卡砂金矿地质报告》。这份报告1987年通过评审验收，荣获国家地矿部颁发的找矿二等奖。
至此，青南富藏金矿已大白天下，青海黄金开发事业中出现了一个观念上的根本转变，黄金开采重点，由海北转向有广阔前景的青南。
由此看来，没有陶铭灿的坚韧执著，就没有果洛州委州政府派任友德到班玛上任的根据（他也可以到其他县当书记）。
实事求是地说，在班玛未来要竖起的脱贫致富的丰碑上，第一个就该镌刻上陶铭灿三个大字。
和老陶的长谈，强化了任友德领着班玛一班人上金矿的信心。事实上，此刻的任友德已经箭在弦上，想退也来不及了。
1987年8 月30日至9 月3 日，西宁。到任仅10天的任友德，已经坐在果洛州驻西宁办事处二楼会议室里了。这里，正在举行“多卡金矿储量评审会”。
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评审会，可为着它的召开，许多人付出了心血。首当其冲的是果洛州工交局长李甫金。他奔走呼吁，“连蒙带唬”，几近乎声嘶力竭。这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全部才能都投入到这个决定班玛未来命运的活动中。
李甫金干过地质，凭经验认定青南有金矿，而且坚信班玛要脱贫的惟一捷径是开采黄金，以期积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只不过他还没有一份更清晰更完整的蓝图。
1984年的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陶铭灿和他的队员们还在班玛多卡荒原上含辛茹苦地普查。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冲破雨幕，满身泥浆地爬上山来。车门打开，李甫金和几个人抬着鼓鼓囊囊的两麻袋青菜下来。这两麻袋青菜，对于长期困守旷野荒山的地质队员来说，完全是送来了维持生存的维他命！霎时，他们的心拉得更近了，李甫金的大手与陶铭灿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同是搞地质出身的两条江南汉子，在北方的大山上，血液同样地滚烫，畅谈班玛黄金开发、储量、品位、前景……高山话流水，知己遇知音，最后归结到采用现代化手段，建造一条采金船开采班玛的金矿。
作为果洛州工交局长的李甫金，一旦目标明确了，他便非常投入。他向当时的州委书记格桑多杰谈金矿的开发，向州长郭振华、副州长达杰谈班玛金矿对果洛州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意义，以期取得州委州政府支持。并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动手起草了《班玛多卡金矿采金船建议书》。可以说，这份建议书凝结了他几年的心血，充分表达了他对班玛大地的深深眷恋。同是共产党员、同为果洛人民班玛人民脱贫致富而鞠躬尽瘁的州委书记、州长们，立即批准了这份建议。1985年4 月，他携建议书到了西宁向省重工业厅和地矿局汇报，得到支持。恰巧国家某黄金研究所的几位专家正在西宁，他们了解了情况也支持上采金船，只是担心采矿地段有巨砾使采金船无法作业。本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精神，他们很想去班玛实地考察，却又怕身体吃不消四五千米的高海拔所带来的反应，因为在西宁他们就感到口干舌燥受不了了。
李甫金知道专家们有高原恐惧症，也知道高原对习惯于平川生活的人意味着什么。但专家不去班玛，他的建议书还等于废纸。专家早去一天，班玛脱贫的希望就提前一天。于是，他向专家们说：“我是江苏人，在果洛30年，从来就没什么高原反应，那都是传说，没事的。”专家疑疑惑惑，有人说：“那里的路不好走。”他说：“没事的！路况相当好，全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快得很！”专家们惊讶了：“青海有高速公路？”他回笑：“到了西宁，全是高速公路，笔直笔直的，全封闭，路面上一个人都没有。”其实，中国当时没有高速公路，李甫金也从未见过高速公路是啥模样。就这样，他好歹把三位专家哄上了去班玛的吉普车。一路上，他想办法逗他们，解除他们的紧张心理。车过海拔3500米的日月山，他就给他们讲文成公主摔日月宝镜的传说。车到三塔拉时，几十公里的大戈壁公路如一条直线直通天边，司机故意放开车速达100 多公里，吉普车如一利箭，贴着路面飞行。李甫金笑问工程师们：“咋样，青海的高速公路好不好？”工程师们频频点头：“就是就是！确实是高速公路！”车过海拔4200米的花石峡时，缺氧使他们头疼难忍，个个都说不了话了。李甫金便扯起粗哑嗓门：“白云环绕着祁连山，鲜花开放在青海草原，草原上有肥壮的牛羊，深山里有无尽的矿藏……”他唱了他当地质队员时唱过的《地质之歌》，他还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果洛的地质构造，讲果洛藏族牧区的风土人情，讲玛积雪山下冬天零下40多度，出气冻成冰屑，讲果洛大风将牛羊吹赶进黄河里的奇景，还讲了牧民帐房里一串串有趣的故事。他的那些新颖、幽默故事不时引起笑声。在一路笑谈中，他们的吉普车驶入了果洛腹地地势平阔的中心站，专家们突然想起被称为“鬼门关”的花石峡、海拔5000多米的玛积雪山，他们忧心忡忡地问起来。李甫金哈哈大笑：“那个呀，早就过啰！”他就是这样请专家完成了对班玛金矿的实地考察。
也许李甫金不该使用这样的手段请专家，但不用这样的手段又用什么手段呢？中国的事，有时候是不能苛求手段的，那样什么也干不成。为了班玛金矿的早日上马，他不仅哄人，而且还“骗”人。按照采金船项目建议书，上采金船必须修通从县城到多卡的140 多公里公路，以便运输材料。这一段公路需投资200 万元。他事先里里外外，旯旯旮旮地把修公路的理由全找全了，才去省交通厅要投资，当他向一位副厅长说完了要投资的理由后，连他也被自己的话感动了，心想副厅长一定会被感动的，一定会为修公路拨款的。哪知副厅长不紧不慢地说：金矿公路我们不能管，文件有规定，这方面谁投资谁得益，谁开矿谁修路！他的心凉透了，没指望了。可班玛是个贫困县，哪来200 万修公路？后来他想到县乡公路是国家投资管理，因此就又去找交通厅张吉喜厅长，向他说班玛有四个乡羊毛拉不出来，叫四川人弄走了（当时羊毛紧俏，青海省不让羊毛外流），出售牛羊也往四川赶，药材也运不出来等等，绝口不提金矿，其实还是为金矿修路要钱，张厅长知道这情况，就答应了拨款。修路要搞公路设计，本该请省交通厅公路设计院来设计，但他们一来就露馅了。李甫金就让州公路工程队设计，对省交通厅说果洛班玛没钱，设计费拿不出来（实际上已借到4 万元）。钱一拨下来，他先修达卡乡到多卡金矿的路。其他的公路即使不好，还可以找理由要钱，如桥塌了，涵洞垮了，你省上还得给拨点钱吧！后来州工交局的一位副局长，在省上开会无意中把话说露了。省交通厅恍然大悟，坚决表示修金矿公路他们不拨钱！他又去找张厅长，找主管的陈工程师解释，交通厅没砍这笔拨款，但少给了30万元。采船建成后，他在几次会议上都说，由于省交通厅看得准，投资200 万元修公路才上了金矿的采金船。他们高兴，1990年又给拨了35万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职能部门，都能满腔热情地对待贫困地区，也有不合作、不支持的。
1988年3 月下旬，果洛州政府邀请省计委、哈尔滨采金船设计院、省财经委、省建设厅、省地矿局、省重工业厅、省人民银行、省建设银行等在西宁召开多卡金矿一号采金船设计审查会议。李甫金与班码多卡矿矿长姚红林，兴致勃勃地送通知到省建设厅设计审查处。不料此处一位干部冷淡地瞧着他俩说：“你们前两天送的通知见了，这个设计审查会我们参加不参加不一定。”李甫金心里窝火，但又强忍着笑着和他们商量。此人这才告诉李甫金，这个会议的通知应该由他们发，应该提前半个月给他们上交设计文件，他们审查后认为可行，然后由他们通知召开设计审查会。李甫金赶忙道歉：“我们果洛从没有干过这种事，也不了解这种程序。开审查会还是请你们参加！”不料那人依然板着面孔，不冷不热地说：“我们看情况再谈吧。有人了，有时间了参加。”整个谈话十几分钟，李甫金、姚红林一直站着说话，办公室大沙发明明摆着，人家就是不让坐，有意冷他俩。
李甫金回来与副州长陈一耕商量决定：咱们多请几次，总可以了吧！以后李甫金亲自去请了五次，他们每次都是不冷不热回答：我们有人了有时间了去。李甫金想：咱们果洛方面有难处啊，这个审查会召开，要等国家黄金局长春定额站定时间，他们是主审单位。还要等设计单位定时间。我们没办法啊！现在建设厅设计审查处如此刁难，咱们也没办法。对付他们的刁难惟一办法是多请。此后李甫金每天早到半小时，等他们上班了去请。而他们多次推诿抽不出人。李甫金瞧着他们满办公室人，心里憋气。也得走开，只好第二天再来请。
李甫金向我说：“一次一次请，上帝也会感动了，何况他们不是上帝！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州工交局长，正处级，再三再四，再五再六地请，你也不过是个处长，那么大架子！到审查会最后一天，我有事，姚红林去请，好话说尽，他们才来了一个人。来了，大家高兴。可是这位发言带情绪，他毫不客气地说：设计审查应由我们审查可行后再发通知！你们开会是不合适的！设计要进行设计资格审查，还要登记。这个设计单位设计资格够不够，我们还没审查，哈尔滨设计院有没有资格设计，我们也不清楚……”
“听着他的话，我们大家气呀。瞧瞧，他是说我们会议是不合法的！我们还没说话，哈尔滨设计院总工程师宫守俊火了：我们哈尔滨采金船设计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单位，冶金部颁发的设计资格证书影印件在通知前附着。全国170 多条采金船，我们单位设计了150 多条，其余18条也是参照我们的。我们是国家采金船设计的惟一单位，我们走过全国很多省市，都没说我们设计资格够不够的问题。青海还有这么个问题？既然审查设计资格问题，我倒要问问你们审查过几条采金船？你们单位有多少搞砂金矿、采金船的高级工程师？”
“青海明明从来没有过采金船，他们明明知道审查处无砂金、采金船高级工程师，把审查处这位讽刺坏了。这位尴尬极了，说了句话站起来灰溜溜走掉了！他走后，省重工业厅谷向阳厅长说，他们不批我批，反正事情要办。后来重工业厅批了！”
“我说呀，我们这个体制有问题。譬如：公路设计也好，采金船也好，他们单位没有那么多专业人才，偏偏按规定让他们把关。其实把关也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这应该是专业部门的事。建设厅设计审查处，青海造原子弹也要他们把关吗？这真是内行搞设计、外行来审查……再说，政府主管部门转换职能，应该为企业搞服务，他们即使有自己的规程，也应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嘛！哪能这样耍官腔，搞官僚！”。
办班玛多卡金矿，李甫金遇到的事真多，真的是一言难尽！可为了班玛的脱贫，他把自己的绝顶聪明才智就那么使用了，还得忍气吞声。当他向我谈起这些的时候，非常感慨：“我1983年当州工交局局长，为给贫困地区要钱搞建设，把省上哄了快十年啦！没办法，我们搞点小名堂，也是逼出来的。讲真话，他们不给钱，只有讲假话了。话说回来，万一金矿失败，上边追查起来，我的麻烦可大啦！”
在任友德带着州委州政府的特殊使命到班玛上任前，为上采金船项目做前铺垫的，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班玛县常务副县长曹天运。
老曹是河南人，在班玛工作至今已30多年了，是班玛惟一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又没离开高原的内地人。52岁的他身材瘦削，人显得很精干，说话很急很冲，里外透着一股子坚韧和执著的劲头。如果和他谈起班玛，没有能难住他的问题。这个夏窝子载畜多少只，那个冬窝子住多少户人家；这个山头上有什么动物，那条山谷里有什么药草，他都可以张口就说。当他40岁的时候，就已经骑着马走遍了班玛的高山峡谷，一坡一沟，一草一木，他都熟悉，是班玛的活字典。老曹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还是在班玛银行工作时，有一次去吉卡公社为信用社建账，有人捎信来说他女儿摔骨折了。那时吉卡没公路，进出全靠骑马，而主要的是他一走，这账目就建不起来，影响二三千藏胞的生活，他就没回去。而女儿的腿由于治疗不及时，便落下了残疾。这是老曹认真工作付出的代价。作为父亲也非常痛苦，觉得很对不起女儿，但他依然不改做事认真的性格。他不知道，日后他还将为认真付出代价。
当陶铭灿探明班玛金矿的储量时，推心置腹地跟老曹说，班玛很穷，一下子上采金船的阻力小不了。应该先上一个小型金矿，用传统的方法把金子挖出来，消除某些人的怀疑，等条件成熟了再上采金船。老曹听从了陶铭灿的建议，拉上了当时还在多柯河乡当党委副书记的姚红林，筹建小金矿。当时30岁的姚红林是满族，随父母从东北大连来班玛的。姚红林也是后来上采金船不可缺少的干将。老曹和姚红林率20人，在陶铭灿的陪同下，于1987年7 月6 日开赴多柯河吉卡河段，用锨用镐挖开了班玛采金的新历史。
在吉卡小矿上，县长矿长和工人们一起住漏雨的工棚。早晨起来，常常被子雨衣上结满白冰。矿上没交通车，他们长期吃着馍馍就辣酱。在那些大干的日子，他们顶着晨星出工，踩着夜色收工，天下小雨，就冒雨大干；天下大雨，还要顶雨拣野菜蘑菇备菜。40多天过去，小金矿采金产量稳定了，老曹才离开小矿返回单位。回县后，他也经常抽出时间去小矿察看。每次到矿，摸起铁锹就和工人一起大干。他心里清楚，小金矿不允许失败，它是班玛脱贫的序曲。
三
从陶铭灿、李甫金到曹天运、姚红林，这就是任友德接手县委书记上采金船的基本班底。当他坐在果洛州驻西宁办事处二楼会议室里，参加“班玛多卡金矿储量评审和开采预算”会议时，心里依然不免七上八下。千奇百怪的问题，五花八门的矛盾，就是有丰富想象力的人，也不容易想象得到，想得清楚。
这次会议由果洛州人民政府主持，邀请冶金部哈尔滨采金船设计院、青海省矿产储量委员会、省地矿局、省重工业厅、省计委和果洛州工交局、班玛县委、县政府等单位的专家和负责人参加，从1987年8 月30日开始，至9 月3 日，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论证，班玛多卡金矿储量被鉴定为一个前景远大的富矿，具有工业开采价值，可以使用现代化采金船手段开采。这当然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值得高兴。但开采需要修路、架桥、动力等辅助设施建设和建船投资约700 万元。这又犹如一瓢冷水当头泼下。700 万元人民币，这对班玛意味着什么？当时的班玛，牦牛、藏羊、马以及其他家底加起来共有资产500 万元，也就是说，把班玛县卖了也不够上这条采金船的资金。人要吃饭穿衣，牛羊要喝水吃草，卖家底是不可能的。那么，出路只有一条，贷款。还没见过采金船是啥模样，就把700 万元债务背上，谁敢拍这个板？成固可喜，败则还犹荣吗？不可能！
当时的任友德是什么心情，现在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当与会人员将目光集中到他身上时，他只记得不能给自己留退路，不能怯阵，当场表示采金船必须上，700万元贷款，没有技术人才，招聘引进、培养。班玛县脱贫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
任友德9 月5 日就回到班玛，立即召集县委、县政府、县人大三套班子的联合会议，研究贷款开矿。
700 万元巨额贷款，像阴沉沉的乌云笼罩人们的心头。沉默、惶惑、沉思、担忧、嘲弄、坚定，五花八门的心思支配着会议的气氛。这也难怪，在多灾多难而又艰苦异常的高原工作，人们常以平安度日为第一原则。任友德却将锋利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自己的头上。任友德怎么了？脑袋缺根弦，还是神经有毛病？任友德拍板后，一位相识多年的老熟人劝告他：“你胆子大呀！现在县上干部议论纷纷，说你给班玛闯下大祸了，你拍板贷700 万，如果挖不出金子，有你好戏看哩！现在好多人说你一脚在外边，一脚在监牢。任书记，弄不好你栽在这上，一生全完了！”任友德不置可否，他能说什么呢？但真的猛士是无畏的。
这时，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县以前不是没挖过金，1984年那次，一人一天产值三毛钱，连工具钱也不够。这贷款700 万元，怎么给人家还？”又有人说：“地下的东西谁也摸不清，看不透，万一挖不出，咱们投资收不回来，采金船摆在干河滩只能等着烂掉，是耻辱的罪证，是谁的罪？是我们这一届领导的罪啊！”“挖金子挖了牧民草场，牧民到哪儿去放牧？牧民祖祖辈辈靠草山，挖了牧民心痛啊！”……
任友德冷静地听着不同意见，待大家说完了，他缓慢地说：“风险必须要承担，开拓工作本身就是担风险！我们领导一个县要想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必须有担风险的思想准备！企业家不冒风险，就没有企业的发展兴旺；中国革命不冒流血牺牲风险，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班玛县不冒风险，就没有班玛脱贫致富的可能！再说，我们也不是盲目冒险，黄金储量省地质矿产储委会都核准了，省各专业主管部门也认定有金，我们的黄金开发是建在科学依据上的。”
此时，常务副县长曹天运，操着又急又冲的河南话，以自己在小金矿40天挖出1．3公斤金子的事实，热情地阐述看法，毅然支持上采金船！
受曹天运的感染，与会人员大都陆续表示同意上采金船项目。
酝酿、犹豫、争论、徘徊、反反复复，历经3 年的议题，终于在新任县委书记任友德主持下，拍板定案。
三套班子会议后，县府所在地赛来塘，风雨满城，沸沸扬扬，人心不稳。
身为多卡金矿筹建总指挥的常务副县长曹天运，在县城大街上被十几名歹徒围打、追杀，幸亏四名武警及时保护，才冲了出来。曹天运当时被打得头破血流，面目青肿，耳朵听不见声音，背后被刺一刀，尖刀扎透两层毛衣，扎入体内半寸深，危及性命。事后公安机关严惩了罪犯，但广大干部内心清楚，这是对办金矿的挑衅！
1988年11月，寒风在多卡的峡谷山巅困兽般傲啸，山寒水瘦，冰封雪飘。17名冒严寒踏冰雪挖机坑的金矿工人，受到数十名不明采金真情的牧民围攻。藏刀、杈子枪，愤怒的面孔与叫骂，大有酿成流血冲突之势。当地蹲点干部避而远之。某些县上干部对闹事者不管不理，任其事态扩大，生怕将自己牵扯进风险中。
任友德闻讯即带3 名公安人员，顶风冒寒驱车前往闹事地点。他召集群众大会，详尽宣传开矿致富道理，号召广大牧民支持办矿，会后闹事者醒悟，作出诚恳检查。
班玛是个全民信教的藏族牧区，几乎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笼罩着宗教的神秘庄严气氛；寺院巍峨宏丽，山野玛尼堆、天葬场处处可见。
一些宗教思想浓厚的干部和宗教人员认为：“班玛祖祖辈辈没富，现在开矿采金把宝气挖了永远也富不起了！”“挖了地下脉气，班玛就出不了活佛，要有灾难哩！”“任友德糟糕，挖财气动神山，对神佛大不恭！”“这几年果洛雪灾多就是在神山动土，到处乱挖造成的！”甚至在县人大会上，一部分人公开质问：挖黄金对班玛县有什么好处？
任友德毕竟是在果洛藏族牧区工作多年，他冷静地分析思考了这些敏感的问题，在各种会议上耐心地以班玛当地实事进行讲解教育。并且找了当地的活佛，让身兼县人大委员的宗教上层人士帮着做群众工作。活佛听了办矿对牧民群众、对本县、对国家的好处，欣然表示拥护办矿。他在人大会上发言：我是活佛，按宗教说不能动土。但这是国家、班玛人民的需要，我支持办矿！草山挖了，牧民心疼，可金子价值比牛羊高多哩！仁保且么（金子是宝中之宝）！哦它巴音（我同意支持）。
采金船在多卡山野的大峡谷顶着风雪雨霜建造。风言凤语竟插上翅膀，飞到了政府家属院，飞进任友德妻子屈玉芬耳朵里。她火急火燎地四处打电话给任友德，劈头就问：“你们出了啥事啦？你们采金到底有没有希望？……”一口气问了一大串儿。
任友德笑道：“哎呀呀！看把你急的，别慌，慢慢说！我在这儿好着哩！”
“你呀你！……你们搞的这些事叫人越来越害怕！”
“不行！我要到金矿上看一看哩。有希望，天塌下来我陪你撑着！没希望，……唉唉！”
第二天傍晚，任友德下班出了办公室，突然看见妻子拎着行李包，站在眼前。
“你真的来了？”任友德望着妻子笑着问。
“我不来看看，你叫我急死在家里呀！”屈玉芬掉了泪。
去多卡金矿工地看过，屈玉芬决定搬来班玛。她毕竟也是有2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60年代的青年突击手呢！
四
揪心扯肝的世界上最高的采金船，经过将近两年的筹备，在最贫困的小县，由一群铮铮铁骨的人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在1989年6 月正式建造。
任友德他们从内地聘来工程师、技术工人造船，他们自己则千方百计修整公路，以便原材料运输畅通。说也奇怪，那一年班玛年降雨量竟达1000多毫米。夏秋季淫雨连绵数日，通住金矿的简易公路，不停地发生塌方。冬季冰雪不断，几尺厚的雪又封死了公路，有的路段坚冰竟达1 ．5 米厚。
1989年6 月，内地造船队开进金矿，开始造船的前期工程。现场指挥曹天运组织9 辆汽车，满载造船物资，冒着连绵阴雨，驶向140 多公里外的金矿。
为确保物资安全运往金矿，曹县长亲自带队，筹划安排路途一切事项。而县委书记任友德，也率领推土机在前充当开路先锋。这风雨交加中的140 多公里的简易公路，坎坷崎岖，路滑坡陡，山大沟深，高寒缺氧，本是一条危机四伏的险途，而他们却要在这险途风雨中行驶载重15吨的巨型汽车。行进40多公里，一辆卡车车轮窝进泥坑里。司机开车猛冲，不料没有冲出，反而将车轮完全淹没在泥水里。曹县长急忙调来拖拉机拖，拖了好长时间还是拖不出来。曹县长和众人商议：挖坑垫石，将车拖出来！
大雨哗哗地下着，翠绿的山野已蒙上一层暮色，渐渐地沉于黑夜中去了。曹县长摸起铁锨，带领随行十多人猛挖起来。汽车车灯几道光柱交映，曹县长瘦长的身影在光柱的雨网中晃动，职工干部的身影也在车灯光柱中晃动。当人们体力渐渐不支时，曹县长不知什么时候，领来了修路民工，几番轮换猛挖。待坑挖好时，曹县长手腕上带雨滴的表针已指向凌晨三时了，于是又分头找石块垫坑。茫茫雨夜，石块难找。很多外来的汽车司机也披起雨衣，投入挖坑找石垫坑的劳动。路坑完全挖好垫好时，东边山巅上，阴雨的夜空里，已亮起一线淡淡的鱼肚白。当陷进坑里的汽车终于被拖出来时，天已大亮了。
人们心里一松，疲倦、瞌睡全涌上来。有人上车就闭眼睡去。曹县长深知，建矿物资急不可待，大家必须昼夜兼程。他从食品箱里，将油条、手抓羊肉、啤酒、香烟——送给司机们，嘱咐大家吃饱休息一会，继续赶路。
第二天，车队又顶着大雨，在坎坷的山路上慎重前进。走了8 公里，一辆汽车又陷进泥坑。众人瞧着车后轮陷没了，这儿是软土，用两台拖拉机同时拖是会拖出的。于是两台拖拉机挂好拖。拖拉机一使劲，汽车吱哑哑拖出来了。人们还没发觉，眼明的曹县长突然大叫一声：“汽车轮子！”人们才发觉，拖上来的是车身，后轮子还在泥坑里，于是众人又一阵忙，弄出轮子支好车，费了半天时间才修好。车行驶了30公里，天又黑了。车队在黑夜里亮灯向前，不料走了一段路，又有一辆15吨巨型车轮胎泄气，原来是被路上石头割破了。于是大家又补车胎（备用的车轮早用完了）、吃饭。曹县长找来喷灯、铝壶，为大家烧水、泡茶。车胎补好后，车队在深夜又顶风冒雨向前挺进。好在司机都是久在高原跑车的司机，个个能吃苦熬夜。车行一段路，瞧见前边有一辆为金矿拉水泥的外地汽车陷在坑里。大伙儿帮着拖出后，那位司机气呼呼调转车头，就要返回。曹县长急忙上前劝阻。那司机狠狠瞪一眼，怒气冲天地骂：“真他妈鬼地方，鬼路！伙计们，不想受罪还是往回返！这鬼路根本不是车走的路！”说完，开着车返回去了。外来司机们面面相觑。曹县长见状赶忙劝大家。司机们为曹县长一片赤诚所动，有人说人家县长一路陪咱们，一路烟酒的招待，真够意思！够朋友！咱们看县长份上也要帮班玛一把。大家纷纷上车，继续前进。
三天三夜风雨险途中的颠簸，劳顿，累得人们手拿食物吃着，就闭上眼睛睡着了。可刚睡一会儿，马上又被寒冷冻醒。曹县长一路操心，指挥，挖坑垫石，又要照顾外来司机的吃喝，格外劳累。他身体本来就瘦弱，此刻更是疲劳不堪，眼皮涩痛肿胀，走路摇摇晃晃。坐上车就想闭眼打盹，又冻得浑身发抖。
就在曹天运率大队挖坑垫石，一路辛苦的同时，任友德也率拖拉机在前边苦战。他们脚下的简易公路，其实是一条正在修筑的山间便道。简易公路常常在溪流、小河中钻水而过。此时阴雨连降，山洪陡涨。遇到水深处，他们一行几人，就在大雨中去山崖下抱石头，背片石，几个人全都弄得满身泥浆。任友德离县时带着的几个馍馍作干粮，可在路上遇见去金矿的车窝着，司机已饿了两天，就把馍馍送司机吃，自己挨饿。
曹天运经常带着40多人修路。果洛班玛的冬天特别寒冷，人们被冻得鼻尖发疼，鼻腔酸溜溜。鼻孔出气，立即在眼睫毛上凝成白霜，戴的黑棉帽也变成了白帽。年过半百的曹县长和大家一起挥镐猛挖，坚冰震得他满手血泡。干一会，缺氧又逼得他大口喘气。性急的他在冰上忙碌着奔走指挥，常常摔倒在坚冰上，碰得膝盖生疼，小腿肿胀。有次他一脚踩破薄冰，一条腿掉进深水中，一下子湿到大腿根。拔出腿，棉裤冻硬了，他立即找人用汽车喷灯烤。大家劝他去驾驶室休息。曹县长说：“也有年轻人落过水，烤干照样干。我要和大家一起干到底。当县长的休息，会影响大家干劲的。”
曹天运带领职工们早出晚归，啃冻得石头样硬的馍馍，吞咽山野白雪，硬是打通了道路，使大批建矿急需物资按时运送到位。曹县长他们，个个成了黑人，脸上脱了一层皮，巴掌上布满厚茧与渗血的裂口，不少人得了“雪盲症”。
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县机关的干部，大家都为金矿建设吃苦出力，而矿长姚红林更是玩命，大概没有人比他经历九死一生的机会更多。
金矿基建工地上，承受船体的机坑，有一次坍塌了，码头一下子垮掉45米。若不及时抢险，大吊车将倒入水坑。姚红林立即组织民工下水抢救。哪知一下水，他们立即像受蛰似地爬上来。水寒刺骨，人根本忍受不了。姚红林却脱掉衣裤，操起钢钎跳入水中。不到一分钟，他也受不了，急忙爬上岸，使劲跳跃、活动。然后，他又拎来黄油桶，浑身涂上黄油，再一次摸起钢纤“噗通”跳下水。其余5 名青壮民工见状也如法涂油，纷纷下水，栽木柱，又在木桩一侧镶木板……他们猛干时，头上高悬着30米的巨型吊车，那15吨重的庞然大物若倒下，准会把人砸成肉酱，而吊车却有随时倒下来的可能。当抢完险出水时，他哆嗦着拿起手中擦身，隐约听见一人远远地说：“姚红林，不要命了！”不知怎么眼前一花，一下子栽倒就昏了过去。他被人扶起叫醒，感觉两条腿没有了知觉，迈不动步子。两个人连拉带拽把他弄到吊车仓室里躺下，捂上棉大衣。他觉得骨头瘆凉，肌肉成了死肉，心里一阵悲哀，想这下可能要残废了。
还有一次姚红林率领大小汽车5 辆，拉着物资和外地请来的工程师们上金矿，天黑时车队到了境内高峰吉卡山。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盘山路险峻陡峭，很滑。姚红林叫来吉卡小金矿的推土机，将5 辆车拖到山顶，推土机便折返回去。汽车队亮起车灯，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缓缓慢行。行约两公里，有一辆车窝在雪坑中。三冲两冲，竟陷得连轮子也看不见了。人们下车，推，拖，怎么也冲不出来。吉卡山海拔4300多米，高寒缺氧，晴天人也头疼胸闷，气憋难忍，何况又是大雪之夜，气候就更恶劣了。而忍受这些的，是来自内地的20多位老专家和女技术人员。这些同志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此刻已深夜零点了，茫茫黑夜，荒僻山野，高寒缺氧，人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姚红林决定叫大家在车里等，他去叫推土机。他和藏族工人才让顶着强劲寒风，一步一步踩着没膝厚雪，艰难跋涉，挣扎向前。深夜3 点多，他们找到了推土机，司机却告诉他们：推土机一个驱动轮子掉了，卡轮子的螺丝横竖找不见！姚红林想起山下修桥的工程队那儿有推土机，他和司机小乔，又一路向山下奔去。到了山下，天已微露曦色。早起的推土机司机已发动了机器。姚红林掏烟递过去，亲热地向司机说着拜年话，求他帮着拖出窝着的车，那司机说要去拖他们自己的车。姚红林向司机讲明山顶上有两位老头，还有男女20多人，已经冻饿一天一夜了，内地专家，初到这里有生命危险。那司机板起脸，声言只拖他们自己的车，铁汉姚红林见苦求无效，顿时怒火冲天：“你！你！我说你见死不救！”说着竟下意识地拔出腰间手枪指向司机：“你帮不帮？”也是被20多条生命所逼，他竟采取极端做法。那个见死不救的司机顿时吓得脸色灰白：“帮！帮！我一定帮忙！帮忙不就完了嘛！”他缓过神儿来，记起有一个备用的螺丝，就从工具箱中找出来了。姚红林立即向司机道歉：为救那20多人，我确实昏了头，你多包涵！你要有困难，尽管到金矿找我姚红林。
这就是侠肝义胆的姚红林！
姚红林不仅不怕死，不怕苦，他还具有极其精细的头脑。金矿要架输电线，当地的包工头把姚红林找去。开出价码：运一根电线杆到山坡位置上100 元，山顶上200 元，再加上立杆子架线架瓷瓶紧线，全部完工要24000 元。姚红林认为太贵，便与包工头讨价还价，想定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但包工头以为这地方就他能干，别人干不了，死死咬住不松口。此时，采金船船底已建成，输电工程急不可待！姚红林想到金矿才上马，一分一厘都要抠呀！好在他以前干过电工活，决定矿上自己干。搞这工程，需要20名棒小伙子，可全矿加上姚红林才凑够10个人。电杆，是刚从林场运来的湿树干，8 个壮小伙子抬起1000多斤重的杆子，放在架子车上，轮胎马上瘪了。但几十根电杆经过努力还是全部运到位。立杆是很危险的重活。没有吊车，重千斤的湿电杆，10人齐心合力抱竖起，若有一个使不匀劲，就会杆倒伤人。姚红林平时与青工们亲如兄弟，此时他大喊：“谁不使劲死姥姥！”众人一鼓作气，将杆竖立起来了。后来拉线架瓷瓶都是自己干，都是他和工人们一起干，没花一分钱就把输电工程搞完了。当然，姚红林完全可以照时下有些“聪明干部”那样，包工头要多少钱就给多少吧，反正钱不是自个儿出，倒落个轻松自在，或者还能捞点好处。领导只看工作搞的怎样，不大过问花钱合理与否，况且有几个人懂得价格行情？工程顺利了，照样表扬、提升！而自己冒险搞，辛苦无人知，万一出了事故，吃不了也得兜着走！姚红林却只想着少花钱多办事，别误了建采金船！
在班玛采访，听到的故事就数姚红林最多，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他是一条铁汉子。听多了，我倒想从另一个方面了解一下他的性格。于是，我叫响了他在县城的家门，他的妻子谭爱萍开了门。她白皙的面部带着病态，嘴唇乌青，这是心脏病的特征。她让了座，我便说明来意，谭爱萍沉默了。她拿件小孩毛衣却没有织，而是抹眼泪。良久，她才断断续续地叙述起来。
“班玛县城这儿还没有矿部的时候，采金船部件运来了。没处放，就放在我们自己院里，小院放不下又在小院外堆。姚红林就搭间小木屋看守，院中安了个500W灯泡，整夜明晃晃的。后来收电费，每月100 多元。姚红林也不要收据，也不报销。来了货车，姚红林就自己卸。有一夜下大雨，姚红林就整整卸了一夜，淋得淌鼻血，云南白药用了都无效，血淌得他人直晕，脸色苍白苍白。我那阵真吓坏了。他把两个鼻孔塞实，用嘴吸气。以后还是在医院给冷冻住了。”
“那阵子我正坐月子，整天躺在床上起不了身，做不了饭，姚红林忙着筹建矿，卸货，管不了我，他自己也不觉饿。到天晚了，我挣扎着撑起身，烧了点稀饭，他回来也厚脸皮跟着吃。坐月子要安静，整天汽车轰轰的，惊得小儿子哇哇哭，到现在胆子特别小。他们忙着筹建，动不动就来一屋子人，说这说那，全是矿上的事，根本就不管我们。你说对这人有啥办法！”
“后来他上了矿，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回来就来一伙人，也尽是说矿上的事，又出去办矿上的事，真是回来和不回来一个样，反正回来也是矿上的事，给家里帮不上一点忙。有一次我住院抢救，他回来看一看，呆了一会就要走，说县上书记、县长等着开会研究矿上的事。我说我病成这样，你要想办法陪陪我，人家住院都有人陪床护理。他说矿上离不开呀！我说那你让县上想办法派个人来顶几天，他说这怎么行？我气急了，跟他吵起来。瞧瞧人家，看看自己，伤心透了。”
“我们有女儿、儿子。姚红林经常不回家，小儿子一岁半了，不认得他，他回来和我说话，小儿子就把他往外推。姚红林故意逗儿子，小儿子骂他流氓，叫他‘滚’！谁都有家，谁都有妻子儿女，就他像没有家！女儿说：”人家孩子有爸爸，星期日人家全家到河边玩，我爸爸白天没有，晚上都见不到，回来不知道忙啥，我爸爸没意思！‘他母亲从大连到班玛，一万多里路来看他，他也没空陪，回来和老母亲说了几句话又忙矿上的事去了。他母亲万里赶来，也觉没意思，住了几天就走了……“
“我有多种病身体一直不好。1990年7 月又犯病了，躺在床上发抖、抽筋，起不来也说不出话。邻居孩子到我家找姚玮玩，看见了跑回去给他妈说：姚玮妈妈快死了！邻居跑过来才把我送进医院，输氧抢救。那次病得厉害，我给娘家父母写了信，说我差点病死了，要不是邻居小孩发现告诉他妈，我真是死了也没人知道！我死了，就可怜我这俩孩子……”
“姚红林为建矿经常出差，把家里多年积蓄的3500元钱花光了。后来又欠了2000元债，我省吃俭用两年还清了，最近又欠下1000多元债。他出门买烟买酒办公事，从不报销，就和从前那电费一样。矿上缺啥他就在家里拿啥，把家里一把劈柴斧头也拿去了！这人就这德性，跟他说不明白，嫁给他真倒血霉了！矿上评奖金，姚红林提出自己和其他领导一样；其他人不同意，说像你这样苦干，这样辛苦，和我们一样心里不安！他还是主张和大家一样。我有时想：我嫁他究竟图了啥呢？升官吧，他还一直是那个科级；发财吧，到矿上没发财，反倒把家里的积蓄折腾光了；出名吧，省报记者写了几句，还是屁股，拍电视只有他两个镜头，还是远景！苦干是他，说是铁人，铁人王进喜还有荣誉，他没有。1989年底全县干部考评，前7 名是‘优秀’，姚红林那样苦干，排在第几名？排在第25名！有人公道地评价：前边7 名优秀，哪有一个有姚红林那样苦干的？唉，不说了，越说越来气，越说越伤心……”
不能说谭爱萍讲得没有道理，她的要求也不过分，人都要居家过日子，都多少要夫妻互相帮忙点家务。姚红林作为父亲，他不是称职的；作为丈夫，他欠妻子的情大多。但他作为共产党员，不欠班玛人民的，这就够了。不管怎么说，谭爱萍还是理解的，她也从某个方面为班玛脱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在，再听听姚红林怎么说的。
“我原来在乡上当书记，小谭身体一直不好。我请求调回县里，也好照顾一下她。采金船要上马，县上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去当矿长。我上了矿就管不上她了，事儿太多。她一身的病，本来要去西安治疗，我不能陪她去，家里孩子也离不了人，她的病就拖着。有一次她发病抢救，县上通过电台告诉我，我当时就傻眼了。想起她为我受的苦，我眼泪哗哗直流。李春林（副矿长）就劝我回县。我当时想即使没有汽车，140 公里我走也要走回去。这个家我付出的太少，太难为她了。她要有个意外，我真对不起她，对不起这个家。古话说忠孝不能两全，我就最怕她出事，弄个家破人亡。我搭车到县医院，病房里一病人告诉我，当时见那么多人忙着抢救，她吓坏了，以为人完了。1989年有一次我回县办事，小儿子闹肺炎。小谭求我在家呆两天，孩子病好了再上矿。可矿上真忙，必须立即走。她抱着孩子哭，眼泪哗哗的，哭得我心里非常难受。要是平常走就走了，难的是我家太难了，和别家不一样，孩子有病，我在家连多住一天都不行。自己家里太可怜了，像孤儿寡母一样。我想，我这人不适合结婚，给一个女人压上那么沉重的负担，天理难容。可班玛的七八百万元压在我肩上，我不管行吗？”
这条高原上的铁汉子，流着眼泪叙述着他内心的矛盾。是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对姚红林来说，他个人更有本难念的经。他为班玛的脱贫事业，不仅献出了他自己，而且献出了他的家庭。
班玛，你应记住你有一个优秀的儿子！
五
诚然，为班玛脱贫事业做出奉献的，不只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有100 多个20岁上下的男女青年，长年生活在高原上。他们除了上班，生活枯燥乏味。没有卡拉OK舞厅，没有车流人繁的闹市，只有寂寞的群山和机械的轰鸣。
在金矿上采访时，我看到一处石壁上，赫然有“色狼谷”三个红漆刷的大字。这难道是山谷的名字吗？当我上了采金船，看见一个瘦高个的小伙子，一身工装，头上戴顶草绿色无沿帽，帽子的正面贴着一个白纸做的帽徽，上写一个“狼”字。姚红林向我介绍他是矿上的优秀分子，顶好的小伙子。好一个头顶狼字徽的优秀分子！和他们混熟了，我才知道建矿初期，矿上全是光棍，连个女人影子也看不见。日子长了，小伙子们受不了了。有一次矿上来了个女医生，给大家看病。正午休着，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看，有病没病都去治。不是治病，专为看看女医生。小伙子在一起就谈女人，还写了诸如“用你的目光解开少女的乳罩”之类的歪诗，他们自称是一群色狼，并且将“狼”字徽顶在头上，还在工作地点的石壁上写下了“色狼谷”。有一个省报的年轻女记者来过，指着“色狼谷”询问姚红林，那是什么意思。窘得他直冒汗，只好编瞎话解释：山那边是四川色达县，“色达”在藏语中是金马的意思。色是藏语“金”的意思，“色狼”就是金子多的地方！听得那女记者频频点头。这故事听起来很幽默，但不免为小伙子们难过。一群很优秀的小伙子，被枯燥的生活弄得心理有些不平衡。青工宿舍里都贴着现代摩登美女的半裸体彩色照片。甚至还贴过全裸体美女像，被姚红林劝说取下了。他告诉小伙子们：你们还不具备欣赏人体艺术美的能力，还是取下来吧。也许姚红林怕影响单位形象，试图建立一个“五讲四美”的文明矿山。然而半裸美女像处处怵目，有一间宿舍美女照竟有35张！他们正处于青春期，渴望与异性交往，然而工作环境里没有女性，只好以这种形式替代，以平衡一下心理。
还有更加令人同情的是，原来矿上七八个小伙子在县城有对象，现在都吹了。他们在矿上常年回不去，教别人挖去了。藏族青工加羊，原在县上有一个女朋友，回县休假时，她约加羊到林业站小花园会面。加羊满怀喜悦去小花园，得到姑娘一句话：“咱俩不可能成……”加羊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小伙子们在矿上就盼汽车，汽车来了就有信来，信来了就吹了对象。满怀热切地盼，盼到了一个冷冰冰的失望！
就是这么一群忍受着单调生活，经受着失望的小伙子，对工作却绝不含糊。例如罗朝阳，他才20岁，却在一次接线中被400 伏电压击中18秒。电弧烧得他手腕起水泡，毛衣也烧焦了，居然活着，而且坚持在矿上大干。很了不起的一个年轻人。
后来矿上进了6 个女工，后来矿上修了灯光篮球场（恐怕也是世界最高的）、建娱乐室等等。矿上的风气正了，人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
18岁的小姑娘李润芝和迟春艳，21岁的孟云和马海岳，都是最早到矿上的女工，也许李润芝的感觉完全能代表她们。她说：“我刚到矿上，那宿舍房子里潮湿得很。新盖的房，连地皮也没打，我和才让措住一屋，俩人连炉子也不会生。我眼泪汪汪直想哭，心里难受，后来男生们（她还将男工叫男生）帮着架火。火虽然着了。火苗照着潮湿的墙，乱糟糟的地，我总觉得凄凉。在采金船上干活，每天吃饭要走3 里路，有时我俩总觉得走不到。开头那阵儿没雨靴，我们布鞋在泥窝里，不几步就湿透了。成了泥疙瘩，老掉。手在摇床水里整天泡着，泡得发白，又冻得麻木，吃饭连筷子也握不住。饭菜不好，顿顿吃粉条，总觉得不如家里，特别想家，想妈妈。自从来到这儿，不知为啥，丫头们都非常想念绿的树叶！我们以前在县上，那儿树很多，学校、街旁、家属院、各机关到处都有绿叶……绿绿的树叶伴着我们成长。绿绿的树叶就是县城、家的影子。丫头们每次在对讲机上和县上人通话。总要向县上人问草绿了没有，树枝发芽了么，树叶长出来了么，绿了么。1989年我们去陕西培训学习，没看到县里的树叶怎么绿的。今年来矿早，树叶怎么绿呢？也没有看上。我们几个丫头，心可切了！矿上有人回县，我们就让他来时捎绿树叶。140 多公里带来的树叶，叶片儿绿绿的，大伙儿挺高兴，喜爱得轮着拿，像一捧鲜花。”
小姑娘讲得人心里酸酸的，不能不为她的一片绿叶而感动。是的，班玛金矿的所有青工都是好样的。他们能在海拔4200米的艰苦环境中，忍受着千千万万城市青年所没有的寂寞，在缺氧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他们本身不就是像他们淘洗的砂金一样熠熠闪光么？
六
从我的叙述中不难了解到，任友德在完成州委州政府交给他的特殊使命时，他是幸运的。他有曹天运这样素质极高的合作者，有姚红林这样无坚不摧的猛将，还有一批指哪打哪的强兵。可是，也不能排除特殊的使命，会给人带来特殊的压力。
自从西宁拍板的那一刻，700 万巨额贷款的风险就沉重地压在了任友德的肩上。自那时起，他就没睡安稳过。他夜里做梦，全是挖金的事：一块金子挖上了，大金疙瘩，他笑呀笑呀，突然在水里冲走了，消失了，他急得大喊一声：快！有时梦里和县上一伙干部挖金，总是挖不出来，突然来了一群人，围着他，抓住他衣领不罢休，叫骂：你要坐牢！你任友德要坐牢！他惊出一身冷汗。他太紧张了，可他能不紧张吗？万一挖不出金子，他该怎样向班玛人民交待？向州委州政府交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尚在其次，700 万打了水漂，不是摘了七品纱帽就足以谢罪的。
虽然，科学勘探做出了科学结论，但毕竟是勘探，还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到底有没有丰富的黄金，是要事实来证明的。
采金船于1990年6 月建成，订于9 日试车验收，任友德6 月8 日就赶到了多卡金矿。
在试车验收期间，他天天守在采金船的摇床前，期望看见那黄灿灿的金砂。
然而一连几天，他连一粒金砂也没有看见。他自己安慰自己：会出金子的！
又几天过去了，依然不见黄金出水。他心慌了，找到建船的李工程师问：“您建的采金船多了，按你在外地的经验，是该出金了吧？”李工蹙着眉头说：“按道理，是该出金了。”他转身又去找年过六旬的林总工程师。这位资深的黄金机械研究所总工程师搔着白发，忧虑地说：“原因还弄不清楚，出金是该出金了。”
任友德真沉不住气了：该出金为什么没出？他一会去摇床边看一阵，一会去问工程师，把林、李两工程师也问着急了，说：“造了船，没有金子，我们心也慌得很哪！”连老专家、工程师都心慌，是不是真没金子？想到这儿，他顿觉一股冷飕飕的寒气，从头顶窜到脚心，连骨头都凉透了。完了！700 万元投资，干了三年了，没见一点金子，前功尽弃了。过去的一切反对意见、闲言碎语、迷信说法，都变成了事实。任友德感觉一种无形的危险，像猫爪一样抓过来，掀住自己的心。人家说要坐牢，看来自己真要坐牢了。
林总工程师瞧见任友德脸上失色，问：“你着急了？”任友德半晌省过神来，苦着脸说：“能不急吗，采金船是人民的钱，国家的钱，班玛人民脱贫的希望。我们三年的心血和汗水全白费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从此，任友德突然失去了食欲、睡欲：一天不吃饭，不饿；一天不喝水，不渴；睁眼到天亮，不困。白天出去，看到院子里、山坡上、河滩全是船，采金船，一重一重地虚印着采金船；身前身后全是船的影子。晚上睡觉，照样出现采金船……
那几天，他常常坐在河边望着采金船发呆，人跟傻了似的。幻想自己能钻到地底下去看看黄金到底藏在那里；要是有个神仙，也要请他下去给看一看。
有一次他和曹天运坐在岸边望采金船，心里又在暗暗祈祷：采金船，你出金吧！你快快出金吧！你不出金，我们全完了……
看着采金船下的河水，任友德突然又想：“机坑的位置对不对？”他和曹县长商量，急命拿图纸来看对不对。图纸拿来了，一核对，船在位置上。急性子曹县长更急了，手指四下急急点划着：“看这图纸，看这河，看这山，看这沟，到处都有金，偏偏这地方挖不出金！看看……”他满头汗珠，急得说不下去。矿长姚红林在旁难受得哭丧着脸，说：“任叔叔，曹叔叔，不出金，你们完了，我也完了！其他人，州上人，找矿人，审查人，也都完了！”正说着，食堂炊事员来叫大家去吃饭，姚红林瞪一眼：“吃毬！金子没出来吃什么饭！”前来主持验收采金船的果洛州副州长克保这时急得额头冒汗，双手插在裤兜里草滩上来回转，嘴里不停地说：“不出金，这是个事啊！这是个事啊！得好好研究研究，得好好研究研究……”
那几天大家都心情沉重，有说不出的难受。任友德想：大家费尽心血造成这么大个采金船，摆在河滩成了陈列品，大家都成了历史罪人！人民的罪人！这时，他上任前州长达杰、副州长陈一耕的谈话，省上的评审会，他的拍板700 万贷款，几年来一切反对的场面，都在他脑里翻腾……
6 月16日下午举行的欢迎陕西、延边专家宴会上，作为县委书记的任友德举杯向客人祝酒，出口的却是：“祝金矿早日出金！请大家努力，早早出金！”别人让他喝酒，他一点心思也没有。勉强在嘴唇边沾了沾，立刻觉得唇边的酒是苦涩的，像苦药一样……
当晚采金船主驱动大齿轮坏了。众人立即开会，作出决定：分头做工作，派人去成都买齿轮，任友德，曹天运去省城西宁汇报金矿工作。第二天，任友德与众领导干部离开了多卡金矿。
回到班玛县城，任友德的确病了。他去县医院打吊针，走在街上躲躲闪闪怕见人。他也不愿住院治疗，怕人说任友德倒下了。
他和曹天运去省重工业厅汇报，走进大门时感到极难为情，觉得自己是犯了罪的罪犯，要上台受审判一样。
7 月10日，他们在西宁给班玛县打电话，询问采金船情况，县委副书记、县长普日哇电话里振奋地告诉他：“我给你说哇，出金子啦！”任友德浑身一震，一时不相信自己耳朵，焦急地问：“是不是出金了？真的出金了？出金的情况怎样？”急性子的曹天运一听，伸手要抢话筒被任友德推开，急得他脑袋紧紧凑过来，耳朵贴在任友德脸边。普日哇县长在电话里大声欢叫着：“我们没白干哇！我昨天上矿看，重砂多得很啊！下午4 点到今早15个小时，挖了1 公斤多啊！还有好多重砂没淘出哩！最大10克、瓜子金很多哇！抓把黄黄的，叫人高兴哪！金子大呀！多呀！高兴啊！大家心里高兴得说不出来哪……”普县长高兴得不知怎么说了。
任友德拿话筒的手直哆嗦，直愣愣地看着曹天运。
曹天运已经泪水滴嗒了，不知是喜悦的泪水还是委屈的泪水，也许两种滋味都有。就在两个月前，县人大选举，他是人大主任候选人。事前他经过代表们反复酝酿、经过州里考察批准、也经过民意测验，结论是公认的优秀干部。然而，他落选了。尽管他在班玛县的牧民中有口碑，在班玛县的政声优秀，都无济于事。因为他是上金矿的主要参与者，反对办矿者策划了这场落选戏，迫使州里将曹天运调离班玛。这两个月来他名不正言不顺地参与金矿工作。
此时，他们失态了；这些日子，他们就一直失态，但请理解。为上金矿，不仅曹天运一人落选，任友德是副州长候选人也落选了，李甫金是州人大副主任候选人也落选了，姚红林是人大代表候选人还是落选，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么？这也太巧了，怎么几个搞班玛金矿的人，却一同落马了呢？请允许他们在此时此刻失态吧！他们为这一黄金的事实，付出了大多的沉重，他们渴望这一天的到来，是因为他们的选择没有错。他们在世界屋脊上建造了世界海拔最高的采金船，不仅为我国的黄金开采业增加了一个嘹亮的音符，他们同时为还处在贫困线的贫困地区领导做出了示范：使用自身的优势积累资金，为彻底脱贫服务。
从这一刻起，班玛贫困的历史被改写了，而改写班玛历史的人却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流泪。
两人想起陶铭灿，立即驱车前往。
陶铭灿闻说，高兴得双手高举，大声喊：“哎呀！成功啦！成功啦！终于成功啦！”三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大声喊：成功啦！我们成功啦！我们成功啦！陶铭灿的妻子，也高兴得在屋里团团转，一声接一声念道：我老头子花费了这么多年心血，总算没白干啊！现在终于成功啦！真的成功啦！
三人举杯庆祝！
然后，又赶忙去省委、省政府报喜。
在金基鹏省长为采金船正式竣工剪彩之后，任友德感觉头顶一个沉重的盖子一下掀掉了。庆功宴上，他频频举杯，向所有来宾敬酒。平时不喝酒的他，今日敬每位佳宾三杯，自己陪三大杯。回想起来，当天他最少喝酒一斤多，奇怪的是他竟没有醉。人一高兴，酒量也大了好几倍！
回县路上，他坐在小车里唱起了“花儿”：
“金山吆银山八宝山，我心里爱的是草山，夏曲河畔建了采金船，好日子从今要通天。”
回过身他又对车上两位身着藏服在宴会上向来宾敬酒的姑娘唱：
“手捧上美酒敬容哩，脸儿像莲花般美哩，班玛人送苦迎甜哩，千百年在心中盼哩。”
逗得车上人哈哈大笑。青年干部王旭斌问他：“任叔叔，你在班玛忙得头发都白了，回家姨姨把你不认识了！”任友德笑道：“我们从小就认识，她把我阿么不认识了？”
1992年夏末，我再次踏上班玛的大地，距上次来班玛有两年了，但走在县城赛来塘的街上，却没感到有什么变化，也许它的心里该有变化吧？
在县委大院里，我看见了曹天运。他依然那么精神饱满，说话依然又急又冲。那一年他落选了的问题，州委很快弄清事实，在年底任命曹天运为中共班玛县委副书记，州委是不会委屈自己的有口碑的优秀干部的。
在金矿问题上，我和姚红林交谈这两年的情况。他说，采金船当年投产开船作业82天，生产砂金59．21公斤1991年开船作业162 ．5 天，生产砂金136 公斤；1992年开船作业81天，已生产砂金110 公斤。两年多来，产值1300多万，纯利润749 万，提前3 ．17年全部还清贷款，他说着这些，不无得意之色。最后，他说他只是累，想歇了。累是真的，但愿不是心理疲软，铁汉子把那么难熬的艰难岁月都熬出来了，还有什么能使他感到累的呢？
我看到任友德的时候，感到他没什么变化，沉稳、自信、祥和的神色一如往日那样挂在脸上。班玛县的贫困户，已由1984年的2401户、12410 人，减少到1991年的421 户、1893人，人均收入达437 ．11元。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当然是县委书记很有底气的根据了。到1995年，他们将要实现财政自给，为此普日哇县长，王文云副县长已与省、州有关方面，正式签订合同，现在，老任考虑的不仅仅是班玛怎样致富的问题了，而是想着把赛来塘建成第一个高原电气化城市，高原花园城市，把工业迁出城，让它免受工业发展的污染。从这里，我又感到他的远见卓识，他不同凡响的才华干劲，我钦佩他。
这次在班玛，没有见到那个精明的江苏汉子李甫金。我心中怅怅的。据说，他又为班玛的三号采金船奔波呢！
1990年初稿于玛沁县大武镇
1992年改于班玛县政府招待所
（此文获《中国作家》1990年～1992年度亚细亚杯优秀报告文学奖，建国45周年青海省人民政府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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