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农场
刘乃元
有些在清河农场服过刑的“内矛”为我们描绘了清河农场丰衣足食的图画。一次在工地吃午饭，大家嚼着自己宝贵的棒子面窝头，一位“内矛”侃起清河农场的可爱。他说：“我们没有定量。送午饭的车就放在工地，大家自己拿，想吃多少吃多少，吃饱为止。我们吃白面馒头和炖肉，或者猪肉馅包子，很少吃窝头，都很能吃。有一次我吃了十五个猪肉包子。”大家听得直流口水：十五个肉包子就是三斤面加一大堆猪肉馅，吃下去该多痛快！另一个“内矛”接着说：“十五个算不了什么。我一顿饭吃过二十个。”这时第一个发言的看出大家惊羡的神情，他说：“但是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们是怎么干活的。一个人顶你们四五个！这里你们都不好好干活，我也不好好干。不给吃饱，大家都消极混饱。”
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听到的关于清河农场的介绍，大家听得出了神。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到清河农场去，更万万想不到，到了清河农场不但没有吃到“吃饱为止”的猪肉包子，反而遇上了中国和世界都少见的悲惨的饥荒，我们当中有些人就饿死了。
清河农场是个老农场，据说是日本人创建用来关中国人的。农场距天津约一小时的火车行程，有三四万亩土地，原来是海滩上的沼泽地，由犯人开垦出来的。犯人们还修建了一整套排灌系统和完备的防护林带。我们到清河农场就被送到一个由高墙和电网包围的大院子。这是清河农场三分场，后来我在这里住了十五年，占我全部劳改生活的四分之三。
到清河以后第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是伙食的恶化。吃了几年的棒子面窝头，现在换成了蒸白薯，按粮食定量的四倍发给，即每斤玉米面折合四斤白薯。每餐全组领到一堆蒸白薯，由伙食委员（简称“伙委”）按照每人定量用秤称出分给大家吃。伙委是组内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公正可靠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队部每每召集伙委开会，由炊事组长参加，征求大家对伙食的意见。意见提上去一般都能解决，这是犯人的民主生活。当然提意见要适当，不能“出圈”，例如汤不够咸，白薯不熟或洗得不干净，这些意见都可以解决。但谁要是要求多吃些白薯，或是把白薯换成窝头，那就是自找麻烦了。好在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什么是适当的限度，所以一般人提的意见都不触犯什么。偶尔有不懂事的人提的意见不合适，伙委就会当场驳斥，不向上反映。这种有限制的民主对我并不生疏，革命大学就实行过类似的伙食委员制度。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这里的伙食委员。这个工作既需谨慎又要耐心，十分费力而得不到分毫的报偿。每天三次给全组十几个人分白薯，每次要占半小时以上，伙委自己总是拿最后一份最小最碎的。尽管分得极为仔细，仍旧有人嫌不公平，说三道四，甚至拿伙委出气，但大家毕竟都知道伙委的劳累并且从心里感谢他的。至今我想起几位伙委在那样的逆境中表现的任劳任怨的精神，仍旧对他们由衷地尊敬。他门确实是些难得的好人。
到1961年初，报纸和广播开始经常宣传“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此时有了经验，懂得报上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全国大片地区发生了灾荒。果然，这些“伟大的胜利”取得以后，我们每餐得到的白薯愈来愈少，后来蒸白薯索性换成了白薯面加上用“代食品”做成的窝头，所谓代食品就是粉碎了的玉米核。随着灾荒的严重化，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杆、榆树皮、稻草，以及别的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都变成代食品。其他的创造还有“双蒸窝头”，这种窝头和普通窝头用料相同，却比普通窝头大一倍，据说营养丰富四倍。
随着粮食定量的削减，人的体力也不断削弱。我的定量（中等）从每月三十六斤白薯面减到十八斤，减去的部分用代食品补足。为了缩短工作时间，增加睡眠时间，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挖土方等重劳动停止了，我们只拣拣玉米豆，整整砖堆，扫扫场院，活动活动而已。后来我们得知，劳改农场外的人也是这样。报纸上说这是“劳逸结合”，于是我们得知全国都在实行这样的“结合”。当然报纸还在尽量鼓舞人们，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1年5月24日这一天。
这天下午全中队在大院里集合，这个中队就是七个月以前从兴凯湖调来的全部人员。大家按各组指定位置坐在马扎上，干部站在旁边监视，看样子有重要事情。不久来了一位干部，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穿便装，队长介绍是来自清河农场总部的干部，到这里来宣布教养期。大家听了精神为之一振，这可是盼望已久的事了。
正式宣布教养期之前，这位干部作了简短的开场白，是写在纸上的，他读道：“我们研究了你们的档案，做出了关于你们教养期的决定。首先必须说清楚，根据你们的‘罪错’，对你们的处分是非常宽大，非常人道主义的。”“罪错”是劳改干部常用的词，我们听熟了。“这是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基础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我们的原则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犯。我们对罪犯的原则和医院对病人一样，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处分比同样的罪错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处分轻得多。特别是你们当中的右派分子，根据罪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判死刑，因为你们企图颠覆政府，而且证据确凿！”
接着就宣读每个人的教养期。教养期分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个等级，一律从宣布当日算起。从一年的开始读。我自知我的处分只能是最重的，所以两年半以下的根本没有注意听。果然，他读了几个三年定期名字以后读到了我。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憎恨，读我的名字时特地提高了声音：
“刘乃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三年！”
按照惯例，听了重要的报告以后小组要讨论的。大家早已训练有素，因此讨论中（实际是轮流发言，内容相同）大家一致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法制，感谢毛主席、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努力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等等。每人发言一次，不多不少。因为不发言是不行的，所以都得说一次；由于没有新的内容，所以一次就够了。右派发言以后，“内矛”发言，“内矛”约占组内人数四分之一，发言的内容是右派应该感谢党的宽大，右派的罪错比“内矛”的严重得多，必须好好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等等。
十年以前，我会为大众的意见如此一致惊叹不已，现在我已司空见惯，不仅不觉得奇怪，而且我自己也十分熟练地参加这种表演，我并且懂得，这种一致就是大家都在政治风暴中学会跟着官方的调子说话了。
我于1958年3月8日被“收容”，同年6月开始参加体力劳动。我理解为这就是劳动教养的开始。我劳动了三年才宣布我的教养期，这三年算什么？没有交代。至于教养期，那是“研究了档案以后决定的”，只字未提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定的刑期。在我倾听宣读时，心里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令我想起我在鸣放时提的意见：“中国需要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当时动员鸣放，我才提了这些意见，接着就因为“进攻党和社会主义”变为人民的敌人。然而现在宣布教养期的行动恰恰证明我的“进攻”是正确的。我很清楚，我的难友们人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无人敢问罢了。这几年没有教育人们遵纪守法，但把人们教育得不说话倒是很成功的。
但是，三年以后，我们的教养期并没有结束，当初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许多，到时并不生效，这又一次证明“中国应该加强法制”。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容，竟被处分右派分子的司法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正确的，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代食品”毕竟不是食品。教养人员的体力不断下降，到1962年春季，能用锹和镐干活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一次我们在一处未挖完的水渠上干活。那渠已挖到一半，想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停工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沟里的冻土块抬到上面去。其实这个活可做可不做，队长不过是找点事叫我们干而已。我和一位难友抬一个荆条筐，里面放了几块冻土，重量不过七八十斤，在“自然灾害”之前，谁要是抬这么一点点是要受批评的。现在谁都这样干，而且抬上去倒掉以后，两个抬手就放下扁担坐下休息，带工的队长只能视而不见。就是这一点重量，我们也几乎不能胜任了。我们摇摇晃晃抬着土筐向上走，我脚下忽然一绊便向前栽倒了，脸磕在石头般的冻士块上，破了好几处。我的抬伴猝不及防，扁担也扔了，向前抢了几步，立住了。这天上午的活就此结束。我的额头和腮部擦伤了几块皮，竟拖了一个多月才愈合，因为缺乏营养。
谁要是在1962年冬季的晚上来到我们的宿舍巡礼一番，他一定会怀疑那里面还有没有生命存在。首先，屋子里没有火或者任何取暖的装置。清河农场的气温平均低于北京3——4摄氏度，冬天没有火，正常人也受不了，何况一群饿得皮包骨的囚徒！我们每天下午四点钟收工回来，很快吃完那堆叫做晚饭的东西：两个代食品和白薯面做的黑窝头加一碗马齿苋汤。吃完以后，不摘狗皮帽子，不脱鞋就爬上床去。那床是木板搭的，像屋子一样长，约睡二十人，每人占六十公分左右。上了床靠墙坐着，腿上裹着棉被，两手揣在袖子里，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就是这样的姿势从下午五点坐到晚上九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开玩笑，更没有人吵嘴，屋子里安静得可怕。也没有人看书，因为没有精神，再说二十个人用一盏15瓦的电灯泡是不可能看书的。埃及金字塔下面的墓室未必比这里静多少，而这二十尊坐像的静止状态不下于二十具木乃伊，这二十尊坐像中有一个就是我。我闭着眼坐在那里，听着手表走动的声音，浑身没劲不想动，要睡又睡不着。我知道时间在过去，我的生命在消失，我知道谁都知道这些，但谁也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
晚上九点，院里响起哨声，值班员喊：“点名啦！”大家从半睡状态醒过来，才知道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我们爬下床，仍旧揣着手，手腕上挂着马扎，各自慢慢找到了地方，声息皆无地坐下来。队长点名，点到谁就有一声微弱的应声：“有！”这声音大得刚够点名的干部得知这个人还活着。过去照例点名后干部讲话，现在已经免去，点完了队长说一句：“回去吧！”于是人们起身回去，和集合时一样慢慢吞吞，无声无息。接着上床就寝。因为室内和外面一样冷，大家什么也不脱：皮帽、棉手套、棉鞋，样样俱全。所以就寝的程序比较简单，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就行了。次日七点半起床，睡了整整十个小时。对壮年人这些睡眠足够了，可是我还总觉得困，假如允许，睡它二十小时才好。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逐渐枯竭，到这时我才悟出，何以许多墓志铭总把死亡和睡眠相提并论。
四
到1962年夏季，灾害开始在教养人员身上显示威力了。人们的脚和腿开始浮肿。医生们经常检查浮肿程度，浮肿超过大腿的就搬进病房。病房是教养人员居住的惟一有火炉的屋子。住进病房的人不吃代食品，但定量没有增加，不过是把代食品去掉，每天剩下六两纯白薯面，就是三个小窝头。他们不必干活，每天只是“静养”，但据说搬进病房的人很少活着出来的。找的腿肿到膝盖以下，还差一个等级不到住病房的标准。有一次我走进病房去看看（“自然灾害”以来纪律不那么严格，“串组”也没有人管），室内很整洁，窗明几净，桌上一个盘于里放着两个白薯面窝头，是午饭吃剩下的。这在劳改场所特别在当时是少见的事。那窝头紫红色，半透明，令人垂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剩下。询问之下，才知道不是吃剩的，而是舍不得一下子吃掉，留着慢慢享受的。每天只有三个窝头，以病房人们的食欲大约够五分钟吃的，于是人们慢慢吃，分若干次吃完，这样可以延长这宝贵的快乐。屋里有十来个人，各睡一张单人床，一个砖炉子烧得很旺，室内暖融融的，但是静得出奇。那些人面色苍白，眼窝深陷，各自在桌上半躺半卧，闭着眼，等待最后的时间的流逝。我觉得后背一股冷气通到脚跟，赶紧走出来，因为那炉火熊熊的病房似乎比我们那没有火的寝室还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进病房，然后从病房转移到另一个世界。我只知道整整一冬病房都是开放的，随时有床位空出，随时有新的“病号”进入。我们组就有两个人住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估计病房的“过客”有数十人，这是我们三分场数百人范围之内的数字。
我们这些病房以外的人还有劳动力，每天出去，便趁着“劳逸结合”的机会寻找可以人口的东西，缓解饥饿的折磨。春季解冻后第一件农活，就是用锹翻地准备种稻。地里去年种的是大白菜，收获时割走了菜，菜根留在地里，现在被翻出来，白白净净的很好看。我试着吃了一个，竟十分酥脆，而且有些甜味，完全可以吃。看来是一冻一化的过程破坏了大部分纤维质，也改变了它的味道。去年收了多少大白菜，现在就有多少菜根，不愁吃完。因此翻了半个月的地，我们就充分享受了半个月的“菜根点心”。春天出土的杂草也是我们搜寻的对象，凡新长出的绿草都有人尝过，然后交流经验，互相通报什么草可吃，什么草好吃。大家都吃草，所以收工回来时牙齿都是绿的，看起来很丑。这时已经无人注意仪表，丑也没有人觉察。队长也不干涉，只要不动庄稼就行，我们还是有吃草的自由的。
可以说我们是见到什么吃什么。一天，我正在地里享用我的“菜根点心”，一鍬蹬下去，听到那化了冻的软土里有微弱的“呱”的一声。我顺手把一鍬土捆起，却见那土里有半只活青蛙，被我的锋利的鍬刃切作两半，一半被我掘出，另一半还在土里，从那白肉里流出一缕鲜血。我记起小时学的生物课讲过青蛙冬眠的习性，这只可怜的小东西在地下忍耐一冬，好不容易盼到春暖要出土了，却死在我的鍬下！我继续向前挖，又有几只冬眠的青蛙被我的鍬刃切中，有的从肩头削去一块，有的“负轻伤”，但很少安然无恙的。整整一上午我伤了十几只青蛙，心里很不忍，可它们的所在无法测知，也就不能保障它们的安全。晚上回到宿舍，我对组长谈到这件事，组长姓阎，比我小几岁，学地质的，俄文很好，在生活问题上比我高明得多。
“青蛙！”他听说后吃了一惊，“你带回来没有？”
我说没有带回来，因为很脏，看着恶心。
“你真是个书呆子！”阎几乎吼起来，“那可是高级食品啊！”
这时别的难友听到，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得知我把十几只肥青蛙白白丢在地里，大家一致附和组长的意见，谴责我的无知。这时我才知道，今天我碰到了谁都没有遇到的好运。我大为后悔，保证今后再遇到这样的好东西决不轻易抛弃。不幸的是次日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有挖到。又过了好几天，难友们和我才挖到一些，大家美美地喝了一锅青蛙汤。
乱找食品有时是危险的，鲁莽和无知的人往往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农场的田埂和道边有一种野生的爬蔓植物，果实上有刺，俗名蒺藜狗子，里面有几粒黑色种子，味道还可以。有一个难友搜集了许多蒺藜狗子，剥出满满一饭盆黑色的果仁。他烧了些枯枝，把这些果仁炒熟，发出像榛子一样诱人的香味。他很高兴，拿一本小说读起来，边读边吃自己弄来的宝贵的零食，重温了久违的悠闲和舒适。一下午过去，黑色果仁吃光了，却觉得肚子痛，不久竟痛得翻滚起来。次日就因食物中毒死在医院里。
五
我的体重原来是八十四公斤，到1962年竟减到九十市斤，差不多等于原来的一半，完全是皮包骨了。然而我的浮肿没有超过二级，不到三级这个致命的程度，我想这是我的身体素质好的缘故。一次我感冒，到医务所看病，一位年轻的女护士给我做肌肉注射，竟没有把针刺进去。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哎呀！真瘦！”几年来没有见过镜子，这时竟有一位新到组里来的难友把一面镜子挂在寝室门边的墙上。一次我向外走时不提防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不禁吓了一跳——我的眼窝、太阳穴和两腮整整是六个黑洞，我面对的是一具不折不扣的骷髅！我们宿舍门口有两级两寸多厚的台阶，我出进时迈上这个台阶竟感到困难。我担心我的体力照这样衰弱下去，有一天会要追上那些从病房抬出去的人，长眠在这块土地上，那就永远也见不到母亲和女儿，见不到家乡了。何不趁着纪律相对松弛的时机，试着请探亲假呢！我抱着万一之想，向队部提出了这个请求，队部竟出乎意料地批了我一个星期的探亲假。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单独外出，并且乘火车到北京。我就穿着那套昼夜不脱的衣服——棉袄棉裤、狗皮帽子、棉鞋和不分四指的棉手套。那时粮食控制很严，一般人出门都得带粮票。我吃囚粮，没有这样的粮票，只能带干粮，于是我就到伙房，凭假条领出了一个星期的食品：整整四十二个白薯面加代食品的黑窝头。我把这些塞在背包里上了路。
乘火车三个小时到了北京。北京，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它已经把我当罪犯放逐出去，现在四年以后回来，真是百感交集。我自幼热爱我的故乡，当她遭受日寇践踏时我的心流了血。然而她冤屈了我，弄得除非劳改干部恩准不许踏上她的土地！我从火车走到月台上时觉得这块地方这样熟悉又这样生疏，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大街上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车辆。商店都关着门，没有营业的，到处静得可怕。有一两个店铺的门开了一条缝，外面人们排着长队等着买东西。我一打听，得知这是卖非配给商品的，一般是食品。这叫“高级”商品，比凭票供应的东西贵得多，一斤“高级奶糖”卖五元，是凭票供应价钱的十倍，当然只有富裕的人买得起。“大跃进”本来是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在却在冲击计划经济了。
见我回家，母亲惊喜交集。四年前我突然被扣押，接着是一系列变化，母亲已经在担心永远见不到我了。我的样子大概吓了她一跳，她盯着我看了好久才认出是我，然后落泪了。我的信里什么都不能写，母亲纳闷我是怎样活过来的，现在见到我，要问的事太多，简直不知从何问起。女儿小真和阿姨争着问我生活情况，首先是吃些什么。小真拿一个我带回去的黑窝头放在火上烤，烤出白薯味很高兴。她才十二岁，还不甚懂得愁和苦。母亲看到我的囚粮又流下眼泪，因为它可以帮助她想像我所受的苦。阿姨立刻做了烙饼炖肉给我吃，这是我喜欢吃的家里饭，而且久违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真高兴又回到温暖的家。我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吃那样一顿炖肉烙饼，那是当初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直到多年以后说起往事，阿姨才告诉我，那一顿饭我吃掉了她们三人半个月的猪肉配给量！
当时的问题还是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不仅食品，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从手纸到火柴，都是凭票供应。每月月初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最忙的：整个区每一户居民几十种供应票证都要备齐、算清发下去。由于食品特别珍贵，每月的供应买来以后必须保管好，每天做饭，用秤量出当天用量，不能超过，才能接上下月的供应。一不注意用亏了就得去买“高级食品”，如果买不起就得忍着饥饿，熬到当月24号以后才允许用下月粮票，才能吃上饭。市民的食品供应比囚犯好些，但也是不够吃，大家只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人们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讲话都没有力气。电车和公共汽车走得都很慢，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店员们伴着空荡荡的货架坐在柜台后打盹，偶尔有人来买东西，只需要拿过票证和钱，把规定的东西给他就完了，有时连话都不必说。大跃进已经不常提起，但到处可以看到“跃进”的后果。
这时的首要问题是我已经变得不成人样，还能不能活下去？母亲要怎样做才能帮助我活下去？母亲坚信我有病，否则一个彪形大汉不会这样快变成一具骷髅。她陪我到积水潭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有严重的蛔虫病。我相信他的诊断：我们在地里乱吃，得了蛔虫病是难免的，而我的体力迅速下降，也表明我摄人的那点可怜的营养也没有被充分吸收。医生开了杀虫药，说因我的体力太弱，只能开儿童用的药，但比儿童加大了剂量。服药以后果然有效，次日排出的几乎完全是一团团的蛔虫。这一来排除了暗中掠夺我营养的敌人，加强了我的信心。
我受难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告诉母亲我挨饿的问题。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威胁，而我给母亲的信里是不能写的。这时母亲明白了我的处境，决定尽全力帮助我。必须买高价食品（所谓“高级”食品），这就需要钱。当时物价上涨，卖东西比较容易。母亲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家里值钱些的旧衣服、我的手表等只要能变卖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成我的食品。一个星期假满，我动身回农场时背包里寒着炒面。烙饼、咸肉、奶糖等等，都是高价买来的，值五十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我告诉母亲，这批东西够我吃一个月。于是母亲决定一个月以后再筹办一包，由阿姨给我送到农场。
一个星期的假期过去，我充分地休息，治好了蛔虫病，阿姨给我做的饭菜远远超过她们自己的营养，更不用说比我的囚粮了。被劳教四年以来饥饿的折磨，今天被慈母的温馨治愈了。自此以后每过一个月或四十天阿姨就送一次食品给我，一共送了十几次。直到1963年全国粮食供应好转，我们也开始吃粮食了为止，体力才逐渐恢复。这一年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离家很近，可以常回家了，我的“营养补助”才告终止。
我能够想像，母亲和阿姨给我送去这么多的食品是很困难的，内心感到歉疚。许多年以后食品危机已经过去，阿姨告诉我，为我送食品给她们带来的困难远远超过我的想像。首先在家庭遭难以后，母亲已经一贫如洗，她告诉我不愁没有钱不过是安慰我。有几次送食品的日子到了，还筹不到买黑市食品的钱，只好把母亲和阿姨的定量供应品给我送来，告诉我是高价买的，怕我知道实情就不肯吃，而母亲和阿姨便忍饥挨饿，煮些菜叶打发日子，为此母亲的双脚都浮肿了。这些话是80年代阿姨对我讲的，那时母亲已经去世，灾难早已过去，但我听后还是止不住热泪盈眶。我带给母亲的困难太大了。母亲自己挨饿省出来的东西，我吃得那样香甜！其实我从探亲回来以后，特别是阿姨送过几次食品以后，身体已经明显好转，应该而且可以把这特殊的营养补助减少一些，或完全停掉。我没有这样做，没有多替母亲想一想，在灾难面前只顾自己。想起来追悔莫及，为这件事我将终生愧对亲爱的母亲。
张阿姨给我们的帮助远远超出了保姆的服务范围。特别在那不少亲友都“划清界限”的年代，这种情谊更是可贵。阿姨称得起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她还健在，在家乡安度晚年，两家经常来往，像亲戚一样。
这次我回家，是小真四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我离婚时孩子才十一个月。她母亲很快又结了婚，离开了北京，而我先参军，后下乡，也没有多照顾她。小真是祖父和祖母养大的，和我并不熟。我被拘禁时小真八岁，在初小上学。学校的教育是把孩子培养得无条件地忠于毛泽东，因此她从小就认为父亲不是好人。下面是60年代初期她和祖母的一次对话：
“奶奶，爸爸为什么在劳改农场？”
“他在那里工作。”
“人家说，劳改农场里都是坏人，爸爸是不是坏人？”
“不是，孩子，你爸爸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毛主席说他是坏人，毛主席说是坏人就是坏人。”
“你爸爸是冤枉的。”
“他不冤枉，毛主席不会冤屈好人的。”
母亲不想再谈下去，就不再说话。学校的政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叫孩子相信反面的说法。况且即使女儿相信了奶奶的话，在学校到处说“我爸爸冤枉”，那就要给全家找麻烦。直到70年代后期，政治形势变了，我才能向她解释她不懂的事情。那时她已经二十九岁。
六
60年代初是相对平静的时期。“大跃进”的锣鼓随着灾荒平息下来，于是十年以来人们第一次过了一段没有政治运动的平安日子。报纸公布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只做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报纸时常在首页刊印毛主席、刘主席两张同样大的照片，并且宣传刘少奇的革命事迹。刘少奇不止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在押的前国民党人员宣布大赦令，这使我们这些政治犯很受鼓舞。有一次干部给我们讲话时说：“战争罪犯手上沾满革命人民的鲜血，比你们的罪惜重，他们都可以大赦，你们的前途错不了。好好改造吧！”
这年的春末夏初，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劳教人员调动向来是不说明理由的，但我们迁往首都近郊总是好事，并且和近来听到的政治气氛松动的消息是一致的。刘少奇主张宽松政策，他当主席总会有好事。有人甚至传闻右派不久会一律摘掉帽子，官复原职，有的小道消息有凭有据，文件的号数都言之凿凿。当然大家只在下面议论，不敢公开传播；但这时大家的神经不太紧张，干部对我们传些什么也不甚介意。政治气氛在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劳改以来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转的希望。然而后来我们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选自《历劫不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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