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舒芜
有好些写反右扩大化题材的文艺作品，似乎可以归纳为这样的公式：某单位的领导人一向是“左”氏之徒，运动一来，大“左”特“左”，他那里一切平日不赞成他的人和他看不惯的人于是大遭其殃。或者某个领导人品质极端恶劣，与他领导之下的一位正直之士曾有旧仇，多半是情场失利之仇，他借着运动公报私仇，甚至作为战利品，抢到了当年情场角逐未能抢到的美人。而被“扩大”的本人，则是始终清醒坚定地相信自己完全正确，至少是相信自己的无辜。他的妻子“划清界限”而去，甚至如上所说，投入当年情场角逐中她脚下的失败者而今日政海风涛中她头上的胜利者的怀抱。最后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特别是那个背叛的妻子覆水难收，只好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我不是说所有写到这个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是这个公式，我只是说其中有些是这个公式。我也不敢说这个公式完全不符事实，我只是说它不大符合我所亲历亲见的事实，也不足以说明当时人所共知的一般情况。
当时人所共知，全国上下，除了工农兵群众和中小学生之外，各行各业各级机构和团体里都要开展反右运动，都要按规定的百分比揪出右派。当时百分比都完成了，二十一年之后重新审查，几乎都是百分之百的“扩大化”了。难道当时各单位领导反右的，全是“左”氏之徒，恶劣之辈？肯定不是。绝大多数都是有着那个时代的朝气，勤勤恳恳地做着工作的好干部。解放初期各方面的巨大成绩，是在他们具体领一万之一下取得的。一次比一次“左”的政治运动，也是在他们具体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在工作中曾经检讨过“左”的错误，更多的恐怕还是检讨过“右”的错误，并不是一贯的“左”氏之徒。为什么到了反右运动，他们几乎都搞了百分之百的“扩大化”，这才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至于“左”氏之徒，恶劣之辈，当然也有，甚至还有双料的，但总归是极少数。他们领导的单位里的反右运动，哪怕是超额“扩大化”，不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二百三百，全国加起来又能占多大比例？整个反右运动如果只在这极少数单位扩大化了，那就不能说整个运动“扩大化”了。
这些其实也不用多说，我想还是谈谈我亲历亲见的事。
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扩大”的。当时社长兼总编辑是冯雪峰同志，1957年“向党提意见帮助整风”的阶段还是他在领导；反右一开始，他自己成了文艺界大右派，出版社的反右运动便由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王任叔（巴人）同志领导了。王任叔同志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从20年代起，他在文艺上政治上后来还在外交战线上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这些已经有好几位同志写文章纪念过。我所知道的是，他1951年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成绩也很突出，有干劲，有气魄，有想象力，有组织能力，并且一般来说也还算内行。但是他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也相当突出，这里当然不需要具体列举了。总之可以说，全出版社的大多数同志平日对他这些缺点的意见就很大；他分工管理我们中国占典文学编辑室，更是常常在种种工作问题上同我们发生很激烈的矛盾，他也不一定都是错的，总之矛盾很多就是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主任，原由副总编辑聂绀弩同志兼任。王任叔同志是后来的，不知为什么又派王任叔同志来具体掌握古典文学编辑室，弄成了一位副总编辑来领导另一位副总编辑的局面。上级领导这样不平常的安排总该有什么深意吧，可是我们不知道，只觉得工作难做，王任叔同志也觉得领导我们很不顺手，大家都别扭。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运动，就是由王任叔同志领导，聂绀弩同志被“隔离审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许多人要检查“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我和张友鸾同志据说是“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尤其要作重点检查。聂绀弩同志被关了一年多，又说是搞错了，不是反革命分子了。“独立王国”一案却并未撤销，聂绀弩同志没有再回来上班，我们这些“独立王国”的遗民余孽就由王任叔同志直接掌握了。很快到了1957年，党中央决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号召广大群众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数同志觉得王任叔同志身上这三风都比较明显，于是对他的批评比较集中，而这中间自然又是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志提得最多，最尖锐。不久，风云突变，反右开始，王任叔同志代替冯雪峰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运动，“右派”纷纷被揪出来。其中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为最多，据说这是一个以我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差不多包括了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全部业务骨干。我们的目的据说是要拥护“大右派冯雪峰”，打击排斥正确体现党的领导的王任叔同志，夺取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部分的领导权。在王任叔同志领导之下，对我们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批判的，我们也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检讨交代，一次比一次深刻，终于被允许过了关。可是1958年定案时，给我们每个人作的结论，却完全不是按照这个口径写的，此是后话。
当时把我们打成“右派”，是谁报上去的，谁批准的，事秘外人莫详，我也不好悬揣。但是，当时说我们“向党进攻”，主要都是指我们对王任叔同志的批评而言，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我们一再检讨“通过攻击党员领导同志来攻击党的领导”，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王任叔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个反右运动非常积极，特别是对于以我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抓紧了来整，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反右之后，王任叔同志以“右派所集中攻击的目标”的身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着崇高的威信，成为党的领导的化身，这更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他不止一次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右派要把我赶出去，可是我还在这里，因为党要我在这里！”有一位比较公正敢言的同志，在“横扫五气”时正式提出：王任叔同志一再这样说话，“流露出一种个人得意的情绪”。这位同志自己大概也还记得吧。总之，我们当时成为右派，如果说是王任叔同志起了主要决定作用，我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根据；但是如果说他起了很大作用，人所共见的根据是足够而有余的。
正因此，就有了一件说来人家不信的事情。1958年给我们每个右派写了结论，都给本人看了，签字了。我也看了，签了字了。当时我并未要求抄下来，也不知道准不准许抄下来。二十年来，我一直记得那上面写的，就是上述的运动中别人着重批判，自己着重检讨的那些事。直到1978年讨论给我“改正”，重新看到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才大吃一惊。原来那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涉及那些事，根本没有提“右派小集团”，写上去的差不多全是当时我自己“挖反动思想”挖出来的，例如对社会主义商品供求关系的看法之类。显然是写结论的时候才发现：运动中着重批判的那些事，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痕迹太明显了，写进结论，将来很可能翻案，不如写上这些大题目，堂而皇之，难以翻案。然而，二十年后重看，就显得特别空洞。有些年轻的同志说，真没有想到当年的“右派”，就是凭这几条空洞的罪名定的，这又是写结论时未能料到的。至于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为什么当时就那么看了，后来竟毫不记得，这是什么心理和心情，就不必说了。
那么，王任叔同志是否为一贯的“左”氏之徒呢？不，恰好相反。还在反右之前，他的杂文《况钟的笔》即已成为传诵一时的反“左”的名文。到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他就被揪了出来，定为“反党分子”，还把他的杂文印成一本小书，名日《王任叔同志的反党文章》，其实都是反右运动前公开发表的，如果在反右运动中被揪出来，都应该算是“右派言论”中质量最高的。只不知道为什么迟揪了两年，里面是什么奥妙？
王任叔同志是否同我们有什么宿仇呢？谁也没有。所谓“右派小集团”中的几个人，都是在他来出版社工作以后才认识他的。我们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多数仍然留在原单位，业务上还得到王任叔同志的相当的重用。二十多年之后，王任叔同志的追悼会上，顾学颉同志送了一副挽联，下联云：“知我罪我，感君犹有爱才心。”顾学颌同志1957年是我那“右派小集团”的一分子，又同被留用的，我怪他送挽联之前没有通知我，如果通知了，我一定会要求共同署名。
总而言之，像王任叔同志这样的反右运动的领导人，同那种公式化的情节里的“左”氏之徒，恶劣之辈，全不一样。事情过去快三十年了，我对他当年在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还是那些意见，并无变化。但是，他毕生的光荣的战斗历史，和他在文学上的不可抹煞的成就，却是这几年看了一些纪念文章和新发表的他的遗稿，我才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更坚信他决不是那种“左”氏之徒、恶劣之辈了。这里可以稍微来一点“大胆假设”：大概他平日早就十分反感于我们不好领导，1957年整风初期我们对他的集中尖锐的批评更使他十分恼火，有这两个“十分”做底子，上面又传下话来，说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就是右派，这时他当然坚信上面的话不会错，同时自然就会首先想到我们正好够得上这个右派的标准，并且也相信他自己来领导对我们的斗争，确是为了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了。相信上面传下来的都不会错，相信上面发动的运动都完全必要，相信运动所要整的都是该整的人（整错了也是难免），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普遍的信念。包括王任叔同志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导反右运动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今天也难以苛责。具体单位里究竟整谁不整谁，领导人平日的好恶当然起很大作用，但只要你的“材料”整理出米以后可以纳入那个该整的框框，就不算冤枉了你，一切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人都有义务起来向你斗争，难道一个领导人仅仅因为平日对你没有好感，他就该避嫌不参加斗争吗？不，他没有这个权利。
这其实也不是今天才这样“大胆假设”，当时我就认真地虔诚地反复地想过这些道理，来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确应该被斗争，来排除对王任叔同志领导斗争的怀疑。当然，自己从未想过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一向还以“左”派自居，忽然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不是立刻容易想得通的。然而也不是绝对无法想通，好在我相信理论，那时报刊上，批判会上，足供采挥信受的理论多的是。譬如说，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来体现的，你说你只反对本单位的领导人，没有向党进攻，但是战场上打的不也是对方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官兵，难道此外还另有笼统的整个的“敌人”吗？这就是一条好理论。又譬如说，是什么阶级不决定于主观意愿，而决定于客观立场，你说你是“左”派，但在关键时刻你参加了右派向党大进攻的行列，你怎么解释？这又是一条好理论。又譬如说，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坚持个人主义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就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抗拒又必然转为进攻，你说你不反社会主义，难道你的个人节又倒是无产阶级的吗？这又是一条好理论。此外还有不少，但这几条也就够了，我的确就是用这几条反复地说服自己，终于想通了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道理，心服口服。
当时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们那里别的右派当中，完全自觉冤枉的不知有没有，至于清醒坚定地始终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谁。我们的政治运动那样搞法，大会压，小会追，中会打态度，日以继夜，众口一词，加上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大字报，其效力是不可轻怕的。你天天听说你是向党进攻，你是右派，人人都说，处处都说，会上也说，会下也说，报刊上也说，大字报上也说，说法又千变万化，有些还非常精辟精彩，慢慢你会觉得自己确实向党进攻过，确实是右派，至少也会疑疑惑惑，不敢自信。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有些文艺作品中，对于“划清界限”而去的妻子，责备很严。有这样的批评：“她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向党进攻，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别人不知道，她还不知道吗？”我对于这样的批评非常反感。当时以最高真理的权威，以全国全民的声势，要求人人相信的事情，一个弱女子相信了，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被指为右派的本人都会被催眠而相信了的事情，妻子相信了，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政治评价，对女子、儿童和一切弱小者总是责备特别严酷苛细，今天是不是要变一变了呢？全国几十万右派的妻子，“划清界限”而去的，找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反正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也没有，我见到听到的范围内也极其个别稀罕，可以想见大概都是有其万不得已之情。文艺作品中写到这些不幸的女子，真是应该“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有的作品偏把她们丑化成水性杨花、背寒趋热、出卖灵魂，甚至反噬无情，落井下石，这样下笔于心何忍呢？或者没有那样坏，但是写她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来只有自怨自艾，自悔自责，一切责任罪过只在她自己，这同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只成为永恒的耻辱的记号，捐了门槛还是不配摆祭祀的杯箸，又有什么区别呢？
总之，当年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扩大化”，如果留在文艺编年史上的，仅仅是几个“左”氏之徒，恶劣之辈，排除异己，公报私仇，造成几个淫娃荡妇的丑行，几个失足的妻子的永恒的忏悔，也实在太辜负那一段历史了。当然还不止此。还有我们一直是留在原单位监督使用，据我所知全国好些单位里也都有“留用右派”，这里面的甜酸苦辣，与“牧马人”、“伐木人”又自不同，我也还没有看到文艺作品里描写过。但是这不是我这里要说的，因为读者只能对作品里已经写的谈谈观感，不能责备作品为什么没有写这个写那个，何况我自己是当事人，人家还可以反问一句：你自己为什么不写呢？我想我是要写的，文艺作品不会写，干脆记事也行。好在当年所谓“右派小集团”的人都还健在，张友写同志八十多岁的高龄，近年来见面不多，但忽而听说他重游六朝烟水之地，在夫子庙吃干丝，忽而听说他到了包公的故里，忽而又好像是喝趵突泉的茶去了，何况另外几位比他年轻。我希望他们都来写，尽可能多留些真相下来。问题的究竟，我们当然也弄不清，但也不要紧，历史需要我们作证，我们把证词留下来就行。
1985年8月28日，于北京碧空楼
（选自《未免有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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