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看大字报
高秋福/文 在欧美国家，大字报可以称作是点缀西方政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大字报在世界上之缘起，实难考稽。但大字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分泛滥，作用恶劣，恐怕为其最“鼎盛”之时。现在，大字报在中国已被禁绝。可是，这几年到国外访问 ，我发现它在欧美一些地方仍在流行。每当看到，总不免唤起昔日的记忆，心头一阵震颤。但细读之下，又总觉得其中隐含一些问题，令人思索。 我第一次在国外看到大字报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那是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友人带我去市中心的十月广场瞻仰列宁塑像。广场虽然难同我们天安门广场相比，倒也还算宽阔。广场四周大厦林立，中央有五彩的瀑布流泻。列宁的塑像在广场一端，高大雄伟。广场上游人如鲫，但他们似乎对那里的景物都不大感兴趣，而是涌向广场的东北角去观看什么。友人带我也走上前去。透过人墙，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原来在围观我们已久违了的那种大字报。一张张白色的新闻纸，有的摆在地上，有的贴在木板墙上。纸上用黑墨水或蓝墨水写满俄罗斯文字或乌克兰文字。两种文字的字母差不多都是核桃大小。按照我们“文革” 中的分类，这些洋大字报严格地说也许可称为中字报。贴在墙上的最长的一份用了19张纸。精通俄文的友人告诉我，那是十几位参加过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老红军战士所写，讲他们的光荣历史，陈述他们对目前政治与生活待遇的不满。记得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胸前的军功章今天竟成了一堆废金属，我们存在银行的卢布成了一叠废纸。对此，有谁给我们解释，我们又该到哪里去讨个公道?显然，字里行间充满激忿。这是苏联解体之初在一些原加盟共和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向身边的一位看来是当地的老人询问他对大字报的反应。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他用手有力地指点了一下大字报，扭头就走了。那意思好象是说，还说什么呢，都写在大字报上面了。 我们于是转到广场上另一个人声鼎沸的地方。只见几十个人围着铺在地上的一张大字报，旁边站着两个中年妇女大着噪门在激动地讲话。原来，她们是大字报的作者，正在宣讲她们作品的内容。大意是说：她们是一所学校的老师，新上任的校长“政治上很反动”，“经济上又很不干净”，“弄得老师们既没法工作又没法生活”。她们曾告到有关当局，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自己反而丢了饭碗。她们要求社会舆论主持公道，给有关人员以应有的谴责。事情的真相如何，我们当然无法判断。但可以理解的是，在社会大变动的年月，出现这种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她们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友人后来告诉我，她们在答观众问时就曾说，过去有不平事，憋在心中不敢说；现在敢说了，但说了又有何用!看来，她们是在万般无奈的的情况下，才把大字报当成一种武器来使用的。但这种武器能否解决她们的问题，也只有天晓得了。 我又一次看到大字报是在北美。去北美之前，我听说美国一些图书馆收藏有我国“文革”期间的大量文字材料，包括大字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时，我看到“文革”期间我国各地出版的一些小报，但没有看到大字报，不免有些遗憾。后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这种遗憾得到一点补偿，因为我在那里看到了美洲式的大字报。 那是在参观加拿大国会大厦时。大厦位于水流湍急的渥太华河畔。在那片被称为国会山的高地上，有一群雄伟的哥特式建筑，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在那里。国会大厦南边，是群众经常聚会的联邦广场。那一天，听说国会在开会辩论讲法语的魁北克地区能不能独立的问题。大厦内在辩论，大厦外的广场上则有一帮青年人在示威。他们来自魁北克，有男有女，三四个人一组，每组都抬着一块大木牌，上面用法文详细地写着他们要求独立的主张和理由。他们绕着广场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让四周的观众仔细阅读大木牌上的文字。他们一声不吭，读者也一声不响。即使有不同意或反对他们的主张者，也不过一笑了之，掉头走开，并不象我们“文革”时期那样，跳出来高声辩论或加以指责。双方的认识和感情就这样在无声中交流。观众读罢，他们又继续往前走。他们转了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劳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称为“流动的大字报”。 看完这种群体性的流动大字报，我又看到一种个体性的流动大字报。那是我从联邦广场来到国会大厦正前方的时候。我举起相机正想拍照，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闯入我的镜头。他独自一人，步履蹒跚，胸前挂着个硬纸板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两个英文大字：NO ABORTION(反对堕胎)。加拿大是个英、法双语制的国家。这个老人据说是讲英语的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他对由民族和文化差异引发的魁北克问题显然毫无兴趣，但出于宗教热情却对堕胎问题情有独钟。其时，国会并未辩论堕胎问题，他不过是在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已。只见他在国会大厦前面的台阶上从东向西、又从西向东走来走去，表情严肃，目不斜视。他不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什么人打扰他。据说，他这样每天独自示威5个小时，已进行七八天了。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他的主张，他表现的那种执著精神却实在令人钦佩。与我同行的朋友将这一独特的场景，戏称为加拿大“活的大字报广告”。他说，这就是西方一些政治家所宣扬的“尊重少数原则”的展示。只要不危及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任何人都可自由地表明自己的主张。至于有关当局听不听，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然，最让我难忘的大字报是在德国的科隆市看到的。那是前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周末的工作活动不便安排，朋友们就建议我去参观科隆大教堂。科隆位于德国中西部的莱茵河畔，有悠久的历史，又有浓厚的现代化气息。德国人说，不去科隆，就等于没有到过德国。而到科隆，必得参观科隆大教堂，因为大教堂向来被称为科隆的标志。远远望去，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高达157.38米的双塔，显得威武而壮观。大教堂内部，金碧辉煌，壁画精美。据说一周七天，来这里祈祷或参观的人，天天如潮涌。奇怪的是，我们来到教堂时，里面却很空旷。原来，我们进的是旁门。待走出正门，我才不由一惊，那里人群熙攘，简直象个闹市。有的人在拍照，有的人在嬉戏，但更多的人却簇拥在门口左边的台阶上观看什么。 好奇心驱使我走上前去。啊，原来那里是一堵琳琅满目的大字报墙。几根木杆子竖立着，上面拉着一道道铁丝，铁丝上挂着一块块规格一致的硬纸片，纸片上写着不同文种的文字。这是德国式的大字报。我后来数了一下，书写大字报的文字主要有德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俄文、中文、日文、朝鲜文，作者恐怕来自几十个国家。这简直也可以说是“联合国大字报墙了”。仔细瞧，各种文字书写得大小不一，大者如拳头，小者如红枣。我粗略地数了一遍，大字报共有三百多张。那么，上面写了些什么呢?就我所能看懂的中文、英文以及勉强能懂的法文浏览了一下，内容大致可分四类：一是议论时政的，如“新纳粹该死”、“法国必须立即停止核试验”；二是祈祷和平与吉祥的，如“人人献爱心，个个是兄弟”、“天下太平，永久和平”；三是感戴上帝和向上帝忏悔的，如“感谢万能上帝，我们夫妻和好如初”、“我犯了罪，请我主饶恕”；四是抒发个人感受的，如“今天的阳光明亮又温暖，让我们尽情享受吧!”另外，还有向亲友祝贺或问候的，也有给游伴留下游踪的，如“施特劳斯，明天早班飞机去柏林”。单就中文的大字报而言，作者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有来自台湾、香港、澳门的，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大多赞扬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但也有少数反华、反共的。许多德国人和外国旅游者聚集在大字报墙前面，认真地阅读，有的还在抄录。 德国报刊将科隆大教堂门前这堵大字报墙称为“和平墙”。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称呼，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60年代，在首都柏林东西部之间修了一道大墙，世称“柏林墙”。那实际上是一堵“战争墙”，因为它是东西方之间“冷战”的产物。而科隆这道墙是90年代人们乞求和祝祷和平的产物，因而称为 “和平墙”。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科隆市同其他德国大城市一样，被盟军炸得一塌糊涂，90％以上的建筑毁于炮火。科隆市原有的150多座教堂，91座被炸毁。作为城市标志的这座双塔大教堂虽然没有被炸掉，但也中弹14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直到1965年才修复。后来，有人将包括大教堂被炸的六、七张有关战争破坏惨景的图片贴到大教堂门前的墙上，以期引起人们对昔日战争的记忆，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照片贴出去之后，很多人把自己的想法也写在纸上贴了上去。这样，连图片带文字满墙都是谴责战争、呼吁和平的纸片，被人称为“和平墙”。 “和平墙”原来只是教堂门口左侧那面墙。墙上的东西越贴越多，越贴越乱。这时，大教堂的管理人员就出面干预。他们为了使大字报更有秩序，就用木杆子和铁丝在教堂门前搭起一道新墙，专供人们贴大字报使用。后来，他们又置备了长约50公分、宽约30公分的硬纸板，供人们写大字报使用。为防止日晒或雨淋，他们又置备了规格一致的塑料薄膜，用以套在写好大字报的纸板上。这样，大字报就可以长期保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带塑料薄膜的大字报非常整齐地挂在墙上。一位管理“和平墙”的神职人员对我说，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谁要想写大字报，只要在他那里登记一下，就可得到几块硬纸板和塑料薄膜，还有几段细铁丝。大字报写好，不管什么内容，都可以用铁丝挂到墙上，但要挂整齐。新的大字报无处挂时，就把一些旧的拿下来，腾出一些地方。他带我到他的储藏室看了一下，我发现，那儿的确有许多供写大字报用的硬纸板和已经摘下来的大字报。 “和平墙”现在正式由大教堂管理。那么，大教堂对此怎么看呢?那位神职人员对我说，“过去，人们有话不便对他人说，就悄悄来到教堂对上帝说，向神父忏悔。现在，教堂里神父少了，上帝自己也忙，哪能听那么多人来说话或忏悔呢。给他们一堵墙，让胸中有话要说的人把话都倾吐到墙上，自己图个痛快，并和别人交流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这位神职人员的话看来说得很轻松。对一些逢场作戏的外国旅游者来说也许是如此。但对德国人来说，这里边恐怕还有并不轻松的深层次的原因。友人告诉我，这几年，德国虽然统一了，陆地上的边界去掉了，可是，东部和西部人们之间“心理上的边界”并没有消失。德国政府为东部的恢复和发展支付了7000 多亿马克，西部人不满，说这样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全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大约有450多万人失业，失业率高达9％，在西欧国家中居首位。同时，有报道说，在每年的16万适龄青年中，至少有7万人拒绝或逃避服兵役。从1985 年至1993年，全国7800万人口中，已有320万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放弃任何宗教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不满情绪增加。过去心中有事还可以去教堂，向上帝诉说。现在，不信宗教或宗教信仰淡漠了，心中的愤懑情绪无处发泄，大字报于是就成为一种宣泄的出口。 这种分析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恐怕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德国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位丹麦朋友同我谈及这种现象时，曾将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大字报称为“规范化的政治橱窗”。他说，那其实是一种政治展览，以显示西方的民主。人们也许不知道，这种展览是被有形或无形的手“规范”过的，因而它的民主就打了折扣。我同意他的见解，因为西方某些政治家对大字报的宽容，就含有其不便明言的深意。少数人借大字报得到了一点说话的民主，但他们可能不会料到，他们得到的那一点民主，却在广泛和深刻得多的层面上被用来掩饰了西方民主虚伪的实质。这样，欧美国家出现的大字报实质上就成为点缀西方政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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