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苏共中央书记
高秋福 夜色朦胧中，我抵达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一下飞机，就受到俄罗斯朋友们的热情欢迎。为首者，身材高大，背微驼，鹤发红颜。他叫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吉连科，是邀请方“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21世纪委员会”主席沃尔斯基的代表。 我们握握手，吉连科随即拿出一纸日程安排表征求我的意见。他举止儒雅，谈吐得体，双眸闪动，隐含着精明和睿智。我心想，此公决非等闲人物。果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朋友悄声告诉我：吉连科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是苏联解体前的显赫政要。 我们访问俄罗斯的8天行程，吉连科全程陪同。按中国的说法，吉连科原来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由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陪同，我们起初都有点诚惶诚恐。但相处几天，见他跑前忙后，为我们安排参观，搜集资料，甚至开车门，送饮料，令人感到非常亲切。我脑中念头闪过：一定要单独采访他。 但是，访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白天几乎没有时间。而到了晚上，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诺夫哥罗德，他总是有当年的老朋友、老部下前来拜访，根本腾不出时间。我于是不得不“化整为零”，抓住长途乘车、饮茶用餐和等候飞机的时间，同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交谈。 吉连科不愧是多年做苏联党团领导工作的高级干部，善解人意。我们第一次谈话，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自报家门”。那是在从圣彼得堡开往诺夫哥罗德的长途汽车上。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随身携带的深绿色封皮护照说，他于1936年9月17日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956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乌克兰当时是苏联的“矿物聚宝盆”，煤炭资源尤其丰富。他学的是建筑工程，却向往当一名煤矿工程师。因此大学毕业后，他就与同班恋人、后来的妻子一起主动要求到煤矿当工人。 他在煤矿工作20多年，下井挖煤，做团的工作，后来被调到基辅市，任乌克兰共青团第一书记。1989年9月，他奉调到莫斯科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工作。1991年8月，苏联共产党解散，吉连科失业。1996年，他60岁时正式退休。现在，他应好友沃尔斯基之聘，在沃氏主持的“俄罗斯企业家协会”和“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21世纪委员会”帮忙。 我问起他的家庭生活，吉连科坦诚相告。他说，夫人是工程师，早已退休，夫妇俩在莫斯科高级住宅区有一套四室两厅的住房，那是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时由政府分配的。唯一的女儿，在乌克兰工作。他又指着家庭成员一栏对我说：“瞧，当年是一个三口之家。苏联解体时，我留在莫斯科，而我女儿同丈夫和孩子留在了乌克兰；我的家庭就这样一分为二，女儿成了外国人。”苏联解体造成家庭的分裂，也带来感情上的苦痛。吉连科感伤地说，他生活不富裕，而远在乌克兰的女儿一家生活更困难。他和夫人总想去探望。但往返一趟，火车票钱相当于他们夫妇3个月的退休金。因此，只能一年一次。 谈到家庭收入，吉连科毫不隐讳。他告诉我，他任苏共中央书记时，月薪是1000卢布，当时约合1300美元。苏联解体前夕，他有1万多卢布的积蓄。他花1.07万卢布购买了一辆国产轿车，用到今天。谈到这里，吉连科眼睛一亮，不无自豪地说：“这完全归功于我的夫人。当时，政府给我配备了专用车。我不想自己买车。可是夫人认为，物价不断上涨，还是把钱花掉，置买点东西为好。她决定了，车也就买了。这真应了那句俄罗斯俗话：最聪明的办法是让女人掌权。”吉连科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他接着说：“如果当时不买下这辆车，那1万多卢布，而今就只能是一堆废纸了。” 吉连科退休前是苏共中央书记，职级在政府部长之上。但是，俄罗斯联邦政府在发放退休金时只承认政府任职，不承认任何政党内的任职。吉连科一直在苏联共产党内任职，而在政府中没有任何职务，因而不能在退休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他同妻子一样，每月的养老金500卢布，约合20美元。据我所知，莫斯科规定的生活贫困线为人均每月800卢布。吉连科一家显然是在贫困线以下了。那么，他怎么维持生计呢？吉连科颇难为情地告诉我，他在企业家协会“打工”，每月有1500卢布的收入。“勉强糊口，勉强糊口啊！”吉连科苦涩地感慨道。 谈话从生活转向政府时，我首先征询吉连科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因为他当年主管全苏联的民族工作。吉连科说，苏联大小民族有上百个，但不管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都自称是苏联人，外国人也一律称他们为苏联人。“我主管这项工作有两年时间，并没有感到有民族不平等问题，更不用说什么民族歧视问题了。在各级苏维埃中，各民族代表都能平等地议政议事。当然，在有些少数民族中间，确实有一些民族沙文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从自己的私利或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不顾大多数民族的利益，不顾整个苏联的利益，总想闹分裂，闹独立。到后来，更有西方的挑拨离间，这些人就闹得更欢了。”吉连科承认，苏联的民族问题很复杂，苏共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失误。这也是导致苏联垮台的原因之一。 一谈到政治，不可避免地要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吉连科对此当然是早有思考，答案成竹在胸。“主要原因可以列上好几条，但根本原因在领导。”他回忆说，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一直是个人专断，党内没有多少民主可言。这样，列宁创建的生气勃勃的布尔什维克党就给搞得愈来愈没有生气，脱离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戈尔巴乔夫不听劝告，错用了不少人，重用了一批政治上投机钻营之徒。吉连科举例说，在瓦解苏联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倚重的某些苏共高级领导人发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都难以比及的作用。一位主管苏联国家安全的领导人，竟然把苏联采取的安全措施都告诉了美国人。这些人都是政治无赖，没有政治信念和政治信仰，谁得势就支持谁，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关键时刻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他们当政，占据党政高位，苏联不瓦解才怪呢。 谈到这些，虽然事隔有年，吉连科仍然激愤难平。他沉痛地说：“人们都称苏联是‘解体’，我看这样说未免轻描淡写。实际上，苏联不是解体，而是毁灭。”他认为，巴黎公社存在70天后失败了。这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并不令人震惊。但是，建立70年的苏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的苏联，转眼就不复存在了，却不能不令人震惊。这是历史的悲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谈到这里，他双手托着额角说：“我们这些当事人，确实难以向后人交待，难以向历史交待。” 那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如何呢？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武韬为我们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同吉连科一边用餐，一边讨论这个问题。吉连科说，他不久前访问过中国，时间匆促，没有机会去农村，但看到和听到不少国有企业改造的情况。他对这些情况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思考，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同志们的大胆探索和实践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令人振奋。在送别的机场上，我们的讨论继续着。他说，马克思早就说过，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既然脱胎于资本主 义，就难免带有资本主义的残迹。对此不予重视，或处理不当，社会主义就会夭折，资本主义就会复辟。这是苏联毁灭的根本教训和启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遭受挫折，甚至一时的失败，但社会主义终究还是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吉连科认为：“尽管有苏联这样一场历史的悲剧，社会主义运动必然还会复兴，并最后取得胜利。” 听到吉连科这一番宏论，我不由说：“苏联的悲剧，也是人类一份异常珍贵的思想遗产。你是否打算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对这个问题，吉连科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而是说：“就我所知，不少人在苏联毁灭后撰写了回忆录。其中，当然有人比较忠实地记录了事变发生的过程和原委。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撒谎，歪曲历史。还有一些人借写回忆录，吹嘘自己，洗刷自己，并从中捞取经济好处。这是非常可鄙的行为。”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明确地表示：“我是决不会干这种缺德事的。现在的生活虽然比较困难，但我宁愿过贫困的生活，也不干对不起苏联、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 听着吉连科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我不禁肃然起敬。 吉连科热爱苏联，热爱俄罗斯。苏联解体时，他本来可以回乌克兰谋到一个较好的职位。但是，他毅然留在了莫斯科。吉连科说：“这不是什么政治选择，而是自然选择，甚至可说是没选择。我出生在乌克兰，长期在乌克兰工作，当然热爱乌克兰。但是，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认为我是苏联人。我在莫斯科有很多朋友，俄罗斯朋友。他们从没有把我当成什么乌克兰人，而是同自己人一样。我干吗非要把自己从他们中间分离出去呢！” 在谢列梅捷沃机场贵宾室等候飞机起飞的一个多小时，我同吉连科一直交谈。就要分手了，好像还有很多话没有说。握手道别时，吉连科说：“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令人钦羡。我想，总有一天，俄罗斯也同样会令人钦羡。”这说明，他没有因为苏联的毁灭而绝望。他对俄罗斯，对未来，还是满怀信心的。（追记于2000年冬去转暖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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