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大卫?奎曼 （David Quammen），屡获大奖的美国科学、自然和旅游作家，《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特约撰稿人。曾为《户外》（Outside）杂志撰写“自然行为”专栏长达15年。其文章还出现在《哈泼斯》（Harper’s）、《滚石》（Rolling Stone）、《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户外探险》（Outdoor）等杂志上，出版了十余部著作。他被派往许多地方，通常是丛林、山区、偏远的岛屿和沼泽。曾荣获美国自然文学的奖项——约翰?巴勒斯奖章、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奖，以及美国国际笔会颁发的散文艺术奖，并三次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
另一条跨国传染途径是从香港京华酒店到新加坡。一位叫埃斯特·莫的年轻姑娘在香港购物时住在京华国际酒店。回到新加坡后，她感到有点发烧。那天是2 月25 日。之前，她和一位女性友人在京华国际酒店的938 房间同住了四个晚上，和刘教授住的房间仅几步之遥。回到新加坡后，埃斯特·莫一直高烧不退，并开始咳嗽。3 月1 日，她到陈笃生医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就医。这是一家大型公立医院，坐落在市中心北边一座装饰一新的大楼里。胸部的X 光检查发现她的右肺部有白色片状影，莫小姐因此被诊断为非典型性肺炎，住进了医院。给她接诊的一位医生叫布伦达·洪，是治疗传染性疾病的资深医师，她也恰好负责陈笃生医院的传染防控工作。埃斯特·莫刚刚入院时，医院并没有任何关于防控传染的警示。安医生后来告诉我：“那时，我们根本不了解那到底是什么病。”
这次事件过去了六年后，洪医生凭着记忆又带我重温了那场风波。尽管她预示我拼凑起的回忆可能并不完整，但是事实表明，她讲述的很多细节清晰准确。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景色优美的陈笃生医院一间不大、独立的会议室里。这间屋子偶尔供医生们会议使用，也是实习医学生的教室。我们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洪医生那天穿着一条格子裙，个子不高，坦诚、直率。出于行医的谨慎，洪医生没有说出埃斯特·莫的名字，而是用“一位年轻姑娘”来称呼接诊的第一例指标病例。作为治疗传染性疾病的医生，洪医生亲自接诊了第一例指标病例。一位年轻的专科住院医师（正在接受培训的年轻医生）协助洪医生提取了莫小姐的黏液样本进行培养。洪医生告诉我，这位住院医师当时没有戴口罩。一开始，陈笃生医院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来预防这一传染病，虽然洪医生未被感染，这位住院医师却因此被感染。
他的病情及严重的并发症随后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因为莫小姐的肺炎不断加重，这位年轻姑娘即将成为这种“未定义”的疾病的另一超级传播者。但正在为其诊治的洪医生和其同事，丝毫没有察觉。
开始，莫小姐被收治在了普通病房，病床之间空隙很小，病人和病人也挨得很近，医院工作人员在病房里来来往往。几天后由于呼吸困难，她被转到了重症监护室。洪医生告诉我，这样的情况有点非同寻常，年轻人很少患如此严重的肺炎—这种异常的情况引起了洪医生的警觉。那周五，当新加坡其他医院的医生到陈笃生医院例行每周大查房的时候，洪医生和同事将这一非典型性肺炎的病例提出来请各位医生讨论。听闻这位病人的症状和病历后，新加坡中央医院的一位医生说：“奇怪，我们医院也有一例非典型性肺炎的病例，也是一位年轻姑娘，也是最近刚刚从香港返回新加坡。”稍加核对，他们发现住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的那位病人正是莫小姐的朋友，她和莫小姐在香港京华国际酒店时同住938 房间。这一发现使在座的医生们不寒而栗。
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非典型性肺炎患者到陈笃生医院就诊，绝大多数患者或者说所有患者都和埃斯特·莫有联系。首先入院的是莫小姐的母亲。三天后，莫小姐所属教堂的牧师也入院接受治疗，他曾探望入院的埃斯特·莫并为她祈祷。接下来入院的是埃斯特·莫的父亲，他有咳嗽的症状，痰中有血丝。接下来入院的是她的外婆，再后来是她的舅舅。到3 月中旬，他们都住进了陈笃生医院接受治疗。就在莫小姐的家人不断发病入院为医生们拉响警钟的同时，布伦达·洪获知了另外一个不幸的消息。3 月13 日，周四，医院的行政助理通知她，曾经在莫小姐住过的病房里工作的四位护士同时发病。四位护士在一天同时生病可不是什么正常的现象。我坐在洪医生旁边，看到潦草记下要点的便笺，她冷冷地说：“对我来说，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事态在不断加剧。”
尽管洪医生和她的同事对此还一无所知，这样的事态不仅仅发生在陈笃生医院，在全球范围也在不断加剧。几乎是同一时间，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布预警—“发现一种来源不明、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疾病”。新加坡卫生部很快得知，三例非典型性肺炎患者（埃斯特·莫、她的朋友、另外一个病人）同时出现，而且追根溯源都和香港京华国际酒店有关。这就使人不得不将莫小姐的情况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考虑了。新加坡卫生部部长可能给陈笃生医院的院长打了电话，而当时院长正与医院其他资深专家举行会议。洪医生说，医院的院长、医学委员会的主席、护理部主任和身为传染科主任的洪医生本人及其他相关人员都被召集到这个房间，探讨这个事件的缘由。
我问：“ 来这个房间开会？”
“这个房间，就是这个房间。”就是在这儿，院长告诉他们：“这里可能有疾病大暴发了，我们得组织起来。”
一位叫李冶森的医生由于之前有过处理尼帕病毒暴发的经验，受命负责采取特别措施，以应对此次疾病的暴发。新加坡卫生部建议陈笃生医院的领导层做好接收更多病人的准备，因为病人越来越多—前三例“非典”病人的家人和朋友现在都有发病的症状了。李冶森组织大家行动起来。他们在一间病房外搭起帐篷接收患者，并在帐篷中安置了一台X 射线机，检查该疾病对病人肺部可能造成的损害。绝大多数病人住进了普通病房，危重的病人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由于第一重症监护室人满为患，另外两间病房也被改造成SARS 的重症监护室，只用来接收其他患此病的病人。虽然洪医生和她的同事还不清楚究竟在隔离什么，但他们深知隔离和防护护理是控制疾病传染的重要措施。她告诉我：“记住，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诊断检测。”她说的没有任何诊断检测，是指没有对病人进行的病原检测—因为致病的根源尚未被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流行病学的原理在工作，那就是判断现在接诊的病人是否和原发病人有过接触。”这只不过是在盲人摸象罢了。
3 月14 日，周五，医院一年一度、备受关注的联欢会如期在威斯汀酒店举行。布伦达·洪和同事们坐在空着一半座位的餐桌前，好奇地发现：“李冶森呢？这位同事呢？那位同事呢？”他们在紧锣密鼓地工作，都没能参加晚会—他们在医院搬床搬家具，将一切安排妥当以备不时之需。洪医生周六早上也加入这场争分夺秒的准备工作中。
作为传染科的主任，洪医生让所有医护人员都穿上罩衣，戴上手套和隔离效果较好的N95 口罩，这种口罩佩戴起来比普通的医用口罩更为舒适。但是，当时这类物品奇缺，黑市价格猛涨。N95 口罩的价格从2 美元涨到了8 美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尽力而为。3 月23 日，这种疾病已经有了国际公认的名字，陈笃生医院成了新加坡收治SARS病人的指定医院，所有“非典”病人都将从其他医院转到这里。禁止探视“非典”病人。医护人员必须戴上口罩、手套，穿罩衣。
隔离和防护措施全面实施之前，又出现了一位超级传播者。这位患者住在医院的冠心病监护病房（Coronary Care Unit），是一位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中年妇女。开始她住在普通病房，被一位护工传染上了“非典”，这位护工则是被埃斯特·莫传染的。接着这位妇女心脏病发作，并被转入心脏重症监护室。当时，这位妇女的非典型性肺炎症状还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说不如她心脏病的症状那样严重。在心脏重症监护室，心脏科的专护医生和一位住院医师给她插管治疗。正像广州的毒王一样，插管似乎为“非典”创造了极佳的传播条件。最终在心脏重症监护室，有27 个人被传染上了“非典”，包括5 名医生、13 名护士、1 名做超声波检查的技师和2 名心脏科技师、1 名专科护士和5 名探视者。我是后来在报道中看到了这些数字，布伦达·洪的叙述更加感性化。她回忆说，那位心脏科的医生已经怀孕，插管时戴着口罩。尽管被传染了“非典”，但是她后来康复了。那位插管时也站在旁边的住院医师没有戴口罩。洪医生说：“这个住院医师是个小伙子，生病一段时间之后被送回家休养。他母亲亲自护理他，也被传染了‘ 非典’。”
“他们活下来了吗？”
“没有。”
“母子俩谁也没有活下来。”
“真是太不幸了。这位住院医生非常年轻，只有27 岁，他母亲也去世了。”
协助洪医生的年轻住院医生也同样面临着被传染的危险，还记得他吗？正是他从埃斯特·莫的呼吸道中取出的疾病的化验样本。他的经历让人们认识到这种疾病是由传染性极高的病毒或者细菌引起的，这种病毒在面对面的接触时，特别是在拥挤或者近距离接触下传播得更快。在协助洪医生对莫小姐进行检查后几天，这位住院医生就飞赴纽约参加一个传染性疾病的会议。经历了20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他感到身体不适。在转道法兰克福回新加坡的途中，他给一位新加坡的同事打电话提及他生病的消息。这位同事就此事向新加坡政府提出了警示，新加坡政府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时提醒了德国官员。德国官员在飞机到达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接走了这位医生，并对他进行了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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