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花很多年时间去学习所有的解释性理论之后，任何答案——依据前人曾经达到过的大多数路径所得出的答案——在她面前都像雕刻家手下纷纷掉落的刨花。雕刻家关心的是那块引起了刨花的木料，而一个学方法论的人如钟与氏，关心的则是引起这些答案碎屑的问题全貌。在现实意义上，明确定义问题是为了知道我们在对付什么；在研究中，则是为了理解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纷繁方面，厘清不同线索的意义；而在个人生活里，它只是一种作者本人难以回避的习惯。这个小集子，编辑小庄曾想把它命名为《应该怎样去批评地球人的生活？》，作者自己想叫做《谜一样的地球生活》，PK的最后结果是基友“王大锤”跳出来说，不如《陪你去看英国人落在那地球上》好了，想了想，不过是标题而已，不用打起来，遂采用了第三方意见。
前几天有小伙伴来上海玩，走的时候在2号线给我发消息：
“去坐高铁应该是从虹桥机场航站楼下地铁是吧？”
我很迷惑，截了个交通路线图给他：“2号线有虹桥火车站这一站啊。”去赶火车为什么不在火车站下呢？
他说：“我来的时候下了火车，并没走出建筑就上了地铁，那站站名就是机场航站楼。”
上海的虹桥枢纽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里面包括了两个航站楼，一个高铁站，还有两条地铁线路的三个站点。我想小伙伴大概是跟着指示牌不知不觉走到机场那边去了，于是又截了个包括虹桥枢纽和地铁线路的地图给他。
半小时以后他回消息：“哦，我好像搞懂这整个建筑规划是怎么回事了。”
我默默地在心里吐槽：“你为什么需要明白建筑规划才能解决在哪站下车的问题……”
这个小伙伴，恕不点名，是我见过最聪明博学的人类之一。以上这件小事，可以给我们一些他为何如此聪明博学的启示：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很乐于花一点时间去理解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而不是直奔简单答案。
与此同时，我遇到的其他大多数人，在获取任何信息的时候，已经自行决定了想要的答案。大规模工业生产污染环境？——回归田园解决一切好了。网络电信诈骗横行？——都是世界的错。印度农民自杀率升高？——都怪转基因。作为一个方法论学生，我经常惊叹别人得出结论之轻率，而他们则常常善意地批评我想太多。
我并不打算对此作出任何辩解：当你花了很多年时间去学习所有的解释性理论之后，任何答案——依据前人曾经达到过的大多数路径所得出的答案——在你面前都像雕刻家手下纷纷掉落的刨花。雕刻家关心的是那块引起了刨花的木料，而一个方法论学生，关心的则是引起这些答案碎屑的问题全貌。在现实意义上，明确定义问题是为了知道我们在对付什么——从早餐搭配（需要在赶时间和健康之间作出权衡）到基础政策制定（有哪些相关者需要被考虑？它的伦理倾向如何？它的现实成本和目的如何平衡？它有哪些负面作用？），或者在我的朋友不知道在哪站下车的时候作出最有效的反应（他在哪？他为什么这么问？如何避免造成更多困惑？）在研究中，则是为了理解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纷繁方面，厘清不同线索的意义。而在个人生活里，它只是一种难以回避的习惯。
在生活中这样做也许并没有太多的优越性，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是想太多，绝不适用于赶火车之类的紧急情况。但是在零碎线索中拼凑本质图景，从已知出发推断多样化的答案，这些谜题实在是惊人地有趣，我因为遭遇新鲜信息陷入沉思，耽误过不止一次火车（真的！）。因为跨文化经历能够大规模提供此类经验，所以误过好几个国家的火车。实际上我为了搞明白伦敦地铁到底怎么回事，曾经一天穿越六次帕丁顿站。我知道维也纳火车站像公交一样密集，苏黎世公交即火车，布拉格站工作人员不说英语，巴黎……天啊别跟我提巴黎！看看看看，都是繁体大写的惨。
这本小册子里收录的文章，大多数是来自跨文化旅行里出现的念头，它们和铺面而来的新鲜感、试图描述新体验的徒劳努力以及大量解释性理论纠缠在一起，产生了这些脑洞深重的文章。而这些旅行大多发生在英国。英国是个很美好的国家，风景如画，人文气息浓厚，偶尔不下雨，误了火车还可以方便地搭乘下一班，对列车沉思者很友善。雨水、列车与胡思乱想是英国生活的现实组成部分，英国人切斯特顿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描写他遐想伦敦火车站被水淹了的盛况。作为一个亚洲人，我觉得英国人真是好玩死了，就算是学着用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他们，仍然觉得他们根本不是跟我生活在一个星球。
料英国人见我应如是。
钟与氏：政治学方法论硕士，涂鸦和旅行爱好者，对世界、对人类社会和对自我充满困惑，有问不完的问题，吐不完的槽。为此学习了大量理论和方法论，结果有了更多的问题和吐槽，在这个过程中，领悟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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