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介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严复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最重要的是《物类宗衍》（即《物种起源》）中两部分内容《争自存》、《遗宜种》，基本意思就是后来深入人心的口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斯宾塞（严译为锡彭塞）的学说是“群学”（今则多译为社会学）。严复对斯宾塞的学说极为推崇，认为“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第《大学》引而未发，语而不详。至锡彭塞之书，则精深微妙，繁富奥衍。其持一理论一事也，必根柢物理，徵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不过，严复没有介绍斯宾塞学说的具体内容，而是分析斯宾塞学说是建立在数学、逻辑、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原强
今之扼腕奋舌，而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五十年以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之一大事乎？
达尔文者，英国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寰瀛。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褎〔裒〕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名曰《物类宗衍》。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论者谓达氏之学，其彰人耳目，改易思理，甚于奈端氏之天算格致，殆非溢美之言也。其为书证阐明确，厘然有当于人心。大旨谓：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其日纷日异，大抵牵天系地与凡所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然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而驯致若此者也。书所称述，独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其一篇曰《争自存》，其一篇曰《遗宜种》。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桀，
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且其争之事，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处劳，狙于山者，使之居泽，不再传而其种尽矣。争存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占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或千余年，消磨歇绝，至于靡有孑遗，如卵学家所见之占禽古兽是已。此微禽兽为然，草木亦犹是也；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犹是也。人民者，固动物之一类也。达尔文氏总有生之物，而标其宗旨，论其大凡。
而又有锡彭塞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约其所论，其节目支条，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第《大学》引而未发，语而不详。至锡彭塞之书，则精深微妙，繁富奥衍。其持一理论一事也，必根柢物理，徵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翕散之由，尤为三致意焉。于五洲之治中，狉榛蛮夷，以至著号最强之国，指斥发麾，十九罄尽。而独于中国之治嘿如也，此亦于其所不知，则从盖阙之义也。锡彭塞殚毕生之精力，阅五十载而后成书。全书之外，杂著丛书又十余种，有曰《动〔劝〕学篇》者，有曰《明民要论》者，以卷帙之不繁而诵读者为尤众。《动〔劝〕学篇》者，劝治群学之书也。其大恉以谓：大下沿流溯源，执因求果之事，惟于群学为最难。有国家者，施一政，著一令，其旨本以坊民也，本以拯弊也，而所期者每不可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及历时久而曲折多，其利害蕃变，遂有不可究诘者。是故不明群学之理，不独率由旧章者非也，而改弦更张者，乃瘉误，因循卤莽二者必与居一焉。何则？格致之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力学者，所谓格致七〔之〕学是也。炙〔质〕学者，所谓化学是也。名数力炙〔质〕四者已治矣，然其心之用，犹审于寡而荧于纷，察于近而迷于远也，故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何则？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末由见于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故人学者，群学入德之门也。人学又析而为二焉：曰生学，曰心学。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孳乳之大法也。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而一切政治之施，与其强弱盛衰之迹，特皆如释民所谓循业发现者耳，夫固有为之根而受其蕴者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到治馨香之极盛也。呜呼!美矣!备矣!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
呜呼!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今者款议不成，而畿辅且有旦暮之警矣。则是民不知兵而将帅乏才也。曩者天子尝赫然震怒矣，思有以更置之。而内之则殿阁宰相以至六部九卿，外之洎廿四行省之督抚将军，乃无一人焉足以胜御侮之任者。深山猛虎，徒虚论耳。夫如是尚得谓之国有人焉哉!兵连仅逾年耳，而乃公私赤立，洋债而外，尚不能无扰闾阎，是财匮而蹈前明之覆辙也。夫一国犹一身也，击其首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而南北虽属一君，彼是居然两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视邦国之颠危，若秦越之肥瘠。则是臣主君民之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将不素讲，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蚁附蜂屯，授以外洋之快枪机炮，则扦格而不操，窒塞而毁折。故其用之也，转不如陋钝之抬枪。而昧者不知，遂诩诩然曰：是内地之利器也。又有人焉，以谓吾习一枪之有准，遂可以司命三军，且大布其言以慑敌。此其所见，尚何足与言今日之军械也哉!更何足与言战陈之事也哉!夫督曰制军，抚曰抚军，皆将帅也，其居其名不习其事乃如此。十年已来，朝廷阙政亦已多矣。其谋谟庙廊，佐上出令者，与下为市翘污浊苞苴之行以为天下标准，且靦然曰：弊者，固中国之所以养天下者也。此其言是率中国举为穿窬而后已也。即目击甚不道之政，亦谓吾已无可奈何于吾君，或为天下后世所共谅。且此数公者，又非不知与乱同事之罔不亡也。正如息夫躬所言：“以狗马齿保目所见。”苟幸及吾身之无亲见而已，而国家亿万年之基，由此而臬兀焉，非所恤矣，而孰谓是区区者之尚不余畀耶!至所谓天子顾问献替之臣，则于时事时势国家所视以为存亡安危者，皆茫然无异瞽人之捕风。其于外洋之事，固无责矣。所可异者，其于本国本朝与其职分所应知应明之事，亦未尝稍留意焉一考其情实。是故有所论列，则啽呓穉骀，传闻远方，徒资笑虐。有所弹劾，则道听涂说，矫诬气矜。人经朝廷数十年之任事，在辇毂数百里之中，于其短长功罪、得失是非，昏然毫未有知。徒尚嚣，自鸣忠谠。而一时之论，亦以忠谠称之，此皆文武百执事天子缓急所恃以为安者，其人材又如此。至其中趋时者流，自命俊杰，则矜其浅尝，夸为独得，徒取外洋之疑似，以乱人主之聪明。而尤不肖者，则窃幸世事之纠纷，又欲因之以为利。求才亟，则可以侥幸而骤迁，兴作多，则可以居间以自润。凡此云云，其皆今日逆耳之笃论，抑为鄙人丧心之妄言也。
夫人才求之于有位之人，既如此矣。意者沈废伏匿于草野闾巷之间，乃转而求之，则消乏彫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即竟谓之无，亦蔑不可审矣。神州九万里之地，四百兆之民，此廓廓者徒土荒耳，是熙熙者徒人满耳。尚自谓吾为冠带之民，灵秀所锤，孔孟之所教，礼义之所治，抑何其无愧而不知耻也。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今且无论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尝败于法国乎？不三十年，洒耻复亡，蔚为强国。八百六十余年，法兰西不尝破于德国乎？不二十年，救敝扶伤，褎然称富，论世之士，谓其较拿破仑之日为逾强也。然则战败又乌足悲哉!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虽有圣人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上下同德，痛刮除而鼓舞之，终不足以有立。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眈眈〕，恐未及有为，而已为印度、波兰之续；将锡彭塞之说未行，而达尔文之理先信，况乎其未必能遂然也。吾辈一身即不足惜，如吾子孙与中国之人种何!於戏!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其尚无相兹下士民以克诱其衷，咸俾知奋!
闻前言者造而开〔问〕余曰：甚矣先生之言，无异杞人之忧天坠也!今夫异族之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三代以迄汉氏，南北狺狺，互有利钝。虽时见侵，无损大较，固无论已。魏晋不纲，有五胡之乱华，大河以北，沦于旃裘羶酪者近数百年。当是之时，哀哀黔首，衽革枕戈，不得喙息，盖几靡有孑遗，耗矣!息肩于唐，载庶载富。及至李氏末造，赵宋始终，其被祸乃尤烈。金源女真更盛迭帝。青吉斯汗崛起鄂诺，威憺欧洲。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一华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罗，幅员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块肉沦丧，不及百年，长城以南，复归汉产。至国朝龙兴辽沈，圣哲笃生，母我群黎，革明弊政，湛恩汪秽，盖三百祀于兹矣。此皆著自古昔者也。其间递嬗，要不过一姓之废兴，而人民则犹此人民，声教则犹古声教，然则即今无讳，损益可知。林林之众，讵无噍类!而吾子耸于达尔文氏之邪说，一将谓其无以自存，再则忧其无以遗种，此何异众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发狂叫，白昼见魅也哉？不然，何所论之怪诞不经，独不虑旁观者之闵笑也？况夫昭代厚泽深仁，隆基方永，景命未改，讴歌所归，事又万万不至此。殷忧正所以启圣明耳，何直为此叫叫也？且而不见回部之土耳其乎？介夫俄与英之间，壤地日蹙，其偪也可谓至矣，然不闻其遂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也，则又何居？吾子念之，物强者死之徒，事穷者势必反，天道剥复之事，如反覆手耳。安知今之所谓强邻者不先笑后号咷，而吾子漆叹嫠忧，所贬君而自损者，不俯吊而仰贺乎？
余应之曰：唯唯，客之所以袪吾惑者，可谓至矣!虽然，愿请间，得为客深明之。若客者，信所谓明于古而暗于今，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姑微论客之所指为异族者之非异族。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也。北并乎锡伯利亚，南襟乎中国海，东距乎太平洋，西苞乎昆仑墟，黄种之所居也。其为人也，高颧而浅鼻，长目而强发。乌拉以西，大秦旧壤，白种之所产也。其为人也，紫髯而碧眼，隆准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东萦吕宋，西拂痕都［①］，其间多岛国焉，则赭种之民也。而黑种最下，则亚非利加及绕赤道诸部，所谓黑奴是矣。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区以别之，正坐所见隘耳。彼三代、春秋时，秦、徐、燕、越、吴、楚、闽、濮，胥戎狄矣，又乌足以为典要也哉!第就令如客所谈，客尚不知种之相强弱者，其故有二：有鸷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有以文胜者。以质胜者，游牧射猎之民是也。其国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人，忧则相恤，难则相赴。生聚教训之事，简而不详，骑射驰骋，云屯飙散，旃毳肉酪，养生之具，益力耐寒。故其为种乐战而轻死，有魁杰者要约而驱使之，其势可以强天下。虽然，强矣，而未进夫化也。若夫中国之民，则进夫化矣，而文胜之国也。耕凿蚕织，城郭邑居，于是有刑政礼乐之治，有庠序学校之教。通功易事，四民乃分。其文章法令之事，历变而愈繁，积久而益富，养生送死之资无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无不明也，冠婚丧祭之礼无不举也。故其民也媮生而畏法，治之得其道则易以相安，失其道亦易以日窳，是故及其敝也，每转为质胜者之所制。然而此中之安富尊荣，声明文物，固游牧射猎者所心慕而远不逮者也。故其既入中国也，虽名为之君，然数传而后，其子若孙，虽有祖宗之遗令切诫，往往不能不厌劳苦而事逸乐，弃惇德而染浇风，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盖已寡矣。善夫苏子瞻之言曰：“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然其无法也，始以自治则有余，迨既入中国而为之君矣，必不能弃中国之法，而以无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于法而同受其敝焉。此中国所以经其累胜以常自若，而其化转以日广，其种转以日滋。何则？物固有无形之相胜，而亲为所胜者每身历其境而未之或知也。是故取客之言而详审之，则谓异族常受制于中国也可，不可谓异族制中国也。
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民长大鸷悍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较而论之，又为吾民所必不及。故凡所谓耕凿陶冶，织纴树牧，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斗转输，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月新，故能以法胜矣，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为可畏也。
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中国常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蠹朽膛〔瞠〕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此曩者所以有四千年文物傫然不终日之叹也，此岂徒客之所甚恨!石介有言：“吾岂狂痴也者。”但天下事既如此矣，则安得塞耳涂目，不为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道之耶!且客过矣，吾所谓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者，夫岂必“死者以国量平〔乎〕泽若蕉”而后为尔耶？第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僇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是蚩蚩者长为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不然，夫岂不知其不至于无噍类也，彼黑与赭且常存于两间矣，矧夫四百兆之黄也哉!民固有其生也不如其死，其存也不如其亡，贵贱苦乐之间异耳。
且物之极也，必有其所由极，势之反也，必有其所由反。善保其强，则强者正所以长存；不善用其柔，则柔者正所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数，老氏雄雌之言，固圣智者之妙用微权，而非无所事事俟其自至之谓也。无所事事而俟其自至者，正《太甲》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者耳，天固不为无衣者减寒，岁亦不为不耕者减饥也。客亦知之否耶？至土耳其之所以尚存，则彼之穆哈蓦德，固以敢死为教，而以武健严酷之道狙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质有余，术知虽无可言，而鸷悍胜兵尚足有以自立，故虽介两雄乎而灭亡犹未也。然而日侵月削，所存盖亦仅矣。若我中国，则军旅之事，未之学矣，又乌得以上耳其自广也哉!
虽然，使今有人焉，愤中国之积贫积弱，攘臂言曰：曷不使我为治？使我为治，则可以立致富强而厚风俗。然则其道何由？曰：中国之所不振者，非法不善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祖宗之成宪有在，吾将遵而用之而加实力焉。于是督责之政行，而刺举之事兴。如是而期之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何则？天下之势，犹水之趋下，夫已浩浩然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之所不胜也。
乃又有人焉曰：法制者，圣人之刍狗也，一陈而不可复用。天下之势已日趋于混同矣，吾欲富强，西洋富强之政有在也，何不踵而用之。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练通国之兵以御侮，加什二之赋以足用。如是而亦期之以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有弥甚者。
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且其事有不能以自行者，苏子瞻知之矣。其言曰：“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锡彭塞亦言曰：“富强不可为也，特可以致致者何？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自至。”今夫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有一二人焉，谓能旦暮为之，无是理也。何则？有一倡而无群和也。是故虽有善政，莫之能行。善政如草木，置其地而能发生滋大者，必其天地人三者与之合也，否则立槁而已。王介甫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其浸淫驯致大乱者，坐不知其时之风俗人心不足以行其政故也。而昧者见其敝而訾其法，故其心不服，因而党论纷殽，至于亡国而后已。而后世遂鳃鳃然，举以变法为戒，其亦不达于理矣。苟曰：今之时固不然，则请无论其大而难明者，得以小小一事众所共见者证之可乎？曩者有西洋人游京师，见吾之贡院，笑谓导者曰：尔中国乃选士于此乎？以方我国之囹圄不如，其湫秽溷浊不中以畜吾狗马，此至不恭之言也，然亦著其事实而已。今无论辟治涂塈为其中以选士者，上之人有不克也，费无从出一也。幸而费出矣，而承其事之司官胥吏所不盗蚀而有以及工者几何？其土木之工，所不偷工减料者又几何？幸而吏廉工庀矣，他日携席帽而入居于此者，其知此为上之深恩，士之公利而爱惜保全焉，不恣毁瓦画墁以为快者，又有几人哉？然则数科之后，又将不中以畜狗马。然则此一事也，固不如其勿治之为愈也。此虽一事，而其余可以类推焉。
凡为此者，士大夫也。士大夫者，固中国之秀民也，斯民之坊表也。圣贤之训，父兄之沼，此其最深者也。其所为卓卓如是，则于农工商以至皂隶舆台，夫又何说？往者尝见人以僧徒之滥恶而訾释迦，今吾亦窃以士大夫之不肖而訾周孔，以为其教何入人心浅也。惟其入人心之浅，则周孔之教固有未尽善焉者，此固断断乎不得辞也。何则？中国名为用儒术者，三千年于兹矣，乃徒成就此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民，一旦外患忽至，则糜烂废瘘不相保持。其究也，且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则其道奚贵焉？然此特鄙人发愤之过言，而非事理之真实。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儒术之不行，固自秦以来，愚民之治负之也。
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何则？争自存而欲遗种者，固民所受于天，不教而同愿之者也。语曰：“同舟而遇风，则胡越相救如左右手。”特患一舟之人举无知风水之性，舟楫之用者，则其效必至于倾覆。有篙师焉，操舵指挥，而大难济矣。然则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
今夫中国人与人相与之际，至难言矣。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白废。夫自海禁既开以还，中国之仿行西法也，亦不少矣：总署，一也；船政，二也；招商局，三也；制造局，四也；海军，五也；海军衙门，六也；矿务，七也；学堂，八也；铁道，九也；纺织，十也；电报，十一也；出使，十二也。凡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公司者，西洋之大力也。而中国二人联财则相为欺而已矣。是何以故？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颜高之弓，由基用之，辟易千人，有童子懦夫，取而玩弄之，则绝膑而已矣，折壁〔臂〕而已矣，此吾自废之说也。嗟乎!外洋之物，其来中土而蔓延日广者，独鸦片一端耳。何以故？针芥水乳，吾民之性，固有与之相召相合而不可解者也。夫唯知此，而后知处今之日挽救中国之至难。亦唯知其难，而后为之有以依乎天理，批大郤而导大窾也。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二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固将有待而后言。
注释：
第 5 页［*］本文发表在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至九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至十三日)天津《直报》上。据本文末段说：“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固将有待而后言”知为未完之作。一八九六年十月上海《时务报》要转载这篇文章，严复在复梁启超的信中说：“今日取观旧篇，直觉不成一物……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如何？”但修改后的《原强》，《时务报》始终没有转载。此据《直报》原文，并将《侯官严氏丛刻》所刊的修改稿附录于后。
第 10 页［①］痕都即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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