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1》在世界的几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令人神往的名胜古迹和出土的文物。几千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典籍和资料十分丰富，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册书内容，重点详细介绍了从原始社会到魏晋南北朝之间的中国历史变迁，基本包括了中国古代史的一半内容。《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2》本册书内容为古代史的后半部分，重点详细介绍了从隋唐到清朝建立的历史大事。从隋朝到清朝，你想知道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答案。《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3》本册书用风趣幽默的语言描绘了从晚清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之间几十年的历史，详细讲述了清朝从“天朝上国”到“东亚病夫”的转变历程，深度剖析转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4》本书从戊戌变法开始说起，一直讲述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这是一段清朝末年清政府大梦初醒想要救亡图存却最终失败的历史，作者用风趣幽默的笔调和通俗易懂的范例向读者解读了清朝为什么注定会走向灭亡。
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1
林欣浩著
火焰和头骨的秘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
一
在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镇附近有一座荒山。清朝时，附近百姓在山上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石头。老百姓以为这种东西是龙的骨骼。“龙骨”恰好是中医里一味珍贵的药材，于是有很多百姓去这座山上挖掘“龙骨”，卖到中药铺里赚钱，这座山因此被称为“龙骨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很多外国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涌入中国。外国学者们发现，中国人所说的“龙骨”其实是珍贵的古生物化石，应当好好保护起来。1921年至1927年，考古学家先后三次在此发现三枚人类牙齿化石。
1929年12月，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他断定这是远古人类的遗骨。1936年，贾兰坡发现三个古猿人类盖骨。这群古人类，被我们称为“北京人”。
当时一些学者认为“北京人”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现代学术界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可能来自于非洲，北京猿人的后代已经灭亡了。
“北京人”仍旧是重要的发现，具体的发现有两个：一是北京人有使用火的痕迹，一是发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
为什么说这两个发现很重要呢？先说使用火。在小学，我们学习过达尔文进化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类不是神灵创造的，而是从远古时代的古猿（和现代的猴子、猩猩、猿不一样）演化过来的。这个演化过程非常缓慢：古猿演化了足足几千万年，才一点一点变成今天人类的样子。
我们不难感受到，人和动物相比有很多独一无二的特性：人类有智慧、有思想、有感情。既然古猿的演化过程非常缓慢，那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猿到底演化到了哪一步，才算是告别了动物身份，产生了独一无二的人性呢？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如何定义“人类”。有人说，“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这话挺有道理，可是语言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很难靠化石来考察呀！后来，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个挺不错的标准：使用火。
为什么火这么重要呢？在自然界，火是一个超级有用的东西，甚至可以称为“远古时代的核武器”。一个人的力量很小，空手打不过野兽，但只要手里有一个火把，就算最凶猛的野兽也不敢靠近。这就是说，一个火把能把人类的战斗力瞬间提升好几倍、几十倍——游戏里的极品装备也不过如此吧！
火的用处有好多。寒冷、饥饿、疾病、猛兽是对原始人最大的几个威胁。火可以让人类在寒冷的天气里取暖，可以给有细菌的饮食消毒，可以让很多无法下咽的食物变得能够食用，可以延长肉食的存放时间，也可以替人类驱除野兽。看似普通的火，让古人类各方面的生存能力都提高了一大截。别说古人了，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电能来自于煤炭燃烧，汽车飞机的动力都来自于石油燃烧。要是今天没有火，电灯不会亮，汽车不会动，电脑、手机都无法运转，人类文明马上就回到原始时代了。
没有火，就没有人类文明。
更重要的是，火不是随便什么动物想用就能用的。
看看大自然里，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怕火，哪怕是最凶猛的野兽也不敢靠近火焰。这是因为火是一种很难驾驭的东西。它不能直接去碰，飘忽不定，难以捉摸。你想用它的时候吧，一不小心它就会熄灭。你想躲避它的时候吧，没准儿它又会酿成火灾。动物没办法预测、控制火蔓延的方向，有时候烈火一烧一大片，动物稍有不慎就会被烧死。在动物的眼里，火焰简直就是恐怖的恶魔，还是远离为妙。
动物要是没有足够的智力，就不可能控制火焰。所以你看欧美的奇幻故事里，魔法师的能力千奇百怪，但大部分都会使用火球术——在古人的眼里，会操纵火焰就是智慧的象征。
当古猿开始利用火焰的时候，说明这群古猿的智力已经超越了世界上的其他动物，有资格称为“全球最聪明”了。
这样的古人猿，够格叫作“人类”了吧？
这就是北京人厉害的地方。
北京人并不会钻木取火，他们只会使用天然火，就是把大自然中因为雷击等原因出现的野火带回到山洞里，妥善保管起来。
不要以为这很容易，保存火种也得有技术含量——你必须知道哪些植物容易燃烧（很多植物并不容易点燃）；知道如何让火焰既不会熄灭又不会随便蔓延；知道如何根据需要控制火苗的大小，以便不浪费有限的燃料——我敢说，把你我扔到野外，我们未必会比北京人干得更好。
会使用火，说明北京人已经有相当的智慧。要知道，北京人距离我们可有七十万年的历史。而我们的华夏文明，从最早的夏朝到今天也只不过四千多年。打个比方，如果用一栋五层高的楼房的高度来代表北京人的历史，那么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则只有一把直尺那么高。
如此古老的人类就已经这么聪明了，足以称得上是件了不起的事。
二
那北京人的头盖骨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了不起的地方在于难得。
古人猿距离我们的年代太久远，哪怕只留下一两块小骨头就已经非常难得了。譬如比北京人更早的元谋人，其实只是发现了两颗牙齿而已。但是在周口店，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而且不是一个，前前后后共发现了五个。
这些头盖骨可以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信息，我们因此能推测出当年的北京人长的是什么样子，能知道北京人的大脑容量有多大，甚至可以用现代的基因技术来鉴定一下北京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在全世界范围内，北京人头盖骨都是极为难得的珍贵文物。
人们第一次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是在民国的时候。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除了当时的民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考古外，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愿意出钱资助。
美国人愿意出钱当然是好事，但是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从事掠夺文物的勾当。出于种种考虑，民国政府在接受资助前先和美国人签订了协议：挖掘出的一切化石和文物都是中国的国家财产，必须永远留在中国。
这是个非常合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协议。可是谁又能想到，恰恰因为这个协议，最终导致了北京人头骨的丢失呢？
且说在随后的几年中，在国民政府和美国的支持下，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又发现了很多珍贵的化石和文物。通过这些文物，我们知道了北京人当年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吃什么样的食物，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收获。
考古学家们在龙骨山的山顶又发现了另一处有古人类化石的洞穴。这个洞穴因为处于山顶，所以被称为“山顶洞”，里面的古人类被称为“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相比北京人距离现在的年代要近很多，文物中蕴含的信息也更丰富。山顶洞人的生活和近现代发现的原始部落已经很像了。和发现北京人的龙骨山一样，山顶洞里也发现了极为宝贵的头骨。
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是全人类珍贵的宝物，它们本应该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
但当时的历史环境不允许。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市（当时称为“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二十多天后，日军占领了北京，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日军占领了北京，考古工作只好中断。位于北京的考古机构被迫迁往南京。但是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盖骨化石却留在了北京。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化石。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战争状态，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会侵略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抗日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考古工作自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一个小小的考古机构连自身都难保，又怎么可能在连绵的战火中保护好珍贵的化石呢？
所以考古工作者们决定，把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存放到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协和医院里。那时日本和美国还没有开战，日本人无权进入美方所有的协和医院，化石自然是安全的。
就这样，化石一直存放到了1941年。
1941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很多人都猜到日美之间难免一战。这时，中方有人想起了存放在北京的化石，担心这些化石可能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为此中方几次向美国提出，要把这些化石运出北京，运到美国保存。
按说那个时候日美还没有开战，在北京的美国人可以自由地离开中国，带出头盖骨化石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情况：当时的北京在名义上属于汪精卫的汉奸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按照当年的中美协定，所有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都是中国政府的财产。这样一来，存放在北京的化石在理论上也属于汪伪政府的财产了。如果美国人公开把化石带出中国，日伪的海关完全可以“合法”地把化石没收。
要想把化石顺利地运出来，只能采用一种手段：走私。
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41年底，美方才同意把化石和文物偷运出来，计划先存放在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到抗战胜利后再还给中国。运送者用极为精细的手法包装好全部头骨和大量珍贵的化石。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化石以美国军医私人行李的名义，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运送。队伍离开北京到达了秦皇岛港，打算在1941年12月8日的时候登上美国邮轮，直抵美国。
历史上有些事，巧合得让人难以捉摸。
预定登上美国邮轮的时间是12月8日，偏偏就在同一天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日本人在地球的另一端偷袭了珍珠港，向美国政府全面开战。那艘来接人的美国邮轮刚刚接近中国，就由于日本军舰的追击而沉没。同一时间，日军突袭了驻扎在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化石的护卫全都成了俘虏。
从此以后，包括日本军方在内，没有人知道这批化石的下落。
直到今天，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还在寻找这批化石。关于这批化石的传言有很多，有人说就埋在北京日坛公园里，有人说埋在秦皇岛，有人说在日本的沉船“阿波丸”上，有人说在纽约，甚至还有人说在日本皇宫里。然而大部分线索都是捕风捉影。其中希望最大的是沉没在福建以东海域的“阿波丸”。但因为打捞难度太大，这艘沉船至今无法被彻底搜查。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头盖骨的遗失成了人类研究史上的巨大遗憾。如今保存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里的，只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复制品。
为什么人类不养老虎当宠物？——原始的农耕生活
一
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个常见的观念：凡是“纯天然”的产品都比“人工”的好。大到人参、灵芝这类名贵中药材，小到猪肉、鸡蛋这类日常食物，都是如此。就连化妆品、沐浴露这些卫浴用品，也都个个宣称自己的产品原料“100%纯天然”。
说“纯天然”一定比“人工”好，其实没有什么道理。
古人只吃“纯天然”的药物，可靠这些药物根本治不好肺炎、肺结核等感染类疾病。这类病在中国古代都属于绝症，只能静养等死。在今天，我们平时有个感染根本不当回事，是因为我们有了人工合成的抗生素。这说明在有些情况下，“人工”要比“纯天然”更好。
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崇拜“纯天然”。这种“纯天然”的情结，归根结底来自于古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一种想象：认为人和自然万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比如原始部落有生吃猛兽内脏、佩戴猛兽头骨的习俗，认为自己能因此得到猛兽的力量。
这种情结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哲学观。中国古人长久以来都认为大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是完美的、和谐的，大自然原本的样子最符合人的本性。因此，天然的食物就是最理想的食物。即使今天，许多人仍持有这种观点，比如认为地里的白菜、萝卜、黄瓜，直接拔出来洗洗就吃，说这是最健康的。要是送到工厂里，磨碎了，加了人工添加剂，制作成饼干，送到超市里，就说不太自然、不太健康了。
中国的道家、儒家、佛家的学者都相信这个说法，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主张过“天人合一”。
然而，他们错了。
中国古代的那些学者们不知道进化论，不知道人类和大自然还有一个进化的过程。
比如，我们今天吃的麦子就和它的祖先大不一样。原始的麦子结出来的麦粒又少又难吃，麦粒成熟以后也不像今天那样结成沉沉的麦穗，而是会自动掉到地上。因为只有这样，麦粒才可以生根发芽，繁衍出下一代。但是掉到地上的麦粒很难被人类收集，原始人在种植麦子的时候，刻意选择那些麦粒大又好吃、成熟后麦粒不会掉落到地上的品种，久而久之，麦子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这样的麦子再种到野外，是没法存活的。
再比如，豌豆和油菜的祖先是外貌普通的杂草，莴苣（莴笋）的祖先有毒，它们的野生状态都没法食用。
再比如，今天的绵羊长得很可爱吧？四肢短小，性格温顺呆萌。这样的生物，是怎么在遍布猛兽的大自然里生存下去的呢？其实在被人类驯化之前，绵羊根本不是现在的样子。绵羊祖先的长相和现在的野生山羊差不多：有坚硬弯曲的长角，身上的毛并非白色而是棕色，毛又短又硬，警惕性很高，奔跑能力强，勇猛好斗，它那硬角能轻而易举地把人顶翻。
不仅是绵羊，人类饲养的所有家禽家畜，什么鸡啊、猪啊、狗啊的，原本都凶猛狡猾。原始人在养它们的时候，故意挑那些肉多、味美、性格温顺、长相可爱的饲养，所以这些动物就变得越来越贪吃贪睡，缺乏警惕性，还特喜欢卖萌，再放回到大自然里已经无法生存了。
许多养生学家讲究“追求自然”，殊不知我们今天吃到的每一种“纯天然”食物，其实都是原始人类改造过的版本。在大自然看来，这些动植物都是没有生存能力的异类，早就是彻头彻尾的“不自然”了。
二
没有这些“不自然”的动植物，就不会有人类文明。
原始人类，譬如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他们的觅食方式和动物是一样的：直接从大自然里拿。这种模式被人类学家称为“采集—狩猎”模式：部落中的男性负责猎杀动物，女性和老弱者负责采集植物果实。
在现代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大部分女性的寻路能力比较差，缺乏方向感，动不动就迷路，男性正好相反。这种性别差异就和原始人的“采集—狩猎”模式有关。人类的男性祖先要去很远的地方打猎，需要识别猎物逃跑的方向，还要记住回家的路，经过不断地演化，男性有了较强的寻路能力。女性不远离居住点，没有寻路的必要，因此方向感比较差。但女性为了能更好地采集果实，记住物品位置的能力特别强，所以女性比男性更善于收拾屋子。
对于原始人来说，“采集—狩猎”模式有个大问题：食物来源太不稳定。也许今天运气好，打到了一头野猪，吃都吃不完，也有可能连续几个月什么动物都没有猎到。这种模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一顿饭吃撑了意义不大，可要是连续饿上十几天，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后来，原始人发现可以去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这种模式下食物的来源变得稳定多了。经过无数代人类的种植、饲养和筛选，最终人类选育出了容易种植的谷物、蔬菜，以及容易养育的家禽、家畜。
这个过程是人类对大自然的驯化：既驯化了动物，也驯化了植物。
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没有停下驯化生物的脚步。杂交水稻、航天飞船携带种子接受射线辐射、培育转基因作物，这都是在驯化物种。这是在人为改变种子的基因，以便筛选出更适合人类使用的后代。
驯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大好处，是人类可以吃的食物变多了。
我们知道，动物最关心的是吃饭这件事，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觅食。原始人也不例外。
从本质上说，吃饭就是摄取能量。大自然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能量，其中含量最丰富、取之不竭的是太阳能。可是人类又不能直接吃太阳光，那怎么办呢？这就要靠动植物来做中介。
可食用的动植物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能量转换器”。绿色植物把太阳能和土地中的有机肥，转化成人类可以食用的淀粉和葡萄糖，以及可以用来燃烧的燃料和用来制作衣服的纤维——衣服减少了人体热量的散失，也就等于为人类额外提供了热能。食草动物则把人类不能食用的花草，变成营养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动物还能用来耕田、拉车，帮助人类捕猎、放哨，等于为人类额外提供了动能。
人类饲养、种植的动植物越多，就意味着身边的“能量转换器”越多，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也就越多。前面说过火焰对人类的重要意义，火焰本质上也是在为人类提供更多的能量来源。从这个角度说，驯化动植物和学会使用火焰的意义是一样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回答标题里的问题了：“为什么人类不养老虎当宠物？”
因为从能量的角度讲，养老虎不划算。
生物学中有个“林德曼效应”：生物A被生物B吃了，A身体里的能量有多少能被B吸收呢？——只有10%~20%，其他的能量都被浪费掉了。比如说有一把大米，如果我自己吃了，能得到100卡的热量。但如果我用这些大米喂了一只鸡，我吃鸡肉得到的热量只有10~20卡，你看这多浪费啊！这意味着，越位于食物链上端的生物，它们浪费的能量就越多。所以越是生产力落后的地方，人们越是多吃植物少吃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摄取自然界的能量。
我们再来看老虎。老虎位于食物链的顶端。能量从植物到食草动物，再到老虎嘴里，至少浪费了两回，浪费率达到了99%。人类养老虎无论是用来吃肉还是捕猎，所浪费的能量都极为惊人，实在是得不偿失。
实际上，人类驯养任何大型食肉动物都是得不偿失的。人类普遍驯养的最大的食肉动物是狗。那是因为狗的用处极大，不仅是肉食的来源，还可以帮助人类捕猎、看家，甚至可以成为精神的伙伴。但原始人类也舍不得给狗喂上好的肉食。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里，人类给狗喂的都是吃剩的食物残渣，比如动物内脏、人类啃不动的骨头。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印象，说“狗喜欢吃骨头”——其实人家明明喜欢吃肉肉的好不好！
三
人类驯化生物的意义还不只这么简单。
驯化生物还促使人类定居。
在“采集—狩猎”时代，人类和自然界食物的关系是单纯的索取。人类不帮助大自然生产食物，见到什么好吃就拿什么。这样一来，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周围地区出产的食物数量供养不了那么多人，人类就不得不迁徙到其他地方。一片地区吃光了就再找一片地区吃，过的是居无定所的日子。
当人类开始从事农耕和畜牧以后，就从单纯的食物的索取者变成了生产者。这就意味着新增加的人口不光吃食物，还能投入到劳动生产中，让土地出产更多的食物。当生产力提高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人生产的食物超过自己所需要的），人口增加不会带来粮食危机，反倒会带来盈余。这样，人类就没有必要到处迁移，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就快多了。
定居的好处有很多。人类在迁移中不可能携带庞大的设备。只有在定居以后，人类才能建造房屋，制造大型的生产工具。母亲在迁移中很难携带更多的幼儿。在定居以后，女性可以同时养育更多的孩子，人口可以更快地增长。
驯化生物还诞生了私有制。
书本对私有制常见的解释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人们有了剩余的财物，所以出现了私有制。”这个说法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它。
前面说过，人类狩猎的突出问题是食物来源不稳定，常常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要么好多天都打不到猎物，一旦打到猎物呢，没准就是一个庞大的动物，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古代没有冰箱，也缺少腌制技术，多余的肉很快就会腐烂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互相分享食物比独吞要更有利——反正多余的肉不吃也浪费了，不如分给其他暂时没有捕到猎物的猎人吃。等到有一天自己饿肚子的时候，别人也能把猎物分享给自己，这样大家就都不用挨饿了。
显然，这个模式不允许存在自私的人。如果有人只吃别人的东西而自己不分享，那么整个共享体系就要崩溃了。因此在原始部落里，人们很早就有了“无私”的道德观，假如一个猎人捕猎后不分享自己的食物，他就会被部落其他的成员鄙视，在部落里没有容身之地。
这就是原始社会公有制的来历。书本上说山顶洞人“使用公有的工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指的就是这种生活——并非是因为他们觉悟特别高，而是因为生活所迫，不采用公有制就没法生存下去。
在人类驯化了生物以后，情形就变了。
首先，食物来源稳定，意味着没有继续公有制的必要。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种田和畜牧是一种远期投资。种下一块田，必须要经过几个月的劳作才能收获食物。这就要求人类必须拥有“私有”的概念，否则要是一个人辛苦了几个月种的粮食，最后被其他人收割走了，那谁还会继续耕种啊？
到了这个阶段，人类想不实行私有制都不行了。
有私有制就会产生交易，于是有了商业。
交易需要计算价值，于是产生了数学。
土地交易需要丈量土地，于是产生了几何学。
耕种依赖天时，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因此产生了天文学和历法学。
在迁徙的时代，人类遇到了敌对部落，打不过大可以一走了之。在人类定居以后，定居点有自己辛勤耕耘的田地、建造的房屋，弃家而走的代价太大了。因此人类面对入侵者宁可血战也不愿意放弃家园。战争需要组织，组织需要统一指挥，因此产生了首领，产生了统治阶层。
战争会有俘虏，俘虏可以用来役使，于是产生了奴隶。有了奴隶，就有了阶级。
统治阶层不需要生产劳动，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钻研知识，因此产生了舞蹈、音乐、图画等等原始文化。
图画蕴含了简单的信息，画得多了，就慢慢变成了文字。有了文字，人类的知识就可以积累和传承，文明才会渐进发展。
——看出来驯化生物的重要性了吗？一开始，驯化生物只是人类为了追求更多食物的本能行为，但它的结果，是产生了一大堆现代文明的必备要素。人类文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走向不断自我进步的道路。
上一章介绍的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这一章介绍的河姆渡人、半坡人和大汶口人属于“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什么？并不是石器更精细了，而是出现了农耕和畜牧。
从这一天以后直到近代，在从夏朝到清朝的漫长历史中，农业一直是中国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中国历朝历代的主要财富都来自于农业。只要农业搞得好，国家就富强，百姓安康，兵强马壮。只要农业搞不好，老百姓就造翻，国家就打不过外敌。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基础。汉语用“社稷（jì）”一词代表“国家”，“社”字的本意是土神，“稷”字的本意是谷神，意思是农业为国家之本。
学习中国古代史，必须先了解农业之于人类、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父母之爱与“禅让”的真相——尧、舜、禹的传说
一
在中国明朝的时候，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别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搞混了）。当时出现了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叫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原本是一个普通农民。在当时的日本，农民属于贱民，连姓氏都不能有，更不用说基本的人身权利了。而且丰臣秀吉他们家在农民里都算是最底层的：穷得叮当响。丰臣秀吉早年丧父，他本人长得矮小丑陋，也没受过教育。总之，丰臣秀吉的出身简直卑贱得不能再卑贱了。
但他最后统一了日本。
丰臣秀吉靠着自己的勤奋、聪明和运气，从社会最底层一路奋斗，最终把全日本大大小小的贵族、官僚、军阀都掌握在手心里。他可以说是全日本最会玩政治和谋略的人之一。
谁都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能千秋万代地传递下去。但是丰臣秀吉却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亲生儿子都早夭了。
连后代都没有，这家业该怎么继承呢？丰臣秀吉眼看自己行将就木，无可奈何，只能挑选了一个养子当继承人。要说丰臣秀吉还是会挑人的，无论从年龄还是能力上看，这个养子都比较理想。而且这个养子其实也不是外人，他是丰臣秀吉的外甥。
丰臣秀吉为了培养养子煞费苦心，在世的时候就把权力让给了他，自己退居二线。一切都很顺利，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在丰臣秀吉晚年，他突然生了一个儿子。
现在的问题是，丰臣秀吉该不该让这个亲生儿子继承权力？
从理智上讲，绝对不应该。因为这个时候丰臣秀吉已经老得不行了，等他撒手人寰后，幼子还来不及长大。你让这么小的孩子独掌大权，等于把他变成了待宰的肥羊，宦官、重臣、军阀都会一拥而上争权夺力。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幼子继位导致王朝内乱的例子多得数不清，日本政治家都熟读中国历史，丰臣秀吉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前车之鉴。让幼子继承大权，其实就是政治自杀。
但是丰臣秀吉偏偏就这么做了。
幼子出生后，丰臣秀吉不惜杀掉养子全家和众多大臣，硬是让尚在襁褓中的幼子继承大位。等到秀吉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五岁。
果然秀吉死后不久，他的丰臣家就被其他大名推翻，他那小儿子也跟着自杀了。
丰臣秀吉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他费了那么大力气得到的权力，就因为自己不顾一切的决定，被轻而易举地葬送了。
是什么导致了他丧失理智？
是基因。
前面我们提到过“进化论”。进化论说的是，我们身体中的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各种生理特征。基因可以遗传给下一代。同时，大自然特别残酷，大部分基因都在自然竞争中被淘汰，只有特别有利于生存、遗传的基因，才能被保留下来。
说白了，我们的基因都有一种“让自己努力延续下去”的本能。
比如，我们见到大眼睛、宽脑门的小猫，或者类似的卡通形象，会觉得很“萌”，很可爱。其实，“大眼睛、宽脑门”是婴儿的特征，人类的基因里拥有对婴儿呵护、爱怜的冲动，这样才有助于延续后代。
再比如，为什么人们都有私心，见到好的东西都想占为己有？这是因为在饥寒交迫的远古时代，只有多占有财物的人才能生存下去。私心是基因为了保护自己所产生的本能。
为什么天底下对你最好的人是你的父母？为什么父母愿意无条件地为子女付出一切？为什么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很多父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子女？这都是基因“延续自己”的本能。当一个人拥有了携带自己基因的后代后，他会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把全部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个后代中，尽可能增加后代的生存机会。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明白“世袭制”的根源。
在基因的驱动下，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自己的财产、权力留给后代。掌握权力的独裁者也不例外。他们恨不得把全天下都当成自己家的私产，子子孙孙永永远远地传递下去。这就是“家天下”的原始动力。
二
问题是，要想“家天下”，你得先有“家天下”的能力。
要把整个天下变成自己的私产，光靠个人能力是不够的。
独裁者要管理一村一县的地方，这很简单，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处理就是了。但要是管理好几个省那么大的地方，该怎么办呢？古代没有飞机火车，也没有电话电报，有点什么消息都得靠马、船来传递。中国领土广大，从这头到那头，骑马快跑都要跑上好几个月。独裁者要想给地方上下一道命令，起码得一个多月才能收到地方的回信，这种模式下独裁者不可能管理地方的具体政务。
唯一的办法，是把地方事务委托给属下来管理。
这个模式我们非常熟悉：皇帝坐镇首都，地方上有各种地方大臣，什么知府啊，县官啊……这些地方大臣去管理收税、治水、诉讼、剿匪等等地方琐事。皇帝只负责在大事上下命令就可以了，这皇帝当得多轻松呀！
但轻松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是，人都有贪财图利的私心（想想那个拼命延续自己的基因），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只要有条件，谁都愿意多占有一些财物。遥远的地区和皇帝通个信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皇帝对地方事务所知甚少，他怎么能随时监督那些和自己远隔千里的地方官，防止他们欺上瞒下、贪污财物，甚至起兵造翻呢？
要预防“地方官贪污和独立”的问题，这需要制定极为复杂的制度，安排多方势力互相监督和制约，还要有公正全面的考核系统、通达保密的检举系统、高效安全的通讯系统——简而言之，需要一个成熟、庞大的官僚体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又必须依赖繁重的文案工作。大量文案工作要求每个官僚都要接受足够的文化教育。大量识字的官僚又要求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教育机构。
原始人类没那实力啊！
目前，考古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夏朝人使用文字的证据[1]。从已经发掘的遗迹上看，夏朝时期的文化还很落后，甚至国际学术界连“夏”这个朝代存在不存在都还有争议。
夏朝的生产力很落后，在这个时代，想建立一个能统一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比夏朝更早的尧、舜、禹时代了。
因此史学界一般认为，尧、舜、禹——假如他们存在的话——不可能是整个华夏地区的统治者，他们只是某个部落的首领。当时各个部落之间有摩擦，有合作，需要有人协调，于是各个部落开会商量，大家一起推举一个人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尧、舜、禹就是被推举出来的。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各部落就采取类似的推举制度。这些部落开会选出的领袖称为“汗”。
“汗”的推举过程当然不是大公无私的，而是充满了勾心斗角——当上领袖能为自己和部落谋取更大的利益，人们都会争着抢着去当。
因为“汗”是推举产生的，所以“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王。“汗”的权力有限，并非独裁者，更像是盟主或是调停人。他负责维护各部落之间的秩序，如果他侵犯了其他部落的权益，其他部落也有可能会推翻他。因为权力有限，所以“汗”也没有能力指定自己的子女为继承人。他只能在退位的时候向其他部落举荐继承人，至于该人能不能继承，那就要看部落大会同不同意了。
这个“推荐继承人”，恐怕就是尧、舜“禅让”的真相。
如果不嫌我啰嗦的话，让我用现代的例子再打一个比方。
这就好比在学校里，一群有共同爱好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活动小组。学生嘛，谁也不可能去统治其他同学。但是小组总需要有人牵头组织活动，于是大家只能采取推举的办法——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选出一个组长来。这个组长毕业了，必须离开小组了，小组里剩下的成员就要继续开会，继续推选新的组长。前任组长在离开之前，也可以推荐自己看中的继任者，供大家参考。
自然，我们不能认为这里的组长和古代帝王是一回事；也不能因为组长的推选过程是“大家商量”，就认为这里面都是和睦友善，绝无勾心斗角；更不能因为组长临走的时候推荐了自己的继任者，就认为他大公无私，是个大圣人。
这就是“禅让”的真相。
认为上古禅让是一种礼贤下士的美德，这种说法最早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首的那些学者。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代，旧的社会制度逐步瓦解，旧的道德规范被人践踏。用大白话说，就是“世道一天比一天乱”，用孔子的话说，叫作“礼崩乐坏”。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免不了总念叨着新不如旧，过去比现在好。既然过去总比现在好，按照这个逻辑再进一步推想，在更古老的尧舜禹时代，社会就应该是最美好的了。
所以孔子他们把上古时代的部落盟主推举制度大大美化一番，想象尧、舜是出于高尚的品德，主动让出权力的。至于“尧生活俭朴，克己爱民。舜宽厚待人，以身作则”，这些说法其实来自于孔子以及孔子之后诸学者的美化，并没有特别的根据。当时的史书《竹书纪年》和政论《韩非子》就有不同的说法，认为舜和禹都是通过武力取得权力的。我们按常理推想，尧、舜真正的品行恐怕和普通的部落盟主没什么区别。
如果学历史学得囫囵吞枣，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
禅让制比世袭制更“先进”。原始部落还是禅让制，到了后来改成了世袭制，这社会怎么越发展越退步了呢？
我们要明白禅让制和现代的选举制有本质的不同。选举制是在现代人有能力当独裁者的情况下，选择不去世袭和独裁。而禅让制是独裁者有心世袭却苦于没有能力的妥协之举，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____________
三
尧、舜、禹是部落盟主，那么黄帝和炎帝是什么呢？
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大致基于两种资料。
一种是古人的史书。古人所处的年代比我们早，和古事相差的年代比我们近，他们对古事的叙述就比今人更可靠些。比如写《史记》的司马迁是汉代的史官，他可以见到皇室收藏的历史资料，可以采访当时健在的老人。时至今日，司马迁见到的那些历史资料和古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留下的《史记》便成了记录那段历史的最好史料。
但是古人说的话也未必可靠，古文可以伪造，古人可能犯错，甚至故意写错。所以，研究历史要遵守“两重证据法”，除了古文，还需要第二种历史资料——文物古迹，用文物古迹和古人的文字记录互相印证，这样的结论才是比较可靠的。
根据这个标准，商代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们除了挖掘出大量商代的宫殿、陵墓遗址和商代器具外，还发现了大量来自于商代的文字——甲骨文。这些文字是商代人亲手刻下的，讲述了商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当时的人们称自己的王朝为“商”，说明商朝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
夏朝和三皇五帝的存在就有一些争议了。
关于夏朝，我们今天只发现了一些远古的遗址，知道这些遗址的年代早于商朝，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夏朝时期的文字，没有看到那时的人称呼自己为“夏”。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遗迹是属于夏王朝的（当然，不管它叫什么名字，都是早于商朝的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实物证据不多，我们再看看古人自己的记录。
关于夏朝和三皇五帝的描述，主要见于春秋战国时的古书。可是，春秋战国距离夏朝已经一千多年了。那时的人谈论夏朝，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人谈论宋朝一样，年代实在是太久远了。他们声称一千多年前的夏朝如何如何，并不是很可信的。
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华夏大地上，在商朝之前的确有文明存在。至于这个文明是不是叫作“夏”，“夏”的统治范围到底有多大，有没有统一华夏地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夏朝已经很难确认，三皇五帝就更是传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三皇五帝”并非是一种空穴来风的神话传说，黄帝、炎帝可能是某个原始部落的首领，或者是部落的名字。更多的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至于说黄帝发明了种种器具，这应该只是古人对文明渐进过程的一种想象。
历史是否存在必然性？——夏、商、西周的兴亡
一
历史和数学、物理一样，都是一门学科。
你有没有想过，历史为什么也是一门“学科”？
这个问题很古怪吧？
我们知道，历史研究的是人类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可如果历史只是事实的简单罗列，那它不过是把一大堆历史事件钉在一起的资料夹。我们把这厚厚的资料夹读过后，如果没能总结出什么道理来，那就只是记忆了一大堆支离破碎的事实，只是个背书机。这样的历史，怎么能算是一门学科、一门学问呢？
历史既然是学科，不单单要有事实，还必须得有自己的理论。就像是物理学不能光给学生们罗列实验，还必须总结出各种物理定律来。
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总结出一些规律来，这些规律放到哪里都管用，放到谁身上都管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就好比宇宙万物都得遵守物理定律一样。
问题是，历史研究的是人啊！
如果有一种历史理论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意味着，有这么一类历史事件，无论当事人是怎么想的，是雄才大略还是鼠目寸光，是大公无私还是蝇营狗苟，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会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在历史、政治课上，经常听到的“历史的必然性”。
问题是，历史真的存在必然性吗？历史上的那些所谓的大英雄、大豪杰，其实都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中吗？
这一章，我们就来聊一聊“历史的必然性”。
二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部分，“西周”在前，“东周”在后。这一章主要讲的是夏、商和西周三朝。在中学课本里，这三个朝代属于“奴隶制社会”，而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漫长的历史，属于“封建制社会”。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是现在的学者为了划分方便，后起的名字。
好比我们在讨论一个班级的时候，可以把所有学生按照成绩分成“优等生”“中等生”“落后生”，也可以按照性别分成“男生”“女生”，怎么划分都可以，就看你想以什么角度来分析这群同学了。
我们对历史的划分也是这样，理论上有无数种划分方式。这种划分的方式，只是众多划分方式中的一种，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研究社会的思路很有意思，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说白了，就是物资、钱。只要研究好经济问题，就可以把握一个社会的本质。
这么说很有道理。
举个例子：你为什么要听父母的话？为什么家里的大事小情，最后都是爸爸妈妈说了算？
这和武力没有关系。到了高中，男孩子的胳膊差不多就比爸爸粗了，可高中生还是要听父母的话。
这和法律也没有关系。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年满18岁就是成人了。可是那些年满18岁的大学生，很多事情还是要听家里的安排。
根本原因是经济基础。
上中学的孩子一怒之下不听家长话了，离家出走！好不容易跑出家门，然后去哪儿呢？吃什么？住哪里呢？晃荡了几天，饥寒交迫，最后还是得回家。等什么时候这个孩子工作了，经济独立了，这个时候家长再强施威严就不好用了——逼急了孩子一生气：我外面租房去住！
经济，在家庭事务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大到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刚才说马克思注重研究经济，更严格的说法，应该说马克思注重的是“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通俗地说有两点：
第一，这个社会的财富都是谁生产的。
第二，这些财富的拥有者是谁。
如果这两者不是同一个人，那么前者就是被剥削阶级，后者就是剥削阶级。
比如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主要劳动力是农民，最有钱的人是收地租的地主。所以这段历史被中学课本划分为“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的两个阶级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
到了近现代，工业发达了，工业生产的财富大过农业，农业生产要全面依赖工业制造出的机械、化肥。在这样的社会里，主要的劳动力是工人，最有钱的人是工厂主和大商人。这样的社会，就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要的两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顾名思义，就是那些靠资本来赚钱的人。工厂主靠的资本是工厂，大商人靠的资本是金钱。
三
现在来重点说夏、商、西周三朝的“奴隶制社会”。
按照刚才说的思路，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是，社会的财富都是奴隶生产的，生产出来的财富都由奴隶主来享受。
如果说一个社会存在奴隶，但是奴隶生产的财富在社会财富里所占的比重不大，那这样的社会就不属于奴隶制社会。
比如清朝电视剧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皇帝下命令，把犯罪的大臣全家“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宁古塔”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是清朝北方的边疆。“披甲人”是当时驻守在边疆的士兵。这些士兵平时除了军事训练外，还要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给自己吃。那些倒霉的大臣，就要到黑龙江去给披甲人当奴隶，可以被随便打杀役使，这说明清朝仍旧有奴隶。可是因为整个清朝社会的大部分财富都是普通农民生产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清朝是“奴隶制社会”。
再比如，中国古代的丫鬟、家丁地位也近似于奴隶，可以被主人任意买卖，甚至可以被打骂致死。但是这些家奴不负责农业生产，整个国家没了他们经济也不会崩溃，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使用家奴的时代就是奴隶社会。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只限于夏、商、西周三朝。
为什么只有这三个朝代是奴隶制社会呢？
首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部落战争频繁。
战争会有俘虏，该怎么处置俘虏才会让本族人的利益最大化呢？那个年代可不讲什么人权，也不讲什么同情心，对于俘虏最好的办法就是“物尽其用”，尽最大可能奴役他们，让他们过最差的生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榨干他们身上最后一点价值。
这就是奴隶。
前几章我们说过，人类从驯化动物中获得各种好处，如果把“驯化”的对象换成人类，这就是奴隶制了。被驯化的动物是能量转换器，被奴役的人类也是——吃进去的是最粗糙的食物，产出的是劳动力和智慧。
前面说过，夏朝是部落联盟。商朝的情况类似，商王也类似于部落盟主。夏、商两朝的君主只是名义上的中华领袖，实际上只能控制本部落，控制不了其他部落。在这两朝中，部落和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所以每个部落都会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
奴隶制是在西周时期慢慢消失的，为什么会消失呢？
原因之一，是周王室对天下的控制能力变强了。
前面说过，独裁者要统治的领土面积越大，依赖的官僚系统也就越庞大。这话还可以反过来说：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所能赡养的官僚越多，它能直接控制的领土也就越大。
从夏朝到西周，中间过了好几百年，国家的经济水平提升了不少，周王室不再像夏、商那样只能当部落盟主，而是可以真正控制整个中国地区了。从周朝以后，中国不再有频繁的部落战争，俘虏战俘的机会变少了。
奴隶制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奴隶制对于奴隶主来说并不划算。奴隶是被迫干活的，他们干活没有积极性，一有机会就会偷懒、破坏生产、逃跑，甚至造翻。奴隶主还要拿出很多人力物力监管奴隶，这里外里让奴隶主损失了不少钱。
相反，如果能给奴隶一些物质奖励，事情就好办了。比如给奴隶一些人身权力，告诉奴隶，你好好工作，每个月给我交足了税款后，剩下的钱就都是你的了。这样奴隶们发现，干活不光是为了奴隶主，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那他不仅不会逃跑，还会加倍努力地多生产、多赚钱。这么一来，奴隶主只赚不赔——反正要奴隶上交多少税款都是奴隶主说了算，奴隶生产得多了，要交的税款也可以相应提高，这样奴隶主也赚得更多了。
这个模式，就是西周开始实行的农奴制。农奴是介于奴隶和农民之间的一种身份，比奴隶好在能有自己的财产，比农民差在人身权利上：农奴仍旧是贵族的私人财产，可以被领主随意买卖。农奴只能种领主的地，他要是想去经商，或者想给别的领主种地，都是不行的。
再到后来，贵族们发现农奴制还是成本太高——农奴是贵族的私人财产，不许自己乱跑，所以贵族还是得雇一群人去看着农奴。贵族们发现，更方便的做法是不占有劳动者人身，而是直接占有土地——反正农业生产离开土地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再后来的贵族们不管农奴给谁打工了，而是霸占着土地，规定谁在我的土地上种田，谁就得给我交地租。这样，贵族就变成了地主。这就是从秦朝开始的“地主—农民”的生产模式，也就是平时常说的“封建社会”了[2]。
还记得刚才说的两种人——劳动者和享乐者吗？
古代社会从“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对于劳动者和享乐者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变化：
对于劳动者来说，从奴隶变成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身权利有保障了，甚至还有希望发财买地、读书当官，进入上层社会，自己也有希望变成享乐者。他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享乐者来说，他们不用再花大笔的钱雇人监管奴隶，不用再担心奴隶破坏生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单位劳动者生产的财富变多了，享乐者们能够征收到的财富也多了，享乐者变得更加富有了。
既然从“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变化对大家都有好处，那有什么理由不实行呢？所以才说这个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要有些聪明的古人率先发现了这一变化的好处，力排众议、全力实施，天长日久，其他古人见到这么做的好处，自然群起效仿，最后就发生整个社会的变革了。
这个历史趋势，自然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____________
四
再讲一下“分封制”。
刚才说过，我们分析历史的时候，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划分历史。
“奴隶制社会”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的经济问题，用通俗的话说，研究的是钱怎么分配的问题。
“分封制”是研究社会的政治问题，用通俗的话说，研究的是权力怎么分配的问题。
前面说过，因为人性自私，所以独裁者都希望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后代。但是在夏、商时代，社会生产力有限，能赡养的官僚有限，独裁者能直接控制的领土也就有限。所以夏、商时代的独裁者只能管自己本部落的事，其他部落只能适当干涉，细节事务都管不了。这两个王朝的地位还是接近于部落盟主。只是这盟主是世袭的，而不是大家推举的。
等到周朝，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独裁者终于可以控制更大领域了。不过，这个时候生产力还是有限，王室还是不可能赡养全国的官员，地方事务还需要别人来全权负责。派谁去管理呢？周王想来想去，还是亲戚最信得过，于是周王把天下的领土都分封给了自己的亲戚——就像分家一样把天下给分了。
直到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地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全中国都是“周”这个家族的私产[3]，周王是整个大家族的家长[4]。
周朝的这个模式，叫作“分封制”[5]。这个名字很好理解，就是把天下给“分”了嘛。
分封制和大家族分家很像。
好比说，有一个家族占了一处大宅院。宅院太大了，一个人管理不过来，于是家长就把这个宅院分成若干个小宅子，以小家庭为单位把这些宅子一套套分了出去：弟弟家一套，侄子家一套，等等。
这样的家族，家长和小家庭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家长最有威信，是所有小家庭里说话最管用的，整个家族里有什么大事，都得听家长的。
但另一方面，宅子既然已经分给小家庭了，那这些宅子就是人家的私宅。人家私宅里的事务，只要不牵扯到其他家庭，那就是人家的私事，家长没有理由去管。
这就好比说，今天有一户人家想要迁祖坟，这是全家族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必须找家族里的人商量，由家长来定夺。反过来说，一个家族的家长就算再厉害，甚至于可以指派小辈来他们家帮个忙干个活，但你也不能随便进小辈的家里，上人家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因为那是人家的私宅，你家长没权力进去。
分封制也是类似的情况。
分封制里的周王就类似于家族的家长，周王分封的诸侯类似于家族里的小家庭。周王可以要求诸侯进贡财物，可以要求诸侯出兵帮助自己抵御外敌，可以仲裁诸侯之间的大事，但是诸侯领地内的事务，周王就不能染指了。诸侯领地内的所有军政大权、任免官员、处罚罪犯等事务，都是诸侯自己决定的，周王不能随便干涉。你想去人家地里征个税，或者随便索要一块领土过来，这些都不行。
既然诸侯的权力和土地都是他的私产，那么诸侯死后，他的后代可以继承这些私产。诸侯也有权力把这些私产再用同样的方式分封给他手下的亲戚、大臣。
这就是“分封制”[6]。
正因为领土、地位是可以继承的，所以才有了“贵族”这个阶级。
什么叫“贵族”呢？
所谓“族”，有“家族”、“族群”的意思。一个人掌握了权力，如果这个权力不能让子孙继承，那他手中的权力就只属于他个人，而不属于他的家族。那他就只能算是一时的权贵，还称不上是“贵族”。
在分封制下，财富和权力都可以世袭，这种情况下才容易出现贵族。周朝以后，中国不再有大规模的分封制，除了少量皇族外，普通官员不能继承父辈的权力，“贵族”这个阶级也就消失了。不过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贵族，具体的情况我们到那时再讲。
五
对于国王来说，分封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
我们说过，独裁者巴不得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私产。分封制只是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家族的私产，而不是国王个人的私产。
分封制的坏处是，国王既然无法干涉诸侯领地内的事务，也就没法阻止诸侯变得更加强大。如果有一天诸侯比国王更强大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听国王的话呢？话说周王室其实也不傻，刚开始分封诸国的时候，规定各地的兵权都掌握在周王室的手里，没有周王室的命令，诸侯不能随意调动军队。但军队不是凭空变出来的，需要用钱粮来供养，需要百姓来服役。周王室直辖的领土有限，只能供养中央军。地方军队必须由诸侯国供养。久而久之，这些军队也就变成了诸侯国的私人部队，周王室的指挥权就名存实亡了。
有一个成语故事叫“烽火戏诸侯”。
烽火是古人在遇到外敌入侵时用来报警的一种工具。长城的烽火台，用的就是这种报警系统。“烽火戏诸侯”说的是西周的时候，周幽王为了取悦妃子，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命人点起烽火。诸侯见了烽火匆忙派兵来保护周王，结果军队到了京城，却没有见到敌人，乱作一团，妃子这才难得一笑。这是一个类似“狼来了”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不难猜到：后来真的敌人来了，周幽王再点烽火，就没有诸侯来帮助他啦。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来自于《史记》，不过，这则故事多半是杜撰的，历史上并没有这回事。但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分封制下国王的困境——诸侯相对独立于国王，如果国王把诸侯惹毛了，诸侯在国王受到威胁的时候甚至可以不发兵保护国王。
这样的国家，怎么能稳定呢？
从国王的立场讲，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自己能直接管理全国每一寸领土、每一个臣民，把全天下都变成自己一个人的私产，这才是最合适的。
前面说过，独裁者要想直接统治远离首都的土地，就必须有庞大的官僚系统互相监督；要想有庞大的官僚系统，又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周朝因为生产力太低，所以不得不把国家分封给亲戚。
但只要经济发展到能供养庞大官僚的程度，独裁者肯定就会抛弃分封制了。自从周朝以后，中国的各朝各代都没有采用大规模的分封制，而是改成了郡县制：由皇帝直接管理全国的每一个郡县，所有的地方官，皇帝都有权力任免。
这个制度我们非常熟悉：中央有一个朝廷，朝廷往下是州、县等等一级一级的地方官员。全国所有的土地都直属于朝廷，全国的税收、官员任免、军队调遣也都是朝廷说了算。
社会制度从夏、商的“部落联盟”，到周朝的“分封制”，再到周以后的“郡县制”，这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独裁者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权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能赡养的官员越来越多，独裁者有能力直接管辖的领土不断扩大，社会制度也就随之发生了以上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必然性”。
历史的必然性是从哪里来的呢？
马克思主义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趋乐避苦”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一个人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尽全力扩大它。一般来说，这个“利益”指的是“经济利益”。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不同，决定了人们要去争夺的利益不同，所能采用的手段不同，社会的形态也就不同了。
历史的必然性在哪里呢？就在于社会的生产力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每当生产力发生大的变化，社会制度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些不愿意进行变化的人，都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被淘汰了。就好比周朝末年那些不愿意放弃奴隶的奴隶主们，他们土地的生产力不如新兴的地主，很快就会在战争中被消灭了。
这样的历史大势，个人怎么能阻止得了呢？
为什么一口锅的大小属于国家机密？——先秦青铜文明
一
上一章我们说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形态。
那么，我们该如何衡量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呢？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渐进的，而是阶梯状的：平时生产力缓慢向上发展，有时遇到革命性的变化，生产力突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后再缓慢向上发展。
蒸汽机的发明就是一个台阶，有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生产力突飞猛进。
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也是一个台阶，人类因此进入了电气化时代，有了各种电器，生产力又一次大发展。
最近几十年里，电脑和网络的发明又各是一个台阶，前者让机器代替了人的部分脑力，后者让信息的交流成本变得极低，两者都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蒸汽机、发电机、电脑、网络，它们为什么对生产力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们都是生产工具。
在古代，也可以用生产工具来衡量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准确地说，是用生产工具的材料。
之前我们介绍过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这一章主要介绍“青铜时代”。这里的石器和青铜，它们都是生产工具的材料。在农业时代，生产工具主要就是农具。
不要小瞧农具的重要性。比如我想挖一个土坑，如果我用双手去挖，很快手就被磨破，干不下去了。如果我手里抓着一个木片去挖，速度就快多了。如果我在这木片上加上一个长柄，做成锄头的样子，把木片高高地抡起再砸下去，这个过程利用了杠杆原理和势能与动能的转换，锄地更省力气了。要是再把普通的木头锄头换成坚硬的金属锄头，把锄头变锋利，锄头的压强增大，锄地的效果又提高了。
简而言之，工具的本质作用在于为人类提供额外的能量。这和火焰、驯化生物能彻底改变人类的境遇是一个道理。在使用了工具之后，人类耗费同样体力能生产出的粮食增加了，社会的生产力也就提高了。
工具好不好用，就以能提供多少能量为标准。
干农活时，人类大部分能量都消耗在挖、砸、刨、削、割等有破坏性的动作上，所使用的金属材料越坚硬，所能铸造的农具就越锋利，压强就越大，干活时节约的体力就越多；金属材料的熔点越低，熔炼时耗费的燃料就越少，也能节约能量；金属材料越是容易开采，制造农具所需要的成本也就更少。
青铜器完全符合以上几点。
青铜是一种合金，由铜、锡等金属混合制成。青铜的硬度比铜更高，熔点更低，正好能满足古人的需要。而且中国富含铜矿和锡矿，所以青铜成了商周时期性价比最高的金属材料。青铜农具提高了全社会生产力，使得商朝和周朝出现了更为先进的文明。青铜制成的武器也为商周王室的征服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并不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国家。
我们在学中国科技史的时候，如果不时刻把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做比较，很容易留下这样的印象：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一直远远领先于全世界，件件发明都是世界第一，好像要不是有喜马拉雅山和太平洋拦着，中华文明当时就能统一全球了。
这个感觉，有时是对的，有时是错的。
其他的不说，只说青铜器。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文明，是两河流域（今天的伊拉克一带）的苏美尔文明，比夏朝开国的时间还要早两千多年，那时的中国地区还处在新石器时代。不仅是青铜器，包括书写、历法、宗教、建筑、数学、艺术等等文化，苏美尔文明都远比当时的中华文明更先进。
当然，比谁更早也没什么意义，我们比较中外古代史不是为了比谁的祖先更厉害好吹吹牛，而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对于青铜器的使用，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就有一个差别。
世界其他文明的青铜器大多以农具和武器为主。刚才说过，青铜器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制成更加优秀的生产工具。把先进的青铜用来制成工具和武器，这是理所当然的想法。
但是中国古人不这样做。商周时期有大量的青铜器不是用来干活或者打仗的。
那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二
著名的“司母戊（wù）鼎”和“四羊方尊”[7]，这两件青铜器都是商代的。它们在青铜器中非常有代表性，司母戊鼎最大，四羊方尊最为精美。
司母戊鼎高一米三，长一米一，宽近一米。你现在可以大致比划一下，司母戊鼎比单人书桌还要大很多。
“鼎”这个东西，原本是一种锅，上面的大肚子用来装食物，下面竖着几条腿是为了在锅下放柴火加热。我们今天去饭馆里点个锅仔吃，那种锅仔下面带有支架的酒精锅，构造就很像鼎。
可如果是锅的话，干吗做成书桌那么大啊？
如果说食物太大，切割开烹饪不就可以了吗，干吗需要那么大的锅呢？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制造这种超大型的青铜器非常困难。因为青铜汁在灌入模具的时候会快速冷却，如果青铜器太大，后面的青铜汁还没有灌完，前面的青铜已经冷却了。这样做好的青铜器会有裂纹，容易断裂。商周人采取了一些高超的技术手段，才制成了没有裂纹的大型青铜鼎。至于到底是什么技术，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完全破解。
总之，古人花费了大量的成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技术困难，造了那么一口大锅，总不会是为了做饭省事吧？
当然不是，司母戊鼎并不是炊具，而是“礼器”。
所谓“礼器”，就是在祭祀仪式时使用的专业用具。我们今天为了祝贺结婚、开业所送的那种一人高的花篮，也可以说是一种礼器。
司母戊鼎是商代进行宗教仪式时用的礼器。古今中外的宗教，都有给神灵献祭食物的习惯。献祭食物需要炊具，久而久之，原本是炊具的鼎就变成了仪式的一部分。司母戊鼎就是专门为祭祀制作的，已经没有烹饪的功能了。
中国古人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制作成本很高的“礼器”上。
有这个必要吗？
在这一章之前，我们讲的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我们讲能量、讲物资、讲暴力、讲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是靠鲜血和枷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讲一讲精神层面的东西。
对于统治者来说，精神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在于，能降低管理社会的成本。
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管理社会只能靠纯粹的暴力。奴隶社会就是这样：奴隶主不和奴隶讲什么道理，只用鞭子和刑具来控制奴隶。这么做的坏处前面已经说了：需要太多的看守，奴隶的劳动积极性很差，还会逃跑和反抗。一言以蔽之，就是监管成本太高。
采用精神手段，可以大大减少国家的管理成本。
最简单的例子是宗教。
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都很看重宗教祭祀。统治者以神灵的名义告诉大众：只要听从统治者的命令，服从社会规范，就可以获得神灵的保佑，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假如大众相信这番话，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省掉大量的管理人员，统治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这就是为什么商代的统治者要不惜血本铸造司母戊鼎。
统治者们的宗教仪式规模越庞大、用具越精美，它对大众产生的精神影响就越强。相应的，能省下的管理费用就越高。所以铸造不能吃也不能喝的青铜鼎看上去是在浪费钱，其实是在给统治者省钱。
大型的鼎耗资巨大，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铸造，久而久之，大鼎本身也成了王权的象征。在周朝，鼎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周王室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代表天下九州。其他诸侯、大夫按照相应的级别，只能用七鼎、五鼎、三鼎等等。直到今天，“九鼎”这个词还用来指代王权。
春秋的时候，一次周王派使者去见楚王。楚王看似闲聊地问使者：“周王的鼎有多大、多重呀？”使者一听这话就毛了，生气地对楚王说：“周王鼎的轻重，不是你能随便问的！”
使者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呢？因为鼎是王权的象征。楚王向使者问鼎的大小，就相当于在问：“皇帝的龙袍是什么布料做的呀？皇冠戴上去舒不舒服呀？”表示他有不臣之心，是非常挑衅的行为。
因为这个典故，诞生了“问鼎中原”这个成语，表示有在中原称王的念头。另外还有个成语叫“定鼎中原”，意思是已经征服中原，在中原建立王权了。
______________
三
鼎是国之重器，我们再多说两句。
如果你看到周代的鼎，会发现它和商代的司母戊鼎有明显的区别。商代的鼎造型非常硬朗，多用直角。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些张牙舞爪的怪兽，露出狰狞的面目。
周代的鼎不同，改直角为圆角，鼎口是圆的，肚子也是圆形的。上面的装饰很少再有狰狞的怪兽，而代之以柔和的曲线。
简单地说，周代的鼎，造型少了很多戾（lì）气，更偏向圆润儒雅。
表面上看，这只是审美上的变化，实际上，这更是国体的变化。
前面说过，鼎其实是王室用精神手段管理臣子和国民的工具。商鼎刻满了狰狞的怪兽，这个思路和原始部落用怪兽的形象装饰盾牌、面具如出一辙——用恐怖的形象恐吓对手。这是控制臣民最直接的思路。
商王朝用这招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周朝就不能用了。周王室把天下分封给了自己的亲戚，对自己的亲戚怎么能靠恐吓来管呢？
在我们今天的家庭里，亲戚们一同生活，互相帮助，靠的当然不是暴力和恐吓，而是血缘和感情。周王室也是一样，希望能靠王室的血缘和感情来维系统治。
但是，光靠血缘和感情还是有缺点。
前几章说过，在分封制下，诸侯的产业可以继承。那你想，第一代诸侯和王室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大家感情还不错，可第二代、第三代呢？年代越久，诸侯和王室之间的血缘关系越远，亲情越淡泊，这王室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周王朝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叫作“礼制”。
“礼制”，简单地说就是一套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规矩。我们看古装电视剧，大臣见了皇帝要三叩九拜，儿子见了爹要恭敬行礼，逢年过节全家都要祭天祭祖，这些都属于礼制。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礼制”似乎既繁琐又迂腐。大臣上朝有事儿就直接说呗，你每次都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搞那么多形式主义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礼制”的本质，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指定一种秩序，这是一种比暴力更高效的统治手段。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走在马路上，手里拿着一个垃圾，附近没有垃圾箱，如果把垃圾随手扔在地上，对你来说是最省时间、最省体力的做法。现在马路上也没有戴红箍的卫生稽查员了，就算你真的随手扔垃圾，也不会有人冲上来罚你的钱。对你自己来说，随手扔垃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是这么好的事情，你很可能不愿意去做，反倒要走一段路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了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相反的事呢？
是“不能随地扔垃圾”这条道德守则。假如社会没有这条守则，而是靠暴力机关来维护环境卫生的话，那国家就要掏出一大笔钱来养“卫生稽查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到处都是），又掏一大笔钱养更多的环卫工人，最终的效果也不会很好，在看不到的角落里肯定还会堆着大量的垃圾。
类似情况，我们生活中还有“公交车上要给老人小孩让座”“买东西要排队”“不能破坏公物”等等道德守则。有了它们，国家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没有了它们，社会早就乱作一团了。
在古代，道德守则的作用更加强大。
古代社会比今天封闭得多，大部分古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既听不到外界的消息，也没有能力长途旅行。在这个封闭的小社区里，每个人做过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假如你违反了公共道德，那你就彻底地抬不起头了，甚至还会受到肉体上的惩罚。
西周的“礼制”，就是要用官方指定的道德规则去统治群臣和百姓。
具体的办法，是各种看似无用的“礼仪”。
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被家长教育，见到长辈要问“长辈好”，这就是一种看似无用的礼仪：嘴上问好就等于心里尊敬吗？两者没有关系吧！然而就是这一句被全社会不断重复的“长辈好”，逐渐构成了我们社会默认的道德规则：晚辈要尊敬长辈。
同样的道理，古代的统治者制定了很多繁琐的礼仪，如儿子见爹要磕头，平民见当官的要磕头，大臣见皇帝要磕头。这些看似无用的规矩慢慢构成了“儿子要听爹的话”“百姓要听官的话”“大臣要听皇帝的话”等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规范就建立起来了。道德规范一旦建立，政府不需要雇佣大量的人手，就可以让社会保持秩序，不会出现人们互相乱打乱杀的混乱局面。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统治方法。
在西周时，“礼制”系统还很粗糙，主要在贵族之间执行，平民还不大懂得这一套。后来，“礼制”被儒家发扬光大，在全民中普及，成为统治中国最重要的手段。
鼎作为“礼器”，看似毫无用处，却能成为“国之重器”，原因也在于此。以鼎为最高代表的礼制，是西周统治中国的一大法宝。
不过，礼制也有局限。
在下一章里，我们讲一讲西周的礼制将受到严重挑战的一些事儿。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春秋战国的纷争
一
分封制最大的问题是，中央政府不能直接管理各地的诸侯。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随意征税、选拔官员、指挥军队，权力非常大。
在周朝刚刚开始分封的时候，周王室当然把最大、最好的领地留给自己直辖，所以一开始周王室的实力在诸侯国之中最强。再加上那时候王室和诸侯之间的亲情尚在，又有“周礼”的帮助，所以那时的诸侯都愿意听从周王室的调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亲情渐渐淡漠，礼仪逐渐沦为形式。更关键的是，国家实力这种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周王室不可能永远保持强大，等到它变得弱小的时候，其他诸侯国就未必要听他的话了。
周王室变得衰弱的标志，是周幽王兵败被杀，西周结束。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冠之以“东”“西”的朝代名。如东周、西周、东汉、西汉、东晋、西晋。还有一些冠以“南”“北”的朝代，如北宋、南宋。
这里的“东”“西”“南”“北”，指的都是首都的位置。
西周的首都在今天的长安附近，靠西面。东周的首都在今天的洛阳附近，相对在东面。所以一个称为“西周”，一个称为“东周”。
好好的，周朝为什么要换首都呢？
在中国古代史上，外族入侵常年困扰着中原政权。这里的“外族”，主要是位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上一章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社会形态。中原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在于两者的生产方式不同。
中原文明属于农耕文化，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种田。北方民族属于游牧文化，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畜牧。
农耕文化的优势是生产力高，单位土地生产的粮食多，人口密度大，数量多。因为生产力高，所以精神文明也发达，对于礼仪、政治、文艺、宗教这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
游牧文化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因为整日畜牧，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斗力远高于农耕民族。
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经常发生冲突。
前面说过，定居对于农业生产的一大好处是食物出产稳定。农耕民族在丰年的时候可以储存粮食，到了灾年，就算没有收成也不会挨饿。但是游牧民族因为要经常迁移，不可能有规模庞大的仓库，主要的粮食储备都是活生生的家畜——这样才好携带。但遇到灾年的时候，家畜大批冻饿而死，游牧民族便要面临饥寒交迫的困境。这时候除了去抢劫富庶的农耕民族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出现大面积自然灾害的时候，常常会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侵。
在这些战争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互有优势。农耕民族的优势是钱多，人多，军队数量多，后勤补给源源不断。
游牧民族的优势除了骑兵战斗力强外，还因为居无定所，可以经常采用“一击即撤”的战术，寻找中原王朝的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一番劫掠之后立刻撤退。
中原王朝虽然人多钱多，但是边防线也长啊。游牧民族专找防守薄弱的地方进攻，中原王朝要想防守，必须在漫长的防线上，每隔不远的距离就安排一支能和整支游牧兵团对抗的庞大军力。换句话说，为了能达到攻守平衡，中原王朝要比游牧民族多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军事成本。古代生产力低下，供养规模庞大的军队是个极为沉重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会去建造夸张的长城的愿因——长城花钱再多，也比常年维系一支庞大的边防部队划算。
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军事上互有优势，两者在长城一线形成了动态的平衡。在整个中国的古代史里，双方争斗不断，互有胜负。在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如汉朝和明朝，中原的远征军可以深入大漠，把游牧民族赶到遥远的地方。在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如元朝，游牧民族在中原大地上纵横驰骋，将中原王朝取而代之。
周幽王时期，正好是游牧民族强大、农耕民族弱小的时候。于是西北方的游牧民族进兵劫掠，把周朝首都长安抢了，把周幽王杀了。最后，是周朝的其他诸侯国带兵打败了游牧民族，让周王室复国。由于原先的首都已经被劫掠一空，没法再住了，只能换一个首都。敌人是从西北来的，东边比较安全。于是新王朝的首都定在了更东边的洛阳，这就是东周。
二
虽然最早周王室的国力在诸侯国中最强大，但是经过周幽王这场战争后，周王室整个都被灭掉了，新周王是在诸侯的帮助下才登基的。这种情况下，新的周王室还能谈得上什么实力呢？帮助他的诸侯没把他当作傀儡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从这时开始，中国变成了“周王室说话不管用，诸侯国自行其是”的新时代。历史上称为“东周”或者“春秋战国”。
“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时期，春秋在前，战国在后。春秋和战国加在一起，就是东周。
我们先说春秋。
春秋的时候，天下的诸侯国有一百个左右。那时中国的面积要远比今天小，主要围绕着黄河流域。北边一出河北省，西边一出陕西省，南边一过长江，就都不是周王朝的范围了。在这么一小块地区里，存在一百多个诸侯国，可想而知诸侯国的平均面积有多小。有很多小诸侯国不过是一个村镇大小，人口不过一千，还不如现在一所中学的规模大。
因为诸侯国面积小，所以在春秋时期，即便是最强大的诸侯国也不敢公开反对周王室。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口号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前两者我们都明白，是积攒实力的意思。那为什么要“缓称王”呢？这是因为当时群雄并起，起兵造翻的势力有很多。假如你公开称王，也就意味着你向天下宣布：你有征服天下、打败所有敌人的野心。既然你都这么叫嚣了，那其他势力不就会一起来打你了吗？
所以在实力不够强的时候，明智的做法是夹起尾巴做人，说话要低调。
春秋时代的诸侯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读春秋的历史，如果细心的话会发现，诸侯的首领都称为什么什么“公”，比如齐桓公、晋文公等等。“公”是周王室分封的爵位。当时的爵位称号有这么几个：公、侯、伯、子、男。诸侯都称“公”就意味着，那时的诸侯在名义上都承认自己是周王室的臣子。
在春秋时代，唯一例外的是楚国，楚国是称王的。这是因为楚国位于长江以南，在当时被认为是化外之地。在楚国强大之前，中原各国根本不承认楚国是文明国家，办什么事都把人家排斥在外。再加上楚国的位置也偏，不像中原诸侯那样四面都是邻国，不用担心被诸侯围攻。所以楚国君主一看，你周王室不把我当回事，那我也不把你当回事，他就早早地称王了，意思是地位能和周王室并列。前面说的“问鼎中原”的事，就是楚王干出来的。
先不说楚王，且说中原这些诸侯，在春秋时代没人敢跳出来和天下诸侯为敌，也就没人敢公开称王。
齐桓公称霸打出的口号是“尊王攘（rǎng）夷”。“尊王”，就是尊重周王室。“攘夷”，就是对抗外族入侵。为什么要打出这个口号呢？
前面说过，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主题。当初诸侯接受了周王分封的领地后，有一大义务是保卫王室不受外族的入侵。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等于宣称自己是“模范诸侯”，是诸侯的榜样。
齐桓公称霸，还要召集诸侯会盟，周王室也要派使者参加。这表明春秋时代的霸主，有点类似于盟主。
打个比方说，周王室就好像是个老父亲，诸侯国是众兄弟。到了春秋时代，老父亲体弱多病，管不了家族里的事了。这时候如果家族里某个兄弟觉得自己够强大，那就在酒楼里摆个宴席，给所有的兄弟发请帖。在这个宴席上，如果大家没有异议，那么这个兄弟就可以成为整个家族的大哥，负责管理家族事务。这个宴席就是“诸侯会盟”。周王室的使者也会到场，在形式上承认这位诸侯大哥的地位，算是在名义上把这件事儿给办妥了。
光听“春秋五霸”的这个“霸”字，听着好像很有气势，像霸王一样，其实在古汉语里，“霸”字通“伯”字。古人称呼兄弟四人，分别为“伯、仲、叔、季”，“伯”是“长兄”的意思。比如我们现在还习惯称“大伯”“伯伯”，“大伯”就是父亲的长兄。成语“伯仲之间”和“不分伯仲”都是“相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春秋五霸”的“霸”，其实不是“街头霸王”，而是“大哥”的意思。
周王室的主要职责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组织各诸侯的力量对抗外族入侵。作为家族大哥，齐桓公也是这么干的。他称霸以后，不光为齐国牟利，还这边负责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那边组织联军和外族战斗，忙个不停。他也只有如此尽责，诸侯才甘愿听从他的调遣。
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三
春秋时期，大的国家不断兼并小的国家，到了战国时代，一百多个诸侯国已经兼并为二十多个，其中有七个国家最为强大，称为“战国七雄”。国力的增强增加了诸侯的野心，进入战国时代不久，诸侯们开始称王。这意味着诸侯们已经公开表示不服从周王室，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了。
此后兼并继续，最终秦国消灭了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统一了天下，中国进入了秦朝时期。
春秋战国的主题是战争，天下格局的变化主要由战争导致。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决定天下大势的是那些驰骋在战场上的武将和谋士。
这个想法是错的。
对于战争，容易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战争中的各种计谋。因为战争这件事是人类破坏级别最高的行为，除了物理规则外，它不用遵守任何规则，任何手段都可以尝试。所以战争中人类使用过的计谋千奇百怪，花样迭出。有很多平时异想天开的想法，人们都在战争中尝试过。
战争又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每个参与者都押上了身家性命，因此人类毫无保留地把一切能力都投入到战争中，使得战争成为人类高智商的演练场。
总而言之，战争中的计谋非常有意思。好比看《三国演义》，奇计百出的诸葛亮引起读者极大兴趣，看诸葛亮如何一次次以少胜多，逆转战场胜负。
但是计谋其实不重要。
决定战争胜负的，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军师的计谋、主帅的能力、武将的英勇，而是国力。
个人的谋略可以影响局部战争，比如一个超级厉害的军师，可以靠一个计谋用几百人打败几千个敌人，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但是，计谋并非战争常态，第一次成功之后，第二次使用未必还会成功。国力强大的一方就算局部吃亏，还可以靠源源不断的补给淹没对手。你用计谋多消灭我几百人，我就多补充几千人、几万人，只要大战略上不出问题，胜利的一定是国力强的一方。
有没有靠一场计谋、一个谋士决定胜负的战争呢？有，但是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太少了。正因为这些战例数量少、戏剧性强，所以它们才会被当成传奇，被人们翻来覆去地提起。所以我们刚接触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书里的大部分战争都是靠计谋以少胜多、扭转乾坤的神奇战例。这其实是书本刻意选择造成的错觉。
关于这一点，最简单的例子还是三国。诸葛亮那么厉害，几乎跟谁打仗都能赢，那蜀汉为什么最后还是灭亡了？答案很简单，因为蜀汉的人口少、耕地少、财富少，和曹魏的国力根本不能相比，所以无论多么厉害的人带兵，最终的失败都是必然的。
再说说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
这是一个典型的励志故事，讲的是勾践如何战胜逆境，卧薪尝胆，最终反败为胜的事。
但是，只要“卧薪尝胆”就一定能成功吗？
“只要吃苦就能成功”，这是显而易见的谎言——假如真是如此，那整日劳作的农民、工人，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应该是全社会最高的。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古往今来，意志坚定、自找苦吃但是没混出来的人多了去了。勾践能打败夫差，不仅在于他能忍，还在于这么一句话——当年夫差决定把勾践放回国，夫差手下有个大臣表示万万不可，他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他的意思是，勾践回到越国，如果用十年时间积攒实力，十年时间训练军民，那二十年后就会把吴国消灭了。
果然，勾践回国九年后，越国变得非常强大，把吴国打败了。
勾践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上。假如勾践回国后没有发展经济而是急于决战，假如越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供勾践发展，假如夫差没有给勾践那么多时间，放了他两年后又把他给灭了，勾践都不可能复仇成功，他的隐忍也就都白费了。
真正让勾践复仇的，是越国强大的国力。
秦赵两国之间的长平之战更是如此。
赵括是长平之战赵国一方的指挥官。关于长平之战，我们一开始最容易关注的是赵括“纸上谈兵”的典故。好像长平之战打败了，全是由于赵括是个蠢货。其实，赵括本人并非毫无经验的指挥官，赵括那个时代，也根本没有纸。
赵括在长平之战中虽然犯了指挥的错误，但赵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力不够强盛。
长平之战是秦国和赵国的生死决战。战争一共持续了三年，打到最后，两个国家都拼出了全部的家底。赵国倾全国之力，派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军队，秦国则在情急之下把一个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拉上前线。最后，是赵国国力支撑不上了，才输掉了整场战争。
秦国的胜利不是偶然。秦国不是单单打败了赵国，而是打败了全天下的诸侯。偶然不会让秦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获胜，是因为秦国的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诸侯国，才让它最终统一了天下。
秦国能提高国力的秘诀，我们在下一章介绍。
历史上的大变革——商鞅变法
一
对于同一段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描述。
比如孔子说过什么，老子说过什么，这些属于“文化史”的内容。
古人什么时候开始农业种植，什么时候使用青铜器，这属于“经济史”和“科技史”。
我们平时最常谈论的是“政治史”。一般单独说“历史”两个字，指的就是政治史。我们对历史时期的划分，也是依照政权的变化——我们常用“唐、宋、元、明、清”来划分历史时期，这些朝代即是政权更替的标志。
本章讲的是“大变革”，指的就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
具体是什么变革呢？是中国结束了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结束了分封制，开始了郡县制。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革，以商鞅变法为标志。不过，变革的真正主导者并不是商鞅。前面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变革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正是因为社会财富变多了，人们才有能力选择新的政治体制。当时各诸侯国因为生产力发展，都在进行内容类似的变法改革。商鞅不是唯一的改革家，却是最成功的一个。
到底怎么变革呢？
在春秋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土地的管理方式是分封制，大致的情形是这样的。
周代的奴隶（严格说是“农奴”），有一定的人身权力，可以有自己的财产，生活比夏、商时代的奴隶好一些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人身自由，必须在贵族规定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交税的方式很有意思。
周代的农耕制度称为“井田制”。意思是，把一块田地用“井”字划分成九个格。周围八个格子叫做“私田”，“私田”的所有权是贵族的，但提供给八户人家（农奴）种植，所得收入是这八户人家自己的。中间一个格子叫做“公田”。八户人家在贵族的公田里免费劳动，产出都是贵族的，这就相当于农户上交的赋税。
要注意，这个“井”字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真正的历史上，并没有把田地都严格地画成“井”字。但这个说法的大意不错：劳动者靠种公田的方式来给贵族交税。
井田制的弊端很明显：种公田对百姓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在公田劳动时自然会投机耍滑，能少干就少干。贵族为了利益不受损失，只能用武力逼迫百姓生产。所以要实行井田制，必须配合武力胁迫下的农奴制。农奴制的弊病前面已经说过了——贵族多花费了很多管理成本，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却不高，公田的收成总是不如私田好。
春秋时候，各国战争频繁。战争胜负依赖于国力强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各个国家都绞尽脑汁地提高生产力，很多政治家发现了井田制的弊端，决心改变这种低效率的生产方式。
最先摒弃井田制的并非秦国，但秦国的商鞅做得最好。
在讲解商鞅的改革方案之前，我们先回答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要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对提高生产力有什么好处？
社会制度之所以会影响生产力，在于两个方面：
一、大部分人本性好逸恶劳，想光拿钱不干活。好的社会制度能刺激人们努力工作。二、人的能力有高低，利用同样的资源，不同人的生产效率不一样。好的制度能把生产资源尽量交给生产效率最高的人。
井田制以上两个问题都没有搞定。第一，劳动者种植公田没有积极性，不想努力工作。第二，井田是王室分封给贵族的，不能随意买卖。不管这个贵族善不善于农业生产，这块田地只能归他种。这人要是个纨绔子弟，这块地的生产力就浪费了。
商鞅的做法是，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这样做的第一个好处是，废除了井田制后，农民给贵族的赋税不再采取“种植公田”的形式，而是直接用财物来交税。税赋是相对固定的，这样一来，农民生产的粮食越多，自己的所得就越多。这就最大化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的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
第二个好处是，在井田制下，每个贵族拥有的土地大小是固定的。变法以后，拥有多少土地都可以，这就鼓励人们去开垦荒芜的土地。等于国家不用花一分钱，全国可以耕种的土地就变多了。
还有第三个好处。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结果是，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最高效地利用每一份生产资源。说白点，就是让那些不善于农业生产的贵族，主动把自己的田地交给善于生产的贵族。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贵族A，他的生产能力差，种一亩田地只能收获100担粮食。这一亩地对他来说的价值相当于100元钱。另一个贵族B，善于组织生产，在他手里一亩地能种出200担粮食，那这亩地对他来说就值200元钱。这样一来，贵族A就可以把这亩地按照150元钱的价格卖给贵族B，两个贵族都很满意，都觉得自己赚了50元钱。同时，通过这个交易，这块土地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能为国家提供的生产力变多了，国家也从中获益了。
所以这个交易，是一个买方满意、卖方满意、国家满意的三全其美的方案。国家不需要付出任何管理成本，全国的土地就可以在每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趋使下，自动流到生产效率最高的那个人的手里，达到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8]。
不过，这么做也有坏处：会带来土地兼并和扩大贫富差距。随着不断地买卖，土地必然会集中在生产效率最高的一群人手里。那些不善于组织生产的人只能失去土地，沦为贫农甚至流民。这样一来，有能力的人变得越来越有钱，没能力的人变得越来越贫困。贫富差距增大，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甚至会造成政权覆灭。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眼前，废除井田制还给商鞅带来了另一大好处：兵源增加了。
前面说过，西周的时候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贵族，一种是奴隶。这其实是简化的说法。说得更详细点，可以分成三种人：最上面是贵族，中间是“国人”，最下面是奴隶。
所谓“国人”，他们没有贵族的那些特权，但也不像奴隶那样失去人身自由，他们靠着自己的劳动赚钱，生活在城市内，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普通市民。
西周和春秋时的战争场面和我们在大部分古装片中看到的都不同：那时的主力兵种是战车，由一个人驾驶战车，一个人在车上射箭，一个人拿着长矛负责近距离作战。但光有战车也不行，还需要步兵协同作战。相比战车，步兵的战斗力要小很多，对士兵的技术要求也低很多。
在西周和春秋时，军队由贵族和国人组成：军队的主力，也就是在马车上作战的，是贵族和专业的武士。马车周围的步兵，就是国人。
这个制度有个大问题：相对于全国的总人口来说，贵族和国人的数量太少了。奴隶倒是人数多，但是奴隶没受过军事训练，打仗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一般不让他们上战场。就算勉强被赶上了战场，战斗力也非常堪忧。
商鞅废除了井田制，依附在井田制上的农奴变成了普通的农民。农奴没有多少财产，打赢了仍旧是无产者，所以他们不愿意打仗，战斗力极低。农民就不同了，他们有家有业，只要给予足够的奖励，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士兵。
商鞅规定：任何人只要杀了一名敌兵，就可以立刻当官。杀得人越多，官当得越大。杀到一定程度还可以当贵族。
这套系统我们今天觉得平平无奇：不就是奖惩分明嘛。但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当时中国还没有科举制度，老百姓没有机会出人头地。更何况在分封制下，人由血缘定身份，老百姓更不可能出头了。
商鞅的这个政策，等于给了普通百姓一个改变身份的机会：参加打仗，就有机会成为贵族，进入上层社会。这刺激了百姓为国效力，也为国家选拔出大量优秀的战争人才，战国时代秦国名将辈出，军事上无往不利，和这一政策是分不开的。
全民都可以参军的政策还扩大了战争的规模。春秋时代最大的战争也就二十几万人参加，战国时代就已经达到上百万人的级别了。前面说过长平之战秦国动员了一个郡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参战，这种全民动员的情况，也只有商鞅变法之后才能发生。
___________
二
前面讲西周分封的时候曾经说过，分封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出现了贵族。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他们永久占有一块土地。现在，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了，意味着有些贵族会因为经营不善等原因失去自己的土地。他们连生活保障都没有了，怎么还能算是贵族呢？
所以，允许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就意味着贵族阶级的消失。
而且商鞅变法还更进一步，不仅允许贵族消失，还要主动促进贵族消失。在变法以后，贵族的身份不再是永久的了，而是谁为国家贡献得多，谁就能进入上层阶级。那些对国家没有贡献的贵族，国家要取消你的身份。
这条规定其实是改变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记得我们前面说过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看法吗？马克思把社会成员分成了劳动者和财富占有者，认为什么时候劳动者和财富占有者是同一个人，什么时候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不要以为这是现代人才有的时髦观念，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了。
商鞅推行这条政策，和马克思的想法类似，就是要把好处给那些对国家真正有贡献的人。用现代的话来说，叫作“按劳分配”、“奖惩分明”，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鼓励百姓为国家做贡献。
分封制消失了，奴役农奴的贵族消失了，新兴的土地拥有者就不能再称为“奴隶主”或者是“贵族”了，而是改称为“地主”。相应的，劳动者也不再是“农奴”，而是“农民”。
从秦朝开始，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
贵族消失了，还带来一个问题：谁来帮助国王管理地方事务呢？
我们介绍分封制时说过，西周之所以采取分封制，是因为国家没有能力建立一套完善的官僚系统，只能把地方事务交给诸侯管理。现在到了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官僚系统终于可以建立起来了。
这就是商鞅建立的郡县制。
郡县制对诸侯的诱惑力极大。前面说过，分封制是一级一级的，周王室把国土分给了诸侯，诸侯又把自己的国土分给了下面的臣子。既然诸侯能凭借封地反抗周王室，那他们下面的臣子也同样会反抗国君。这样的事在春秋战国时屡见不鲜：春秋末年，晋国的三家大臣瓜分了晋国。战国初年，齐国的大臣杀掉了齐国的国君，自己取而代之。所以郡县制对国君们很有吸引力，各个诸侯国都踊跃变法。
郡县制有利于国家稳定。
前面说过，在分封制下，天下是一个个诸侯的私产，地方官吏都是诸侯任命的，官吏的财富、权力都是诸侯给的，这些官吏只效忠诸侯，不效忠中央朝廷。这样做的结果是诸侯逐渐独立，都不听中央朝廷的话。
变成郡县制以后，所有地方官员的财富和权力都是中央朝廷给的，他们因此只效忠于中央朝廷。而且地方官拥有的权力并非终身，朝廷可以随意撤换，地方独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的各个朝代一直采取郡县制。直到今天，我们的“省、市、县”的行政结构，仍旧属于“郡县制”。秦朝以后，一些王朝也分封过诸侯，结果每一次都是以诸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的战乱告终：
刘邦建立汉朝后分封了一些诸侯，后来朝廷通过谋杀和战争把诸侯相继消灭掉。晋武帝建立晋朝，分封了不少诸侯，结果导致八王之乱，以诸侯夺取大权告终。朱元璋建立明朝，分封了几个儿子当诸侯，结果他死后一个儿子朱棣起兵造翻，夺取了皇位。满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分封吴三桂等人当诸侯，结果顺治死后出现三藩之乱，康熙以战争手段平乱。
郡县制的优越性显而易见。
改分封制为郡县制，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治水。
农业种植依赖淡水灌溉，所以古代农业发达的地区都在河流附近，我们谈到古文明地区，都说“某某河流域”。但是，未经治理的河水有时会旱，有时会涝，两者都会给附近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灾难。要想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治理河道。
治理河道对于没有工程机械的古人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工程。在分封制社会里，每个诸侯国的国力有限，谁都负担不起这样大的工程。而且一条河流灌溉的区域很大，会流经很多诸侯国，哪个诸侯国也不愿意单独治理河道，便宜了其他国家。还有一些国家只在本国治理河道，不管下游，以至于给下游国家造成灾难。甚至还有诸侯国故意挖开河道，水淹其他国家的。所以在分封制时代，人类就算有能力治理河道，也很难实现。
在郡县制时代，上述问题都没有了。中央朝廷可以调动广大地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治理水道。
从更大的角度说，郡县制有助于抵抗各种自然灾害。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很多，面积越小的国家抵挡灾害的能力越差。在分封制时代，一个国家受到灾害只能求助于邻国，但是邻国未必愿意帮你呀。春秋战国时因为诸侯国之间拒绝救灾引起了不少战争。郡县制下，各地都听从中央朝廷的号令，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就可以调富庶地区之有余，补受灾地区之不足，全国的防灾能力因此提高了很多。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大环境是全社会的生产力提高。直接原因是有商鞅这个聪明人制定了一系列合理的变革措施，这些措施消灭了过去的分封制和奴隶制，代之以更先进的郡县制和封建制，提高了秦国的社会生产力。秦国的国力变得强大，因此可以在兼并战争中打败其他国家，最终统一中国。中国的社会制度也从此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并延续了两千多年。
所以我们把商鞅变法称为“大变革”。
最有用的和最没有用的知识——先秦的文化成就
一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古代的四种文化成就：文字、天文历法、医学和诗歌。
你不妨猜猜，对于帝国的兴衰，这四种文化哪一个的影响力最大呢？
影响力大小的顺序和上面的顺序是一样的：文字最重要，其次是天文和历法，再其次是医学，最后是诗歌。
我们也按照这个顺序来介绍。
先说文字，为什么说文字是最重要的呢？
文明的本质，是信息，是知识。试想，我们现代人的生理状态和古人差不多，我们不比古人更聪明或者更有力气，为什么我们比古人更文明呢？就在于我们掌握的知识。
就像电脑文件需要硬盘来储存一样，知识也需要一个载体。在没有文字的时代，这个载体只能是人的大脑。知识的积累只能靠原始人的口口相传，积累不了多少就达到了人类大脑记忆力的极限。因为这个限制，文明最多发展到原始部落的程度就会止步不前。
文字不需要借助人力就可以永久保存信息。文字的出现，相当于给一台只有256K内存的电脑外挂了一个有无数空间的硬盘，有了文字，文明才能够无限制地积累发展。反之，如果失去了这个硬盘，那人类文明就如同被格式化了一般，要从这宇宙中消失了。
所以说，没有文字，就没有人类文明。
甲骨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在甲骨文之前，也许还有更古老的汉字，但是因为书写的材质不易保存，所以就没有保留下来。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简称。商朝人很迷信，在进行国家大事之前要先占卜，问问神仙是什么意思。有一种占卜方法是在龟甲（常用的是龟的侧腹甲，而不是背甲）或者兽骨（常用的是牛的肩胛骨）上钻出小孔，用火烧烤。因为热胀冷缩的缘故，甲骨上会烧出裂纹，古人就根据裂纹的形状来判断凶吉。
有时，古人会把所问的问题、占卜的结果、占卜是否应验等内容写在甲骨上，在甲骨上打上孔，用绳子串起来作为档案保存。这种文字就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最老，但不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前面在讲青铜文明的时候说过，苏美尔文明在各方面都要比中国更古老，文字也是一样，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埃及的象形文也要比甲骨文更早。
和甲骨文同一时期出现的，还有“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器是铸造而成的——先制造一个空心的模子，然后把熔化的青铜汁浇到模子里，冷却后就造好了一件青铜器。古人先在模子上刻上反着的字，铸好的青铜器上也就带有相应的文字了。古人又称青铜为“金”，所以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
作为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很不实用，写起来太麻烦了。那个时候，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写字，全国连本像样的书都没有。
到了西周的时候，终于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中国人开始用毛笔沾着墨水，在竹板和木板上写字了[9]。
竹筒是圆的，人们只能在平面上写字，所以古人要把竹子削成窄窄的一片，一片上只能写一行字，这样的竹片称为“竹简”。一根竹简上能写的字太少了，写一段话需要很多根竹简，古人就用绳子把这些竹简穿起来，连成一排，叫作“册”，“册”就是竹简时代的书。“册”是个象形字，是一排排竖着的竹简用横着的绳子穿起来的样子。古人在竹简上写错了字，用刀把错误的地方削下来再重写。所以“删除”的“删”字，左边是一个代表一排竹简的“册”，右边是一个代表刀的“刂”。
除了竹简，古人也把木头削成片写字，称为“木简”或者“木牍（dú）”。竹简和木牍合称为“简牍”。我们今天还习惯把文稿称为“文牍”，把书桌称为“案牍”，把篇幅太长的文章称为“连篇累牍”。除了简牍外，古人还在丝织物上写字，称为“帛书”。帛书写完之后卷成一卷，称为“卷”。今天我们还用“第一卷”“第二卷”来编排图书。帛书书写容易，可是太贵了，所以当时最流行的书写方式还是简牍。
简牍的出现虽然在历史记载上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廉价的书写工具。它的出现使中国人第一次有大量的书籍可以阅读，可以自己想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读书变得容易了，读书的人也就多了，因此出现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爆发，史称“百家争鸣”。下一章我们要讲到的孔子、老子及诸子百家，他们的出现也与简牍有很大的关系。
简牍的普及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
前面说过，一个君主要想直接统治面积广大的领土，就需要许多官僚来帮助他。
关键是，作为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才行，起码得会读书写字。在简牍出现之前，读书的成本太高了，怎么也不可能靠甲骨文来培养一大批读书人。而且官僚机构运作还需要大量的文件往来——如果要都通过口头管理地方事务，没有签字，没有印章，行政命令光凭传话人的一张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国家不就乱套了吗？大量的文件往来，就必须要有廉价、轻便的书籍，这也只有出现了简牍以后才有可能实现。
因此，只有简牍的出现，中国才可能产生足够大的官僚机构，西周时一个个村子一般大小的国家，才有可能兼并成大国。
从更宏观的角度说，廉价书写方式的出现造就了人类文明第一次大爆发：在东方是简牍——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西方是莎草纸——古希腊文明。印刷术的发明造成另一次爆发：在东方是宋明儒学；在西方是文艺复兴。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信息传播的新变革：互联网。在一个小小的手机上就能阅读超过人类最大图书馆的海量资料，这是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正处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这场变革还未停止。
简牍是中华文明得以昌盛的根源，在我们今天的话语里，还可以见到很多简牍的痕迹。
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他夸一个叫“惠施”的人学问大，说惠施的书能装满五辆车。这个典故就是成语“学富五车”。这五车著作，就是用简牍写的。简牍体积大，能写的字有限，五车书还不算夸张。要是用纸写的五车书，那就太夸张了。
把“简”用绳子连在一起叫作“编”，所以“编”字有“把文字连在一起”的意思。今天，如果有人把很多现成的文章合在一起变成一本书，就说这本书是他“编”的。
“韦编”是用皮做的“编”。有个成语叫“韦编三绝”，说孔子读书太用功了，反复读书，把连接简牍用的皮绳都磨坏了好几次。还有个成语叫“断简残编”，用来形容残缺不全的文字。
最后，我们再回来说说文字。
迄今为止，人类积累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以文字的形式记录的。这就意味着谁掌握了文字，谁就能借用全人类的知识。
在历史上，掌握文字的大多是上层人。文字和上层社会，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在古代，学习文字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往往只有生活优越的人才能做到。反过来，知识等于力量，掌握知识的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因此可以获得更为优越的社会地位。
纵观整个人类史，只要是文明昌盛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地位都比较高，备受尊敬，中国也不例外。在古代，读书人拥有免徭役、免税、见官不跪、不挨板子、有资格穿特殊的衣服等等特权。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时间待在学校里，不停地学习、读书，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从浅薄的意义上说，是因为学知识可以增加我们的能力。能力提高了，单位时间能生产的价值也就提高了，我们的收入也就增加了。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在所有正常的文明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都高。从更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读书为的是把人类唯一的家底——无数天才积累了几千年的知识攥在自己的手里，变成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让自己变强大的最简单的办法。
____________
二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知识保存在文字里，因此那些掌握了文字的读书人，他们也可以为劳动生产做出极大的贡献。
比如历法。
我们今天使用的日历、月历、年历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都是研究历法的成果。
年、月、日可重要了。我们说过，农业是国家生存之本。农业又是一门靠天吃饭的工作，特别依赖天气时节的变化。翻耕、播种、收割等等农业劳作必须在一年中正确的时节里进行，否则就会徒劳无功。浪费力气事小，耽误了时节，来年就要闹饥荒了。
所以制定历法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
制定历法的基础是天文学。古人的历法是根据天象变化来制定的。有经验的观星者可以通过群星的位置来判断当天的季节、日期。
演义小说里，夸某个厉害的将军时常说他能“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下识地理”我们理解，能认识地理地形才能打好仗。这“上知天文”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古代缺少计时工具，懂得了天文，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准确的日历。能计算日历，就能估算农业的收获时间，知道部队什么时候能有粮食吃了；能预测天气变化，就能预知会不会进入雨季，部队会不会冻着热着。这些信息对战争胜负来说，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在古代，迷信和科学常常混为一谈，很多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都附加了一些神秘元素。前面说过文字的重要性，因为文字重要，中国人逐渐认为写字会产生某种神秘的力量。比如古人在祭祀典礼上把写了字的纸张烧掉，认为纸上的字就可以让天上的神仙看到。再比如中国人喜欢挂上“福”字、“喜”字，认为可以因此得到好运气。
历法也被神秘化了。
古人认为，历法不仅可以指导农业生产，还能指导人们的一言一行，这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黄历”。黄历中写着每天“宜”做什么，“忌”做什么，要求百姓按照黄历的指导安排每天的生活，这是农业社会崇拜历法的遗风。
人类通过观星来决定历法，因此观星术也被神秘化，认为能预测未来。比如演义小说里常有“夜观天象，掐指一算”来预测吉凶的情节。西方也是一样，西方人也相信吉日和凶日，还产生了专门靠观星来预测凶吉的技术——占星术。
有了现代化的统计学，今天我们很容易证明各种符咒、黄历、占星术都是毫无根据的迷信。但是就像远古时代“巫”“医”不分一样，在古代，有很多迷信是和科学知识混在一起的。在迷信的习俗下面，掩盖着古人对大自然永不停歇的探索。
类似的还有中医。
说到中医，要先澄清一个误会。在我们现在的语境里存在两种医学：“中医”和“西医”。好像两者在医学史上的关系是并驾齐驱的，只是地域不同，东方人就适合中医，西方人就适合西医。
这么想就错了。
其实，我们俗称的“中医”和“西医”有本质不同。中医是我国的传统医学，西方也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比如过去西方人相信放血疗法，认为人生病了放点血就好了。其他民族也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比如藏医、蒙医、韩医等等。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过去那种靠个人经验、猜测想象的传统医学太不可靠了，应该采用更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医学。这个采用科学方法的医学，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西医”，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对应的，是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民族的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和之前所有民族医学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所谓“西医”和“中医”，并不是“西方”和“东方”的差别，而是“现代科学”和“中医传统”的差别。
假如我们认为现代科学更好，相信现代化的生活比原始生活更好，我们就不难承认，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要优于传统中医：我们今天看病，再也离不开B超化验X光、打针输液抗生素，谁都不可能一辈子只靠号脉吃草药来治病了。
实际上，我们今天正规医院里的中医已经全面科学化，拥有现代化的诊疗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正规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医生都要经过全面的西医训练，已经和传统的中医有很大的差别了。
但是，中医也并非靠的是臆想和迷信。“神农尝百草”虽然是个神话传说，却反映了古人积累医学知识的方式：靠的是不断地尝试。什么中药能治疗什么疾病，是靠无数医生和病人亲自试出来的。因而今天的科学家们在中医的药典中，还能发现很多宝贵的结论。
针灸也是这样。虽然今天的科学家没能发现经脉存在的证据，但是针灸治疗对于某些疾病的确能起到效果。扁鹊治疗太子疾病的故事，即是中国人早期使用针灸术的例子。
注意，“针灸术”并不只是用针扎穴位。完整的针灸术分为“针法”和“灸法”。针法是平时常见的用细针扎穴位，灸法是把艾叶等草药点燃，用烟熏烤穴位来治疗，今天已经比较少见了。
三
文字有助于承载知识，天文历法有助于农业生产，医学能够延长人的寿命，增加生活质量，这几种文化成果对文明昌盛、国家繁荣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诗歌艺术对国家的兴衰又有什么好处呢？
孔子认为，诗歌是有好处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事君，多识语鸟兽草木之语。
“兴”“观”“群”“怨”指诗可以表达情感，“事父”“事君”意为可以孝敬父母、忠君做事，而且，学诗还能学习知识，识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特别推崇“礼”和“乐”这两件事。下一章我们会讲到孔子的“礼”，这里讲讲“乐”。孔子说的“乐”，指的是一种官方指定的，品味高雅的音乐。孔子认为，“乐”的功能是感染人的情绪，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如果人人都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世界不就很美好了吗？国家的管理成本不也降下来了吗？
所以，一定要提倡高雅的“乐”。
孔子的观点并非空想。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主旋律”歌曲，目的就是要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在采取军事化管理的场所，“乐”的感染效果更为明显：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每天长时间播放，人们的精神状态因此有很大的不同。在服务、中介、推销等压力比较大的行业里，每天早晨都要播放励志歌曲，跳集体操，喊口号，这也是在用“乐”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精神状态。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诗歌艺术呢？越能洗涤心灵的作品，艺术价值就越高呢？
不！
如果按照孔子的标准来看“乐”，那些最能教化风俗、洗涤人心灵的诗歌，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诗歌。
但事实恰好相反。
孔子亲自编写的《诗经》里，其中《大雅》一章是描写周王室贵族的雅乐，是《诗经》中最高雅的部分。那么，请你现在背诵《大雅》中的诗句，你背得出来吗？你举手问老师，让他背一个，看他背得出来吗？别说老师了，今天全世界都没有多少人会背《大雅》，连读过的人都不多了。
文学史上能流传下来的，被大众传唱的并不是《大雅》这样的“主旋律”，而是那些歌颂生活、赞美爱情、崇尚自由，甚至是嘲笑礼教的诗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靡靡之音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亡国哀声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在嘲笑礼教啊。
反倒是这些诗句，才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它们的艺术价值才是公认最高的。
问题出在哪儿呢？
礼教、道德的目的是要求人们遵守规矩，本质是要束缚人。而艺术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在艺术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不受现实的束缚，追求无限的自由。
所以礼教和艺术，本质上是矛盾的。
在古往今来的各个社会里，艺术家大多是怪异、和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人。欧美国家风气自由吧？可欧美国家有很多追求稀奇古怪的艺术家，外国老百姓也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也把他们当神经病看。更不用说那些要求人人都整齐划一的集权社会了。纳粹掌权之后，第一个迫害的就是作家、艺术家。
屈原就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艺术家。屈原是战国时候的楚国人，他并不姓“屈”，而是和楚国国王一个姓，是楚国的贵族。前面说过，在分封制时代只有贵族才能当官，屈原因为出身好，一开始也在楚国当了不小的官。
问题是，屈原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做不好官的。
要想成为艺术家，就必须在精神的某一方面达到极致，毫不妥协，这样作品才能与众不同，才能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政治不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在现实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是天下无敌的超人——哪怕是最有权力的皇帝，有三个普通人上来一起揍他，也能把他揍死了。政治家之所以拥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别人肯同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需要互相妥协。
艺术和政治，一个是极致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极致的现实主义。作为艺术家的屈原，注定搞不好政治。
屈原因为和楚国朝廷政见不合，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最后只能离开朝廷，成为一个无处依附的隐士。偏偏屈原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那时还没有“中国”的概念，屈原爱的是楚国，而不是包括战国七雄在内的整个中国——他虽然被迫离开朝廷，但是一直关心着楚国的安危。可是就在他流亡的这些年里，楚王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楚国的处境一年不如一年。屈原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把自己的情怀寄托在作品中。屈原最著名的作品《离骚》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后来秦军大兵压境，屈原眼看楚国无法避免亡国的命运，于是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
《离骚》是屈原最有名的文学作品之一。这里要注意，《楚辞》并不都是屈原写的。《楚辞》是汉代人编辑的一本诗歌集，收集的是有楚地风格的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是屈原的作品。
现代人歌颂屈原，很多人歌颂的是他的爱国精神，这在我看来有些跑偏了。屈原的“爱国”，和我们今天的爱国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称秦、齐、楚这些诸侯为“国”，其实它们是诸侯国，是由周王室分给诸侯的私产，如同大地主把土地分给了小地主。当时的普通百姓对于诸侯国的感情，就如同农民对于地主的感情，尽本分而已，并没有无条件的热爱。春秋战国的时候，经常有这个国家的读书人到另一个国家当官，这个人并不会被世人骂为卖国贼，收留他的君主也不会对他有疑心。这都是因为当时诸侯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爱国主义。没错，屈原是爱楚国，但屈原不是作为楚国百姓来爱楚国，而是作为贵族——利益集团的一份子来爱楚国。与其说他爱的是楚国，还不如说他爱的是自己的本家宗室。
所以我认为，屈原的所谓“爱国”和今天的爱国不是一回事。
屈原诗作的魅力不在于爱国，而在于达到极致的浪漫主义情怀。在屈原的时代，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诗经》——由孔子收集整理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既有民歌，也有宫廷乐曲。作为中国文学最早期的作品，《诗经》的总体风格是比较朴实的。这就像一个人在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讲的都是最直白、最朴实的话一样。比如《诗经》的第一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非常浅显的大白话：漂亮的姑娘呀，小伙子喜欢你。
屈原的诗作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前面说过，艺术最大的魅力是可以不受现实的束缚，肆意幻想无限的可能。屈原的作品想象力极为丰富，上至九天，下潜五洋，实现了精神世界的极致自由。他的诗篇气势宏大，描写天上的神灵、地下的亡魂，用大自然的万物来比喻自己的情志。当时的人们看到他的诗篇，惊叹“哇，人竟然还可以想象出这样的场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好莱坞大片，惊叹“哇，荧幕上竟然还可以有这样的画面”，所受到的震撼感觉是类似的。
沿着屈原的方向，中国文学走出了一条浪漫主义道路。在这条路上，将来还会有曹植，有阮籍，有李白，有许许多多的天才，他们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增添了无数的魅力。
但有些人不认同他们。
前面我们讲“礼制”，讲道德的时候，一直在讲如何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在讲道德如何节约国家的管理成本。现在这帮艺术家们倒好，讲的都是什么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没给国家建设贡献点儿力量吧，他们还破坏道德秩序，还给国家帮倒忙了！
如果把“国家强盛”当作衡量对错的标准，那么除了那些能弘扬道德，或者能让劳动者稍事休息以便更好地投入劳动的文艺作品外，其他的艺术品都不应该留下。
一切都为了物质生产，这种看法其实很有道理：人类从无到有，百姓从贫到富，战争从败到胜，国家从弱到强，这一切都离不开物质。谈物质才是最实际的，仅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幻境里，这不就是阿Q了吗？
然而，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不仅掌握物质，还拥有精神世界。
没错，任何人都离不开物质，离不开金钱。我们只有足够的金钱，才能让自己所爱的人不受风吹日晒之苦，在这繁华盛世中保持一丝为人的尊严；才能在朋友受苦受难的时候不是假惺惺地说几句“没事，有我呢”，而是实打实地帮人家解决问题；才能在父母生病住院接到缴费单的时候不会一边打电话四处哀求一边跪在地上揪自己的头发。
但是，我们又不能只有金钱。
生活在物质世界，人永远是不自由的。一者，人的能力有限却欲望无穷，任何人都要品尝欲壑难填的痛苦，忍受梦想难以实现的无奈。再者，世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物质，无论多么强大的人，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永远富有、永远健康、永生不死，任何人都会面临即将失去一切的绝望。
唯一能超越这些现实束缚的，是可以肆意妄想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不需要生在大富大贵的家庭里，不需要卑颜屈膝地依赖别人提携，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只要他肯读书、肯听音乐、肯思考，就有可能实现精神自由。
屈原是自由的，李白是自由的，每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都可以是自由的。
刚才说，我们学习书上的知识是为了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其实只是读书最低等的作用，而高等的作用，是通过文艺作品感受古今中外无数天才们自由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自己的精神自由。
这才不枉为人。
“国学”一点儿都不神秘——“百家争鸣”
一
春秋末年，分封制渐渐瓦解，诸侯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有些诸侯开始不听周王室的话了。于是出现了春秋霸主，哪一个诸侯国的实力最强就可以管理全国，诸侯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竞争。
竞争激烈，导致各个国家都拼命提高国力，不拘一格收拢人才。与此同时，简牍的普及大大降低了学术传播的成本。这两件事造成的结果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为“士”。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出现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特别发达的学术思想。春秋战国时的中国思想界，就像一位第一次开始思考人生的少年，各种新想法层出不穷，这就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说是“百家争鸣”，当时也的确有一百多家学派，但真正值得介绍的学派并不是很多。纵观所有中国传统思想——我们称为“国学”——影响力排行前三的学派是儒家、佛家、道家，排行第四的是法家。其中，佛教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是从印度来的，东汉末年才传入中国。我们这一章就主要聊聊儒家和道家，后面简单提一下法家等其余诸家的思想。
先说儒家，你应该知道，儒家的祖师是孔子。
孔子是个贵族，在分封制下享有各种特权。然而孔子生活的时代，分封制开始瓦解，传统的贵族等级受到破坏。作为旧贵族的孔子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其中最让他难受的，是“礼”的消失。
前面在讲周鼎的时候，我们讲过，周朝用“礼制”来统治国家，“礼制”降低了统治的成本。在理想的状态下，假如全国每一个人都遵守礼制——百姓都老老实实当百姓，都讲文明讲道德；诸侯都老老实实当诸侯，都听周王室的话——那么各个诸侯国之间就不会打仗了，百姓也不会犯罪了，这世界该有多美好呀。
可是偏偏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人们都不讲礼制了。诸侯国都不听王室的话，各自争霸。孔子非常看不惯这一点，严厉地批评这些违反“礼”的行为。孔子的梦想，是让全社会都回到人人遵守礼制的时代。
可是，在诸侯国之间恢复礼制是不可能的。
礼制可以用来约束人民，但是不能用来约束国家。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较量，靠的是力量的强弱，而不是谁更遵守道德。
试想有两个诸侯国，一个严格遵守“礼”，自觉地用“礼”约束自己。另一个诸侯国把“礼”扔到一边，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的结果是，第二个国家可以放手发展，第一个国家束手束脚，时间一长，第二个国家越来越厉害，就会把第一个国家灭掉。
最典型的例子，是宋襄公参加的“泓（hóng）水之战”。
春秋时代，宋襄公和楚国打仗，开战以后，宋军发现楚军正在渡河。古代打仗，渡河时的部队是最弱的。因为渡河的军队还来不 及集合列阵，还有一部分的兵力在河的另一边，不能参加战斗。当时楚军强大，宋军弱小，在楚军渡河的时候发动袭击，是宋军获胜的最好机会。当时就有人建议宋襄公，这个时候应该发动进攻。
没想到宋襄公却说：“在人家渡河的时候打人家，这是不仁义的行为，我怎么能这么做呢？”
结果宋军像个谦谦君子一样，干等着楚军全部渡过了河，列好了阵，然后才和楚军交战。果然宋军被打得大败。后来这件事被毛泽东批评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其实，这件事并不能全怪宋襄公。前面说过，那时候的“霸主”除了国力要强大之外，还要担当起“家长”的职责，要当各个诸侯国的大哥。霸主必须在一些大事上遵守传统的礼制才能够服众。
宋襄公也有称霸之心，所以他打仗的时候还讲究“礼”，讲究谦让。
可是楚国不管这一套，前面说过，当时的楚国不被中原文明接受，楚王公开说：我自己就是蛮夷，用不着遵守你们中原的各种礼制。楚国打仗的时候根本不管什么规矩，怎么能取胜怎么来。自然，无所顾忌的能打赢自缚手脚的，宋国的失败也就在理所当然中了。
类似的事情一多，再笨的诸侯也能看出门道来：私下里不遵守礼制的，打得过处处遵守礼制的，那谁还遵守礼制呢？
这就意味着，周朝过去制定的礼制系统肯定会随着诸侯混战而消失，孔子希望恢复周朝礼制的愿望，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孔子只是幻想恢复周礼，那他就不可能成为被后世敬仰的大贤，而只能是个憎恨进步的守旧派。孔子厉害的地方，是对周礼进行了改造。
在讲青铜鼎的时候我们讲过，青铜鼎是用来祭祀的。周人通过对先祖和神灵的祭祀，强化了人们的礼制观念。它告诉参与祭祀的人们：这些礼制规矩来自于祖先和神灵，你们不遵守礼制，难道不怕祖宗和神灵降罪吗？
问题是，春秋战国的时候，不遵守礼制的诸侯国都因此变得强大，这祖先和神灵哪里降罪了呢？
孔子和周人不一样，孔子拒绝谈论和神鬼有关的事。在孔子看来，礼制的权威性并不是来自于神鬼，而是来自于“仁”。
“仁”是什么呢？“仁”就是仁爱之心。最初始的“仁”，就是对亲人的爱。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天下人莫不是如此，这就是“仁”。
那“礼”又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了“仁”，自然而然地就会去守“礼”。
好比我们对父母要恭敬，这是“礼”。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孔子认为，这不是被人逼的，不是因为害怕天上降罪才这么做，而是因为我们内心天生就有对父母尊重的感情，这种感情驱使我们做出各种尊敬父母的“礼”来。
这个理论的好处是，给“礼制”找到了一个很可靠的论据，让普通百姓也能接受“礼”的观点。
在周朝的分封制下，贵族和平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贵族受到很好的教育，经过漫长的学习，他们可以学会繁琐的礼制。可是百姓整天辛苦劳作，谁有工夫和动力去学那些没用的礼制规矩呢？所以孔子之前的礼制，只属于贵族，不属于百姓。
孔子的“仁”就不同了。每一个老百姓，他天生就有感情，天生就知道爱父母、爱子女，“仁”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老百姓不需要识字，不需要念书，只要你一提醒他，他就能认识到人人 内心都有“仁”。当孔子把“仁”和“礼”的关系打通以后，普通老百姓也就很容易接受“礼”的内容了。他想想自己和父母、子女的关系，就会点点头说：“对，没错，儿子就得听爹的话。”儿子必须听爹的话，这就是“礼”最基础的内容，也就是“孝”。所以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历代王朝都特别强调“孝”，甚至“以孝治天下”。因为“孝”是“礼”的基础，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从孔子开始，“礼”的观念逐渐深入到普通百姓的心中。前面我们说过国家管理百姓的成本问题。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朝廷该怎么保证全国百姓不生乱、不闹事呢？如果靠严刑峻法，那需要培养大批官员，建立大量的监狱，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孔子的办法是，通过“教化”，让百姓从自身的情感出发，认同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礼”，让每个人自觉地去服从“礼”，这样，国家就能用很少的成本维护社会秩序。可以说，没有了孔子的这套“礼”，古代帝王就没有办法统治中国这么大的国土，中国也很难保持常年稳定和统一。
孔子厉害的另一件事，是把教育推广到普通百姓中。
刚才说了，在分封制下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西周的学校都是官府开办的，只收贵族，不收百姓，称为“官学”。在孔子的时代，分封制逐渐消失，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别不明显了，简牍的出现又降低了读书和写作的成本。同时，分封制的瓦解使得各国需要的官僚越来越多。诸侯之间激烈的竞争逼迫各国迫切渴求有能力的人，而不去计较他是不是贵族出身。在这新环境下，普通百姓有了学习的条件和动力，当时便有一些知识分子开设学校，收普通的百姓当学生。这样的学校，称为“私学”。
其中搞得最好、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孔子的私学。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主张教育对象没有限制，无论是贵族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找他念书。孔子也不收昂贵的学费，只要学生送一点儿干肉当作拜师礼就可以。由于孔子出众的学问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使得他教出的学生最有名，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最大。再加上之后两千年来，学校都以教授儒学为主，所以孔子被后人推崇为教育的祖师爷。过去的学校都要摆放孔子的牌位。
二
孔子的理想是建立一个遵守礼制的理想国，他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制度。老子不同，老子关心的是宇宙，他好奇宇宙的本质是什么，个人在这宇宙中应该如何生活。
孔子建立的学派，被称为“儒家”；老子建立的学派，被称为“道家”。
要特别注意，老子创立的是“道家”，并不是“道教”。老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学者，他对宇宙、对人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他把这些思考写在了书里，仅此而已。老子并没有建立什么宗教。
“道教”是老子之后好几百年的事了。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张道陵等人综合了道家的理论、民间的方术和神话传说等等内容，创立了道教。因为道教借用了大量“道家”的哲学思想，所以张道陵等人把老子奉为本教的祖师，称老子已经成为了神仙云云。
老子本人，是不知道有道教这回事的。
老子关心的是世界的本质。
老子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叫作“道”。这个“道”不是一个实物，而是超越一切概念、语言和文字，不能用任何语言来形容的。这个东西本来是没有名字的，“道”这个名字是老子为了叙述方便才起的。
老子认为，世上所有的东西，大到宇宙星辰，小到个人微尘，都要遵守“道”的规律。
“道”有点像我们熟悉的物理定律。我们知道，自然规律不是一个实物，但是大到宇宙，小到微尘，都要遵守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和“道”的主要区别是，自然规律是什么，我们还是可以用语言说清楚的，可是“道”不行，“道”是超越语言的，没法说清楚。
你或许会说：你这个“道”连说都不能说，那你说这么个“道”还有什么用呢？
有用。
如果宇宙万物都遵守同样的“道”，那么人和大自然和宇宙也应该遵守同样的规律。那么人和宇宙就不应该是矛盾的，甚至二者还能超越物质的屏障，合二为一。所以中国古人常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宇宙合为一体，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也是自己的一部分。
“道”有一个规律：“道”在不断地运动中，而且是不断地循环往复运动。
譬如白天黑夜、一年四季，都是在循环运动。老子认为，这个规律是普世的，万事万物都要遵守。
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早晚都会运转到它的反面。古人用“阴”和“阳”来表示事物的两面。那么这个道理也可以表达为：事物总在不断地运动，总会从“阴”运动到“阳”，又从“阳”运动到“阴”。
我们都很熟悉道家的“阴阳鱼”符号。这一图案是在北宋时才出现的。它很好地表达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阴”和“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运动，不断互相转化。
因为事物都是在周而复始地不断循环运动，所以老子认为“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
举个庸俗的例子。
好比一个人特别喜欢钱财，用尽一切手段不断地赚钱、投机，过多的投资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巨额的财富引来了别人的垂涎。越来越多的人想抢他、骗他、勒索他，财富反倒给这个人招来了灾祸。最终这个人因为过多的财富，被谎言和虚伪围绕，甚至陷于绑架或者牢狱之灾。终于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不住，走向了人生的反面。
老子认为，国家的命运也在不断地循环。国家富强了，拥有了军队，国家之间就会互相侵略、引发战乱，让百姓死伤。百姓富裕了，就会生出各种矛盾，养成很多恶习，引发嫉妒、犯罪，导致社会动乱。最后国家毁灭，又会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
既然万物都要如此循环，那么追求财富、权力非但不是幸福之道，反倒成了自我毁灭之路。所以老子主张清静无为，认为人不要去追求财富、权力，反而应该放弃各种欲望，让自己的内心回到婴儿的状态，这样就永远不会在循环中被毁灭了。
国家也是一样，如果国家能回到原始社会的状态，不发展生产力，村落之间尽量减少来往，人人都过着田园牧歌的生活，那样就不会有战争和动乱了。
以我们今天的经验来看，老子的说法未必是对的：每个人虽然都要经历由生到死的过程，最终都要告别这个世界，但并不代表人生的奋斗是毫无意义的；每个国家虽然终有一天都会灭亡，也不意味建设国家就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
但是，老子的观点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在社会上受到挫折的文人们的精神避风港，甚至直接影响了汉初的国家政策。
三
诸子百家，学者众多，我们只能挂一漏万，简单介绍一下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和孙武。
墨子。
墨子自成一家，称为“墨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一门影响力很大的学派，甚至可以和儒家、道家并称，只是因为和儒家的观点差别不大，后来渐渐被儒家吸收了。
墨家和儒家的观点有一些地方很像，比如墨家主张“非攻”，反对以大欺小的战争，肯定讨伐暴君的正义战争。儒家则认为，符合“礼”的战争是正义的，违反“礼”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两者大意差不多。
但在一些细节上，两者存在区别。
儒家主张“礼”“乐”，这其实是贵族的遗风——之前只有贵族才这么讲究。墨家则反对“礼”“乐”，认为属于贵族的“礼”“乐”太浪费了。儒家讲究丧葬礼仪，主张“厚葬”，目的是通过丧葬礼仪来贯彻礼制。墨家认为，与其把钱浪费在死人身上，不如花在活人身上，主张“节葬”。
墨家主张尊敬神鬼，多进行拜鬼祭神的活动。孔子拒绝讨论神鬼的事，认为应该先解决人间的问题。
墨家主张“兼爱”，主张对所有人无差别的爱。儒家的“仁”则有亲疏远近的差别：对亲人的爱，总比对陌生人的爱多一点。
孟子。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学里第二位有着深远影响的人。孟子继续发扬了孔子的“仁”。孟子主张，人的本性就是“仁”，人天生就是善良的，这就是“性善论”。
因为“仁”是人类的本质，所以孟子主张统治者治国也要符合“仁”的原则，要用仁爱来对待百姓，实行“仁政”。他强调百姓的利益比君王的利益更重要，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很了不起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或许以为，中国古代的帝王都是为所欲为，视百姓为草芥的。其实在很多朝代，大臣都用“民为贵”的思想限制君王的权力，这是孟子的贡献。
庄子。
庄子和老子同属于道家，和老子相比，庄子更专注如何实现个人解脱。
庄子和老子一样，认为人的本质和宇宙万物是一样的，如果人能回归到本质状态，就能和宇宙合而为一。宇宙是无边无际的，人和宇宙合而为一后，人就能拥有无限的自由了。
那么，是什么阻挡人类回归到本质状态呢？庄子认为，是人后天拥有的欲望、思想、知识等东西。如果人们能放弃掉欲望和知识，就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庄子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有些学校把这句话的前一半贴在墙上，鼓励学生惜时如金，抓紧学习。其实全句的本意正好相反，真正的意思是说：“需要学习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学习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还不如不学）。”
对于学习，庄子还有一个比喻。他说，森林里的大树如果长成了木材，就会被伐木工人看上，被一斧子砍去。如果这棵树长得歪歪扭扭，没有成材，反倒能平平安安地活一辈子。
用现实的例子来说，人学了知识，能力强了，会面临很多工作和物质诱惑，每天辛苦工作，累得要命，在工作中又会受到各种诽谤和攻击，反倒给自己招灾祸了。如果不学知识，不工作，没有发财的欲望，每天像流浪汉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那才叫幸福呢。
孙武。
孙武是军事家，在“诸子百家”里被划归为“兵家”。孙武以《孙子兵法》闻名。《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所讲的内容偏向于宏观战略，所以一些观点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仅适用于军事斗争，还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从这个角度说，《孙子兵法》是一本讲“谋略思想”的书，价值要超过一般的军事著作。
不过，也不能过分夸大《孙子兵法》的作用，它在宏观上讲了一些大道理，虽然说的不错，但是到了具体该怎么行事上，还要就事论事，去研究具体的技巧。
韩非子。
韩非子属于法家，法家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因此我们把他放到最后来说。
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儒、道、法三家的主张都不同。简单的说，儒家主张道德治国，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主张依法治国。法家的观点和我们现在的政治理念最为接近：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强调法制的社会。
法家是一个很功利的学派，它强调政治手腕、谋略权术。法家的观点大致有三个方面：
“法”，是刚才说的法律，这是用来对付百姓的。
“术”，是“权术”的“术”，讲的是君王如何对待大臣，如何让大臣服服帖帖地为自己工作，不生结党营私之心。
“势”，是权力、权势，讲的是君王要牢牢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保证政权稳固。
法家如此现实、功利的观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无法拒绝。政治斗争在本质上是力量的对抗和博弈，儒家道德仁义虽然讲得好听，但到了真正的政治斗争中，你害我来我害你，光讲什么道德仁义，那不是说空话吗？你是仁义了，结果被政敌害死了，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都是“儒表法里”，表面是儒家，内里是法家。官员在公开的场合大谈儒家道德，私下里的手段是法家的权术。在古代的朝廷上，很多大臣用权术互相较量倾轧，什么烂招都用，但表现在口头上，却全都是在指责对方不遵守儒家道德。
法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深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秦帝国的建立。
改变中国命运的男人——秦始皇统一六国
一
1974年的中国北方气候干燥，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的几个村民按照公社的命令，在村子附近挖井取水。谁知挖到一半的时候，村民发现了好多陶制的古代人俑。这些人俑残破不堪，一些人俑的肢体被运到了地面。
这个村子在之前很多年里，已经多次挖出过类似的人俑。当时的村民不知道这些人俑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地下的小鬼。为了避邪，村民把人俑吊到大树上抽打，又用锄头把人俑砸成一堆烂碎片。
这次也是一样，有人把人俑的碎片带回了家，有人把碎片随意扔在了地上，还有一些人认为人俑是神像，烧香膜拜。随着人俑一起挖出来的一些铜箭头，被当作废铜卖到了废品收购站。还有几个村民把部分人俑碎片运到了县博物馆。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大概认为这个发现不重要，并没有向上级报告。正巧一位老家在临潼县的新华社记者返乡探亲时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事，他回到北京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直到这个时候，国家考古部门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件事。
一开始，考古学家们以为发现的是普通的秦代陶俑。随着挖掘的深入，才发现越来越不对劲：这片陶俑区似乎没边没沿，竟然挖掘出了极大的一片区域。直到这时，考古工作者才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什么级别的宝物：
他们发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
兵马俑了不起在哪里呢？
首先是规模大。
已经发现的，包括已经损坏的人俑和马俑共有八千多个，这在秦朝算是一支规模不小的部队。已经发现的兵马俑占地两万多平方米，相当于三所中型中学的面积。如果算上整个秦始皇陵的面积，规模更是惊人，兵马俑与其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而且迄今为止兵马俑还没有挖掘完毕，秦始皇陵更是纹丝未动。整个秦始皇陵到底有多大的规模，有多么豪华的陈设，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完全了解。
兵马俑更了不起的，是它精湛的技艺。兵马俑是秦始皇近卫军团1∶1的精确复制，不光是人俑上的盔甲、武器完全写实，就连每一个士兵的面貌神态都各不相同。整个兵马俑的布局也是按照秦朝军队的阵容布置。根据兵马俑，历史学家们得以复制出秦军当年的豪华阵容：
这是一支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部队。战车是冲锋的主力，为了弥补战车不够灵活的缺点，每辆战车还分配了一部分步兵辅助作战。弓弩手被安排在军阵的前锋和两翼，负责在两军交战的时候给予敌方第一波杀伤，以及掩护军队的侧翼。那个年代马镫还没有发明，骑兵不能成为作战的主力，而是肩负侦查、警戒、骚扰和通信的任务，因为移动速度最快，被安排在军阵的最后方。近距离交战的主力是大量装备完善的重步兵，这些步兵有的持短兵器，有的持长兵器，交错排列，互相掩护，充分发挥每一种兵器的长处。
可以说，秦朝的精锐部队已经达到了当时科技水平下最强的战斗力。在公元前两百多年，秦始皇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军队横扫诸侯，统一了中国。
当然，就像前面说的，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力的强弱，而非一时一地的战术。秦国能横扫六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商鞅等能臣所实行的改革政策。在拥有了更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后，秦国的国力逐渐超过了其他国家，秦国才能建立起这么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部队，还有用之不竭的兵员、粮草和器械装备，所以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秦朝之前的周王朝虽然理论上控制全天下，但实际上周王室只能直接统治首都附近的一小块地方。秦始皇不同，在郡县制下，皇帝可以通过复杂的官僚系统统御帝国的每一块土地。在秦帝国里，不再有什么独立的诸侯王，不再有分家一样的分权模式，君王把自己的权力伸向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秦始皇是第一个真正做到“家天下”的皇帝，整个中国都是他一个人的私产了。
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世界是圆的，也不知道除了亚洲以外世界上还有其他大洲，还有其他发达的文明。他们只知道中原是天下最文明、最富庶的地方。中原周边的地区要么太冷，要么太干，要么太热，要么是大海，要么是高山，没有一处适合人类生活。那些地区的原住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能勉强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换句话说，在秦始皇看来，他已经征服了人类所有的文明世界。
他是全天下最有权力的人。
我们一般人以为，皇帝嘛，全天下最有权力的人，一定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在中国大部分的朝代里，皇帝的权力都受到了一定限制，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掌握在官僚系统的手里。这么分配权力，是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性：作为个人，皇帝可能是笨蛋，可能是暴君，什么邪乎人都有。而一个由很多人组成的官僚系统要相对更稳定，能够按照法律和惯性自己运转。有了官僚系统来制衡皇权，就算皇帝再胡闹，也能保证国家不会出大乱子。
这套分权的模式是古代政治家不断总结前朝得失，反复尝试出来的。但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人，他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秦始皇没有想过为了帝国未来的稳定，自己手里的权力应该悠着点用。
他打算痛快地享受独裁者的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么，他最想干什么呢？
二
秦始皇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巩固帝国统治。
平定了最后一个诸侯国后，秦国天下无敌的军团没有了用武之地。于是，秦始皇把目光转向了帝国的边境。前面说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主题，为了帝国的万年基业，秦始皇决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在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诸侯国拼尽全力抵抗秦军的攻势，没有能力再去抵挡北方匈奴的进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匈奴已经趁机占领了原来赵国的一些领土。秦始皇派大将蒙恬把这些匈奴赶跑，然后在边境修筑长城。
秦长城和我们今天见到的长城很不一样。我们今天旅游能登上的长城是明长城。今天的秦长城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好一点儿的地方可以看出是由石块垒起的矮墙，差一点儿的只能看到一条稍高一点儿的土坡。如果没有人说明，你只会当成是老百姓自己堆的土墙。
相对而言，秦长城的修筑工艺要比明长城差很多——中间差着一千五百多年呢。我们熟悉的明长城由条石和青砖砌成，而秦长城多是用土夯成或用石头垒成，高度也要比明长城矮一些。
长城并不都是像我们在旅游景点见到的那种又高又大的样子——长城这种大工程，能省点是点。一般来说，在游牧民族的骑兵可以驰骋的地段，长城又高又大，上面可以站立士兵。在地势比较险峻的地段，长城比较小，上面不能站人，只能起到遮拦的作用。长城的建材也因地制宜，秦长城在容易取土的地方以土夯成，在不易取土的山区才用石头垒成。秦长城也不是从无到有凭空修出来的，而是利用过去北方诸侯用来抵御匈奴所筑的城墙，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即便如此，秦长城也是了不起的奇迹。秦长城东到辽宁，西到甘肃，把整个古代中国的北方边境线都拦上了。在那个没有机械的年代，干这么一件事耗费的人力物力是极为惊人的。那些仅仅用土夯成的城墙，经过两千多年的风吹雨打、人为破坏，还能留下一部分被我们见到，足以说明秦长城的质量是非常靠谱的。
顺便一说，长城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们都熟悉的，作为屏障阻拦敌人。另一个作用是作为便捷的军事通道。前面说过，游牧民族的一大优势是机动性好，可以集中兵力攻击农耕文明的薄弱环节。崇山峻岭中的长城可以抵消这个优势，提高防守方的机动性：游牧民族发现一处打不下来，他想攻击其他地方就得绕过群山。而防守方可以从长城上走近路，这样就减少了驻守的士兵，降低了防守的成本。
秦始皇平定了北方后，还要平定南方。
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原文明的影响力最南只到达长江一线，离今天的广州、广西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这片地区被当时称为“越”的民族统治（所以今天有一个国家称为“越南”，就像“河南”指的是“黄河以南”一样，“越南”指的是比“越”更靠南方的地区）。和匈奴不同，“越”没有强大的骑兵，也没有统一的领导者，对中原文明构不成威胁。但古代的国际关系是不讲道义的，不是说你不欺负我我就不打你了——只要是好欺负的一律都欺负。秦始皇挥军南下，一路打到了今天广西、广州的位置，并且在这里移民设郡，永久驻扎下来。从此以后，今天的广西、广州地区都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搞定了国外的威胁后，秦始皇还要搞定国内的威胁。
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初，关于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帝国内部发生了争执。有的大臣认为，应当像之前的周朝那样分封诸侯，最起码在边境地区分封一些，让这些诸侯帮助帝国抵御境外的敌人。
但是秦始皇考虑到春秋战国的连年征战就是因为分封制引起的，为了避免天下再次大乱，他决定不再采用分封制，坚持选择了郡县制。
这个决定减少了地方独立的可能性，对中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这一点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了。
除了政治，文化也需要统一。
在秦国统一之前，诸侯国各自为政，缺少交流，各国采用的计量单位、文字写法都不统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这当然是统一的大帝国不能容忍的。
首当其冲的是货币。铸币是把握国家经济命脉、增加政府收益的重要手段，自然要把持在朝廷手里。秦始皇灭了六国，六国的货币也就跟着统一了。
朝廷要直接从地方收取赋税，考察政绩，这就需要所有上交的钱粮、赋税都使用统一的计量单位，所以还要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度”是长度单位，“量”是容量单位，“衡”是重量单位。这样不仅国家管理方便了，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也方便多了。
古代没有柏油马路，道路都用土铺成，车轮在土路上行走会磨出车轮印。遇到下雨，土路变成泥路，车印被压得更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两道又深又硬的车辙。古代马车的操控能力很差，行走在前人压好的车辙里，就如同火车行走在铁轨上，非常省力。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地区的马车匠人都把车轴造成同一个长度，这样就能适合别人压好的车辙了。成语“闭门造车”的典故就来自于此。
“闭门造车”的原句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意思是，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制造车轮，就算是关起门来造车，出门以后也能让车轮符合标准。今天“闭门造车”指的是关起门来做事，不考虑现实情况，和原意正好相反。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的车轮宽度都是自行其是，本国的车到了外国很不方便。秦始皇统一之后，把全国的车轮宽度也就统一了。这就是“车同轨”。
更重要的，是统一文字。
诸侯国的文字用法本不一致。秦帝国统一后，朝廷要直接指挥国内所有郡县的政务，全国只有使用一模一样的文字才便于管理。秦始皇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汉字写法，这就是“书同文”。不过由于秦朝灭亡得太快，“书同文”的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直到汉朝的时候才基本把这件事办完。
“书同文”的意义远远不止“大家写字方便了”这么简单，还对中国的长久统一有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全国人民虽然说的都是“中国话”，但是各地口音有着天壤之别，你让两个说家乡话的东北人和广州人来一番对话，其交流难度跟遇见外国人也差不多了。方言的巨大差异，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地区之间缺乏交流造成的，在古代原始的交通水平下，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
如果地区之间缺乏频繁的文化交流，日久天长，方言各自发展，必然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语言。今天很多欧洲国家的语言都源自原始日耳曼语，但因为欧洲分裂，同一个原始日耳曼语逐渐分裂出德语、英语等等不同语言。语言的分裂又进一步造成文化的分裂，要想再统一就很难了。
要统一方言，需要改变全国人民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这事太难了，就算今天都做不到。但是统一文字却很方便，因为全国的官僚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只要皇帝规定官府的往来文件都必须使用相同的文字，就可以实现“书同文”了。
春秋秦汉时代，汉字主要写在竹简和丝绸上，因为竹简空间有限、丝绸价格昂贵，所以必须节约用字，言简意赅，因此形成了和日常用语完全不同的书面文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种脱离生活的文字，和日常用语无关，也就不会受到方言的影响。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来自天南地北的两个中国人互相说话可能谁也听不懂，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笔纸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一封信、一本书，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不会遇到阻碍。文字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文化也就容易统一了。
文化的统一，对国家的统一至关重要。
为什么在秦朝以后的有些时代里，中国分裂成了很多小国，但是绝大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华民族仍旧是一个整体呢？是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们阅读的都是相同的几本书，他们所学习的知识、所受到的教育是一样的。
大家的文化是一样的，观点是一样的，想法是一样的，那还有什么理由要分开呢？
三
统一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件事的重要性秦始皇也意识到了。
世界上所有的独裁国家，为了防止被颠覆，都要用暴力强制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说白了，就是要求知识分子不能想不该想的事，不能说不该说的话。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精英，万一他们质疑独裁者的合法性，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独裁者的统治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干过统一意识形态的事。区别是，秦朝以后的诸朝，钦定的意识形态都是儒家，只有秦朝钦定的是法家。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在上一章已经简单说过了。在实际操作中，儒法两家的区别其实不是很大。儒家以礼教治国，但在教化老百姓的同时，也要用暴力驯服反叛的个体；法家以刑法治国，但施行刑法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百姓的行为符合伦理规范。说到底，古人中国政治的真相其实是“儒表法里”，两个手法都要用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和后世的帝王相比，差别并不大。但是因为后世的儒生不遗余力地攻击法家（这也是为了统一意识形态的需要嘛），所以秦始皇成了历史上的反面典型，他的一些行为被挂上了“法家暴君”的名号，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
最典型的就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两件事，“焚书”和“坑儒”。
“焚书”和郡县制有关。前面说过，秦帝国在刚刚统一中国以后，朝廷内部曾经讨论过应该采取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背后支撑这两种政策的，分别是儒家和法家。
儒家推崇周朝礼制，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因此当时的儒生多支持分封制。法家是改革家，主张商鞅那样的变法，所以法家支持的是郡县制。秦国以商鞅变法起家，自然偏向法家的观点，最后也选择了郡县制。
这场争论的背后折射出了儒家和法家的矛盾。丞相李斯也是法家人，经过这件事，他意识到在整个国家中还有很多反对法家观点的人，这是讲究权术的法家不能容忍的。
法家主张“轻罪重判”，办事得狠。于是由李斯主导，由秦始皇批准，在全国范围内下达了焚毁非法图书的命令。这就是“焚书”。
“焚书”的史实基本没有争议，“坑儒”是否为史实则有不同的说法。一般的说法是，秦始皇听说有一些知识分子批评皇帝，他想要杀一儆百，给那些管不住嘴的知识分子一点儿颜色瞧瞧，于是杀了首都附近四百多位读书人。这就是“坑儒”。
焚书坑儒是用暴力禁锢言论，性质当然是恶劣的。德国诗人海涅有一句名言：“在他们开始烧书的地方，他们最终会烧人。”秦始皇直接把这两件事儿一起干了，充分展示了独裁者的残忍与蛮横。
但是，相比后世乾隆等朝的文字狱，“焚书坑儒”的破坏力其实有限。
“焚书坑儒”并不是全面地杀人和禁书。
“坑儒”杀了四百多人，固然恐怖异常，但全国有千千万万的读书人，秦始皇只“坑儒”一次，是断不了读书人的血脉的。
“焚书”也不是很彻底。政府搜集禁书的力度有限，而且所焚烧的禁书在皇宫内留有备份，所以秦始皇焚书并没有彻底销毁太多的图书。真正狠的是后来乾隆的那种做法：在全国范围内过筛子一样地查找禁书，找到的彻底销毁。还把一部分禁书编到了《四库全书》里，却在不注明的情况下悄悄把其中“忤逆”的文字给篡改了，让后世的知识分子读的全是修改版还不自知。
秦始皇可以盖长城、征南越，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到的。如果他真要有心灭杀天下文人和书籍，动静不会这么小，次数不会只有一两次。所以“焚书坑儒”主要还是恐吓的成分居多，并没有真跟读书人较劲。不像乾隆等人，是常年的、系统的杀人毁书。可是世人谈论乾隆都是千古一帝，谈论秦始皇却都是独裁暴君，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在秦朝统一中国二百多年后，欧洲出现了一个和秦帝国类似的大一统国家：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面积比秦帝国更大，统治的时间更长，但是在罗马灭亡之后，欧洲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的大帝国，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民族国家。
为什么中国能不断地重新统一，而欧洲会陷入分裂？这和秦始皇统一后的国策有很大的关系：
采用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
假如秦始皇没有采取这些国策，或许随后的中国不会走向统一。没准儿今天山东人到河北还需要先办个签证，广东人去广西还需要先雇个翻译，那样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了。
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吗？——秦末之乱
一
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到“楚汉之争”结束的这段历史，情节非常精彩，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产生了诸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胯下之辱、鸿门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等等一大堆典故，甚至中国象棋中间的分界线都称为“楚河汉界”。遗憾的是，因为篇幅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提及这些具体的故事，我建议大家找一本靠谱的历史小说来看，或者在网上搜索上述典故读一读。学习历史最好的办法是去读精彩的故事，用故事来串历史，不费力就把历史事件都记下来了。
我们这里不讲具体的故事了，只介绍历史的大致主线：秦始皇去世后，继位的胡亥继续父亲的苛政。受苛政逼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秦军打败了陈胜、吴广，但是被项羽、刘邦的军队合力剿灭，秦朝灭亡。秦亡后，刘邦和项羽展开了争夺天下的战争，称为“楚汉之争”。最后刘邦打败项羽，建立了新王朝。由于刘邦之前被项羽封为“汉王”，所以新王朝称为“汉朝”。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做了很多事情来维持帝国的统治。他的很多做法都是正确的，奠定了中国长久统一的基础。光凭这一点，秦始皇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但他还是办错了一件事。
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难免会高估自己的能力，秦始皇也是一样。他达到权力顶峰的那一刻，也是他最有自信的一刻。他以为自己做的任何事都是正确的。
秦始皇太自信，结果步子就迈得有点大了。
在不长的执政时间里，秦始皇干了一大堆事：他造长城、征南越，把大量的囚徒和百姓迁到帝国边境。他还开凿运河、建造从首都直达边境的高质量马路，这些在古代都是极为庞大的工程，每一个项目都要消耗大量国力。
这还不算，他还调动全国的民力来满足他的私欲。
秦始皇每攻灭一国，就在首都咸阳附近仿建该国宫殿，大有“凡是你们享受过的，我都得享受一遍”的架势。这还不满意，秦始皇又建造了规模和奢侈程度都史无前例的阿房（ēpáng）宫。此外，秦始皇又建造自己的陵寝，建造兵马俑，这些工程规模之大，甚至连后世的帝王都比不过他。秦始皇还花重金雇佣方士，组织舰队出海寻访仙药，又五次在全国长途巡游，所到之处都要修马路、建行宫。
这花费的民力，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中国自古以来有两种形式的赋税：一种是实物税，百姓要把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上交；另一种是劳役，每户百姓定期提供一些壮丁给国家免费劳动，或者参军戍边。秦始皇无论是组织军队还是干大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正常的劳役不够，就需要老百姓延长劳作时间。不仅工作本身极为辛苦，也耽误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耽误到一定程度，就等于把老百姓逼入了绝境。
率先举起反秦大旗的陈胜、吴广，就是在去戍边的路上和同去的百姓一起造翻的。
随着陈胜、吴广的起兵，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秦帝国就灭亡了。
注意，只有两年哦。
在前面，我们用了好几章的篇幅来讲秦国为什么能够崛起，讲秦帝国的制度有多么先进，军队有多么精良。相比之前讲过的这些优势，这秦国灭亡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陈胜、吴广的造翻，距离秦始皇统一六国只有短短十二年的时间。秦帝国那支横扫六国的强大军队还在，为什么刚刚横扫了六国正规军的秦国军队，反倒打不过由普通百姓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呢？
答案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过了。
前面说过，决定战争胜负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力。秦始皇把大量的国力浪费在修宫殿、修陵墓，以及南征北战等对强化国内稳定并无帮助的事情上。国力浪费得太多，等真正需要镇压反叛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国力用来支撑、补给部队，那就只能等着失败了。
秦军的国力是不行了，那叛军的国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秦始皇自己送的。
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一言以蔽之：“趋乐避苦”。遇见好事儿就上，遇见坏事儿就躲。造翻是杀头的大罪，在平时，老百姓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服从官府。只要服从，起码能活着，总比被官府打死了要好。
除非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老百姓被朝廷逼得一丝活路都没有了，他会发现，选择服从朝廷百分之百会死掉，选择造翻还有一定的可能不会死。
那为什么不去造翻呢？
陈胜、吴广在造翻的时候就说：“等死，死国可乎？”——造不造翻都是死，那还不如造翻呢！
秦帝国役使民力太重，民力被压榨到了极限，那些被逼到死亡边缘的百姓都有反叛帝国的动力，一有机会就会揭竿而起。当被逼到极限的百姓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大泽乡起义时的效果：刚一打出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就遍地都是呼应声。反叛军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大批被逼向绝路的百姓加入队伍。反叛军的实力增长得异常迅速，等到反叛军的实力超过了帝国日益衰弱的国力，造翻的成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历史上大部分有影响的农民起义，都是这个模式。
简单地说，秦帝国的灭亡是秦朝统治者自己造成的。先是自损国力自毁长城，又把珍贵的民力拱手送给了叛乱一方。秦帝国全线崩溃的种子早就被自己埋下，陈胜、吴广等人的造翻，只是顺势而为罢了。
二
上面一节，我们讲的是秦帝国为什么会灭亡——役使民力过重。用老话说，这叫“失民心者失天下”。那么，首先扛起造翻大旗的陈胜、吴广，又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呢？为什么偏偏是陈胜、吴广，而不是其他的造翻者呢？
是不是因为陈胜、吴广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不是。
说一个笑话：
有一个学校，主任听说最近学生的出勤率太差了，非常生气。于是某一天上课的时候，主任突击检查，进入教室说：“没来的学生举手！”结果一看，一个举手的学生都没有。于是主任转怒为喜：“原来出勤的情况很好嘛。”然后就高兴地走了。
这位主任犯了什么错误？
他在调查取样的时候，样本是经过人为筛选的。教室里的学生都是已经出勤了的，从这群学生里再调查出勤率，结论当然是荒谬的。用统计学术语说，这叫作“幸存者偏差”。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也容易犯这个错误。
我们看多了历史书，很容易会觉得造翻这事其实不难。你看，书上都写了：某朝末年，民不聊生，某某英雄造翻，成功了；另一朝末年，民不聊生，某某英雄造翻，又成功了。这成功率还挺高的嘛！
我们在这里犯的错误和刚才那个主任一样：只有那些在历史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造翻者才会被史书记载，为数更多的失败了的造翻者，书里没有提他，所以我们才会觉得造翻的成功率很高。
其实，并不是只有“某朝末年”才有百姓造翻，也不是只有“民不聊生”的时候才会有英雄出世。百姓造翻什么时候都有，什么结果都有。
因为所谓的“民不聊生”“民心思变”都是史学家的事后之言，是站在后人的角度先看到王朝灭亡的事实，再倒推出“民不聊生”的结论。身处历史之中的民间英雄们，他们可不知道自己正值可以大展宏图的“王朝末年”，还是国力尚足的“太平年间”。他们也顾不上考虑这件事，情势逼人，反了也就反了，能反出什么结果来，不试试谁也不知道。
绝大多数的结果，都是悲剧。
大多数“好汉”，不过是占了一个县城，杀了几个差役，东奔西跑在山里躲了些日子，就被官兵剿灭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根本留不下名字，顶多在地方志或者朝廷的文件里留下一个“王二麻子”“李大胆”之类的外号，具体的来龙去脉史学家们根本不屑于记录。
少数“英雄”幸运一点儿，纠集了上千上万号弟兄，打下一两个州府，扯出了自己的旗号，甚至大言不惭地称了回皇帝，没高兴两个月也身死梦破了。这样的人或许能在史书中留下一笔，但也仅仅是一笔，如果不去读史书原文，你也不会接触到他们。
还有极少数更厉害的角色，打下半壁江山，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在群雄中笑傲过，在中原上驰骋过，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成为了帝国镇压部队的功绩，或者是其他英雄的垫脚石。这样的人历史书上也不是全都能提到，只能挑其中最有名的几位提一提罢了。
为什么陈胜、吴广能掀起反秦的大旗，能席卷大秦的半壁江山？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不能说一点儿过人之处都没有，他们肯定要比一般的百姓更有领导能力，更善于鼓动百姓，要不然大泽乡好几百人，也不能让他们来当领袖。但是，他们的能力并没有超过历史上那些只占了几个县城就被剿灭的流寇。
在陈胜、吴广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起义者，但是因为时机不对，刚冒头就被地方军镇压了。在陈胜、吴广之后，也有很多类似的起义者，同样是因为时机不对，只能投奔已有的起义军，给陈胜、吴广这样的人当将领。
陈胜、吴广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是因为他们起事的时候正好赶上秦政权崩溃的临界点。假如他们没有赶上，也会有其他什么张三、李四之流的赶上。到那个时候，被歌颂的人民大英雄就是张三或李四了。
所以，是历史创造了陈胜、吴广，而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
对于陈胜、吴广的成就，常见的解释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个话题可以详细聊一下。
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儒家的史学观，认为人间万物的根本大道是“仁”，君王施仁政就可以“得民心”，得民心就得天下。君王施暴政则会“失民心”，失民心就会失天下。
这句话后半句没有问题，前面以秦帝国的崩溃为例子讲过了。
但是前半句有问题。
问题的关键，就在刚刚说过的一句话里：广大百姓的生活方式是“趋乐避苦”。在老百姓被逼到绝路的时候，“民心”的作用非常明显，决定了百姓们支持哪个政权。可是在尚有一丝活路的情况下，你再“得民心”，也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被杀的风险放弃家园去跟你造翻。百姓不在乎哪一方更正义，百姓只想苟活而已。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误印象：以为大众总代表着进步，以为老百姓都是公正的道德审判员，自觉的站在道德水平高的统治者一边。
事实恐怕不全是这样。
否则，怎么会有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麻木的中国人？
事实是，大部分百姓未必有多高的道德觉悟，只有“趋乐避苦”的人性本能（想想一开始说的那个自私的基因），正义的口号喊一喊可以；要我去牺牲？对不起，您去吧，我的命就一条，我可不去，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呀。
人的本性如此，不用避讳，也不用苛求。
好，假如我们否认掉“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条，那么在群雄争霸的时候，决定胜负的是什么呢？
还记得秦帝国的崛起吗？决定胜负的是国力，是高效合理的治国政策，是赏罚分明的用人制度。合理的国策带来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实力，也就会带来胜利。
略次于国力的要素是战略方向。国力有了，如果把国力使用在错误的地方，也有可能导致失败。好比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六国中的一些国家还在互相攻伐，不能及时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秦军。这是六国犯的一个战略错误，也是加速六国灭亡的原因之一。
秦帝国在灭亡时，也犯了战略错误。在百姓遍地造翻的时候，秦军的主力部队都在边疆—— 一支在北方修筑长城，一支在南越驻守。古代交通不便，这两支远在天边的部队不能及时回防，那支驻守南越的军队后来干脆就没有回去保卫朝廷，就地独立了。
陈胜、吴广的失败，并非由于“失民心”，而是因为他们犯了战略错误。陈胜和吴广的才干很平庸，大吼一声纠结一帮勇士的能力有，制衡诸侯运筹帷幄的能力却没有。秦朝灭六国不过十余年，六国的故人大都尚在。陈胜、吴广的旗帜打出来以后，原来六国的旧贵族和旧百姓都站出来要求恢复他们的旧国。要想打败强大的秦军，陈胜、吴广必须利用这些反秦势力，但是这二人缺少牵制利用旧贵族的能力。陈胜把六国的旧贵族派往各地收复故土，这些被派出去的部队一旦打下城池，就纷纷自立，不听陈胜的命令。
总之，陈胜、吴广能力不足，战略一塌糊涂，失败也就属于必然。
项羽比陈胜、吴广能力更强一些，胜绩也就更多一些。
项羽是楚国贵族，他的家族在楚国非常有威望，因此项羽有整个楚国的势力支持他。这是项羽背后的国力基础，比陈胜、吴广那种无依无靠的平头百姓要高多了。项羽还是个历史上少有的军神级别的军事天才，他训练的部队战斗力极高，作战勇猛，项羽本人又善于运用战术，当时横扫六国叛军的秦军主力和项羽硬碰硬地正面交战，愣是被项羽打败了。项羽如此刚勇，六国贵族纷纷臣服，奠定了项羽的统帅地位。
总之，项羽比陈胜、吴广在资源上、能力上都强一点，所以他的成绩也就更大一些。
刘邦呢，又是另一种玩法。
如果拿网络游戏打比方的话，项羽这个角色的战斗技能点满了，但是外交技能忘了点。刘邦正好相反，战斗技能一点儿没加，外交技能却加满了。
项羽是楚国贵族，他只能得到楚国百姓由衷的支持。其他诸侯国虽然臣服于项羽，只是因为钦佩和恐惧，并非同心同德。项羽称霸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出头，还是个毛头小子。他一路攻略杀伐，没遇到敌手，自然有些心高气傲。项羽灭掉秦国以后，认为天下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对其他诸侯国不知道笼络只知道遏制，因此得罪了不少诸侯。当时不仅仅是刘邦在反抗他，还有不少诸侯也反叛了他。
不应该在同一时间得罪所有人，这是项羽在战略上犯的错误。
刘邦不同。刘邦大项羽二十多岁，项羽称霸的时候，刘邦已经四十多岁了，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刘邦从小就混迹在市井和基层官吏之间，深刻了解人性，懂得利用人的弱点。刘邦实力不如项羽，但是他能够用尽一切手段策反天下诸侯，时而离间，时而拉拢，让诸侯帮助他围攻项羽。项羽再能征善战，也只能靠楚国一地的国力，终究打不过天下诸侯的轮番进攻。最后项羽终于战败，把天下让给了刘邦。
简单说来，刘邦的国力比项羽的差，但也没有差太多（没有差到项羽随手就能把刘邦灭了的程度），同时，刘邦的战略水平又比项羽高出好几个等级，用战略上的优势弥补了国力上的差距，所以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这就是政权争霸的胜负规律。
两千年来，无数英雄竞相登上逐鹿中原的舞台，无数将士血染疆场。他们中有些人创立了千古伟业，有些人只得昙花一现。在这两千年的起起伏伏中，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遵循的规律？
儒家总结的规律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的观点不太相同。我认为，决定政权胜负的第一是国力。在国力相差不悬殊的情况下，战略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至于谋士的策略、将士的勇武、一场战斗的胜负，它们的影响力就小多了。
“民心”也不是没有用，但只有在统治者把百姓推向死亡边缘的时候，才会对政局有影响。它的作用是让暴君把自己的民力白送给敌对势力，本质上改变的还是国力。
三
有的书里，把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他们起义开始，一直到“楚汉之争”之前的这段战争，都定义为“农民起义”。也就是说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他们都是农民起义军。
这个定义仔细想想，有一点儿古怪。
为什么非说是“农民起义军”呢？如果以领导者的身份来认定的话，陈胜、吴广倒是农民，可项羽就不是了。项羽是货真价实的旧贵族，他的崛起靠的是他旧贵族的威望。刘邦也不是农民。刘邦在起事之前，一开始是个盲流，他的兄弟都老老实实地种田置业，偏偏就他拒绝劳动，整天混吃混喝。后来刘邦在政府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身份变成了下级小吏。再后来刘邦反叛政府，躲到山里为寇，他的身份是匪徒。总之，他的哪一个身份都和农民不沾边。
也许，这里的“农民起义”指的不是领导人的身份，而是说军队的主力是农民？
可这样也说不通，古代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任何一个军队的主力都是农民，秦始皇也是让天下百姓给他服兵役的呀。那秦军算不算是一支“农民军队”呢？
要想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就必须先了解这个观点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个社会里，主要存在两个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劳动者”和“享乐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处于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
举个例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美国社会的话，不难发现，在美国社会里，被剥削阶级是蓝领工人、卡车司机、端盘子的服务员；剥削阶级是那些高收入的富人，包括华尔街精英、工厂董事、大公司CEO等。
在美国，大部分时候这两个阶层的人并没有天天打架，穷人见到富人并不是眼冒怒火，富人见到穷人也不是吆五喝六。大家相处很融洽，可以成为朋友，可以在一块拍肩膀喝啤酒。这场景或许应该叫“仓廪（lǐn）实而知礼节”，是社会发达、先进的表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美国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和谐只是一种假象，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才是美国社会的本质，他们早晚得发生激烈的冲突。
在美国，有时两个阶级也发生矛盾。比如美国的工会为劳动者代言，总跟资本家谈判，要求提高待遇什么的，资本家不答应，工会就发动罢工。这种情况在现代一些学者看来，是社会不同势力之间博弈、平衡的必然过程，是社会矛盾的润滑剂，是减少社会内耗的一种有益手段。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会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才是社会最本质的一面。这种斗争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还是不可调和的，最终会越来越激烈，直到你死我活，工人武装造翻、资本家拿枪镇压的地步。
对于古代史，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么分析的。
前面说过，从秦朝到清朝的这段时间，被剥削阶级是农民，剥削阶级是地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是最为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当这种矛盾积累到极点，必须爆发的时候，就是农民起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秦末的遍地战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阶级矛盾不断积累的后果——也许秦始皇不过度役使民力，给百姓一点儿活路，百姓暂时不会造翻。但阶级矛盾早晚会爆发，这场战争也早晚会来，顶多晚几年罢了。
按照这个观点，秦末战争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战争。农民阶级就是那些被秦始皇奴役过重的百姓，地主阶级就是秦帝国的官吏和军队。
所以，这场战争才能被定性为“农民起义”。
为什么说刘邦、项羽在反对秦帝国的时候，也属于“农民起义”呢？道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大势是一种必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刘邦、项羽从表面上看是贵族，是领袖，是一呼百应的将军，其实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他们，他们只是历史的棋子。刘邦、项羽本人不属于农民，也并不一定为农民阶级着想——刘邦想要的，大概是出人头地；项羽想要的，大概是光复楚国——但是，这两个人心里怎么想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只有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带领被压迫的农民去反抗残暴的秦国政府），他们才能获得广大百姓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争霸战中获胜。所以，不管刘邦、项羽主观上愿不愿意，在抗秦战争中，他们事实上都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利益，顺应了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愿。
所以，刘邦、项羽在反抗秦帝国的时候，属于“农民起义”。
秦帝国被打败以后，刘邦和项羽之间又展开了争霸战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个时期的刘邦和项羽就不是农民起义军了，他们属于“统治阶级争夺帝位”的斗争。因为楚汉之争并不是农民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说白了，跟着刘邦和项羽打仗的士兵，他们不是因为被官府和地主欺压得活不下去了才去打仗。他们打仗仅仅是为了功名利禄，或者人在军中身不由己。这场战斗的目的，也不再是为农民争一线活路，而是变成了谁统治天下的问题，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
以上，就是“阶级史观”的思路。
“阶级史观”是用来分析历史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它有一些问题。比如，它只适合分析宏观事件，不能用来分析微观现象。再比如，不能说被剥削阶级就一定代表了正义，不能说只要某支队伍的身份属于农民起义军，它就只做对事，不做错事。但总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历史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把复杂的历史事件变得简单而又有条理。
如何当一个好皇帝——汉朝兴亡
一
汉朝是个寿命很长的朝代，持续了四百二十多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从我们现在往前算四百二十年，那还是明朝万历年间，把清朝都直接跨过去了。
汉朝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只有一章的篇幅来讲它，因此只能挑最重要的几件大事来说。这几件事是：
文景之治、武帝中兴、王莽代汉、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东汉衰败。
这一章讲的是汉朝的政治史，更具体地说，我们要讲的是帝国的兴衰规律——为什么一个朝代有盛世又有乱世？当权者到底做错了什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永远停留在盛世里，王朝永不灭亡呢？
我们来讲一讲其中的规律。
先说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指的是在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帝国四海升平，经济繁荣，钱多到都烂在了仓库里。这样的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治世”或者“盛世”。
汉景两朝，能够出现如此繁荣的局面，是不是因为汉景二帝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不是，主要是他俩运气好。我来讲讲其中的道理。
在古代，中国的主要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意思是，老百姓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商品只供自己使用，人和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很少。这是因为古代的交通水平太差，运输商品的成本太高，卖点东西还不够路费的呢。所以古时候的农民从种田到种树种菜、养猪养牛、种桑种麻、纺线织布、建屋搭桥，这些工作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农业生产受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小。
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是商业社会，农业生产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就很大。比如国家一上调油价，这就意味着运输肥料、农药、农产品的成本提高了。农民会发现化肥、农药比过去贵了，生产出的农产品却卖不出原来的好价钱了。
可是古代的农民就不会遇见这种事，因为他们很少买卖东西，那他管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国家怎么调整经济政策也不会影响他的生活。
那么，有哪些因素能影响到农业生产呢？
有那么几条，很容易想到：
一个是自然灾害。天灾会严重破坏农业生产。
一个是战乱。要是战火烧到了自己的家园，那也不可能生产了。
一个是赋税。政府税率高，动不动就把百姓拉出去干徭役，自然会严重打击生产。反之，低税率和低劳役，可以刺激生产。
以上是几个比较明显的因素。下面再说两个稍微复杂一点儿的：
一是土地兼并。
在古代，占有土地是最保险、最稳定的投资方式。古人想要积累财富，最好（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办法是买地当地主，因此古代权贵都想尽办法多占土地。
你要说老百姓爱惜自己的土地，拒绝卖给权贵行不行？还真不行。平时你不想卖没关系，一旦遇到大灾荒的时候就麻烦了。灾荒时，虽然所有的田地都有损失，可是大户因田粮多，基数大，很容易就能凑出点粮食度过荒年。田少的农户抗灾能力差，稍微有点损失就到了生死边缘。这个时候，大户人家就可以趁机用低廉的价格吞并土地。再者，中国古代也不讲究保护百姓的私有财产，权贵很容易利用特权霸占土地。久而久之，土地也就集中在了少数人手里，很多百姓失去了土地，变成雇农或者流民。
当土地过度集中的时候，国家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了：
土地兼并的第一个恶果是减少国家税收。
中国不少朝代都施行“人头税”，按照人口来征税。官府拿着一本户籍，对着上面的记录去找老百姓要钱、拉他们参加徭役。
土地兼并导致很多百姓成为失去土地和住房的无产者。这些人的名下没有固定资产，很容易逃脱户籍官员的搜索。他们中的很多人投靠了占有大片土地的权贵，他们给权贵打工干活，权贵帮助他们隐瞒身份，不登记在户籍里，也就不用再交“人头税”。这种行为，相当于权贵和老百姓合谋逃税。老百姓把本应该交给国家的赋税交给了地主。这虽然没有直接伤害经济生产，但让国有资产流失到了地方豪强的手里。日积月累，朝廷手里的钱越发不够用，迫不得已只能加税，这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又进一步刺激了百姓脱离户籍。我们看各个王朝的末代，朝廷总是疯狂加税，税赋层层叠叠还是不够用，土地兼并和百姓脱离户籍就是原因之一。
土地兼并的另一个恶果是贫富差距加大。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越不容易抵挡灾害、战乱的冲击。打个比方，在土地兼并不严重的时候，假设来了一场不太严重的自然灾害，每户人家损失了一些粮食，由于家家都储备了一些余粮，结果没有人因此挨饿，灾后还可以恢复生产。要是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时代呢，来了一场灾害，富人受到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可大量贫苦百姓因为平时缺少储蓄，都陷入了破产和饥荒。破产的农户无法开始农业生产，这破坏了经济；饥民导致犯罪或造翻的事件增多，这也破坏了经济。
以上说的是土地兼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第二个要说的是人口数量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农业生产粮食的多少受制于土地面积。当人口很少，土地种不过来的时候，人口越多，生产力就越高。古代没有避孕的概念，在和平年代人口的增加的速度很快。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土地不够种了。这时新增加的人口没地可以种，没法生产更多的粮食，却多消耗了一个人的口粮。到了这个时候，人口增长反倒成了国家经济的负担。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百姓处于贫困境地。一旦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还有可能犯罪或造翻，进一步破坏经济。
因为这个规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总是处于周期性的波动中：在和平年代，人口数量稳定上升。当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口的增加开始拖累经济，国家的经济走向下坡。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困百姓越来越多，国家的收入越来越少，朝廷逐渐入不敷出。这时如果又遇到了大规模的灾荒或者战乱，朝廷拿不出钱赈灾或者打仗，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新的政权上台以后，由于之前的灾害和战乱消灭了大量人口，人口对国家经济的负担不再存在。又因为政权更替，前一个朝代的权贵被成批消灭，土地兼并也得到了改善。这时只要新政权采取低赋税，百姓自然会努力生产、开垦土地，国家财富和人口便会稳定增长。过了一段时间，就形成了史书中所说的“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王朝。等国家经济再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又走向衰落了。
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所以开创了“文景之治”，就是这个原因。秦末的中国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先是反秦战争，又是楚汉之争，人口大量减少，旧的权贵被重新洗牌，这给汉初经济崛起创造了条件。而且汉初的几位皇帝都信奉老子的治国主张，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国家少管百姓的事，这节约了管理成本，也就能减少赋税。再加上汉文帝和汉景帝为人比较宽厚，爱惜民力，不喜欢搞奢侈的大工程，国家经济的增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
文景二帝都是比较保守，不愿意折腾的皇帝。汉武帝正好相反，他是那种野心特别大，总想要建立一番伟业的皇帝。正好之前的文景二帝给他留下了数不尽的钱粮，汉武帝的野心借此可以变成现实。
汉武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强国内的统治。
前面说刘邦建立的汉朝采用了郡县制，这其实不太准确。我们说过，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时，曾经就全国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进行过一次大讨论，因为当时的古人并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对于历史的走向还看不清楚。汉朝统一天下的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汉初的历史往前看，分封制是绝对的历史主流。秦始皇拒绝封诸侯王，结果秦朝只持续了短短十四年就灭亡了，而且消灭秦国的也是各地的旧诸侯。这就让汉初的政治家们很纠结，他们既看出了郡县制的各种好处，也不能忽视分封制的历史地位。最终，刘邦选择了折中的方案：全国有一半最好的国土采用郡县制，被朝廷直接管理。另一半的国土分封给自己的亲戚，让他们保卫王室（一开始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被刘邦都杀掉了）。所以汉朝在刚建立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半郡县制，一半分封制。
我们不难猜到，这些亲戚一旦分封为王后，时日一长就成了帝国的隐患。在刘邦死后，继任的几位皇帝一直采取削弱诸侯的政策，手段包括冤狱、战争和强行拆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朝廷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削平诸侯已经是大势所趋。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他颁布了一个名叫“推恩令”的政策，让诸侯王把自己的领土分封给好几个儿子，而不是只分封给大儿子。这样，诸侯国越分越小，各国之间互相牵制。不久之后，诸侯国自己就被削弱了。
有人或许会问，这个规定等于直接伤害了诸侯国长子的权力，那不会引起长子的不满，留下造翻的隐患吗？这条规定聪明在哪儿了？这和直接削减诸侯国的土地有什么区别呢？
聪明的地方在于，虽然长子会对此不满，但其他儿子从中获得了好处，会全力支持这条政策。所以这条政策等于朝廷以诸侯国的国土为诱饵，引诸侯的子孙们互斗，朝廷坐收渔利。
汉武帝打击完了诸侯，还要打击读书人。中国古代朝廷控制读书人，基本是两个办法一起用：打击和拉拢。朝廷指定一套官方学说，凡是这套学说学得好的，都给你一个官做，给你钱花，这叫“拉拢一批”。凡是讲话不符合这个学说的，就灭你，这叫“打击一批”。这一打一拉、利诱威逼的办法非常好用，在中国历史上每次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汉武帝首先要制订朝廷的官方学说。
前面说过“礼制”对于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性。礼制可以降低国家的统治成本。最善于做到这一点的，是儒家。
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在起事之前是个“任侠”——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他就是个小混混。出身草根的刘邦最瞧不起卖弄斯文的读书人，他起兵后，曾经当众在儒生的帽子里小便，以示对读书人的蔑视。
但是，中华帝国对儒家的依赖是不以皇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为了贯彻礼制，儒家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比如通过规范每个家族祭祖、祭祀的礼仪，来强化百姓心目中长幼尊卑的概念。儒家道德包括勤奋工作、生活简朴、安分守己等主张，这些主张既符合朝廷的需要，又容易被百姓接受。虽然刘邦鄙视儒生，虽然汉初的皇帝信奉的是老子的治国方针，但是皇帝们很快发现，推广儒家道德才是统治国家最好的办法。
汉武帝上台以后，听从大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一直都是中国官方的理论学说1[10]。不过在儒家的道德大义之下，中国还一直隐藏着法家的监狱镣铐。这就叫作“儒表法里”，“王霸杂之”。“儒表”，就是“外表是儒家”；“法里”，就是“内里是法家”。“王霸”，就是“王道和霸道”，这是孟子提出的说法：“王道”是“道德教化”，“霸道”是“武力征服”。“王霸杂之”，就是道德感化和武力征服双管齐下。
中国古代的百姓，出生以后首先要受到儒家的道德教育，周围的长辈朋友都要求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比如要遵纪守法，要听长辈和君王的话）。如果你拒不服从呢？那就有家法、宗法来收拾你，再不行了还有官府来揍你、关押你。这些人在揍你的时候，还要先讲一番儒家道德，讲一讲你到底违反了哪些道德，所以你是错的，所以要收拾你。等收拾完了，还要告诉你，收拾你是为了提高你和全社会百姓的道德修养。
这就是“儒表法里”在古代基层的表现。在高层还有另一种玩法，我们后面再说。
如果说汉武帝只是削弱诸侯、统一言论，那他还称不上是一位有野心的帝王。有野心的帝王，总惦记着干一些能千古留名的大事。
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兴修水利、开凿运河这些大工程，自然是要做的。在全国四处巡游，看看风景题题字，也是一定要搞的。但这些事情都加在一起，也不如一件事更让独裁者着迷：
扩张领土。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领土。西南打到了今天的云南和四川，南方打到了海南岛和越南北部，东北打到了朝鲜半岛，西北打到了今天内蒙古的中部。
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北伐匈奴的远征。
前面说过，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威胁，给北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为此，中原王朝宁愿花费巨资建立夸张的万里长城。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武帝决定一改防守姿态，主动出击，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的问题。
汉武帝派出庞大的远征军深入大漠，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把匈奴赶进了大漠深处。此时的汉武帝，可以说普天之下已经没有敌手，唯一的敌手只有死亡。于是他像很多帝王一样，开始追求长生不死之术。他晚年把很多时间用在寻访仙人和不死药上。当然，他这一回除了浪费金钱和感情，什么都没有得到。
历史上，我们常把“秦皇汉武”并称。回顾汉武帝的一生，他干的事的确和秦始皇大致相同：这两位都热衷于统一国内思想、滥用酷刑苛政、修建宫殿陵墓运河等大型工程、经常全国巡游、大肆开拓疆土以及寻访不老药。
在结果上，他们两个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野心太大，损伤民力。修宫殿、巡游全国、开凿运河、发动战争都是非常耗费民力的事。汉武帝因为花钱太多，到了晚年的时候国库已经被挥霍一空，民乱四起。文景之治的鼎盛国力到了他的手里，开始走下坡路了。
司马光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汉武帝和秦始皇其实是一类人，之所以汉朝没有亡在汉武帝的手里，一则文景二帝留下了充实的国库，二则汉武帝的晚年有所悔悟，在国力快要崩溃的时候扭转了政策方向，算是悬崖勒马了。
_____________
三
汉武帝以后的历史，我们只挑西汉和东汉的灭亡这两件事简单说说。
在讲秦始皇的时候我们说过，中国后期的朝代，中央大都有一个由文人组成的、非常强大的官僚机构，它们分担走了一大部分皇权，甚至有时比皇帝的权力还大。这样做的好处是，当皇帝犯糊涂、被蛊惑或者出现其他意外时，政府能够大致正常地运行下去。
但是秦汉的时候，古人治理国家的经验还不足，政治架构的设计很不完善，皇帝个人的权力过大。碰到皇帝年幼弱小的时候，就会出现政治内乱了。
西汉就是这么灭亡的。西汉亡于外戚。
所谓“外戚”，就是皇帝老婆家的亲戚，皇后的叔叔侄子、兄弟姐妹什么的。独裁政治有个很大的缺陷：皇位继承的时候，如果新皇帝年纪太小，就会造成皇权旁落。在汉朝，皇帝太小，遇见事情都要听妈妈的，皇太后就借此掌权。皇太后借着皇帝的名义，不断在朝廷里安插自己家的亲戚，这些亲戚就是外戚势力。当外戚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威胁皇权了。
代替西汉当皇帝的，是外戚王莽。王莽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王莽的私德很好。白居易有一句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周公是西周时周成王的臣子，也是周成王的叔叔。周成王继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周公作为皇亲国戚以及辅政大臣，身份非常敏感。当时有很多人传言说他要取代周成王，甚至连周成王都不相信他。这些传言搞得周公非常痛苦，但他最终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周公是古人公认的大贤，王莽身为臣子，夺取了汉朝的政权，是古人公认的坏人。白居易这句诗的意思是，当年周公被流言缠身的时候，王莽还没有代汉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他们就死了，那世人都以为周公是个奸臣，王莽是个大好人，他们真正的内心又有谁能知道呢？
这句诗本是在骂王莽，但也从侧面说明了王莽在代汉之前是个公认的大好人。王莽这个人从小就勤奋学习，恪守儒家道德。西汉末年贵族流行奢侈之风，可是王莽多次把财产捐给穷人。他自己生活十分俭朴，穿着粗糙，以至于到他家的客人把王莽和他的夫人当成了仆役。一次，王莽的儿子杀死了奴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这根本不算多大的事，但是王莽严厉斥责自己的儿子，竟然勒令他自杀。因为作风正派，在当上皇帝之前，宫廷内外没有人不说王莽的好话。
有人批评说，王莽这么做全是虚伪，是为了笼络人心故作姿态。——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装了一辈子好人、没做坏事的坏人”和“真正的好人”有什么区别？区别只在于当事人内心的想法，可内心的想法又是外人无法洞察的。所以王莽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从他外在的行为上来看，他的私德是要超过古代皇帝的平均水平。
如果王莽真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家伙，当上皇帝后只是空喊爱民的口号，实际上享清福混日子。只要他别把国家搞得太烂，那在历史上他很可能就成了开创新王朝的一代明君。
可是王莽不光要当皇帝，他还有理想，他真想拯救这个国家。
王莽的学问很大，学习很用功，在他那个时代，主流风气是学习“经学”。“经学”就是研究儒家经典，在里面寻章摘句挖掘内涵的学问。这件事还是要怪汉武帝，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国家的学术机构只搞“经学”，到了王莽的时候，读书人们已经很少谈论“经学”之外的学问了。
汉武帝之后，汉朝的政治越来越差。到王莽上台时，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出了很多问题。当时朝野上下都希望给国家来一个彻底的改革，一扫弊政，让政局焕然一新。
在这个大环境里，改革是众望所归的事。王莽也有这个志向，他希望通过改革消除社会的贫富差距、消除奢靡之风、消除不公正的现象，他甚至还想取消奴役制度，解放所有奴婢、奴隶，建立一个人人富足的理想社会。
但好的目的未必会出现好的结果，王莽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大书呆子。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的治国原则是“儒表法里”。对于治国来说，“儒表法里”的意思是表面有儒家道德，内里还有政策法律。
儒家道德用礼制代替法制，能降低维持社会秩序的成本。但是，当社会出现经济、政治问题的时候，儒家的道德口号就没有用了。比如说，当全国土地兼并严重时，你光主张免税、节约政府开支之类的“爱民”措施，根本不解决问题。真正有用的是经济学、政治学知识。其实古人的文章不光是道德文章，还有《过秦论》这样的政治学论文，还有《盐铁论》这样的经济学论文。这些学说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
问题是，王莽是个大书呆子。王莽学习成绩特别好，可是“儒表法里”啊，法是藏着不说的，在书本上明面写的都是儒。王莽认认真真把书本上的儒家知识都学了，却没有看到书本背后的法家现实，结果就坏菜了。
王莽熟读儒家经典，极为崇拜《周礼》。儒家认为，《周礼》的作者周公是个大圣人，《周礼》是本神圣的著作。只要能按照《周礼》里的方法治国，国家就能治理好。
王莽还真就这么做了。
据后人考证，《周礼》其实不是周公写的，而是战国人伪造的作品，是一部对理想社会的意淫之作，充满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像西方的那些乌托邦作品一样，《周礼》也幻想着国家把全国的大事小情都管起来，各种经济产业都由国家控制，商品由国家专卖，田地由国家统一分配给百姓。
总之，想搞极端的计划经济。
我们说过市场经济的好处：市场经济利用每个人的自私自利，让资源在全社会进行最优分配，达到全国生产效率最大化。如果采用国家统一安排的计划经济模式，不仅管理成本极高，而且不可能有效地分配资源，社会的生产力会出现极大浪费。
事实上，还轮不到浪费生产力，多年以来的社会惯性决定了王莽的改革政策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下去。什么计划经济，不准买卖，老百姓根本不吃这一套。我们说过，自由市场里的交易对于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一件全国人民都愿意去做的事，朝廷又怎么能靠行政力量来阻止呢？
王莽的书呆子气还不止如此。
《周礼》中还对古代理想社会里的官员名称、货币名称、城市地名有详细的记录。王莽竟然认为，按照《周礼》修改这些名称也是改革必需的一部分。王莽多次下令修改官名、地名，多次更改货币样式。一处地名三番五次地修改，百姓记都记不住。货币几次三番变更，规则复杂，换算麻烦，老百姓根本没法用。这些充满书呆子气的改革，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更天真的是，王莽把“长安”改为“常安”，把“匈奴单（chán）于”改为“降奴单于”，把“高句（gōu）丽”改为“下句丽”，甚至在外交文书中都这么改。这种行径近乎于小孩子故意叫人家外号来获得精神胜利，幼稚可笑。他还用威逼利诱的方式，花费重金从羌人手里得到一块土地，建立“西海郡”，为的只是和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和东海郡凑成“四海”。为了建立此郡，他还往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强制大规模移民，给百姓带来很大的苦难。
王莽改制之前，汉帝国属于“混得不行但起码还能凑合混下去”的水平。王莽折腾了几年以后，全国经济彻底崩溃，把百姓逼向了绝境。很快，各地百姓纷纷造翻，造翻军打着兴复刘家汉室的旗号，把王莽推翻了。
我们今天谈起王莽，大多会笑话他的愚昧不堪，把他看成是一个情商大有问题的笨蛋。不少通俗史书倾向于把王莽写成一个小丑，列举一些他的可笑政策，让读者嘻嘻哈哈笑一番就算了。
这么看王莽是不对的，古人不是笨蛋。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笑话王莽，是因为我们拥有一大堆后见之明。我们翻看史书，提前知道了王莽改制失败的下场。我们手里掌握着中国学者两千年训诂考据的结论，知道《周礼》不过是战国人的意淫之作。我们还学习过人类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理论，我们把这些理论当作常识，以此认为违反了这些常识的王莽是个无知的小丑。
但是，汉朝人还没有这些知识啊。
改制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愿望，崇拜《周礼》、实现国家统筹的计划经济、追求绝对公平、抹杀社会贫富差距也不是王莽一个人的追求。《周礼》借着先贤的名义构建了一个看上去万分美好的幻想世界，在王莽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谁又知道它的结果一定是失败呢？
王莽失败了，他对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后人这条路走不通。
在王莽之后，中国历史上很少再见翻天覆地的改革。没有人再像王莽那样轻易大规模地改变政策，中国因此少了很多的折腾。
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在试错中不断前进的。我们今天知道的各种“常识”，不少都是前人亲自试验、亲自碰壁过的。越往后的王朝，能吸收的前人教训越多。他们不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往往又在另一个地方犯了新的错误，给后人留下新的教训。
历史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进步的。
回来继续说汉朝。打败王莽以后，新皇帝是和刘姓皇室八竿子稍微能打上一点关系的刘秀。长安和洛阳相距不算太远，在周代时都当过首都。王莽执政的时候就考虑过迁都洛阳。刘秀登基以后，出于政治、经济、个人喜好等多方面的考虑，也选择了洛阳作为首都。因为洛阳在长安的东边，所以刘秀建立的汉朝被后人称为“东汉”，之前的汉朝则称为“西汉”。
王莽末年战乱四起，人口大规模下降，战乱又让前一代兼并土地的权贵被洗牌。于是到了西汉的时候，政府休养生息，自然又出现了一段社会复兴的时期，被称为“光武中兴”。
东汉亡于宦官和外戚之手。
西汉亡于外戚，东汉虽然有所防范，但效果并不好。东汉的皇帝集体短寿，好几代皇帝继位的时候年纪都太小，国家的权力又落到了外戚的手里。皇帝想和外戚抗衡，可是重要的官员都被外戚家族垄断，皇帝没有官员可以依靠，只好拉拢起身边唯一亲近的人——宦官。有的汉朝皇帝利用宦官发动政变，打败了外戚。但是宦官和外戚一样贪图私利，他们夺权后和外戚一样把持朝政，左右皇帝。于是新的皇帝又扶持外戚，打击宦官。东汉末年的局势，一直处在外戚和宦官之间的反复争斗中。一直到汉少帝的时候，外戚打不过宦官，于是诏地方军阀董卓进京。董卓带兵进入首都，这下官宦和外戚都消停了，改成了地方军阀——掌握一地军政大权的地方官——控制朝政。汉朝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名存实亡了。
为什么商人不事生产还能大富大贵？——两汉经济的发展
一
中华民族属于黄河文明，最早的中华民族是在黄河流域诞生、繁衍的。黄河流量极大，灌溉了沿途大量的土地，使得黄河流域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可是，黄河特别容易泛滥。
黄河的上游是黄土高原。今天的黄土高原一片荒凉，可是在上古时代，这里有茂盛的植被。植被对土壤有巩固作用，黄土不会流入到黄河中。所以古代的黄河没有多少泥沙，颜色并不是黄的，所以不叫“黄河”。汉朝时期的人们还普遍称黄河为“河”。
黄土高原紧邻关中平原，这里从周代开始，就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古人生活需要砍伐大量的植物用来烧火和制作房屋器物，日积月累，黄土高原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再加上黄土高原本身土质松软，大量的泥沙被湍急的黄河带走。到了隋唐时，黄河水已经浑黄不堪，这才得名“黄”河。
黄河流到华北平原以后，地势逐渐平缓，河道逐渐变宽。这两个变化都导致了黄河的水流变缓。水流变缓，使得河水能够携带的泥沙变少，大量的泥沙沉淀在河底。日积月累，河底越来越高，导致黄河的水位也越来越高。当水位高过两岸时，就会发生决口。华北平原地势十分平坦，缺少阻断河流的山脉。黄河一旦决口，河水四溢，汹涌的河水流向何方根本无法预测。每一次决口都要殃及广大的土地，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
这似乎是中华民族的宿命——黄河养育了中华民族，却又是中国百姓苦难的来源。黄河泛滥不仅给沿岸百姓带来灭顶之灾，对于帝国经济的打击也十分严重，因此中国很多王朝都下大力气治理黄河。汉武帝面对黄河泛滥曾经想将就着过，后来发现黄河泛滥的损失太大，实在不能将就，最终还是决定治理了。
治理河道在古代是个需要举国动员的大工程，黄河又是北方最大的大河，因此在中国古代，只有非常强盛的政权才有能力治理黄河。汉朝两次治理黄河，也是汉朝国力强大的表现。
汉朝时还出现了几种农耕新技术：
“犁”是一种用来耕地的工具。农民在播种之前，先要把土地翻开，这个过程称为“耕地”。因为大部分土地都很坚硬，所以耕地在农业生产的各个步骤中，是非常耗费体力的一项。
我们说过，农业生产的本质是能量的转化。在农业生产中人的体力消耗越少，能量转化的效率也就越高——用通俗的话说，农活越是省劲儿，能生产的粮食就越多。
因为耕地非常消耗体力，所以古人花了很多心思研究如何更省力地耕地。
最原始的耕地方式是用锄头锄地，这是纯粹用人力来耕地，最为辛苦。以至于一般人在谈到农活辛苦的时候，都以“锄地”这个动作为代表。比如《悯农》诗里说“汗滴禾下锄”。再比如绘画描写农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让农民扛一个锄头。
锄地太费劲了，后来世界各国人民都不约而同地发明了“犁”。这种工具靠牛等畜力来拉动，省人力，效率又高，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拉犁主要靠牛，为了保护农业，中国各朝都很注意保护耕牛，规定百姓不能私自杀耕牛、随意吃牛肉。《水浒传》里经常描写梁山好汉大口吃牛肉，并不是说英雄们就好这口，而是因为随意吃牛肉是犯法的事，表示这些人都是违法乱纪之徒。
汉代的几种农耕技术都是对犁的改造：
犁壁是犁上的一个小零件，能增加耕地的效率。
“二牛抬杠”是让两头牛同时拉犁的方法。
耧（lóu）车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可以同时耕三条沟，还能一边耕地一边播种，效率非常高。这个设计在古代是非常了不起的。
总之，都是通过细节改造，来提高犁的效率。
这期间出现的另一个新技术是“提花机”。
提花机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机械，可以高效率地编织花纹。东汉时期已经有一种“花楼式提花机”，这种机器可以把织物的花纹信息储存在机器里，自动编织出花纹来。
听着很科幻吧？实际的构造也复杂无比。今天的穿越小说里常有这样的情节，说主角穿越到古代后，利用现代知识制造出先进的设备，独霸一方。其实不要讲什么特殊的科技了，单单是提花机的原理就已经超过了中学生的知识水平。如果没有专门研究过，恐怕连现代的大学生也搞不出来。
二
关于汉朝的经济制度，主要有两个可以讲的地方：
第一是关于货币的，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
第二是关于商业的，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
我们先说第一条。
铸币权收归中央这件事，在讲秦朝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对朝廷有百利而无一害，秦始皇就采取了中央统一铸币的政策。
古代主要的货币形式是铜钱（银子交易到了明朝才逐渐流行），制造铜钱需要开矿，开矿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工作。换句话说，铜钱的铸造成本很高。汉朝初年，社会经济受到多年战乱的破坏，朝廷已经没有能力单独铸币了。由于当时市场严重缺乏货币，影响了经济发展，所以在汉初，政府允许民间铸造钱币。
到了汉武帝时，国家强盛，有了单独铸币的能力，自然就把铸币权都收归中央了。
为了规范全国的货币，汉武帝铸造了一种高质量的新铜钱：“五铢（zhū）钱”。
现在有一个成语叫作“锱（zī）铢必较”，形容人斤斤计较。这里的“锱”和“铢”都是古代的重量单位，单位很小。“五铢”大约三克多一点，“五铢钱”，就是“重量为五铢的铜钱”。
铜在古代的开采成本很高，也就意味着铜很值钱。在汉代之前，有些人把铜钱最外面的一圈剪下来，再把钱按照面值花出去，这样就能克扣下一点铜。久而久之，市面上重量不足的劣质钱越来越多，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
针对这种情况，五铢钱采用了特别（但并非原创）的设计：给钱币加了一道边。这样谁再剪钱币，一下就能看出来，这钱也就花不出去了。这是世界各国铸币通行的办法，今天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各国硬币，最外圈都有一道边。
五铢钱是一种设计很成功的货币，它的大小和重量非常合理，因此从汉代一直使用到了唐代。唐代以后的铜钱大小也多和五铢钱相近。
说完货币，再来讲讲盐、铁经营的事。
在中国古代史上，各朝各代普遍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汉朝也有不少压制商人的规定，比如不许商人穿丝绸衣服，不许骑马，他们和子孙都不许做官，还要缴纳重税，全家都不许占有土地。
为什么古代政府这么歧视商人呢？
其实以今天的经验看，商人对社会是利大于弊的。
有些人可能很反感商人：农民、工人都在实打实地生产物质产品，商人什么东西都不生产。别人生产好的东西，到了商人的手里价格往上涨了一大截。商人利用坐地起价赚取暴利，过上农民工人难以企及的奢侈生活。这商人不就是吸食民脂民膏的寄生虫嘛！
这么想其实错了。
要讲明白这件事，先要明白一个概念：“效用”。“效用”是人类从一件产品中得到的好处。
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一块面包，甲已经饿了三天了，这块面包对他的效用就很大，能救命。乙是个大胖子，营养过剩，而且今天也吃得很饱了。那么这块面包对他来说，效用就很小，甚至是负的，吃还不如不吃呢！
如何衡量一个社会的财富呢？
用“效用”来衡量最准确。好比说有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生产力都一样，每天都生产一百个面包。从产品的数量上来看，这两个国家产生的财富一样多。可是，假如一个国家都是瘦子，吃了这些面包会产生非常大的效用，国家变得更富强了；而另一个国家都是肥胖症患者，吃了这些面包产生了负的效用，国家还要多支出医疗费用，反倒衰弱了。
所以，用“效用”来衡量经济生产的水平，比直接计算物质要合理得多。一个社会的总效用越高，说明老百姓从这个社会中得到的好处越多，说明这个社会生产的财富越多。
为什么同样一个产品（比如一个面包），甲愿意以一个价格（比如十块钱）卖给乙，甲也觉得自己划算，乙也觉得自己划算呢？这就是因为，同一个面包对于甲和对于乙的效用不同，对于甲的效用低于十块钱，对于乙的效用高于十块钱，这样两个人在交易中都提高了自己获得的效用，两个人都占了便宜，社会的总效用也提高了。
比如在一个社会里，原本胖人和瘦人都拥有同样多的面包。通过人们自发的交易行为，胖人把面包卖给了瘦人，瘦人吃得更饱，胖人可以用钱购买更适合自己的商品。这样每个商品都用在最需要它的地方，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率也就提高了。
所以，交易是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的，好处是让社会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分配。
问题是，交易过程会产生不菲的成本。
胖子想要把面包卖给瘦子，他就得知道附近有哪个瘦子家里正好缺面包。万一本村没有，他还得想办法知道隔壁村子有没有人缺面包，就算有，那个人肯出多少价钱，这个价钱是否能抵得上来回的路费也未可知，打听这些消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叫交易的信息成本）。而且就算邻村有人想买面包了，胖子为了专门卖个面包，得出个远门，又花路费又花时间，这未免也太不划算了（这叫运输成本）。然后，就算找到合适的瘦子了，这个陌生的瘦子是不是一个本分的人呢？他会不会是个骗子或者强盗呢？胖子对此一无所知，为此，胖子可能还需要雇一个保镖保护自己（这叫风险成本）。
以上这些，都是交易过程中的巨大成本。
商人的价值在于，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降低了这些成本。他们为了能多赚钱，到产品的生产地广泛了解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又到消费者中打广告，降低了交易的信息成本。商人把商品统一收集起来，统一运输、保管，降低了交易的运输成本和保管成本。商人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在消费者中建立了信誉，降低了交易的风险成本。
因为商人们的存在，整个社会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把产品分配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商人们虽然没有生产半个产品，但是他们大大提高了社会的总效用，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而且贡献还不小。
今天坐在教室里的你，或许正为周末去吃西餐还是寿司发愁。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就在几十年前，中国人还过着营养严重不良的生活。那时人们每天的工作强度远超今天的你我。但是他们很穷，别说什么西餐，一年吃肉都只有有限的几次。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劳动者并没有变得更加勤劳，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就在于几十年前我们采用的是计划经济，非但不鼓励经商，贩卖商品的人还要以“投机倒把罪”被抓起来。后来国家调整政策，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一下子就过上了在当年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梦幻生活。
这就是商业的力量。
但是以上这些结论，是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在不断磕碰、试错中才总结出来的——就像我们自己，也曾经在几十年前走过弯路。对于遥远的古人来说，他们更难看出商业的价值了。
在古代的政治家们看来，商人好处不多，坏处可是不少。
首先有一个客观原因是，古代的通讯和交通技术不发达，商人获取信息以及运输产品的成本都比现代人要高很多，所以商业创造的价值远没有今天大。
其次，古人通过身边的生活经验，感到的不是商人对社会的贡献，而是他们对社会的剥削：商人总是买低卖高，从中剥削民利；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他们奸诈狡黠，巧舌如簧；他们甚至以次充好，贩卖假货。
以上是还在道德层面批评商人，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更能打动他们的，是政治层面的问题。
前面说过，在古代社会用道德统治百姓是最好的选择。问题是，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只要有可能，很多人愿意违反道德牟取私利。在古代，道德之所以对人有束缚力，是因为古人的生活空间非常小。
古代绝大部分百姓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人口很少的村庄中，村子里每一个人都互相熟识。这样，任何人只要干出违反道德的事，就会受到全村舆论的鄙视，他也就不敢为了私利违反道德了。
如果这个人有能力离开自己生活的村庄，那就不一样了。他违反了道德，大可以一走了之，换个地方就没有人认识他了。如果能离开村庄的人多到一定的数量，那么全社会的道德系统也就崩溃了，整个帝国都会混乱。
幸好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离开自己的村庄就没法生存了。
但是商人可以呀，他们在各个村庄间游荡，还能因此获得巨大的利润，所以他们对帝国秩序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另外，大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货物，尤其乐于囤积粮食、盐、铁等重要物资。这对帝国经济的稳定也是一个威胁。
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帝王都采取了限制商业、贬斥商人的政策。
对于帝王来说，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限制商业的政策，中国的君主社会极为稳定。欧洲的君主制度，就是被崛起的商人阶级推翻的。
这是因为，商业活动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尊重私有财产——如果别人能随便抢走你的钱，那谁还努力经商啊？但君主制度讲的是君权大于民权，国王可以剥夺普通人的财产。这种制度商人当然不能答应。等到欧洲商人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就提出要限制王权，王权不能比私有产权更高。这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在商人的暴力抗争下，欧洲君王过上了憋屈的日子，干点什么都不能违反议会的决定。从此，欧洲逐渐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的大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在明朝的时候，欧洲还比中国远远落后，等到了清朝，科技水平就已经远超中国一个时代了。
对于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重农抑商是一个能保证皇位长久的正确政策。但对于人民长远的福祉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了。
三
回来讲“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的事，这是汉朝经济的一件大事。
“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的决定和重农抑商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相当于把盐、铁商人的利益都抢到了朝廷的手里。
汉武帝这么做，除了“重农抑商”里提过的几条理由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盐和铁都是古代的硬通货。盐不仅是人类日常饮食的必需品，还是古人保存食物的主要手段：吃不了的食物只有用盐腌制才能长久保存。铁也很重要，没有铁就没有好用的农具和武器，就没法种田打仗。盐、铁的生产原料又比较集中，易于垄断，所以盐、铁在古代是一种战略资源。如果被某个对抗朝廷的势力垄断，就会给朝政带来威胁。而且盐、铁产业的利润巨大，在汉朝初年，吴国地区的宗室因为垄断当地的制盐业，拥有的财富可以和朝廷匹敌。地方坐大，也是朝廷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真正能打动汉武帝的，恐怕还是利益问题。汉武帝穷兵黩武，自己的生活也过分奢侈，国库逐渐入不敷出。盐、铁国营能给朝廷带来一大笔收入，汉武帝自然求之不得。
“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就像前面说过的，商业经济能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反之，政府统一管理的产业，效率就极为低下。
在盐、铁国营之前，盐、铁商人们生产是为了给自己赚钱，他们自然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当产业归国营以后，经营者是官员，他们只求完成朝廷的任务，买卖好坏和他们的利益无关。这些官员一有机会就上下其手，贪污克扣，反正亏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至于盐、铁工厂，只需要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应付任务即可——不愁卖不出去，因为现在只有国营一家商店了，质量再差老百姓也没别处买去，甚至还得哭着求着，花钱行贿才能把这粗制滥造的东西买到手。
所以这项政策只执行了一段时间，后来朝廷又放弃了这个政策，因为该政策从民间夺得的利益和损失的效率相比，还是太小了。
国家的领土和人民的幸福——汉朝与匈奴的和战
一
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帝国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主题，也是对中原帝国的一大考验。搞不好这层关系的帝国，轻则带来重大的经济负担，重则直接被侵略灭亡。中国历史上的西晋、宋朝和明朝，都直接亡于北方民族的入侵。
为什么在几千年里，游牧民族和农业文明一直都在征战不休呢？
这是因为在军事上，双方保持了恰到好处的平衡。
长城以北地势平坦，是骑兵的天下。前面说过，畜牧农耕的本质是把生物动能转化为粮食。而骑兵的优势，相当于把生物动能引入到战争领域。
马匹的速度、冲击力、负重和耐力都是人类的数倍，马匹还拥有一定的智力，可以在奔跑中自动寻找合适的路径。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更妙的是，马匹吃草就可以维生，在北方的草原上，相当于拥有了取之不竭的能量来源。
所以在北方，马匹就是一台不需要加油的战车，还能成倍提高战士的速度和力量，简直就相当于网络游戏里的神级装备。
面对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骑兵拥有绝对的优势。一者北方到处是牧草，是马儿的家乡，马匹数量和质量都很高。游牧民族人人从小都生活在马匹上，骑射技术是农耕民族比不了的。
二者游牧民族不需要种地生活，他们不用被束缚在土地上，可以轻易地举家迁移。在对农耕民族的战斗中，游牧民族可以把全族的战斗力集中在一点上，任意袭击农耕民族的薄弱环节。在得手或者失利的时候，可以随时撤退，不留恋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敌人穷追不舍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可以深入北方腹地，在广阔的原野上和追击者玩起捉迷藏，等到追击者人疲马乏、粮草绝尽的时候再杀一个回马枪，占尽地利的便宜。
面对这样的强敌，农耕民族有什么优势呢？
只有数倍的金钱与人口。
这就好比在免费的网络游戏里，对手是一个级别比你高、装备比你好、操作比你娴熟的老玩家，而你是一个低等级的新手，唯一的优势是你是人民币玩家，你手里钱多。
如果你是这个人民币玩家，你该采取什么办法应战？
什么地方比不过别人，咱就拿钱砸啊！
汉武帝就是这么做的。农耕民族的步兵军团打不过游牧民族的骑兵，汉武帝就砸钱，花了七八年时间养了四十五万匹马，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
你有啥我就拿钱买啥。骑兵比步兵厉害？那我花钱也养一支骑兵，比你人数还多得多了，不就解决了吗？
凭着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再加上用人得当，汉朝军队在和匈奴的作战中获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放到整个中国古代史里，都是耀眼的。
汉武帝还是不满足。斩草必须除根，武帝希望能把匈奴彻底消灭，保证北方边境的永久平安。于是他又组织了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决定深入北方，把游牧民族彻底剿灭。
匈奴也不是坐以待毙的傻子，他们知道汉朝远征军的劣势：远征军离本土越远，补给线就越长，中间只要有一个点被匈奴切断了，远征军就要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于是，匈奴采用“坚壁清野”的策略，不给汉朝军队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物资，同时派出骑兵，准备随时骚扰汉军的补给线。
汉武帝是怎么应对这个困难的呢？
——咱人民币玩家啊！咱拿钱砸啊！
汉武帝大手一挥，给远征军配备了一支由几十万步兵组成的辎（zī）重军团，带着粮草一起走。相当于随身跟着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匈奴对于深入进攻的汉军，多采用游击、分割、包围的战术。但面对一个这么庞大的军团，上述战术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靠着这种挥金如土的打法，汉武帝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匈奴被赶入大漠深处，好几年不敢再入侵汉帝国。
我们说“汉武帝”，这个“武”是他的谥（shì）号。谥号是有身份的人死后，由后人给予的称号，用来评定他的一生。因为汉武帝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他才得到了谥号“武”[11]，还被后人不断推崇，把他和秦始皇并称为“秦皇汉武”，当作中华帝国史上的两座高峰。人们对汉武帝最常用的赞美是“雄才大略”。
然而就在汉武帝获得大胜的七年后，匈奴就再次大举入侵。此后汉朝多有败绩，匈奴并没有像汉武帝想象的那样被彻底打服。
_____________
二
一般人看打仗，就跟看足球比赛一样，只看输赢。赢了就高兴，输了就叹气。这种对战争的看法忽视了一件重要的事：
打仗是要花掉生命和金钱的。
我们说过，战争的本质是国力的比拼。注意，这种比拼不是你掏出钱包来给我看一眼，说你有一百块钱，我掏出钱包来给你看一眼，有二百块钱，然后就宣布我赢了，我们两个都把钱包各自揣回去。
战争的拼法是：你掏出十块钱来，当场掏出打火机点了，问我：“你服不？敢跟不？”我也掏出十块钱，也点了，然后又多点了十块，问你：“不服，咋地，你敢跟不？”直到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服软了，觉得再拼下去都得崩溃的时候，大家才坐下来和谈，结束这场战争。
战争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游戏。但是，不拼命又不行。战争事关国家存亡，一旦打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被卷入战争的国家全都是骑虎难下，只能把全部的资源都掏出来填入这个毫无意义的大坑。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战争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游戏，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发动战争呢？
虽然从人类整体上来看，战争是一个负收益的行为，但是站在发动战争者的角度看，战争有可能是划算的。只要战争预计的成本小于预计的收益就行。换句话说，在战争的发动者面前有一个财务表，一边写着这场仗预计花多少钱，另一边写着万一咱赢了能赚到多少钱。只要后者比前者大，就有发动战争的理由。
汉武帝几次远征匈奴，打了几场彪炳史册的胜仗，这些战争的成本和收益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成本是惊人的。
前面说，汉武帝取胜的一个原因是组织了一支比匈奴人数还多的骑兵部队。那么疑问是，既然农业帝国这么有钱，为什么汉武帝之前的帝王们不这么做，不早点组织骑兵部队呢？
这是因为，农耕民族养马的成本太高了，高到号称很有钱的农业帝国也养不起。
还记得前面说过的动物在饮食过程中浪费的能量吗？食物被动物吃进去后，会浪费高达90%的能量。一匹马的体重是人的好几倍，每天需要的能量非常大。草里含有的能量非常有限，要喂养一匹马，需要数量极多的草料。“游牧民族”里有个“游”字，是因为这些民族经常四处迁徙。迁移的主要原因就是牲畜太能吃草了，一片草场无法供给牲畜所需要的草料，吃光后必须去寻找新的草场。换句话说，需要极广的土地，才能培养出数目有限的马匹。
这在农业帝国里是非常不划算的。
我们说过，中国古代帝国经济崩溃的一大原因是地少人多和土地兼并。对于古代帝国来说，土地是国家之本，土地不够，国家就要乱套甚至灭亡。这么珍贵的土地，怎么可能变成草场，用极低的效率养马呢？
有人说，草料的营养成分太少，那么改用营养成分高的精饲料可以不可以？比如豆类，马就喜欢吃。豆类的营养成分高，养一匹马需要的土地比草场要小很多，这回可以解决问题了吧？
问题是，豆类等作物是需要人种植的啊。在大牲畜中，牛吃饲料不太挑剔，但是马和羊都比较挑剔，农作物的副产品如麦秆、高粱杆，马都不吃。马匹喜欢吃的是豆类这种人也能吃的食物。换句话说，用精饲料养马，相当于从人的嘴里夺食。马吃的越多，人吃的越少。前面说过，马的体重是人的三倍到五倍，也就是说，一匹马要最少抢三到五个人的口粮。别忘了，这三到五个人的口粮还需要花人力去种植，这里外里，就是很大的一笔负担。
另外，马不是光给吃饱了就行。就像人要锻炼一样，战马每天需要大量时间的奔跑训练，这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所需的粮食更多。
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草场是自然生长的，等于饲料的成本是零。牧人骑马牧羊，马儿的奔跑是日常生产、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额外占用精力。
在长城以南的耕地上，马儿生长需要占用人的口粮。那些平时养在马厩里的马儿，要想锻炼奔跑，还需要开辟专门的跑马场，需要专人训练。
咱们可以这么说，在长城关外，马就相当于是人手一辆的自行车。在长城关内，马就成了只有土豪才养得起的宝马车。
总之，汉武帝那四十五万匹马花了许多钱。
而且战争中战马的消耗量十分惊人。汉武帝打败匈奴的那场最大的胜仗，汉军出动了约十四万匹战马，损失了约十一万匹。这还是一场大胜仗都损失成这样，那一般的战争还怎么打？打完仗，人家游牧民族回去随便找一个牧场，养几年，马匹又都出来了。你汉军回到长城内，还得花费巨资重新养马，你玩得起吗？
更可怕的是，汉军深入北方的代价太大了。
农耕地区经济富足，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想跑也跑不到哪里去。所以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一路劫掠就可以完成补给。甚至于打了败仗往回撤的时候，都可以一路抢着回去。
相反，游牧地区生产力低，人口非常稀少，一片极为广阔的草场也养不了多少家畜，人数庞大的农耕远征军到了草原上，光靠劫掠是没法支撑的。而且游牧民族还可以举家迁移，听到入侵者要来了，早早地躲远了就是。农耕远征军只能靠自己带的补给。前面说过，漫长的补给线也不现实，耗费极大，又极易被切断。最后，汉武帝选择了一个非常烧钱的办法：让远征军随身带着几十万人的补给兵团。
问题是，这几十万人也要吃饭啊。所以，汉武帝是靠多支出了几十万人的人力与口粮来解决补给问题。古代运输成本极高，按照司马迁的记录，汉朝给西南边境运送粮食，运输成本高达六十多倍。秦朝时从山东地区运粮到内蒙古，运输成本高达一百九十多倍。而汉武帝北征，距离更远、路途更艰苦，运输成本还会更高。哪怕就按六十倍计算，这也意味着汉武帝一下子就要往大漠里扔进去最少几千万人份的粮食。这个数字太恐怖了，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也不过几千万人。
汉武帝花了那么一大笔钱打仗，那他收到想要的结果了吗？
汉武帝之所以要组织远征军深入大漠，为的是能彻底消灭匈奴，让游牧民族再也不来入侵，保持北方边境的长治久安。假如真的能实现这个目标，花的这些钱倒是真值——比起修长城、派兵驻守的钱来说，远征的这点花费就不算什么了。
但是，就在汉武帝获得最大的那场胜利之后仅仅七年，匈奴就卷土重来了。
为什么汉军不能把匈奴彻底剿灭呢？
直接原因是北方太大，游牧民族善于迁徙，只要暂时避开汉军的刀锋，等到汉军退兵后再找一块肥美的草原，就可以恢复生机。
或许有人会问，那汉军为什么要退兵呢？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土地，为什么不永久地占领呢？也不用到处都派兵，只派兵镇守住最好的草场不就可以了吗？
问题是，驻守草场的军队，吃什么呢？
游牧民族之所以放牧而不种田，是因为北方草原地区降水量小，只能生长牧草，根本就种不了田。
或许有人会说，种不了田没关系，也可以像游牧民族一样，靠吃牛羊为生啊！
别忘了我们说过，靠草场来饲养牛羊，需要的是极大一片草场。畜牧者在一个地方吃着吃着，草就不够了，必须迁移。所以，畜牧者要想在草原上建立一个定居点也是很难的。
或许有人会说，建立不了就建立不了呗，那我们干脆让北方的军队就像游牧民族那样，到处迁徙，逐草而居，养一支强大的骑兵来保卫南方的农耕帝国，这不是更厉害吗？
这里的问题是，假如你是这个负责保卫边疆的军队将领，你手下有一大群厉害的骑兵，有一大群牛羊，吃喝不求人，又远离朝廷，你为什么不独立造翻？
前面说过，郡县制社会之所以不会像分封制社会那样容易让地方政权独立，是因为在郡县制下，朝廷直接管理基层百姓，掌握每一个百姓的户口，导致地方很难截留百姓的赋税。朝廷又亲自任免地方官，经常更换任命，还有多个系统的官员互相监督。有这些措施才能保证地方势力不能脱离朝廷的控制。
而一个游荡在外的游牧部落，朝廷连人家在哪儿都不一定知道，怎么去掌握每一个百姓的户口？怎么派官员监督？在历史上，中国古代有过一些北迁进入草原的军队，迁徙一段时间后，他们就逐渐变成了游牧民族，完全脱离中原朝廷的影响了。
类似的，当游牧民族长期占领农耕地区的时候，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自然会选择农耕的生产方式，结果是经济水平上涨，但军事战斗力下降，往往打不过北方后起的其他游牧民族。典型的例子如北魏、西夏、辽、金……
总之，汉武帝就算花钱再多，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匈奴。
就在汉武帝大获全胜之后没几年，匈奴就卷土重来。汉武帝不得不重新组织昂贵的军队，又和匈奴发生了好几次大战。这几场战争汉军基本上没有占到便宜，几次因为找不到敌人无功而返，还有两次主力被彻底全歼，甚至统帅都投降了匈奴。
这场奢华的战争打成这个样子，决策者难辞其咎。这几次失败以后，汉武帝公开发表了《罪己诏》，检讨自己穷兵黩武的策略，停止了继续对匈奴用兵。
三
人无论做任何事，都会同时面临两个量：成本和收益。用收益减去成本的差值是净利润，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所得到的好处。人的本性是逐利避害，在所有的选择中，理性的人总会选择净收益最大的方案。
国家和人一样，一个合格的国君，他的职责是要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去选择净收益最大的那一种国策。
比如领土问题，我们有些人可能觉得，领土的价值高于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土不计成本。但对于一个关心净收益的帝王，他考虑的问题则是：占有这块领土的收益是否大过成本？如果收益太小，成本太高，那还不如不占，否则就是在无谓地浪费民脂民膏了。
这就是汉匈和亲背后的逻辑。
如果匈奴有能力入侵汉帝国的话，谁愿意俯首称臣呢？如果汉帝国有能力剿灭匈奴的话，谁愿意把宫女白白送给人家呢？正因为匈奴和汉帝国都发现，在这场成本与收益的游戏中，和平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战争，所以大家才有机会坐下来和谈。
和谈的关键，也是为了钱。
匈奴之所以愿意坐下来谈，是因为他们南侵劫掠无非是为了财富。双方和谈以后，匈奴得到了大量的利益。每一次匈奴使团到访长安，汉帝国都会赐给他们包括黄金、铜钱、丝绸、粮食在内的丰厚礼物。而且一次比一次给得多，以至于有的汉朝大臣因为这事太过花钱而上书抗议。此外，和平后两国开放边境贸易，匈奴可以靠贸易得到自己想要的财富，更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南侵。
对于汉帝国来说，和平贸易阻止了入侵，节约了大笔军费，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通过边境贸易，对匈奴来说像自行车一样便宜的马匹牲畜卖到长城以南就成了宝马价。汉帝国相对很便宜的粮食和手工艺品过了长城以北，也成了珍贵的商品。所以双方在贸易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利润。
和谈是符合双方利益的选择。至于和亲，只是表面的形式问题。古代社会极端重男轻女，皇帝连自己的亲生闺女都可以当作政治筹码，更遑论王昭君那样的干闺女。匈奴单于也不会真的在乎一个女孩子。“和亲”只是在谈判谈妥以后追认的政治手续，用来和亲的女子只是一个没人关心的政治工具而已。
游牧民族有一种婚俗，女子的丈夫去世后，要嫁给亡夫的兄弟，甚至是亡夫的儿子、孙子（当然不能是该女子亲生的）。这个习俗称为“收继婚”或者“转房婚”。这主要是因为古代女性地位低下，被视为用来生育的财产。在丈夫死后，女性要像财产一样被家族中的其他人“继承”，继续承担生育的任务。
王昭君在嫁给匈奴单于两年后，单于去世。单于的儿子根据“转房婚”的习俗，要求王昭君再嫁给自己。思念家乡的王昭君给汉朝皇帝写了一封信，恳求回国。结果她得到的是皇帝冷酷的拒绝。显然，作为政治工具，让王昭君继续留在北方要比让她回来更有价值。谁又会在乎一个工具的想法呢？
对于迷恋战争的人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远征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胜利。如果按照“领土越大，国家就越了不起”的逻辑来看，汉武帝时代拥有在整个汉朝里最为广阔的领土，汉武帝无疑是个了不起的帝王。
但恰恰就是在汉武帝的手里，汉帝国由盛转衰，把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家底全都败光，让无数小康之家进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更不用说，还把几十万个家庭的顶梁柱、几十万个年轻的梦想，全都葬送在了苦寒的大漠深处。
这一切值得吗[12]？
如果站在后知后觉的角度来评判古人，汉武帝的远征实在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行动。不过我们也说过，以后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去批评古人未免不够公平。
就像王莽失败的改革是历史的试错一样，汉武帝的远征也是一次试错。在汉武帝之后，中原帝王们明白了：用纯粹的武力解决北方游牧民族是行不通的。对于农耕地区，以及靠近农耕地区的草原（如河套地区），这些地方有极大的战略价值，只要有能力就尽量占下来。对于远离农耕地区的草原、大漠，深入远征是不划算的。
从长远来看，中原文明就算再强大，也只能把北方边境维持在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线附近。这条分界线，就是气象学上的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条线以南的地区水量充足，可以种田；以北的地区只能生长牧草。这是中原帝国北部边境的极限，长城就正好建在这条降水线的附近。
汉武帝以后的中原政权意识到，彻底消灭游牧民族是不可能的。和游牧民族最理想的关系是：游牧民族退到远离农耕区的北方，双方保证互不侵犯。汉朝之后，中原帝国对北方的政策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目标来执行的。
____________
英雄的探险家和利欲熏心的商人——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
一
张骞的经历非常传奇。
“西域”一般指的是今天我国新疆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西域在汉朝时，因为北边和匈奴接壤，时常受到匈奴的侵扰。汉朝和匈奴为敌，西域等于是汉朝“敌人的敌人”，是可以团结的对象。汉武帝希望能有人联络西域诸国，一起对抗匈奴。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张骞的身上。
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可是在去的路上被匈奴抓了，被囚禁了十年，甚至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还生了孩子。然而张骞一直不忘使命，趁着匈奴放松警惕的机会，想办法逃了出来，身边只带了一名随从。在如此狼狈的情况下，张骞竟然不往汉朝跑，还继续去西域完成他的任务。他只靠自己和一名随从，和很多西域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完成了外交任务后，张骞从西域回国。为了避免被匈奴抓住，他特意绕了远路，没想到半路上还是被匈奴抓住了。张骞被关了两年后，又找到一个机会跑了出来。这一次不仅带着原来的那个随从，还把自己的匈奴媳妇一起带回了长安（可惜的是，他的孩子没有和他一起回来）。张骞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历经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回到了祖国，还带回一个妻子，这情节简直是一部好莱坞的英雄电影。
更让张骞饱受赞扬的，是他非凡的气节：在威逼下不投降，在妻儿的温暖中不忘本，在性命都要不保的情况下还要一心完成君王交给的任务。传统儒家社会非常重视“名节”，张骞和文天祥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不辱名节的模范，传统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一向都很高。
张骞的功绩的确很了不起，对得起历史对他的盛赞。但是，传奇英雄往往只是历史的表面，真正左右历史的是更本质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即便没有张骞，中原帝国一样会平定西域、发现丝绸之路。
先说平定西域。
在中国历史上，强大的中原王朝都会扩张在西域的势力，这是因为在中国的西北方，一直都有威胁中原帝国的游牧民族存在。控制西域、利用西域的力量加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卫，这符合中原王朝的战略利益。因此即便没有张骞，中原帝国还会派出别的使者，或者派出更多的军队，迟早都会把势力扩张到西域。
当然从个人的角度看，张骞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二
张骞是汉帝国在西域事业的开创者。他为帝国提供了珍贵的西域情报，还亲自带着大笔财富到西域各国游说，打开了汉帝国在西域的外交局面。没有张骞，汉朝平定西域的时间可能会晚上很多。
——不过等等，你刚才说了什么？“张骞亲自带着大笔财富到西域各国游说”？平定一个地区，难道不是用打军队吗？汉帝国不是强盛一时吗，怎么改成游说了？
这和西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
西域气候干燥，大部分地区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戈壁，环境十分恶劣。不过这里暗藏着丰富的地下河。在一些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地下河水涌出地面，形成了一片片绿洲。古代的西域人民，就生活在这些绿洲里。
绿洲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都不相同。
前面说过，土地的含水量决定了这块土地适合农耕还是畜牧。绿洲的特别之处是，在这一小块土地上，水量的差别可以很大。水源附近含水量很高，土地可以种出良田。离水源越远，土地越干旱，偏远到一定程度就只能长牧草了，再偏远的地方，就只剩下沙漠了。
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土地资源，人们自然会选择在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种田，在比较干旱的地方放牧。
所以绿洲文明的生产方式是农牧结合。这里的畜牧并非游牧，因为绿洲面积有限，绿洲居民没有大草原那种能到处寻找牧草的优良条件，牧区只能局限在绿洲内部。
绿洲文明的另一个特点是，绿洲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
相对于整个西域的沙漠和戈壁来说，绿洲所占的面积比例非常小。绿洲之间的距离很远，常常达到数百里，中间都是荒漠和戈壁，环境恶劣，往来行走十分危险。换句话说，绿洲之间的交通成本极高，所以在古代，大部分绿洲都采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和其他绿洲的交流很少。
绿洲面积有限，这导致绿洲能够产出的粮食有限，能供养的军队也很少。绿洲的面积在西域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结果是集全西域之力，也无法拿出足够的军队和补给，让他们穿过广阔的沙漠和戈壁，经常往来于整个西域之间。
换句话说：绿洲太小，导致绿洲无法提供足够的军队统一西域。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域由大量独立的小国组成。
当中原帝国试图控制西域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和中原帝国不能长期占领草原的理由一样：绿洲出产的粮食有限，中原帝国同样不可能在西域长期驻扎大量的军队。即便强行占领每一处绿洲，由于绿洲之间交通不便，最终这些驻军也会自立成为新的小国。
好在西域诸国各自为政，军队不能占领，还可以用外交手段笼络。
外交的成败又依赖于国力的大小，军事是国力最好的展示。张骞是汉武帝时代的人，张骞能说服西域诸国，和同一时期的卫青、霍去病打败匈奴，向西域诸国展示武力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汉帝国及以后的中原帝国，都会在西域选择几个重要的据点派遣军队驻扎，起到震慑诸国、安定人心的作用。在汉朝，管理此事的机构称为“西域都护府”，管理此事的官员称为“西域都护”。
三
再来说说“丝绸之路”。
从春秋时代到唐朝建立的这段时间里，地球上存在三大文明圈。一个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文明圈，一个是以地中海为核心的欧洲文明圈。还有一个稍微小一点儿，是印度文明圈。这三大文明圈的位置，好像是一个“T”字形：欧洲文明圈在左上方，亚洲文明圈在右上方，印度文明圈在最下方。“T”字形中间的交点，就是西域。
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由于西域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三个文明圈之间的交流很少。后来，旅人们陆续开通了一条从欧洲到西域，再从西域分别到印度和中国的道路，这条路，就被称为“丝绸之路”。
是谁最先打通了丝绸之路？不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不是雄才大略的军事家，而是那些被中原王朝最看不起的、利欲熏心的商人。
这三个地区相隔万里，交通不便，往来行商非常艰难。然而物以稀为贵，行商困难也就意味着利润丰厚，亚洲的丝绸和瓷器到了西方能卖上天价，印度的香料到了欧洲和亚洲也是昂贵的奢侈品。有利润就有人肯卖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商人在这条路上往返。
后来由于战争等原因，从中国到西域部分的商路渐渐被人们遗忘。张骞出使西域以后，重新探明了商路，随后在汉武帝的组织下，大批商人开始在这条路上贸易，这就是中国这部分“丝绸之路”产生的经过。
“丝绸之路”这个词，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定义。广义的“丝绸之路”，指的是连接欧亚以及印度的整个“T”字形道路；狭义的“丝绸之路”，仅指丝绸之路的中国部分，也就是“T”字形右上角的那一小横。
有的书上说，“中国发现了丝绸之路”，假如这里指的是狭义的“丝绸之路”，这句话没有错。如果是广义的“丝绸之路”，这句话就不对了。张骞和中国商人只把商路从长安开到了西域，丝绸之路的其他部分，是沿途的各国人民自己开通的。
顺便一说，丝绸之路并不是说有一个商队从头走到尾，从长安出发一直走到罗马，那样的旅程太夸张了。一般情况下，贸易采用接力的方式。比如长安的商人把货物运到西域，卖给当地的商人，由西域的商人再继续运往其他地区，这样每一站的商人都不用冒太大的风险。这种接力的商业模式，也让位于亚欧之间的国家大赚特赚。
在随后的几百年里，不光是西域，包括中亚诸国、欧洲靠东的威尼斯，都因为这条商路发了大财。威尼斯因此一度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城市。后来，伊斯兰国家在中亚崛起，它的富强也和丝绸之路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常谈到“历史的必然性”，西域的开发和丝绸之路开通的背后都有历史必然性：
有了中原帝国保持西北安定的需求以及欧亚商品的巨大利润，即便没有张骞，还会有别的人来开通西域。反之，如果没有对西北安定的需求或者不存在商品利润，那么即便张骞排除万难开通了西域，他的成就也会后继无人，很快被人遗忘。
当然，历史的必然性并不会减少张骞等人的伟大。历史的趋势虽然是必然的，但总需要开拓者去推进它。所以说，张骞的所作所为是非常了不起的。
人的尊严和祖宗无关——从造纸术到地动仪
一
鲁迅的《阿Q正传》里，擅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总被别人欺负，他打不过别人，就在心里愤愤地想：“呸，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
鲁迅讽刺的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那时有的中国人见到西方文明非常强大，他们不去反省自己的不足，而是大谈中国古代的文明曾经多么发达，“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借用祖上的功绩来证明自己也很了不起，因此沾沾自喜。
这种思潮一直没有消失。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但有些成就尚有争议。
先说造纸术。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之所以这四个发明最有名，是因为它们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没有它们，世界历史会大不一样。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西方的民主和科学都依赖于此。指南针的发明促进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打下了基础。火药的重要性更不用说，是军事进入火器时代的关键发明。
然而，“四大发明”中除了造纸术外，其余三个都有一些争议。争议的不是中国人有没有发明它们，而是中国的发明对世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些学者认为，除造纸术外的其余三大发明即便没有中国，其他文明也能自己发展出来。这三大发明我们后面再说，这里只说造纸术。在“四大发明”中，造纸术是唯一没有争议的。中国的造纸术的确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们一提到蔡伦，都知道他和造纸有关。其实他有一个更厉害的身份：他是一位把持朝政的大宦官。
熟悉三国故事的朋友们知道，东汉末年有个宦官集团“十常侍”，指的是十位身份为“中常侍”的宦官，他们把持朝政，特别的坏。这个蔡伦，他的官职就是“中常侍”，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另一位“中常侍”一起处置国家大事。东汉宦官专政，风气是从蔡伦开始的。
蔡伦是位善于舞弄权术的人，他很会见风使舵，攀交权贵，经历了多次宫廷政变皆不减权势，甚至还把无辜的嫔妃陷害致死。
蔡伦是在邓太后逐渐掌权时研究的造纸术。史书又说，这位邓太后特别喜欢笔墨，再考虑到蔡伦圆滑的政治性格，不难推测，蔡伦研究造纸术的目的是为了讨邓太后的欢心，换自己的前程而已。
这就是历史书很有意思的地方。假如按照阶级史观来分析，那蔡伦肯定是个大坏蛋：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陷害无辜的政治流氓、把持朝政的卑鄙宦官啊！可是另一方面，蔡伦又是发明造纸技术的重要角色，别说对中国历史了，对世界历史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他在大多史书上成了正面角色。但我不是要批评作为发明家的蔡伦，虽然他研究造纸术的动机是攀交权贵，但并不会让他的研究成果失色。其实历史上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和艺术家，他们创作的动机都是为了功名利禄。正是这强大的自私自利之心，才激励了无数天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人类文明的福祉中。假如不允许发明家们有私心，我们也就不会有今天如此灿烂的文化。
蔡伦不是纸张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在蔡伦之前，中国人已经会制造纸张了，但是技术还不成熟。蔡伦对造纸技术进行了重要的改进，提高了纸张的品质。蔡伦还研制出了用楮（chǔ）树皮制造纸张的技术。这种纸叫作“楮皮纸”，楮皮纸的质量更高，后来非常流行。宋代发行的纸币，就是用楮皮纸制造的。
其实，蔡伦改进后的纸张仍旧不够实用。在汉代，人们主要的书写材料还是绢帛和简牍。在蔡伦之后，造纸技术继续发展，性价比不断提高，到了东晋末年纸张才彻底代替了简牍。从此以后，除非是特殊的仪式需要，中国人书写文字都采用纸张，读书写字的成本大大降低了。
在前面讲文字的出现的时候我们说过，信息的传播成本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每一次信息传播成本的降低，都对应着一次人类文明的飞跃。
纸张出现的意义就在于大规模地降低了信息的记录、传播成本。前面说过，因为简牍的出现，大规模的读书写字才成为现实，才会有春秋战国时候的百家争鸣，才允许秦帝国建立庞大的官僚系统。但是对于贫民百姓来说，简牍还是不够便宜。不仅制作成本高，而且太重，储存、运输都很麻烦。比如你现在读的这本书，拿在手里不算沉，如果写在简牍上的话就恐怖了，大概要有几十公斤的重量。这是什么概念呢？你不妨去厨房一趟，中等大小的米袋子是五公斤，你拎一拎，再想象一下四五个米袋子的重量是什么感觉。仅仅是这么一本小书，一个人搬都搬不动，何况还要摆满一个书架。再看一眼你的书包，是不是也有“学富五车”的感觉呢？
在简牍时代，除非是大富大贵之家，否则家中很少能藏书。穷苦一点儿的百姓根本读不到书。虽然秦朝以后政治上的贵族被消灭了，但是因为经济原因，读书仍旧是豪门的特权。因此在汉代到隋初的这段时期里，当官的基本都出身于豪门望族。
只有等纸张慢慢普及，读书成本大幅度降低以后，普通人读书才成为可能。后面我们会讲到，到了隋朝的时候，中国开始采取科举制度，允许普通百姓通过考试成为官员。科举制度打破了大家族垄断的政治权力，让中国进入了读书人执掌朝政的新时代。
科举制度得以实现，和纸张的普及是分不开的。
前面还说过，庞大的官僚系统需要大量的文件往来，有很多文字要远距离运输。轻便的纸张降低了文件往来的成本，使得之后的政权能够建立更为复杂、高效的官僚系统，为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稳定的大帝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纸张的普及也改变了书法和绘画艺术。在简牍时代，文字经常写在窄窄的竹条或者木条上，受到面积的限制，书写者没有发挥的空间。使用纸张后，各种字体都可以随意书写，因此出现了书法艺术。绘画更得益于纸张，只有使用廉价的纸张，画家才能大量练习绘画，中国的绘画艺术因为纸张的普及才得以繁荣。
相比造纸术，数学著作《九章算术》的影响力要小一些。数学对于我们的生活大致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数学是生活离不开的工具。我们存点钱、买些东西，都离不开数学。商人计算价格，匠人规划设计，也离不开数学。
更深的一层意义是，数学是哲学思辨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学涉及到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比如，数学规则每一个人都接受，可是这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并不存在于大自然的某个具体的物体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数学是超越客观世界的一种本质存在？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就认为，万物的本质是数字。再比如，数学非常重视逻辑思维，一个重视数学的社会也会尊重逻辑，企图用逻辑和理性来解释世界。这是产生科学的先决条件之一。
可惜的是，中国古人对数学的理解基本上只限于第一层意义，古人只把数学当作日常生活的工具，所以才叫《九章算术》。与“术”对应的是“道”。“道”在古汉语中指的是哲学级别的大道理，比如“大道”“道理”和《道德经》。“术”的级别就低了一些，指的是一种具体的本领，比如“技术”“法术”“医术”等。《九章算术》中的“术”的意思是说，这本书讲的不是什么定国安邦的大道理，也不是深不可测的哲学思辨，仅仅是一本实用的技术指导书，定位就相当于今天的《拖拉机维修指南》。《九章算术》里没有什么“道可道，非常道”之类玄乎又玄的大道理，收录的都是源自于实际生活的数学应用题。比如田地怎么丈量啊，赋税怎么计算啊之类的。
我们今天重视科学、重视数学，所以《九章算术》才从那么多的古书中被单单拎出来，被我们得知。但是在古代，中国人不重视数学，不重视“术”，数学被当成一种低级的本领，商人、工匠和小吏为了日常工作需要学一学，大学者是不屑于埋头其中的。
对理科的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遗憾。
二
现在再说说两个有争议的成就。先说中医，后说地动仪。因为中医比地动仪靠谱一些。
对于中医，今天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医是一种落后的巫术，早该被现代医学淘汰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医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不能用西方科学的思路要求中医，中医甚至比西医还了不起。
这两种看法都有点偏颇。
一方面，中医并不是巫术，它不是古人臆想的结果，而是古代医学家在治疗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因为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因此中医得出了很多有用的结论，有很多病中医都可以治好。
另一方面，中医确实不够科学。科学研究讲究证据，讲究统计，类似“古书上说什么什么”“名医说什么什么”这样的论据，现代科学都不会采信。现代医学只相信经过大规模严格试验得出的证据。用这个办法，科学家才能把谣言、谎话和个人偏见从知识的宝库中剔除出去。中医因为没有这一步检验，因此在正确的经验里还掺杂了很多错误的结论。
比如有些病，不管吃什么药物都有一定的疗效，这种现象叫作“安慰剂效应”。古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生病之后吃了某种药物，一看病好了，就以为是药物的功劳，因此把一些无效的药物也记录在了药典中。如果这种药物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吃了反倒还有害呢！要想检查出哪些药物真正有效，要靠现代化的统计试验，古代医学家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得出了不少错误的结论。
但我们也不能苛求中国古代的医学家。现代科学思想是在16世纪的欧洲才出现的，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快到明朝后期了。“安慰剂效应”的发现是在1955年，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成立好多年了呢！
所以，虽然在今天看来中医的确有很多问题，但古代的中国医学家是非常了不起的。
华佗、张仲景都是东汉末年有名的医学家。相比之下，张仲景在医学史上的地位更重要，因为张仲景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那时兵荒马乱，《伤寒杂病论》写完后没能流传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后人重新整理出来的版本。
《伤寒杂病论》之所以有“伤寒”两个字，是因为张仲景认为人体有很多疾病是“外感伤寒”导致的。我们今天感冒发烧，常会说“哎呀，着凉了”，这个“着凉”就类似于中医的“外感伤寒”。张仲景了不起的是，他不单单收集了大量的病例和药方，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理论。
所以张仲景可以称得上是医学“家”，而不是一般的医生。
关于华佗的历史资料，可靠性要差一些。史书上关于华佗的文字很少，他撰写的医学著作也没有流传下来，据说是他发明的“麻沸散”也失传了。关键是，假如华佗真的影响力巨大，那么在当时以及稍晚一点的时代，应该有很多医学家提到他、研究他。就像虽然《伤寒杂病论》遗失了，但很快就有晋代的医学家把它重新收集整理出来。可是除了《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录外，古代很少有人提到过华佗。甚至据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考证，华佗的一些事迹其实改编自印度传说，连“华佗”这个名字都是印度“药神”一词的音译。
总之，华佗在历史中未必真实存在，就算存在也只是水平很高的一位医生，并没有各种神话般的医术。
三
最后说争议最大的“地动仪”。
我们今天关于“地动仪”的全部信息，只来自于《后汉书》等史料上的二百多个字。这一段文字大概的内容描述了地动仪的外观是什么样的，说它周围有八个龙头能往下掉铜丸，能让铜丸落到下面的蟾蜍嘴里。哪边有地震，哪边的铜丸就会落下来。有一次，铜丸落下来了。几天以后，大家一打听，那边果然出现了地震。
基本的史料只有这么点。地动仪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几十年，随后就完全消失了，再没有人记录或尝试复制过它。
然而，这个地动仪的实物今天就摆在某些历史博物馆里。其实这个地动仪的外形是20世纪50年代某博物馆的一位处长，为了“配合中华古代灿烂文化的宣传”，根据上面那一小段话的描写——而不是任何的实物、图案——加上自己的想象制作出来的。实际上，近年来有学者同样根据上述文字，制造了外观、铜丸掉落原理完全不同的地动仪复制品，也摆在博物馆和大学里了。
更关键的是，没有人能知晓地动仪测量地震的原理是什么。
按照《后汉书》的记录，地动仪发动的时候，地动仪所在的长安地区没有任何感觉，直到几天以后才得知在很远的地方出现了地震。
如果铜丸果然是被这次地震引发的，那么就会产生几个难以解释的技术问题：按照历史学者考证的震级和距离，那场地震的地震波传到长安，震动就已经非常微弱了，地动仪是靠什么技术来侦测如此细微的震动呢？如果地动仪非常敏感，那它又是通过什么技术，把附近人类脚步引起的震动和地震波区分开呢？
实际上，张衡把自己的地动仪称为“风候地动仪”，他认为地动仪的原理是感应远处地震产生的风，这就更不靠谱了。
地震活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根据史书记载，在地动仪建好之后到那次灵验的地震之前，长安地区有震感的地震有八次左右，但是地动仪都没有检测出来，直到一次几百里外的地区出现地震，地震仪才有反应。而且仅此一次，之后长安地区又出现了很多次地震，但再也没有地动仪发动的记录。我们能不能说，那次发动只是一个巧合呢？
按照史学“孤证不立”的原则，地动仪是否真实存在过，要打一个问号。所以说地动仪是“世界公认最早的地震仪器”，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我们也不必以现代的科学技术去苛求张衡。在当时的科技环境下，张衡能够想到用仪器的方式测量地震，并且还能亲手实验，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科学尝试了。除了地动仪外，张衡还正确地解释了月蚀的原理，绘制了较为精确的星图，推算出圆周率为3.1622。在当时的环境下，张衡能做出这些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足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先驱。
连皇帝都不能看的秘密记录——佛、道和史学
一
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以孔孟儒家为正统思想。正因为尊崇儒家，中国古代才可以维持上千年的基本一统。
但儒家也不是万能的。孔子的弟子季路向孔子讨教关于死亡的问题，孔子却避重就轻地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他说：“活人的事情还没搞明白呢，哪顾得上去研究死后的事呢？”《论语》里又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说孔子不讨论那些神神鬼鬼的事。
儒家主要关心的是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对于鬼神的世界，儒家不关心也不研究。可是，人类天生惧怕死亡，渴望永存，人又缺乏安全感，总希望能拥有某种超人的能力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欲望与生俱来，人人都有。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渴求，人类还需要宗教的安慰。
佛教是在印度诞生的。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类似，古印度也有一段各家思想百花齐放的年代，兴起了很多宗教派别。这些教派对世界是什么样的、神仙是什么样的、生死是怎么回事都有不同的解释。大约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被后人尊称为“释迦牟尼”的思想家，他结合当时印度各家宗教的教义，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宗教思想。释迦牟尼像孔子一样，收了很多学生，用一生的时间来传播自己的思想。释迦牟尼去世后，他的学生把他的宗教思想发扬光大，经过一辈一辈学徒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完善的宗教系统，这就是佛教。
佛教因为理论完备，影响力超过了印度其他宗教，而且向印度之外的地区传播。大约在东汉末年的时候，佛教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小的规模。
佛教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并且和儒家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大放异彩。我们今天已经习惯把佛教当成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创立的。道教不同，没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创始人。道教把老子尊为始祖，这只是后来道教信徒的一厢情愿，老子本人是不知情的。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宗教文化，比如拜神、念咒、写符、炼丹等，内容比较杂乱，没有特别统一的思想，一般统称为“方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些中国方士借鉴了佛教严密的宗教组织形式，又吸收了各家方术，再从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中吸收了哲学理论，把这些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早期的道教。
要注意的是，“道家”和“道教”不同。老庄的学术思想，我们可以称为“道家思想”，这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作为宗教的“道教”关系不大。比如西汉初期，汉朝政府信奉道家的治国思想，采用“无为之治”，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和“道教”这门宗教是无关的。到了唐玄宗和宋徽宗的时候，这两位皇帝大建道观、开坛做法，他们为了长生祈福而信奉“道教”，在治国方针上，却仍旧采用儒家的思想。
同样是解脱生死，佛教和道教的主张各不相同。佛教有两大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世上一切生命死后都会轮回为别的生命。俗话常说“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的”，“我们下辈子还在一起”，这里“上辈子”“下辈子”使用的就是轮回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好处是，能给受苦受难的百姓极大的希望，让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甚至在死亡后还有可能迎来更美好的生活。
第二种观点认为，世上存在“因果报应”，人们做什么事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应。我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一种因果报应观念。这个观念的好处是，它符合人民大众对公平和正义的期待。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那些坏人得意、好人吃亏的事时，可以安慰自己说：别看坏人现在得意，那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到将来他一定会自食其果的。
佛教的主张是，如果人们能多做善事，多修行佛法，就能轮回往生成更好的生命，甚至可以跳出轮回，成为永存的佛。
佛教认为人一定会死，死后会轮回。道教的观点则不同，道教认为，人有办法可以永生不死。道教认为，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从宇宙到个人，都是“道”的一部分。“道”是永恒的，人们因为愚昧和欲望不能达到“道”的境界。假如遵守道教的一系列修行方式，如学习道教的经典，或者修行类似气功的“吐纳、导引”、类似禁食的“辟谷”，以及服用“仙丹”等，则人可以延长自己的生命，甚至可以达到“道”的境界，实现“天人合一”（因为“天”也符合“道”），从而长生不死，成为永恒存在又无所不能的神仙。
当然按照今天科学的观点来看，佛教和道教的理论都缺乏科学证据，甚至有不少观点和科学证据相悖。
比如佛教认为我们的世界分为四大洲、大地底下有地狱，现在有了科学的检查手段，发现这些地理知识都是错误的。
再比如，道教主张服用的仙丹中，有一味常用的药物叫“朱砂”。朱砂的真实成分其实是硫化汞，有毒，人服用后会出现各种中毒症状。比如小儿服用朱砂后会精神不振，因此被古代医学家认为有“安神”的功效；成人汞中毒后，会出现浑身发热等症状，因此被炼丹者当作仙丹，认为能增强“阳气”。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位皇帝都是因为服用“仙丹”中毒而死的。
但另一方面，佛道两教的很多思想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们的宗教理论对哲学研究很有启发意义。道教钻研气功、炼丹的行为可以看成古人对医学、化学的可贵探索，只是因为技术水平的局限，得出了不少错误的结论。
二
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知道佛、道、儒三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其实，还有一门学问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亚于以上三家，这就是史学。
前面说过，一个人出生时所有的知识都是零。人类之所以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靠的是文字记录。统治者的治国之术能够不断累积进步，靠的就是历史记录了。
中国古人记录历史的首要目的，是给帝王统治国家提供借鉴，所以宋代司马光所写的史书巨著被命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借鉴往事，有助于治理国家的著作”。
正因为有了良好的史学传统，中国人才能在王莽那样的“试错”中不断吸取教训，让政治制度不断完善，避免重复犯错，最终形成了一套极为稳定的统治模式。
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从古人的历史著作中获益。因为历史不仅是对政治制度的试错，也是对人生的试错。人性亘古不变，历史中发生的那些事件在今天相同的条件下仍旧可以发生，所以我们可以从繁多的历史事件中观察人性，洞悉人们在各种特殊环境下的反应。很多人生教训我们不需要亲自尝试，可以直接从历史事件中学到，因此我们可以比那些不读历史的人用更低的成本快速成熟。
中国记录历史的传统从《左传》开始，到司马迁的《史记》正式定型。司马迁为中国史学定下了很多良好的规范，不少规范被执行了上千年。
规范之一，是由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的写史方法。中国的史书主要有两种形式：“编年体”和“纪传体”。“编年体”就是按照时间顺序，一年一年、一月一月地记录历史事件，《左传》和《资治通鉴》都属于这种形式。
“纪传体”主要以人为单位，把一个人的一生写成一篇文章。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是讲秦始皇一辈子的事，《史记·高祖本纪》就是讲刘邦一辈子的事。我们俗称的“正史”《二十四史》，采用的都是纪传体。
编年体和纪传体各有优缺点。刚入门读历史的时候，最好读纪传体。纪传体都是有头有尾的一篇篇故事，前因后果写得很清楚，看纪传体就和看小说一样，可以让我们快速建立对某个历史人物的印象，总结他的得失。
等到详细研究历史的时候，就需要编年体了。借助编年体，才能知道某件大事发生时，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编年体把所有历史人物都打通到同一条时间线里，便于抓住历史的大脉络。反之，如果初学者上来就读编年体的话，会感到极为枯燥，因为好几件事情都混合在同一个月份里，又没头又没尾的，常常会看得莫名其妙。
简而言之，纪传体更适合初学者，编年体更适合历史专家。前面说了，传统的史书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借鉴，统治者又不是历史专家，当然是故事性强的纪传体更适合他们。因此纪传体成为中国史书的主流。我们现在的很多历史普及书籍，都是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也可以看作是变相的纪传体。
除了人物的传记外，《史记》还适当兼顾了其他内容。《史记》里一部分内容叫作“书”，“书”记录的不是某个人的故事，而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某一个领域的情况。如其中的《河渠书》，就是专门记录水利方面的事，相当于是一部独立的“水利史”。为了后人查阅方便，《史记》还有一部分叫作“表”，就是历史大事年表，它像是一个简略版的编年体提纲，以弥补纪传体的不足。
《史记》的结构设计非常完善，因此成为后世史书的典范，《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按照《史记》的结构来写的。
《史记》的另一个优点是文字优美、内容真实。甲骨文记录了商周时的很多珍贵史料，但是在清朝末年才被发现，清朝之前的人们都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司马迁在没有看过甲骨文的情况下，在《史记》中对商周的记述大体上都和甲骨文资料吻合，说明司马迁的历史考证水平非常高。
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历史记录。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的朝廷就有专门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从晋朝开始，还有专门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史官，他们所记录的内容被称为《起居注》。《起居注》是皇室的第一手资料，内容非常详细，史学价值极大。
更了不起的是，中国很早就有“政治不得干涉历史记录”的史学精神。皇帝对于天下百姓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不允许看自己的《起居注》，为的是避免皇帝随意篡改史书。如果皇帝非要看，会受到大臣的集体反对，也会受到后人的谴责。当然，历史上还是有一些皇帝违反了这条禁令，但单单这条传统的存在，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因为司马迁等历史学家们所开创的史学传统，中国的历史记录是世界上最为完备的。
小说和历史的差距——三国鼎立
一
三国时期之所以是中国很有名的一段历史，是因为明朝的文学家罗贯中收集了前人流传的各种三国故事，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三国演义》。直到今天，关于三国的小说、漫画、游戏、电视剧仍旧层出不穷，每年都有新的改编作品问世，我相信你对其中的经典情节已经耳熟能详了。
因为这些优秀的作品，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书中最好学的一段。但也要注意，《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真正的历史有很大的差距，很多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不能把文学作品中的内容照搬到历史中来。
举一个例子。为了突出武将的勇武，《三国演义》中经常有武将对决的场面：两兵对垒，士兵一字排开，然后两军各派一名武将到阵中对战。大战一番后，赢的一方一挥手，士兵就掩杀过去，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三国演义》有很多精彩的段落，“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许褚裸衣战马超”都来自于这个设定。
这个设定是小说家编造的。古代武将并非神仙，就算武功再高，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战胜三五个士兵。更何况士兵只需一阵乱箭，武将就被射成筛子了。古人也不是傻子，假如我方的士兵比你方的多，就算我的武将对决失败了，我派我的士兵上去群殴，又怎么会战败呢？因此武将对决并没有现实意义。在真正的历史中，武将对决偶然出现过几次，那是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留下的一种遗风，只为显示武将个人的勇武，并不会真正改变战争的结果。
再说一个小说和历史的差别。读小说《三国演义》，我们都会对书中的各路英雄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有的计谋过人，有的武功盖世，三国乱世正是这些英雄大展身手的好舞台。但事实上，三国是个重视门第大于能力的时代。那些谋士、武将之所以能被君主重用，不仅因为他们拥有一定的能力，还因为他们背景显赫。
要明白这一点，就要先了解两汉时期的官员选拔办法。
秦朝以后不再有分封制，当官不再看贵族血统，官员要从大众中选拔。在汉朝，选拔官员的方法称为“察举制”。
从董仲舒开始，汉朝独尊儒术，儒家最重视道德。察举制首先考察的，就是候选人的道德水平。这事逻辑上是没问题的，当官当然首先应该品德好。但问题是，道德这东西没有一个客观的考核标准。怎么考察每个人的道德呢？察举制的做法是靠人推荐：要求各地的政府定时向朝廷推荐有道德的人才。这些人再经过进一步的考核，就可以培训成官员了。
察举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还比较严格，朝廷严禁徇私舞弊，推荐亲友。但是真正能阻止徇私舞弊的，不是“严格禁止”这样的空头条令，也不是严格执法的清官，而是一套设计完善、能互相监督的制度。汉政府严令官员必须秉公推荐，禁止推荐亲友，这话说得好听，可是道德高低又没有客观标准，你怎么确定官员推荐人才时有没有私心呢？禁止推荐亲友，你又怎么证明两个人是不是朋友呢？
制度设计得不完善，时间一长必然有人钻空子。到了东汉时期，政令渐渐松弛，察举制的缺陷便体现了出来：官员之间结成一党，互相推荐对方的子女。结果只有官宦家族的子弟才能当官，时间一长便出现了“累世公卿”。袁绍家族号称“四世三公”：四代人里出了三个国家最高官员，他们家就是典型的“累世公卿”。
“累世公卿”一辈辈做下去，家世越积累越大，财富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在某个地区垄断经济、政治权力的大家族，被称为“门阀世家”。
门阀社会形成了一个只讲血统门第，不讲能力高低的贵族阶层。它使得真正有本事的读书人没有为国出力的渠道，那些当上官的人又不思进取——既然门阀子弟生下来就能当官，那为什么还要认真工作呢？遇见事情少说少做，避免做错事给家族惹祸才是正确的选择。
不过，单单是门阀还不足以威胁国政。最可怕的是门阀拥有了私人武装。
东汉时期，地方军权在太守的手里，太守是负责管理“郡”的官员。“郡”是汉朝的一种行政级别，比现在的“县”稍微大一点儿。郡的规模很小，所以太守手中的兵力也很弱，成不了什么气候。
但是到了东汉末年，朝廷常年陷入宦官和外戚的拉锯战中，中央不关心政务，搞得地方政治一团糟。国内爆发了遍布全国的黄巾之乱，边境还有游牧民族不断骚扰。中央朝廷无力组织军队抗衡，必须依赖地方军队，可是一郡的军队规模太小，面对大规模的敌人必须同时统筹数郡的兵力对抗。因此朝廷在郡之上设立了更高一级的“州”，“州”的长官“州牧”可以掌握数郡的军政大权。
当大批兵力集中在州牧手里的时候，皇权便岌岌可危了。
因为朝廷无力抗敌，地方上的州牧也好，太守也好，只要能打败叛军，你如何筹钱如何征兵，朝廷都不再干涉。甚至谁能起兵独霸一方，朝廷还给他颁一个太守、州牧之类的官，给朝廷圆一个面子。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地方权贵可以随意拥兵自立。
在《三国演义》里，我们熟悉的孙权、袁绍、刘表等人都是大门阀，家里很多代都是大官。又因为他们都拥有忠于自己而不是忠于朝廷的私人部队，因此也可以称他们为“军阀”。
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这些大门阀、大军阀混战的历史。
二
三国时期的主要大事都是军阀混战。这段历史中有两场很出名的战争，共同特点是以少胜多。
前面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国力。国力够强，只要用士兵和资源堆过去，战争自然就获胜了，和指挥官个人的能力关系不大。但历史上也有少数战争凭借优秀的指挥以弱胜强，逆转了国力的差别，这样的战例聊起来最有意思。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我们先说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之间的战争。曹操出身豪族，但他的家族发家很晚。前面说过，东汉末年有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曹操的父亲投靠了大宦官，给宦官当干儿子，曹家从此发家。到了曹操这一辈，他们家立足不过两代，根基尚浅。说曹操是门阀还不够格，他充其量只是地方上的小豪族。曹操成年后，在朝廷里谋得个不大的官职，他家的势力也就只能帮他到这里了。
一开始，曹操想老老实实地为国家效力升官，干到一半的时候，天下大乱，各地群雄并起。曹操意识到，在这个年代里给汉朝打工是没有前途的，必须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于是他回到老家，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
熟悉三国故事的朋友知道，曹操手底下有一大帮姓夏侯的将领，什么夏侯惇啊，夏侯渊啊等等。按照裴松之的说法，曹操原本就姓夏侯，是因为曹操的父亲给宦官曹腾当了干儿子，他们家才改姓曹的。这个说法是否可靠还有争议，但曹操和夏侯两家就算不是亲戚，至少也是同乡豪族，多年来关系十分亲密。曹操便以曹家和夏侯两家的资源，起兵割据。
正好这个时候青州（在今天的山东省）爆发黄巾军之乱，曹操打败黄巾军，收编了三十万降卒中的精锐，这批青州军就成了曹操武装割据的资本。
曹操是个全面型人才，他的领导、外交、军事和治理能力都很强。有了青州军，曹操四处征战扩张。与他北方接壤的是同样四处征战的袁绍。曹操和袁绍之间因为地盘的冲突，必然会有一场大战。
袁绍的出身要比曹操好太多了，袁绍号称“四世三公”，家里世代都是朝廷大员，家族势力盘根错节，和他家关系良好的门阀世家更是数量众多。在朝廷失去约束力后，袁绍立刻到处扩大地盘，在与曹操交锋前，袁绍的实力在全国已经是数一数二。
此时的曹操实力已经不弱，但是和袁绍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如果单纯按照国力对比，曹操必输无疑。但是由于采用了正确的策略，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奇迹般地反败为胜，最终战胜了袁绍。
官渡之战只是袁曹之争里诸多战争中的一场。在官渡之战之前和之后，曹操和袁绍还发生过很多战争，不过这些战争都没有改变大局。真正扭转大局的，就是官渡之战中烧乌巢这场战斗。
古代粮草辎重的运输非常困难。打仗时，军队的机动性很重要，所以军队不会随身携带所有的粮草，大部分粮草要囤积在和军营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在和袁绍对峙的时候，曹操得到情报，说袁绍的粮草都储存在乌巢，并且防守薄弱。于是曹操亲自带领一支奇兵半夜偷袭乌巢，烧掉了袁绍的粮草。没有了粮草的袁军无法再继续作战，再加上袁绍错误的指挥，导致袁绍了一方军心涣散，一部分部队还投降了曹操。内外交困，使得袁绍的军队很快崩溃，从而输掉了战争。
官渡这场战争，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粮草辎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大关键。
在古代，运输是一件成本高、耗时长的事。如果一方在战场上的粮草和物资全部被毁掉，不管后续国力有多强，也来不及将粮草及时送上前线。
因为这个原因，在战场上如何保持己方的粮草供应，烧毁对方的粮草，切断对方的补给线，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大关键。袁绍输在了对保护补给不够重视上，如果保卫乌巢的兵马再多一些，他可能就不会失败了。
第二，“战机”在战斗中的重要性。
我们说战争是国力的比拼，但这种比拼不是机械性的，战场的局势在一刻不停地变化着，这一刻我方在A地点强一些，下一刻对方在B地点更强一些。假如一方能抓住某个敌弱我强的机会全力出击，消灭这批处于弱势的敌人，那就能获得一次胜利。假如这个胜利还能左右战争局势，那就等于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战机。
如果你熟悉竞技类电子游戏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道理。竞技游戏的一大核心思想，就是找到对手最弱、我方最强的那个时间点，全力出击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如果你不玩游戏也没有关系，我再打一个比方。
好比两拨人打群架——当然，打架是不对的，好孩子更不应该打架，我们只是打个比方——对方有二十个人，我方有十个人，敌强我弱。假如我们在对方二十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去和人家打架，那是自己找不痛快，肯定打不赢。假如我们能等到对方一个人落单的时候，十个人上去打一个，那肯定次次都赢，这就叫作局部优势。假如打的还是对方说话最管用的老大，把老大打得心理崩溃了，彻底不敢再打了，这就叫作打赢了关键战役。用这个办法，就可以以弱胜强。解放战争的时候，擅长打运动战的解放军就是用这个办法，打败了原本强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
正是因为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准确地抓住了战机，才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曹操如果和袁绍正面作战，用全军的力量也打不赢。但情报告诉他乌巢的兵力不强，曹操全力进攻乌巢，就可以在局部形成优势。而且乌巢的粮草又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以曹操就抓住了最重要的战机。
反观袁绍，他有好几次对战机的处理都失败了。在官渡之战的前期，曹操去进攻刘备扫除后患。袁绍的谋士建议应该趁虚进攻曹操的大本营，袁绍却以孩子生病为由拒绝了，气得那位大臣用拐杖敲击地面，大骂：“好好的机会竟然被小孩生病耽误了！”
另一个失误是，在袁绍得知曹操偷袭乌巢的时候，派了主力部队去进攻曹操的主营，却只派了一支轻骑兵去援助乌巢。结果袁绍对曹营和乌巢的防守能力都估计不足，曹营没打下来，乌巢也没有救下来，从而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在烧乌巢的当夜，袁绍派兵来救乌巢。此时曹操还没有攻下乌巢，曹操的属下报告说：“敌人的援兵快到了，请快点分兵阻击！”可是曹操偷袭的部队太少，连打乌巢守军都不够，所以曹操拒绝分兵，对属下说：“等敌人到我背后了再报告！”在千钧一发之际，曹操攻破了乌巢，从此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照此来看，曹操赢得官渡之战有很多侥幸因素：假如曹操没有得到烧乌巢的情报，假如袁绍把乌巢看守得严一点，假如烧乌巢当夜曹操的动作慢一点，曹操都有可能会输掉战争，甚至被袁绍杀死。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曹操各方面的能力都超过袁绍，如果能给曹操足够的发展时间，他的实力一定会强过袁绍。
袁绍身世显赫，这是他的资本，也是他的负担。他出身太好，对创业的态度就不够认真，不愿意多动脑筋，在很多事情上墨守陈规。曹操却不同，曹操的家业基本上是自己一刀一枪干出来的，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能最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真正准则是“儒表法里”，内里是实用主义的法家。曹操就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人。他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求贤令》，里面说，只要你有能力，哪怕你是坑蒙拐骗的坏人我都重用你。这在重视道德的古代简直是大逆不道的言论，可见曹操重视实用主义到了什么程度。
因为这种实用主义，曹操招揽了大批人才，最大可能地团结了各地门阀。他努力发展领地内的经济，还采用了“屯田制”，让长期驻扎的士兵平时种田养活自己，解决了部队吃粮难、运粮难的问题。有了这些长处，从长远的角度看，曹操一定会强过袁绍。
因此，曹操官渡之战的获胜，在偶然性的背后还有一定的必然性。
三
接下来说说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决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前面说过，曹操在各方面都有过人之处，经过他的用心治理，在赤壁之战之前，他已经占领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三国时代，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都在北方，换句话说，曹操已经拥有了各军阀中最强的实力，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赤壁之战的大致过程是：曹操在长江以北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想要进攻长江以南的孙权和刘备，结果在赤壁被人数少于自己的孙刘联军击败。这场战争让曹操损失惨重，曹操败退回北方后，在很长时间里都无力再组织南攻，只能坐看刘备和孙权在中国南方长期割据立足。
在讲中国长江流域的战争时，经常有一个误解：认为长江是一道天堑（qiàn），防守方只要在长江岸边布防，进攻方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渡江。
其实，渡江本身并不难。每年的冬春季节是长江的枯水期，此时长江江面变窄，渡江的难度不是很高。包括赤壁之战在内，中国历史上渡过长江的战役大多选择在冬春季节发动。
沿江防守却很难，因为长江太长了。
长江长达几千公里，沿途有许多可以渡江的地方。进攻方掌握主动权，想在哪里渡江都可以。防守方可就惨了，要防守长江，就要在几千公里的漫长防线上一一布防，哪一处的兵力都不能太少。这和农耕民族需要在长城沿线驻守数倍的兵力去防守游牧民族是一个道理。
但是长江并非不重要。长江和长城类似，价值在于给己方提供机动性。水运的成本远比陆运低，只要占领了长江，军队就可以靠战船的运输快速出现在长江沿线的任意一点。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部队，寻找敌人沿江的弱点任意进攻，这才是占领长江的真正好处。
在展开南攻之前，曹操已经占领了长江上游的荆州。他完全可以从荆州渡江，先到长江南岸，从南岸顺流而下进攻东吴。问题是，如果曹操没有先消灭长江上的东吴水军，那么东吴就可以用战船随时切断曹操南北方军队的联系，让南方军队失去补给和增援，把曹军分而治之。东吴还能利用水军的机动性，把部队随意投放到曹军的背后和侧翼，随意挑选进攻的地点、时机，这样曹军一点儿胜算也没有。
所以，在长江沿线作战的关键不是渡江，而是消灭长江上的敌方水军，夺取长江江面的控制权。
曹操的战略就是如此。在占领长江上游的荆州后，曹操不忙着渡江，而是先训练一支水军。他让水军和长江北岸的陆军沿着长江从上游到下游进军，寻找东吴的水军正面决战。曹操的兵力远远强过东吴，只要正面消灭了东吴的水军，战斗就结束了。
曹操的战略没有错，实际上后来西晋灭亡东吴的战争，采用的也是在上游建造大船、沿江而下的战术。曹操失败在了具体的战斗上。沿江而下的曹军，在赤壁正好遇上了沿江而上的孙刘联军。谁成想，强大的曹军竟然战败，逆转了战争的形势。
曹操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曹军营中爆发流行病，士兵减员严重。这和曹操不熟悉南方的流行病规律有关，也因为曹军中有不少是北方人，缺少对南方流行病的免疫力。
第二个原因便是火攻了。在两军对垒时，东吴的将军黄盖给曹操写信，谎称要投降。曹操大喜过望，立刻同意。曹操不知道的是，赤壁地区风向变化突然，东吴将领作为本地人，熟知此处风向的变化规律。他们精心挑选了黄盖诈降的时机，在判断风向刮向曹营的那一天，黄盖调动快船十艘，在船上装满了柴草、鱼油，打出和曹操约定好的暗号，向曹操的水寨驶去。在接近曹营的时候，黄盖命士兵把船点上火把，自己则和士兵乘坐搭载在快船上的小舟撤离了。
此时劲风刮向曹营，火船趁着风势速度很快，曹军无法阻拦。快船撞进曹军水寨后，立刻引燃了曹军的战舰。而且由于曹军中的北方士兵不习惯在晃晃悠悠的船上作战，曹操命人把大船用铁链连接以保持平稳。战舰被点燃后，大船之间无法及时分离，导致大火四处蔓延，无法施救。与此同时，东吴的军舰在水上进攻曹军水寨，刘备的陆军在北岸进攻曹军旱寨，前后夹击之下，曹操只能败退。在撤退的过程中，曹军又遇到饥荒、瘟疫的困扰，兵力损失巨大。最终曹操元气大伤，终其一生都没能再统一南方。
大自然威力无穷，从古至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都很大。曹操的失败，主要败在了自然环境上，败在了北方人难以抵抗南方瘟疫、北方人不习惯水战、北方将领不熟悉赤壁地区风向变化等这几点上。假如曹操面对的是软弱的对手，这几点也不算致命要害。偏偏东吴统帅周瑜有过人的智慧，巧妙地把这几个曹军弱点利用起来，制订了正确的策略，给予曹军致命地一击。换一位差一点儿的指挥官，这场仗也打不赢的。
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但是，奇迹般的战术只能延缓历史的进程，却改变不了历史的大趋势。曹操在用人、治国、屯田、用兵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军阀，因此他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虽然输了，但是曹魏占据的领土最大，在三国中的生产力最强。随着时间的推翻，曹魏和蜀吴之间的国力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中国还是被曹魏以及接替曹魏的晋帝国统一了。
太厚道的人理解不了帝王之术——五胡十六国与淝水之战
一
这一章主要讲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段历史比较乱，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
魏晋南北朝之前是三国时期，我们都已熟悉。
三国混战，最后魏国获胜，但是在统一中国之前，魏国就被晋国取代了。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西晋”。
西晋统一的时间不长，就很快发生了内乱（八王之乱）。借着西晋内乱的机会，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侵，一举攻陷了西晋的首都洛阳。西晋的王族大臣们纷纷南逃，在中国南方建立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新朝廷定都在今天的南京。南京比洛阳靠东，所以这个政权被称为“东晋”。
东晋在中国的南方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与此同时，中国的北方有一大堆游牧民族和汉族的小国家互相打来打去，这段时期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五胡”，就是五个少数民族，“十六国”就是十六个国家，实际上总数不止十六。总之就是乱打成一锅粥。
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和南方的东晋是同一个时期的事。
后来形势又变了。北方被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统一后，又相继被若干个游牧民族政权代替。南方类似，接二连三被好几个汉族政权统治。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把中国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北方有好几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朝代”，南方也有好几个汉族建立的“朝代”。因而这段历史被称为“南北朝”。
最后，来自北方的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
整个魏晋南北朝是一段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时期，这么长时间的分裂，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段历史，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下表：
二
我们这一章讲的，是从西晋到东晋这段历史。
东汉末年，门阀世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很多国家大事门阀说了算，这种社会被称为“门阀社会”[13]。
在“门阀社会”下，某人能当上皇帝，靠的是自己家族的势力。这种制度很不稳定，只要皇帝家族势力变弱，大权就会旁落。
比如曹操是位非常厉害的大政治家，整个魏国都是他一手建立的。可是他的后代能力太差，家族势力逐渐衰弱。再加上魏国第三代皇帝登基时只有八岁，于是大权旁落，皇帝身边有权势的曹氏门阀和司马氏门阀展开了权力争夺战，最终获胜的是司马家，于是魏国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国号改为“晋”，中国进入了西晋时期。
西晋借助魏国打下的基础，很快统一了中国。西晋也属于门阀社会，皇帝除了司马家的亲戚外，没有外人可以依靠。皇帝司马炎看到当初司马氏取代曹氏的时候，曹氏衰弱，拿不出可以和司马氏对抗的实力。于是他决定回到分封制时代，把天下领土分封给自己的亲戚，让他们手握重兵，这样在将来的门阀斗争中，司马家还可以留几张底牌。
前面讲过分封制会导致分裂，这一次也不例外。
司马炎之后，继位的是晋惠帝。这位晋惠帝最有名的典故是“何不食肉糜”。据说有一年饥荒，大臣报告说：“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很多人。”结果晋惠帝回答：“百姓没有饭吃，那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个故事反映了统治者远离底层人民的荒诞与不堪，流传很广。
无独有偶，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人民生活艰难。据说当时的玛丽皇后听到“百姓吃不到面包”时天真地回答：“那他们可以吃蛋糕啊！”这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然而经过史学家的考证，玛丽皇后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历史上这一类极具戏剧性的小故事有很多都经不起考证。即便是当时的人，也可能是把一些听着刺激的传言当成真事来流传。因此这一类故事我们只能姑且听之，不能当作正史。
虽然“食肉糜”的段子不可信，但晋惠帝的智商确实有问题，于是皇权再次旁落，外戚专权，门阀互斗。司马炎分封的那些诸侯手握重兵，可他们不是为了皇室而战，而是为了自己夺权而战，天下又陷入了一连串的军阀混战中。这场战乱，被称为“八王之乱”。
经过连年的混战，八王之乱最终平息，但整个西晋的政治、经济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国家凋敝不堪。
最后获胜的，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前面说过，游牧民族南侵是中国古代史上永恒的主题。早在八王之乱之前，游牧民族已经逐渐南迁，居住到长城以南的地区。他们中有一部分是汉朝为了充实边境人口，刻意南迁进来的；有一部分是趁着三国中原混战的机会入侵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三国军阀混战的时候，一些军阀邀请入关帮助自己作战的。另外，根据气象历史学家的考证，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气候比较干燥寒冷，草原面积减少，这也是促使游牧民族不断南下的原因之一。
趁着八王之乱后西晋极度衰弱的机会，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侵。西晋的汉人贵族抵挡不住，只能向南方逃窜，在南方建立了“东晋”。
东晋时期，中国北方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游牧民族长久占领。战乱和劫掠驱使大量的北方汉人迁居到南方。北方百姓惨遭涂炭不说，北方的贵族迁居到南方后，大肆侵占南方的山泽土地，南方百姓也饱受苦难。不过这场灾难也给南方经济带来了契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先稍微谈一下，为什么在此之前中国经济的重心会在北方？南方温暖潮湿的气候，不是更适合农业种植吗？
其实，两千年前北半球的气候和现在不一样，远比现在更暖和。据考证，夏商时期中国北方的温度相当于今天的亚热带地区。殷商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不少属于亚热带地区的动物化石。甲骨文卜辞中还有捕获大象的记录。
也就是说，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温度温暖宜人，最适合动植物生长。相比之下，南方温度过高，容易滋生瘟疫毒虫，生活反倒不易。因此虽然古代中国南北方都有人类居住耕种，但是北方更适合农业生产，农业经济比南方更发达。
在中国历史上，气候呈周期性的冷热变化，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冷，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觉得北方气候干冷，不如南方温暖宜人。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北方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大部分时候要多于南方，北方人民南迁在历史上持续不断。再加上北方气候逐渐变冷，北方环境因为人口过多而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因此越到后来，南方的经济水平就越高。到了唐朝末年，南方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再往后，南方成为了中国农业的重心，北方需要常年从南方输送粮食了。
__________
三
西晋灭亡后，北方的汉人惨遭驱逐，但是占领北方的游牧民族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占领的领土太大，时间太短，一时间消化不了这么大的土地。
游牧民族越过长城占领了中原，从此以后，他们要放弃游牧生活，开始统治农耕地区。统治的面积小还好说，面积一大，就有问题了。
回想之前的周朝，为什么要把领土分成那么多份给自己的亲戚，最后导致国家分崩离析？是因为当时的周朝政府没有很好的办法管理那么大的领土，他只好分封出去，让亲戚代管。
后来大统一的秦朝、汉朝，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们说过，“儒表法里”、“王霸杂之”。对于统治百姓来说，这意味着两点：第一，需要一套复杂严密的官僚机构，保证皇帝的权力能够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郡县，这是“法”。第二，需要全套的儒家思想，用“礼”“仁”的道德思想教化百姓，减少农耕社会的管理成本，这是“儒”。
这两套系统，在当时都是农耕民族特有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西晋灭亡以后，那些占领了中原的游牧民族仅仅在武力上征服了北方，他们既不会建立成熟的官僚结构，也不大了解儒家道德对统治的意义。因为缺乏最基本的统治才能，建立的政权也就不能长久。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南方一直都是统一的东晋，北方却是“五胡十六国”，先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国家，统治十分不稳定。
淝水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五胡十六国”正中间的这段时期，氐（dī）族统一了中国北方，首领叫做苻坚。氐族发源于中国西北地区，和当年秦朝的发源地相同，因此国号取名为“秦”。因为在五胡十六国期间，后面还出现了两个国号为“秦”的国家，因此苻坚的政权被后人称为“前秦”。
苻坚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君主，他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打败了其他少数民族，统一了中国北方。这是西晋灭亡以来中国北方第一次被统一。苻坚因此志得意满，在统一北方不久，他决定趁势把南方的东晋一起灭掉，成就不世功业。
但是他太心急了。作为游牧民族政权，苻坚统一北方的时间太短，他只是在军事上让各地臣服，还没来得及用官僚系统和儒家道德把国家整合为各地皆服从于中央的整体。
苻坚是氐族人，他以氐族的武力征服了汉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但是，其他民族仅仅是怕了他的武力，并不是真的臣服于他。
苻坚并不是不懂儒学，那时的游牧民族领袖受到汉族的耳濡目染，知道只有模仿汉族朝廷的模式，才能统治好农耕民族。但是他们学习的时间太短，很多人都只学到一点儿皮毛。所谓“儒表法里”，“儒”是在表面上的，人人都去谈的。“法”这部分是藏在里面的，很少有人直接谈论的。一个不熟悉这一套的人乍一看汉族的统治方法，就只看到表面的“儒”，就只有仁义道德，他要是只学了这一半，那就学偏了。
苻坚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儒家文化的坚定拥护者，信奉“礼”“仁”之道。但是苻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知道“儒表”之外还有“法里”。我们说过，对于大臣来说，“儒表法里”的意思是“表面大谈道德，实际要用权术”，可苻坚就是单纯的仁义。苻坚对于自己征服过的敌人统统既往不咎，甚至还委以重任。哪怕再次反叛的人，他抓住后还是重用。他过于宽厚，导致治下的各民族首领蠢蠢欲动，很多人都在谋划叛乱——反正被抓住了也不会被处死。
在外表看似强大、实则内患无穷的情况下，苻坚开始了对东晋的征服战争。
其实，苻坚是很有可能征服东晋的。前秦虽然问题重重，但军事实力远远强过东晋，苻坚趁着刚统一北方的势头，一波推到南方还是有可能的。
但结果是东晋打赢了。
先讲一点儿地理知识。淝水之战和赤壁之战一样，都是北方进攻南方的战争。但是战争的地点不同，赤壁就在长江上，淝水却在长江以北，位于淮河流域。
淮河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长度要比黄河、长江都短。看地图会发现，淮河附近水网密集，密密麻麻都是河道。这里的地理特点是河多、湖多，还有不少的山地和丘陵。这种地形非常适合水军作战，不适合骑兵驰骋。前面说过，骑兵是个特别强大的兵种，中国北方擅长培养强大的骑兵部队。但是北方骑兵一到了淮河流域，优势尽失，反倒是善于水战的南方军队能占优势。所以在南方防守北方的战争中，淮河流域常常作为长江防线的延伸。淮河流域纵深很广，在这个地区进行防守，可以利用空间来减缓敌人的攻击势头，加长敌方的补给线，分散敌方的兵力，让敌人在进攻中暴露薄弱的侧翼。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有“守江必守淮”的说法。
淝水之战，就是在淮河流域发生的。
为了征服东晋，苻坚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号称百万。如果真有百万大军一起来到淝水，那多少东晋部队都不够打的。可是在交通和通讯技术很差的古代，组织百万大军需要极强的协调能力。苻坚统一未久，对各地部队不能做到精确地调遣。他虽然下达了调集军队的命令，但是由于路途有远有近，组织能力有强有弱，各部队到达战场的时间差别很大。真正在第一线参与淝水之战的，只有十五万军队（一说三十万）。虽然仍旧比东晋部队多很多，但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了。
更倒霉的是，苻坚还被自己的手下出卖了。前秦军队和东晋军队在淝水两岸对峙时，苻坚手下有一员叫朱序的大将，在战争前借着和东晋谈判的机会，跑到东晋的大营里，和东晋的指挥官谢安订下一条计策。朱序让谢安写信给苻坚说：咱们要是一直在淝水两岸对阵，这就变成持久战了，打得不痛快呀。要不这样，你稍微后退两步，我们渡过河去，咱到河那边来个大决战，你看怎么样？
苻坚看到这封信后，以为谢安在犯蠢。苻坚认为可以将计就计，在东晋军队渡河的半途中发动进攻，必可获胜。
苻坚的想法不错，但是他的部队没有足够的执行力。
在古代战场上，个人的视角很狭窄，无论士兵还是将领，他们看到的只有自己附近的一小块地区。对于远在数里之外的情况，只能听侦察兵和传令兵的消息。苻坚的十五万军队人数太多，在战场上摆开时占了很大一片土地，有些军队和指挥中心距离很远，通讯十分不便。在全军大撤退的时候，看到友军大规模地后退，消息不灵便的部队会产生疑惑，不知道阵前发生了什么。
为了防止部队之间产生误会，古代的将领会严格训练部队，要求无论战场上发生什么情况，将领在接到新的命令之前都要无条件地执行原有命令，士兵也要无条件服从将领的命令。问题是，苻坚的这支军队由很多民族部队组成，其他民族和苻坚并非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只能算是暂时合作的小伙伴。他们中很多人还想着有朝一日取苻坚而代之，谁会在关键时刻为苻坚卖命？一旦看到战场失利，逃跑是他们最理性的选择。
就在这个时候，朱序突然在前秦军队后方大喊：“秦军败了！”这个信号加深了前秦军队的疑惑，当有的军队信以为真而真的败退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败退的军队越多，其他军队越加相信败退的事实。这就叫“兵败如山倒”，军队一旦开始溃退，阻止败势就是不可能的了。这时，已经和朱序联络好的谢安真的发动了进攻。假撤退变成了真溃败，前秦大军一败不可收拾，从而彻底输掉了战争。
苻坚的失败，主要败在他不懂得统治农耕民族的关键。苻坚以为自己是中国北方的统治者，实际上他只是诸民族联盟的盟主。淝水之战，苻坚损失的不过是十几万人，要是换成了统治稳固的政权如曹魏，输了回去重整旗鼓就是。可是苻坚的统治太松散，其他民族首领看到他大败后，没人再听他的命令，纷纷造翻。两年后，前秦就被其他游牧民族消灭，中国北方再次陷入了混战中。其实就算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获胜，征服了东晋，以他的统治方式也无法长久，前秦也早晚会陷入内乱。
具体到淝水之战的失败，也和苻坚不懂得“儒表法里”、不懂得“表面仁义内心厚黑”的帝王之术有关。那个让他吃了败仗的朱序原本是东晋的大将，在之前的战争中被苻坚俘虏。苻坚过于热衷儒家“仁”的品质，以为他待人宽厚就能感化降将，殊不知汉将在“儒”的下面还藏着“法”的权术，稍不留神就给你下个绊。
帝王之术，不是那么好学的啊！
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北方民族大融合
一
这一章，讲的是“南北朝”时发生的事。
南北朝在五胡十六国之后。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北方的游牧民族第一次统治农耕民族，还摸不清门道，建立的政权接二连三地失败。经过不断地尝试、总结经验，游牧民族的领袖逐渐掌握了统治农耕地区的技巧。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游牧民族知道应该如何向汉民族学习，统治技术渐渐娴熟。这段时期北方政治的稳定性要强于五胡十六国，分裂的政权变少了，政权之间的更替时间也变长了。
我们这一章所讲的北魏孝文帝迁都和改革，就是游牧民族模仿汉人统治模式的一个关键事件。
上一章讲过，游牧民族需要学习的统治之术有两方面，“儒表”和“法里”：儒家的礼教道德和法家的政治经济制度。
先说儒家道德。
儒家道德（也就是礼制）对社会统治的好处，我们已经讲过了：用道德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降低管理社会的成本。
儒家道德也不是那么好学的。“教化百姓”听着简单，其实是一套很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一些复杂的伦理学问题。如亲情和法律碰撞的时候，该怎么选择？这些问题由很多儒家学者反复研讨过，形成了好几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儒家礼制还包括一系列的规矩制度，如要求全民定期祭祀，要求各地官员按照儒家道德管理百姓，这套系统能保证儒家道德在全国普及，而不只是沦为空泛的道德口号。
第二个要学的，是政治和经济制度。
儒家道德仅仅能让百姓安分守己、不犯法，光靠这点还不足以统治国家。在讲王莽的时候我们说过，统治国家还需要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要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官僚系统，如何收税，如何管理田地买卖，如何控制盐、铁等战略物资的生产，如何控制货币发行等。这些知识就不属于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个技术问题了。
明白了这点，我们再来评价孝文帝。
二
在游牧民族早期儒化的队伍中，北魏孝文帝是最激进的一个。他不是部分地学习儒家思想，而是要把自己所属的鲜卑族从头到脚全盘儒化。不光要读儒家的书，模仿儒家的官僚制度，甚至连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语言，都要改成汉民族的。
因为孝文帝的所作所为，他成了儒化的英雄。
然而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的很多改革举措都有商量的余地。
孝文帝继承帝位的时候只有五岁，按照北魏的习惯，为了防止皇后专政，太子继位后要杀死他的生母。所以孝文帝的母亲很倒霉，在孝文帝继位的同时就被赐死了。但是皇帝太小，还是管不了国家大事啊，大权就落到他的祖母文明太后的手里。文明太后是汉人，也是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北魏的汉化改革其实从文明太后的时候就开始了。
文明太后制订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汉化政策，如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朝廷给官员发放俸禄等。这些政策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进行汉化改革，也就是说，是从“法”的角度去改革。
原先的北魏有很多从游牧民族延续下来的制度，如，王室之下是很多部落，王室不负责各部落的花费，各部落缺钱就从自己领地里征收或者自己去劫掠，拿多少也没有定数。显然，这种模式不适合统治农耕民族，既不利于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天天过着被抢的日子，谁还愿意生产），财富也都流入了部落首领和地方汉族豪强（他们帮助部落首领向百姓征收）的口袋，时间长了很容易造成地方分裂。
文明太后的几项改革政策改变了上述情况，把税收大权抓到王室的手里。这对于北魏的长久统治是很有必要的。
到了孝文帝执政的时代，他汉化的愿望比文明太后还要强烈，执政不久，他就准备把北魏的都城从今天的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来。
南迁的理由大概有这么几个：
一是大同这里鲜卑旧族居多，孝文帝推行汉化的压力太大。
二是北魏统一北方之后，想要继续向南征服中国南方。大同太靠北方，不利于组织南方的战争。
三是大同的粮食产量太低。大型帝国的首都附近必须驻扎大量的中央军，这样才能保持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粮食，古代运粮成本太高，因此古代大帝国的首都大多选择在粮食产量较高的地区。
洛阳符合以上几点要求，粮食产量高，位于中原的中心，交通便利，易于防守，之前曾是很多中原王朝的都城。
总的来说，北魏迁都到洛阳是个利大于弊的决定。
除了迁都这件事外，孝文帝还有一系列改革措施。我们先说比较靠谱的几条：
“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这是从“法”的角度改革。
“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这是从“儒”的角度改革。“以孝治天下”的好处，我们在第九章已经说过了。
“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这一条是为了减少民族隔阂。游牧民族的人口总数有限，如果长期放任民族隔阂，就会出现苻坚那样政局不稳的情况。联姻可以减少民族纷争，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以上几条改革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们单说剩下不靠谱的几条。
三
前面讲苻坚的时候说过，那些不是很熟悉儒家政治的人学儒家时，只看到了“儒表”，看不到“法里”。苻坚在对待大臣上犯了这个错误，孝文帝在统治百姓上也犯了这个错误。孝文帝知道儒家对统治有好处，但他主要看到了儒家表面的礼仪那一套，只看到了各种复杂的规矩、特殊的仪式、繁多的名目，他以为模仿了这些表面的东西，就掌握了儒家统治的秘诀，这当然是错的。
孝文帝的几条不靠谱改革，大多和这个有关。
先说“将鲜卑族的姓氏改为汉族姓氏”。
两晋南北朝是门阀社会，大门阀能左右朝廷局势。那些大门阀家族显赫，以本门姓氏为尊。孝文帝改鲜卑族姓氏，是想学汉族的门阀制度。他不光是改姓氏，还硬性划分出八个高级姓氏和一些低级姓氏，选拔官员以姓氏门第论。
我们将来会说到，门阀政治是一种落后的、弊病丛生的制度。孝文帝改姓氏，说明他没有看清当时儒家政治的利弊，把坏的制度也学来了。
再说“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简称“禁胡服”。
这个政策乍一看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非常重视穿衣打扮。
在古文中，有一个词叫作“左衽（rèn）”，用来指代“少数民族”。“衽”，是“衣襟”的意思。古人穿的大袍子，前面的两片衣襟压在一起，在胸前形成一个类似“y”的样子。以穿衣人的角度来说，这个“y”下面这一撇，撇向左边，就叫“左衽”，撇向右边，就叫“右衽”。
汉族的传统习俗是，穿衣服一定要“右衽”，死者穿衣服才用“左衽”，以示和生者的区别。如果你平时的衣服是“左衽”，说明你这个人不会穿衣服，属于外族。所以古文就用“左衽”来指代“少数民族”[14]。
在我们今天看来，衣襟哪边压哪边实在是个很小的事，一般人不会注意。但就这么一点儿服饰的细节，竟然能区分这个人是哪一个民族，是活人还是死人，可见传统文化对服饰有多么重视。
儒家对于该怎么穿衣服、怎么戴帽子，都有特别严格的规定。
这是为什么呢？
儒家推崇“礼”，认为社会必须有严格的等级秩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身份，他的行为必须符合这个身份。用通俗的话说，当百姓就得有当百姓的样儿，当官就得有当官的样儿，当皇帝就得有当皇帝的样儿。
可是，一个社会里有那么多人，人们怎么知道对方的身份呢？
身份不是人天生就带来的东西，是社会外加给人的。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裸体的世界里，人人坦诚相见，官员和贫民都光着屁股面对面站着，谁又能比谁高贵呢？所以，儒家需要一个外在标记来表示人的身份，这个标记就是衣冠。因此儒家特别看重服饰的样式，错穿一点儿都不行。穿错衣服身份就乱，身份一乱社会秩序也就乱了。
可是孝文帝一股脑地禁胡服、学汉服，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做法。他没必要全面禁止胡服。
因为衣冠的重要性不在于具体的样式，只在于它能区分出每个人的身份等级。你继续用胡服的样式，只要模仿儒家衣冠文化的严格规定，对于统治的效果是一样的。比如清朝全面模仿儒家的礼仪制度，他们的衣服是在满族服饰的基础上参考儒家衣冠制度设计出来的“旗装”，样式和汉服不同，却不妨碍他们使用儒家礼制。
改穿汉服也不是没有好处。游牧民族的服饰是为了便于骑马射箭，抵御北方风寒设计的。到了以农业生活为主的中原，这样的衣服没有了用处，反倒不如汉服舒服。但孝文帝那种用政令方式禁止胡服的做法，问题就很大了。
什么问题呢？我们先讲完“禁胡语”再说。“禁胡语”，就是朝廷中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必须使用汉语，不许用鲜卑语。
提倡说汉话的确有好处，因为当时亚洲最重要的著作都是由汉语写成的，著作量太大，全部都翻译成其他文字是不可能的事。鲜卑族统治者要想尽快用知识武装自己，最好的办法是亲自学习汉文。而且长城以南的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是汉民，政府从上到下也要任免不少汉族官员，仅从交流方便的角度讲，提倡学习汉语也是对的。五胡十六国中的其他游牧民族统治者，也都提倡学习汉语。
但是，学汉语的同时没必要禁用自己的鲜卑语啊。还是拿后来的清朝做例子。满清入关以后，为了维持统治，皇帝会学习汉文和蒙文，很多皇帝的汉学造诣精深。但与此同时，清朝皇帝并没有放弃满语，他们称满语为“国语”，要求八旗官员必须熟练掌握满文技能。在面对满族嫔妃和太监的时候，在和满族官员对话时，以及在批改满族官员的奏折时，清朝皇帝都会使用满语。这个政策也没有影响清政府用儒学来统治中国。
站在维持自身统治的角度来讲，禁胡语和禁胡服都不是必须的，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大。
__________
四
民族自豪感是一种天生的情感。我们内心深处总是觉得自己的民族比别的民族更优秀，听到有人夸中华民族好，心里就美滋滋的。甚至有些人对民族的感情到了非理性的程度，只要是夸奖的话，不分真假都愿意相信。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来自于我们的基因。在远古时代，人类只有团结在一起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如果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对本集体爱得毫无理性，那么这个集体就能抵抗更大的压力，更有可能生存下去。因此今天的我们天生都有这种非理性冲动。
比如在学校里，每个班的学生都觉得自己的班级是年级里最优秀、最好的（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集体荣誉感”）。这显然是荒谬的：从逻辑上说，一个年级里只可能有一个班级是最优秀的。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班级在全年级是最好的，那说明这个年级里绝大多数人的头脑都不清醒。
但是，强大的基因冲动可以让我们置逻辑于不顾，这就是“自豪感”的威力。
民族自豪感人人都有，鲜卑族也不例外。平白无故要一个人放弃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服饰，对于任何人都是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事。
孝文帝禁胡服和禁胡语的命令引起鲜卑人极大的反感。大部分鲜卑族官员都是阳奉阴违，上朝用汉语，下了朝还是继续说鲜卑话。甚至连太子都反对他，私下里偷偷换上鲜卑族的服装，还逃出洛阳返回故都，结果被孝文帝赐死。。
孝文帝虽然正确地意识到学习儒家思想的必要性，但他没能分清哪些知识必学，哪些可以不学或者缓学。他的改革政策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违背了大部分鲜卑贵族的感情诉求，只能靠武力的手段强制推行。偏偏孝文帝执政的时间又不长，在迁都五年后就死了。在他死后，北魏政局日益糟糕，境内叛乱四起，很快就被其他游牧民族取代了。
五
这一章的主题是“民族融合”，我们就这个话题再多说几句。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和汉族融合在了一起。比如鲜卑族，经过长时间的农耕生活，他们学习了汉族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到了隋唐时，鲜卑族和汉族融为一体，渐渐消失了。历史上还有不少民族的情况也是类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和生活环境有关。
所谓民族文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活环境决定的。比如长城以北的民族文化多和游牧生活有关；长城以南的民族文化，多和农耕生活有关。当两个不同民族的人民由于迁徙、战争等原因混居在一起时，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同，生活习惯必然趋同，最终民族习俗也就会趋于一致。再加上长期混居容易打破语言的障碍，通婚会消除血缘的差别，久而久之，两个民族也就会融为一体了。
在五胡十六国期间，有很多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一开始，他们尽量保留本民族的习俗，甚至有些人还坚持住帐篷，坚持骑马放牧。但是中原地区的人民整日都在农耕，游牧民族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不得不接受包饺子吃米面，按季节到村子里收税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那些在中原地区出生的后代，他们很自然地觉得，以汉族的生活习俗在中原生活，要比坚持游牧民族的习俗更舒服、更方便。几代人以后，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和汉族没什么区别了。
满清入关以后，想了很多办法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习俗，比如要求八旗子弟说满语，习骑射。一开始这些要求还有点用处，但是在汉地生活了几十年、上百年后，连八旗子弟也觉得还是汉族的生活方式更舒服。等到民国时再看那些八旗子弟，提笼架鸟、擅书能画，一嘴的京片子，已经基本没有游牧民族的痕迹了。
反过来，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汉族人跑到长城以北生活，时间一长，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和当地的游牧民族相同了。
另外还有一个宗教问题。
不同民族的人群长期混居会造成融合。但在一种情况下例外：有宗教的影响。
宗教的约束力要大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世界上大部分宗教都要求信众严格遵守独特的生活习惯。虔诚的宗教信徒不会在生活习惯上随便和教外人士混同，融合也就难以实现。所以西方有一些地区常年有多民族、多教派混合居住，却并没有融合。
中国的情况不同，古代中国由于儒家思想占绝对优势，宗教对人们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历史上，传入中国的宗教都要在教义上向儒家妥协，在不和儒家思想产生冲突的情况下才能传播。所以中国传统宗教对民众的约束力很小。很多中国百姓更相信“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教条，宗教信仰不是特别认真。比如在中国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和尚老道见面和朋友一样攀谈论道；老百姓前脚拜完菩萨，后脚就去给太上老君磕头；甚至还有不少同时信奉儒、佛、道，推崇三教合一的教派。为什么在古代中国的民间，各个教派之间不怎么打架呢？因为大家在儒家道德上找到了共同点。连宗教本身都趋于混同，宗教也就不可能在中国造成族群对立了。
为什么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呢？
我们说过，农耕民族的生产力要比游牧民族高，中原要比长城以北更富足，更能抵御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一旦有机会，北方的游牧民族总想要进入长城以南生活。哪怕他们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原，只要他们长期在中原生活，总会慢慢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接受儒家文化，最终和当地的人民融为一体。孝文帝的汉化虽然在短期内失败了，但是站在大历史趋势上看，汉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孝文帝之后的北朝帝王们，他们虽然有人反对汉化、试图反过来鲜卑化，但他们的政策都没能坚持太长的时间。最终，鲜卑等游牧民族都接受了汉族文化，本民族文化被逐渐遗忘。隋朝和唐朝的皇帝祖上都是鲜卑族，但已经用汉名、说汉话、穿汉服了。
理科生穿越回古代就是一悲剧——魏晋南北朝的理科成就
一
我们学过数学都知道，π叫作“圆周率”，指的是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是计算圆的面积与周长必不可少的参数。早年，世界各族人民对π的认识都很粗浅，一般只把π取为3。
要计算出这个结果很容易：只要制作一个尽可能圆的轮子（可以用类似圆规的办法，固定一段绳子，把绳子拉直，绕顶点旋转一周来画圆），测量轮子在地面上走过一周的长度，再和轮子的半径（也就是刚才画圆用的那段绳子）一比，再除以2，就是π的值了。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早在我国夏朝的时候，就已经把π估算到小数点后一位了。
这种用实验求π的计算方式虽然方便，但很不严谨，被戏称为数学题中的“暴力计算法”。类似的事很多数学家都干过。据说有一次伽利略想要证明一个由曲线围成的图形，面积是另一个圆的3倍。这个问题要准确计算，必须用到微积分，但是伽利略的时代还没有发明微积分。结果伽利略的证明方式是：在金属板上切出题中的曲面图形和圆形来，然后用秤称了一下，前者的重量正好是后者的3倍。
其实π的暴力计算法不止一个，再介绍两个更凶残的：
第一个叫“蒙特卡洛法”。在平面上画一个圆，再画一个外切正方形。朝这个图形扔针（扔别的东西也可以，只要有尖就行），扔的次数越多越好。用针尖落到圆形里的次数，除以针尖落到正方形里的次数，再乘以4，这个数字便是π的近似值。
第二个叫“蒲丰投针法”。取尽可能多的等长度的针堆成一堆，在平面上画上很多间距等于二倍针长的平行线。把那堆针随手扔到平行线上，用总针数除以和平行线相交的针数，结果就是π的近似值。（严谨地说，平行线应该画得足够多，不能把针撒到离平行线太远的地方去。）
这两种方法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前者的原理是，题中圆和正方形的面积比正好是π/4。后者针和平行线相交的概率正好是1/π。第一题很好计算，第二题虽然超出初中生的知识范围，但是稍微用点功夫还是可以求出来的。
暴力计算法虽然巧妙，但只能估算出大概值，并不是准确的数学计算，这是数学家不能容忍的。
用严谨的数学方法计算出π才算真本事。在人类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用数学方法计算π的人是古希腊的阿基米德，时间上相当于在我们的秦朝时期。
中国最早计算π的是制造地动仪的张衡，他把π算为3.1622，相当于把π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从第二位开始他就算错了，所以后面的位数就不算数了）。
张衡之后，中国还有很多数学家都尝试计算过π，以《九章算术》的作者刘徽最为有名，他把π算到小数点后第四位。
我们这一章介绍的祖冲之是南北朝时的南朝人，他更厉害，他把π计算到了小数点后第七位。因为他的数学著作《缀术》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我们只能推测祖冲之计算π的方法是“割圆术”，这是因为祖冲之之前的刘徽提出了“割圆术”的方法。从常理上推断，祖冲之当时只有“割圆术”这一个方法可以使用。
祖冲之计算出来的π值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数学家，他的记录直到15世纪（在我国明朝时期）才被阿拉伯数学家打破。这在中国数学史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传统重视文科，轻视理科。祖冲之做出如此了不起的成绩，却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大约到了元朝以后，祖冲之计算的π值已经被中国人遗忘了。后来的中国人使用的仍旧是张衡时代3.1622的粗略值。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中国人还要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圆周率的知识。
二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轻视理科，但也有例外。中国古代重农轻商，认为农业是国家之本，凡是和农业生产有关的知识，在古代是被重视的。
比如历法，历法能够告诉农民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是农业生产离不开的。再加上历法又关系到祭祀的日期，所以古代朝廷大都设置专门的机构研究、制订历法。前几章说过的张衡，之所以他的天文学研究能够得到朝廷的支持，就是因为天文学研究对制订历法有帮助。祖冲之在当时受到重视，也是因为他制定了历法《大明历》（不是明朝的历法哟）。
接下来要介绍的《齐民要术》更是和农业生产有关系，它是一本小型农业百科全书。“齐民”的意思是“普通百姓”，“要术”的意思是“重要的方法”。《齐民要术》的字面意思是“普通百姓（用来谋生）的重要方法”。
在中国历史上，《齐民要术》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向来更重视哲学、艺术、国家政策这些“大话题”，对于生产知识很是轻视。在《齐民要术》之前，也有过一些记录农业生产技术的图书，但是数量不多，内容也不够全。《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内容十分详尽，涉及到农作物的种植、园艺栽培、牲畜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很多方面的内容，甚至还记录了外国的动植物。
作者贾思勰（xié）作为地方高官（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能够以百姓民生为重，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做这项工作，是很了不起的。《齐民要术》的内容既全面又可靠，是后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参考书。后来历朝的农业书籍都要参考《齐民要术》，称得上是我国农业技术史上的里程碑巨著。
《齐民要术》中记录了很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轮作倒茬”（在几块土地上轮流播种不同的作物）、“绿肥养地”（种植豆类等植物作为肥料，增加土地的营养）、选种育种等。这表明，在当时种田已经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这种技术含量高、步骤繁多的耕种模式，被称为“精耕细作”，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大特色。
之所以出现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处在地少人多的环境里，土地面积是限制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瓶颈。为了求生存，古人只好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增加亩产量，实行精耕细作。
当然，精耕细作的产出还是有极限，到了这个时候人口继续增长，国家的经济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旦遇到大面积灾荒、战乱、严重的贪污腐化，就会形成大批企图造翻的流民，把国家推向灭亡。这个问题，就不是《齐民要术》可以解决的了。
三
《水经注》其实叫作《〈水经〉注》，是郦道元给《水经》这本书写的注释。《水经》是一部记录中国各地河流的古代地理书。
《水经注》虽然名义上是注释，但郦道元所写的内容比原文更加精彩详实，记录的河流数量是原作的十倍，字数是原文的二十多倍，水平远超原作。
在《水经注》里，郦道元不光写河，他还写河道沿岸的风土人情、神话传说，好像是沿河而行的游记，也像是以河为主题的散文。《水经注》文笔上佳，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被当作南北朝散文的代表作。在描写三峡时，《水经注》里有“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两句。后来唐朝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里，“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即从此化来。
《水经注》内容详实，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从古代到现代，有很多学者研究《水经注》和郦道元，甚至像《红楼梦》的“红学”那样形成了“郦学”。比如大学者胡适，就把晚年最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都用在了研究《水经注》上。
在中国古代，科学家都是副业，他们的正职大都是官员——假如不当官，他们就没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从事科学研究。郦道元和祖冲之、贾思勰一样，都是职业官员。郦道元因为当官，还得罪了一个他得罪不起的权贵：汝南王元悦。
这个元悦就是那个推行汉化改革的孝文帝的儿子。元悦这个人品格比较差，还喜欢男风。他特别喜欢一个男宠，甚至让这个男宠来决断国家大事。这当然不符合国家法律。当时郦道元正好在纪检部门工作，负责监察官员。他看不惯元悦所为，找个机会把这个男宠逮捕，要治男宠的罪。元悦连忙上告太后，要求太后下旨放人。史书上说郦道元做官的风格是“严猛”，用东北话说，这个人比较“彪”。郦道元听说太后要下旨，他就赶在太后的圣旨到达之前，抢先一步处死了这名男宠。这自然就把元悦给得罪了。
后来，雍州刺史打算谋反，在元悦的怂恿下，朝廷让郦道元去代表朝廷安抚叛军。结果郦道元在半路上中了叛军的埋伏，自己与家人、随从都被残酷地杀害了。讽刺的是，郦道元最后和随从在高地上据守，叛军久攻不下，就使出断水断粮之计。郦道元等人挖井十余丈也找不到水。写了一辈子河流的郦道元，最后是因为缺水而兵败被杀的。
别不信，大画家画得还没你好——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艺术
一
在汉代之前是没有“书法”这个东西的。原因无他：出现白纸以前汉字太难写了。
前面，我们讲过早期的几种汉字字体：甲骨文（商周时写在甲骨上的文字）、金文（商周时写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大篆（西周统一的文字）、小篆（秦朝统一的文字）。
这些字体里，最容易写的是小篆，用毛笔写在简牍上就行了。听上去好像不难，可是大部分的竹简、木简只是个不到一厘米宽的窄条，小篆的笔画又多又复杂，跟道士画符似的，你拿一颤颤巍巍的毛笔在那么小的空间里，能把笔画准确地写出来就不错了，根本没办法考虑字体美观不美观的问题。
金文、甲骨文就更变态了，要么刻在龟甲骨头上，要么铸在青铜器上，要想写字就得甩开膀子蹲地上在那儿刻。写字不是一个脑力活儿，它成了一个体力活儿。
到了汉代末年情况终于好转了，因为纸多了。虽然纸张还没能彻底代替简牍，但是上层贵族用纸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纸张没有简牍那样的空间限制，又光滑平整，价格也没有丝帛那么夸张，用来练字不会心疼。因为纸张比简牍更容易书写，普及纸张后毛笔也发生了变化，从坚硬的鹿毛变成了柔软的兔毛，书写者能更加自如地控制笔画粗细。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有能力追求汉字的书法美。
也不是所有的字体都适合写书法。
从秦朝一直到清朝的这段时间，中国的政治等级大致可以分成四层：最上面的是统治者，如皇帝、外戚、掌权的宦官等，他们的地位最高；中间的是官员，从最上面的宰相一直到县令，他们大多由知识分子担任；最底下的就是普通百姓了。位于百姓和官员之间，还有一种人叫作“吏”，他们是做管理账目、抄写文书、征收赋税之类琐碎工作的小官。吏和饱读诗书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太多的文化，也不可能升职变成官，社会地位比较低。
我们说过，秦帝国依靠数量庞大的官员和大量的往来文件维持管理。这些官员中有很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下层官吏和武官。对他们来说，成天用笔画复杂的小篆在细小的竹简上写公文是一件很苦恼的事。这些人越写越追求省事，用笔越发潦草，笔画越来越少，慢慢的就出现了小篆的简化版——“隶书”[15]。“隶”这个字的本意是“附属”，用来指人的时候，常指没有人身自由、地位很卑贱的人，如“奴隶”。“隶”字在古语中也用作官名，指的是地位卑贱的下级官吏，如“皂隶”。“隶书”这个词的本意，可以理解成“地位很低的下级官吏使用的文字”，原本身份很低。
最早的文化人看不起隶书。
这就好比今天有一群初中生，因为嫌写普通的汉字太麻烦了，自己私下里简化出了一种全新的写法，把正常的汉字里的笔画去掉了不少，变成了普通人不认识的“火星文”。如果你是一位成年的读书人，你会怎么看？你大概会觉得，这些中学生就是一群不学无术、破坏传统文化的文痞，汉字乃至中华文明就要亡在这群小流氓的手里了啊！
但是懒惰是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懒劲如此之大，不管你大谈什么传统啊、文化啊、贵族风范啊，你都拦不住人们偷懒。
贵族也是人，也喜欢偷懒省事。眼睁着隶书学起来、写起来都比小篆省事，一两代贵族能坚持不用隶书，时间一长就绷不住了。到了汉朝，皇室权贵们逐渐接受了隶书。慢慢的，小篆在社会上消失了，所有中国人都改写隶书。这个变化，叫作“隶变”。
今天有不少人反对简化字，认为简化字破坏了汉字的传承、破坏了传统文化，认为老祖宗留下来的繁体字不能动、不能改。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妨让他们回去看一看“隶变”的过程：他们认为不能动、不能改的神圣的繁体字，其实当初是一群最没有文化的低层官吏，仅仅因为偷懒粗暴地简化出来的。
“隶变”降低了人们学习和传播知识的成本，这是文化的进步。汉朝末年的书法家们，就是从写隶书开始的。
但隶书毕竟是从简牍时代继承过来的，还不是纸张时代的原创。书法家们把隶书写熟练了以后，还要去创造一种适合纸张时代的新字体。
小孩子第一次学写汉字，总是要从结构最“规矩”的楷书开始学起。因为对于一个书法知识为零的人来说，首先应当学会把字写规矩、横平竖直写准确了，才能谈得上下一步的学习。人类的书法历史也是这么发展的。最早的书法家，他们首先研究的是如何把字写得更端庄方正，更容易辨认。隶书就很方正，但书法家们还嫌隶书不够方，又把隶书改得更加“规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楷书。“楷书”的“楷”，有“楷模”的意思。直到今天，楷书也被当成最标准的汉字字体，是所有汉字的典范。
然而，“规矩”并不属于艺术。艺术恰恰是“规矩”的反面，追求的是无限的自由。
王羲之就是那个突破楷书“规矩”的限制，带领书法走向自由境界的人。
王羲之是东晋人，他的家族叫作“琅琊（lángyá）王氏”，是东晋最大的门阀。注意，是最大，没有之一。东晋的皇帝不是姓“司马”吗，可是当时有一句话，叫“王与马，共天下”，是说王羲之他们家势力大到能和司马家平分天下。关于他们家族有个著名的段子，说东晋第一个皇帝在登基大典上，坐在龙椅上招呼他们家族的老大王导说：来来来，咱爷俩一块坐嘛。王导当然不敢坐啦，但可见他们家族的地位。
因为家族显赫，王羲之也当了大官，其中一个职位还是武将，叫“右军将军”，王羲之因此也被人们称为“王右军”。家族背景给王羲之带来了优越的生活条件，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沉浸在艺术创作中。再加上赶上了纸张的普及，王羲之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书法家。
王羲之也善于写楷书，但他艺术成就最高的，是行书和草书。
楷书结构规矩、易于辨认，但是横平竖直的写起来太慢。出于实用的需要，人们在写楷书时会适当加快速度，于是出现了比楷书更潦草一点的行书，以及更加潦草的草书。相比楷书，行书和草书拘束更小，更自由，容易表现出书法家的创造力。
王羲之最有名的作品是《兰亭序》。“兰亭”是浙江绍兴市附近的一处地名，王羲之曾居住在这里。有一年，王羲之邀请许多文人名家在这里集会，大家在会上吟诗作赋，这些诗文合成了一个集子，称为《兰亭诗》。《兰亭序》是王羲之为这个集子作的序。
中国历代文人都高度赞扬《兰亭序》的书法水平，认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行书作品。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欢《兰亭序》。传说有一次李世民听说《兰亭序》的真本在一位僧人的手里，他派人去要，可是老和尚就是不给。作为皇帝，硬去抢人家的书法未免太不像话，可他又非常想要，那该怎么办呢？
关键时刻，李世民手下的一位大臣挺身而出。这位大臣以私人身份拜访老和尚，先假装攀谈艺术，故意激老和尚说他没见过《兰亭序》的真本，等到老和尚把《兰亭序》的真本拿出来供大家欣赏时，那位大臣趁和尚一眼没看住，就把真本给偷了出来献给李世民。李世民得了这真迹，也不觉得丢人，反倒十分高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皇帝明抢不好意思，派人去偷就比较好意思”的故事。这段破事，还被唐代画家阎立本画到了名画《萧翼赚兰亭图》里。
这种传奇的故事就像其他名人轶事一样，真假已经不得而知。不过李世民特别喜欢《兰亭序》是真的，据说他临死的时候要求把《兰亭序》的真本给自己陪葬。直到今天，《兰亭序》的真本在哪里还是一个谜。有人说是在武则天的墓里，有人说真本早就没了（李世民的墓在五代的时候已经被盗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兰亭序》，是唐朝人临摹（mó）出来的，称为“摹本”。
摹本就是一些大艺术家，照着真本的样子模仿出来的作品。摹本和真本肯定有差距，但今天看到的《兰亭序》摹本，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王羲之的伟大之处。
这“伟大”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其实，欣赏艺术不是什么难事，用挑选恋爱对象的方法欣赏艺术就对了。
我们见到一个陌生异性，如何分辨他（她）是否适合成为伴侣呢？大概有三个步骤：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印象怎么样，能不能一眼就让自己心动？
如果第一印象很不错，心动了，那我们肯定会在心里想象一下，和他（她）在一起相处应该是个什么感觉呢？
一般人到这个步骤就够了，可以开始去追求异性了。但如果是之前已经谈过恋爱的人，因为他经验丰富了，所以还会多一个步骤：用过去的恋爱经验去评价面前这个人。
欣赏书法艺术乃至一切艺术品，也是这三个步骤：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书法作品拿过来，直观地去感受。不需要了解书法知识，甚至不认识汉字都没有关系。好的书法作品能让人感觉到“舒服”“得体”。好比看到一幅狂草作品，很可能你在心里咆哮：这乱七八糟的和鬼画符有什么区别？我也能画！可你要是真的信手乱涂一张字，拿来和人家的作品一比就能发现，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如人家的作品看着舒服，结构就是没人家合理。这中间差的，就是艺术家的功力。
更进一步欣赏，要去想象作者的创作过程。对于书法作品，可以去观察书法家的笔势。去看每个字的笔画，顺着书写的方向想象作者是如何运笔的。你可以看出作者在何处用力，何处停笔，随着笔画的走势，你跟着作者把字又写了一遍，在这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行云流水的舒畅感，甚至可以感受到作者当时的情绪。
再进一步地欣赏，就需要具备一定的创作技巧了。这和看体育比赛是一个道理：外行人看体育比赛，欣赏的是技巧高低、比赛输赢。那些真正玩过这项运动的人发现自己想象不到的技巧能被运动员轻而易举地做出来，会忍不住赞叹：“哇，他真是个天才！”这就是俗称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你自己练过书法，再欣赏名家的作品时，也会有这种感受，这时你就能体会到天才和凡人的差距在哪里。
_____________
二
再说说顾恺之。
顾恺之也是东晋人，和王羲之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王羲之一样，顾恺之他们家也是大门阀，顾恺之本人也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因此他有很多时间从事艺术创作。顾恺之擅长画的是仕女画。“仕”是“学而优则仕”的“仕”，是“做官”的意思。仕女，指的是上层社会的女子。顾恺之最有名的作品是《女史箴（zhēn）图》和《洛神赋图》。
“女史”是古代后宫的一种女官，“箴”是劝告的意思。西晋时，有一位文人写了一篇叫作《女史箴》的文章，用来劝诫后宫女子应当遵守哪些品德，文章中引用了很多古代女子的品德故事。《女史箴图》就是根据这篇文章所画的图，每一幅图都表现了文章中的一个故事。这在今天其实就相当于一本《创文明·树新风·后宫十大杰出女青年》的宣传手册，顾恺之就是给这手册画了几张插图。我觉得这幅画的趣味性不如《洛神赋图》，我们还是重点讲《洛神赋图》吧。
“洛神”是古代传说中的女神。据说她是伏羲的女儿，淹死在洛水（即今天的洛河），死后成为洛水的女神，所以叫“洛神”。“赋”是一种类似于长诗的文体。《洛神赋》是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所写的一篇文章。
曹植的父亲是魏王曹操。曹植这个人，文学水平远远高于政治水平，最合适他的生活是远离政治，躲在角落里专心去玩文艺。可是曹植却自不量力地参与了继承王位的竞争，并且在竞争中失败，最终是他的哥哥曹丕当上了魏王。
王位竞争这种事，向来是你死我活。曹丕继位后，曹植的地位一落千丈，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低落的心情下，曹植有一次路过洛水，他想起了洛神的传说，有感而发，写出了千古名篇《洛神赋》。
《洛神赋》辞藻华丽、感情饱满，但情节很简单，大致是这样的：“我”来到洛水边，见到了洛神。“我”被洛神超凡脱俗的姿态吸引，洛神也对“我”产生了情愫。可是人神有别，虽然依依不舍，洛神终归离去，留下了“我”怅然若失。
《洛神赋》里的“洛神”到底指的是谁，人们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指的是曹植的政治理想，寄托了他无法实现理想的苦闷。也有很八卦的说法，说曹植暗恋曹丕的老婆甄（zhēn）氏，“洛神”其实就是甄氏。这等于说，《洛神赋》是一篇单相思的情诗。暗恋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历史根据，但是在古代流传很广，因为古人和我们一样，也很喜欢传八卦呀。现在有一些电视剧、电子游戏会把“甄氏”称为“甄宓（fú）”。其实历史上的甄氏没有留下名字，是因为洛神又叫“宓妃”，又因为这段八卦，人们就管甄氏叫“甄宓”了。
其实，没有具体说明“洛神”指的是什么，这才是《洛神赋》的魅力所在。因为没有所指，《洛神赋》才能触及更本质的主题：人类对美的无限渴求，以及这种渴求终将失望的无奈现实。因此《洛神赋》才能超越时间的限制，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共鸣。
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和曹植的《洛神赋》一样有名。《洛神赋图》把《洛神赋》中的主要故事情节画了出来。《洛神赋图》是一幅长卷，长度有五六米，画完之后卷成一卷保存，欣赏时再一点一点打开浏览。因为这种特性，欣赏长卷不是一眼就能看清全貌，而是有顺序的：按照长卷打开的方向，从头到尾一点点看。《洛神赋图》就按照人们欣赏的顺序，把《洛神赋》的情节一段一段地画出来。说白了，这就是一幅古人的连环画。
打开《洛神赋图》，我们看到它的第一感觉，恐怕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图里的人物确实挺漂亮，可也就是一般漂亮而已，现在很多画家都能把人物画成那样，甚至比他画得更好。而且除了人物外，《洛神赋图》的其他部分画得其实很糟糕：画面不讲构图；人物山水不成比例；甚至山水树木画得非常幼稚难看，好像拙劣的儿童画一般。
假如你也有这样的想法，不用担心，你的想法没有错。很多历史上有名的艺术家、有名的画作，他们的水平不一定能比现代人更强。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大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知识也比不过今天的普通科研工作者。
那些大艺术家、科学家，他们之所以被历史记住，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成绩能超过所有的后人（那样人类就不会进步了），而是因为他们是某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在当时有独一无二的创造。
顾恺之就是这样的人。你不妨在网上搜一搜汉代的绘画，那时的人物画跟简笔画似的，只能用简单的线条大致描绘出人物的外形，基本上不具备美感。顾恺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能把人物衣服的线条画得非常自然，把人物画出形体美，还能准确勾勒出人物表情的画家。我们现在看着非常普通，在当时却能震撼艺术界，让当时的画家们惊叹：“人物竟然还能这么画！”顾恺之之后的画家都去模仿他的画法，因为这个原因，顾恺之才被后人尊为大画家。
三
艺术不只有绘画、书法，还有雕塑造像。
佛教在刚创立的时候反对偶像崇拜，不允许信徒建造佛像。但是，历史上任何宗教要走向大众，总要有神像一类的东西便于大众膜拜。佛教发展了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了很多鼓励建造佛像的经文。这些经文称，多造佛像可以为自己换来极大的福报。在经文的鼓励下，很多信仰者都愿意出钱建造佛像。
造像者当然希望自己建造的佛像能永久保存下去，保存的时间越长，自己的福报想必也就越多。古人能够想到的最坚固的雕像就是石像了。他们找到一片坚硬的山石，在山体上雕刻佛像。雕刻之后的佛像是卧在山体里的，佛像周围被去掉的那些石头正好形成一个为佛像遮风挡雨的佛龛（kān）。这些带有佛像的石洞，就是石窟。有时信徒也会选择绘画的形式：开凿一个石洞，在石壁上绘制佛教绘画。
因为石窟的位置大多就近选择，所以中国古代著名的石窟群，多在当时的佛教重镇附近。
佛教从印度先传播到了西域，再从西域传入中原。我国最早的佛教石窟也沿着这个顺序，先出现在西北地区：最早的佛教石窟是位于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石窟，以及甘肃省天水的麦积山石窟。这两座石窟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就开始建造了。
后来到了南北朝时期，石窟造像的风气向东传播，在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出现了云冈石窟。这里还不算是中原，位置接近当时中国北方的边境。那时居住在北方的人们不断南迁——北魏孝文帝迁都就是一例——建造石窟的风气也随之南移，于是在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出现了龙门石窟。
要注意的是，这些石窟的建造时间都很长，并不只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比如龙门石窟的建造一直持续到明朝，尤其是在武则天时期，龙门石窟建造了一尊高达十七米多的石像，据说是按照武则天的容貌雕刻的。
石像比其他材质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因此它们是绝佳的历史材料。通过这些石窟，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规律。比如早期的佛像相貌和服饰都很像印度人，后期的佛像外观越来越像汉人。这是印度佛教入乡随俗，逐渐汉化的表现。就像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变化一样：在印度，观世音菩萨的塑像是一个男性印度人的打扮，嘴上还有小胡子。随着佛教在汉地的发展，今天的观世音菩萨已经变成了中国传统仕女的样子了。
在山石上开凿洞穴、雕刻石像，对于技术落后的古人来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看着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那些密密麻麻的石洞，我们能感受到古人对宗教信仰的狂热：古人虔诚地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神佛，他们能惩恶扬善，解救人间的苦难。为此，古人不惜奉献终生的精力和财力。我们不能苛责古人迷信，这些信仰能让人们在连年混战的乱世里留下一点安全感，谁又会拒绝这种信仰呢？
范缜（zhěn）会。
四
范缜是一位很勇敢的人。
南朝的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程度，在中国帝王史上能排得上前几名。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帝王信佛信道，但信归信，他们不会放弃奢华的享乐生活：佛经得念，酒肉也不能耽误。梁武帝不同，晚年的梁武帝非常虔诚。佛教主张清心寡欲，梁武帝就照做不误。他吃喝粗糙，不看歌舞，不近女色。印度佛教有一条戒律叫“过午不食”，要求信徒过了中午以后就不能再吃饭。梁武帝也照做，过了中午真不吃饭，就那么饿着。
甚至梁武帝的做法比印度佛教的要求还严格。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佛教僧人不能吃肉。其实，印度佛教不禁止信徒吃肉，只禁止杀生。如果一个动物的宰杀过程僧人没有亲眼看到、动物的惨叫声没有听到、这个动物也不是为了给僧人吃而专门宰杀的，这个肉叫作“三净肉”，早年的印度僧人可以吃这种肉。允许吃肉主要是因为印度僧人以讨饭为生，不可能要求每家施主都专门准备素斋，吃到肉是免不了的事。
可是梁武帝觉得吃肉这种行为太不慈悲了，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用佛教的理论论证不能吃肉的道理，并且以皇帝的身份强行推行这条规定。在梁武帝之后，中国的僧人就渐渐不吃肉了。
梁武帝更著名的一件事，是他曾经有三次出家，每一次出家都搞得大臣们很被动——皇帝不见了，国家大事怎么办呀？结果每次都是由大臣出面，筹集了巨额金钱才把梁武帝从庙里“赎”回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带头信佛，整个南梁上下对佛教更加狂热。在这个政权里，信佛就是主旋律，信佛就是政治正确，谁都不会对佛说个“不”字，否则是自己找不痛快。
可偏偏有个叫范缜的中层官员，来找皇帝的不痛快了。范缜公开发表文章《神灭论》，宣称世上没有神。范缜认为，精神依附于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世上不存在“灵魂”之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观点，不仅和当时南梁的主旋律相悖，也和大部分中国古人的观点不同。自然，范缜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的文人们争相和他辩论。梁武帝本人也参与到其中，他组织了一大帮文人反驳范缜，还亲自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范缜明明知道这样做会让自己孤立于社会，毁掉仕途，可是他不低头，不妥协，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把真理置于个人名利之上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不过要说明的是，梁武帝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也不算差。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因言获罪的例子屡见不鲜。在一些朝代里别说和皇帝顶牛了，就是话里有一点点不尊敬，写错一个字，都有可能被满门抄斩。范缜虽然终生没有得到重用，但他也没有受到迫害，还能继续当自己的官。这种较为宽容的言论环境是值得称赞的。
* * *
【注释】
[1]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片上有一些简单的刻画符号，有些人认为这是原始的文字。但由于符号太简单，不可能描述复杂的信息。
[2] 要注意，我们课本中的“封建社会”和学术界惯常使用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个意思。学术界的一般习惯，是把“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当做“分封制社会”（后面会讲到）的意思。按照学术界一般观点，我国的历史朝代是这么划分的：夏朝是否存在存疑，商朝是部落联盟，周朝是“封建社会”。从秦朝到清朝是“君主集权的郡县制社会”。我们在学习、考试的时候当然要以课本的说法为准，但是在阅读其他著作的时候，应 当注意到两种说法的不同。
[3] 周王室姓“姬”，所以严格说应该是“姬家族”。
[4] 周王室为了笼络其他部落，也封了少数的异姓诸侯。
[5] 商代和商代之前的政权已经采用了分封制。只是那时的分封制度还不完善，规模不大。
[6] 这里只能描写大致的情况。理论上，天下都是周王一人的私产，周王室有权干涉诸侯的事务、指挥诸侯军队，也有权收回诸侯的领土。但因为各诸侯国高度自治，周朝后期王室已经没有能力去干涉了。
[7] “司母戊鼎”的内部有“司母戊”三个字，因此得名。后来专家考证，“司”字其实是“后”字反写，因此应该称为“后母戊鼎”。
[8] 土地是中国古代最安全的资产，除了土地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投资途径，因此古人轻易不会出售土地。再加上古代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因此土地交易不会像文中描述的那么理想化。
[9] 简牍在商代就出现了。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简册的象形字“册”字。周代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简牍的记录。但是，现在最早发现的简牍实物是战国时期的。
[10] “独尊儒术”并不是说全社会只允许儒家一个声音，只是把儒家学说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其他学派还是允许存在的。
[11] 汉武帝的谥号其实是“孝武”，其中“孝”字是汉朝每个皇帝的谥号里都有的，所以称呼汉朝皇帝的时候都省略掉。
[12] 汉武帝对匈奴发动过多次战役。在前两次战役中，汉武帝打下了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河套地区是中原帝国在北方的战略要地。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西域的重要通道，是中原控制西域的前提。这两次战役对于中原帝国是非常有利的。
[13] “门阀政治”一词，一般指的是曹魏、西晋、东晋和南朝时的政治形态。南北朝时的北朝和隋唐的政治形态有所不同，后者的皇权更大一些，门阀的势力更小一些。我们为了叙述简洁，把从魏晋到隋朝的这段历史，统称为“门阀社会”。
[14] 日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今天的日本人穿和服或者日式浴衣的时候，仍有“左衽”的要求。另外，“左右衽”的习惯在古代不是绝对的，如明初的女性也常穿“左衽”。
[15] 隶书的雏形在战国后期就出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