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一个被铁蹄与悲情遮蔽的惊艳盛世。现代第一部全景式解读宋朝三百年政变、杀戮、征战、信仰与文明推演的史诗。治世方略、商战兵法、政治宝典，政府人员、商界领袖必读书。读懂大宋，才能读懂今日之中国。公元976年，太宗赵光义即位。践祚第二日，颁布“五条意见”（即位大赦诏），不见新格局、新气象，不见豪言壮语，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天子换了，天下没变。“太平兴国”的改元，也预示了一代圣贤致力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可天下并不太平。太宗初年，北汉还在割据，吴越也没有成为大宋本部，南方的清源军，也还不属于大宋本部；远在北境的契丹，前景如何，更是吉凶未卜；就是大宋辖境内的广袤土地，也时时出现自然灾害、政治叛逆。尽管如此，为了恢复汉唐疆界的伟大梦想，赵光义正在一步步努力。太宗初年开始，赵光义支出国帑，治理自然灾害，“自焚”祈雨，为民解忧患，惩贪治恶，致力于天下大治；“分权”藩镇势力，兵不血刃，解决漳泉、吴越问题；伐北汉，收复割据政权，追寻“大一统”格局；亲征“燕云十六州”，近千里防线上，与契丹做拉锯战……太宗初年开始，有收复藩镇的喜乐之景，也有血流成河的遍地厮杀之战；有初征契丹的意气风发，也有败退返家的黯然神伤；有大人物的小算盘，也有小人物的大气魄。与契丹攻伐，互不可胜之后，大宋进入了和平发展的年月。
前言
虚爵
宋太宗赵炅，不喜欢饮酒，不像他二哥太祖赵匡胤。但他偶尔饮酒，也往往尽兴。史上记录他三场酒事，颇见真性情。
雍熙元年（984）正月，元宵节。首都汴梁，人们在大街小巷，各色灯火之下游逛。丝绢或彩纸扎制的灯笼，争奇斗艳。叫卖声此起彼伏，很热闹。太宗登上宫城南门丹凤楼赏灯，站在这里几乎可以看到半个东京城。几年没有打仗了，看着这般和平景象，太宗来了情致，对随从的宰辅们说：
“国家承续五代十国多年战乱之后，现在终于海宇平安，京师繁盛。真值得欣慰。朕平时很少饮酒，今晚与爱卿们同乐，应一醉方休。”
说罢，一杯一杯又一杯，每一杯饮完，便“虚爵以示群臣”。“虚爵”就是“空杯”；“以示群臣”就是将空杯展示给群臣看。
这个动作与今天北方人的豪饮没有两样。熟悉北方饮酒习俗的都知道，某人饮干之后，往往将空杯倒过来给人看，并不忘加上一句：“我干啦！”天津人饮酒干杯，往往还要说：“我先干了，先干为敬（净）。”感到这个时刻的太宗赵炅，有一种河南人特有的豁达和亲近。我仿佛听到他操着洛阳口音对宰辅们说：“俺这个酒干 ，恁那个酒咋不见动 ？”
“朕亦大醉，漫不复省”
太宗朝有一个猛将，名孔守正，战功不俗，所以太宗很喜欢他。
有一次，孔守正在北苑陪同太宗吃酒。此时他已经做到了殿前都虞候，这是负责警备监察的武职。同座也很多武将，渐渐就喝高了，于是开始在御座前各自争功，互不服气，一时间脸红脖子粗。史称“忿争失仪”，愤怒地争吵失去了端敬的礼仪。那时“礼仪”乃是天下大事，朝廷官员，皇上又在跟前，岂可如此无礼！有侍臣看不下去了，于是主张将这几位争论者请到有关部门去推问，治罪。酒局中，我想象太宗该挥挥手，带着醉态，没有答应。
第二天，孔守正和武将们酒都醒了，知道昨晚犯了纪律，于是来到殿廷请罪。太宗很随意地说道：“朕亦大醉，漫不复省。”昨晚那事儿？我也喝高了，啥都不记得了！于是这事就过去了。
君臣一醉
太宗晚年，与名相寇准商议，定下襄王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并做了一场太子就职仪式。这对帝国权力变更是一个重要安排，在选举制度尚未到来之前，帝国的太子制度就是一种规则。晚唐以后，已经罕见预立太子的秩序规定，皇权大位成为人人都想追逐的肥鹿，因此，邦国不宁，杀机四伏。太宗此际立太子，是恢复古制，百余年来的第一次。
士庶知道此事，等到太子出门，人人都争着来看，纷纷夸赞赵元侃。这事传到太宗耳朵里，他忽然有了“老小孩”般的撒娇，很不高兴。召寇准说：“人心都向着太子了，这要把朕放在哪里啊？”
寇准却再拜称贺道：“这是社稷之福啊！”
寇准一向不特别会说话，说话就冲人，但关于立太子这事，他每次答对，都非常得体，且有效。士庶称赏太子，他不说是太宗之福，也不说是太子之福，而说是“社稷之福”，这就是“价值制衡”，让正道行在权力分配中。太宗听后也觉得有理，于是高兴起来。进入后宫，宫中人也都来庆贺。
太宗想想也是，大宋有了合适人选，大好事。就出来再次约见寇准，俩人对饮，史称“极醉而罢”，俩人都喝高了。
太宗赵炅，有“孩子气”，三场酒事可以略见一斑。
孩子气
太宗喜欢读书，儒家经典外，他也喜欢“读老”。
有一次，他读了《老子》，很有感慨，就对近臣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
伯阳，是老子的字。太宗引用的一段话，见于《老子·四十九章》，原文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这话大意说：圣人常常不会起刻意为善为恶之心，而以士庶之心为心。但还不止于此。士庶善，我也善；士庶不善，我也善，这样就能做到为善之德。士庶诚信，我也诚信；士庶不诚信，我也诚信，这样就能做到诚信之德。圣人执掌天下，要收敛自己的欲望，以浑朴之姿对待天下之自然运转。士庶一般都专注于耳目聪明，物欲追求，但圣人则一任浑朴纯真之婴孩状态。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是这段话的主题词。
“圣人常无心”，“圣人皆孩之”，类似意见，在儒学中也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论个人修养，可以回归“真人”境界的描述；论政治治理，就是对恪守“无为而治”也即“自发秩序原理”境界的描述。有必要做个注：“无为而治”是儒学话语，四字就在《论语》中。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中描述了人的精神的三种状态：负重的骆驼、沙漠的雄主、无怀的赤子。一般人们都注意于“沙漠的雄主”这一阶段，以为这类“超人”的境界乃是尼采讲述的主题。但这是一种激进时代需要的“误读”。“超人”也即“沙漠的雄主”，作为人类文明推进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尼采所标榜的最高境界，在尼采看来，最高的境界是“无怀的赤子”，也即纯任自然的婴孩。这才是尼采欣赏并理解的人类愿景。
《老子》在尼采之先，已经多次言说了这个境界。《老子》中至少五次论及这个主题：“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独泊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
李贽“童心”说，与老子和尼采的论说也颇接近。
在俄罗斯一些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在称赞一个作家或思想家的时候，往往把他比之于“孩子”，如托尔斯泰就被人说很像一个孩子。
孩子的状态，是一种无心为善、无心为恶的状态。
以这种心态、境界主持天下，则：无论士庶善与不善，我要善；无论士庶信与不信，我要信。儒学主张邦国领袖与政府，必须行仁政、有诚信。这两大指标，不得借口士庶“素质”太差而移易。士庶“素质”差不差不可知，领袖“素质”差不差则一望而知。且士庶大众，良莠不齐，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试图一揽子解决士庶全部向善、全部守信，这个念头本身就是狂妄的，因此是“不善”的，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是“不信”的。士庶善，我才善；士庶信，我才信。这是驵侩交易——你给我半斤，我给你八两（老秤），而不是人君治理——恪守圣贤价值理念，不摇摆、不飘移，更不因外界“不善”“不信”，“皆注其耳目”而变更。
当年丘吉尔为大不列颠立下泼天大功，英国士庶“不善”“不信”，而且“皆注其耳目”——就想追求更美好生活——全然不顾这位大英雄的昔日荣耀，但丘吉尔并不因此而改变致力于英国自由事业的初心。
太宗赵炅，以他“读老”、读佛、读圣贤书，且日读三卷《太平御览》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资源，觉悟到这个“君道”，与丘吉尔有逻辑上的相通处。这不是寻常君主可以达致的境界。
寇准“令帝复坐”
名相寇准，是一个“刚猛威断”的人物。“澶渊之盟”，几乎就是他逼着真宗赵恒御驾亲征的结果。他对太宗也有“刚猛威断”的记录。一次奏事，说来说去，太宗不听他的，越说意见越不合，太宗一怒站起，拂袖要走。寇准一把拉住太宗衣服，史称“令帝复坐”，让皇帝再坐下来。一直到这件事满足了寇准的要求，寇准才退出。
但太宗还就是喜欢他这个样子，留下一句话，被史官记录在册：
“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文皇，就是唐太宗。
太宗对文武大臣，往往就是这种姿态，豁达，大度，亲切，不端着，不做作。本色，是他一大特色。用太宗自己话说，就是“贵其自然”，儒学的意见就是“诚”，真实而又诚恳。
宋太宗批评唐太宗
淳化五年（994）夏四月的一天，宋太宗有一次批评唐太宗。他对左右说：
“大凡帝王举动，贵其自然。朕览唐史，见太宗所为，盖好虚名者也。每为一事，必预张声势，然后行之，贵传简策，此岂自然乎！”
帝王的举动，贵在自然。朕曾经浏览唐代历史，看到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应是一个好虚名、好虚荣的人。你看他每做一件好事，一定要预先做张做势，然后去做，传之简册之事，这样自然吗？
太宗赵炅看不惯那种为了流传青史而矫揉造作去做“好事”的行为。
开宝寺灵感塔与田锡的讥评
不仅“本色自然”，他还“克己复礼”。
太宗信佛教，又有克制，信佛而不佞佛。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宋人有新译的佛经五卷，太宗看后，觉得不错，就对臣下说：“凡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舍身为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说，亦有可观，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作为君臣，能够治理天下，有利于天下，就是修行。过去梁武帝动不动就舍身，到佛寺去做僧奴，这真是太愚蠢啦！但佛经之说，也有很可观的地方，爱卿等可以试着读一点。我的想法是：要让世间有佛教存在，但不能沉溺于佛教中不理政事。
这是接近“政教分离”的大智慧，很得圣贤之“中道”精神。
但太宗也曾大兴土木，建造佛寺。城内兴国寺，有两个楼阁，用来安放高大的佛像，远在都城数十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塔阁。两个阁楼之间有飞楼联结为御道。我想象那规模仿佛应县木塔或蓟县独乐寺，甚至还要宏阔高大。要登上六七层楼，才能见到佛的腰腹。光是佛的指头，就有一人合抱那么粗。史称“观者无不骇愕”，参观的人没有不心生恐怖和惊愕的。
他更建构一座十一层高的开宝寺灵感塔，从杭州迎释迦佛舍利进入京师，用这来宝藏佛舍利。到了安放舍利仪式那一天，太宗甚至为之流泪。这塔高360尺，史载宋“营造尺”为31.20厘米，如是，则高达112米以上，费用亿万计，前后用了八年时间。竣工后，史称“备极巧丽”。太宗似乎为此很得意。但知制诰，负责起草文书的政事堂秘书田锡上疏说：
“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
众人都认为这塔金碧辉煌，但臣认为那是涂抹的民脂民膏、百姓鲜血。
这话说得如此之狠，太宗什么表示？史称“帝亦不怒”。
像人性有的弱点一样，太宗也爱听奉承话。大宋承五代乱世而来，而五代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终于在后来的日子里被太宗克服，从此中原一统。太宗高兴，考进士时，就用《六合为家》作为试题。“六合”指东西南北加上下，总六个方向，代指天下或宇宙。这题一出，有个进士王世则很快就写好了，内中有句：“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这词不太难懂，翻译为白话，毫无意味，就这样读下去，读几遍，那个“气魄”就读出来了。大意是说六合之内都是皇天后土，日月所照都是宫禁金銮，领土、领海、领空，不光“普天之下”，连“普天之上”，都是皇上的。史称“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皇上一看大为高兴，将王世则擢升为进士第一人。
这么爱听好话的人，听了田锡的一番讥评，却“不怒”。
这是饶有意味的一个姿态。
如果接受田锡的批评，就要下罪己诏，就要改变信仰，就要拆除灵感塔，这是信佛的太宗赵炅做不到的。
如果不接受田锡的批评，就要贬黜田锡，至少要斥责一番，但对于一向鼓励官员直言的帝王，这么做，就等于食言，这也不是太宗愿意接受的格局。
当然，也可以假惺惺地表示认错，坚决不改。但这样就是“不诚”，而“不诚”乃是“修身”大忌。太宗一世“修身”不已，这更不是太宗能做的事。
还可以与田锡讨论，慢慢说说为何要造塔，意义何在，有何功用，等等。但想到国计民生，花上亿经费，做这么个东西，与他那“治人利物，即是修行”说法，相距太远。太宗理亏。理亏而强辩，就是“文过饰非”。而圣贤规则有一款：“小人之过也,必文！”（见于《论语·子张》子夏语录）小人有了过错，一定会掩饰。太宗不是小人，无法掩饰。大宋一朝的帝王有个天大的长处：讲理。蛮横的事，他们很少做；无赖的事，几乎不做。于是，“不怒”之外，大宋帝王只能听着，不做表态。
这故实让我想起“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孟子》记录。宋太宗仿佛齐宣王，田锡仿佛孟子，孟子对齐宣王一番讥评之后，齐宣王开始掩盖自己的尴尬，故意对左右扯别的话头，宋太宗则干脆啥也不说，不解释，也不遮掩。这种“纯任自然”的姿态，是“克己”之后的一种豁达。
帝王是人类特殊的职业，但并非在人类之外，因此，人类所有的弱点，帝王也有。因为所在九五之尊过于隆崇，言动之间，即影响朝廷内外。因此，“克己”成为帝王的优秀品质。太宗不是那种“深居简出，示人莫测”如秦始皇、雍正帝般的人物；也不是动辄“龙颜大怒，阴沉雄猜”如汉武帝、永乐帝般的人物；更不是“性情乖戾，暴戾恣睢”如文宣帝、隋炀帝般的人物。他总是试图克制自己的情绪，按理性规则出牌。在帝国领袖这个位置上，他“克己复礼”的功夫做得很足，有圣贤气象，算得上孔子及格的学生。
日僧奝然
日本国有个僧人名叫奝然（音雕然），搭乘大宋商人的海船，越过千里风波，到汴梁来见宋太宗。
日本与大宋早有来往，吴越国时更与日本有过密切交流，国王钱俶还曾赠送日本很多小型宝塔。
奝然来宋时间，可能是雍熙元年之前，但到达汴梁时间是公元984年，雍熙元年三月。与他同来的有五六人，献上了铜器十余尊，还有本国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还有《孝经》两种，一种是《孝经郑玄注》，一种是《孝经新义》。《孝经郑玄注》是汉代大儒郑玄做的注解。《孝经新义》是大唐越王李贞题签，记室参军任希古撰写的注解。这两部《孝经》都有“金缕红罗标，水晶为轴”，显然是布帛状，不是书籍状，但是装帧相当豪华，看出日本对古来《孝经》的珍重。
奝然穿了一身绿色的服饰，他善于书写隶书，可惜不通汉语。太宗问他日本风土，他就写在纸上回答，说：
“我日本国中有儒学经典‘五经’，也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还有佛经多种；《白居易集》七十卷，这些都是往昔从中国得来。日本土地适合种植五谷，但小麦较少。市场交易用铜钱，铜钱文字是‘乾文大宝’。牲畜有水牛、驴、羊，多产犀牛、大象。也产丝蚕，大多织绢，薄致可爱。乐器有中国、高丽两种。四时寒暑，与中国相类。日本国之东境接近一海岛，乃是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东奥州产黄金，西别岛出白银，以此作为对日本国的贡赋。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都世系为官。”
太宗给了奝然很优厚的待遇，赐给他紫色的衣服，在“官服”中，由绿色升格为紫色是一种擢升。奝然下榻于太平兴国寺。而后又要求去五台山朝拜，太宗答应了他，并诏令所路过的地方都要做好招待。奝然临别时，又想要《大藏经》，太宗也下诏给他一部。随后，他跟随台州宁海县的商人郑仁德的商船回日本去了。
到了端拱元年（988），太宗又收到了奝然的感谢信和一批贵重礼品。这是由另一拨日僧，奝然的弟子带来的。感谢信写得非常典雅，内中有言：
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之山岳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瑰奇。……奝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
当初我来的时候，看着落日而西行，只感觉时光太慢了，怎么也走不完这十万里波涛；等我根据信风而回去时，又感觉这时光太快了，几千里山河很快就看不到了。我这个狂妄的下根之人，却有幸看到了中华之繁盛。皇上您还不断下旨，允许我到远地去跋涉；我这心总算得到满足，粗粗地见识了天下的瑰丽奇异。……奝然我辞去凤凰所驻之仙洞，回到蝼蚁所栖之封土。无论在天朝还是在此地，我只仰望皇德之盛大；虽然翻越了高山大海，哪里敢忘记怀念皇帝的深情。纵使我粉碎了这个百年的肉体，那也无法报答皇上您一日的恩典。拿起笔来写信，不断有泪水流下。展开纸张说话，无法表达我对皇恩的仰慕……
《孝经》
我关心的是奝然带来的礼物，其中一种是《孝经》。
近人著书说，在日本曾发现“古文”《孝经》残本，也即汉儒孔安国的注本残本。奝然带到中国来的《孝经新义》不详，但《孝经郑玄注》却属于“今文”《孝经》。两种版本文字略异。
《孝经》一般认为是孔子弟子所著，全书不计标点，只有一千八百字。《孝经》本来有三种版本，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大唐帝王玄宗曾亲自作注一种。玄宗注本颁行后，郑、孔两注都渐渐失传，虽然有清人辑本，但并非全貌。奝然带来郑玄注的《孝经》今文全本，应该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事件。
日本国对《孝经》极为重视。
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曾对我说：日本名人吉田松阴早年曾经为“通宇内形势”,“探知其实情”，借美国人佩里再到日本之机，与门生偷渡到美国船上请求出洋，遭拒绝后自首。陶教授考证出，吉田偷渡时随身带了四本书：《孝经》《唐诗选掌故》《兰学》《和兰词典》。吉田是伊藤博文的老师，也是富有野心的人物，曾有“并吞五大洲”的梦想。
《孝经》在日本，自八世纪开始，就得到重视。曾经得到鉴真和尚授戒的日本孝谦女皇，大约是日本史上最为娇媚而有作为的巾帼女杰。她终生未婚，虽然不少风流韵事，但对传统儒学却礼敬有加。她曾经下令全日本“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备加教授”。
德川时期的日本大儒，阳明学派的创始人中江藤树曾著有《孝经启蒙》一书，内中有言：“吾与父母本一体而无间隔，故吾立身行道，则父母鬼神著而享之，吾名传播，则父母之名亦因以光显也。”他认为这是“孝行成功尽头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举国倡导“文明开化”，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却加入不少忠孝文字与内容，“持孝行乃人伦之最大义”是日本国民精神文明之一。日本人的“克忠克孝”已经成为“日本性格”。
宋太宗也同样重视《孝经》。
有一次，太宗得到《千字文》，就拿到秘阁赐给名臣李至。李至将它做了刻石立碑的处理。太宗再来，看到《千字文碑》，就说：“《千字文》乃是梁武帝得到残碑钟繇的书法，而后命周兴嗣次韵而成。义理方向上没有什么更多可取的，如果论有助于天下之教化，莫过于《孝经》啊。”说着还亲自书写了《孝经》全文，赐给李至。此事成为“《孝经》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孝经》，可能是近代激进思潮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儒学经典。
世间不少“耳食者”，也即靠道听途说而自命得到“宇宙真理”之辈，不断咀嚼近代反传统者反复咀嚼过的馍，认为《孝经》是“封建专制传统”之产物。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展开来评论《孝经》不是我此书的目的，但我愿意，借奝然和日本重视《孝经》的故实，略说一说《孝经》的大义。
简言之，《孝经》的本质，是对生命的感恩。它是规范君王公侯以至于庶民百姓的政治与伦理之理性规则。《孝经》总根于爱——理性之爱。
《孝经》第一章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说有五大要点：
一、尊重生命，爱惜生命；
二、感恩父母，孝敬父母；
三、立身扬名，光耀祖宗；
四、忠孝两全，恪尽职守；
五、完善自我，成就自我。
这五大要点，都是政治伦理之大道，在日本、在欧美、在古代中国，在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都是常识，都是正价值。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反对这五大价值。故《孝经》乃是讲述文明常识与存在价值的典籍，所言义理，与现代价值自有吻合之处。当然，《孝经》不等同于坊间流传的《廿四孝》。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本，二者不具有精神上“通约”的性质。以《廿四孝》而掊击《孝经》，非好学深思者说话，是言不及义的，不足论。
顺便说几句：所谓“封建专制传统”这类说法，不属于吾土圣贤话语，孔孟、老庄、孙逸仙无此话语；不属于西方政治哲学话语，洛克、柏克、哈耶克无此话语；也不属于基督教神学话语，加尔文、阿奎那、奥古斯丁无此话语。就史学逻辑而言，它不属于真判断。我做此书，犹如一场“汉语纯洁化个人运动”，自誓力不吐此六字。
理解《孝经》，不仅需要一种对古人的“温情”，一种肯认文化保守主义精神的姿态，更需要一种方法，也即从经典中寻求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方法。隔断中国与世界的价值联系，犹如隔断中国古代与近代的联系，都是同样问题重重。我与接受激进主义思潮的朋友一样，若干年前，曾有“反传统”暨“反《孝经》”之言说，所以我熟知这类模式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货色，至今后悔觉悟太晚。
奝然所言让太宗有了感慨，史称“帝叹息曰”：
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这是岛夷之国啊，居然世祚如此久远，他们的大臣也能世系不绝，这是古来之道啊！想我中国，自唐末海内分裂，五代之国帝王世数尤其短促，大臣子孙，都很少有继承父祖之业的人物。朕虽然德能不如往圣，但常常心怀敬畏，励精图治，从来不敢放纵自我而求安闲娱乐。期待能够建构无穷之基业，立下久长之规则。既为赵氏子孙所想，也使大臣们能世代守住禄位。这是朕的愿景啊！
这一故实信息密集，“解构”它，可以做一篇绝大文章，但太宗这一番话，核心是：期待长治久安。
中国帝制为何没有“万世一系”
日本国虽然有战乱、有割据，也有天灾，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国体不变，世系不变，这样就有了基本秩序。时论常有批评中国“封建社会”（且不论“封建社会”四字的定义之荒谬）的生态为“超稳定系统”，并以此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日本“系统”比中国“超稳定”得多。显然，“超稳定”，与“落后”不构成“充分必要”之逻辑链条。各种“反传统”迄今没有见到思想含金量，原因种种，其中之一是：许多“大言”，不是“真判断”，其漏洞往往不在思想方向上，而在逻辑方向上。大多数“反传统”言说，禁不住至为简单的逻辑归纳法推敲。
太宗了解到日本国这种政治生态，很羡慕。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十三世十八帝，在中国帝系中，也算比较久长的了，但与日本天皇世系比较还是很短促。
是何原因？
大宋的国内治理，其文明程度并不比日本差。在奝然来中国的这一年，日本京都附近正在抓捕私带武器的人，大宋则正在滑州（今属河南）治理黄河泛滥。太宗爱惜民力，不愿意动用民工，而调拨五万禁军来堵塞决口，次年还废弃了岭南采珠场，原因是：海下采珠艰苦，往往有人溺水而死。此前几百年，日本国最常发生的故实就是天皇“让位”。“让位”背后的力量较量，熟悉人性弱点，就不会陌生。
与日本比较，中国是一个“四战之国”，东西南北都有“异族”觊觎。上溯上去，可以看到，“四战”之中，最凶恶的“异族”来自北方：大明遭遇满清，南宋遭遇蒙元，北宋遭遇契丹与金国，都有了被“异族”亡国的经历。五代后晋也被契丹所亡。大唐帝国也屡屡遭遇来自北方的多种“异族”之害。南北朝时代，东西晋时代，也曾被“异族”颠覆半个中原。大汉帝国，北有匈奴，匈奴最强盛时期，汉高祖曾被冒顿单于包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秦时如此强盛，也依然有匈奴之害，不得不派出大将蒙恬常年镇守关外。战国时的北部，赵国也曾遭遇匈奴侵扰，名将李牧镇守雁门关，这才抵挡住来自北方的战争危险。但日本没有“异族”之患。日本“万世一系”，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条件。
这也是为何太祖赵匡胤像个“守财奴庄稼汉”一样，辛苦聚财、守财，充实“封桩库”，准备或赎买“燕云十六州”，或招募勇士拟与契丹武力相对，夺回被石敬瑭割让失地。也是为何太宗像个“愤怒的青年”一样，对契丹放狠话：“惟有战耳”，“乘胜取幽蓟”，“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中原历代王朝，无不期待“万世一系”。除了那些无道邦国自内部而旋起反对力量，遭遇颠覆以外，大宋、大明，并无大恶，而且在内部生长中，都有了“近代性”酵素，但是金元终止了大宋的文明展开，满清终止了大明的文明展开。直到民国，还在遭遇异族侵扰。中国，地缘环境太过于恶劣。
大宋未能如日本那样做到“万世一系”，固然也应该是“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作用之结果，不存在单一向度的原因，但也应该看到，在诸“耦合”力量中，偶然性的力量往往更为凸显。按照帕斯卡尔的意见，罗马历史，与埃及艳后的鼻子有关：如果她的鼻子短或长一厘米，世界史都会从头改写。而现在，她的鼻子“偶然”刚刚好，于是，有了历史的逻辑起点。大宋，恶劣的地缘“偶然”如此存在着，于是，有了历史的逻辑起点。这并不是游戏说法，而是历史经验判断。当然，谁都知道，罗马史，除了埃及艳后的鼻子刚刚好，还有更多“偶然性”在参与。大宋帝国没有成为日本国那种“万世一系”，除了地缘政治环境之外，也同样还有更多“偶然性”在参与。这是无须深入解释的事实。
在如此地缘环境之下，自古以来，中原文明之邦，都注意“修德以来远人”，通过修德，而让边缘的“异族”向化，以此来规避可能的“民族战争”。
奝然对日本国的介绍，让太宗感慨万分。他所感慨的“孜孜求理”之“理”，是“治理”之“理”的意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宗践祚之后“励精求理”，也就是“励精求治”的意思。翻阅宋史各类史料，会发现，宋帝几乎人人“求理”。作为十世纪、十一世纪的中国合法领袖，他们尽到了个人的最大努力，与历代帝王比较，大宋帝王群体，最为仁慈而又尽责。他们怀有天下目标，但却因为“异族”入侵而两次中断“世系”。
日本君主国的“世系”经验证明：国体，不影响文明之展开。据此，我也愿意逻辑地推断：大宋帝国的“世系”如果也能持续，同样不会影响文明之展开。中国圣贤，并不比日本圣贤笨。
考与太祖、太宗大略同时在位的日本君主有村上天皇、冷泉天皇、圆融天皇、花山天皇、一条天皇五人。
村上帝，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但始终未能自主掌握权力，一直被藤原家族控制，国内又有多场叛乱，造成财政紧张。
冷泉帝，几乎是在宫廷政变中被迫让位，他也懒得执政。藤原家族的“独裁”让国家备受苦难。
圆融帝，不过是个孩子，藤原家族在摄政中，又开始家族内部的“绞肉”斗争。日本，家国不宁。
花山帝，诗人，才子，“和歌”写得不错。但他“践祚”当天，看中一个侍奉他的宫女，居然当着众大臣的面在御座上与宫女做爱，于是诸臣纷纷向他进献美女。以后的岁月，他的荒淫，难言。最后他被藤原家族连哄带骗，稀里糊涂地让位、出家。
一条帝，好学，人品也不错，写《源氏物语》的紫式部就是那时人。但一条帝几乎无权，国家权力都在道隆、道长兄弟与藤原家族手中。
但就是这类帝系人物下的日本邦国，千年之后，有能力，并有运气，演绎为福泽渝吉“脱亚入欧”之变革思想。经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几代人的时间，成长为现代邦国。比较来看，以大宋帝国太祖、太宗的仁慈睿智，好学深思，开放襟怀，其帝王谱系下的邦国，至少也应有不下于日本帝国的更好前途。我知道历史不可以假设。我想说的是，那种动辄将中国“落后”推诿于“帝制皇权”或“封建专制传统”的说法，不是真判断。
帝国，需要在演绎中生长新的可能性，但需要一粒“道种”，那就是“天下为公”。“道种”在，吾土文明就不会省略“元亨利贞”之吉相。自尧舜以来，这一粒“道种”，往往“或跃在渊”，但“无咎”。它的生命机缘，不是被决定的，而是按照“存在”的方向自我呈现的。天心如何“呈现”，那是神的事。人要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护持这一粒“道种”，带着希望，等待，并劳作。
宋太宗赵炅，倡“法当原情”“以民为心”；名相张齐贤，认为“法贵有常”“政尚清净”。我欣赏这些意见。它们是“天下为公”的法治之花、民生之花。越是理解法理精神，理解作为政治哲学的保守主义，就越能理解大宋帝国的领袖、精英，他们的近代性甚至现代性。
宋太宗赵炅，他的时代，留下了无数故实。了解这些故实，可以知道十世纪的帝国领袖和士大夫精英团队，在中国文明的展开中，事实上，也在世界文明的展开中，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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