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结合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以来提出的人文主义概念、内涵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尚和合等人本思想结合起来观察，从新人文主义与世界价值重建、新人文主义与中国传统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与中华文化复兴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当代中国的民族伟大复兴及文化在其中的方位、作用、意义作了深入研究。
用中国“新人文主义”占领世界话语体系高地（代序）
叶小文 [1]
构建世界话语体系的高地的路径
“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这个话题在当下中国显得尤其沉重。
关于这个问题，要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要构建世界话语体系的高地，必须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路走好，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机、旺盛活力、伟大实践以及丰富内涵，并且有一批人善于进行理论的总结、概括和升华，才能有东西拿给世界，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其次，应该处理好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普遍性总是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共性的东西，应该、也必然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之中。
再次，不能自说自话，“话语体系”就要善于对话。要及时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现在全球主流话语权在西方，我们就要善于从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去伪存真、甄别借鉴、改造创新，这样建立的话语体系，就既能为我所用，也能被世界所接受。
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去占领“新人文主义”的理论高地，以便在世界话语体系中逐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我们现在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但如何把我们的“以人为本”与世界的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呢？
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关于人文主义，有古罗马时期西塞罗的人文主义，有14—16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有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还有当代西方“新人文主义”。古罗马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是适应新兴封建制度需要，关注礼仪规范文明。真正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还有现在备受追捧的“新人文主义”。所谓“新人文主义”，一方面要高举启蒙理性大旗，抗击任何形式宗教激进主义的冲动；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人文、人性、人权的观念，反对后现代理论的价值随意。但他们的这个东西有局限性。因为其实践基础和关切点主要是从人和环境的矛盾谈人文主义，而我们的实践比它丰富多了。
当然，我们对文艺复兴的东西也要有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尤其对“新人文主义”可以借鉴和创新。我们有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因为当代中国有“以人为本”全面科学发展的伟大的实践。我想，在这个里面去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新人文主义，我们就可以占领理论高地。
“世界体系”的建立与人文主义的困境
现代化起源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对当代科学发展，民族国家诞生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而这一动力主要来自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精神。文艺复兴带领西欧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与黑暗，它是今天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前奏曲和分水岭。我们看到，但丁来了，《神曲》来了，蒙娜丽莎来了，变革的基督教新教来了；我们看到充满活力的人、解放的人来了，人文光辉照亮了“人”！也就是说，此前封建社会束缚着生产力，神奴役着人。文艺复兴以人为本，就是打破君本、神本，因此强调“人”就是一个大写的人。这个“人”的解放，就是生产力的解放。于是，我们看到这个路线图，第一次文艺复兴把人解放出来了，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解放的“人”又过于膨胀了，搞得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人与人的关系也紧张了。
在这种紧张中，我们从世界历史坐标上看到，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它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初期形态，以及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市场“世界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搞出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必然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于是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危机革命、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就反映出这个体系一建立就开始解构。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世界体系崛起了一股强大的敌对力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开始。
但“冷战”下来的结果是，苏联解体了，“冷战”终结了。马克思早就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是好，但生产力不发达，也不能成功。于是我们开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既然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不跟西方世界对着干，也就没有人跟它对着干。
当今世界“霸道”兴起。西方率先实施现代化，现代化也被理解成西方化，西方化当然就是西化了。我们看到，到处是美国的芯片，到处是好莱坞的大片，到处是麦当劳的薯条。孙中山早就敏锐地发现欧洲近百年是一个专用武力压迫人的功利主义的文化，是“霸道”。这种霸道能不能维持下去呢？
随后，新的文明冲突来了。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显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消除，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背景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成为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矛盾的文明冲突，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不是冤家不聚头”。美国人来了—美国以强大的美钞、美援、美资、美军为背景，我们既要反恐也要反霸；本·拉登也来了—国际恐怖主义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原教旨主义崛起的大潮为背景，前赴后继，此起彼伏。“冷战”结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峙减退，而基督教的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长期较量出现了新的局面。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热点地区，一个是中东，中东实在难以实现和平。这个地区各种问题交织，近几十年中东战争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远堪称世界之最。伊朗危局、利比亚危局、叙利亚危局，没完没了。此外还有巴尔干半岛和中亚。除了这3个热点，“9·11”在美国本土爆发，“9·11”之后全世界焦点就集中在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热点，都和其有关系。
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背景
中国现在发展很快。30多年来中国GDP的增长数据惊人。未来我国综合实力提升效应倍增。这些都引起国际社会强烈震动，一些国家应对我国快速发展危机感和紧迫感明显增强，中外关系进入矛盾摩擦多发期，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我国战略警觉和防范牵制加大，一些邻国对我国戒备心理上升，等等。
苏联解体了，而中国社会主义依旧存在，西方能容忍吗？撒切尔夫人就曾说：“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中国，我们还要支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领导权，我们还要告诉中国，台湾不是中国国内问题，我们有权进行干涉。”现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始进行战略东移，围绕第一、第二岛链调兵遣将。美国现在的新军事理论叫“反介入/区域拒止”。现在中国周边麻烦事很多。
除了以上这些人和社会的矛盾，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很紧张。人和自然，最重要是天、地、水、空气。世界各国就温室效应举办过多次峰会，依旧收效甚微。土地问题也很严峻，现在到处是房地产开发。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危及粮食安全。此外，我国水资源匮乏、经济活动过度扩展都是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测PM2.5，按这个指标北京好像没有多少好天气了。空气一变，怪病就可能发生，SARS来了，禽流感来了，猪流感也来了。
中国“新人文主义”能否占领世界话语体系的高地
当代西方社会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信仰缺失。
文艺复兴极大地解放了人，但是人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了，但是人又异化了。人类文明已经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继承和发扬。
这场新的文艺复兴，要改变人的过度膨胀，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新和谐世界。汤因比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各民族最充分准备的，就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什么独特思维方法？那就是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等。我想到了《易经》，讲的是观察人文，用以教化天下人，才成其为人类社会。五千年中华文化积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理念，凭什么是西方发明的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文明复兴，肩负着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迎接这一场并不逊色于第一次文艺复兴的新的文艺复兴，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交汇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路线图，那就是走向和谐。尽管“新人文主义”目前还是西方的话语，但说到“人文”，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人文，中国有13亿多人的大规模的“以人为本”、促进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加上我们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这几个东西加起来，中国新人文主义能不能成为我们的话语权，占领世界话语体系的高地呢？
（原载2012年4月20日《人民论坛》）
[1] 叶小文，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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