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中国人的信仰》一书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哲昕编著。作者从家国情怀这一视角出发，通过主人公与两名少数民族儿童、一名大学生志愿者以及一名外国志愿者的虚拟对话对话交织出两条故事主线，一是对两个孩子开展的家国情怀教育；二是对两名志愿者提出的挑战和质疑的回应。全场对话有交锋，也有共识；有理性，也有感性。
写在前面
承蒙读者们的厚爱，《我们为什么自信》一书于2018年4月出版后，获得了不少好评。书中对8个“当代中国最重要、最难缠的问题”的回答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之后，出版社的编辑老师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我将这本书最后3章的内容充分展开，专门写一本《家国情怀：中国人的信仰》，必要的重复没有关系，关键是家国情怀的命题具有时代意义，值得用一本书的格局来充分阐释。
重复的命题要想写出点新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有一天，我在无意中瞥见了书架上的《理想国》，心中忽然一动：为什么我不能像柏拉图那样，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诠释“家国情怀”这个命题呢？人到中年，自然是读过几本书的。倘若有人来问我，你最喜欢哪本书呢？相信我的答案一定是——《论语》和《理想国》。不无巧合的是，这两本书都是采用的对话体。只不过，《论语》是箴言式的短对话，而《理想国》采用的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长对话。在我看来，对话的文体有助于让真理越辩越明，特别适合用来辨析一些争议性的命题。在那个群星闪耀的“轴心时代”，这种文体之所以会如此盛行，与孔子、苏格拉底这些思想巨人“述而不作”的习惯大概是分不开的吧。我不知道后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美丽的文体逐渐稀少乃至绝迹，我只知道关于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从来都弥漫着各种各样的疑惑和偏见。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效仿《理想国》，借助对话体的方式，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有效的澄清呢？
这就是这本《家国情怀：中国人的信仰》的由来。对话体的第一次尝试让我写作的心情变得生机盎然。开始动笔的时候，我正在冰天雪地的祖国最西边境为柯尔克孜族护边员开展义务巡讲。于是那段时间里，我白天巡讲，晚上写作；回到老家过年，自然也是埋头写作，连除夕夜都不放过，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亲戚朋友。整个假期，我都沉浸在这场时空交错的虚拟对话之中，而对话的场景则被我不假思索地设定在了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所在地——映秀，原因十分简单：我对于“家国情怀”的认识，就是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升华的。
记得2008年时，我正在写一本专著《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我在寻找什么路呢？寻找中国的民主法治之路——我是学法律的。2008年5月11日，我写完了全部的内容。然而，我并不满足，还想再增写一章——“精神”。因为我相信，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灵魂，即便有再完备的制度，也不过是一具漂亮的空壳而已。因此，我决心从制度的领域出走，用自己的心和笔，描绘中国人的爱恨与情怀，呈现中华民族的心魄和灵魂。然而我没有力气写下去，因为那是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经过30年市场经济的利益分化，中国人的关系早已被金钱离间了。中国人还能够团结吗？我不敢相信。犹豫再三，我决定还是停笔休息一段时间。然而，我只休息了1天。第2天，就是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天崩地裂，汶川特大地震爆发。梦游10多天之后，我回到书桌前，含着热泪，写下了第六章——“精神”，其中第一节的主题就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所以说，“家国情怀”对我的深刻触动就是从5·12汶川特大地震开始的。正是这一场来自地狱的酷火，让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份信仰从此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从那以后，这场地震就成了我生命中永恒的烙印，而汶川也就这样成了我精神上的故乡。这10年来，我已经完全记不清自己究竟多少次回汶川了。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每年的5·12纪念日，我一定在汶川，在映秀。那天下午，我一定会来到映秀小学，为孩子们颁发奖学金，为老师们颁发奖教金，然后跟孩子们说上一段心里话。我曾走遍汶川的山山水水，为每个乡村的干部群众巡回宣讲“家国情怀”；我也曾在4·20芦山地震爆发的当夜，孤身进入震中，寻找汶川民兵救援队，与他们一起抗震救灾；我还曾在7·10汶川特大山洪泥石流中，身负几十斤救灾物资，攀越悬崖绝壁，与死神且战且走。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现场，我曾亲眼看见整座山头在眼前垮塌，将山村掩埋，将河流截断；我也曾亲眼看见我的战友们为了保护群众，被飞石击中，被气浪掀落，壮烈牺牲。这10年来，汶川于我，早已不是地理的名称，而是生死的眷恋；家国情怀于我，早已不是概念的抽象，而是血肉的真实。因此，将这场关于家国情怀的虚拟对话设定在汶川映秀，乃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必然。
本书的基本脉络是：己亥年正月初三，我带着两名少数民族的孩子来到映秀过春节，在映秀书院里邂逅了两名志愿者，从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人信仰问题的炉边对话。两名孩子一名是维吾尔族的，另一名是藏族的，名字也最具民族特色——古丽和卓玛。两名志愿者一名是大学生志愿者，代表着年轻一代对中国人信仰的迷茫；另一名是外国志愿者，代表着西方社会对中国人信仰的偏见。对话由两条主线相互交织而成：一条主线是我对两个孩子开展的家国情怀教育；另一条主线是我对两名志愿者提出的挑战和质疑的回应。全场对话有交锋，也有共识；有理性，也有感性。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参与对话的这些人物都是虚构的，甚至包括“我”。然而，每个虚构的人物都有其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这个原型，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人，也可能是一个真实的群体。阿依古丽和求吉卓玛是我在新疆、藏区乃至云贵大山、内蒙古草原长期结对助学的众多孩子的美好缩影；而李勇则是曾经与我生死与共的汶川战友们的典型代表。我曾为众多的大学生乃至中学生、小学生讲解过家国情怀的内涵；也曾与许多外国人、港澳同胞乃至基督徒就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对话，他们就是书中的小安和丹尼尔的现实原型。至于书中“我”的原型，自然便是我自己了。不过，最最重要的是：可以负责任地说，对话中的每个故事，不管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全部都是真实的。甚至，连绝大多数的问答都曾经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发生过。因此，这本书所做的，其实就是在用一条虚拟的脉络，将所有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全部串联起来。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采用对话体写作，这种体验是无与伦比的。对话的文体让本书的写作变得如此简单，因为我突然发现，人类的思维原来是口语的，而不是书面语的。没错，人类发明语言已经有几十万年的时间了，而发明文字不过区区5000多年，进化决定了人类的思维必然是跟语言而不是跟文字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大概正是《理想国》和《论语》这样的作品能够垂范至今的重要原因吧。然而，对话的文体也让本书的写作变得如此的艰难，因为写着写着，我就突然意识到，我控制不住这些虚构的人物了。他们拥有了自己的人格，要说他们该说的话，要问他们该问的事，我堵不住他们的嘴——他们活了。因此，待我蒙头写完全部文稿之后，自己都有点忐忑不安：这还算是一个理论读本吗？出版社能接受这样的文稿吗？所以，无论如何，感谢学习出版社的信任与厚爱，一次次地鼓励我踏入全新的领地，一次次地容许我拓展理论的边界。对话必然带来探讨，探讨自然带来发散。尽管初稿之后我们已多做删改，然而对话体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这种探讨与发散是在所难免的。为了作品本身的生命，我已竭力周全，剩下的，也只能交给读者的睿智和包容了。
2019年2月3日，就在本书写作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迈步走进了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刘哲昕
2019年3月于上海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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