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民族。这曾经是我们*的优势，遗憾的是，今天 的中国人大多已经失去了历史感。我们只是生活在当下，生活在一个与自己 直相关的小圈子里，试图用这种井底之蛙的感觉来把握整个世界；我们忘 记了祖先的荣耀和他们用血泪凝成的教训，忘记了做一个“中国人”，意味着 要顶天立地，用“普天之下皆兄弟也”的“大丈夫”眼光来看待一切。
绪论 从天下主义到“中国梦”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民族。这曾经是我们最大的优势，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已经失去了历史感。我们只是生活在当下，生活在一个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小圈子里，试图用这种井底之蛙的感觉来把握整个世界；我们忘记了祖先的荣耀和他们用血泪凝成的教训，忘记了做一个“中国人”，意味着要顶天立地，用“普天之下皆兄弟也”的“大丈夫”眼光来看待一切。
以“常识”之名，平庸被当作至高无上的真理在黑暗中悄悄散播，越来越多的人被俘虏，被变为“不可以语于冰”的“夏虫”。个人主义招摇过市，及时行乐成为时尚，集体主义被混同于专制独裁，神圣和崇高被当作迂腐和虚伪。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成就与自我意识的极度缺乏，正在使中国处于肉体和灵魂的撕裂状态。而恰恰是自我意识的极度缺乏，正在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灵魂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我们必须突破这个瓶颈。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指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黑格尔没有预料到，这种古老的“实体性”会被西方自我意识主宰下的另一种实体性所打破，更不会预料到，经过一个轮回以后，从那种自我意识的超越中产生的世界历史精神将会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天下主义”民族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既然如此，我们就无须悲观。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快醒来。自然，这里的觉醒是指灵魂的觉醒，不是平常所说的“从噩梦中醒来”。噩梦正在远离，不敢做梦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要敢于做梦，就需要有强大的灵魂。拿破仑害怕中国这头狮子的觉醒。习近平告诉世界：不用害怕，这是一头和蔼可亲的狮子。习近平说得对。双赢总是比零和游戏更吸引人，因为它更能展现一个古老民族的智慧。能够通过和平获得的东西，为什么要诉诸战争呢？
只是，狮子就是狮子。它不是猫，更不是老鼠。豺狼害怕狮子，哪怕是“和蔼可亲的狮子”。它们希望中国成为一只病猫，而且最好是一只鼠目寸光的病猫。这更符合它们的“利益”，更符合它们追求“绝对安全”的需要。为此，它们必须让中国重新成为一盘散沙。迷惑中国人的眼睛，毒化中国人的心灵，盗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让中国人迷失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梦境中，是把中国变成一盘散沙的最佳途径。
中国梦与西方资本主义梦就这样在一个巨大的盗梦空间中相遇了。这是古老中国的“天下梦”破碎以来一场最大的“梦中之梦”的决战。在这场决战中，中国要夺得主动，就必须恢复自己的历史意识。在历史上，中国并不是一只猫，更不是一只老鼠，而是一头雄狮，是雄踞“天下”中央的百兽之王。由于被专制主义的迷药所毒害，这头雄狮陷入了昏睡。在昏睡中，群狼毕至，上演了一场弱肉强食的悲喜剧。现在，雄狮醒来了，它正在舔着自己的伤口，恢复自己的体力。
不错，这是头和平的狮子、和蔼可亲的狮子。但是群狼会让它恢复自己的意识，重新成为百兽之王吗？不，不会。不要抱有幻想。狼就是狼，狮子就是狮子。狼的最大容忍度，是让狮子成为狼。不能走得再远了。
所以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当此时机，中国不能堕落为狼，更不能在盗梦空间中败下阵来。
为此，中国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既摆脱已经破碎的天下梦，又战胜正在逼近的豺狼梦的诱惑，获得一头“和平雄狮”的完整的自我意识。
没有实力，就不可能有外交。仅凭实力，是豺狼的外交。和平雄狮的使命，是凭实力实现和平，而不是凭实力发动战争。
因此，中国不能以超越哪一个国家作为目标，而要立足于发展壮大自己。中国不发动战争，但是如果有谁胆敢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要有能力轻易地赢得战争。只有这样，“天下”之中国才能变为“世界”之中国。
为此，中国要继续隐忍。“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我们首先必须一个一个地解决自身的问题，克服自身的困难。目前最大的问题和困难是“2050魔咒”，破了这个魔咒，中国就一定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之中国。
一、天下梦的破碎
黑格尔说中国是古老的帝国，那么当今意义上的“中国”到底有多古老呢？只要拿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与西方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从经济上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非常发达，不仅主要国家都有了自己的货币，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还实现了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从政治上看，中国的周朝就已经建立了类似于美国联邦政府的中央机构。从文化上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秦朝尊法、汉朝尊儒，最终形成外儒内法的主流文化奠定了基础。想想欧洲联盟吧。相比较之下，欧盟是什么时候形成统一货币的？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形成统一的中央政权？什么时候才能形成跨欧的主流文化？
当然，这只是要说明中华帝国的“古老”，而不是一种科学的对比，因为欧洲和美国都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而中国的发展到秦统一为止，大致只相当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水平。中国的商品经济要到宋朝的“交子”时代才能发展到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直到清朝灭亡还没有建立。就此而言，中国发育虽早，但与西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经济确实是“长期停滞”。自从秦统一以来，中国虽间或有贵族政治出现，但总的趋势是专制制度不断强化，宗法体系不断完善。中华文化虽经不断融合，其间甚至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并反过头来刺激了中国本土道教和新儒家的发展，但总的看，中国文化具有高度的同质性，难以形成丰富多彩的个性。这说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都还属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还没有达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更不要谈“自由个性”了。
古老不等于进步，更不等于保持先进。借用黑格尔的概念，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表现为“实体性”与“自我意识”之间尚未达到对立，更不要说实现对立面的统一了。
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对立可以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就哲学层面来说，实体即自然界，自我意识即人类精神，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对立表现为精神与自然界的对立。就政治层面来说，实体表现为帝国，自我意识表现为民族精神，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对立表现为民族精神与帝国的对立。在西方，古希腊的灭亡，表明了一个帝国时代的到来，但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不足以形成帝国的“实体性”。中世纪虽然存在名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帝国不仅分裂为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三个王国，而且每个王国又分裂为众多的封建领地。中世纪的统一主要是文化统一，表现在天主教的统治地位上。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中世纪的宗教统一无非是“实体性”已经不存在了的罗马帝国的文化映象而已，表现的是一种“自我意识”的统一。与此相反，中国自从秦朝建立了帝国的“实体性”，“大一统”就成为中国的主导观念。中国缺乏的是“自我意识”的统一性。
中国有无自我意识？答案是肯定的：有。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来，儒家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一直是知识分子获取自我形象的主要资源。只不过，单纯的儒家是行不通的。中国历史实际上一直是外儒内法，道、释补充，从而形成了做一套、说一套、想一套的帝国自我意识分裂格局。
虽然统治者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但能拿得上台面的毕竟是儒家。在这一意义上，对儒家世界观的检讨对于研究中国梦就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儒家表现出中华帝国的理想主义一面。
儒家世界观或宇宙观本质上是天下主义。这包括时、空两个方面：所谓“世界”，世，是指三十年，即一代人；所谓界，即田野的边界，因此“世界”观念表明了一个农耕社会的时空观；所谓“宇宙”，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因此同样包括了时空两个方面。儒家空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人为子，以华夏为中国，以周边为四夷；儒家时间有“大同”、“小康”之说，即从“天下为公”的时代到“天下为家”的时代。一直到清末，统治者都以“天朝”自居，表明中国一直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帝国“自我意识”，实际上还处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混沌统一状态。这自然谈不到黑格尔意义上的实体性与自我意识的对立统一。
儒家的这套世界观，本质上是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生活世界的理论反映，因此与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宇宙观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种对比中，我们能够理解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以及作为一头雄狮，中国为什么会被催眠，逐渐失去其自我意识。
黄土高原上靠天吃饭的农民，站在田野上极目四望，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天圆地方”。世世代代的农民生活为天下主义的世界观提供了最初的原型，需要的只是思想家们结合三皇五帝的传说进行加工。与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相比，周朝初年地域广阔、人口稀少的分封制时代自然是宛如天堂，更不要说周朝以前的小国寡民状态了。根据这样的状态，思想家们提出天父、地母的世界观和从大同到小康的退化历史观，又有什么奇怪呢？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们的观念世界观不过是生活世界观的观念反映而已。
在天下主义的语境中，中国历史有自己的节奏。有学者把秦汉称为第一帝国时代、隋唐称为第二帝国时代，这都很有道理。如果说，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和夏商周的半封建、封建时代，是天下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时代，那么两个帝国时代显然是天下主义定型和大行其道的时代，宋元和明清则是天下主义衰落的时代。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宋朝的皇帝原来以“君父”自居，视四夷为臣子，后来就承认了北部边疆民族的平等地位，以后更成为侄皇帝、儿皇帝。宋朝之后蒙古族入主中原，明朝之后满族入主中原，尽管“天下”观念还在，但由中原民族主导的民族融合逐步变为由边疆民族主导的民族融合，天下已经不是原来的“天下”了。满族征服天下，实现汉化以后，“中华民族”最终形成。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聚居地，相当于古代的“天下”，它同古代的中国，即整个天下的“中央之国”具有不同的含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西方历史表现出五阶段论的特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把这种观点限制在西欧。用它解释中国历史是很牵强的。习近平曾经指出：鞋子合脚不合脚自己知道。“五阶段论”的“鞋子”不合中国的“脚”，用它解释中国也不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从早年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一贯反对用这种“历史哲学”的眼光看待历史，认为那等于取消了历史。因此，在为中国历史找到新的解释框架之前，本书将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现实的实证科学”的要求，对中国历史作出自己的解读。
按照这样的解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过是天下主义破灭的过程。明朝已经有传教士来到中国，而且据说已经带来了地球仪。不管是不是真的有地球仪这回事，但环球旅行的事实表明，“天圆地方”肯定是错误的。可惜，这并没有触动我们的“天下”观。清朝康熙年间，传教士和钦天监官员就太阳历与太阴历的优劣展开辩论，钦天监官员听说人类居住在地球上，竟然“喷饭满案”；乾隆年间，马嘎尔尼作为大英日不落帝国女王特使来华访问，是两个不同体系——“天下”体系和世界体系——之不同“中央之国”的第一次交锋，也是一次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则是一次武力碰撞，自此以后，“天下”迷梦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但中国并未清醒，而是陷入了瓜分豆剖的噩梦。甚至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无法动摇中国的天下主义。
那么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才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呢？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人一直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鸦片战争让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天已经变了。但大多数人依然认为“道”可以不变，需要改变的只是“器物”层面。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这种迷梦，让全体中国人认识到：天下主义已经行不通了。
中国需要新的世界观。
二、中国梦的生成
只要不改变“天下”观的视野，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文明。
在天下观视野中，“地球”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概念。因为球面上不可能有“中央”和“四夷”之分，处处皆可为“中央”。“中国”与“四夷”的观念，预设人类生活在一个平面上，而不是球面上。
相应地，中国人也不理解海洋的重要性。当马嘎尔尼面见乾隆帝的时候，曾经把英国最先进的军舰模型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乾隆帝竟然不以为意，认为军舰在作战中没有什么用处，不如马匹和弓箭。魏源《海国图志》的书名，本来就是想让人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认识到存在一种异质的文明。遗憾的是，这本书只是提示了日本，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战败以后，中国人见识了“英夷”军舰和火器的厉害，不再坚持马匹和弓箭优于军舰和火器了，但想当然地认为天父、地母的大一统伦理制度才是文明的正统，想当然地认为海外的整个文明水平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水平都低于中华文明，因此“中体西用”成为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政策主张。后来，中国逐渐发现比中国厉害的不仅是一个“英夷”，而且有许多“蛮夷之邦”都有很强的军事实力，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主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构建制，还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自大心理的体现，因为这些政策和机构体现的仍然是一个衰落中的大家庭中家长让孩子们自己协调的思想，就如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衰落，让各国之间相互制约一样。可惜在这些“番邦”那里不存在“天父、地母”的想法，并不认可清王朝的“天子”地位，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都不可能有，更不要指望他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框架内，仅仅作为“臣子”相互制约了。
总之，鸦片战争失败后，除了直接与西方打交道的洋务派以外，官方整体上仍然处于对海外文明茫然无知的状态。
日本历史上曾以中国为师，因此清王朝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竟然败在日本手中。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日本的崛起让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差距，终于放下“先生”的架子，开始虚心向日本、向整个西方世界取经了。
中国首先学的是日本。这不仅因为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日本被当作东亚文化圈的一员，被认为更容易模仿和学习，尽管日本已经“脱亚入欧”，自认为已经是西方国家了。
在学习过程中，为了与中国自身的传统资源对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潮。不同的人们分别尝试用儒家、法家甚至墨家等观念来理解和消化来自西方的种种观念。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如战国晚期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法家一样。
中国这头睡狮被迫学习狼群的规则。
自然，这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西方清醒地看到，中国不同于日本。日本就像法国、德国或英国本土一样，不过是一个蕞尔小邦。中国体量太大，一旦发展起来，那可就不止是一只狼，而是一头狮子。一个强大的中国不符合西方的利益，所以决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
一直到今天，让中国陷入分裂状态，都是西方的主要目标。只不过，原来是通过纵容军阀割据达到这一目的，今天是通过鼓励个人主义、新旧自由主义来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瓦解中国的集体主义，决不能让中国人实现团结和联合。
中国人一开始并没有看清这一点。包括孙中山在内，所有仁人志士都误以为西方会真诚地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发达国家，因而一定会支持中国的改革和革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强盗分赃的巴黎和会上，这种幻想才宣告破灭。
中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侥幸成了战胜国。按照西方的规则，中国纵使不能分一杯羹，至少应当把战败国从中国夺走的利益还给中国。但是西方并不遵守这一规则。德国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悍然转给了同为战胜国的日本。
中国沸腾了。有人以为是外交人员卖国，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火烧赵家楼，就是这种情绪的宣泄。但是很快冷静下来的人们明白了：狼群的规则只适用于狼，不会用到羊身上，而此时的中国正被帝国主义视为一头超级大肥羊。所谓弱国无外交，跟群狼讲规则是缘木求鱼。
在同一时期，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发布了由两位主要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签署的宣言，宣告无条件归还沙皇俄国侵占的中国权益。这与巴黎和会上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中国人的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平心而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败给日本以后，就已经失去了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国人的尊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有大批志士仁人到日本留学，去俄国的很少。甚至马克思主义，最先也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是在日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日本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日俄在对待中国态度上的对比，迫使中国人不仅重新认识世界，而且重新认识自己。
民主革命先驱、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为中华复兴，一生颠沛流离，四处求助，四处碰壁，晚年却从俄国获得帮助。因此，他在遗嘱中特别提出，要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也就是俄国，要求国民党人继承由他和李大钊等人共同开创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直到今天，中国还有许多人，包括专家，都把“列宁”两个字漏掉了。这是不可原谅的疏忽。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十月革命送来的，早在19世纪末甲午战争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即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就由日本传入了中国。与此同时，其他牌号的马克思主义，比如社会民主主义，也传到了中国。李大钊在去日本之前，曾经加入中国社会党，成为天津支部的委员，但在日本研究了马克思的学说以后，他清楚地看到了社会民主党与马克思的理论的差别，在十月革命以后，又清醒地看到了列宁主义与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别。所以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候，陈独秀问李大钊，党的名称到底称“共产党”还是“社会党”，李大钊毫不犹豫地说：共产党！孙中山曾经拜访第二国际，要求加入，遭到拒绝，但孙中山并不排斥“社会主义”，相反，他虽然不赞同共产主义，但是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声明他的“民主主义”提“社会主义”。
恩格斯逝世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走向了改良主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离了国际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右翼；列宁重新打出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旗，建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人接受的只是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第三国际的成员，才既坚持国际主义，又坚持共产主义。因此，我们一定要清楚：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如此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列宁主义具有特殊的优势：作为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更适用于东方落后国家。
十月革命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地不符合落后中国的国情，所以被认为只适用于拯救先进的西方国家，不适用于拯救中国。相反，列宁主义在落后的俄国的成功，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同为东方国家的中国，也不具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具备俄国的某些条件。
同俄国一样，中国不能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首先经过一个列宁所说的“工农民主革命”的阶段。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
中国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像俄国的新经济政策那样，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是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的基础。
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纯正的社会主义政策，它只是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手段。这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
问题是，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不仅没有意识到，毛、邓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而且更加没有意识到：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条件。
理论上缺乏自我意识，正在日益成为我们党面临的主要危险。
中国梦，实际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1世纪的产物。这个梦，从1840年以来就怀揣在中国人的心中。但是要圆梦，而不是在梦中被他人主宰，就必须有清醒的灵魂。只有具有强大自我意识的人才敢于做梦，善于做梦，才能在盗梦空间中战胜敌人。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理论自觉，当代中国的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正在脱节。与分不清“列宁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区别相联，很多人分不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有的人甚至认为：有“资本”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如私有企业）就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以最后一个命题为例，如果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就可以看到：私营企业无疑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却不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换言之，正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作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只是通往那种状态的一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而是向那种状态过渡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厘清这一点，就一定会陷入思想混乱。
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凭本能、凭感觉行动，而感觉只能把握现象；人类凭意识行动，为此必须超越现象，把握本质，这就需要理论思维。于是，人的意识就会分为两个层面：本能意识和自我意识。“自我”不同于“本能”，它超越了本能，使本能归属于自我：是“我”在行动，不是我的本能在行动。作为人，我必须能够控制本能，只有这样，才能不为错觉所欺骗，从而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并按照这种正确认识、而不是按照感觉去行动。一个本能与意识相互冲突的人必然会陷于人格分裂甚至精神错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也是这样，既有从生活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也有通过理论思维而形成的集体意识，只有两者一致，才能形成健康的自我意识，才能达到灵魂的觉醒状态。一旦出现了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脱节，这个实体（不管是国家实体，还是民族实体或政党实体），就会陷于意识形态紊乱，最终失去自我意识，分解为一盘散沙。苏共的失败就是由此开始的。
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理论与实践却出现了脱节。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我们党与其说在凭理论，还不如说在凭本能加摸索在往前走。这里仅举一例——“2050魔咒”。众所周知，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止于“21世纪中叶”。如果情况正常，到2050年，中国不仅将实现全面小康，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从而实现“中国梦”，而且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2050年以后中国怎么走？至今没有人给出明确的答案。甚至连最简单的一个推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必然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甚至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都很少有人去利用。马克思主义政党优于其他政党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2050魔咒的出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常情况吗？
对于个人来说，筹划好自己的一生也就足够了，考虑那么远干什么？但是作为一个政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缺乏深谋远虑，会直接影响当下的自我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不能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习近平一再强调：共产主义理想高于天。2050魔咒是否说明：现在到了重申这一理想，重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时候了？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重建
重建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历史赋予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这一使命。
在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有“好为帝王师”的传统，以成王成圣为最高目标，实际上往往沦为御用文人。近代戊戌变法以来，知识分子重新走向前台，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之旅。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知识分子，但此后的领导人，特别是历届最高领导人，情况差别非常大。马克思主义知识水平最低的是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最高的是党的主席毛泽东。与李大钊和陈独秀不同，他们都不以知识分子为职业。转型失败后，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重新走向了边缘化。
在现代职业分工体系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随着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生产方式的变革要求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方面都进行变革，这时候就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并不是在群众中自发产生的，而是由革命知识分子，而且往往是由剥削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超出了本阶级的狭隘视界，成为革命阶级的代言人。
这意味着，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而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它可能代表已经逝去的时代，从而成为没落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可能代表现在的时代，从而成为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的知识分子；但也可能代表未来，从而成为革命阶级的知识分子。它们的共同点是以知识为业，靠知识谋生。
与体力劳动者不同，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在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脑力劳动被当成崇高、甚至神圣的事业，作为统治阶级内部分工一个环节的知识分子职业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在近代，知识分子逐渐成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由于精神产品的生产从属于物质产品的生产，只不过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随着阶级地位的不同，人们的精神需要也不同，因而知识分子逐渐从统治阶级内部独立出来，分化成为服务于不同阶级、不同人群的阶层。由于任何社会都有保守阶级、改良阶级和革命阶级，因此知识分子阶层自然也就形成保守、改良和革命，或右、中、左三个群体。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在它处于完成形态的时候，才能把握自己的一生，从而成为“主体”。马克思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他同20世纪的法国“年鉴学派”一样，认为只有立足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但他同时也认为，对于当今时代的理解，同样只有立足于它的完成形态，即立足于未来，才能完成，为此必须分析当代自身所蕴含的自我否定因素。这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辩证法。因此，正如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阐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一样，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能够而且必须承担起阐发共产主义社会原则的使命。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可以分为右、中、左三派，即代表过去的一派、代表现在的一派、代表未来的一派。可惜的是，这三派都缺乏历史意识，从而难以担当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更严重的是，身处“天下”向“世界”转型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一直分为保守派、改良派和激进派，但改革开放以后，它们同世界历史意义的“右”、“中”、“左”恰好相反，这更加重了人们的思想混乱。改革开放前，中国知识阶层的右、中、左大致与西方的区分方式一致，即右派是保守派、中派是改良派、左派是激进派。由于中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那些试图回到社会主义之前（“开历史倒车”），甚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被称为“右派”；那些主张更加激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走向极左的，被称为“左派”。改革开放要纠正极左，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因此会被试图保守极左政策的人当作“右”，但它实际上是反对右的——无论是对自由化，还是对动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都采取了毫不动摇的反对态度。用邓小平本人的话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始终是清醒的。但知识分子却并非如此。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共识越来越少，右、中、左正在走向分裂。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将陷入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导致中国出现某些后发民主国家的困境。
要超越朋党之争，就必须有正确的立场，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是天下观。显然，这种世界观不能排除朋党之争。西方的世界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更无法排除朋党之争。只不过先行的民主国家由于精神生产是有秩序的，因此其朋党之争只是导致社会发展的低效率，而没有形成混乱局面；某些后发国家的民主乱局，恰恰是由于其朋党之争缺乏西方的精神生产秩序。中国的精神生产正在形成中，但是正像物质产品出现假冒伪劣和过度营销一样，精神产品也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精神生产的调节，必须当心，既不要陷入中国古代的专制统治，又要避免陷入后发民主国家的乱局。这就需要认识现代社会的精神生产规律，处理好精神生产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尽快建立自己的精神生产秩序。
在此之前，由于只有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才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因此只有他们才能超越朋党之争，只有他们才能承担起重建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重任。
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会得到所有人的拥护。恰恰相反，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和阶级真理，它必然会遭到正在走向过时的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与疯狂绞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要达成的“共识”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不可能是所有人的共识。
为达成这种共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自我批判精神。
所有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批判精神，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批判精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区别。自我批判精神才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区别。马克思从年轻时候就认识到，真理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指向世界，一面指向自身。正如实践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一样，与实践对应的理论也必然是对世界的批判和人的自我批判的一致。缺乏任何一面，都不能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流传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失去自我批判的特质。
四、自我意识与批判精神
为了能够达到绝对的真实，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要求“普遍怀疑”，即不仅要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而且要怀疑自己的感觉和思维的可靠性；英国哲学家培根要求打破“四假相”，即不仅要打破由假概念造成的“市场假相”和由虚假的思想背景造成的“剧场假相”，而且要打破由自身经历造成的“洞穴假相”和人类认识能力局限性造成的“种族假相”。马克思继承了这种观点。他不仅反对跪着看伟人，主张“人所具有的我都有”，而且反对自我迷信，主张“怀疑一切”。马克思反复强调，批判必须彻底，必须“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自我批判精神，总是以自己的看法为标准和尺度去衡量整个世界。由此导致对外部世界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伪批判，人们往往不自觉地用仆人的世界观来打量伟人和整个世界。
“仆人的世界观”的说法来自黑格尔。拿破仑的仆人自以为最了解拿破仑，但实际上，他了解的拿破仑只是肉体的拿破仑，不是那个黑格尔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拿破仑。仅从肉体看，拿破仑是个小个子，他的仆人们可能高大英俊，但拿破仑的仆人绝对无法理解，拿破仑为什么说中国是一头睡狮，祈祷它“千万不要醒来”。原因在于：拿破仑的自我意识与仆人的自我意识完全不同。
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正在引诱人们以仆人的眼光看世界。他们正试图通过一种自觉不自觉的选择性盲视，不仅丑化整个中国近代史，而且丑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而其他学者则在自觉不自觉地不断给这些学者提供材料，自觉不自觉地以肉体的真实否认精神的真实，以本能的真实否认自我的真实。一种伪“常识”代替了本来意义上的、健康的常识。用黑格尔的说法，这叫“仆人眼中无英雄”。
仆人说好未必好，仆人说坏未必坏。问题是，我们如何摆脱这种仆人的世界观，如何超越本能，达到自我？
最重要的是根据“否定之否定”的原理，通过不断的自我批判，达到个人与世界的一致。
对此，我本人有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
我属于“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一代人。小时候，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那就是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那种马克思主义。那时候的我，把“是否同毛主席一致”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也就是说，我连作为毛泽东个人理论体系的“毛泽东主义”和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都分不清，更不要说辨别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学说的区别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以后很久，我都一直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反对毛泽东本人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正因为如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必然构成我的自我否定的一个环节。最初，我不接受“彻底否定”的讲法，对改革开放抱抵触情绪，认为“经济爬坡，道德滑坡”是“得不偿失”，后来才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但这必然导致内心的冲突和自我的分裂，我被推向一种炼狱般的精神折磨。为了战胜自我，必须吸收来自外部世界的一切养料。我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甚至试图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内心的风暴无数次地把我送到毁灭的边缘。一次次的伪黎明，一次次的真灾难，都是在千钧一发之际险险度过。无数次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终于让我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看到了自己人生的道路。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批判之旅。
同其他人不同，我是在了解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论之后，通过它们的相互比较，通过历史印证最终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也正由于这样，我不仅分清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理论的不同要求，从而分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右、中、左各种派别；而且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分辨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右、中、左各个派别。当我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不仅了解了非马克思主义错在那里，马克思主义正确在哪里，而且了解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各自的优劣。我认为接续中国历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东方派别——列宁主义。不能把列宁主义混同于随便哪种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会对不准焦距，看不清中国近现代史的本来面貌。同样，现在到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时候。否则，我们将看不清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这并不是人为地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中国当初采纳列宁主义，是由于列宁主义最能凝聚中国的各种力量，从而帮助接续中国历史，把中国变为“世界”之中国；现在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于它最有利于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把全世界劳动人民凝聚起来，从而把世界变为“中国”之世界。
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是它的宽容和自我超越。因此，决不能固步自封。
培根说得对。如果人生活在洞穴中，他就会把整个洞穴当作自己的世界，就像中国古代那个坐井观天者。要冲破洞穴假相，只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让自己的精神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地展开。但是正如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的弱点一样，作为人，我们都有人的弱点，因此不能满足于冲破“洞穴假相”，还必须进一步冲破“种族假相”，战胜右派们口中所谓的“人性”（实则是动物性）的诱惑，看到我们自身的内部自然与整个世界的外部自然的一致。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正如市场上有假币一样，精神市场上鱼龙混杂，也会有假概念，造成种种“市场假相”。在炼就火眼金睛之前，上当是必然的。不要害怕犯错误，要在错误中学会战胜错误。真正困难的是识别和冲破“剧场假相”。人生如舞台，每个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自己历史剧的剧作者，在错误的舞台背景上不可能演出正确的戏剧，必须搭建正确的舞台背景。
“吾日三省吾身”，“没有经过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这讲的都是人的自我批判，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双刃剑”。绝不能认为，我的看法就一定对，跟我不一样的看法就一定错。连资产阶级思想家波普尔都提出可证伪原则，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者了。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能够理解一切，包括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
即使是像马克思这样的天才人物，一生也经历了多次自我否定。与其他的各种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就存在于这种自我否定中。因此，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批判性包括了对对象世界的批判和批判者的自我批判两个环节，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实体即主体”。只有达到这一高度，才能在实践中实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前者是哲学，后者是历史。马克思以自己的历史观代替了黑格尔的哲学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继承马克思创立的这一传统。
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说：右、中、左各种观点我们都能理解，都能吸收其中的正确成分。我能够理解当代仍在一些人中流行的极左观点，因为我自己就曾经陷于这种观点不能自拔；我也能够理解新老自由主义者的种种观点，因为我自己曾经沉浸于资产阶级经典作家的原著中；我能够理解折中主义者们的艰难，因为我自己曾经试图调和那些不可调和的东西。但是理解是为了求得共识，不是为了避免冲突。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和而不同”，有对立才有统一。只是冲突必须有目标，有规则。目标就是整个世界的和谐，规则就是批判和自我批判。背离目标、违反规则的必须受到批评，试图冲击目标、破坏规则的必须被清除。
习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正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成长也会犯错误。正如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杀死他一样，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犯了错误就对它失去信心。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政党的历史都有起有伏，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重要的是不能失去批判精神，否则，你可以原谅自己，但历史不会原谅你。
我自认资质平庸，只能为天才人物的出现做一块铺路石，因此当然不会认为本书的看法是绝对真理。可能会有人认为，我的口气经常过于武断。在这里，我向因此而曾经被伤害过的人们表达歉意。我的自信或武断来自自己的诚实，而不是来自对不同意见的蔑视。它并不表明我认为自己不犯错误，恰恰相反，它只表明我所写的一切都经历了自我否定。真诚并不能保证正确。也因此，我热切地盼望听到批评意见。只要读者能够向我论证我的哪个观点站不住脚，我愿意愉快地接受他（她）的批评。
但是请不要单凭感觉对我的观点作判断。感觉是会骗人的。我相信读者的真诚，尊重读者的感觉，但我不会因此相信读者的感觉就一定正确。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已经几个世纪，但有谁感觉地球在转动？难道我们每天感觉到的，不还是太阳东升西落？这还只是地球的自转，没有涉及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那需要整套天文学知识，不是只凭感觉和想象就够了。哪怕仅仅理解日心说这种自然科学真理，单凭感觉都是绝对行不通的，更不要说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了。
本书来自我的个人体验，但绝大多数属于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感觉和想象。我拒绝生活在感觉和想象中。我已经不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少年，认为真诚就是一切，认为因为真诚，自己的都是对的，跟自己不一样的都是错的。我已经经历过诸多的精神磨难，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并为此而经历过无数次的自我批判和一次次的自我否定。请考虑一下，你的观点是我曾经信奉但已经扬弃了的某种观点（如毛泽东主义观点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还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某种新观点，或者虽然你坚持的是已有的观点，但提供了某种新的论证？如果有，那么请提供给我，我会视为一笔宝贵的财富珍而重之地接过来，努力地消化和吸收它们；如果没有，那就请还是回到我的论证，逐点进行分析和驳斥。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请帮助我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悬在中华民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破解2050魔咒，继续自己的圆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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