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直声 百年尽瘁：梁簌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系统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的相关内容，以及不同时期相关实践者和学者对其乡村建设实验进行的各种讨论和争议，试图全方位挖掘梁漱溟乡建思想与实践的深层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冀望对今天的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村改革，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优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一、选题缘由
“好的博士论文总是提出重要的问题，该问题的答案应当与现实世界所面临的真实难题相关联。”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及其争议问题就是“与现实世界所面临的真实难题相关联”的重大问题之一。在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现代政治学的视域下对其展开系统性的分析，能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更为全面的参考和借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在变乱时代大潮的裹挟中，危机日益加剧，中国大地由此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面对灾乱频仍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乡村困境，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各自提出了完整的理论设想并形成体系，随后进行了或长或短、内容不一的乡村建设实验运动，希望以此挽救中国乡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关注和反响。本书所讨论的乡村建设运动，始于米迪刚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所提倡的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实验，止于1937年因日军大举进攻使各项事业的被迫中止。可以说，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乡村建设运动的热潮。据美国学者拉穆利统计，到1934年，我国各地从事诸种建设活动的公私团体有69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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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学家杨懋春教授根据《申报》年鉴统计，自1925年至1934年全国各地兴办的乡村建设、农村改造、民众教育、自治试验计划共63处。
上述乡村建设活动的时间跨度不同，范围各异，动机有差，侧重点不同，但都是试图在保存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用非暴力的方法，通过社会改良，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政治，进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在为数众多的乡村建设试验中，由知识分子主持的、最著名的有三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工作和江苏的乡村教育工作。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场自觉的乡村现代化运动，是对晚清以来中国乡村各种社会问题的首次深层次的关注，在这场运动中，乡村政治的民主化和自治化、经济的市场化和合作化、文化的科学化和大众化等观念得到了宣扬和提倡。此次运动中出现的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对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和探索，由此引出的乡村现代化课题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站在历史的潮流之中，以现代化为视角，对不同时期典型的乡村建设思想产生的背景和萌芽进行剖析，对其实践发展过程作一番考察，以揭示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所作的思考和产生的意义，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书着重探讨的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的相关内容及对其内容的争议研究。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20世纪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他为复兴中国、复兴中国文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学术思想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繁杂的各种乡村建设实验中，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是为数不多的有系统理论指导的实验点之一。
事实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虽然由于本身所存在的许多理论误区而未获成功，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也曾被认定为“反动”和“封建”而遭到多次批判。然而作为一种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并引起极大反响的思潮和运动，其间仍蕴藏着许多值得借鉴的积极因素。尽管它未能把中国农村及整个中国社会引向现代化，但它所提出的某些主张，及其在乡村建设实验中所揭示的某些问题，诸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化关系的阐述，对乡村教育的重视，对改良农业的提倡，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等，不仅让人们认识到农村社会组织重建和农民素质全方位的提高是乡村现代化的前提，为乡村现代建设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传播到了乡村。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本身获取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的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村改革，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都极具历史意义，值得分析和借鉴。本书正是借由分析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及理论入手，通过回顾各个时代、各个派别相关专家学者对其提出的质疑和批判，着重挖掘梁漱溟乡建思想和实践的深层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冀望对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有益的镜鉴。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关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农民和农村建设是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和和谐社会实现宏伟蓝图的关键着力点。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实践，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诸多领域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伴随而来的是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深层次转变和全方位提升。但站在二十一世纪改革进一步纵深的关键节点，面对改革发展的重重机遇和任务，具体到农业、农村和农民，不可否认，成绩显而易见，但问题依然存在，不容有丝毫忽视和懈怠。
梁漱溟曾经指出：“我们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都住在乡村，过着乡村生活，中国就是由二三十万乡村构成的中国。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是以乡村为本，以农业为主，国命所寄托，还是寄托在农业，寄托在乡村”
，“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
。历年来党和国家都把乡村、农民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和“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
，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由此可见，在任何一个时代，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重点所在，相应的，任何时代对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失败教训都同样值得重视和研究，是我国当前进行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源泉和实践基础。
具体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用他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适应和复生、如何从农村入手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时代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构思出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社会主义蓝图。这一蓝图在梁漱溟时代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尚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正如萧伯纳所说，出差错的生活虽然不那么令人崇尚，但是总比无所事事的生活有意义得多。这种意义不仅是思考和实践本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后人汲取经验教训的意义。而从其引起的争议角度研究，其批评者的观点则恰恰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种种局限性作了全面而又客观的注释与修补。因此，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着手，围绕对其争议进行研究，无疑能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不同派别、不同个人农村发展思路的得失，通过更为全面的比较鉴别为我国现时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多方位的借鉴。
其次，无论是梁漱溟主张的乡建思想和实践本身，还是不同时期批评者对其思想实践的种种质疑与诘难，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都无疑是将个人之小我融汇与社会之大我的典范，都是本着其爱国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热诚，将自身的全部睿智才思用于探讨解决民族危机的方法和困境。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构成了维系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可贵的民族精神。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仍在进行中，产生梁漱溟的时代和思潮，从一个大的历史维度看，到现在还远没有结束，相应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将比以往更加复杂和艰巨，本书通过重新回顾和提炼这种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希望可以在现实的及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为现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上面临的种种机遇和困境提供切实的激励和指引。
三、选题的理论意义
不可否认，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为领袖人物的曾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终因整个活动的改良倾向与时代生命的脱序而归于失败，整个活动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过程也绝非臻于完美。然而在选择民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他们的初衷是强烈爱国主义的驱动，他们的奋斗是发乎心灵的，他们的努力更是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为此所付出的努力，远比解决问题重要得多，值得肯定并借鉴。
具体到梁漱溟，与其他派别和个人明显不同的是，他所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有其庞大而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架构，涵盖佛学、儒学、文化哲学、社会主义等诸多门类，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系统的乡村建设理论，并以此为理论指导进行了多年的实践。但追根溯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都根本建构在以乡村为本位的基础之上。而乡村是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源泉的广泛共识，不管是在彼时还是今天都有着深厚的学理基础和现实需要。正因如此，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仍然是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点，并基于自身思考在诸如村民自治、民间法、农村土地制度等有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各个领域提出了诸多思考和建议。有鉴于此，细致挖掘农村和农民问题产生及发展的历史渊源和脉络，梳理二十世纪初不同派别的专家学者对于农村、农民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之道，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领袖人物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剖析，通过争议角度全面评价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的成败得失，无疑能对今天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借鉴。
其次，已有的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已经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相关成果不可谓不全面丰富。而本书旨在从对梁漱溟乡建思想及实践的批判角度出发，能在已有的对其研究基础上开拓出新思路，找到新切入点，得到对梁漱溟及其乡建实践的新认识，填补已往研究的空白，进而更深地挖掘出其内在的特殊价值。
再次，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面对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现实时，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找出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作为新文化的源头活水，并以它为载体来吸收、接受、同化、改造西方的近代进步思想，希望在此基础上寻找彼时中国农村的现实出路，进而挽救和复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而与其对立的西化派则主张对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进行全盘否定，这也是他们批评梁及其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主要着力点。因此，在今天努力寻求各种文化体系的深层价值观念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时，以各个时代、各个派别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的争议角度分析，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方面，从各民族具体的政治文化特征角度，从深层的文化继替方面，无疑能为传统价值和外部文化的对接融合得到更为中肯的解决方法，为究竟如何认识这些问题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并引发今天对一些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最后，从对梁漱溟乡建思想和实践的批判角度出发，回顾不同时期面对同一问题不同意见之间的争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期，由于观点相“左”而引发的层出不穷的批判运动，能引发当今人们的思考，面对学术领域中解决同一问题不同思路和意见之间的分歧，究竟该如何营造一种有益的、健康的意见环境。换言之，何谓健康正确的批评态度？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进行社会批评？结合现时代舆论的发达、个人自由的空前解放，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究竟该如何引导和建设一种积极互动、健康向上的意见氛围，以助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养成和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全面细致地分析探讨不同时期梁漱溟及其批判者双方的争议态势，或许能给我们指出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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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J．Lamley，Laing Shu－ming：Raral Reconstrnuction，and Rural Work Discnssion Society，1933－1935，
Chung Chi Jonrnal
，Col．8，No．2，may 1969，p．60．
第二节
研究回顾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梁漱溟乡建思想及实践的争议研究，涉及有关梁漱溟本人、其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对其乡建思想及实践的批评三方面，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将成为本书的研究基础。
一、关于梁漱溟的研究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理论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烙印，是二十世纪新旧交替、社会动荡的时代大环境和其个人生活交织的一种反映。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对中国乡村各要素与整体的变革与发展进行了全方位且深刻的思考，其理论涉及中西哲学、佛学、儒学等诸多方面。更让人钦佩的是，梁漱溟不单纯是一位坐而论道的思想家，更是一为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顾环境恶劣、抛家舍子对自己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梁漱溟的学术创作和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过早地结束了。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梁漱溟重新活跃于中国的学术舞台，其理论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继《梁漱溟全集》（梁漱溟，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之后，又出版了《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马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梁漱溟评传》（景海峰、黎业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梁漱溟研究集》（刘定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熊吕茂，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郑大华，中华书局，1994年）、《梁漱溟心理思想研究》（柳友荣，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郑大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艾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善峰，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梁漱溟自传》（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梁漱溟合作理论与邹平合作运动》（杨菲蓉，重庆出版社，2001年）、《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郭齐勇、龚建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梁培恕，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等多本著作与译著，见之于学术期刊的相关论文也有百篇之多。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包括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生命哲学、道德哲学与艺术哲学。如《略论梁漱溟人生哲学中儒佛二重性》（龚建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梁漱溟生命化的人性本善论述评》（刘长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梁漱溟心性理论评析》（熊茂吕，《长德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新儒家与文化重建》（徐文明，《学术界》，1996年第1期）等。
（2）文化思想，包括佛学文化观和东西文化观。如《梁漱溟社会发展史动力观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朱从兵，《世纪桥》，2000年第1期）、《梁漱溟的新民观及其实践》（沈松平、俞成凤，《广西地方志》，2000年第6期）等。对梁漱溟此类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他们认为梁漱溟的文化学术思想理论主要包括文化、哲学、新儒学和教育思想等，而其中核心则是其文化哲学思想。由这些思想出发构成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都是梁漱溟对其一生所关注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阐发和解决。梁漱溟“一生关注的是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其全部的文化学术思想理论与实践实质上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
（3）教育思想。主要内容是对梁漱溟有关教育思想的阐述和分析，集中在对梁漱溟关于教育的大生命、教育的大功能和教育的大系统等观点的认识和评价。
（4）新儒学思想。梁漱溟是新儒家学说的开山鼻祖早已为海内外所公认，他所大力提倡的“理智”“理性”“直觉”，以及在新时代语境下对孔子生命哲学的崇尚、提倡和谋求儒学的现代化的种种努力，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直接影响了其后时期新儒学的奠定和发展。在此方面的研究，例如《当代新儒家的先驱——梁漱溟》（彭启福，《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乡村建设的伦理之维——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伦理内涵与时代价值》（吕甜甜，江苏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马瑞，《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日本作为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梁漱溟其人其思想一直是日本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其思想文化研究也一直颇有建树。在其正式出版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池田克已译，大亚细亚建设社，1940年）、《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矢野安房译，《兴亚资料·政治篇》，1940年第13号）等著作相继在日本翻译出版，日本学界随之开始了对其乡建思想和实践的持续关注和深入分析。日本最早的一篇集中研究梁漱溟乡建思想的文章是1948年小野川秀美发表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的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科学》，1948年第2卷2号）。作者认为梁漱溟片面强调“情义化”的一面，这可以看成是有意识地将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方社会相互对比，通过强调两者的对决来说明古代的优越性，而从为了对决而被纯化的古代所抽取出来的是以“情义”为基调的“中国式的民治”正是他乡村建设理论的根据所在。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对其关注的焦点还集中在伦理思想、佛教思想和儒学思想。如冈崎文夫、小柳司气太等都是研究梁漱溟此类思想的佼佼者，同时代研究梁漱溟其人其思想较有力的还有清水安三、土田杏村以及稍后的神谷正男、福井康顺、木村英一。直到当今，日本学界从梁漱溟的宗教、哲学、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的热潮依然经久不衰，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平野正、后藤延子以及后来的中尾有则、西村俊一、家近亮子等学者，他们都从各自关注点写出了大量对梁漱溟的研究文章，为今天研究梁漱溟提供了大量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在欧美学界，对梁漱溟的研究比较早的是美国学者艾恺（GuyS．Alitto），他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艾恺主张把梁漱溟的思想放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思路，艾恺写出了《
The Last Confucian
：
Liang Shu
－
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2nd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和《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其次比较全面的评述梁漱溟及其乡建运动的美国学者是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拉穆利（Harry J．Lamley）的《
Liang Shu
－
ming
，
Rur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Rural Work Discussion Society
，
1933－1935
》（蓝厚理，《崇基学报》，1969年5月第8卷第2期），同样是从历史描述的角度对梁漱溟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作出回顾。除此之外，还有《
Liang Shuming and Henri Bergson on intuition
：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evolution of terms
》（Yanming An，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97，Vol．41，No．3）等文章，大都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梁漱溟思想作出分析。综上所述，囿于文化和地域原因，欧美学界对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的研究并没有如日本一样形成较大的热潮和持久的关注。
二、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的研究
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关注和思考起源甚早，而其整体理论体系的建立、完善和成熟，则要归结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实践运动。具体到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抢救与整理，山东省尤其是邹平县有关单位和文史工作者做出了大量工作和努力，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为后人研究梁漱溟、研究那时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大量珍贵而详细的素材。如《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省政协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梁漱溟全集》（梁漱溟，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与此同时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从自身角度出发，从各个方面对梁漱溟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大量学术水平较高、极具价值的论著，如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艾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何建华、于建嵘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等等。除此之外，学界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召开了多项学术研讨会，从多学科角度探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给彼时和现时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并在某些角度达成了共识进而提出了深入讨论的可能性。如梁漱溟学术思想体系整体与乡村建设理论个体的关联研究，邹平乡村建设实践对全国乡村危机的缓解所做的现实贡献，梁漱溟与同时期其他乡建运动领袖如晏阳初、卢作孚等人的异同比较，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都提出了颇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观点，推进了更多专家学者对二十世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注和研究热情，为深层次、多领域的提炼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对现时中国新农村建设和整体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激励。
从海外范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梁漱溟依然颇受日本学界的关注。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日本学者认为像梁漱溟、张东荪这些在现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东洋思想”主义者，他们如何批判原有的思想、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意味深长的事情。平野正将梁漱溟界定为“儒学士大夫阶级”
，其研究重点探讨了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斗争最激烈时期梁漱溟所经历的思想变化。家近亮子则着重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关联研究，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形成固然受其家庭环境的影响，但更多是渊源于梁漱溟成长于华北地区的“地域性”
所致，具有一定的地域狭隘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梁漱溟的主要著作在日本陆续翻译出版和重印，且从梁漱溟逝世的1988年开始，亚洲问题研究会每年要举行一次“梁漱溟先生纪念研讨会”，以及从1997年1月开始的亚洲问题研究会的月例研究会，梁漱溟的思想与著作经常成为被讨论的议题，梁漱溟研究尤其是其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研究由此在日本学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许多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作出分析和评价，这些文章为在多角度、深层次进行其批判研究提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以下学者及其文章：
1985年，新保敦子写出《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运动——以其于山东省邹平县之实践为中心》（《日本の教育史学》，1985年第28号）一文，从教育史的角度来探讨梁漱溟、邹平实践中的意义及其局限性；1987年，菊池贵晴通过《有关梁漱溟与乡村建设的诸问题》（《中国第三势力史论：中国革命における第三势力の合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7年）一文，论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问题，指出梁漱溟乡村建设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地了解和达到农民的深层需求，尤其是经济要求；1989年家近亮子写出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论的成立过程》（《近代中国人物研究》，东京、庆応通信，1989年）一文，经由回顾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提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所秉承的“传统思想”与华北的“地域性”和西洋社会主义影响的内在渊源性；1991年，宇野精一在《乡村建设理论》重译本《序》中开篇就说“作为邻国一后学，我从心里敬慕梁漱溟先生”，并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进行了比较，认为现实中虽然以儒学的民主精神和自由立国为乡村建设基础的梁漱溟败给了以阶级斗争论为基础的毛泽东等的农民运动，但是就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他呼吁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梁漱溟所致力和向往的世界，并认为重新出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崎博夫在该书的书带上写道：“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体制解体之际，我们推举此书作为东方馈赠给现代世界一本合时宜的书。该书记述了对民族传统不断地反躬自问、以伟大的孔夫子的儒学身体力行而投身于中国农村实践的近代中国巨人梁漱溟先生的深厚的学问与热诚”，并称此书为“中国思想史上不朽的名著”。1998年小林善文在《梁漱溟于乡村建设运动之道》（《史林》，1998年81卷2号）一文中，不仅详细评价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独特之处，而且从方法论角度分析了其乡村建设实践的别具特色，并在最后对梁漱溟作为第三势力代表行动特色也尽可能地予以了一定的关注；1999年驹井正一《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金沢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篇）》，1999年17号］，对梁漱溟生平作了一番综合性介绍，他指出梁漱溟彼时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意图和实践重点是着重于改造和建设中国新的社会组织结构，进而实现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虽然梁漱溟乡村改造思想在现时代急剧变化的中国乡村社会已经不能完全照搬适用，但以梁漱溟的探索精神和实践努力为榜样，建立合乎中国新时期现实的“乡村观”仍属必要；1999年，木村博则独辟蹊径的在《家稷农乘学与农村建设理论——江渡狄岭与梁漱溟》（《比较思想研究》，1999年26号）一文中，将梁漱溟与农本主义思想家江渡狄岭付诸比较研究，探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两个农村建设先驱思想和实践的异同之处；2006年汤本国穗写出《乡学村学的构成要素与梁漱溟思想》（《千叶大学法学论集》，2006年20卷4号）一文，将关注点投向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中乡学村学实验在其整体建设思想中的演变过程、地位和作用，并在最后得出结论，梁漱溟以乡学、村学为核心的乡村建设实践的最终目的不是想要完全回归和复兴传统，而仅仅是以此为手段探索利用传统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
（一）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
1．理论指导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是其乡村建设的理论指导，对其文化哲学观的分析也主要是依据梁对世界文化的“三路向”分类，即：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意欲自为，偏于持中调和的中国文化；意欲反身向后，主张来世的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一种文化早熟，但无疑将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最终依归。梁漱溟进而指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粹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和民族生命的寄托，中国要想实现民族复兴和社会现代化，必须以自己传统民族文化为根，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文化，而天人合一的儒家理想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金青山指出：“梁漱溟一直把他的文化哲学当作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发点，认为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得从文化入手。”
熊吕茂则指出，梁漱溟认为在中国同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冲突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而不是经济、政治上的某一局部和层次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种种政治经济上的改良与革命之所以失败，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中国社会的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要解决文化失调的问题，就必须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洋文化的先进之处，在互相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使二者互相融和，以此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和整个民族的复兴繁荣。“梁漱溟从中国文化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和自信”
。
“梁漱溟非常推崇中国文化，努力使儒学现代化，而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文化，使其现代化，梁漱溟认为必须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入手。”
贾可卿也认为：“梁漱溟文化理论的结论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以儒家人生态度制衡之，这一结论落实在实践中，即30年代他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
大多数学者都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来探析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动机，也有些学者从他的教育思想入手，如张庆雄指出：“他坚信，靠教育可以改变民众，实现民众自救，而且他把教育的功用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是一种宽泛的教育。”
2．形成原因
学界通过研究得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推行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并且与其对彼时中国社会环境的体察、其文化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
由当时的国际背景分析来看，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出现，哲学领域也随之潮流涌动、风起云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促使人们对西方社会进行反思。“梁漱溟的儒家社会主义理想也正是他在世界人文主义思潮回流的背景下反思资本主义弊端的结果，他反身回向传统，从儒家的理性伦理中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生长点。”
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梁漱溟对从前的宪政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最终经过重重思考，决定致力于“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
。
梁漱溟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是其乡村建设思想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陈留根认为：“民国建立以后，各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展开内战，经济停滞，政治腐败，使得农村经济萧条衰败，‘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呼声风行社会，有识之士企图从农村来挽救经济以拯救中国，像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等陆续出台，以圣人自居的梁漱溟当然也不甘寂寞，提出了他的乡村建设思想。”
再者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构造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应该说，他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构造的分析是深刻的，但对阶级的否定违背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这种观点也影响着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他试图通过第三条道路即乡村教育以实现民族自救。他认为中国这种‘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构造是由于文化的失调开始崩溃。因此，乡村的破坏主要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被打破，新文化还没有建设。当务之急，首先要确立一种对传统文化经过补充改造的新的乡村文化”。
这种新的构造付诸行动就是乡村建设运动。
（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具体实践的研究
1．主要实践内容
尽管梁漱溟先后在广东、河南和山东进行了一脉相承的乡村建设运动，但由于在广东和河南的实践时间不长，相对不够深入，学者们多倾向于对梁在山东邹平实验区的研究。
多数学者在研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的时候，都会对其进程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潘旦在《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首先就有了一个简单梳理，
刘蓉宝则以梁漱溟在广东进行的简短实验为其乡村建设实践的开端，通过时间梳理，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在研究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主要内容上，大多数学者都会将其分为几个方面，比如贾可卿在其《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一文中指出，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实践的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教育或曰文化三个方面。这种文化、政治和经济三分法在很多学者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但在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也有稍不同于此种分法的。如潘旦在其《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就把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主要内容界定为教育、经济和道德三方面，并不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定义为政治运动。
2．主要特点
对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特点，学术界既有从宏观角度也有从微观角度来探析的。郭蒸晨就从宏观视野出发，认为梁漱溟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实践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张利群在其文《论乡村建设理论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中从微观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特点有四，其一即综合性，实践内容涉及经济、教育、政治、风俗等方方面面；其二是平民性，即出发点在于关注乡村底层民众，试图改善农民生活；第三是注重教育，注重以教育手段改造农民思想、改变乡村面貌；第四是民主因素的闪现，即强调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实现乡村的自治和自救。
（三）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
1．对其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改良运动，它的非暴力的改良主张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运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也在本质上相异于国民党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即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派是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二者之间的中间派，无论所采取手段如何，本质上是爱国的，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苦心孤诣的探索。刘蓉宝指出，“不难看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乡村改良主义的运动，是一般知识分子寻求第三条道路的运动”
。持此观点的还有刘彦芬，她指出“梁漱溟希望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国民党维持乡村既有制度，又不同于共产党以革命手段改变制度的第三条道路，即改良主义道路来解决乡村问题，并身体力行进行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
。熊吕茂也认为“综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我们不难看出，梁漱溟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本质上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乡村改良运动，是一般知识分子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即改良主义道路的运动”
。马东玉则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
。也有些学者从文化精神的角度分析其性质，如潘旦认为“梁漱溟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仅是一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挽救运动，也是一种体现民族自救与创新的精神运动”
。
2．对其成败得失分析评价
综观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成败得失分析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类观点：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认为，虽然彼时各派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无论从目标设定还是手段运用上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甚至客观上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帮手，一定程度阻碍了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但无论如何乡村建设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民族责任担当和爱国精神的迸发，是对中国社会改造和复兴进行的深刻思考和艰难尝试。他们实践中的许多经验在彼时客观上确实起到了进步和推动作用，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时代价值，需要正视、肯定和借鉴。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宏观上看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及其实践无疑应该基本否定，但在某些具体建设内容上应该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
第三类观点是“成败不定”。不同于以上两种评价观点，少数学者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不能简单地以成功或失败来定性。如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
，主张应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进行评价和借鉴，而不是简单的贴标签。
3．现实启示意义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运动研究的深入和全面，在全新领域如乡村建设实践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县政建设实验等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于建嵘对国家行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的分析，
王先明、李伟中对县政建设和乡村现代化进程之间的互动进行的探讨，
李国忠从比较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和苏维埃运动分别施与中国农村的影响进行的研究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极大开阔了视野，拓宽了研究范围。
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发展，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关注的焦点移向其对当代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启示。刘蓉宝从三农问题的角度分析，从几个方面来论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对当今改革开放的意义，如“与时俱进，充分认识新时期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重视农民教育，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想”。
张利群则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对今天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有如下启发：其一，小康社会的建设主体和动力都在于农民；其二，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必须通过各方面综合考虑、整体改革；其三，加快农村民主化进程和社会民主化进程；其四，通过提高农民的素质从而提高国民素质；其五，通过改造农村、改造农民来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
。杨斌、周坤则从着重从农村文化建设角度出发，挖掘梁漱溟乡村建设中注重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指出“注重农村的文化建设，最主要的是适合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建设，培养、增进农民的乡村认同感”
。
三、关于对梁漱溟乡建思想及实践争议的研究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乡村建设从开始就面临着多方面的质疑与批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邹平的乡建实践，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和以后成为各专家学者评议和争论的热点和焦点。
（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其的批评
从其初始发展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实践就遭受了或平和或尖锐的批评。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以胡适、城市救国论者吴景超、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丁文江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和以社会学理论家孙本文、孙冶方、千家驹、李紫翔、陈翰笙、薛暮桥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代表的以《中国农村》月刊为阵地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对乡建改良派包括梁漱溟的批评。1933年吴景超在独立评论第62号上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一文，揭开了独立评论派批判乡村建设派的序幕。随后，《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我们没有歧路》《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和《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等文章的相继发表，将这场批判推向白热化。但是客观来看，对梁漱溟乡建思想批判最具代表性的是1935年4月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农村派”代表人物千家驹、李紫翔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其代表性的文章有千家驹的《中国的歧路》、孙冶方的《为什么要批判乡村改良主义工作》、张志敏的《评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之方法问题》、薛暮桥的《农村建设问题》、李紫翔的《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等，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全国各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所从事的乡村工作，从理论到实践均有所批判。这些文章从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分析了产生农村改良主义运动的背景，并指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用和平的方法改造农村社会是行不通的。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其的批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漱溟梦寐以求的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出现于这片多难的土地上，并领导着它的人民向着几代知识分子为之努力的现代化迈进。历史用事实证明了梁漱溟乡建理论及其实践的局限和失败。但仅仅证明和由此引起的梁漱溟的自我省察并不足以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梁漱溟所有的思想和生活轨迹。这种改变始于1953年9月12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那场著名的历史公案，随之展开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批判梁漱溟运动。
1．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
严格说来，毛泽东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曾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38年的延安，二人围绕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的许多观点展开了多次交谈，毛泽东主要就梁漱溟关于中西社会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认识和改良路线三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其中许多见解对于今天分析评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都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第二次批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3年，起因源于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这次批判毛泽东共从十五个方面对梁漱溟的思想作了全面的否定，全面否定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最后号召大家都来批判梁漱溟，并由此直接导致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各界对梁漱溟批判运动的兴起。
2．社会各界对梁漱溟的批判
由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公开批判，加之中共中央从1954年10月起发起了第三次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因此从1954年底，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开始公开批判梁漱溟。1955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批判梁漱溟的高潮。以1955年5月11日冯友兰在《人民日报》上率先发表《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为开端，开始了从文化理论、哲学理论和乡村建设理论等几个方面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自此以后，哲学界、理论界名人纷纷撰文加入批判行列，时间长达半年。这段时间从中央级报刊到地方报刊，都纷纷刊登数量惊人的批判梁漱溟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批判文章达近百篇。后来这些批判文章中一部分水平较高者被整理出版为《梁漱溟思想批判》，先后出版了两集，收入文章三十一篇，此外还有几部专著出版。到年底，这一批判运动基本结束，以后虽也有偶尔的零散文章，但已基本上不再形成一场运动。正是由于这样一场运动，导致了梁漱溟生命历程的一场重大转折，使他在以后的学术舞台和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长达近二十年之久。
这次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相当一部分是不着边际的攻击和谩骂，对其乡建思想和实践的批判则更是一种指责和定罪，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实际是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对此，著名的梁漱溟研究专家、美国的艾凯博士评价说：“这场主要目的在于搞臭梁漱溟的批判运动，似乎成了一场谩骂与诋毁的运动。大多数批判文章概念模糊、逻辑混乱。例如他们指责梁作为乡村领导人是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韩复榘、地主、工业资本家、买办、富农、恶霸的走狗。但他们根本不管这一大串大杂烩似的坏人之间的利益是很难一致的。例如，在邹平改进农业技术，增加生产，所带来的结果‘仅仅对大地主有益’（事实上，邹平几乎没有大地主）。他们所列举的一切例证，无非证明梁确是一个罪恶之徒。有些人甚至求助于最无耻的诽谤：梁漱溟和他的一些同事是亲日分子，甚至是汉奸。”
不过也有一些批判其乡建思想和实践严肃的学术性的文章值得注意，这些文章虽然也免不了带有时代的烙印，但一定程度上还是严肃性的学理性的，值得重视和分析。主要代表有冯友兰的《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贺麟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李达的《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批判梁漱溟坚持落后反对工业化的谬论》《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梁漱溟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反动观点》《批判梁漱溟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动观点》，等等。
3．梁漱溟自身对其乡建运动的省视
对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从争议角度进行研究，还有一个视角无法忽略，即其本人对此的审视和反省。其主要内容集中在梁漱溟本人的文章和相关资料中，以时间为线索，大致包括以下内容：1935年10月25日，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演讲《我们的两大难处》；1938年写成的《请开全体审查会，并请政府当局出席切实检讨抗战工作案》；乡村建设实践被迫结束后，1941年由重庆中国文化复印社印行的《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应该指出，由于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国家形势背景，梁漱溟以上对自己乡建工作的剖析或审视还仅仅停留在具体工作的思考和补充，更多的是一种学理上的论争，并没有从根本上对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对国家翻天覆地变化的切实感受和对于未来的满怀希望，梁漱溟才开始真正从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和自我修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950年由重庆北上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这确是一个新中国的开始”；历经全国各地的多次考察之后，1951年10月5日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目为“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承认了自己的许多见解是错误的；1952年，他写出了包括《我的努力与反省》《检讨我的立场、观点和过去一切行事》和《自我检讨提纲》；最具代表意义的是梁漱溟在1953年所写的《何以我终归落于改良主义》一文，对自己的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深刻分析，明确承认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走自己所主张的乡村建设是行不通的。应该说，梁漱溟此段时间所写关于内省和自我批判的文章多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实际发展和自己的切身感受，他对自己的乡建思想和实践的诸多观点所作的自我修正不可谓是不深刻和真诚的，对于全方面深层次研究他的乡村建设主张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也正是在梁漱溟写出《我何以落归改良主义》的同一年，1953年，由于那场著名的历史公案，梁漱溟接受了近二十年的批判，期间针对这些批判，同时也是那个特殊年代自我批评和改造的政治需要，梁漱溟又连续写出了一系列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文章，涉及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主要有1964年的《谈我的思想问题》、1970年的《发愿文》、及1977年的《我致力乡村运动的回忆与反省》等文章。客观来看，不能概而论之这些文章完全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产物，毕竟梁漱溟一生所践行的理念追求谓之为“唯真唯实，独立思考”。当然这些文章也不能完全排除特殊年代的政治烙印，但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乡村建设工作的内在省察和补充，具有其自身不可抹杀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值得研究和探究。
第三节
创新点和不足
一、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一）尝试在选题视角方面能够推陈出新
综观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内外学术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状况及梁漱溟其人其思想和具体实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研究比以前更加深入也更加全面，在对其评价方面也更加实事求是，不再完全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其“一刀切”地否定，更多倾向于结合现实环境对其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客观分析评价，这是近年来新的研究进展。但是在一定方面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尤其关于对其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所引起的争议的专门研究则还存在学术空白。因此，从本书的选题角度来看，从各个时代、各个派别对于梁漱溟及其乡建思想和实践的争议研究入手，无疑是一个更加巧妙和深刻的角度，能对其思想和实践进行一个更为客观和全面的审视，以挖掘出更加科学和有价值的借鉴之处所在。
（二）对民族传统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作用的关注
梁漱溟乡建思想及实践的内容可以归结为八个字“文化重构，社会改造”。客观来说，梁漱溟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诸多观念，尤其是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文化观念尤其是政治文化观念的差异。应该承认，无论处于时代发展的何种阶段，无论国际地位如何变化，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差异永远存在，纷争也永远存在，但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蕴藏着某些积极因素需要坚守，并在现时和未来的政治发展中予以转化和发扬。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如何挖掘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如何探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路径，如何发挥传统政治文化在现代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将是我们永远要面临的问题。作为政治文明基础的政治文化现代化不仅是我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巨大助推力，也将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本书在分析梁漱溟及其批评者的对立观点时，尝试探讨梁漱溟彼时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中的合理因素，寻找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有益积极成分，探索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建立民族文化认同以构造新型的政治文化，期望得到一些新观点。
（三）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细致、全面的阐述和挖掘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忧于乡村现状、心系民族前途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其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等思想的集大成，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发、世人未及的独特观点和方法，并以此指导了自己长达七年的实践，在近代乡村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过程中，认同和争议并存，成绩和教训都值得正视和留存。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详细回顾和描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点点滴滴，以及围绕其乡村建设所兴起的各种意见、观点和评价，力图完整、真实、客观地还原此历史进程，挖掘其现代价值。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在研究基础方面，各个时代、各个派别对于梁漱溟乡建思想和实践批判的资料比较分散，有关分析更是散见在不同时代、不同刊物之中，大都年代久远、查找困难。目前专门对梁漱溟乡建思想和实践批判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这使得本研究可以接收到的研究指导和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有限。因此，需要投入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展开一系列原始资料的收集。
在论点总结方面，由于作者的学识经验、能力等均有限，因此本书在总结、提炼论点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这可能会影响到本项研究的深度和水平，使得研究工作还需要在后续研究过程中不断进行深化和提升。
在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方面，深层次的评判和分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本身，以及时人对其的批评，需要综合从文化、政治文化直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入手，由于作者能力有限，可能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出发，分析梁漱溟乡建思想得以产生、发展和成熟的缘由、理论来源和发展历程，结合其乡建理论设计，详细回顾了梁漱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实践，由此引出不同时期各派别对其实践的评价和争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这些论争的相异之处，借以挖掘梁漱溟及其批判者对立两面各自的合理之处，指出其各自观点中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有益借鉴。
二、研究方法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是本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问题。梁漱溟及其同仁所从事的乡村建设事业，当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运动，本质上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其失败具有必然性。但不可否认无论是梁漱溟乡建思想及其实践本身所持的基础和立场，还是批评者基于自身立场所提出的不同甚至反对意见，都是基于当时中国大环境，基于各自对建设之路的不同认识，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和责任心，对祖国和民族的复兴之路所作出的苦心孤诣的思考和披肝沥胆的实践，是值得肯定和继承的。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的具体分析认识，及其建设过程所采取的诸多措施，有诸多闪光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教训，值得深入研究、细致分析。因此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力求既不脱离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不跳脱历史发展步骤苛求跳跃式进步，又遵循时代发展要求，用科学的眼光去寻找前辈先贤那时那地的构想和实践中的合理之处，努力对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作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并从各个时代、各个派别对国家建设、农村建设的不同构想中挖掘出今天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所在。
（二）实地调研法
关于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史料研究的层面，实地调查研究的则很少，有的甚至以讹传讹，扭曲了梁漱溟先生的本意。本研究最大的便利之处在于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笔者于2010年4月亲自前往梁漱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乡建实验的山东省邹平县进行了资料搜集和考察，走访了当地数位研究梁漱溟及其乡建实验的专家，参观了梁漱溟纪念馆和梁漱溟墓，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拍摄了大量梁漱溟进行乡建实验的文字、影像和实物资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照这些资料，如《邹平县志》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较为客观、权威的记载，梁漱溟纪念馆、邹平县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对民国时期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实验的详细记录，相关时期的《申报》《大公报》等相关报道，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会议纪要和相关档案，这些资料都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
（三）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即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承认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本书在写作时通过对彼时政治环境和制度、政治文化及各派别政治思想的回顾和分析，力求详细并系统地描绘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演变趋向，以及不同时期和环境下不同派别和个人对此思想和实践的评价和争议，通过分析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及其争议对当时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冀望从中得到对现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有益成分。
（四）比较研究法
比较是理论分析和现象研究中最常用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比较研究法是对于两个或多个研究对象，以比较的方式来寻找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和差异性，以及它们之间不同的特征本质。具体而言，它是指一种考察的程序，即依据各种标准，将被视为可比较的现象所呈现的同异予以澄清，其目的在于寻求和分类那些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因素及他们当中的互相关系之模式。
因此，采用比较研究法，可以通过对比发现有价值的、可借鉴的东西，为研究所用。本书内容将会涉及三方面的比较：首先是针对同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不同人物、派别的理论、实践及其相互间横向比较研究。如将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与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不同派别、主张之间的比较。其次是不同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纵向比较研究，把七十年前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和当代的新农村建设进行比较，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把梁漱溟自身的思想和实践与其批评者、批判者的主张相对比，对于其思想和实践进行一个更为客观和全面的审视，以挖掘出更加科学和有价值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五）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的运用主要是针对一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课题，通过文献资料调查、查找来获得相关资料信息，以此全面详细且准确地了解研究对象，完成研究目的。本书拟通过各种学术研究刊物、报纸杂志、新闻媒体、数据库等，收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批判梁漱溟乡建思想和实践的观点进行归纳分析，以确定本研究的基本观点、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梁漱溟乡建思想和实践所存在的不足和其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所提供的借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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