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对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进行了探究，围绕“绿色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绿色发展与中国传统自然观”“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观”“绿色发展与生态社会主义”及“绿色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这五大方面，剖析了绿色发展理念与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旨在加深对绿色发展的理论层面的认识，更好地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对多角度、全方位理解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导论
在当今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人工智能可以战胜人类最优秀棋手的历史阶段，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人类的能力发展到了极致境界。一方面，我们为自身创造的科技奇迹惊叹不已，主体意识的自我膨胀、自我满足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我们正信誓旦旦地期待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相信自身可以创造出更多奇迹；另一方面，我们又为自身物欲膨胀、理性失范、行为失控导致的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焦虑不已。我们不知道人类文明的最终消亡会在哪一个时间节点残酷到来，不知道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何时会无情落下，因为生态恶化不仅仅意味着对自然界的再生能力、自我修复能力构成了威胁，同时也构成了人类自由的最终限度，甚至构成了人作为一个类存在物的最终限度，这是对人类短视心态与急功近利行为的严厉惩罚。从全球的生态环境来看，大气污染、水土流失、能源枯竭及物种消亡等一系列问题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翳。随着全球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生态危机也迅速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一场极为深刻的、辐射面极广的、关乎每一个人类个体日常生活的、极具影响力的生存性危机。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已经由隐性转变为显性，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个体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可怕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若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生态危机将会给地球上生活着的所有生物带来灭顶之灾。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慢，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自然资源量少。但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就开始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发展至今已经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放眼欧美，自2008年以后，作为后工业社会国家的美国和欧洲诸国，随着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愈演愈烈，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相比之下，作为世界头号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却在较长时间内一直都保持了良好的势头，虽然目前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目标有所下调，但是依然在世界经济整体呈现低迷状态的历史背景下稳步发展。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稳定在6.7%，虽然这一增长率与过去相比有所减缓，但是在全球经济走弱的大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现在国内生产总值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5个百分点的增量，世界银行分析了主要经济体在今后几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其中美国经济2018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为15.7%，而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将达到26.4%。
中国经济的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维度与实践层面取得的双向成功，直接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其中不乏赞誉之词，但更不乏质疑之声，甚至责备之声。这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差异性而在一些西方人内心深处所引发的恐惧心理。于是“中国威胁论”新鲜出炉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甚嚣尘上，具体包括“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政治威胁论”及“中国文化威胁论”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在思想层面一手炮制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以期在国际社会让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之外，还试图借助于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一些领土争端不断给中国施压，使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不断呈现出紧张、复杂的态势，以此来实现遏制中国、打压中国的目的。与持有“中国威胁论”的学者不同，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可怕，因为它无法突破生态的瓶颈，按照他们的思路，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将出现停滞的局面，其主导因素是中国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其实，早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一系列生态问题已经若隐若现，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脚步越迈越快，生态问题逐步演变为一个能够牵动当今中国社会每一位成员的神经的敏感问题，人们在享受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果的同时不免对发展的前景忧心忡忡。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已演变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重大社会挑战。我国原有的依靠资源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历史已经到了不转变原有发展方式，现有的发展就难以为继的关键时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将无法突破生态瓶颈。这不仅关乎我国未来发展的全局，更关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切身利益。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着眼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积极回应现实需要，针对我国目前在快速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发展瓶颈，指明了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行的方向，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五大发展理念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具体而言，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协调是发展的步伐与速度，绿色是发展的基础与基调，开放是发展的眼界与胸怀，共享是发展的目的和价值所在。
首先来看创新发展理念。江泽民指出：“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要求，只有勇于创新，人类才能做到“无中生有”“有中生无”，化腐朽为神奇，变不可能为可能。从我们祖先打制第一块最粗糙的石器为工具开始，人类就开始了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从结绳记事到人工智能，从钻木取火到开发核能，从驯化动物到克隆动物，人不断地通过各种创新活动确证着自己无尽的本质力量。可以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绵延不绝的创新史。人类正是凭借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性的历史活动，才成为“天地之精英，万物之灵长”。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内驱力、推动力，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创新至关重要。一个没有创新精神、没有创新能力的国家或民族，是注定不会有希望的。倘若我们要发展、变强大，就必须能够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创新发展理念尤为重要，缺乏创新，我们的发展就缺乏动力，经不起比较，很快将被时代所淘汰。在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历史阶段，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的理念有利于我们开拓思路，以新办法、新策略、新路子创造性地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对于我们而言，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没有回头路，只能迎难而上。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新问题并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这也是一个需要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过程。我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理论上的创新，进而相应地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余各方面的创新，才能解决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以变革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舍此别无他途。历史已经证明，发展没有止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新陈代谢、推陈出新，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在当前的语境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发展理念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做到主动创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理念置于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将其视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讲，创新发展可以为绿色发展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和更灵活的发展思路。
其次来看协调发展理念。协调发展的理念主要是针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着重提出的。从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地区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的速度、节奏完全不一样，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不言而喻。东部沿海地区底子好，多为平原，历来是鱼米之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思维活跃，思想相对开放，富有经商意识，再加上能够利用地理优势，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迅速发展地方经济，使当地的生产力水平成倍增长；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相对闭塞，很多地方交通不便，人们的观念偏于保守，地方经济发展相比东部地区明显偏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突出，比如在上海、深圳等沿海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准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差无几，这些地区甚至可以说已经处于“后工业社会时期”；而一些偏僻的山区甚至连电灯都没有，还属于“前工业社会时期”。举个例子，2014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甘肃省的2.37倍。
邓小平曾经提出过“先富”和“后富”的问题，这一提法实际上就是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来的。他这样说道：“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如此广袤的中华大地，存在地区发展的差异性是很正常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社会生产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能做到基础好、有优势的地区先发展，也就是突出几个“点”的重要性，而很难做到面面俱到。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呈现大幅度提升的局面，目前的关键是要让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尽快缩短两者之间的差异，本着协调发展的理念，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持力度，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贫困县尽快摘帽的目标，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短板能够尽快得以补全，从而更好地提高我国的总体发展水平。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讲，协调发展可以使绿色发展由“点”到“面”，全面铺开，拓展绿色发展的空间与地域。
接下来看开放发展理念。开放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在当今全球化日渐深入、信息化全面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打开国门，拓宽视野，国内国际联动发展势在必行。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国都开始大力发展经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不断加强，生产与销售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地域限制不像从前那样鲜明。从我们的邻国日本及曾经的苏联来看，对外开放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一大有力举措。我国从1978年以来就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政策，在此期间吸引了大量外资，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我国的很多产品出口海外，赚取了大量外汇，有力地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至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中国打开国门、走出国门，与世界各个国家共同积极营造；稳定的国内环境则需要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人们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依然以代加工为主，大量产品出口海外赚取外汇，无论是原材料的引入还是产品的出口，都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只有勇于打开国门、坚持打开国门，才能将我国的发展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中来谋划并进行。一方面，积极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才及雄厚的资金等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以更严格的要求使我国的企业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来占据海外市场。因此，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全球发展新趋势来看，开放发展依然是我们在下一个发展阶段需要贯彻执行的重要发展理念。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就已经指出：“我们要秉持开放精神，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发展经验，共享发展资源，推进区域合作。进入新世纪10多年来，亚洲地区内贸易额从8000亿美元增长到3万亿美元，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贸易额从1.5万亿美元增长到4.8万亿美元，这表明亚洲合作是开放的，区域内合作和同其他地区合作并行不悖，大家都从合作中得到了好处。”
当然，这仅仅是亚洲的一个例子，从全球角度来讲，打开国门、打破贸易壁垒，有助于多方合作共赢。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讲，开放发展可以使我国的绿色发展与国际接轨，加入到全球绿色治理的体系中去，同时使中国的绿色发展为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共同保护好地球这一宝贵的家园。
再来看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它解决的是发展到底是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来享受的问题。发展并不是为了少数人获得特权和利益并过上高品质的生活，归根结底，发展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至高无上。以人民为中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共享发展理念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发展的过程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来推动并完成，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民群众能够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共享发展理念能否顺利实施，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否体现出来的问题。虽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根据现实国情制定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这仅仅是阶段性的目标，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的带领下，我国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即进入一个人人个性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大家不分彼此，共同平等地占有社会财富，享有各种权利。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发展成果如果由小部分人占有的话，那么社会公平、正义就难以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必将怨声载道，这样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这样的状况更不符合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公平的价值目标。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已构成了现阶段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的突出隐患，近年来少数人报复社会的行为以及一些人“仇富”的心理都反映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导致的社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成果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虽然近年来总体的发展趋势有所下降，但是普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说明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为了下一阶段发展的顺利推进，我们必须要大力弘扬共享发展理念，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共享发展，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不断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讲，共享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目标指向。
最后来看绿色发展理念，它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居于中间位置，是当前我国最新的政策指向与热点话题之一，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我国现阶段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绿色发展的生成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最终的指向是转变原有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全体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绿色发展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及共享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是其他四个方面发展的重要支撑，而其他四个方面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促进绿色发展，更好地凸显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没有绿色发展，创新发展难以为继，可以设想一下，生活在一个糟糕的生态环境之中，人们没有心情进行积极的创新活动，也难以发挥其创新能力；没有绿色发展，协调发展不过是句空话，因为发展不能持续下去，最终只能停留在原地；没有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无从谈起，谁也不愿意到一个生态风险极大的国家进行投资，哪怕再打开国门都吸引不了外资；没有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更无法进行，毕竟谁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高污染的生态环境中，这样的环境会给人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样的发展不符合发展的定义，即并非表征了事物向前趋近的一种态势，而是一种相比原来状态的倒退，是人们不想见到的结果。每一个中国人希望看到的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中国。
我国的绿色发展需要一个从理念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实践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过程，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在理念层面对绿色发展进行恰当的“答疑解惑”，剖析其理论渊源，挖掘其理论内涵，廓清其理论边界，弄清其来龙去脉，从而更好地用其指导我国当下的实践活动，为破解我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生态难题提供理论支撑与思路参考。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比如弄清楚我国的绿色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关系、与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关系、与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中的其他思想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创新的关系，等等。
我国绿色发展的理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国传统自然观和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产生的，它既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进一步发扬，也是中国传统自然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层次传承，还是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更高境界的升华，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生态社会主义遥相呼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中的其他思想相得益彰。实施绿色发展理念是为了突破发展瓶颈，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国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论著颇多，而专门论述绿色发展的则相对较少。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被西方学者提出。国外一些学者在论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也提到过绿色发展的问题，但是他们所说的绿色发展是泛泛而谈的，与我国现阶段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具有本质的区别。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生态环保理论的层面，上升到了治国理政方针政策的层面，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建设事业的指导理念，具有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意义。国外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这方面的相关著作有：安德鲁·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该书对生态政治观念和绿色运动目标及战略进行了富有启发的思考，对生态主义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激进与改革主义的绿色传统之间的差异和如何实现绿色社会变革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大卫·皮尔斯的《绿色经济的蓝图——衡量可持续发展》。该书指出要解决必要的环境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经济问题，并设计了绿色经济的美好蓝图。伍德罗·克拉克的《绿色工业革命》。该书介绍了绿色工业革命的概念、历史渊源、重要性以及目前的现状等。里杰兰德的《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机制和政策创新研究》。该书在分析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背景和国际绿色经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绿色经济的内涵及外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评估了中国绿色经济的现状和进展，提出了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建议。
国外相关研究的特点主要有：第一，偏重于从经济角度来论述绿色发展的研究较多，比如研究绿色经济、绿色工业及绿色企业等，注重的是社会的经济效益问题，而从政治角度来论述绿色发展的则非常少。第二，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如此造成了两者的边界模糊，使人们误认为绿色发展的理念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原地踏步，也就是说两者不过是概念的变换而已。实质上，两者除了名称不同以外，具体内涵也是不同的，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理论逻辑关系，绿色发展理念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基础之上的更为先进的发展理念，我们需要进一步阐述前者对后者的超越性。第三，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状况研究相对较少，主要还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绿色发展为重点，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应当说更加需要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
国内对绿色发展的研究较多，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胡鞍钢的《中国：创新绿色发展》。该书从人类历史总体进程和世界视野出发，以绿色发展为主题，以绿色工业革命为主线，以绿色发展理论为基础，展望了人类走向绿色文明的光辉前景，设计了中国绿色现代化的目标与蓝图。诸大建的《走向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该书深入阐述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意义，总结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刘德海的《绿色发展》。该书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深度解读了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阐述和创新表达，比较系统地揭示了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意义及实践价值。张哲强的《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该书阐述了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生态问题的现状与前景。郝栋的《绿色发展的思想轨迹：从浅绿色到深绿色》。该书系统梳理了绿色发展从“浅绿色”到“深绿色”的思想脉络，阐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李志青的《中国经济新平衡：重建绿色发展》。该书阐述了绿色发展如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问题，侧重于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阐明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特点有：第一，对绿色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多，在此过程中，往往与如何加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专门围绕绿色发展这一主题来探讨的论著虽然也有，但是相对偏少；第二，对绿色发展的一般概念有一定的阐释，但是对其理论维度进行重点探究的著作目前还是偏少，如此造成了概念本身的模糊性；第三，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剖析绿色发展问题的研究较为缺乏，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纯粹研究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著作和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著作则很多。生态社会主义是在当今西方左翼学者中形成的一股思潮，它既有“绿色”属性——以探究生态问题为重点，又有“红色”属性——具有社会主义情结，“红绿交织”的特殊性使其对我国的绿色发展问题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绿色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创新问题，本书对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进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通过本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绿色发展的概念及理论内涵有更明晰、更深入的把握，弄清其概念及理论与其他相关概念及理论的区别与联系，只有在对其定义、内涵进行精准把握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将其运用于我国的社会实践过程，从而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相关精神、党的十九大相关精神，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论的内容，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本书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绿色发展的概念及内涵进行探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绿色发展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完成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然环节。归根结底，绿色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的更好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基础，因此绿色发展不仅仅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还在人的整个生存发展状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在梳理绿色发展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过程中，追踪了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动态，挖掘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绿色发展的启示意义，既拓展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视野，又拓宽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领域。生态社会主义是苏东剧变以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它深入探讨生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问题，代表了西方左翼学者当前的研究重点。对其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剖析，进而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从中吸取有益的观点为我国的绿色发展提供参考，既可以全面把握苏东剧变以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趋势，更好地推进国内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又可以使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中国当前的最新社会现实及最新治国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当代国外左翼思潮的理论长处“为我所用”“洋为中用”。
第三，本书既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的探究，又有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分析，从更广的范围来讲，可以为目前国内外针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开拓理论新视野，揭示社会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的具体特征和一般规律，进而从整体上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层面的凝练与发展。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当紧紧抓住所处时代的最新特征，在全球化、信息化及生态问题日趋凸显的当今时代背景下，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新旧事物的更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这是整个时代的潮流。中国当下正在逐步向世界舞台的中心靠拢，绝不能逆时代潮流而行，而只能顺应时代的需求，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式也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倘若我们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态度无视这些新变化，或者以一成不变的“老眼光”来看待这些新变化，都会造成思想上的落伍和行动上的滞后，那样就无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只有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趋势和主体特征，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使坚持绿色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尽快走出自苏东剧变以来陷入的低谷，实现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复兴。
第四，本书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与现实性，有助于现实难题的破解，探究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并不仅仅是为了理论本身的学术阐释和理论交锋，而是要怀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密切联系当今我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快速前进而出现的一系列生态问题，为缓解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层面的思考与支撑，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往纵深发展，凸显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聚焦于生态环境问题，它既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生成、凝练，又最终要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对其进行指导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现实性、实践性是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根本特征，对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进行探究，根本的目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在于看其是否服务于实践，是否能为缓减我国目前发展中出现的棘手的生态环境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主体框架具体如下：
第一章名为“绿色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本章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入解读来阐述绿色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间的承接关系。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它所包含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必然会对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造成很大的影响。有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如何大力发展生产力、如何充分发挥人对自然能动的改造作用，而并不是强调人对自然的保护、关爱，因此可以下定论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不存在生态思想的。这种论调实际上是错误的，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中没有系统、专门的生态思想，但是他们在一些著作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自然的保护与关爱之情。他们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历史前进趋势的清楚认识与准确把握，早已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并且表达了对人类滥用、破坏自然资源的担忧，他们的担忧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着许多关于人与自然的论述，其中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较恩格斯而言更为突出。马克思早期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后期撰写的《资本论》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也有较多相关的论述，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表达的生态保护思想形成了颇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本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将自然界当作人类身体的延伸来看待，认为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然界，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应当体现为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完美结合，劳动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这些主要观点，注重在保护自然、珍爱自然、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条件下，积极地认识自然界、改变自然界、美化自然界。
第二章名为“绿色发展与中国传统自然观”。这一章对以儒、释、道三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自然观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了绿色发展理念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自然观的这一维度。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的先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看法自成体系，无论是儒家的儒学经典，还是道家的养生之道，或是佛家的观世之法，都折射出中国人对大自然的钟爱之情。这一章首先从中华经典传说入手，分析了天人关系的思想渊源。对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等传说，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这说明我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无形中接触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教育，这些以神话传说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朴素自然而富有想象力。其次，分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及佛家的“感悟山水”思想，这些思想在我国广为人知，一些中国传统经典文献中经常会提到。不得不说，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细腻、诗化、五彩斑斓，较少商业气息，更多生活气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先哲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也无时无刻不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感受到真正的轻松与愉悦，当我们从都市的钢筋水泥回归到云淡风轻的田园风光之中，一切欢喜尽在不言中。在对处处彰显“绿色情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进行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之后，本章阐述了绿色发展理念对中国传统自然观的继承与超越。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自然观对自然万物的尊重、敬畏、关怀及珍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回应了中国传统自然观“天人合一”的主体思想，与此同时，也对其进行了超越，比如对儒家“天人感应论”、道家“无为”思想及佛家“因果报应论”的批判等，这体现出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当今时代背景下新的发展理念的历史先进性。
第三章名为“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观”。这一章全面回顾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生成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探究了绿色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观之间的承接及超越关系。本章首先对工业文明建立以来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并日益发展演变至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状况。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有名的生态环境案例，比如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英国伦敦毒烟雾事件、日本熊本县水俣病事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及日本福岛的核泄漏事件等，这些典型案例为人们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敲响了警钟。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气候变暖、能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及环境污染加剧等方面，这些问题日益困扰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其次，本章将目光聚焦于可持续发展观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这一问题之上。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状况下，人们开始积极寻找解决或缓解的方法，于是便逐渐孕育了可持续发展观，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可持续发展观也日渐深入人心。一系列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及世界气候峰会的召开，使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保护地球这一共同家园的使命下相聚到了一起，达成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识，尽管在具体落实的力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异议。再次，本章剖析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弄清楚发展与可持续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本章介绍了当今时代背景下美、英、德等国的绿色新政，并阐述了我国绿色发展理念对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继承与超越。我国的绿色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来为我所用、洋为中用，吸收其精华部分，更好地丰富自身的理论内涵，同时也要注意廓清我国绿色发展理念与西方一般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界限，因为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中隐含着生态帝国主义等不良倾向。
第四章名为“绿色发展与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章主要介绍了以福斯特、奥康纳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并分析了绿色发展与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揭示绿色发展理念对其的超越性。本章首先系统地回顾、分析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发展演变，同时介绍了我国目前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现状。近年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西方左翼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发出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国内对这些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研究也一直保持一定的热度，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并被付诸实践，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逐渐与对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其次，本章重点围绕福斯特和奥康纳这两位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展开论述。先是结合最新的外文资料，介绍了他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最新描述，接着分别阐述了他们各自对资本的看法。无论是福斯特还是奥康纳都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了集中批判，并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们对资本的扩张本性了如指掌，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纵容资本的无限扩张，那么就会导致生态危机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福斯特与奥康纳的观点代表了其他众多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普遍共识，这也是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与西方一般的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主要区别，即前者将探寻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后者则聚焦于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在此基础上，本章介绍了福斯特与奥康纳是如何看待超越资本这一问题的，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将生态环境问题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动激进社会运动的突破口之一。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可以说代表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左翼学者的声音，他们的学说主要在于理论建构，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很少，其理论的独特性对我国的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我国的绿色发展不仅具有治国理政新理念的高度，还被付诸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
第五章名为“绿色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绿色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在当今时代的最新发展，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中的其他理论具有承接关系。本章系统地回顾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相关生态思想，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绿色发展为最新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对当今中国的改革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启示意义等。邓小平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处于生成阶段，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快速发展经济对中国的前途至关重要。邓小平将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在此前提下再来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邓小平这样的决策是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作出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今中国的繁荣与强大。到了江泽民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江泽民在很多场合发表观点呼吁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科技创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接着，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变得更加具体、丰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仍然是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一次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的重大改变。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提出为其后习近平提出“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等生态思想作好了理论铺垫。“美丽中国”与“绿色发展”等治国理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也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并进而构成了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内容之一。探究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必须要弄清楚它与其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概括出绿色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和话语表达具有的理论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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