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在维护稳定的第一线，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一大批党员干部怀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挚爱，扎根基层谋发展，甩开膀子干实事，展现了广大基层干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务实进取的敬业精神和清正廉洁的崇高品格，用自己出色的业绩、良好的形象凝聚了民心、赢得了口碑，被老百姓誉为“最美基层干部”。《最美基层干部风采录》第一辑收录了吴金印、菊美多吉、张国强、韩丽、李彬、王家元、魏华伟、王淑媛8位“最美基层干部”感人至深的工作案例，反映了新时期各地涌现出来的基层干部先进典型。图书文字质朴感人，注重用事实说话、用实践说话，对展示新时期共产党员光辉形象，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具有积极意义。
菊美多吉：雪域深山的守望者
人物名片
菊美多吉，藏族，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木茹乡人，中共党员。2001年4月参加工作，200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道孚县扎拖乡、龙灯乡、瓦日乡工作，历任副乡长、副书记、乡长等职。2012年5月19日，因带病坚持长时间工作，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因公殉职，年仅33岁。菊美多吉长期坚守在雪域高原最艰苦的地方，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基层干部的杰出代表。
先进事迹
百姓的小事，顶天的大事
▲朱 玉 隋笑飞 叶建平 党文伯
四川话把食堂叫作“伙食团”。
道孚县的乡镇政府，都有一个统一开伙的小伙食团。伙食团的作用不限于吃饭。因为有热乎气，乡里很多的非正式会议，接待客人，都在伙食团。
菊美多吉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其他的房间冷如冰窖，即使在零下二十七八摄氏度的天气下，也没有取暖设备。
四川省甘孜州的这个县，就是这个条件。
龙灯乡伙食团的钢炉边，有个位置是他的。曾经的同事们形容他—嘭！把输液的袋子往伙食团藏式房屋木墙的钉子上一挂，伸出两个手指，捻捻眉间……
他，菊美多吉，他们曾经的乡长，就着伙食团的炉火，开始开会啦！
过后，同事们说，能偎在炉火边输着液开着会，对菊美多吉来说，真是少见的舒服时光。
这个身体并不好的乡长，长年基本都奔波在山上。
从成都平原出发，翻过二郎山，就一脚踩上了青藏高原的边缘。道孚县正在这个边缘，高原，高寒，平均海拔3600米。
全县90%的人口都是藏族。菊美多吉更是别人眼中典型的康巴汉子：剽悍，壮实，走起路来威风八面。
一上任，菊美就遇到了难题。
藏区游牧民传统的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天冷时回到能够避风、海拔低的冬草场，夏季举家迁移到高原草场去放牧。
牧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千年。但游牧的生活，让老人无法看病，孩子没法上学，牧民们很难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政府决定设立牧民定居点，这是个浩大的民生工程，是件大事。但牧民们过惯了从这个草场到那个草场的生活，生活习惯让他们不太接受定居，哪怕是有每户补贴两三万元的优惠条件。
菊美多吉把政府的大工程拆分成了一个个执行的小环节。他开始上山。
甘孜州的面积，相当于山东全省那样大。仅道孚县一个龙灯乡就有380平方公里的面积。菊美多吉坐汽车，汽车走不了骑摩托车，摩托车上不去就骑马，马累得走不动，他就牵着马走，一户户地劝说：下山吧，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多好的政策！
只有细心的同行者会发现，刚刚30岁的菊美多吉似乎爬山很吃力。有时，他会向牧民们要去痛片吃，说自己头疼。
牧民们被迎到了新居。屋里已搬进了家具，装好了环保厕所，忙着搬家具的菊美多吉一脸的汗。
传统藏式民居窗户开口都较小，牧民定居点扩大了窗户，绿草原，蓝天空，白云彩，风景从明亮的窗子上一股脑冲进来，成为家里的壁画。住进新居的牧民，一下子喜欢上了崭新的生活。
因为有不少孩子下山上学，乡里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直线上升，增加了近百个学生。
高原，一个山头连着另一个山头，放牧的牧民散落在各个山头。牧区学校想开个家长会都不容易，校长找到菊美多吉。
干部的口头信就是通知书。一周后，乡中心小学召开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家长会，所有牧民家长全部到齐。
牧民转草场必须要过一条河。河宽十五六米，但汛期水很急，牧民们曾眼睁睁地看着马在河里倒下，马上的孩子也被冲走。
于是，菊美多吉修桥。
桥修好了，人从桥上走，牲畜也懂得过河危险而桥上安全，自动选择走桥面。
如今，很多人回忆起菊美多吉，说，他做的看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对一家一户的老百姓来说，都是顶天的大事。
他一共在3个乡工作过，无论是老百姓还是身边的同事，都这么说。
对于牧民，草场就是命，是自己的命和牲畜的命。因为占草场，牧民之间时有冲突。有时，半夜里一个电话打过来，从睡梦中惊醒的乡干部就得往现场冲，晚一点，脾气火暴的牧民们就可能酿出治安事件甚至刑事案件。
明明知道危险，乡干部也得伸手一把架住砍过来的刀—不能退缩，更不能转身就跑，在藏区，出现这样的行为，乡干部再也不会赢得尊敬。
还是为了草场。
有人把草场圈起来，甚至把别人的地盘也圈到自己的铁丝网里。
菊美多吉劝说，设限。告诉大家，一个月后拆除。
一个月到了，有人没有理会。
乡长又出现了。骑着马，手里抓着把老虎钳，用来剪乱圈地的铁丝网。那次，他们整整用了一周，清理了全乡范围的乱圈草场现象。
背着帐篷的乡干部们，7天时间中天天骑马，把腿都磨破了。
菊美多吉累。他皱着眉头，经常不经意地说自己“脑壳痛”。同事们也习惯了他闹些“小”毛病，只有乡医院的医生，偶然为他量血压时吓了一跳：高压220！这么高的血压，还在这么高的海拔工作，你不要命啦？！
妻子不在身边。菊美多吉和妻子，分头在不同的乡镇工作，两个人经常隔了几十公里山路。遥远的路程，意味着不可能经常见面，这种情况在高海拔的藏区十分常见。
他打电话告诉妻子自己身体不舒服。妻子吼他：“不吃药，对我说有什么用？”但还是心疼他，请了假陪他去成都看病。
医生留他住院，菊美多吉没空，几天后又赶回。
两个人抽空去逛了街，在成都的繁华中留下两张照片，妻子把它过塑保存下来。
每张照片，菊美多吉都是一样的姿势：把妻子搂在怀里，冲着镜头乐。妻子说，那是他们俩一生在一起相守最长的时间，一共十几天。
在道孚乡下的父母想他。趁他回家时抱怨：父母这么老了，你也不回来看看我们。菊美瘫在父母面前，说了实话：工作忙，我好累。
菊美多吉搂着妻子昂旺巴姆
乡镇，是国家最基层的政府，是国家肌体上最为末端的毛细血管。藏区的基层干部要把政策的营养送达每个细胞，似乎也要比内地干部管理更多非常琐碎的小事。
证件是重要的身份证明，可是很多藏族老乡并不知道这些，有的证件就随手一丢，还有的，根本不知道要去办。
于是，菊美多吉就要去操心，准生证、结婚证、身份证、户口簿……办好了，骑着摩托车送到牧民手上，还要嘱咐他们不能丢。
至今还有人记得菊美多吉用围巾缠着脸，在高原的风中骑行十几公里，从怀里掏出户口簿的情景：那户口簿用塑料袋包着，掏出来还带着体温，是滚烫的。
乡长要管种子，乡长要管化肥，乡长要把国家发下来的补贴挨家挨户送到百姓手里，乡长要不怕脏臭亲手抓猪仔给农户家；乡长要去县里为农民修路争取水泥，不多，一共12吨，但是，要跑五次；乡长要教从牧区移民到农区的牧民们种蔬菜和庄稼，帮助调教从没有耕过地的牧区牲口耕地；乡长还要当翻译—菊美多吉掌握道孚当地的藏语，会藏区通行的“牧场话”，还有熟练的汉语，三种语言自由转换。
消防安全很重要，意味着几百平方公里的森林和草原不能出现火灾；平安交通，就要把那帮买了摩托车就在山道上飞快骑行的小伙子们吼住：“你们懂不懂三快？学得快，骑得快，死得快！小心骑！”有孩子不上学，乡长要满山去逮淘气的学生；抽空还要跟派出所民警巡逻，专抓偷牛盗马的毛贼……
这一切都是乡长菊美多吉的工作范围。
他一天到晚地忙，被褥随身带，走到哪儿可以睡在哪儿。闷一高压锅饭，一下吃3天。中午，米饭拌豆瓣；晚上，米饭拌酥油。
路过家，菊美多吉下车几分钟，在路边抱起个鼻涕娃娃狠命亲—那是他儿子，当爸爸的顾不得陪儿子玩。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藏区的乡干部，就是要把千根线，纫到那一根针的针鼻里去的人。
甚至有时，还要放下自己的尊严。
修通村公路，要拆多家村民的围墙，人家不肯：凭什么给别的村修路，拆我们家的围墙？他三番五次地去劝：路我们背不走，是为了大家以后生活方便。甚至要搬出宗教来说服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群众：宗教让大家修来世，党和政府是让大家现世过得好。
菊美多吉办公用品
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康巴汉子，他也急，气得直骂，骂两句，又说软话来劝。
还是有人坚决不同意。菊美多吉没有办法，使出了最后一招：竖起两个大拇指。
此招一出，四座皆惊。修路的计划成功实施。
后来，他的同事们想了半天，想用适当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动作在藏族男人心中意味着什么—相当于汉族人的跪拜磕头，是最重的礼节，表示“我求求你”。
菊美多吉经常头疼。他失眠，抽屉里柜子里墙上挂的全是治疗高血压的药。
高血压不适合在高海拔的地方工作。领导照顾他的身体，把他从高海拔的龙灯乡，调到低海拔的瓦日乡—所谓低海拔，也近海拔3000米。但这已经是道孚境内最低的海拔。
菊美多吉有工作日记，上面也记着一些别人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3月1日
今日备忘：翁姆家的小娃儿需要一本《新华字典》。
4月11日
今日备忘：仁孜家的医保本户名需到县户籍办重新核实。
5月16日
今日备忘：尧日村村支部的图书架差两枚螺丝钉……
还有一些纸片，菊美多吉有随手在纸片上记事的习惯，上面也是别人看起来可能不值得一记的小事：谁家在修房子却没有钱，哪个有糖尿病……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每一件小事，涉及的，都是乡里的老百姓。
工作强度大，但他用四川话说工作强度“不存在”—工作强度不算什么的意思。
菊美多吉的儿子贡嘎曲折拿着爸爸妈妈的照片
终于有一天，他说，今天的脑壳痛得不一样。那天，菊美多吉从早晨8点，一直忙到夜里12点多，就在自己的车里躺下了。
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时，这个康巴汉子的手已经凉了。
2012年5月19日，菊美多吉死于突发脑溢血。
听说乡长去世，他工作过的乡里，老百姓成群结队地去往他家里探望。陡峭的山路上，有人走着，有人骑摩托车，还有拖拉机，上面载满了哭泣的人。
那天晚上，瓦日乡的百姓，为这个爱做小事的乡长，家家点起了酥油灯。有人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好干部，但我们知道他是个好人，是我们心里的菩萨。
没有人敢向他3岁多的儿子解释。
于是，在满屋悲痛的人群中，孩子欢快地穿梭，指着照片和打火机，“我阿爸的！”一会儿又指向带着一群小狗的两只大狗，“它们有阿爸！”
菊美多吉离开人世大半年后，一个远看上去很像他的人走过他曾工作过的地方，正在修路的老百姓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我们乡长回来啦！”
菊美多吉殁年仅33岁，还是个年轻人。他爱穿红色，也喜欢黄色，这两种颜色都是在高原上很醒目跳跃的色彩。
他身后，留下了四位需要他赡养的老人和刚刚33岁的妻子，一双年幼的儿女—去世7个月后，菊美多吉的遗腹女呱呱坠地。
女儿生下来就很爱笑，很像她爸爸。
（新华网2013年3月26日）
鲜水河，思念的河
▲隋笑飞 叶建平 党文伯
雪山深处，鲜水河畔，一个远去的背影始终没有走出藏族儿女的视线，一个逝去的名字至今仍在他们中间流传。他，便是甘孜州道孚县瓦日乡乡长菊美多吉。
2012年5月19日凌晨，菊美多吉连续工作16个小时之后，突发脑溢血离世。这个高1米76、重约190斤的康巴汉子，将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工作劳累后歇息的汽车后排座位上。
菊美多吉26岁时
这一年，他刚刚33岁，正青春蓬勃，满怀造福乡亲的梦想。
格桑花开了又谢，大草原绿了又黄。是什么，让藏族儿女对这个远去的背影有着如此难以割舍的深情眷恋？是什么，让这个灵魂在雪域高原折射出灿烂的光芒？万物即将复苏的季节，记者来到平均海拔3600米的道孚县，走进瓦日乡、扎拖乡、龙灯乡、木茹乡等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倾听众人的追忆，感受他在这片土地上写下的壮美人生。
阿爸巴登，满头白发，脸上是刀刻般的皱纹。他现在睡觉时都要开着手机，总感觉儿子还会回来。巴登说，儿子平时难得回家，更多的是给家里打个电话。
菊美多吉是家中的独子，按照风俗本应留在家里做“当家人”。阿爸说：“替他挑起家庭重担，我没有过怨言，菊美是一心一意为乡亲们做事的，但没想到他会突然离世。到现在我们一家人还觉得：这个噩梦醒了，菊美还会回来。”
因为受到刺激，菊美多吉的妻子昂旺巴姆听力很不好。她回忆说，结婚以来，家里的事基本指望不上他，几个月可能都见不到一面。甚至儿子出生时，菊美多吉都没有陪在她身边。
但他却把乡亲们的事记得一清二楚。走村入户时，听到谁家有事要办，菊美多吉会将这些事情详细地记在纸上，揣进口袋。昂旺巴姆洗衣服时，常常从丈夫的口袋里发现这样的纸条。
在菊美多吉家的门外，记者看到很多木料。昂旺巴姆说，七八年前，他就对家里人说要改造家里的老房子，可如今，木已见朽，老房依旧。
对家人，菊美多吉有太多的愧疚和遗憾。但在同事的眼中，他对这块土地有情，对这里的父老乡亲有情，这里的每一朵花、每一棵草、每一位藏族儿女都是他的有情天地。
龙灯乡原副乡长冬孜回忆说，龙灯乡海拔近4000米，菊美多吉患有高血压，拼命工作身体是吃不消的，但他从来不会记得自己是个病人。牧民定居工程建设时期，为了动员牧民，有时到一户牧民家要翻七八座山。
“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菊美，你那么拼命，给谁看啊？他扭头看我，沉默了一会儿说，给老百姓看。”冬孜说，“那一刻，他的眼睛就像家乡的鲜水河一样，清澈见底。”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菊美多吉2010年被调到海拔较低的瓦日乡工作。“一上任，他就进村入户，不到半个月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瓦日通’，谁家多少人口、谁家种植多少亩土地，他了如指掌。”瓦日乡原党委书记王勇说。
“从2012年5月18日大清早，直到19日凌晨，他都没合过眼。和尧日村的村干部讨论工作、挨家挨户到鲁村村民家中谈话、到县里去洽谈村民热水器安装事宜……没想到，他竟在汽车里走了。”说着说着，王勇泪流满面。
菊美远去，我们无法也不忍心责备他对自己生命的不够珍惜。只有走近这里的藏族儿女，我们才能深切地感受到一个藏族基层干部内心的柔情和悲悯，感受到一个藏族基层干部内心的梦想和憧憬。
孩子教育在他的心中很重很重。如果有的牧民不支持孩子读书，他就坚持到学生家中做工作。扎拖乡村民拉珍说：“菊美不仅天天到我家里做工作，孩子入学后他还一直资助，他把工作都做到我们心窝子里了。”
百姓出行在他的心中很重很重。所以，他把一条条通往希望的路留给了百姓。如今，瓦日乡鲁村村民每天可以沿着村公路，脚步轻松地来往行走。而此前，这条路是那样泥泞。村支书俄孜降泽红着眼眶说：“这条路不知凝聚了菊美乡长多少心血。”
百姓的一切在他的心中都很重很重。鲁村是农业区，他会挨家挨户问：这季地里种什么粮食，有没有遭遇病虫害；洋芋种了吗、油菜种了吗、胡豆种了吗；家里的劳动力是不是都在家，有出去搞副业的吗……村里的阿爸阿妈说：“菊美乡长身高体壮，但对我们的心却像针尖儿一样细。”
所以，他在藏区人民的心中也很重很重。2012年5月25日，许许多多的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牵上马匹，有的徒步几十公里，只为来看菊美多吉最后一眼，送他最后一程。在乡亲们的心中，“菊美乡长是个好人，他是我们心里的菩萨”。
那一夜，家家户户的藏族儿女都为他点亮了酥油灯，每一盏酥油灯都是一颗祈愿的心，愿他的来生不再短暂而忙碌。
就在这燃烧跳跃的酥油灯中，鲜水河，化成一条思念的河。
（新华网2013年3月27日）
用生命铸就忠诚
▲危兆盖 鲁 磊
“菊美大哥！菊美大哥！”2012年5月19日凌晨，在道孚县党校门前，表弟扎西多吉见表哥怎么也叫不醒，便急忙用手去推他，连推几下不见反应，这时才发现他的手比高原的长夜还要冰凉，并从胸前不自然地滑落了下去。
此时的扎西多吉有点儿慌了神，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来。他不敢相信，前一天还和他在一起开会、一起下乡的表哥，此时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于是匆匆开车送菊美多吉赶往医院……
5月的高原，天最蓝，花正艳；33岁的菊美多吉，也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黄金阶段，但他却如此匆匆地走完自己短暂而绚丽的人生之路。
2001年，菊美多吉从四川省藏文学校毕业后怀揣着建设家乡的满腔热情回到雪域高原；2012年，他魂归故里，把自己托付给故乡的蓝天和雪山，用年轻的生命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菊美多吉获得的部分荣誉证书
“把一切交给组织，交给党”
“把一切交给组织，交给党！”这是2003年菊美多吉入党时在党旗下的庄严宣誓。从此，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处在什么岗位，菊美多吉始终坚定对党的信仰，践行对党的誓言，把对党的忠诚体现到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之中。
菊美多吉经常讲，党的关怀就像草原上的彩虹，需要党员干部及时地播撒到农牧民的心里去。
从宣讲党的政策到调节群众纠纷，从护林防火到组织群众牧耕生产，从牧民定居到村路交通……基层的工作实在繁杂而又琐碎。
有时，为了向群众讲解一项政策、宣传一项工作，他往往在草原牧地一待就是三五天。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趴在河边喝一口雪水；晚上，就在牧民家里铺一块毡子打地铺。
有时，为了化解群众的矛盾纠纷，他骑马走路，翻山越岭。高原上，山高路陡，紫外线强烈，菊美多吉脸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脚上的胶鞋走烂了一双又一双。
2009年，四川省“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正式启动。时任道孚县龙灯乡乡长的菊美多吉为落实好这一惠民政策，带着同事翻高山，跨草原，走村入户，逐户动员，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尼瓦”（藏语，意为“亲人”）乡长。
2011年7月6日，道孚县部分僧俗聚集到麻吉坡山非法煨桑。在县委的统一指挥下，菊美多吉迅速组织干部赶到现场，劝导、疏散群众。面对部分群众的谩骂、吐口水乃至推搡拉扯，他始终顾全大局，耐心地安抚群众，最终劝离了400余名僧尼群众，避免了恶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012年5月18日，这是菊美多吉生命里的最后一天。菊美多吉和县委工作组一起，为安排部署好群众工作和寺庙工作，从一大早开始就马不停蹄地忙碌着，先后在瓦日乡尧日村、鲁村开会宣讲，晚上还赶到县城与住建局商谈为瓦日乡群众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相关事宜。就这样，他一直忙到后半夜……
在瓦日乡任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始终冲在各类矛盾冲突的最前面，通过给群众讲政策、摆道理，用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进行对比，还结合自身经历，挨家挨户、逐村逐寺地做群众工作，全力维护了瓦日乡在重大敏感时期的社会稳定。
“我热爱这片土地，甚至超过我的生命”
“他就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龙灯乡卫生院原院长冯林斌谈到这个“不听话”的病人时有些激动。
原来，菊美多吉在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龙灯乡工作时，时常头疼，他就找到了冯林斌。一测血压，收缩压190，舒张压100！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测量值有多危险！
冯林斌几乎咆哮着说：“这么高的血压你还在这儿玩命？快到成都去就医吧！”
可此时，龙灯乡的牧民定居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乡上干部都忙得没日没夜，作为龙灯乡的当家人，他怎么离得开？最后他让冯林斌给他配了点药，血压稍微降下来，他就又投入到工作中了。
后来，县委考虑到他的身体不适宜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就把他调到了海拔稍微低一点的瓦日乡。可他并没有闲下来，了解到群众吃水困难，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他带领乡干部和村民挖渠埋管，让瓦日乡成为道孚县第一个实现自来水全部入户的地方。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菊美多吉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修建瓦日乡鲁村的通村公路时，因为涉及一户人家的土地边界占用，工程一度搁浅，村干部、乡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均不奏效。菊美多吉了解情况后，多次到这户人家走访，给他们讲修路的好处，最后，菊美多吉只好竖起两根大拇指“求情下话”，对方被菊美多吉的真诚所感动，答应让出自己家的院坝地。要知道，在藏区，竖起两根大拇指表示屈辱的乞求，康巴汉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竖拇指。
菊美多吉的办公室
一次，菊美多吉的外公过世，加上他的头疼病越来越严重，乡里准他5天假，让他休息一下，在此之前他已经两个月没回过家了。可就在他走后的第3天，乡党委书记却在县农牧局看到他在给瓦日乡联系种子的事情，便责备他“太不爱惜身体”，推着他要送他回家。他火了：“还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干！我躺下了，老百姓怎么办？”
“康巴汉子，就要像雪山一样挺拔屹立。”越是艰苦，菊美多吉就越有干劲儿。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他还进村入户，忙着宣传讲解群众工作和寺庙工作的政策，一直忙到深夜。在返回县委党校的出租屋时，因不忍心打扰已经熟睡的值班人员，他就睡在表弟的汽车后座上。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激情燃烧；在工作的最后一秒，他仍然在百米冲刺。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地工作？“我热爱这片土地，甚至超过我的生命。”这是菊美多吉给出的答案。
“一个家庭的希望要从小孩抓起”
“菊美不仅天天上门来劝说我们送孩子上学，告诉我们上学的好处，孩子到学校去了后，他还经常送衣服、送文具，还有其他生活用品，他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扎拖乡波罗塘村村民白德降初至今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菊美多吉到他家做工作时的情形。
“一个地区的发展要靠教育，一个家庭的希望要从小孩抓起！”从高原走出来的菊美多吉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以前，在高原地区，老百姓基本没有读书的概念，所以文盲率很高，有很多人连数也算不清楚。
“我们到外面去打工，人家就欺负你看不懂、算不来，吃了亏也说不出来。”白德降初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打工的人，因为家里有个女儿在上大学，经济上很紧张，一年挣的一万多块钱有一大半要供给女儿当学费。但是，他记得菊美多吉当年的嘱咐，一定要让孩子把书读出来，所以他咬着牙坚持着。
菊美多吉就是这样，在扎拖乡任职的时候，看到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读书，他就不厌其烦地劝说，孩子不读书就意味着子子孙孙的贫困；遇到十分贫困的家庭，他就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给孩子买衣服，买鞋子，把乡伙食团的一顿中午饭留给孩子吃，宁愿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让孩子们吃饱；遇到塌方泥石流，他就手牵着手把孩子送回家。
这些，乡亲们都看在眼里。不少人说，菊美对孩子是最好的，菊美就像孩子们的父亲一样。因为菊美多吉知道，只有教育才能改变孩子们的人生，只有教育才是高原未来发展的希望。
“你是农民的儿子”
因为工作太多太忙了，菊美就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所以对于家人，他总是充满愧意。
平时在和同事的谈话中，菊美多吉说得最多的就是对家人的愧疚。他一个月难回一次家。有一次，他的一岁多的儿子嘎嘎被狗咬伤，鲜血直流，父亲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可他正在给一个村的群众开大会。“好不容易把老百姓召集在一起，我又要走，这不是耍他们吗？”菊美多吉一直等到大会结束才赶到县医院。
2012年5月，许久没有回家的菊美多吉在出差中途抽空回了次家，可家人外出了，房门紧锁着，他只能悻悻地离开。在离开村子的时候，菊美在村头碰到满脸灰尘、流着鼻涕的儿子，他紧紧地搂住儿子，亲切地叮嘱了几句。可随后，他又狠心地撇下了眼泪汪汪的孩子，赶紧上路了。他哪里想到，这一见，竟是他们父子最后的相见；这一别，竟成他们父子的永别。
如今，在菊美多吉家门口，还有一堆已经裂口的木料，那是菊美多吉刚工作那年，家里准备建新房时买的，可11年过去了，还一直静静地堆放在那里……
一开始，父亲难免有些责怪，有些抱怨。“你当的是县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你忙得连家里人都不要了？”菊美多吉是家里的独子，几个姐姐妹妹都已出嫁。照老父亲的话说，抬起头是天，低下头是地，儿子就是中间支撑门户的“坐家户”，就得管好这个家。
每当家人抱怨的时候，菊美就只好把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仔细地跟老父亲讲。慢慢地，家人也就理解他了，支持他了。父亲跟他说：“你是农民的儿子，你知道农民的苦，既然要做，就要多给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为菊美多吉举行葬礼那天，许许多多的乡亲自发地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看他最后一眼，来送他最后一程。瓦日乡列瓦村村民布克说：“菊美乡长虽然走了，但他就像我们的兄弟、亲人，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一直不知道他为老百姓做了这么多事。”菊美多吉的父亲巴登强忍着泪水说，“他做得好，我佩服他。”
菊美多吉走了，但他的精神仍在感动着他洒下汗水的这片雪域高原。
（2013年3月27日《光明日报》）
高原骏马 壮阔生命天地间
▲刘 星
初见他时，已是一帧沉默的影像：黝黑的皮肤，剽悍的外形，憨厚的笑，浓密的发，仿佛一匹骏马从晨曦中奔来。
整整5天，记者在甘孜州道孚县险峻山水间，在梯田挂云端的藏族村落中，追寻他的身影。
他在扎拖乡的土坯房前。“我来报到了！”2001年4月，出身贫苦的“牧场娃”坐着拖拉机来到全县最艰苦的地方工作，黑亮的眸子里，盛满憧憬。
他在高半山的百姓家中。10年来，他给藏族老乡送种子、抓猪仔、追牦牛、发补贴、办证件……小到图书馆书架上的两颗螺丝钉，大到修路架桥，操不完的心。
他在燃烧的酥油灯火里。2012年5月19日，连续16小时繁忙工作后，年仅33岁的他突发脑溢血倒在汽车后排座上，长眠不醒……
转经筒声回荡在风里。在这片意为“马驹”的纯净土地上，人们永远记住了这个骏马一样的男人—道孚县瓦日乡原乡长菊美多吉。
菊美多吉（右）为僧侣讲解国家政策
他有马一般的勇毅，负重奋蹄，从没向大山低过头
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菊美多吉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斯文。藏区情况复杂，基础设施差，遗留问题多，一个年轻小伙应付得了吗？
11年，辗转3个乡镇，每到一地，菊美多吉都会引起人们的担忧。只有阿爸最了解：“他从小就没向大山低过头！”
菊美多吉出生于道孚县木茹乡格村，自幼家贫，9岁才进村小念书。冬迎雪花、夏顶骄阳，这个好强的“牧场娃”每天步行数公里山路，读完小学和初中，升入高一级学校，最终从四川省藏文学校翻译专业毕业，成为扎拖乡的一名公务员。
70多公里土路，一边是陡峭悬崖，一边是万丈河谷。在这个全县最艰苦的地方，他一干就是8年，成长为党的基层干部。
一开始也曾生涩。2002年，在协调群众开展农村电网改造时，村民们得知电网架设需砍掉自家核桃树，不听更多解释，将笔记本砸向他的脑门。
困难面前，菊美多吉没有低头。他虚心向乡干部拜师，学习如何与群众打交道，逐渐总结出一套独特的藏区基层工作方法—
“做群众工作必须要有‘橡皮肚’、‘铜脑壳’。”
“不怕吵，不怕骂，最关键的是要能‘嗅’（当地语，意为‘坚持’）。”
“一要相互尊重，二要说话实在，三要打成一片，四要不厌其烦”
……
靠着这股子“嗅”劲，他连续3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终于在2003年秋面对党旗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2008年，菊美多吉被调到龙灯乡任乡长，同年查出患有高血压。医生告诫，这种病最好不在高海拔的地方工作。可得知龙灯乡拉日村被纳入四川牧民定居行动计划首批定居点，菊美多吉把医嘱当成了耳边风。
在藏区，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已延续千年，刚建定居点时，牧民不理解。菊美多吉带着乡干部上山，坐汽车、骑摩托、骑马、徒步，有时去一户牧民家就得翻七八座山。
在海拔4000多米的牧场，血压一度飙升到200以上。头疼得实在受不了，他就吞止痛片。
“定居吧！孩子们能上学，老人能看病，政策多好！”菊美多吉一家一户地劝，牧民被他的耐心打动了。
大半年后，一座座漂亮的藏式小别墅拔地而起，成为道孚最美的乡村风景，住进新居的牧民一下子喜欢上崭新的生活。村民泽布感激地说：“要不是菊美乡长，这个冬天我们还住在又冷又潮湿的帐篷里。”
2010年12月，考虑到菊美多吉的身体，组织上特意把他调到瓦日乡任乡长。这里海拔是道孚境内最低的，但也近海拔3000米。
听说来了个年轻乡长，鲁村村支书俄孜降泽有意“刁难”一下，一见面就向他反映修路的老大难问题。
“我明天就去你们那里，放心！”菊美多吉爽快地答应。第二天一大早，他骑着摩托车等在院坝里。看完现场，他丢下一句“这条路非修不可，我来争取项目”。“这小伙子说话算话，是个干事的人！”俄孜降泽打心眼里高兴。
接下来的几个月，俄孜降泽看着菊美多吉为项目、资金跑断了腿，看着他为修路占地而不知疲惫地一家家做工作，不禁向他竖起大拇指，表示心服口服。
靠着这股子“嗅”劲，扎拖乡4个自然村修通了路，拖拉机、摩托车开进村里；给瓦日乡8个行政村争取到土豆种植补贴项目，当年每户增收1200余元。
他有马一般的忠诚，善解人意，马不停蹄奔波在这片热土
菊美多吉是个地道的“牧场娃”。他常说，自己喝酥油茶、揉糌粑、嚼奶渣长大，永远是藏区农牧民的儿子。
龙灯乡一村村民白多记得初见菊美多吉的场景。一个冬天的下午，自家破帐篷里钻进一个结实的小伙子，一口流利的“牧场话”，说是乡上来的干部。
85岁的白多大爷瘫痪，80岁的尕她大妈失明，老两口无儿无女，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菊美多吉见了他们，就再也放不下。他一有空就来背水，拾牛粪，磨青稞，给他们讲外面的新鲜事。
新年的一天，菊美多吉告诉老人，在乡政府旁帮他们安了一处新家。他和几个乡干部用床单做成简易担架，把老人抬出待了一辈子的山沟。菊美多吉走后，老人才知道，新家是他和乡干部们凑了1.6万元买的。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翻开菊美多吉的衣兜，一张张小纸条记录了他走村入户了解到的群众待办事项。小到图书架的两枚螺丝钉，小娃儿的一本《新华字典》，大到修路架桥……每一项记录看上去都琐碎、平淡，但在他眼中，都必办、急办。
农牧民文化不高，他当办事员；技能不足，他当技术员；语言不通，他当翻译员；信息不畅，他当宣传员……和千千万万藏区基层干部一样，菊美多吉一天到晚地忙，被褥随身带，走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焖一锅饭，拌豆瓣，拌酥油，拌腐乳，就能对付3天。
曾当过支教老师的他，非常关心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调离扎拖乡多年，当地群众仍记得他一家家动员父母送孩子入学，将全乡入学率从30%提高到100%的战绩。龙灯乡村干部索朗多吉记得，他不仅天天到村民家中做工作，还经常给家庭困难的孩子送衣服、送文具。
家住瓦日乡尧日村的丹孜考上了“93”免费教育学校，进入成都礼仪职中就读，可证件名字却有误。姐姐卓玛记得，2011年开学前一晚，菊美多吉顶着高原刺骨的寒风骑行12公里赶到家里，从怀里掏出户口簿和证明时，上面还带着体温。“藏区出这样的学生不容易，要支持，要珍惜。”参加“93”免费教育计划的学生，把菊美叔叔的话记在心里。
翻开菊美多吉的工资存折，这位工作了10多年的干部存款为0元，甚至还欠下一笔债—乡上没有车，工作很不方便，菊美多吉自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猎豹。
这辆猎豹车，送过生病的老师、临盆的孕妇，发放过牲畜幼崽和洋芋种。
2005年11月的一个深夜，扎拖村村民贡尼的妻子难产，慌乱中向乡上求助。菊美多吉驾着小车，将产妇连夜送到县医院，挂号交钱，找床位，当翻译，跑前跑后忙个不停，直到新生儿呱呱坠地。
点点滴滴间，通过菊美多吉这样的基层干部，藏区群众读懂了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
他有马一般的激情，勇敢担当，留下一颗颗被焐热的心
菊美多吉已经离去10个月，他的家人仍住在破旧的老藏房里。
阿妈对记者说，盖房子的木料早就备好，堆在院子里都烂了，儿子就是抽不出时间。
年迈的父亲老泪纵横：“儿子是我的骄傲。”
妻子巴姆悲从中来：“第一个孩子流产时，他不在身边；第二个孩子出生，他第二天才赶到；最小的女儿在肚子里才两个月，他就永远看不见了……”
这个他等不及出生的女儿取名申措，藏语意为大海，寄托着大海一样深的思念。
菊美多吉何尝不想做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可老百姓的事一桩桩一件件，“不能掉在地上没人管”。
明知前面是激流险滩，也要硬着头皮向前，只因“不逃避，不退缩，既是康巴汉子的勇敢担当，也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和干部尊严”。
作为藏族干部，菊美多吉把民族团结和睦看得比生命还宝贵。他常说，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要对得起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
2011年，瓦日乡开展为期7天的法制集中培训，菊美多吉顶着少数村民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与工作组一起挨家挨户、逐村逐寺进行政策和法制宣讲。
菊美多吉去世后，许多农牧民开着拖拉机，骑着摩托车，牵着马，甚至徒步十几里山路赶来与他告别。那一晚，家家户户点亮酥油灯火，表达对他的敬意和爱意。
一名年轻乡长的离去，为啥让这么多群众难舍难离？
瓦日乡副乡长昂旺扎西说，因为菊美多吉走了比别人更艰险的路，操了比别人更细致的心。3个笔记本中镌刻的足迹，3个乡镇工作时留下的口碑，生命激情燃烧的最后16小时，就是最好的证明。
昂旺扎西记得，5月18日那天，下着小雨，路很难走，菊美多吉却不断催促：快些，再快些！
上午，到尧日村召开村组干部会。中午，头又痛起来，严重高血压使他经常头痛、失眠。下午缓过劲来，他又去3个村20户农家走访，把村民的困难、建议一一记下。
晚上8点，给瓦日乡安太阳能热水器的技术人员到了，菊美多吉匆匆赶回县城。行至孟托电站，他给妻子打个电话：“这几天手里的事情太多，等忙过了就回来。”
忙完手头事，已是夜里12点。他太累了，和衣躺在汽车后排座上：“就在车上凑合吧，天亮还得赶路。”
次日早晨6点，手持转经筒的老阿妈从车边走过，转经筒声惊醒了驾驶员，却没能唤醒这个激情似火的康巴汉子。
2012年5月19日，菊美多吉死于突发脑溢血，享年33岁。“别人都说他是好干部，我们只知道他是好人，是我们心里的菩萨。”乡亲们朴实的话语背后，是一颗颗被焐热的心。
（2013年3月27日《四川日报》）
媒体评论
菊美多吉，基层干部的楷模
▲光明日报评论员
“康巴汉子，就要像雪山一样挺拔屹立。”在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雪域高原，基层干部菊美多吉深入群众，忘我奋斗，无私奉献。他虽然因积劳成疾倒下了，但他的精神仍然挺立，就像一座雪山，彰显出康巴汉子那无比崇高的精神。
菊美多吉对党忠诚。他把党的事业当成自己毕生的追求，他坚守高原走进群众，不顾身体虚弱，仍然忘我工作，不断把党的政策和温暖播撒到农牧民的心中。他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基层干部的杰出代表。
菊美多吉一心为民。他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把群众的事看得比天还大。为了修路，他不惜竖起两根大拇指向人“求情下话”；为了劝家长送孩子读书，他不厌其烦一再去开导；为了帮群众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他不惜忙碌到后半夜……
菊美多吉品格高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了让牧民富裕起来，他东奔西走，11年过去，群众逐渐富裕盖上了新房，他家里准备建新房时买的木料却仍堆放在那里。遇到家庭贫困的孩子，他会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给他们买衣服、鞋子。乡亲们都说，菊美就像孩子们的父亲一样。
菊美多吉作风过硬。为了化解群众的矛盾纠纷，他骑马走路，翻山越岭，胶鞋走烂了一双又一双；为了劝解非法煨桑僧俗，他不顾谩骂、吐口水乃至推搡拉扯，始终顾全大局，耐心劝导和疏散。而为了不打扰已经熟睡的值班人员，他不惜睡在汽车后座上……
康巴汉子威武雄壮，康巴汉子铁骨柔肠。菊美多吉坚持原则、清正廉洁，在人民面前朴实无华，热情似火。菊美多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2013年3月27日《光明日报》）
群众利益无小事
▲叶建平 隋笑飞 党文伯
身患高血压仍坚守高原一线，深入基层联系服务群众，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乡长菊美多吉的事迹令人潸然泪下。他用年轻的生命，用一件件关乎群众利益的“小事”，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公仆情怀。
海拔3000多米，高血压，11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菊美多吉屡屡谢绝家人朋友“转行”的规劝，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心中放不下百姓。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菊美多吉喜欢和老百姓打交道。从修路筑渠到引进良种，从发放补助到扶贫济困，他先后在扎拖乡、龙灯乡、瓦日乡等地工作，为解决群众疾苦而奔波。他常说，干部不肯吃苦，和群众就会有距离；只有我们与群众没距离，群众才能与我们不生分。更让人感动的是，菊美多吉每次下乡时，衣兜里总会带着小本子、小纸条，详细记录每户百姓的诉求，并倾力解决。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小事”虽小，意义重大。通过一件件“小事”，老百姓看到了一名党员干部的作风，认识到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构建服务型执政党，就要求每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像菊美多吉那样深入群众，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菊美多吉去世时年仅33岁，虽然年轻，但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让我们坚信，如果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能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做好、做满意，就能搭建起党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凝聚起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
（新华网2013年3月26日）
采访札记
寻找菊美多吉
▲新华社记者 叶建平 隋笑飞 党文伯
寻找菊美多吉！3月，我们踏上高原，开始了菊美多吉先进事迹的采访。
最初接到采访任务时，脑子里一直闪现出一个大大的谜：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一名普通的藏族干部，他去世时年仅33岁。如此短暂的人生，他能有多少故事，又能带给我们多少感动？
然而，在道孚县采访的那段日子，我们的内心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采访中，每一个与他交往过的人，在我们面前总能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虽然许多人不会说普通话，翻译过程中也难免丢失一些细节，但他们的脸上却写满了感激和惋惜。
在道孚县龙灯乡，我们见到了一对年迈的老人白多和尕她。白多身患残疾，腿脚不便；尕她患有白内障，双目失明。谈到菊美多吉，老人们很激动。
原来，老人们过去一直住在乡政府对面的山沟里。所谓的房屋，就是一顶破旧的牛毛帐篷。2008年，菊美多吉调任龙灯乡乡长后，第一时间来到他们家“做客”。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帐篷里下着小雨。菊美多吉摸了摸又湿又薄的垫子流泪了，承诺要帮老人们改变困苦的生活。
背水、捡牛粪、磨青稞……白多原以为菊美多吉那次过来就是转转、说说客套话，没想到竟成了他家的常客，家里的活全让他给包了。
2009年春节前，菊美多吉兑现了当初的承诺，给老人在乡政府附近“安”了一个新家—老人从此告别了潮湿的帐篷，住进了一座红色木石结构的藏民居。
白多至今仍记得搬家那天的场景，菊美多吉背着他蹚过了那冰冷的夏普龙河。白多说：“我一辈子无儿无女，从没人这样关心过我们，他就是我的孩子。”
说着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布日俄村的大尼玛身患重病，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菊美多吉四处奔跑，为他筹集到1万元医疗费，解了燃眉之急；瓦日小学没有专门的开水房烧水，一年四季学生都只能直接使用自来水，一个冬天下来学生们满手都是裂痕，在菊美多吉的争取下，学校安上了太阳能热水器……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发现，越偏远的地区，越穷苦的百姓，有关菊美多吉的故事就越丰富、越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菊美多吉最牵挂的人。
百姓是菊美多吉最牵挂的人，而菊美多吉也是百姓最敬佩的干部。
道孚县平均海拔逾3000米，采访中我们稍有奔走，就会气喘吁吁。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身患高血压的菊美多吉却从没有退缩过。
许多接受采访的同事告诉我们，菊美多吉在下乡的过程中经常提到“脑壳痛”，但往往都是简单地向老乡要点去痛片，又继续工作。直到他去世，许多人才知道，他是一名严重的高血压患者。
对于菊美多吉的去世，龙灯乡卫生院原院长冯林斌有些内疚。
他回忆说：“有一次，菊美多吉送一位村民的孩子前来就医，我发现他的脸色很差，给他测了血压，当时是190。我提醒他，那么高的血压还在这儿玩命。他竟然一改平时的严厉，笑嘻嘻地对我说：‘不要那么紧张。小点声，你怕是别人听不到哦，没什么大事嘛。’带着我给他开的药，他又继续工作去了。”
更让百姓敬佩的是，为了顺利推进一些民生项目，菊美多吉这位康巴汉子，常常会“不顾一切”。
瓦日乡鲁村是个条件恶劣的偏僻山村，村民出行只靠一条人行路，车辆无法通行，每逢雨季，地质灾害频发。为了给鲁村修建通村公路，菊美多吉到县交通局申请项目，四处筹集资金。有村民因道路靠近自己房子而反对，他就一家家做工作，甚至竖起两根拇指说“求情下话”。那是藏族人不轻易用的仪式，相当于汉族的磕头跪拜。
多么惊人的担当呀！
不过，敬佩之余，采访中也有让人感伤之处，那就是菊美多吉对家人的愧疚。
在菊美多吉家中采访时，母亲一言未发，独自一人在偷偷擦着泪水，拨弄着念珠。许多亲戚朋友告诉我们，菊美多吉是藏族的“当家人”，可他却还未尽完该尽的义务。
菊美多吉有一个愿望，给父母安个新家。刚参加工作那年，他就打算翻修家里的老房子，所需的建材、木料都准备好了，但因资金短缺，加上工作忙碌，只好作罢。直到如今，他家的房子还是整个村子中最旧、最烂的。
去世前不久，菊美多吉打算卖掉修房的木料，在县城买一套二手房，接父母到县城生活。然而，由于工作忙碌，他只能拜托同事帮忙寻找。
如今，这个愿望变成了遗憾。
无论是百姓，还是家人朋友，在大家眼中，菊美多吉就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
他走了。2012年5月25日，道孚县在体育广场举行菊美多吉同志追悼会，全县1000多名党员干部和群众，冒着蒙蒙细雨前往悼念，表达沉痛哀思和无限怀念。
他走了。对工作和百姓，他已没有太多遗憾；对妻儿和父母，却留下无限的牵挂和愧疚。
他常说，干部不肯吃苦，和群众就会有距离；只有我们与群众没距离，群众才能与我们不生分。
这就是菊美多吉！
（新华网2013年3月28日）
延伸阅读
用生命尽职 赢得百姓心
▲王鑫昕
2015年1月31日20时57分，中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时胶在扑灭森林火灾返回指挥部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时年44岁。
与唐时胶一起遇难的，还有武警甘孜森林支队雅江大队的排长徐骅，年仅24岁。
这次事故使得四川甘孜公职人员因公殉职的人又增加了两例。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组织部统计，仅2008年至2013年8月，甘孜全州共有125名公职人员在工作期间因公死亡。
又一名干部倒在尽职的路上
唐时胶车祸事故发生后，很多人心存疑问：一场森林大火，跟宣传部部长有什么关系？
在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情况时，甘孜州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刘玉霞说，唐时胶是联系米龙乡的县委领导，按照州里的要求，联系点出事的时候，联系点的干部必须去。
因此，当1月29日晚雅江县米龙乡甲绒卡村境内突发森林火灾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赶往火场，靠前指挥。他以副指挥长的身份，率领1500余人奋战两天两夜，于1月31日晚扑灭大火。
大火被扑灭后，唐时胶从现场返回指挥部，在距米龙乡政府所在地约6公里的道路上，他乘坐的车坠入山谷。事故造成两人遇难，3人受伤。
唐时胶遇难的消息在当地引起震动。有干部撰文悼念：“作为一名汉族干部，他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生命都交付给了这片土地。”一名与唐时胶相熟的记者写了文章悼念亡者，开头第一句便是：又一名干部倒在尽职的路上。
过去几年，每年都会有公职人员因公殉职的悲剧在甘孜发生。2014年11月26日，时任团甘孜州委副书记的袁雅逊在抗震救灾的路上，遭遇车祸，不幸遇难。
2013年12月16日，时任甘孜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毕世祥在前往新龙县开展群众工作的路上，发生车祸，因公殉职。
2012年5月19日，时任甘孜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的菊美多吉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工作的车上去世，年仅33岁。
在2008年至2013年8月间殉职的125名公职人员，并不包括工作外死亡、离职或病退后死亡、长期疾病自然死亡的在内。唐时胶、袁雅逊、毕世祥是2013年8月之后遇难的，他们的名字没有包括在125人名单里面。
自然环境恶劣、工作压力大是主要原因
除了近几年媒体报道过的菊美多吉、毕世祥、袁雅逊、唐时胶等干部，更多殉职干部并未被大众知晓。
2013年2月，时任石渠县真达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勒白在下村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时年49岁。
这位乡干部的病情，是在日常工作中积累加重的。勒白曾多次因心血管疾病而晕倒在岗位上，2012年9月又一次晕倒后，被同事送到医院治疗。但还没治完一个疗程，他就返回乡里工作了。
他所忙碌的事情，在外人眼里，似乎“微不足道”。比如，他帮老百姓找水喝。但这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是生存的根本问题。
过去，当地老百姓的饮用水都是村子边的河水。冰雪消融时河水就会变成黄泥水，刮大风时水面还会漂浮着草枝树皮和垃圾。更令人担忧的是，被污染的河水可能传染被称为“高原癌症”的包虫病。
作为这个村的包点干部，勒白向上级争取项目建设，并与村干部一起到村子周边寻找水源，终于在2005年年底帮助村里48户204人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长期在高原环境超负荷工作，使这位藏族汉子疾病缠身，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
甘孜州委组织部的调查报告显示，自然环境恶劣、工作压力大是造成一线干部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统计数据显示，125名因公殉职的公职人员中，45人死于高原疾病，10人因工作劳累过度死亡。
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很多干部病亡是因为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令人痛心的是，目前，许多在职干部不同程度地患有高原疾病。
不久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甘孜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倪全安随身揣着马来酸依那普利片、脑心通、党参片3种药品，这位56岁的干部因为长期在高原工作，已经患上了心血管疾病。
既然选择，就不能退缩
导致公职人员殉职的另一杀手是车祸。统计显示，125名因公殉职的公职人员中，有49人死于工作中发生的车祸。
甘孜共有18个县。距离州府所在地康定100公里以内的县只有1个，距康定100—200公里的2个，200—300公里的4个，300—500公里的6个，500公里以上的4个。其中，最远的石渠县和得荣县，距离康定均在700公里以上。
一个数据显示，甘孜平均每个警察的工作范围是50多平方公里，平均每个乡干部的管辖范围是30多平方公里。
在长距离的出差路途中，高山峡谷、道路暗冰等险情一路相伴。袁雅逊和毕世祥出事的时候，都是在道路上遭遇了暗冰导致车辆失控。
要把党委、政府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家里，甘孜的公职人员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有时候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令刘玉霞敬佩的是，与她一样在州里工作的同人们，特别是那些80后公务员，并没有退缩，“也许他们心里感到害怕，但是没有人因此而推辞出差”。
刘玉霞说，州里的很多同事认为，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得上”。
她举例说，在甘孜的很多地方，每年三四月常常遭遇雪灾，道路都被雪盖住了。但是不能因为没路了就不干活了，干部必须得出门核查灾情、抗灾救灾。
“必须得去，没得选择！”说这话的时候，这名年轻的女干部语气坚定。
2012年，甘孜在全州推行群众工作全覆盖，开展干部与农牧民“结对认亲”活动。州委要求，全州50833名“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都要和农牧民结为“亲戚”。按照不同的结对数量，最终实现与全州209454户农牧民全部结对，使群众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
甘孜州委书记胡昌升说，不要让政治冷漠化，要亲情化，要用3年时间集中开展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党群、干群关系和谐。
胡昌升要求群众工作做到全天候和全覆盖：“搞群众工作不到群众中去，全部是吹牛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会搞群众工作行吗？做到老百姓家里才叫群众工作。”
（2015年2月8日《中国青年报》）
（本章供图：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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