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30多家出版单位的编辑赴韶山和延安参加“青年编辑下基层”活动的心得体会，作为“走转改”宣传资料，为出版界进入基层深入农村的工作提供借鉴参考。
韶山 读好两本“书”——韶山札记
人民出版社 钟金铃
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三大队的毕业典礼上毛泽东讲道：“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毛泽东一生，正可谓既勤读“有字之书”，又苦读“无字之书”。2011年8月1—8日，“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组织29位来自全国出版社和期刊社的青年编辑，与韶山村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参观了毛泽东故居、毛泽东遗物馆等。通过这几日韶山行，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要做好出版工作，同样必须读好两本“书”：既要读好“有字之书”，也要读好“无字之书”。
一、读好“有字之书”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保存下来的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1万余种，近10万册。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我们参观了熟悉的菊香书屋。在这间“原本位于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兼卧室中，堆满了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古朴线装的诗集文选，大床的半边还摆满了他老人家经常要翻阅的各种书籍。毛泽东一生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可谓是“博览群书的革命家”。
对出版工作者而言，读“有字之书”必不可少。读好“有字之书”不仅意味着“腹有诗书气自华”，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精神花园的园丁，出版工作者肩负着文化选择、传承和创造的责任，读好“有字之书”乃是职业要求，是出版工作的客观需要。王子野先生曾说过：“例如，哲学编辑不妨考一下自己，究竟懂多少哲学。……搞经典著作的编辑，假如猝然问他马克思什么时候诞生，哪里人，家庭情况怎样，哪年流寓英伦，哪年搞《新莱茵报》……我看也未必能随口答出……要克服这种现象，除了学习以外，别无他法。”而在那些著名的出版家那里，“编书、读书、藏书、写书”合为一体、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生活，更是展现了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但是，阅读那些人类经年累月、殚精竭虑的精神产品，其意义并不止于此。毛泽东终生读书，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在约10万字的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中，他就不仅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画上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还用工整的行楷写下了12100余字的批语。在延安期间的一次演说中，他则讲道：“年老的也要学习，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而在逝世前一天，他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但清醒过来仍旧看书、看文件，多达11次！这是一种多么旺盛、多么令人震惊的精神需求啊！1969年，在读《南史·陈庆之传》时毛泽东曾写下这样一条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毛泽东究竟神往什么，为何神往？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条批注非常恰当地传达了读书对于作为“万物之灵长”的我们的独特意义。人类精神的空间十分辽阔、苍莽，而我们的一生又是那样短暂，在这永不重来的短暂生涯中，我们的精神世界能生长多高，能生长多远，又能生长到何处？这是作为人类精神产品加工者的出版工作者，不能不面对也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读好“无字之书”
毛泽东认为，社会是个大学校，其中的东西———“无字天书”，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毛泽东就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而已。”1917年夏，他利用暑假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安乡五县农村。在后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更是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篇章。
对出版工作者而言，同样不仅要读好“有字之书”，而且还要读好“无字之书”。读好“无字之书”，乃是做好出版工作的实际需要。出版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就必须深人实际、深人群众、深人生活，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深人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中国土地广袤，社会变迁急剧，出版工作者更是要下工夫、花气力细读这本“无字之书”。比如，就韶山村而言，它与中国许多农村一样，被卷人现代化的变迁之中，与这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但作为“天下第一村”它又具有其鲜明的独特性，那么韶山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生活状况到底如何，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加以思考，仅仅限于“纸上谈兵”，我们就无法提供契合韶山实际状况的精神产品，出版工作也就无法真正贴近人民。
经过几日体察韶山村的社情民意发现，韶山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目前，经过多年来红色旅游的带动，总体上韶山人民的物质生活已比较殷实，已经具备较好的消费文化产品的实力。他们大多关心外界情况，有的还订阅了《文摘报》《文萃报》等。与此同时，他们的总体阅读率不高，文化生活品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精神生活空间也尚需进一步拓展。这些表明，他们既有一定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但仍需进一步激发，应该加以科学引导。这就给出版工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从图书角度而言，他们需要的主要是实用性图书。他们基本不再耕种，而更多搞旅游、经商，因而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旅游类、经营类图书，同时由于他们的阅读时间有限、文化水平也受到限制，因而必须尽量做到图文并茂，最好能配上光盘。在当代中国气势磅礴的社会变迁中，韶山村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窗口，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和启示意义我们绝不可低估。
80多年前，邹韬奋先生曾经把刊物比作鲜花，把自己比做一个小小的“花匠”，他这样写道：“他(编辑）在这个花园里努力，只不过觉得这个小小花园尚能应社会上一部分的需要，他在这里面做个小小花匠……只望能在此茫茫的人生长途中，寻得一花一蕊，贡献给诸君。”在思想扁平、功利浮躁的时代，出版工作者要做好人类精神花园中的“花匠”，既要脚踏大地，又要仰望苍穹，更要读好两本“书”：读好“有字之书”，“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读好“无字之书”，可以“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而100多年前诞生于韶山村的那位伟人，正是兼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的典范，值得我们回味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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