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三十三、第三十四期部分学员论文集，书稿约110千字。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本书从两期民主党派干部培训的学员所撰写的论文中优选出部分文章，以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参政党建设，经济、社会与依法治国，文化、教育与生态文明为主题，从民主党派的角度，阐述了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中国政党制度、民主监督以及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具体实践积累和理论探索，是一部高水平的理论文集。
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 政党协商— 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伟大实践
◎ 李展超
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常委，致公党沈阳市委会专职副主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33期民主党派干部培训班学员。
【摘要】政党协商是中国在民主革命实践中的历史必然选择。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的政党制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更利于协商民主发展和社会和谐。尤其是当下中国，各阶层诉求日益多样化。加强政党协商，有利于规范权力运行，引导公众参与政治，重塑政治文化。必须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政党协商健康发展。
【关键词】政党协商 历史选择 内在需求 完善机制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目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15年年初，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对新形势下开展协商民主作出了全面部署和顶层设计，成为当前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纲领性文件。《意见》首次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政治协商明确为政党协商，摆在各类协商的第一位，并进一步规范了政党协商的主要形式。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
一、政党协商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方式政党协商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选择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方式。
（一）政党协商是中国在民主革命实践中的历史选择1 .中国近代政党协商的滥觞。民国初期，资产阶级政党曾尝试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但均以失败告终。实践证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没有现实的成长土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意识到政党合作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在1922年公开发表的政治声明中表明：“ 中国共产党的办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可见中共很早就形成了清晰的党派合作思路。中共二大指出：“ 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首次公开提出“ 联合战线” 概念。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国共两党首次合作做了必要准备。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协商民主中政党协商的最有价值的探索和尝试。
2. 中国近代政党协商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适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1937年2—9 月，国共代表在以往谈判的基础上，举行了6 次正式谈判，最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中共更是不断密切与各民主党派的往来，加强政治合作。在边区建立了“三三制” 政权。即在敌后建立的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二分之一，进步分子占二分之一，中间阶级占二分之一。1940年7 月5 日，毛泽东通过《新中华报》公开宣布：“我们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的政权。” “ 三三制” 通过各阶层之间的协商，为根据地各种社会力量搭建了一个沟通、对话和博弈的平台，为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协调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为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是中共在政党协商制度方面进行的成功尝试，实现了中共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有效合作，大大增加了中共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经验。
3 .中国近代政党协商的实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就当时局势发出声明：“ 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重要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共提出的“ 和平、民主、团结” 三大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
国共两党达成的《双十协定》规定，国民党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前“ 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重庆谈判虽存在很多分歧，仍不失为以党派协商推动民主建国的重要实践。1946年1 月，在政协会议召开前后及期间，各党派之间开展了很多协商活动，并在军事、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等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共识。共产党和民盟等党派在会上凡遇重大问题，总是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结果迫使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某些主张。其他各民主党派都纷纷表示要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
1948年4 月3 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 ，标志着政党协商合作关系进入新阶段。新政协召开后，以协商民主为内涵的新型政党关系在中国不断巩固完善。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政治发展历程，中国的这种政党制度是在中华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具有强烈的内生性和独特性。
（二） 中国的政党关系与西方多党制度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与西方的政党制度存在着本质区别。
1 .文化基础不同。西方的政治文化源于古希腊城邦制，其政治精神内核是民主。尤其是经过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洗礼，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人权思想，进而逐步确立了三权分立思想。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 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社会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 这些思想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一直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 和谐” 。孔子说“ 礼之用，和为贵” ，孟子认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易经》中的“ 太和” 概念，即倡导至高无上的和谐，达到最好的秩序与和谐状态。尤其是自西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中庸思想已经浸入中华民族的骨髓。儒家的政治理念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要表现为注重和睦相处、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如果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要以“ 和为贵” ，以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以中共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制，正符合了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
2 .经济基础不同。西方多党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必然反映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共和党和民主党就各有财团作背景。各政党要想上台执政，必须筹集更多的政治资金，以在激烈的竞选中臝得胜利。但是从阶级本质上来看，无论哪个政党，都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维护和改进、发展资本主义的大方向上是目标一致的。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代表、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这一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多党合作中，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既为共同利益而奋斗，又注意维护和照顾各个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和特殊利益。因此，我国的政党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愿望，而不是某些集团、某些政客的团体利益。
3 .党际关系不同。西方各政党之间是竞争上台、轮流执政的关系，必然使得彼此之间互相倾轧。在野党对于执政党、政府权力是一种有效的制衡和监督，但同时这种牵制也不利于政府集中精力致力于国家建设。我国的多党合作制中各政党之间不存在竞选的问题，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各政党团结合作，总的目标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种制度的优势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避免了西方多党制的互相倾轧，也避免了因为相互牵制而迟疑不决、互相推诿。
二、加强政党协商是当下中国协商政治的内在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利益诉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各阶层群体表达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而在各种利益关系中，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等其他利益获取的前提，因此，首先要从政治制度上保证各阶层、群体的话语权。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清醒认识。
（一）加强政党协商有利于规范权力运行国家政治权力的规范运行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自从进入2 0世纪，国家政治权力的规范运行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课题，世界各国的政治丑闻接连不断，怎样有效控制行政权力成为所有政党必须深层思考的问题。“ 协商民主理论支持公民政治参与其实也是为了规范行政行为。” 当前我国的政治权力运行还存在着很多不规范之处。十八大以来，尽管中共在从严治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八项规定” 、反“ 四风” 、“三严三实” 、“ 两学一做” 收效显著，反腐的高压态势一直不减，依法治国的脚步在逐步加快，但是顶风作案的人依然存在。在这个关键点上，更凸显了政党协商的必要性。“ 因为当代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是国家体制内的制度化的协商，得到了执政党的认可和国家法律的确认，具有一种权威性。作为参政党的协商监督更具有身份优势、智力优势、组织优势和心理优势，更具有效性。” 因而充分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可以更好地规约政治权力运行。
（二）加强政党协商有利于引导公民参与社会稳定与发展离不开公民积极有序地参与政治。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速换挡期，社会发展机遇与矛盾同时凸显。
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层调整，新阶层群体不断出现。尤其是当下“ 各个新兴政治阶层开始意识到各个阶层的关联性以及阶层联合的重要性。开始从社会的整体层面进行政治参与，实现了由利己性视角向公益性视角的转变，政治参与质量得到提升” 。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党来代表他们参与，这些新的阶层必然会盲目地参与政治，很可能产生参与过度的问题。因此，在当下中国，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可以拓宽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化解矛盾，缓解政治参与要求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
（三）加强政党协商有利于重塑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 政治文化对现代国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优秀的协商传统，为中国政党协商遗传了宝贵的政治文化基因。但另一方面，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培植了安分守己的臣民文化，皇权专制性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民众没有参与政治的传统。导致当下中国公民有参与的意识和欲望，却不知如何参与政治。
“协商民主通过理解和尊重他人的需求和道德利益，不是强迫遵守那些无法了解的，与我们相疏离的道德要求，而是能够培养人们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的意愿。” 因此，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引导公民规范参与政治，提升政治文化素质，克服现存政治文化的不足。
三、完善工作机制，推进政党协商健康发展要推进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就必须把政党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意见》的实施为政党协商提供了更切实的制度保障。但是如何切实推进政党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民主稳步发展，还需深思。
（一）进一步明确政党协商程序
我国的政党协商民主程序规定比较宏观，有专家学者曾提出应该制定《政治协商程序规定》。“ 什么情况通过表决，什么情况搁置，什么情况怎样处理，都应该明确规定。对这些规定，所有参加政治协商的团体与人士都必须遵守。” 政党协商之前各方必须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便协商参与者进行认真准备（包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归纳问题等）而不能临时通知、临时召集、临时议论。否则只能是一种情况通报，而不是政党协商了。应该规定一个大体的时间范围，比如决策前一个月到半年。其实，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些政党协商的运作时间是很长的。既然是“ 大政方针” 和“ 重要问题” ，就需要认真调研、精心准备，否则，要么会使协商不能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要么会使协商流于形式。
（二）进一步规范政党协商内容
一要对现有的政党协商中的一些表述，如“ 重要方针政策”“ 重大问题”“ 重要人事安排”“ 重要调研课题” 等提法，进行明确界定，提升协商内容的刚性，确保政党协商内容充实。二是协商内容要充分体现民主党派特色，发挥参政党的优势。要充分利用民主党派的认同资源、代表资源、功能资源，做好民情民意表达。民主党派也要在围绕大局、服务发展方面，充分发挥其“ 人才库” 和“ 智囊团” 的智力优势。三要针对在立法协商、大政协商、事务协商、人事协商分类协商中，人事协商远远弱于其他三类协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分类协商中，经济、社会类协商远远多于其他三类协商等现象，要平衡政党协商内容，推动政党协商稳步发展。
（三）进一步拓宽政党协商形式
《意见》强调要继续探索规范政党协商形式。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知情和反馈机制，增加讨论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使协商对凝聚共识、优化决策起到作用。拓展政党协商的形式，不仅要有顶层设计，还要有基层创新。各地方需要根据地区实际勇于创新，敢于尝试，积极探索其他协商形式，努力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寻求适合全国和地方实际情况的政党协商形式，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协商格局。只有使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确保搭建社会主义制度平台既有国家层面的推动，又有基层工作的促动，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助推中国政党协商的良性发展。
} c k 2 }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档案馆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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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李金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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