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讲到王阳明晚年的学问境界，用了王龙溪的两句话：“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我觉得这两句话正可以用来表达冯友兰先生晚年的学问修养。
自1980年以后，冯先生的主要工作是撰写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新编》体现了冯先生近年的思想。《新编》是对旧著而言，故要了解《新编》，不能不涉及到他的旧著《中国哲学史》。众所周知，冯先生有几种享誉学界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三十年代初写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他自己习称为“大哲学史”；此外，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小史》，和原在美国用英文出版、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中国哲学简史》。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海内外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仍是冯先生这一部“大哲学史”。晚近有学者批评冯先生此书不过是大量引经据典和被动式的注释，与西方学者哲学思辨的功夫相差太远，这种评论显然是不公允的。因为冯先生此书，正如书名所表示的，乃是一部哲学史著作，而不是哲学论著，读过“贞元六书”的人是不应该以“过重引述经典”来评判冯先生的哲学著作的。而且，与写西洋哲学史不同，有著作经验的人都会了解，用中文著写中国哲学史，必须引述经典的古汉语原文，尔后再加说明阐释，这已是一条不成文之通例，不足以成为此类著述之病。
《中国哲学史》出版时，陈寅恪先生曾作审查报告，有言：“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近几十年，学界每批评冯先生用新实在论讲程朱理学，其实，冯先生当初在美国学的若不是新实在论，而是实用主义或别的什么西方近代哲学，他是否能写出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中国哲学史》来，是值得怀疑的。新实在论注重的共相殊相、一般特殊的问题，确实是古今中西哲学共有的基本问题，不管新实在论的解答正确或者不正确，冯先生由此人手，深造自得，才能使他“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在哲学上实有所见而自成一家。而程朱理学，在哲学上也确有与新实在论相通之处，所以，冯先生从新实在论的立场所阐发的程朱理学的哲学见解，还是相当深刻的。
关于《中国哲学史》一书的“特识”，冯先生后来在《三松堂自序》中这样说：“就我的《中国哲学史》这部书的内容来说，有两点我可以引以自豪，第一点是，向来的人都认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学，其主要的辩论就是‘合同异、离坚白’，认为这无非都是一些强词夺理的诡辩。战国时论及辩者之学，皆总称其学为‘坚白同异’之辩，此乃笼统言之，我认为其实辩者之中分二派，一派主张合同异，一派主张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第二点是，程颢和程颐两兄弟，后来的研究者都以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统称为‘程门’，朱熹引用他们的话，往往都统称‘程子日’，不分别哪个程子。我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不同的，故本书谓明道乃以后心学之先驱，而伊川乃以后理学之先驱也。这两点我以为都是发先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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