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锋编写的这本《村庄权威与集体制度的延续(明星村个案研究)》以北京市郊区一个明星村为例，论述了泛家族主义、村庄权威以及集体制的延续状况。中国的乡村政治总是与家族组织或文化保持着一种独特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柳村的个案表明，国家政权曾经希冀采用一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去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的家本位观念，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集体主义精神似乎又被吸纳、内化进家族主义的观念体系之中。
张银锋编写的这本《村庄权威与集体制度的延续(明星村个案研究)》选取了京郊地区的柳村作为田野调查点，以该村的社会组织结构作为研究的主题，旨在探讨这一特殊“明星村”保留公社体制的社会历史成因，并揭示出其背后隐藏的文化逻辑。在书中，笔者以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作为研究的主要线索，分时段对柳村的集体制度的形成、发展、延续以及分化进行了历时性的描述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本书建构了一个“泛家族主义”的分析框架，对公有制“明星村”的现象进行了文化视角的解说，进而展现出国家、地方与基层社区之间交相互动、影响与博弈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
从村庄的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柳村的社会结构关系大致经历了“分化——整合——分化”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又能恰好对应“泛家族式”集体认同形成、发展与分化的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在不同时期，集体认同意识的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但在本质上万变不离其宗，都与中国农民传统的家族主义理念有着紧密的文化关联。
第一个时期是土地改革至“文化大革命”后期。此间强势的国家主义试图彻底地消除乡村社会中家族组织与宗法传统，从而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系统。第二个时期则是1970年后的30余年。在后革命的氛围之下，随着一个新的、地方性的传统权威的迅速崛起，柳村很快从疲惫的政治纷争中摆脱了出来，并转向了全面的经济建设。第三个时期是2000年至今的阶段。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是，市场经济不仅为村庄带来了自由竞争的发展空间，而且将原本封闭的基层社区引向了开放与变革。
《村庄权威与集体制度的延续(明星村个案研究)》最后的结论有三点：①柳村在农村改革之际选择公有制的文化逻辑就在于家族主义的内核、集体主义的外壳；②柳村之所以能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长期维持公社制度，主要原因在于泛家族主义的组织形态、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土地寻租的经济模式以及国家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双重庇护网络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③当前的柳村正面临着急剧的社会分化，公社体制也已经出现了解体的趋势，但家族主义意识与家族政治仍然是村落社会生活中经久不变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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