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记文学，可谓源远流长，但长期以来却仍处于有史无论的局面。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传记文学这个文类不但在中国被忽视，即便是西方，其研究也大大落后于写作。卡尔·范·道伦在《作为文学形式的传记》一书中悲观地说：传记这块领地，批评几乎毫无涉足。不过这是20世纪初百年前的孤独情形了。西方学术界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传记文学的理论关注少见火爆，尤其是对自传的理论兴趣，已经成为当下西方学术界的显学之一。詹姆斯·M·考科斯在《自传和美国》一文中指出“自传和忏悔写作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和以往相比，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的重视，这不仅仅是说批评已经在其他文类长期消耗尽了自己的热量，更是因为文学的整个观念在变化。”（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470）这里的变化是指随着非虚构文学印数在出版市场远超小说等虚构作品后，传记文类的文本价值激起了理论研究者的兴趣，甚至可以说，传记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人类学现象，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美学家、人种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目光。法国学者让·伊夫·塔迪埃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专著中，在第九章“诗学”里对传记进行了论述，并且把传记文学与小说一视同仁为散文体诗学。他说“传记是一个**古老的体裁，如今也特别走运，两千年来，尽管传记体裁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它仍然超越攻击它的所有哲学和文学理论而顽强地生存下来。”甚至连解构主义重镇之一的保罗·德曼对传记理论也发表了重要论述。但令人遗憾的是，整个西方学术界却踏上了解构主义的列车，动辄提出“自传死亡了”或“传记为幻象”的解构观点，传记诗学几乎成了小说美学的代名词。中国的传记文学，可谓源远流长，但长期以来却仍处于有史无论的局面。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传记文学这个文类不但在中国被忽视，即便是西方，其研究也大大落后于写作。卡尔·范·道伦在《作为文学形式的传记》一书中悲观地说：传记这块领地，批评几乎毫无涉足。不过这是20世纪初百年前的孤独情形了。西方学术界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传记文学的理论关注少见火爆，尤其是对自传的理论兴趣，已经成为当下西方学术界的显学之一。詹姆斯·M·考科斯在《自传和美国》一文中指出“自传和忏悔写作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和以往相比，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的重视，这不仅仅是说批评已经在其他文类长期消耗尽了自己的热量，更是因为文学的整个观念在变化。”（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470）这里的变化是指随着非虚构文学印数在出版市场远超小说等虚构作品后，传记文类的文本价值激起了理论研究者的兴趣，甚至可以说，传记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人类学现象，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美学家、人种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目光。法国学者让·伊夫·塔迪埃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专著中，在第九章“诗学”里对传记进行了论述，并且把传记文学与小说一视同仁为散文体诗学。他说“传记是一个**古老的体裁，如今也特别走运，两千年来，尽管传记体裁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它仍然超越攻击它的所有哲学和文学理论而顽强地生存下来。”甚至连解构主义重镇之一的保罗·德曼对传记理论也发表了重要论述。但令人遗憾的是，整个西方学术界却踏上了解构主义的列车，动辄提出“自传死亡了”或“传记为幻象”的解构观点，传记诗学几乎成了小说美学的代名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