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个人的体会，以一九七九年底高雄市“美丽岛事件”的勃发、镇压、公开审判和判决的全事件过程为分水岭，台湾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发生了鲜明深刻的变化。我眼看着原本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分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美丽岛事件”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其中，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乡土文学论争时犹在国民党镇压乡土文学的法西斯高压下，挺身出来主张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的某些作家、诗人和评论家，也纷纷改宗转向，令人瞠目。
关于台湾一部分文学界人士从磅薄昂扬的中华民族反帝爱国思想传统向着反共、反华、靠拢外国帝国主义转变而终至奔向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目前似乎还缺少科学性的、体系性的分析。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五０年间，美国帝国主义为了它的国家利益和冷战布置，迭次计划要把台湾变造成一个与中国分离的、亲美、反共的傀儡。这个阴谋，早为台湾革命家谢雪红和她的“台盟”同志们、李友邦将军和著名作家杨逵所洞悉，迭次公开予以揭露和强烈批判。一九五０年韩战爆发，美帝国主义悍然以大舰队分断海峡，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使台海分裂固定化。一九五０年开始，台湾经济在美国军经援助和美资推动下，发展了和中国民族经济失去联系的、台湾独自的“国民经济”，达成了对美依附及独裁政治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从一九五０年至今，国民党推动极端化的反共宣传，把大陆中国和大陆中国同胞彻底妖魔化。在另一方面，美国冷战意识形态即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艺和其他学术思想，也藉着美援体系和留学机制全面统治台湾。
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全中国大陆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建国的民主运动向台湾浸漫。台湾学生、市民、作家热情参与了这个全国性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元月抗议美军在华暴行运动、二二八事变、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开始的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议论、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和杨逵的《和平宣言》事件，都必须摆在同时期全中国的民主运动背景下，才能有科学性的理解。然而，不幸的是，这在台湾的中国民主运动，于一九五０——五四年国民党发动的惨绝的“白色恐怖”中被连根铲除。在美国全面支配下，五０年代以《自由中国》运动为起点的、由撤退台湾的大陆右派民主人士，和台湾资产阶级联手发动的反蒋民主斗争，先天就带有“反共、反蒋、亲美”的局限性。这个右倾的台湾战后民主主义发展到了八０年代之所以和同样反蒋、反共(连带反中国)、亲美的台湾民族分裂主义合流，毋宁是自然的归趋。
在政治上还不能公开叫喊“台湾独立”的八０年代初，“台独”派挑选了台湾文学领域的论坛，有战略、有方针、有部署地铺开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论述。今日回顾，依然怵目惊心。但对于此一反民族倾向的批判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检讨起来，有这困难：“美丽岛事件”后，“台独”运动和以《夏潮》为中心的左派统一派，都同受国民党法西斯严重的虎视。在那条件下，左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无法开展对民族分离派的批判。面对自八０年代初铺天盖地的“文学台独”运动，首先觉得其台湾史的、文艺批评的，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平粗疏，要一一批驳，费时、费力而无意义，终而产生轻敌，不加理睬的态度。此外，到外国学文学理论回来的学者，又一般地对台湾史、台湾新文学没有充足把握，对“文学台独”问题没有兴趣，而纵之任之。久而久之，这些学术和知识水平粗劣的“文学台独”论终于取得了支配地位。二０００年后在“台独”派攫取了政权和高教领导权后，“文学台独”论势将藉着其独占台湾文学系、所的广设，变本加厉，成为“台独”派在台湾文化战线上的有力推手，为害严重，形成我们民族史上坚持民族解放和团结统一的力量，与反动、反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逆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场严峻的斗争。
现在，大陆学者赵遐秋先生和曾庆瑞先生，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和整理了从一九七０年代末，历经整个八０年代以迄于今日的“文学台独”诸论，厘清其源流、分析其派别，掌握其头面人物，分别就文学分离主义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关系、“文学台独”论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根源，提出了分析和说明。两位先生并就针对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本土论”和“主体论”，就歪曲和冲淡中国新文学对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影响，就美化台湾皇民文学逆流，以及将在台湾的闽南语当做独立的民族语处理台湾新文学的语言问题，和全面为文学分离主义炮制“台独”观点的台湾新文学史等问题，提出了深入、尖锐的剖析与批判。历史已经说明，反对“文学台独”的斗争，是我们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解放与团结和国家独立与统一的伟大斗争中未竟之业。从这个高度来看待，这本《“文学台独”面面观》就极有助于廓清“文学台独”的脉络和真象，有助于认识今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中反“文学台独”斗争的具体形势，也有助于统一认识和思想，以便在复杂情况下面对“文学台独”谬论时，有充分的思想和知识准备。因此，本书的出版，是及时的，有现实意义的贡献。
不论是二０年代台湾新文学的发韧，三０年代关于大众文学的大众语的建设，或四０年代后期关于建设战后台湾新文学及推动左翼文论的事业中，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总是亲爱精诚，热情洋溢地为推动和发展台湾新文学而团结奋斗。继承这个宝贵的民族文学史的传统，两位先生的《“文学台独”面面观》的出版，更彰显了它在我民族文学史以及在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而深刻的意义。
是敬以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