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大上海
·竹 人·（○）小序
“Ｉｔ’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ｉｔｙ．”自打从上海过完春节后回来，每次同事们问起来，我总是这么回答。上海，是生我养我二十多年的地方，但对于我，却打八年前登机那一刻起，变成了一个不知会绵延多久的休止符的一端。在以后飘飘荡荡的日子里，虽然谈不上什么风雨如晦，但总是青灯黄叶的日子居多。这样的时候，低头想想，就会想起夜晚复旦园中南京路上的落叶或许已经盖了一地，旁边的“大家沙龙”里肯定是杯盏交错烟雾腾腾地热闹非凡，而再往前，三教的“拼命教室”里的翻书声该是此起彼伏地沙沙响……就这样，下意识里“复旦人”的情结总是率先浮出海面，把上海的影子朦朦胧胧地遮住，只剩下外滩午夜的钟声还会时不时地飘一些过来。及至工作，在硅谷尝到了久别不见的小笼包，一口下去有那么点汤，却居然说出了“上海的小笼应该也不过如此”这样忘本的昏话来。
隔了长长的八年回家，感觉却是意想不到地匆忙，象是身不由己地在赶一段陌生的旅程，又象是匆忙不堪地合上一本书的最后一页，却不料又重新带开了另一本老书的第一页。不管如何，在飞机落地的那一瞬，那个长达八年的休止符终于挂起了另一端。三个星期的时间，成了一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小小乐章。（一）八年后再见大上海
老哥们Ｍ开了他那辆崭新的“风度”来接我，真是威风十足。快到下班时间，车走得慢，正好让我东张西望地看个够。一边聊天一边看街景，一边把脑子里还残存的那些个路名一条条挖出来对，结果是越对越糊涂。探头看看路边的一栋栋高楼，就打趣地和Ｍ说咱这上海什么都变了，就是那“万国旗”还照样飘得潇潇洒洒。朋友一下子不明白什么是“万国旗”，我用手一指那些高楼上家家阳台和窗口上挂出的五颜六色迎风招展的各种衣裤。那还是很多年前，上海万体馆争取到主办一个什么世界杯赛。为了少丢点中国特色的面子，政府整容净街措施的一条就是不许徐家汇附近的高楼居民在开赛其间把衣裤晾到户外。这“万国旗”一词就是从那篇小新闻里看来的。真是鬼知道，离开这么些年忘掉多少事，居然还记得这个词，还一下飞机就给用上了。
老朋友问我回上海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想了一下说是“干净”，话说出口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到上海前我在北京停了一星期。刚到的时候老天爷正憋着要下雪，再加上空气污染严重，整个城市看上去灰头灰脑得很。第一天坐车去中国惠普看看，在路上竟然发现自己把个出租车当成了个大氧气罐，盯着窗外滚滚车流排出的滚滚废气下意识地大喘气。等过几天雪真得下起来，空气是好点了，脚底下又变成又黑又粘地让人很不舒服。到上海的那一天，正是久雨初停，地上洗得发白。经过了北京的“熏陶”，上海的空气要客气不少。再说，上海这“清洁户”的称号，如果是和美国的唐人街比，不是当之无愧，而是太谦虚了。
事实是中国大城市的环保治理都很成问题。在北京去中科院计算所转悠的时候碰到一位在南加大拿了博士以后回去的同行，他说他的博士太太回国以后一气之下放弃了专业改行去做环保教育了。此等魄力让我很是佩服了一番。要说上海的空气不会比北京好过太多，大晴天的时候如果能望出几站地去就应该算是千里眼了，从上海回美国后一直咳嗽，过了三个星期才好。但据说市府这几年抓得紧，市区的污染大户将全部拆迁到远郊的下风口。这一来，除了消解污染之外，还让出上好的地皮来批租来增加企业的效益，可谓一举多得。西藏南路南京路口上海音乐书店那一片，应该是黄金地段中的黄金地段，据说也要拆掉作绿化小区。眼光远，决心大，点也选得准，只是代价好象大了一些。
说到上海的环保治理，一定要提到苏州河。小时候家离苏州河很近，常常跑到桥上从栏杆中伸个脑袋出去看船。那时候小不拉子一个，看船的时候哪有“船啦船啦要划往哪个水巷／春深的水巷是谁在临窗遥望”那种强说愁的心情，大致总是在学校或是家里挨了批之后跑那去做“胜利大逃亡”的白日梦。那时候的苏州河真是黑油油的比得过大庆油田，水面上什么宝贝都有，闻一闻，也是除了好味什么味都有。船和船相遇，总要很神气地互相拉一下汽笛，然后擦肩而过。那模样，很象是两个武士狭路相逢，却并不动手，只是撩起袖子彼此显一下肌肉就了事。船一开过去，屁股后边就有一排排浪急急地追过去。浪排打到岸边，哗啦啦地“卷起千堆墨”。就这么糟糕的苏州河，一到夏天还有好多人从这座桥上很英勇地跳下去，搭上一条船漂到下一座桥，爬上岸，从那座桥上再跳下去，搭上船往回跑，就这样循环往复地乐此不疲。要细算起来，也该是童年回忆中不小的点缀了。这次回去前，模模糊糊地听说苏州河在治理。真地赶过去一见面，应该说是惊喜远大于失望，以至于把“怀古”的心情也给扫荡去不少。河面上是没什么宝了，那天去的时候鼻子失灵，不知道闻起来如何，但那原来黑黝黝的河，分明已变成了黄绿黄绿的混汤水。天天看到苏州河的上海人肯定不觉得这有什么新鲜的，但对我，这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了另外一条河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失望的话，那只是因为下意识里在和芝加哥、巴黎和伦敦这些城市的河在比，要那样的话，苏州河还远远不合格。可苏州河的治理是长期的，需要时间，总不能象是美国大歌星的脸，黑了那么多年，一转头就给弄白了。我们这号人的心急，常常是没什么道理的。
这几年上海的口号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上海的地图，三个月换一次，每当老友们向我谈起上海的变化，很多人都是中气十足，语气中充溢着一种绝对的自豪。才回去的头几天，上海话还稀里哗啦地拎不起来，再加上新路不认识，老路也认不出，每次上车当出租司机按行规问怎么走的时候，总是一句“侬看了走好了”就打发过去。亲戚里有路熟的，索性给安排了个一日游，先杀往外滩，远眺浦东高楼群，再扑城隍庙补一顿正宗的小笼，然后去人民广场看一看，再挤地铁去淮海路，最后去徐家汇。一路上仰着脖子看高楼，低下头来看人群，这也新鲜那也新鲜，活活做了一回刘姥姥。印象最深也最好的是人民广场。这里原先是跑马场，解放后夷为平地，中间铺了宽宽的一条人民大道，两边都是沙砾平地。平时沙地上总有好几拨人踢球，战火热烈与否一看尘土飞扬的高低就可以知道。但如果不是节假日或是集会，偌大的一个广场总是在拥挤繁忙的大上海中显得格外地空落和寂寞，就象是一个失望的大黑洞。现在的人民广场底下是停车场和珠光宝气的香港名店城，里面的服务生戴着贝雷帽跑来跑去，一眼看过去，就象是人群里晃着几朵蘑菇。上面是完全变了样了，最惹眼的是崭新的上海博物馆，造型可能取意于青铜器，饱满又不保守，很难得地把现代感和历史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和上博馆遥相对应的是上海歌剧院，非常前卫，白天看上去甚至有些突兀的感觉，可到晚上灯光一打，倒是冰清玉洁玲珑剔透。广场中心是规模不小的音乐喷泉，每到周末，音乐和喷泉迭出不穷，广场上男女老少翩然起舞，蔚然一景。其他的几个去处，就象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高级购物中心，予人的第一印象虽深，但只让我感觉到上海跟进国际现代化城市的硬件设备和包装的速度很快，但却因此很矛盾地失去了上海自己的特色。
上海的高架环路却很有些“特色”，因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矛盾体。为了造高架，不知道动迁了多少住户。饶是如此，高架还是离边上的大楼过分地近，从高架地下走过去，就觉得是一条盘龙怪兽从头顶呼啸而过，让人活生生地感受到“大桥底下”那种压迫和侵略式的生活语境。高架的容量还是远远不够，保护道若有若无，在瓶颈地段，索性把保护道抹掉，硬凑成三车道，因为实在窄不过，最外面的那一条道规定只能走三十公里。在高架上只要车一抛锚或者出个事故，基本上没有周旋余地，即便不是在高锋时间也会立竿见影地立刻堵出去好远。塞车的另外一个大原因是高架的出口和地面的路口离得不远，缓冲不够，而在高锋其间地面的路口根本不可能承受从高架上下来的车流量。再加上行人和自行车乱穿马路，红绿灯和交警的指挥没多大效率，等下高架大成问题，经常是一堵就堵回高架好远去，等半个小时才下得了高架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
但有了高架，上海的交通毕竟要方便多了。不堵车的时候，到哪儿都只是二十分钟的半径。让我不习惯的只是如果在白天出门，那到哪儿都没个准时间。上海的几条地铁全面开通之后，情况要好一些，再加上正在筹建的外环高架和地面轻轨，朋友们再过几年回去看看，应该就没了我的这些老骚可发了。这些现代化的高技术带来的便利，就象现在（基本上）每家一户的电话、有现电视、空调机、热水器等等的普及一样，终将在潜移默化中按着操作主义的法则改变上海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工具反施于人之形而上的力量，总是让人意想不到地大。
确实，比硬件更重要的是软件—人的素质。这方面的变化，您要是回家猫着，恐怕是体会不到的。您得出门，出门就要上车。如果是坐出租，可以挑一个下雨天，那就可以尝尝群起而上奋勇抢车的滋味。据司机们说，这还是常事，有时前门的客人还没有下去，后面又抢上来一对。打的（上海人叫做叫叉头）的总还不是大多数。要是坐公共汽车，如果挤一点，十有八九会看到人拌嘴大做口腔运动。才回去的时候，总是看不大惯，几次要插嘴，看看大夥儿都睁一眼闭一眼地在听戏，怕搅了戏瘾，话到嘴边也就咽了回去。下了车，您得去商场走走。第一个刺激就是营业员之多简直有排山倒海的感觉，这才知道什么叫做“守住三尺柜台”—过了三尺那就是别人的疆土了。柜台都承包了出去，营业员态度之好让人吃惊。我还是记得八年以前的经验教训，买东西的时候老老实实毕恭毕敬，我这一客气，营业员加倍客气，这么一来一往，就是买卖没做成最后大家都高高兴兴。不习惯的倒是生意清淡点的地方营业员经常过分热情，好几次给吓跑。过节的前后，商场里人挤人，说是喜气洋洋不能说是太过份。要说这商场里的热闹劲，老美的老板们肯定要眼红。最要紧的是要去书店看看。几年前书店里都改卖鞋了。现在正正经经的书店厅堂里，书和买书的人都论堆算，书也出得不赖，就是没得好的诗集卖，知道的那几个大陆的诗人象于坚、陈东东等等只有一套散文集，台湾的那几个也没见到。读书人又回来了，总是件大好事。跑了几个地方，去年的《读书》一本都没找到，失望之余有那么一点高兴。
说起商场，还有回去之前的那么一段小插曲。那次看到华夏的一篇文章，说上海的超市里卖熟食，结果厕所就变成了速食餐厅。最后民意调查的结果更是大出意外，说是大多数人都以区区之贪何以比贪官之贪为由而不以为然。看完之后只能和我们组的另一上海老乡一起摇头叹气。这次回去跑了很多超市，类似的事情既没见到也没听人提起。我倒是一点也不怀疑这事发生过，也不怀疑类似的事件会在将来在不同的程度上重复，但自己去跑一跑再问一问，我确信这种规模的集体打劫不具代表性。这样以来，这篇文章登在华夏上面，就有偏狭和误导的嫌疑。反过来说，这又提醒我们这些在国外呆了太久的人，看国内是不是很轻松地就选择了误差不小的坐标却还不自知呢？
国内的发展势头之猛，很自然地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大的机会和空间。我那几拨朋友之中，凡是当年在复旦或附中就能量很大的几个，走仕途的有做了大报的付总，上海屈指可数的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复旦的付系主任等等，自己开练的属下的公司已经有几千万的资产。其余的都已经是中基层干部的头。每一个人上上下下地折腾过很多次，现在慢慢稳定下来管那么一摊事。尤其可佳的是其中成功的那一些，追求的已经不是钱了，事业上既成熟又野心勃勃。相比之下，我们这些放“洋”到大海这一边的人，经历要苍白简单得多，事业上起步晚，也很难进入社会结构中的有效和关键的部位，从本质上说是在打工，从文化上说是走在无根的边缘。在这里，有时候朋友们聚在一起总还有人为国事党史争个脸红耳赤，国内的那些朋友们没几个有这份闲心。每一个人的眼光都很窄—就是把他那摊子事弄起来，每一个人的眼光又都很踏实—也就是要把他那摊子事弄起来。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个人的能量正在发挥出来，并一分一秒地蔓延到整局棋上。（二）上海的怪圈种种
耳闻目睹上海的那么多变化，自然是鼓舞得了不得。倒还是老妈不忘记给我泼点冷水，说别著急，再走走再看看，兴许就又看出点问题来了。隔了几天，还没来得及向哥伦布学习，自己倒觉得大白天脑袋里嗡嗡地不太平。原因讲到底很简单，就是一个“吵”字。人来车往，分贝太高，不用太多时间耳朵就先累了。八年前到美国，在达拉斯的大街上走，过半天连一个鬼子都没见道，只有车子唰唰地开来开去。心说这美帝国主义果然名不虚传，腐朽得连个人烟都懒得冒了。连忙跑回实验室去给几个老美朋友开课，很认真地给他们讲出国前才从《读者文摘》上看来的一篇笑话。那是说有外星人到地球来侦察，回去汇报说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鼓鼓囊囊的样子，还长着四个轮子到处跑，里面住着叫做“人”的寄生虫。讲得时候很严肃很诚恳，满心沉痛地总结道这笑话多深刻啊，人都变成寄生虫了。结果那几个高鼻子天份不够，听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了。现在倒好，自己习惯了美国的低分贝，回去又受不了。
吵一点、挤一点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要是说上海这几年是不是只有成绩没多少问题，那又是在懵人了。事实上，上海问题多多，比问题更多的是潜伏的危机。首先是席卷全国的下岗潮，上海受的冲击很大。回复旦的时候去拜访已经官拜副校长的原系主任，听到的说法是上海每年五十万人下岗，五十万人拆迁。如果再从上海统共一千几百万人口里扣除很大比重的流动人口，这数字是相当大了。听到的有这么一个“太阳月亮星星”的顺口溜，大致上是这么说的：毛主席是太阳，照到身上暖洋洋；邓小平是月亮，书记厂长一夜吃到天亮；江泽民是星星，下岗的工人数不清。也所谓假怀念，真调侃。下岗人员的工资只有２５０元一个月，大概是八年前的十分之一，也就是６７块钱的研究生工资的三分之一。如果夫妻双双下岗，再拉扯一个孩子上学，吃饭都成问题。报社的朋友告诉我，有人穷得只好半夜去菜场捡菜，等周末孩子回家再调剂一下。下岗是什么原因呢？中国企业正在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有相对一部分行业，据一位朋友的父亲、原来上海一家纺织机械大厂的厂长说，要东停西移，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逐渐向内地转移。这个战略性的决策，再加上严重老化的技术和竞争激烈的现实，使得上海的纺织、家电、钟表等等轻工业大幅减员，龙头老大的地位也一去不返。
任何调整，也都是转机，都是在“转”的痛苦中孕育和发展新生的“机”会。只要下岗人员主动出击，政策得力，全社会来关心，“面包总会有的”。上海有一个下岗女工，灵机一动，搞了个净菜社，先靠给人洗菜挣钱。后来慢慢做大了，就搞小幅度的批发来增加盈利，从而打入消费食物链。现在上海这样的净菜社据说有很多家，上海人的灵活机动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虽说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潜力很大，上海人的这张脸，好像实在长不过，总拉不下来，所以很多机会仍然没有利用上多少。至于官方，提的口号是“转岗不下岗”，也不是没化力气，但总是杯水车薪的结果居多。到了年关，就搞“送温暖工程”，“让下岗工人过个好年”，但年关过了之后怎么办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不能天天都是过年吧？至于社会的关心程度，那就更让人不安了。看到一则电视新闻报道市民关心的十大问题，在其中下岗问题居然名列第九。一则本来透明度相当高的新闻，却让人十分担心。要知道下岗不仅仅是在大批浪费人力资源，全社会缺乏一定的道德良知来关心这个问题表明了潜在的利益冲突将在某一天游上桌面，隐患极大。在北京的第四天，就听说有一个下岗工人绑着炸药跑去某个部的信访部拉了雷管，搞得血肉横飞。
上海的诸多问题里最怪的是住房。按上海的人口密度，要同时治理住房和市政，必须建新房盖高楼。几年下来，上海的高楼是林林立立的造了好多，但其中空关的有多少？百分之七十！淤积其中的资金达五千万亿之多。上海的房产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暴涨，从几年前一千多元一平米，到今天不怎么好的地段也要五千多元。对这些住房，不要说下岗的工人，就是仍在就业的，按一个月一两千元收入的平均水平，半年甚至一年才能买上一平米。这其中投资额和购买力的差别，已经大到了荒唐的地步。自然，市民们可以用差价调房的办法来弥补一些，也就是用好地段的现有老住房来换新地段的新房。但是上海人原来的住房条件之差、面积之小大家很难想象。所以即使有差价换房，还要差上一大截去。一方面高楼林立，资金无法回收，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又住不起，虽然有不少促销方法，这恼人的住房怪圈，一下子还无法打破。
如果企业运作合理，盈利提高，失业、住房问题都会逐步被消解掉。可是在体制大幅转型的时候，泥沙俱下，有不少问题让人触目惊心。举个小例子来说吧，两三千块钱零售价的家电，商店的赢利可以薄到只有五十元。这里的问题有好多种，比较突出的一条是供大于求，有数字说这浮肿已经蔓延到商品种类的百分之九十五之多。现在ＶＣＤ在国内很流行，大概是一千出头一台的样子。也就不长的时间吧，ＶＣＤ的供求比已经膨胀到五比一了。国内几百条彩电流水线，有很多都已经关掉不开了。商场还有另一层问题，因为很多都从银行代款盖的新楼，急需现金还利息，所以不得不放血贱卖。有个朋友总结得好，叫做“好的在给银行打工，差的连打工的资格都没有”。一百西店的经理说，去年八月前该店周围新起来八家大店，四个月后就倒掉一半。回国后一直听人提起“泡沫经济”这个词儿，直到听经理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其中奥妙：所谓“泡沫”，一是大夥儿一窝蜂，听说什么能赚钱就上什么，所谓“潮起而生”；然后就东一拨西一拨地倒掉，也就是“潮去而灭”。市场经济的优势一是可以触动企业经营者的主动性，二是能够灵活地按消费者的需求来调整。现在主动变成了“茫动”，调整的代价又那么大，市场经济的优势发挥出来多少，实在让人怀疑。有人会说了，那么消费者还是受益了呀？这话没错，但每一个消费者又同时是某一个企业的成员之一，单位的效益糟糕的话，职工又如何有钱来消费呢？上海公司里报假帐瞒烂帐的高招，听朋友们一说，几分钟就听晕乎了，想长见识还楞是听不懂。帐上不要说“三角债”，“十角债”都有了。贪污腐化的问题不但还在，恐怕比八年前还要严重得多。做生意上，最怕的就是那帮吃皇粮的，整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信誉？信誉几块钱一斤”？这种小土匪心理，实在短视得可以。有朋友开一家公司，来一客户，那哥们上几回的款还没付清，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又来了。朋友让他先结完旧帐再谈新生意，那哥们手一摊说：对不起，没钱，只有这笔新生意的定金，你要不要吧，你不做这一笔还有好多人等着做呢。居然还是他神气。
这经济、体制之类的问题，本人是很糊涂的。《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等等和中国有关评论，倒还是努力地想去看懂的。一直以为老外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很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这次回去看看，倒觉得那些文章的调子还是差得不太远的。至于上海，成绩是显著的，成绩之外有希望也有危机，去争论希望和危机孰大孰小，也没多少意思，关键是第一要解开遮眼布，第二是要看就要看得远一些，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远景的指导下挽起袖子脚踏实地的干。（三）信息港何时起飞
这次回去，很想知道的一点就是咱这一碗饭，在国内炒作得如何、端得又怎么样。信息工业在美国，是开拓未来的主力军和重头戏。美国家庭计算机的拥有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并力争在短时间内突破百分之六十的大关，这样一来，信息工业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草根性，已经铺得很踏实。这一局大棋属下的阵地很大而且一天天地在扩展，诸侯割据，竞争和革新非常激烈，身在硅谷，对这一点身有体会。在技术革命的阵地最前沿“披荆斩棘”开新路的主要生力军，是无数称作ｓｔａｒｔｕｐ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通常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所以又有ｓｔａｒｔｄｏｗｎ的戏称。干起来的辛苦则更不待言，一星期七八十个小时还算正常的。这些高风险的努力同时也是高回报，如果一旦成功，则信息革命的萌芽可以在旦夕之间结下现实的果子，回报不仅仅是个人的，也将泽被相关联的业界。这些无数的小公司的对立面，是在某个技术层或跨技术层的巨头，比如微软、ＩＮＴＥＬ、ＩＢＭ和惠普等等。这些大公司对市场的介入，在一端倚重对市场和顾客广泛深入的调查，在另一端有庞大的销售和服务网，由于其对市场的控制力很大，在操作上实际已经成为优化了的、既受市场控制又反控于市场的计划经济。政府又以反托拉斯法防止这些巨头恶性膨胀成为垄断（微软正因此受到调查），以引入竞争。这些大公司也养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开发前沿的新技术，并同时以购买小公司或其主要股份的方式来迅速占有和容纳新技术。另外一层不容忽视的革新力量来自优秀的大学实验室，比如斯坦福、麻省理工和香槟伊大等。总体来说，基础性的技术革命通常来自大公司和学校的实验室，熟悉一点的例子如英特网，而小公司则偏向于应用型，早一点的有微软、近一点的有网景的发家史。
国内相对的行业，在技术上一直属于较被动的消化和跟踪的状态，而在市场上也总是滞后，只是随著形形色色的渠道的开敞，在有些技术含量小的领域滞后度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记的程度。研究体制也在慢慢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对科学院系统的单位，除了拨一些资金只够发每人几百元的生活费之外，再给的就是旨在鼓励大家自己养活自己的政策。这一招还颇灵，其成果就是北京中关村一条街、上海计算所大院内、上海铺东高科技新区等等以及挂靠在几所大学内的科技公司，虽说不上满地都是，却也琳琅满目。在这些公司里工作的人员月薪，基本上一两千元的样子，大致上是外企的中方人员的一半。这次在北京，专门到中科院属下的曙光高信息公司去看了一下。曙光造的小型高端机，由于在惠普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的关系，我还知道一点。坦白地讲，无论从整机性能和平台的兼容性来说，放到美国来是没有多少竞争力的。这里的难题主要是技术上的困难，由于系统软件的切入点必须不能触动操作系统，又没有高性能的硬件作支撑，可供增值的余地相对小。在这么苛刻的条件下做到这个水准，是相当不容易了。尤其可嘉的是曙光系统上做出的容错功能，非常出色，曙光的客户中有不少属于银行系统，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机器的性能虽然不能和美国公司的同类产品相比，但价格要便宜多了，所以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还是有一点的。曙光里干苦活的主要是研究生，在研究开发部的主任的带领下我找几位谈了一下，印象很好，肯干能干又对国外前沿的技术成果跟得很紧。“只可惜留不长啊”，主任双手一摊很遗憾地说。确实，如果不是因为在这里还能学技术拿学位，再加上出国留学的可能，既然外企的工资要高出那么多，这么些能干的人才恐怕早跑了。所以研究生毕业以后能留下来的就很少了，反正是往“外”跑。主任们心里都明镜一般，所以当我把给原来香槟伊大的老板找学生的那一层意思一说，每一会功夫就找来了手下最好的学生和我面谈。
参观完曙光之后，中科院计算所的李所长在百忙之中抽出一个多小时和我谈了一会儿。李所长在香槟伊大的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进修两年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哪瞎折腾呢，倒是后来他再来美国访问的时候在香槟见了一面。要说所长百忙，还真不假，连接电话都一溜儿小跑步。不止忙，有些事很棘手，想忙都费劲。李所长详细谈的一点是计算所本身的改革问题。计划是把研究所一分为二，第一层做基础和远瞻性的研究，第二层做应用性的研究和开发，并和计算所属下的公司直接挂钩。这“属下的公司”之一，是李所长兼着副总的联想集团，在国内鼎鼎大名，主攻微机，有极强的生产和销售能力，去年打败包括惠普、Ｃｏｍｐａｑ和ＤＥＬＬ等中外竞争对手，以百分之十二的市场拥有率做了老大。其实这三层分类，和国外成熟的大公司很一致，比如对应于惠普，就相当于惠普实验室、产品研究开发部属下的实验室和负责具体生产的单位这三层。在华尔街，有人就用研究、开发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作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技术突破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面向应用的研究开发部，和企业短期的成败休戚相关，没有它，就好比近视眼逛大街不戴眼镜；而搞基础和前瞻性研究的高层实验室，则不但给企业带来长期的远景规划，更通过专利和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带来不同性质、无法以现金来估价的效益。但长年累月的陋习积沉下来，计算所有很多人宁愿呆在“象牙塔”闭门不出，因此改革的阻力不小。如果不是这次时间不对，我差点儿就要被李所长拉去做他的说客了，其实这事我倒也乐意去试试。另外一个让我吃了一惊的是计算所人口之多，居然超过千人。惠普实验室在全世界五个中心，统共加起来也就只有八百多人。人一多，自然难办事。
回到上海之后，有机会见到上海计算所的金所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上海信息业界的情况。总的说来，北京有的问题上海都有，比如科学院系统的人员流失；北京要做的改革上海也在计划进行中，河是非过不可，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走路。她也坦率地承认上海的技术力量更比北京要薄去不少，有些项目做系统合成，重复性小效率也低。但上海的好处是政策环境要顺畅些，政府对信息港这个大工程非常重视，不管谁来搞，无论是民营还是外商独资，只要能做出来都欢迎。
一心做研究的人还是有的。复旦计算机系的博导朱传琪教授，是香槟伊大的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鼎盛时期研制的ＣＥＤＡＲ超级向量机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现在搞这一行所熟知的Ｗｏｒｍｈｏｌｅ Ｒｏｕｔｉｎｇ和预取等概念，都在朱传琪的手下率先实现，但可惜都没以文章或专利的形式记录下来。谈起这些，大家都有些遗憾，朱教授摇摇头说：“当时就是觉得这么做快，就这么设计了，也没想别的”。现在他的精力主要投入在他创建的并行计算所上，人不多，条件也不好，课题在我看来也是在国外日趋冷落。但在技术上绝对是同步于国际领先的水准，也很紧密地和国外的学校协作和竞争。他们的研究的终极客户都是搞高尖端技术的国家单位，又少又不富，经济效益是谈不上太多的，但他们仍是凭着“反正还有人要得很急”的理念在那里干，说实话，这样的垦荒者我是从心底里佩服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觉得好钢没有用在刀口上的缘故，我总还是觉得哪儿不对劲。
上海既然支持民营企业搞信息工业，那下海的人们可以干得怎么个成功法？要知道这个倒不用费心到处去找，因为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Ｍ在我们大学同班同学内，成绩是很稳定的中下游，做作业绝对没有打桥牌上舞场的热情那么高。但他为人热情，和大伙的儿关系一直很好，再加上活动和组织能力都强，精力旺盛，他做班长的那一届口碑甚丰。８８年毕业后，他分到科学院底下的一家公司，卷起袖子忙得滴溜转，９０年初我出国的时候就听说他已在公司里冒头了，虽然还只是那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样子。他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四年，一直做到主管市场部的副总。不知怎么地还觉得不过瘾，跳槽做北方一家大电脑公司在上海的总管。这名头虽大，实际上却是光杆司令一个，就一间办公室几张桌子三十万启动经费而已，说白手起家也差不多。Ｍ在两年中辛苦打点，把公司搞得不仅是小具规模，而且经营上做出了名气。可他又故技重演，在顶峰处转移阵地，只不过这一回自己做了老板。要说他手腕狠点也不过分，因为这一回他拉走了原来一半的部下，做的又是原来一个道上的生意，所以很多顾客也是现成的。从这一家销售电脑的公司起步，靠着原来的老同学做核心帮手，他在这几年中来连开了广告制作、企业筹划、ＣＡＤ、英特网上线公司和售后服务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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