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安哥拉
李跃中
李跃中，43岁，河北唐山人，酷爱旅游。80年代曾骑自行车遍游中国。1991年赴保加利亚开办餐馆，苦心经营7年，积攒了一笔资金。1997年3月，他卖掉餐馆，开始骑自行车环球旅游。安哥拉是他游历的第55个国家。在饱览了欧洲、非洲的旖旎风光和人文景观后，他又开赴美洲大陆，之后将转战澳洲，重返亚洲。预计2001年回国。
中非小国安哥拉自1975年独立以来，一直笼罩着内战的硝烟。
2000年7月，当我骑自行车游历至此时，仍能嗅出空气中的火药味儿。路边时常可以看到被击毁的坦克和军车。据说，信戈罗伊至本格拉一带战事频仍。
“洋人”脸孔是张通行证
7月5日傍晚，我到达信戈罗伊小镇，将旅行帐篷支在大路边一个住着三、四十个警察的院子里。后半夜4点钟左右，骤起的枪声将我惊醒，半公里开外发生了冲突。在院落里席地而卧的警察们弹枪跳起，冲锋枪、机关枪、穿甲弹和掷弹筒都架到了矮院墙之上，严阵以待。折腾了一会儿又没事了，继续睡个回笼觉。
7月9日下午4点半，一伙军人将我擒上山头。他们先搜出我放在胸前护照袋中和藏在腰里的1000多宽扎（安哥拉货币，11宽扎可兑1美元）和35美元，在山门前的机枪阵里，一个士兵狞眉恶目地将冲锋枪对准我，拉开了枪栓。幸而这时一个瘦高而温和的长官赶来，命令他们将大部分钞票还给了我。由于上司对我客气，不管我站在哪里，总会有人给我搬来木墩当座位。我给他们变了个小魔术，乘气氛融洽又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天色已晚，他们留我在山上住了一夜。半夜里机关枪的开火声仍时起时落……
7月13日傍晚，我在荒凉的土路上遇到3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是旅游者。我已走出半公里了，那3个人却搭一辆顺路的公共大巴鸣枪赶来，气势汹汹地向我要证件。我拿出护照递过去。我这本护照已加了两次续页，上面密密麻麻地盖满了欧洲、非洲和南美几十个国家的签证和出入境章。他们似乎没见过护照这东西，满脸愕然，翻来翻去不知所措。
他们不会讲英语，我也不会当地语言，相持了很长时间。一个士兵翻自己的口袋，示意我掏口袋里的东西给他看，我在一旁装傻。正僵持着，开来一辆小轿车，一个满脸怒容的胖军官跳下车来。3个小兵马上立正向军官敬礼。军官劈手夺下我的护照还我，对我挥手放行。在他的高声训斥下，那3人呆若木鸡。这要感谢公共大巴的乘客，是他们告诉了胖军官，为我解了围。
安哥拉内战不止，多年来很少有旅游者问津。关卡官员对我这个外来人还算和气。路过关卡时，当地司机一般都在手心里放20个宽扎，与关卡警察握手时，巧妙地将钱留在他的掌心里，这样便可安然通过。我凭一副“洋人”脸，在关卡一闯而过。有时他们要钱，如不给，他们也不会认真。
仗义的安哥拉“哥们儿”
远离首都罗安达的南部比较穷，物价也便宜。在卢班戈地区，20宽扎可以买一条肥羊腿。晚上投宿小村庄，借来锅，要些柴，炖熟了送他们一块肉就是了。我在堪恰拉，用20宽扎买过一只鸡。老乡把鸡杀剥干净，抹上盐，加上柠檬汁，而后用碳火烤好，却擅自将脖子、头、爪子、内脏扔了。他们哪里知道，在中国鸡爪和脖子比鸡肉还要贵。
在安哥拉很难觅到市场的踪影。但“流动的商店”却蔚为壮观。小贩们（多数为妇女和儿童）走街串巷，向行人兜售面包、水果、蔬菜、鞋帽、服装、化妆品和小五金，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且价格低廉。在罗安达，卖东西的妇女已成为当地特有的一道人文景观。
在流水淙淙、油棕满目的美丽村庄阿尼亚，有个隐蔽的小市场。说是市场，其实是几个地摊而已。商品有面包、棕榈油、玉米面、豆子、香烟（只有一个品牌）等，还有一种像瓜秧的蔬菜。我问价钱，那妇女说500。她所说的５００是５０万个旧宽扎，等于半个新宽扎。这里卖货不用称，玉米面、豆子是用罐头盒来量，而蔬菜通常是以“堆”或“扎”来论价钱。我付了她“五百”，那妇女从筐里抓了一小把“瓜秧”给我。旁边几个10来岁的男孩便大叫了起来。原来他们嫌她给得太少，替我鸣不平。双方不能达成共识，便动起手来。几个孩子抢了菜给我，那妇女便去拦，可拦了这个，跑了那个，大有一拳难敌四手之势。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男孩一个箭步将一把菜塞入我怀中，可我把它又送回筐里。
原来这个妇女是替人看摊的。孩子们气不平，到半公里外把摊主找了回来。摊主又抓了4根菜给我。那些够“哥们儿”的男孩子，还在不依不饶地唠叨那妇女，瓜秧风波基本平息。
直发、卷发与疟疾
我们中国人的头发是直的，但很多人以卷发为美；安哥拉的人头发是卷曲的，却以直发为美，于是靠加热的方法把头发梳直。可那里能真的梳直？乱篷篷地翘起而已。有的人把买来的直毛发一小缕一小缕极费工地和自己的头发编结在一起，使满头都是一尺多长，亦或十公分左右的细发辫。有时可见到几个女人围成一团为一个女人编这种发辫。在离罗安达10公里的一个村庄，我为路边梳着这种发辫的姑娘拍了张照片。磨面的机器还没有传到这里。人们用木棒在大岩石上把玉米、木薯、高粱等粮食捣碎，然后过筛，这种方式已延续了几千年甚至更长。
人们大概还没有见过像我这样推一辆自行车，驮着沉重的行囊，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洋人”。一次在海滨木椅上休息，我四周围了一大群人。两个背长枪的警察也来凑热闹，要看我的证件。他们一脸茫然地将我的护照翻来翻去，在护照上指指划划，展开了热烈讨论。我掏出像机在胸前悄然按下快门，再把相机举起问：可以为你们拍张照片吗？警察一齐摆手连说“NO，NO”。
投宿小村庄，我曾几次问有没有蚊子和疟疾。人们回答：蚊子？没有。7月份是冬天，没人得疟疾。夜晚，只见当地人铺一张席子，倒地便睡，哪里来蚊帐。孩子们光着身子，横七竖八，挤了一地。我穿着长衣长裤，挂好蚊帐，蚊子在歌唱，令我心悸。我还是被叮了。在进入安哥拉的第15天，我染上了此次非洲之旅的第7次疟疾，好了没几天又第8次染上。这里是偏僻的村庄，根本没有医疗设施。凡能生存下来的，都经过了大自然“适者生存”法则的检验，人们个个身强体壮，肌肉棱角分明。
26天的安哥拉之旅有如一瞬。写这篇文章时，我已免费搭上一艘去巴西的美国货轮。在水天一色的茫茫大西洋中遥望安哥拉，我由衷祈盼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的安哥拉人民早日实现民族和解，把换取昂贵军火的钻石和石油，用来换面包和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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