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同性恋者的心声
杨澜工作室------------------------------------------------------------------------
嘉宾一：林忆华，男性，香港艺术家，编剧。所编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杨澜：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异性恋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我们身边也存在不少同性恋者。在港台地区“同志”这个词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现在常常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而据说这种用法是从香港艺术家林忆华那里开始的。
杨：林先生，“同志”这个词是从您那儿开始叫的，是吗？
林：可以这样说。那是在1989年，我们想在香港办一个同性恋电影节，当时的情景不象现在，许多同性恋者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太敢来。我们就干脆把它改成一个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名字，我就想到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革命尚示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觉得满对的。
杨：那你的“革命”是指什么呢？
林：我想我的革命就是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怎样和这个社会、时代慢慢同步，然后不再成为这个社会所谓的阴暗面的一个代名词。
杨：你如果向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你会介绍自己是一个同志吗，还是直截了当介绍说是一个同性恋？
林：我会觉得让他知道我是一个男同性恋者是重要的，因为我要让他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而且那个人是我。但不希望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我也是一个文字的创造者，我也是家庭里的老大，其实我的身份很多。我对自己的身份是自觉的，也希望别人对我的身份能自觉。
杨：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者希望隐瞒自己的身份时，你能够站出来公开承认这一点，并澄清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些误解。你是怎么有勇气站出来？
林：这是一个赞美词，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承受的起。这要从我小时候家庭教育谈起，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里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很清楚，爸爸就象一个小孩子，他把我带大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自己的空间。简单来说，他不会对我有一些期望，他不会认为将来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儿子，我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业。有这这样的空间以后，我对自己的身份的形成变得很自由也很自主。有一天我自己跟他说，你知道你的儿子是一个男性拍拖吗？他说：“哦，我不知道啊！”我也告诉我妈妈，因为她和我爸离婚了，妈的回答令我很感动，她说：“你要知道，你的母亲其实也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角色，因为她在七十年代的时候离婚，所以那时离婚的女性在社会上的身份还是蛮独立的，她对我说：“我希望你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个身份，象当年我去面对自己的身份，希望你不会受的苦太多，不会有太多的伤痕”。那我觉得她是蛮支持我的。
杨：那你的兄弟姐妹和你的朋友们呢？
林：因为我从小就没有那种为别人而活着的想法，他们一接触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而对我有什么厌烦。也许今天因为有一些人会很自然地把我等同于一个同性恋的代号，我去银行、我去喝茶、我去上公车，也许他回认得我。而他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我没办法知道。除非有一天，有人说你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不把这个东西给你，我知道这种歧视和偏见是存在的。
杨：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在异性恋行为主流的社会里, 你面临哪几种选择？
林：一种就是刚才说的你继续维持异性恋方式。
杨：你还结婚，可能还生孩子，另一方面，你还保存这方面的倾向。
林：我和我的伴侣不会象异性恋的夫妻这样的生活模式，另外一种应该就是走一种极端。其实作为一个人类在整个社会，在整个人类文化，面临是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也包括一些非常普遍的问题，为什么突然最近十年之间出现那么多的书籍来解释，男人和女人，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水星。其实归根结底，不是说“星”的问题，而是“性”的沟通上的问题。然而性的问题引深开来，性其实在我们中国人讲，其实只有一个字。而在英文来讲，就有很多不同的字，性别、性性，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性别和性性的问题呢？其实它是很复杂的。
杨：林先生，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有同性恋倾向的？
林：我上小三的时候，还是个异性恋者，因为班上有很多女同学，我觉得追得到手的越多越好。
杨：十岁就开始追女孩了？
林：之前就开始了，因为家里从小会灌输教育你，社会上也是，你接触到的电视广告、电视杂志、电影杂志统统说男人是喜欢女人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跟着这种模式走的。到了五年级、六年级，觉得不太一样，我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追女同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年追得到的话，你就会很了不起。
杨：林先生，您在自己青少年的时期，突然发现自己对同性有特别的时候，你第一次是不是很吃惊？或者觉得我怎么会和别人不一样，是不是有一种羞耻感，象很多同性恋者当初的那样。
林：我想我们那个时代其实同性恋还不是很普遍的时期。
杨：还没有太多引起公众的注意？
林：所以没有在比如杂志媒体、电视媒体上，还有很多电视剧角色里，让你感到很羞耻。虽然在下意识我们都在找，记得看电影一般不会有同性恋的角色。但在我中一的时候，我去看一部电影，因为知道它有同性恋这个角色，但当时心还是蹦蹦跳，因为觉得看电影的都是同性恋。然而那个下午电影院好象没有什么人，所以会觉得那种经验还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因为我自己是，所以我会去看这个电影或平常会觉得我是社会的垃圾。
杨：现在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要比五、六十年代对同性恋的宽容程度大得多。起码在香港已经非刑事化了，在上海也出现过有人想敲诈同性恋者，但法院不予受理这样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社会的主流阶层都会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变态，甚至对社会的伦理都会产生负面作用，那你怎么看呢？
林：我会觉得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进步，而不是同性恋者受不受到接受。象刚才说的问题，我们先要问一问为什么社会主流不接受同性恋者，这才是同性恋者问题的核心。
杨：那你刚才给的解释就是因为这是男人占主导的社会。
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觉得同性恋者都对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在社会的位置有一种自觉性。问题是目前社会会替同性恋者提供很多消费、娱乐的文化，但是不会有很多知识或理性地教育他们的渠道。这也不知道是不是人类的一种惰性，大部分人都需要自己过得比较舒服、愉快，而不是希望去做太多斗争。我现在说的斗争不是运动的斗争，而是你会对很多问题的敏感，而后自己内心也会有斗争，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样很自然的进化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很欠缺这样的一些渠道，但我不认为渠道应该只是为同性恋者服务，象替他们找一些什么班啊，什么学校，而是从大众，比如小学生、中学生，从小就开始向他们灌输一种比较正确的，比较开放的一点点的性的教育观念。
杨：你有没有非常固定的自己的一个爱人，或者说伴侣。有没有想过要和他建立一个家庭，甚至有没有想过要领养一个孩子。
林：那要看家庭这个词对你来讲，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常说同性恋者最有趣的地方是他在改变社会结构的一面。他是选择家庭的，而不是说天然的家庭，因为他没有一个所谓的生育过程。我会觉得同性恋者让我们好好反省家与家的事，因为现在我们相信异性恋家庭是一个正常的东西，但是这个正常的东西也有不正常的一面在里面。因为很多正常的异性恋家庭都一对一的，维持五十、六十年。假设这两个人对对方有一定份量的忠心，从此之后，他们对别的人都不会受吸引。但对我来讲，这中间仍有很多的问题。
杨：原来还没有发现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生活。
林：对。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沿用的家庭制度其实是驾驭很多人性的东西在里面。我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它没有要生儿育女的这种天然人类思维在里面的话，它可以提供一个家庭定义的重新考虑。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好象变成了社会学，变成了另外一门学问，但我会觉得同性恋不一定要跟随异性恋的模式。
杨：现在大家一谈起同性恋，总是觉得他们是打扮得非常女人化的那种男人。你们自己也认为是正确的，客观存在的同性恋的形象是什么？不一定是女人化的？
林：那是你希望我讲。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听得到的同性恋者其实很普通，他也穿衬衫、牛仔裤，象普通人一样。但是我常觉得这句话也有问题。
杨：你发现问题太多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林：它一样让我觉得象陷井，比如说“他跟我们正常人一样”。为什么要正常呢？很多同性恋者或许有一些异性恋者为了抗议这样的说法，会把自己装扮得非常夸张的女性化，这并不是说他有这样的需要，他心理上没有这样的需要，但他要别人知道其实我们有权利去不一样。所以这个社会要大家都一样本身就有问题。
杨：比如我们从国外同性恋流行中看到一些服饰非常夸张，或是很裸露的。这种行为你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叛的表示，是不是？而并不因为他们平时就要这种装扮。
林：因为我觉得一个同性恋者很有弹性的，对待自己不光是服装。我认为一个进步的同性恋者其实他不应该光是喜欢男人的身体，而是应该对社会上女性有关的事情多关心，所以我们会发觉很多女性认为同性恋者可以和她们做很好的朋友。
杨：那我们现在谈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艾滋病在美国开始泛滥以后，大家普遍对同性恋有一种看法，就觉得它是一种病，不说是起因吧，起码也是一种传播方式，就把同性恋和不健康甚至肮脏会联系在一起。你觉得会承担这方面的压力吗？
林：这觉得这是一个媒体战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艾滋病也是通过媒体而来的。
杨：但是就美国来说，艾滋病的很大一部分病源的确是来自同性恋者。
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因为我提到媒体的时候，数字呀，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是媒体的一个发布，然后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些资料在里面。为什么我们会提到媒体这个东西，因为我认为媒体本身已经是一种病毒，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感染了媒体传染的这个病毒而不自知。在艾滋病这方面，我们一直不知道艾滋病其实是受控制在层面，比如医学的药厂。
杨：当然有血液制品。但是在性传播中，同性恋的确是比较容易感染到，是不是这样？
林：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呢？
杨：你不确定这个事实。
林：对，我不原意说。
杨：认为媒体可能做了什么圈套，或者他们有什么倾向。
林：的确一直以来，大家在互相流传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读过，研究过真正的医学资料。 到底HRD是不是真的艾滋病的凶手，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肯定。然后HRD为什么能出现那么多的类型？还有前天报纸上还在说，中国大陆、台湾还有很多娼妓的问题，其实娼妓不同于艾滋病类型E、H, 传染得更广、更大。如果以大众对待同性恋和艾滋病中间有等号的态度来讲的话，是不是我现在也应该说其实异性恋和艾滋病中间也等于艾滋病，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这只是媒体教给我们的一种手段，这手段背后是有政治目的的，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会非常的小心。我认为通过性去传染一种病毒我们一直都有，所以我们应该一直都小心。不过艾滋病有它政治性的一面，我们也需要研究知道。
杨：中国人比较重视家庭观念，你作为一个长子，你父母应该比较自然期望你能够养育子孙，传宗接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家庭责任。你父母正好没有对你有这种要求，而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需要。这是不是很多人不能面对父母、面对社会的一个原因？
林：其实我们要看远一点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有国际互联网，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可能在五十年之后，并没有非常纯粹的一种文化，而传宗接代的观念很可能也不会象以前农村社会那样子。世界是会变的，同性恋这个课题在整个演变过程中也会扮演一个角色。
杨：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是怎样的？
林：如果有一天，基本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话，就是说性别不再是我爱情的一个选择，那起码不会说某一种性别是比另外一种性别更正常、更优越。对，那就好了。
杨：你觉得这一天会来到吗？
林：希望看得到吧。------------------------------------------------------------------------
嘉宾二：邵国华，男性，香港“同志热线”创办者，明确表示自己是同性恋。
杨：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公开地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邵：大概是两年前吧。那个时候政府有一份关于性倾向歧视的研究，我在论坛上面公开了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身份，我替我香港同志热线发言。
杨：你当时觉得难吗？你经过很多的犹豫吗，有没有朋友劝你，啊呀算了吧，你不要出去说了。
邵：挺难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多人在公开的场合公开自己。我当时是有一些的条件的，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法律保障同性恋朋友的权利。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雇员的话，老板有可能解雇你，我们也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因为我本身是老板，所以才有这种条件，公开自己的身份，也不会受到工作上的什么歧视。
杨：那往往的确是我们想找一些本身是同性恋的朋友来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很多人说我们私下朋友完全可以交谈, 但上电视的话，NO这是不可以，甚至有些包括你们开过香港的同志交流大会，这个录影材料即使我们有的话也很难在电视上公开，因为这涉及到很多人的隐私问题。
邵：因为这个交流大会结合了17个国家跟地区的同志运动的朋友都聚在一起，很多的国家现在还有很多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杨：那谈谈你自己吧，你什么时候确认自己有这样的性倾向呢，你怎么跟你的家人说的呢？
邵：我确认自己的性倾向大概是十四岁的时候。
杨：你那么小已经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吗？
邵：其实一般的人都是那个时候知道的。好象异性恋也是啊，大家都在青少年的期间，去确定自己对异性或者是对同性有兴趣，都是那个青春期的时间吧。
杨：那很多的同性恋，当然有一部分现在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都在分析他们，在基因呀、脑垂体的分泌呀、激素分泌呀各个方面先天性的因素，那无可否认社会因素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家庭的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影响等等，你觉得你后天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你的家庭是那种很传统很正统的家庭吗？
邵：我的家庭很正常，其实一些在学术方面的讲法在我身上都不成立，比方说，很多人说男同性恋者他一定有一个很强的母亲，很弱的一个父亲，但是我的父亲很强，我的母亲也没有特别的弱，他们都很正常。没有这种说法的情况。
杨：他们知道你是同性恋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映？
邵：我爸爸大概三四年前就去世了，我妈妈最初的时候是有点不习惯，但是我跟她谈多了以后，她都明白过来，她现在很支持我的工作，比方说做同性恋运动方面的工作，她都很支持我。因为她看见我走了那么远，才可以接受自己，才可以公众面前曝光。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根本对自己也不能接受。所以我自己的路行的那么辛苦，不希望我后来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的辛苦，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她是挺支持的。
杨：那我还想知道，当你十四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喜欢上男同学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敢跟爸爸妈妈说？
邵：没有，根本那时候没有这种概念关于同性恋，不知道这个原来叫同性恋。只是觉得两个人很相爱、很亲密，但不想过这个就是同性恋。
杨：那你什么时候从名词上知道这个叫同性恋。
邵：往后我就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文献，关于同性恋很多不同的现象。那也许我是同性恋吧。
杨：那当时你有没有感到很不自在，或者象很多同性恋朋友讲的，有一种羞耻感？
邵：没有。
杨：你为什么会与别人不一样？
邵：因为那段感情是很真实的，我们都是很相爱的。所以我对自己那种对他的感情是很肯定的，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或不妥当的地方。
杨：是很纯洁的。
邵：对，是很纯洁的，是很真的一段感情，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直至看了什么书后才知道这叫同性恋，同性恋在社会上受到很多歧视。才感到其实对于同性恋，在社会上的人觉得很有问题，但我自己还是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杨：那你是什么鼓起勇气和你妈妈说这件事的。
邵：二十来岁时候。我也跟我哥哥一起住，他们都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有一天，我跟妈妈说，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朋友，我就说了他的名字，我妈妈说那挺好啊，他的为人挺好啊。但是我再跟她清楚地说，我喜欢他的方式是跟大哥喜欢大嫂一样的，她觉得也挺好啊。
杨：是吗？你觉得她是这么认为吗？
邵：对，她也没有同性恋的概念，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很好。但是她再想一下就问我那你是不是同性恋？我就说我是同性恋，她就开始有一些不习惯，因为在报章上、电视上一直有负面报道关于同性恋。
杨：她有没有劝过你说，儿子你再想一想？
邵：没有，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去避免。
杨：所以你妈妈后来就承认这个事实了。
邵：她都承认，都接受了。往后我做了很多同性恋运动的工作，她都很支持我。
杨：那你自己现在做老板了，做电脑软件，那在和别人谈生意时有没有觉得别人有无形的，没有说出口的一种歧视或眼光。你觉得他们都很尊重你吗？
邵：一般来说，都没有谈到这个范畴。因为一般谈生意的话题，不会谈到这些。
杨：会影响你做生意吗？比如说，人家从侧面了解到你“性”的倾向以后，会不会说：“我不和他做生意。”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邵：也许是有，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如果一个人他决定跟不跟我做不做生意的确定权是基于我自己的私生活是怎么样，他只是跟我做生意，他管不到。我看异性恋的朋友也是，不可能在生意上的伙伴他来管我的私生活是怎么样。
杨：你有没有想过，作为同性恋者，他（她）没有婚姻的保障，没有子女，他（她）的老年会很孤独吗？因为实际上很多同性恋到了老年有时候蛮惨的。
邵：我觉得不一定，现在家庭这个概念，家庭这个形式，是不断不断在改变。好象我们有单亲家庭，我们有一些夫妻不能生育，他们都领养小孩子，其实家庭这个概念都是变化很大。
杨：所以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社会上那么多异性恋者认为同性恋对社会伦理是一种威胁。因为你对家庭这个概念都已经提出置疑，而家庭是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小的单位。涉及到一个孩子的成长，至于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成长，大家也有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为什么同性恋者把同性恋者的行为当作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而社会偏偏觉得这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邵：对啊，但是我们深入地看家庭，家庭是什么，家庭不过是好几个，我们最拥戴的是关心、爱心，支持。为什么我们拥戴的家庭，如果它不是父母、子女的话，我们就认为它是个比较低层的家庭。因为我们拥戴的不光是关心、爱心、支持，如果我的家庭成员都拥有这种特质的话，是不是他们都可以成为家庭？
杨：你在乎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你和另外一个伴侣的关系吗？就象台湾许右生这位作家一样公开地结婚，或者你认为子女对你也很重要。
邵：我觉得配偶权很重要，但需不需要结婚是另外一个事情。因为结婚上有很多法律上的复杂问题，我觉得同性恋需要法律方面研究它的影响才能够成立的。但我觉得同性恋朋友、同性恋伴侣需要有配偶权，比方说，我跟我的爱人完全可以享受我公司关于配偶的所有福利，这是他应该有的。我们可以一起申请居屋的权利，共同报税，很多所有关于配偶的权利我们都应该有。
杨：这是你们现在在争取的东西吗？
邵：对，但我觉得这条路还是蛮远。
杨：多远？
邵；很远，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些教育的工作。
杨：那林先生，在您这几年做义工的过程中，接触到那么多的同性恋同志，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对自己性的倾向也有一些无知的表现？不光是社会，自己对自己也会存在这样的。
邵：有的西方社会，象美国叫它作“恐同症”，就是恐怕同性恋症。其实同事、朋友自己也有“恐同”的心态，不光是外头人，自己里头也有“恐同”的心态。人们觉得同性恋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是一种很有问题的表现，所以他们自己也不接受自己，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是同性民吗？”
杨：最好不是。
邵：最好不是，可以怎么把它改过来？很多朋友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现在教育是很重要的，其实同性恋不过是一种新倾向而已，为什么把它特殊化呢，自己为什么把它特殊化，社会为什么把它特殊化？所以同性恋朋友自己是需要有这种信念的健康，同性恋只不过是一种新倾向而已。
杨：而且国际卫生组织也已经明确地把同性恋排除在疾病以外了。
邵：大概是七十年代，二十多、三十年。
杨；你刚才说的对，的确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你说到教育，很多家长会觉得一下子背上有股冷气。因为就象你说的，很多青少年实际上是在十二岁、十五岁这个期间，在开始性发育的时候，他面临很多选择，或者说他对自己有很多困惑，甚至有的家长不会去辅导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家长会觉得你们现在不说大张旗鼓吧，但是公开地谈论同性恋的问题就会对我的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会不会去赶时髦，会不会因为知道这个事想去试一试，结果弄假成真了？
邵：但是这个课题不是说，越是神秘的课题越是有兴趣去了解。其实同性恋问题和性的问题是一样的，好象男孩子、女孩子，他们在十二岁的时候，不是也是对性有兴趣，而且有冲动。我们越是不谈的话，他们越是需要去探求答案，其实越不谈问题越大。所以我觉得应该在越年轻的时候谈及性倾向，他们就会有个认识，知道我是同性恋，或者我不是。或者知道我是不是没有关系，反正他只是一种性倾向，每个人都有他的性倾向。
杨：你有不有觉得，如果你十四岁时候，有人告诉你这些的话，日子会好过得多？
邵：那太好了。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教育关于性倾向，不要说性倾向，就是性教育也是很贫乏的。所以我觉得现在香港社会需要很多的教育，比方说需要把性倾向纳入性教育课程中，让每一个中学生都有机会理解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就是所有大学，所有课程关于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教师、医生，很多机会接触到同性恋客户的专业，他们需要对同性恋有一个很正确、很中性的了解。现在在大学的课程里，同性恋都被归类在不正常心理学、社会偏差、社会问题这些课题中，对于业者来说他们自己已经有先入为主的概念，这使他在辅导同性恋朋友的时候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所以现在香港的资源是很不足的，因为根本没有正确受训的辅导人员，没有正确受训的医生、教师去正面地谈及同性恋问题，所以我认为教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杨：所以你们也提口号：“要做一个阳光下的健康人。”
邵：对，那是98华人同志大会里。
杨：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同性恋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贬斥或者说憎恶的心理，直到近代从清朝才开始有这样的法律，但也没有真正被实行过，你是不是觉得这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多？西方从圣经里面，宗教意识里，从伦里上贬斥它的成分比较强一些。
邵：我觉得是有的。我想可以说一说香港的，因为香港是很典型的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情况。我们看古代中国的历史，不是有很多的文献谈及同性恋或者是同性爱，同性情谊都有很多的描述，没有什么贬词或负面的报道。
杨：你能举个例子吗？
邵：好象在以前中国古代的《春宫图》里面，也有关于同性性行为，在一些文献里，也有很多描述同性爱、同性情谊，很亲密的那种。但是现在的香港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太深，所谓西方文化影响都源自基督教文化，某些宗教人士把圣经演绎为，他抗拒或选择同性恋。其实那时历史需要繁殖很多人口去打仗或工作，所以有那背景以下才需要男人和女人去繁殖。
杨：实际上人类的伦理不仅一直在变，而且一直跟人类经济生活密不可分，其实最后是一个经济因素在里面。
邵：其实一直是有的。现今社会对繁殖的需要不象以前大。
杨：我们人太多了。
邵：对，我们应该减少才是。所以那种依据是成立，基督教里面需要很多人口的那种依据已经不能成立了，因为社会已经改变了。所以象香港这样的社会都慢慢改过来，接受同性恋朋友，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的过程。杨：对于同性恋的是是非非，人们中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反感、反对，有些人同情、理解，不过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可公开地、心平气和地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而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明确地不再把同性恋视为病态。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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