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自由之我见
作者：秋明
（一）政教分离
这是一个缅怀传统的季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满街圣诞音乐不绝于耳。一个演唱小组专门演唱中世纪古谱，在此节日季节格外走红。
然而，人们对传统的热衷，其实大多、也确实应该是叶公好龙式的。没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回到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的时代。中世纪的神权恐怖统治更是令人不敢恭维。传统使人温馨，宗教劝人为善，但现代文明的一大标志，却是严格的政教分离，即政治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公民化。
这要怪古今历史上宗教掌握政权后，对异教徒、无神论者和自己教内异议者的一贯排斥和迫害。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中的各种新教（即非天主教的Protestant）为传统的国家。于是在此，自由和保守之争，也就成了自由主义对原教旨基督教的坚持不懈的抗争。美国之所以有今天，实在应该庆幸于自由主义（而不是后者）占了上风，应该归功于开明教徒在政治上有把自己的宗教传统搁置于一边的气度。这才有过去来自天主教国家的爱尔兰、意大利移民，二战前后象爱因斯坦那样的来自德奥的犹太人，和如今我们这些非白人无神论者。
然而，对美国的自由制度指指点点好像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时髦。八十年代对西方的憧憬，如今亲身经历过后，只剩下了怨言。这么多犯罪，这么多毒品。天下乌鸦一般黑，政治献金和我们的腐败有什么两样？听起来象发育中的青少年，爱以玩世不恭和油滑的态度面对社会，以为就是世故和成熟。
加入美国的“抱怨文化”中不要紧，但如果抱怨到自由主义这个根基，无疑是因为不了解在这个国家中，自由的反面意味著什么。“基督教联盟”（ChristianCoalition）是美国右派最大的群众性组织（成员一百九十万）。其创始人和精神领袖Pat Robertson对宪法的解释是：“美国宪法是为基督徒制定的。”前不久，他对新上任的主席说：“我给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在2000年选一个我们的总统。”他已经成功地导演了1994年中期选举的“共和党革命”。很明显，只要他们能如愿以偿地把美国宪法改为只保护基督徒，我们面对的，将绝不只是某个油嘴滑舌而头脑简单的体育节目主持人。
（二）“非自由的民主”
这个世界上最彻底地给少数以保护，最彻底地还个人以天然尊严的制度，可贵的不在其民主（我们有多少选举实力？）而正在其自由。如一封给《经济学人》的读者来信所言：“美国是一个共和，而不是一个民主。……纯民主之荒缪，在于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可以投票将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变为奴隶。……所谓共和（我想，是不是社会少数和多数共享和平的意思？），即是这么一条原则：多数人之方便，不能成为一个社会剥夺个人权益的借口。”照最新一期的 Foriegn Affairs上的一篇受到广泛关注的题为《非自由的民主政体的兴起》（The Rise of Liberal Democracy）的文章（作者Fareed Zakaria），当今世界上193个国家中，有118个是具有公正选举制的民主国家。然而，绝大多数（如伊朗，如东亚和南美的新兴民主）只不过空有投票之形式，徒具民主之外壳。他们“常规性地无视对民选政府的权力的限制而剥夺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好像民主后，迫害异己也就正当起来了。这些民主，与其批评为“假民主”，不如更准确地，冠名为“非自由的民主”。
美国外交部一味热衷向国外推销选举箱的人们，和我们的民运，如今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那边世界上民选出许多专制，这边中国人人都说一党制没什么不好。对此，与其怪罪于人家见识太短，不如先自己搞清楚，我们的理想和要向人兜售的，到底是民主还是自由（不要说是ｂｏｔｈ）？令我们真正气愤的，明明是践踏人权，明明是没有舆论自由，何必把民主作为终极目标来推销，把自己逼入逻辑死角。因为要讲民主，我们其实只差把大家的信仰写在选票上。如你信中想说服我的：“国内对虚无飘渺的共产主义显然再没有任何热情，但多数人认为社会主义，换言之，半独裁、半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而要说自由，我们还是那个从来就没有细想和怀疑过“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会有什么危险和残忍的社会。在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谭嗣同语）的“东方文明”中泡了数千年，骨子里都是抹杀个人的黑水。皇帝制，共和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好像什么都试过了，而一脉相承的，只有一条，即反对个人自由。未曾有一个敢说一句，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连孙中山相信的也是：“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不走出这个贬低个人的传统的阴影，以后真的民主了，还是要被吸入反自由的传统黑洞之中，不过是一个“非自由的民主”，又一个王朝而已。
我们的概念混乱，还反映在反共反贪官但不反封建传统。反共是肤浅的，是反错了目标。不可避免地会适得其反，会事与愿违。如你对《大参考》的批评：“它对共产党政权……所用的恶毒词汇与论据只能归结为理亏者的最后的歇斯底里。……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了海外民主运动的无知，反而增强了对党绝对领导的支持。”可见，民运说是为了民主，人家就是不信，说你们只是为了想公报私仇，想自己坐坐江山而已。今年二月邓小平去世后，电视上讨论邓后中国前景时，有人兴高采烈，说中国民主化的机会到来了。有一《时报周刊》记者指出，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反自由的文化传统为荣的社会，就象具有深厚人本主义传统的西方社会不会一夜变成极权社会，中国不会一夜变成自由民主。一味反共，一味反对或寄希望于某个人，一味追求民主，我们还没有１９２５年时的鲁迅看得清楚：“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三）走出传统
西方也同样有过扼杀人性的封建制。但他们从制度上走出封建和神权，差不多已有八百年的历史。这一般从１２１５年英国贵族成功地强迫国王分权而签署《大宪章》（Ｔｈｅ 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算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权力从国王被分到贵族，从贵族分到议会；在美国，又从议会分到少数，最终被送还到每一个个人手中。美国建国一百周年，自由女神像是法国的礼物。美国两百年国庆，英国送来《大宪章》的仿真品，放在国会山正厅正中做永久展品。江主席前不久来访，在纽约对自由女神像当然避之不及，其实，更应该在参观国会时，不要正视这个被镀金装饰得象神龛一样的东西。回去之后谈感想，说对美国人民的高技术成就“印象很深”。这种话，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先驱们就说过了：“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被自古以来就把社会价值放在个人尊严之上的传统思维方式一叶障目，对造就出不仅仅是技术奇迹还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的科学文化艺术的、那一部以个人价值为动力的引擎，那一个用自由两字写成的操作系统，主席也好，留学生也好，大家一概视而不见。
除了让既得利益者心中暗喜，除了把腐败制度化，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认为社会稳定只能靠一言堂加枪杆子维系？我们究竟为什么，为了百分之十的ＧＤＰ增长率，就要把如今已不大找得到的二十几岁认真于历史和哲学的年轻人，送入四年再加十一年的监牢？什么“东亚模式”，从来就没改过吃人的恶习。“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谭嗣同：《仁学》）。“中国所谓二十四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邹容：《革命军》）。“我翻开历史一看，……每页上都写著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著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狂人日记》）不要再让我引用下去了。如果我们的近代思想先驱们能活过来，面对九十年代的“说不”运动，即使不再入一次大牢，不再上一次断头台，也是要被爱国小将们气死的。
中国政治现代化和社会公民化进程之艰难，实在怪不得我们的父老乡亲们知识程度太低，而首先是因为ＴＯＥＦＬ六百分的我们，学富九斗，唯独少修了人性和自由的一课。而爱国，是我们观念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以天下为己任，以科学民主救国，振兴中华。听起来一个个都是高尚无比的人生境界和伟大理想，实际上都是反自由#(把民族、国家和社会利益置于个人之上）主题的种种变奏，都是对人性的异化，都曾经和正在是既得利益者用来一边迫害个人一边还能保证博得满堂喝采的借口，都是舍本求末。１９７８年思想解放运动启动时，李泽厚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后，得出的正是这个结论：“爱国反帝始终是首要主题。这一主题经常冲淡了和掩盖了其他，这与欧洲为争自由而革命的数百年思想进程很不一样。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在近代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宣传普及。”（《中国近代思想史》）其实，这些年，真正使我们走上强国之路的，不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不是民主实践，而是简简单单地把经济自由还给了人们。请再把喊冤叫屈的政治自由，还给我们！
这几年生活在另一个文化氛围中，错过了许多你耳闻目睹的激动人心的成就，但超脱出来，大概也使我把我们的传统看得更清楚了一些。你说我们的现实“就象上海此刻的夜色，灯火虽无力覆盖所有的暗处，但……永远最壮丽。”言下之意，是我只盯著暗处看了。我们不要争到底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我们的眼光和观念不同。以传统的思维方式，难免会自然而然地把人都看作是某项宏伟社会工程的组成部份，和计算一些社会发展指数的统计样本。难免要实用主义地和我讨论些治国安邦之策，谈一些什么对国家好，什么对国家不好之类的话题。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国家好了，个人也就好了”。都是本末倒置。让我们换一个脑筋，换一个角度，把个人而不是国家当作基本出发点怎么样？让我们把这些话倒过来说：“匹夫兴亡，国家本责”；“个人好了，国家也就好了。”以自由和人本的眼光看，没有森林，只有树木。没有国家、人民和社会之类的空洞概念，而只有一个个有名有姓，有父母有爱人有孩子的血肉之躯。
因为缺少一个严肃的（如《人民日报》）和以自由主义（不是爱国主义）原理分析报导国内外事件的舆论的启蒙和引导，我们的社会难以摆脱传统保守的思维定式，我不觉奇怪。真正令我惊讶和感叹的，是身体生活在一个现代自由社会中，观念却定格在太平洋对岸的那个古老传统之中的人们。张口爱国、闭口强国且自以为是的崇高悲壮，对别人来讲，不过是满脑子传统浆糊还要大战已经进步了的世界的唐吉柯德。请您醒一醒，看一看，在这个社会的内政中，爱国主义不仅一点不高尚动听，而早已差不多成了保守主义的同名词。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用最新的电脑技术，可以开最新型号的车子，但两个社会的知识大众在社会观念上，在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认识上，还有不可同日而语的差距。这中间，不知还有多少前人未竟的自由主义启蒙工作要做。
（四）自由－－世俗化的道德体系
我不想讳言，自由制度有其副作用。就是我们的报纸上常常可以读到的所谓的美国新闻，和我们常常爱说的那些怨言。针对美国自由制度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一欧洲人有一玩笑建议：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树立一座Statue of Responsibility（与自由女神像抗衡）。建塑像或去教堂都是极好的方式，但如果把种种所谓的“责任”和“传统价值”法律化甚至宪法化，则正中宗教极端派圈套，等待别人的，只有中世纪式的宗教迫害。
对个人至上的自由理念的另一个常见误解和担忧，是把它与自私自利划等号。其实，大家相互尊重个性，社会自然文明礼貌。比什么教义什么古训都更有效。对此，鲁子的题为“己所不欲，勿施予人－－论个人权利与中国道德之重建”（《华夏文摘》ＣＭ９７１１ｂ）之文，已经论述得很清楚。在此，我想为之补充一个例子。 今年七月去世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ｅｎｎａｎ曾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著名的自由派法官。他天天为全家洗盘子。有客人问为什么都是他在洗，回答是：“因为我最恨洗盘子。”这种对人生疾苦的深刻的同情和入微的体贴，往往正是这些笃信自由的人们的性格特徵和事业动力。
总之，传统艺术令人陶醉遐思，传统道德无瑕可击，然而古今中外的传统政治，却无不是一部对人性的犯罪史。就象没有政教分离就没有世俗的美国，快到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民族灵魂，也该走出传统，皈依人性了。
（一九九七年圣诞岁末，于纽约长岛石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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