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金庸
作者：瘾人
对于中国的近现代作家，我没有多少熟悉的，因为我毕竟不是学习文科的人，除了编程生活之外，我的业余时间并不是很多，还要分配给许多其他的爱好，那就更加有限了。留有印象的作家当中，鲁迅是永远排在第一的，不单单是因为他在我们中学的课文当中占有最高的地位，而且因为他的文章、主义和思想的本身。刚刚从网上看到的一段消息，说比尔盖茨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意思是，如果让出版商们在玛当娜的《性》和霍金的《时间简史》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大多数的出版商会选择《性》，因为它看上去像是可以卖出一百万册的样子；而实际上，《时间简史》已经卖出了五百万册了，而且还在重印和出售。我的感觉是，像鲁迅这样的人，和他的文章，在中国人群之中，是具有这种真正的吸引力的。
另外的作家当中，因为当年看柏杨的《资治通鉴》现代语文版，有一点印象；还有就是最近看的王晓波，自觉我还没有能力把他的好处看懂，但是我感觉到了他的小说中蕴含的巨大张力，压得我在看的时候牙根痒得要命，就是毫无办法。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在恨王晓波，因为他逼着我想要像狼一样嚎叫，但是因为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而叫不出来。但是，我总有一天会嚎叫出来的。
言归正传，谈谈为什么把鲁迅和金庸扯在一起。鲁迅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几乎是砸碎了我们旧有的带有中世纪特征的黑暗和虚伪的精神庙宇的基础，他的破坏性成就是许多作家群当中最突出的，旧文化的政治修饰和精神遮羞功能在新型的逻辑和生活观念下被一丝一毫地、慢条斯理地而又毫不留情地剪碎，撕破，使得我们不再安稳于一块遮羞布之后的懒散，而是不得已去寻找新的材料来构成我们精神时间的大厦。鲁迅的《故事新编》，曾经被引用许多次，来证明引用人以外的所有的被引用人认为不堪入目的其他中国人，但是很可惜，我觉得《故事新编》从来都不是用于照妖别人的，我觉得它只适合于用来照妖自己，发现自己身上的污秽，然后认真地清洗，直到自己显得更加干净一些。
在人物的生命力方面，鲁迅的《阿Ｑ正传》，虽然短篇，倒也是入木三分，所有研究中国人的人可以以此为参照看到我们曾经有过的形象以及我们仍然不自觉会表现出来的形象，这也许成为一种永久的生命力。而相应的同一类型的文学形象当中，我是指在代表中国人的某些特质方面，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就是韦小宝了。无论《鹿鼎记》作为什么类型的小说被定位，韦小宝的地位却是牢不可破的，如果有人将金庸列为等而下之而拒绝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人物，我个人感觉，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也许比之于鲁迅的阿Ｑ有更强的生命力，因为韦小宝生活的社会空间远远大于阿Ｑ，在他身上也就有更大的表现余地来容纳更多的中国人的特质，一句话，韦小宝是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影响最大的“丑陋的中国人”的绝佳典型，而且，在韦小宝身上的许多东西，经常地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自己创造了这个人物，被金庸抓住了，并且写入作品之中，但是讨厌的是，我们并不是十分自觉的认识到这一点。从韦小宝这个人物的文学魅力和活力看来，金庸对于中国人的认识之透彻，绝对不差于鲁迅，而只是没有那么尖锐地揭露出来而已，不然，他就不能成就那么大的影响和那么高的地位了。鄢烈山的许多话看来不怎么着调，但是他说武侠有麻醉作用是有道理的，因为，即使我们厌恶这个人物，可是我们经常还是饶有兴味地看完全书，而对于韦小宝不乏认同之感，这显然是有一点不知所云了。
金庸自己说起过这个人物，说什么他不好，应该受到惩罚，云云。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他有一点言不由衷，也许他有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不愿意把这个话题讲透，也许是杨澜女士没有这个能力把话题引向更进一步的深入，反正我是觉得着几句话太冠冕堂皇，没有味道。要知道，金庸用了一百三十七万余字来表现的这个怠懒人物，动用了上百个人物来衬托这一个人物的人生经历和各种际遇，他的飞黄腾达，他的八面玲珑，他的顺风顺水，甚至他的丰功伟绩，以及他“归隐”之后留下的无限余味，绝对不是只想表达“这个人不好，应该得到惩罚”这么简单的意思。杨澜女士没有因为她的婚姻和在美国生活的经历而变得更有头脑，虽然她确实“问”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感觉到她的“在”，以至于我们错失了一次了解金庸内心真正看法的机会。
实际上，韦小宝所代表的东西，实在太多和太复杂，我想随便说说，以资抛砖引玉吧。比如说到一件很小的事情，韦小宝曾经感慨做官这东西跟小时候在园子里的那一套差不多，这一点让我想了很长时间，一直不能释怀。官本位是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障碍，以往的讽刺小说都只是以文人圈作为表现和揭露官本位腐朽和黑暗的载体，而且，由于我们仍然生活在严重的官本位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完全跳出我们的生活圈子来看待它，所以，我们对待官本位的态度也许从来都没有真正超脱，那么，把官场和妓院所作的对比也许并不是让我们感到十分愉快的事情，使得这个话题被不由自主地归于冷辟和隐性。官本位从根本上讲就是先天地肯定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是有等级之分的。看电视剧《雍正》的时候，记得有一段是雍正和与之对抗的大臣们争辩政务，各自引用圣人的言语为自己的根据，皇帝引用的是民重君轻，而大臣引用的一句话原文忘了，反正意思是举人老爷们不能出去干体力活。圣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自己理解这其中的矛盾，以为当圣人说民重的时候，并没有把民当作一些独立的人的群集来看待，而是当作一个与社稷相对应的实体来看待的，而且这个实体仅仅是因为它们载负着王业才显得重要，而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与“大人”平等的人格。人如果没有被生而平等对待，那么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化。金庸写人，在他的小说里写了许多我们喜爱的人物，而他们中间很少有真正的小说当时代的人物。现在，他把一直以来只有在文人身上才有体现的话题引到了韦小宝这个家伙身上，并且表现足了当时代的人的特质，而且这是一些具有十足的时间穿透力的特质。为什么？可惜我们没有机会“问”，虽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在”。做官的诀窍，一是瞒上不瞒下，二是报喜不报忧，还有一些别的，韦小宝同志似乎天生就懂得，而且实践得如鱼得水。这恐怕不是韦小宝本人“应该受到惩罚”的地方吧！
在如此的观点之下，我才有理由把鲁迅和金庸扯到一起来，我觉得，在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深层次内容的这方面工作而言，认真做了，而又取得了效果，金庸具有和鲁迅同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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