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内幕
普雷斯访华内幕。中美互派留学生的谈判充满了戏剧性。邓小平说：“派人出国也是一项具体措施。”
那些一大早就挤在公安局签证科门外、然后在狭小憋闷的接待室里苦苦等候、最后终于小心翼翼地领到或交上护照申请表的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都是历史的幸运儿。
８０年代初，中国的国门，虽然狭小，但毕竟是为这一代人打开了。要知道，那时，中国和西方已完全隔绝了三十年，和苏联、东欧也断绝来往二十多年了。在这几十年中，中国人没有谁敢梦想今生今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更不要说去海外留学。
这国门的打开，是中国在７Ｏ年代后期发生的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变化之一。
１９７８年７月７日，北京正在召开全国财贸“双学”大会——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就在这同一天，当时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正在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蓝克·普雷斯 (Frank Press) 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会谈。
当时中美双方会谈的重点是科技交流问题。…
会谈一连进行了三天。普雷斯形容会谈是“建设性的”；方毅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期间，美国客人参观了农业学大寨展览、科研单位和医院，当然，也游览了长城。
就在这三天的会谈中，中美双方取得了一项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不仅改变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当时谈判的过程颇具戏剧性。
美国第一任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先生 (Leonard Woodcock)当年作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参加了那次中美会谈。１９９１年冬天，这位８０多岁的老人曾向我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双方谈判的情景。
他说，中国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对美方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事前，美方是准备在会谈中向中方要求将互派留学生作为双方科技合作的一部分，但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抱太大的希望，原来只是作为谈判的“筹码”之一。美方没有料到中方会如此积极迅速地作出反应。在一天上午的会谈中，美方代表先发言，提出双方可以互派留学生。下午，中方代表发言，说，可以。并马上反过来问，你们能接纳多少人？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伍德科克先生回忆说，“大家都很兴奋。可那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个设想，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
美方代表立即在场下举行“紧急磋商”。来自美国航空、教育、 农业、商业、卫生各界的代表团成员开始估计在各自领域里能够接纳多少中国学生。“紧急磋商”之后，美方代表又把问题提了回去：你们计划派出多少？
中方立即答复： ５００人怎么样？
原密歇根大学教授奥克森伯格教授 (Michael Oksenberg)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伍德科克先生关于当时美国代表团对中国愿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颇感意外的说法。他当年作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也是美国科技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还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时，有一次对我说起，在那次正式会谈前，他在宴会上和一位中国官员用中文交谈，曾试探性地询问有关互派留学生之事。那位中国官员明快他说：“我们同意。”他听懂了。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自己的同事时，其他美国人却都表示不相信，让他再去问。于是，他又找到那位中国官员，问：“您刚才是不是说…”对方回答：“是呀！”
美国方面显然将中国方面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视为此次访问的最大突破。美国人历来相信文化交流是扩大美国影响的最有力的手段，而“哪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文明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②他们不希望看到将来北京王府井街头那些摩肩接踵的人群都充满了反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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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Study Aboard: The Pioneer
１８４７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１８４７年１月４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１９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 (Huntress) 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９８天，终于在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２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１８５４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Ｙｕｎｇ Ｗｉｎｇ）。
容闳１８２８年１１月１７日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１２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日在澳门创建的。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 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１８３２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１８４６年８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
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Ｗｏｎｇ Ｓｈｉｎｇ）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Ｗｏｎｇ Ｆｏｏｎ）的孩子也站了起来。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
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１８４８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１８５０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１８５４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
…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
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待“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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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Study Aboard: The First Wave
１８６３年，容闳有机会结识了曾国藩。他多次游说这位当时清廷中最有权势同时也最有远见的人物来实施他的留学生派遣计划。
１８７０年，曾国藩终于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一年之后，曾国藩去世。留学生的派遣成为他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一生中所完成的最后一项业绩。
当年整个留学计划分四年进行：每年选３０名１２岁到１５岁之间的幼童赴美，四年共１２０名，留学期限为１５年。１５年后，每年分３０名回国。
容闳被任命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他负责招选了第一批幼童。当时，出洋留学如同探险，生死难料。报名的人远不如今天这样踊跃，招生颇为不易。内地招生不足，只好到开化较早、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去招。第一批赴美的３０名幼童中就有２５人来自广东。而幼童的家长还必须具结，保证：“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毕，容闳先期赴美，安排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１日，３０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一个容闳几乎完全凭着个人的努力创造出的“历史的奇迹”。
当那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许多美国人误把他们当成了女孩子，常常会好奇地跟在他们后面大叫：“看，中国女该！”，弄得那些中国幼童们很不好意思。
但是，这些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住的中国男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在容闳和翰林出身的“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之间引起激烈争执。容闳同情幼童们，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必然结果；而陈兰彬则指责容闳在偏袒纵容，他绝对无法容忍幼童们的那些“自由化”的变化。在他看来，孩子们蹦蹦跳跳本身就是一种悖逆。
容陈之争执反映出了两人留学观念上的根本冲突。容闳认为“西化”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们具有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陈兰彬则把幼童们的变化视为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他认为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陈兰彬的担忧不是一点没有根据，但这只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担忧。中国人内心深处向来怀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或别的同胞变成“非中国人”。这种恐惧多少植根于中国人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又因近代中华民族饱受欺辱的经历而染上一层民族主义色彩。它长久缠绕着中国人的心灵，蒙蔽着中国人的理性。
１８７５年，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继任的人名叫吴嘉善。
吴嘉善亦是翰林出身。二十多年前，容闳曾与他在上海见过一面，留下的印象是：“性情怪僻”。共事几年后，容闳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应置于疯人院或白痴院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嘉善原是遣派学生留洋一事的坚决反对者，如今却彼委任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来管理留学事务。
吴嘉善一到任，就先因幼童们谒见时不行跪拜之礼而勃然大怒，接着，又责容闳纵容学生。最后，他干脆与陈兰彬一起上奏清廷，借口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末坚……实易沾其恶习”而建议从速解散“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撤回全部留美幼童，并声称：“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１８８１年９月６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决定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其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６０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１２０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之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曾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
幼童全数撤回之时，官吏出洋考察之风渐兴。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总理衙门订出了出洋游历人员章程十四条，规定：五品以下官员出洋考察，除报销车、船费用外，每月另有二百两白银的津贴；而且，不但可以雇请一个翻译生，还可以带仆役一名。考察期限则以三年为限。
这种携员带仆式的“出洋考察”很快就流弊百出。光绪二十六年，外务部又上一奏章，称：“近年出洋学生……多不习外国语言学问，……废时靡费，莫此为甚”。至于奏章上去后效果如何，史书末载，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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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Study Aboard: The Second Wave
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第二次有计划地大规模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是本世纪初的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
１９００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１９０１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１９０８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１９０９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１００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１９０９年、 １９１０年和１９１１年，在北京三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第一次招考是１９０９年８月举行的， ６３０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６８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４７人。
这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１０月赴美，赴美时，另外加上了３名贵胄子弟，共５０人。他们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１９１０年８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考试仍分初试、复试。初试先考国文、英文，其中国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４００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７０人。
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５５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一年后，即１９１１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６３人。
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
１９ｌｌ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因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而又一次中断。
……
１９ｌｌ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１０００多人。
与此同时，自１９１２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形成了高潮。由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的“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勤工俭学的计划立即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响应，赴法人数逐年增加。到１９２０年左右，在法的中国学生已达２０００多人。
……
从２０年代中到３０年代末，中国社会在经过近百年的战乱之后，终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７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
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１９３３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留学事业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当年政府留学生派出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这种冲击的强烈程度。
……
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自１９３２年起，留学人数逐年增加，并于１９３５年，达到高峰１０３３人。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宣布了留学限制的暂行办法，留学人数立即锐减，于１９４１年跌至谷底，全年只有５７人。
１９４２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放宽留学政策。先是废止了留学限制规定，然后在１９４４年举行了英美留学奖学金考试。
１９４５年，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１９４６年７月，举行了全国公费留学考试。一时应考者多达４４６３人。而这一年，留学总人数也已回升到７３０人。
但是，紧接着，中国又经历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近代留学的历程，不能不令人深深感叹。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因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腐朽而毁于一旦；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由于革命爆发而被迫中止；３０年代的留学事业又备受战争的冲击。近百年的留学史几乎没有多少风平浪静的时候。
其实，一百多年来中国全部近代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艰难的历史进程几乎每隔十年就要被农民起义、外敌人侵、政变、内战、革命、政治动乱所打断一次。我们中华民族几乎从来没有十年以上的安稳时间去认真而持续地做任何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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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Study Aboard: The Third Wave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新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可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很快发现，他们只能站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去不了别的地方。
……
１９７８年底，当邓小平再一次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已经隔绝了将近三十年。中国人如同从一场昏梦中醒来，睁开眼，张望着外面全新的世界。
１９７８年底，当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情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他们个人生活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那时，对绝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留学”这件事压根儿就没在他们的梦中出现过。“外国”，如同天堂和地狱一样遥远，属于同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世界。
……
最早被派出国的留学生都是被“挑选”出来的。他们几乎都是公费生，绝大部分是访问学者，少部分是研究生和本科生。对许多访问学者来说，出国留学，如同是一项组织安排。为此，他们即使不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至少也得感谢命运的关照。对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他们大多必须经过考场上的竞争。不少人之所以能被选中，往往是因为他们的高考或研究生考试的成绩优异，特别是外语成绩好。
在当时整个出国过程中，个人选择的余地是很小的——“一切听从党安排”。一个３０岁的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毕业的归国留学生说，他当年报考研究生时，本没指望能够出国。但他报考的专业有两个出国名额。他考得很好，特别是英语成绩非常出色，而且，他在报考表格中“是否报考出国留学生”的那一栏里划了那么一道，结果被选为“出国预备生”。他没能继续学他的英语，而是被送到大连外语学院去从头学日文，后被派到日本留学。留学几年后，他那满口美音的英语已经变成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了。
到了８０年代初，有关派遣留学生的消息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电视上，但仍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出国梦”的。出国留学仍然只是少数著名科学家和一些幸运的名牌大学高材生的事情。
将社会和人心真正搅动起来的是自费留学的开放。
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４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并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当时中国政府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所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
据说，几乎在１９７８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同时，就已经有人自费出国留学了，只是至今还没有事实和数据支持这一说法。根据美方统计，美国驻华使馆１９７９年一年里共签发了５２３个Ｆ- １签证；中国官方在１９８１年初转发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报告中也承认：“去年以来，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员日益增多”。，据《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８０年一年，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已多达三四千人。但是，尽管如此，在１９８１年以前，自费留学的办理仍然需要一定的“特殊照顾”。一些人为了办理自费留学的手续，不时需要进京活动，走访主管领导。
自费留学的开放，则一下子将国门向所有人打开了。无数中国青年第一次在自己生活里发现了一个梦想——一个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的梦想。
……
在短短几年中，随着中国人的“留学意识”的提高，“出国潮”很快就由古井微澜变成了沧海巨波。１９８３年，自费留学人数仅有一千多；三年后，即１９８６年，数字增长了十倍，自费留学的人数达到一万多；又过了一年，到了１９８７年，又翻了十倍，自费留学的人数骤然突破了十万大关。一时间，无论是男是女，多大年纪，有没有海外关系，想不想继续学习，都开始琢磨起“留学”来了。
如果说，“文革”中的那一代人是在一场又一场“运动”中磨练出来的话，那么，“文革”后的那一代人则是在一场又一场“热”中成长起来的。先有“文学热”，然后是“从政热”、“经商热”、“竞选热”、“美学热”、“文化热”、“签名热”。……此起彼伏，时消时长。这期间，“出国热”历久不衰。
对一代中国青年来说，出国留学是一场充满诱惑的挑战，一次对自我价值的检验和一个真正改变自己生活的机遇。
那时的中国社会没有给年轻一代留下太多的发展空间。那里没有政治可投入，没有财富可追求，没有可供精神自由驰骋的疆场，甚至在私生活中也没有一方不受侵犯的个人领地。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年轻人需要学会的不是全力奋斗，而是耐心等待。至于等待的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
那时，年轻一辈见面打招呼，总是这样两句：
“活得怎么样？”
“没劲儿。”
于是，出国便成了无数中国青年平凡、无聊、黯淡生活中的一线亮光。尽管“出国梦”最终有可能由一场美梦变成一场噩梦，但它的确给一代中国青年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生活希望和奋斗动力，并使他们在生活中有了一点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
在出国留学的动机上，每个人或许不尽相同——有人是志向高远，有人因怀才不遇；有人嫌挣钱太少，有人为婚姻不幸。而出国对每一个人也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可能是为国争光或是为个人发展，可能是追求金钱享受或是争取言论自由，甚至也许只是为了多生一个孩子。但是，无论人生追求是什么，出国留学在那时总是最好的选择。即使在生活中什么追求也没有，出国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情。一个不甘心整天瞎混日子的朋友曾感叹说：“不管怎么说，出国总算件事吧！”。
一旦下决心踏上“出国之路”，人就会感到自己过去无聊空虚的生活马上变得紧张充实起来：不再有时间忧国忧民，抨击时政；也没工夫牢骚满腹，埋怨领导；更不计较奖金、职称和大家对你的看法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似乎都一下子比旁人高了许多。
８０年代末，北京街头两个熟人见面时，最常听到的对话已经变成：
“嘿，出国的事儿怎么样了？…
“正办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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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The Weapon for Life's Struggle"
出国留学之路，犹如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中间，有四渡赤水，有雪山草地，也有围追堵截。途中，有人会倒下，有人会脱队，有人会动摇，只有少数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人才能最终走到目的地。
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则是学外语。
“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是马克思的语录，人们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已熟知，但真正领会其深刻含义大概还是在８０年代以后。
中国的外语教学在“文革”中几乎完全停止。到了“文革”后期，为了“反帝反修”的需要，才又逐渐地恢复起来。我在小学先是为了“反帝”学英语；到了初中，又为了“反修”而改学俄语；上了高中，又改回来重学英文。我至今还记得在小学学的、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用的两个英文句子：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 ｉｓ ｏｕｒ ｒｅ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Ｗｅ ａｒｅ ｈ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ｄ ｇｕａｒｄｓ。
（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８０年代开放之初，中国青年的外语水平普遍有限。大学时的一件轶事：一个女同学在食堂吃完饭，推门出去的时候，碰撞到了一个正要从外面推门进来的男同学，于是万分抱歉地说了声：“Thank You.”（谢谢！）让门外的小伙子捂着被撞疼了的头回味了许久。在出国考试的考场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临考只有几分钟了，还有人抱着《广播英语》在临阵磨枪呢。在美国，一个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告诉我，他当年参加出国研究生统考时，英语考了高分。不过，那多半靠运气，因为英文试题是翻译恩格斯论《城市姑娘》的一封信，他英文读起来虽有不少力不从心之处，但对马列原著的中文译本却颇为熟悉，于是临场发挥得格外好。
想出国留学，就先要学外语，像清朝官员那样带着个翻译去留学的时代毕竟过去了。
于是，外语真的一下子成了一代中国青年实实在在的“人生斗争的武器”了。举国上下，大江南北，年轻人学外语的热情迅速高涨，而且变得无法遏制，我当年工作过的报社里的一位想出国留学的同事说，上班时，要少用点脑子，留着脑子回家背外语单词。
……
１９８９年４月，在出国前，我报名参加了一家名叫“光华”的外语补习学校的“托福强化班”。学校设在西城区的一所中学里，利用晚间空闲的校舍开课。
我的课是在周二、周四，晚上七点到九点。学期两个半月，学费１５０元。同时，学校还开有其它班，像什么“语法精修班”、“高级会话班”、“商业英语班”。学校广告上吸引我的是：“由留美硕士、美籍人士授课”。
……
我的班共有二三十人。同学之间互不相识，也互不搭话。每个人都知道，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出国留学而走到一起来的。
……
上了两次课，笔记记了三页，学校负责教学的那位老职工来到班上，宣布换教师。…
新来的老师是一位叫贝尔的美国小伙子，黄头发，蓝眼睛，看上去不到２０岁。他来自美国的密歇根州，像许多美国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以后，开始周游世界，一边漫游，一边教英文。
新老师的英文自然是完美无缺了，只是他那时大概还根本没听说过“托福”什么的。
第一天上课，他坐在讲台上，告诉大家他准备教大家一些真正的英语。当然，没有人能怀疑这一点。不过，贝尔的课有意思的倒不是英语，而是他本人在中国的一些感受。他说，他有时不理解中国人。一天早上，他骑车从东大桥上过，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哭，很多人围在旁边看。使他奇怪的是，所有的人只是围观，可没有人上去问一声：怎么回事？需要不需要什么帮助？他说在美国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理由是，你要是好心或好奇，你就应该上前去问一问；你要是不想管，就赶紧走，别站那儿围观。
一个多月以后，我的外语“强化”过程因“六·四”事件而中断。
令人惊奇的是，７月初，当北京的秩序稍一恢复，这所外语补习学校就顽强地复了课。可惜，当时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注意到这一显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的最早迹象。
(6/2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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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The Change of Attitude Toward Life
在中国社会，人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一生。
过去，从上什么幼儿园到上什么小学中学，从读什么课本到穿什么衣服，中国人都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那年代，幼儿园和小学、中学都是按地区划片儿招生，而商店里的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一样匮乏。大学高考招生制度恢复以后，考大学成了一次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一旦考进大学，生活又会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你会被编在一个班里，分到一个宿舍，白天按着排定的课程表和全班一起上课，晚上和一部分志同道不合或道合志不同的同学一个宿舍睡觉。三年或四年以后，大学毕业，来不及挑挑拣拣，国家就给你分配好了一个工作。然后，你的生活笔直得可以一眼望到头：你会以社会认可的方式谈恋爱、结婚；根据街道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犯政治错误的话，三十多岁时你可能会分到房子，四十多岁时可能会得到一定提升，六十多岁时会光荣退休。然后，大早上可以去练一阵子气功或晚饭后背着手溜个弯儿，就这样一直到死。死后多少还会有个追悼会。
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选择的生活，往往不觉得这种生活的可怕，反而觉得这样活着轻松。生活在这样缺乏选择自由的社会里的人，久而久之，便如同驯服了的动物渐渐失去了野性和活力，浑身透着一种“惰性”。
但是，出国留学在改变了许多中国青年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态度。
一个1982年来美的39岁的留学生回忆说，当年，他们那些从考场拼杀出来的名牌大学尖子们，出国前的最后儿个月，都被集中到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培训班，进行外语强化训练和外事纪律教育。集训结束时，大家都耐心地等待国家派遣，以为像毕业时分配工作似的，国家也会把你“分配”到一个国外大学去。可就在这时，他们却被突然告知，他们必须自己写信去联系美国大学，并争取奖学金，国家教育部门无法代为安排。国家只能保证提供路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他说，当时听了，大家一下子都傻了。
中国社会主义的计划教育体制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教育体制就这样衔接起来，而中国教育温室里的花朵也就这样开始去经受海外自由竞争的风浪。
对于大多数自费留学生来说，出国留学更是一件需要自己作出决定、自己为之奋斗并准备自己付出代价的事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年轻一代体会到了自由的含义。
成千上万封入学申请信从中国大陆寄出，飞向美国几千所著名或不著名的大学：从常青藤院校到社区大学；从语言学校到神学修道院。
令人感动的是，美国大学几乎有信必复，而且，总是附有一大包印刷精美的材料。在中国，人们已练就了给任何单位写信都不期望有回音的功夫，所以，当一个住在北京胡同或上海里弄里的青年，突然接到一封从美国某大学寄来的、专门写给自己并有系主任亲笔签名的回信时，不能不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
面对这种美国式的更具挑战性和灵活性的入学竞争，习惯于参加全国统考、然后在家静等成绩和录取通知的中国学生发挥出了在中国人身上已经迷失了很久的进取精神，很快就学会了主动推销自己，并创造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技巧。
美国大学的入学申请表中总有一栏是“自述”，要求申请人讲一下自己的“学术动机”，即为什么会对这一专业感兴趣，以及今后的研究计划。美国人是相当看重这一点的，就像国内党组织很重视审查申请入党者的“入党动机”一样。对于许多中国学生来说，“出国”往往是目的，而“留学”不过是手段。这是一次人生机遇的把握，而不仅仅是学术专业的选择。这里需要的是战略思考，来不得一点浪漫。为了加大被国外大学录取的机会和争取奖学金，不少人不得不改换自己的专业，寻些“冷门”。当然，“自述”中绝不能这么说，而应该一开头便讲：“我从小就热爱……”云云。接着是自己如何一往情深、如醉如痴、百折不挠、献出一生……。专业可以是弱智儿童教育，尽管师范学院毕业时，死活不愿去教书；也可以是梵文，尽管对印度和佛教的知识仅限于读了一遍《西游记》。
大学成绩单是另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由于中美教育制度不同，课程设置不同，记分符号不同，再加上语言不同，成绩单一经翻译，多少会有所增色。“马列选读”变成“西方哲学”，“国际共运”变成“国际政治”，“政治经济学”成为“宏观经济学”，“德育”课可以酌意译为“伦理学”或“心理学”或“人类学”，等等。就连宣读“十三大”或“十四大”报告之类的政治学习，也可以说成是“政治学”或“中国政治研究”。至于优、良、中、差如何化为ABCD，各家都有各家的标准。另外，还有许多出奇制胜的高招。比如，为了表现“个性”，可以给教授随成绩单一起寄去一些与专业无关的“艺术创作”，或者，如果认为自己长得足够英俊、漂亮的话，还可以把自己的“玉照”印在成绩单上，以期在教授那里增加自己的“印象分”。我的一位朋友，曾将自己在一次会议上因作为工作人员而和前总书记赵紫阳偶尔拍在一起的照片寄到国外的一所大学，立即令国外的教授们对她刮目相看。
……
在80年代席卷全中国的“出国潮”中，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生的悲喜剧。无论其中有多少事情让人感叹，让人悲哀，让人看不惯，让人痛心疾首，难以否认的一点是：中国人开始摆脱掉身上的“惰性”，重新具有了活力。
这或许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张扬。
一个大家族，如果子女们没出息，一定会都守在家里，为一点遗产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相反，子女如果有出息，一定会走出家门，开创自己的事业。
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族。80年代，千千万万中国青年敢到海外去闯天下，或许竟是下一世纪中国兴盛的先兆？
(7/2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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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The "Unit"
出国之难，对许多中国青年来说，不在海外大学的入学录取，不在公安机关的护照办理，而难在单位是不是同意放你。
中国，作为国家，上有国，下有家，而这家国之间，承上启下的枢纽是单位。家，可出可毁；国，可爱可骂；唯独这单位万万不可得罪。在中国，单位一直具有“全能”的社会功能：管生老病死，管吃喝拉撒，管发工资，管分房子，并兼管节日购物、幼儿入托……除此之外，它还管着每个人的“关系”——档案袋。尽管谁也不知道自己档案袋里装了点什么，但要是档案袋没处放，就好像灵魂没着落似的，常常可以弄得人惶惶不可终日。
即使拿到海外大学的录取通知，办好经济担保证明，在单位介绍信开出之前，没人敢担保就一定能跨进公安局签证科办理护照。这单位介绍信能否顺利开出，常常取决于某个单位领导的开明程度和人事科或人事处具体办事人员某时某刻的心情好坏。
中文是一种很具弹性的语言，用这种弹性语言写成的各种条文则更具弹性了。而且，政策总是掌握在领导和办事人员手里，常秘不示人，所以，具体执行起来，可以灵活掌握的地方总是有的。如果领导上不想让你走或人事干部有意刁难，大者可说国家人才不能外流，小者可讲单位缺你不行；当然，有时是无须什么理由的，就是不放你。
跟领导“磨”出国，需要有“谈话艺术”…
有人说得“诚恳”：“您瞧，我没入党问题，没住房问题，没职称问题，也还没有计划生育问题，就这么一个出国问题，您就帮我解决解决吧。”
有人说得轻松：“您当我被判了十年刑，算是海外执行。”
也有人说得粗俗：“头儿，您就当我是一个屁，放出去算了。”
跟人事部门的同志打交道时，则需要格外的谦虚。我相信，所有为开介绍信而走进入事部门的人，无论在外面多狂，进门时也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满脸堆笑。如果只堆堆笑，自然还好，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仅仅是“精神文明”恐怕是不够的，多多少少需要一点“物质文明”。一个在俄亥俄州读书的40多岁的老留学生，读完博士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死活不愿意回国。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出国时，为办各种手续，他到处烧香磕头，当够了孙子。他说：“我可不想再回去受那个气了。”
除了领导和人事部门的同志之外，单位的同事们有时也会是一个问题。在出国一事上，同事们好奇的关心往往过于温暖。你刚刚动念头想出国，就会有人问你：“什么时候走呀？”你还没有拿到护照，又会有人问你：“还回不回来呵？”再过两三天碰到你时，就会惊呼：“呀！你怎么还没走呐?!”我的一个自己并不想出国的同事曾告诫我说，出国之事，不可张扬，拿到护照前，要矢口否认：“没那么回事”；明天就要上飞机了，今天也要说：“还走不了呐。”即使将来到了国外，往国内打电话时，还要坚持说：“我还没走呐！”说起来，同事虽然没有卡你或放你的权力，但在政治敏感期，一份小报告，也足以毁掉一个人出国留学的梦想。
海外留学生心中所留下的“祖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年各自在单位里的境遇。人们毕竟难以脱离自己生活的环境，观点和想法的形成往往基于个人经验。
……
就好像华侨越老越爱国似的，留学生在国外生活的时间越长，爱国之情就会越深——只是这种爱国之情极易受挫，特别是想起当年在国内单位里所受到的“待遇”或现在因某些事不得不与原单位再次打交道之时。
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家、国、单位，三位一体，其中，全能性的单位是维护全能型社会的主要基础，而单位和个人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隶属关系。个人能享受到多少个人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什么单位和有个什么样的领导。政治压力经单位可有限化解或无限加强；个人自由经单位也可小小扩展或大大缩减。因此，在中国的所谓“政治迫害”，最后往往是“单位迫害”或单位领导的“个人迫害”。当年“反右”如此，“文革”中也如此。
我常想，中国日后政治不改革则已，如要改，大概首先要从单位“全能性”体制的废除人手。
80年代后期，国家教委开始推行“协议书”制度——要求自费公派留学人员与所属单位就出国留学一事上双方所承担的义务签订一份“协议书”，以“法律合同”的方式来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在这种主要用意是促使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归原单位的“协议书”中，仍可以看出那种单位和个人之间隶属关系的影子。申请出国者如同浮士德一样，以日后的自由换取一时的机会，而单位则以国家利益为名来维持对个人人身的控制。
在中国，人们向来不大看重“法律”这东西，更何况一纸“协议书”呢。只是“协议书”不仅涉及个人与单位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且还涉及双方的经济利益。政治经济搅在一起，有时，是是非非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了。当年报载，上海某单位就曾据“协议书”向留学末归人员追索经济赔偿，一直闹到法庭，最后谁胜谁负，未见下文。我听到的另一个故事是，某大学一个自费公派留学生滞留不归，学校便根据所签的“协议书”找其父追索“培养费”。其父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老知识分子，但遇此利益攸关之际，也顾不得斯文，拍桌吼道：“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学校当局一见这阵势，深知不妙，立即退兵。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
有人曾形象地将80年代“出国热”形容为“胜利大逃亡”——中国人出于各种实实在在的失望，渴望逃离这片土地。但人们也很快发现，世界上真正可以逃往的地方并不多。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哀：身为中国人，却想逃离中国。也许多少年之后，当我们走遍了世界，才会再一次意识到：对每一个中国人和整个民族来说，最为宝贵的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脚下这块祖先留下来的——无论是充满贫穷还是满目疮痍的——土地。
(8/2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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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USA: The First Impression
至于我自己，美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难忘的。
那是1989年8月30日。在太平洋上空飞行了近二十个小时之后，我乘坐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底特律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是下午两点钟。走下飞机，透过候机厅的大玻璃窗，可以望见外面停机坪和飞机跑道上，一片阳光灿烂。候机厅里，刚下飞机的旅客很快就散开了，偌大的机场大厅静静的，显得多少有些冷清。
“这就是美国了。”我心想。但那时还淡不上有什么“印象”。
我要去的密歇根大学在离机场40英里外的小城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新闻研究班的秘书玛格丽特来机场接我。因为我在填表申报、排队入关后，找不到自己从北京托运的箱子了，而又根本不知道会有人来接我，以至于使这位在密歇根新闻研究班工作了十多年、马上就要退休的慈祥好心的老太太在机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站着等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些过意不去，因为以前似乎没被人这么认真地对待过。我真希望有一天，玛格丽特能来中国访问，使我有机会去机场接她，也等上她两个小时。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公路两旁是一片片空旷的田野和一些零零星星、大大小小的建筑。
半个小时后，汽车在一栋绿树掩映的白色小房子前停了下来。这里是我事先联系好的住处——一个美国老太太的家。
就这样，我从中国到了美国。二十多个小时里，我生活的环境一下改变了。一切都糊里糊涂的，还没有工夫细想。
稍稍安顿了一下，我问房东路易丝太太，大学校园在哪个方向？离这里多远？
路易丝太太指着一条向北的路说，不远，走上十分钟就到了。
那时已近傍晚，阳光仍浓烈，但不再烤人。我便顺着那条路向校园方向走去。
路上看到的景象令我难以忘怀。
一路上，到处都在开晚会。节奏强烈的音乐在空中荡漾，烤肉的香味在傍晚惬意的凉爽空气里隐隐弥漫着。穿着一式西装、短裙的大学兄弟、姐妹会的成员们，排着队去参加晚会，一边走，一边唱着歌，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城中，无数穿T恤衫、牛仔裤的男、女大学生们拥挤在街上的小餐馆、咖啡店、酒吧和冰淇淋店，喝着罐装啤酒，吃着高杯冰淇淋，谈着，笑着。街上一片喧闹。站在城中的街上，可以望见通向校园广场的圆形拱门和法学院那爬满常青藤的古典式尖顶建筑，更远处，是夕阳辉映下高高矗立的钟楼。
这是学校秋季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经过漫长暑假后返校的学生们正在抓紧时间尽情欢乐。
面对眼前的景象，我内心感到一种震动。
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三个月前，我还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我脑子里充满了游行人群的激昂、绝食学生的悲壮，以及那些标语、口号、广播……
眼前这个世界和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世界是如此不同，叫人简直无法把它们在脑海里拼接到一起。这两个世界，虽然是在同一个星球上，对比是这样强烈，反差又是那么巨大，我怀疑——尽管有电话、电视、卫星实况转播等等先进通讯手段——这两个世界是否能真正相互沟通。
望着眼前的世界，天安门广场上的景象就会变得遥远、模糊、不可思议起来；而回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情景，这里的一切就变得不真实起来，虚幻起来，如同做梦一样……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哪一个更为真实？我感到困惑，内心中好像有某种过去一直很完整的东西突然断裂开来。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中国人——至少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那反反复复的运动、批评、斗争、游行和举国欢呼、群情激愤、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等等，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然形式。
(9/2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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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From A "Power Society" To A "Money Society"
-- The Shock of Material Temptation
在国内，许多人向往理念中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可一到国外，却马上会感受到，比思想文化更具震撼力和吸引力的，是作为那种思想和文化基础的西方的物质世界。
……
但说实话，许多中国留学生最终留在海外生活，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的吸引，更主要的是因为发达社会里的“物质的诱惑”。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显然不应该是一种罪过。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将物质的诱惑视为对人的精神的一种腐蚀。自孔夫子树立了颜回“安贫乐道”的榜样和发出“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宣言之后，中国人便一直奉“清贫自守”为一种难得的道德境界。
实际上，物质生活对人的精神世界自有另一种影响。
出国前，我曾采访过一位老经济学家，他曾是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王亚南先生的弟子。在抨击了一阵中国的官僚主义以后，老人对我说，在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状况下，人是很难具有什么民主自由的意识。上街买个东西，要有票证，要央求售货员，要走后门。这种每天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在无形中不断强化着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塑造着人的奴性。
到了美国后，我发觉这位老经济学家的论点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印证。西方物质的丰富，使人从小就具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意识，从日常商品到日后的职业，从生活方式到政党政客，个人的选择权利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个人的选择权利实质上就是自由民主最基本的涵义。
就拿人们常常谈论的“美国梦”来说。“美国梦”首先是一种很物质化的梦：一幢房子——房子意味着家庭、孩子、汽车、狗和稳定的工作。但也有美国学者强调，这种物质化的“美国梦”包含着一种美国精神：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并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生活中的梦想。
因此，面对西方社会的物质世界，中国留学生受到的倒也不仅仅只是物质的诱惑，这中间自有一种精神的熏染。
……
中国留学生“金钱意识”的建立，首先基于出国后对“穷”的体验。正是在“穷”的感觉的无情挤压下，金钱的重要性很快凸现出来。道理很简单，在西方社会，要是没有钱，即使充满自由，你也没有多少自由可享用；即使人人平等，你也得不到多少尊重。小时候学到的道德箴言：“有钱不一定幸福”，到国外后可以从反面体会得更深：“没钱一定不会幸福”。
中国是个穷国，但1949年以后，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对穷的感受并不那么深切强烈。当年举国上下的一律清贫，使人徒增了不少悠然自得的“平等感”。可一到海外，中国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穷，我们的国家又是多么的穷。中华民族在“勤劳”、“勇敢”之外似乎可以再加上一个“贫穷”。
许多自费留学生化了多年积蓄只够买一张从中国飞到美国的单程机票，下飞机时兜里往往只剩“分文”了。无论学的是天体物理还是文艺美学，在上课堂装模作样地探讨学术问题前，都得先钻进中国餐馆去洗碗。一些在国内颇有地位名望的教授到国外作访问学者的时候，因为钱的问题，常常不得不委屈地住在人家的客厅或到跳蚤市场买些旧衣物，一点讲不得正教授的级别待遇。
一个在纽约某大学进修的48岁的女访问学者，来美不久，开始牙疼，想去拔牙。可她的医疗保险里不包括牙医，大家便劝她忍一忍，因为在美国看牙医贵得出奇。忍了两天，这位女访问学者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发誓说：“不管化多少钱，这牙也要拔了。”于是，大家开车把她送去。一路上，她一直捂着牙，哼哼唧唧，车一颠，便叫疼。到了医院，医生还未见到，一听挂号费，这位女访问学者便立即要求打道回府。回去的路上，说也奇怪，竟没有再喊一次牙疼。
……
对穷的滋味体会得越深，对金钱重要性的感受也就越强。但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留学生“金钱意识”的真正建立，实际上是另一种“文化冲击”的结果。
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权力社会。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是一个人在其社会中或家庭里所具有的地位和所拥有的权力，而整个社会也是围绕着权力的轴心在运转。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有钱固然可以使小鬼推磨，却并不一定总能通神。
美国则是一个真正的金钱社会。在那里，金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社会转动。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它没有什么贵族和平民，没有什么上层和下层，有的只是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但是，有钱的人可能会渐渐没钱，而没钱的人可能会慢慢有钱。
1990年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研究学院的组织下，我曾随着“美国政治与政策”暑期研究班去华盛顿进行“实地考察”。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一家专门从事国会游说的律师事务所。接待我们的是该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之一库兹威尔律师。座谈时，这位正值盛年、西装笔挺、一点不愿掩饰自己有多么精明的职业游说家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美国的一切问题说到底都是一个Dollar（美元）问题。任何变化，无论是一项法令的通过、一位议员的当选或是一个案例的判决，最终都意味着美元从一些人的口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口袋里。”
的确，在美国，金钱不但能够左右政治，影响经济，而且，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渐渐渗入了人的思维方式。
9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电视上正式宣布开展一个全国性的反毒品运动。没有标语，没有口号，也没有什么动员大会，布什所采取的主要行动就是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几千万美元的反毒品专款的预算案。这个情景颇似NBC电视台“周末夜生活”节目里对1992年总统候选人佩罗的讽刺：这位德州的亿万富翁解决洛杉矶种族暴乱的办法就是给洛杉矶寄去一张支票，然后宣布，洛杉矶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美国社会就像一个不断制造金钱又不断吞食金钱的不停转动的大机器。所有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学者，无论是政客还是百姓，只要在这个社会生活一久，就会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去跟着一起转，停不下来。
一个35岁的访问学者，到了美国后，什么也不干，不访不问也不学，每天就是打工挣钱。他说，他开始的目标是攒够一万。可挣够了一万，又想攒两万、三万。结果，欲罢不能，就这样一直打了下去。
(10/2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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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The Modes of Living and Thinking
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社会里，很自然地会将那个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但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几乎是从不会怀疑的——一切本该如此。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另一个社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下同样正常地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和震惊。于是，我们对自己社会中的一切所保持着的简单而坚定的信念便开始渗入一丝怀疑。
这也许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的最深刻也是最复杂的感受之一。
一个读电子工程学的29岁的研究生说，他出国半年后，突然对自己在国内时常常要向领导“汇报思想”——对此，他以前觉得很正常——觉得不可思议起来了：“我的思想干吗要向他们汇报呢？”
另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33岁的博士生说，初学美国政治学，听教授讲美国的建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弱政府”以保证政府无法控制个人时，他大惑不解。他在中国听惯了“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而且，自己也向来认为政府是应该加强，不然，如何管理人民呢？
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局限，并进一步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局限。就像人类的思维无法摆脱人类自身存在的局限一样，我们也很难真正超越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局限。我们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社会所代表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正常的，并毫无怀疑地予以接受。
因此，只有当我们走出自己的社会，见到另一个不同的社会时，我们才有可能领悟到自己意识的局限。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我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它社会的一切。有时，我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不少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国外的东西，有时尽管新鲜、有趣，但只要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便自然属于古怪和异常一类。这种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视异族为“蛮”、“夷”，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中央大国”的心态。
当然，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现。1978年后，当在几十年隔绝后重新打开国门时，中国人被外面的世界惊呆了。于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趋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病态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外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中庸之道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现代辩证方法。细究起来，这不过是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上的两种不同的判断和取舍方式。“为体”的“中学”，不但是决定“西学”有用无用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
美国人在这方面有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一百多年和平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完善的民主体制和日渐流行的大众文化，使美国人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仿效的“样板”，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绝对标准，而很少意识到美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例子，并很可能是一个颇具特殊性的例子。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自由”的学术著作中和“客观”的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美国人需要像中国人在“文革”后那样深刻地反思一下。当年越战的失败，曾给美国人一次小小的反思机会，可惜，那次反思进行得显然不够深刻。
基于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将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在一次野餐时，我和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谈起这个问题。我问他，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具有绝对的”对错”意识。他先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想了想后，说：“有。在清教徒时期。”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也有。”
实际上，正是人类学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帮助人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狭窄的“对错”意识。
在人类思想文化传统中，“对错”意识，是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几千年来，它使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卫道”的狂热和迫害“异端”的残酷。即使在今天，无论在任何口号——“自由”、“平等”或“革命”、“民主”——掩护下，它都最终会导致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闭和政治的专制。
而在中国社会，这种“对错”意识则主要还体现在对“统一思想”的认同。“思想”的“统一”总是以对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性的承认为前提的，这种对“统一思想”的认同，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一个美国政治学教授曾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说相信民主，但同时又都赞同“思想统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中间的内在矛盾。
当这种基于“对”和“错”观念的辨别而“统一”了的“思想”进一步变成信仰、主义或是“明天的理想”——某种要求人类为之作出巨大牺牲才能实现的抽象原则时，人类社会便会进入悲剧时期。历史上，人类被推向灾难的边缘，常常不是因为某些人有意要将大家引向地狱，而是因为一些人坚信只有他们才知道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我留学美国的感受，很有点像1979年我第一次读到“朦胧诗”时的感受。当时我想：“噢，诗还可以这么写！”到了美国后，我的感受是：“噢’人也可以这么活着！”
这里，我并不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争论何方的月亮更圆，如同小儿辩日远近，智者也是说不清的。我讲的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正像英国哲学家穆勒（John 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人类的生存应当建立在某种或某些方式上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具有相当多的常识和经验，他那能显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为就其方式本身来说是最好的，而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那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许许多多东西中，将包括一种基于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而产生出的更为宽容的社会生存意识。
(11/21 end)
Excerpt of Qian Ning's <>
12/21: The "Wide-and-Open Playground"
历史有时真会开玩笑。“文革”中，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几百万知青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地奔赴农村、边疆，立志在那里“扎根”一辈子。曾几何时，百万知青大军又在一夜之间掀起了返城风潮。在诗歌中“朦胧”了一阵子和在西单墙上“民主”了一阵子之后，他们终于在海外发现了另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与中年一代留学人员相比，这一代留学生身上充满了十年“文革”造就出来的敢想敢干的锐气和过早磨练出来的世故。
……
这一代留学生由于特殊的经历，往往很难真正忘情于国内的政治。国内一有政治风波，这边或是联名上书，或是游行示威。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过后不久，国内一位“理论权威”曾来密歇根大学访问。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受到了那里中国留学生的群起攻击。这位长期习惯于写洋洋万言批判别人的老先生被弄得狼狈不堪，最后不得不以连续不停地念了一个多小时的报纸来躲避回答留学生们毫不客气的质问。
……
自1986年开始，一大批更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闯到美国。他们大部20岁出头，十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在他们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上山下乡”对他们来说也只是电视剧里上一代人悲壮的历史故事。他们从重点中学毕业就直接进入了重点大学。在大学里，他们不但准备“托福”，而且收听“美国之音”；他们不但熟知美式“民主”和“人权”，而且说得出美国摇滚歌手的最新排名榜。他们似乎生来就是要去美国留学的一代。
与上两代留学生相比，他们活得更为潇洒：肩上既没有什么报效祖国的重负，心里也没有什么营建小家的盘算；他们只是渴望闯荡天涯，见识世界。“留学，像人生一样，是一个过程。”一个在芝加哥读书的22岁的男孩子说，“我只希望能enjoy（享受）这一过程。”
……
这批留学生由于年轻，对美国社会和美国生活方式适应得极快。有人曾为他们编过一个歌谣，说他们“一年开快车，二年谈对象，三年爱辩论，四年不要娘”。他们不像上一代留学生那样，省吃俭用好几年，然后买一辆旧车，而是一来就要买好车，买跑车，买新车。没有钱怎么办？他们会想办法贷款。第二年，不少人就开始date（约会），不但找中国姑娘，也敢找“碧眼金发”的。第三年，英语流利了，说话不结巴了，于是便爱和人辩论，有理没理的，都要和人争上几句。到了第四年，美国的一切变得习以为常了，而“祖国”已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一个不到二十岁就出国的小留学生，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后，回了一趟国，回来后说：“惨不忍睹。”接着，又深感疑惑：“怎么会是那样?!”
……
这一代中国留学生中，不乏雄心勃勃之辈。从事科研的，眼盯着诺贝尔奖；经商的，想挣下几个百万；搞文的，一心要进入美国文化主流；就是在演艺界，也有人整天在喊打进好莱坞，打进百老汇……
在这一片多少带些浮华色彩的喧闹的背后，折射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培育出来的进取精神。由于西方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留学生身上已很少再看到那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充满“人生虚幻”感叹的东方式超脱，而多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当年对年轻人多读外国书而少读中国书的劝告。他说，读外国书，总是使人想做些什么；而读中国书，却总是使人沉静下去，沉静下去，最后什么也不想做了。
这精神面貌的变化，也许正是海外留学的本来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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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Patriotism: Talk Is Cheap, Capital Rules
“爱国，这就要有资本。说爱国，一下子就能拿出儿个亿来。要不，就是扯蛋！”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在美学习的几万中国留学生的去留问题曾在美国朝野引起了激烈辩论。国会中有人提出了“保护”中国留学生的议案，那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否决了国会的议案，但签署了一项特别行政命令，允许在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合法居留到1994年1月1日。当时，一位著名美国汉学家曾私下表示，从美国长远利益考虑，美国政府应当促使、甚至强迫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国。“他们留下来，”他语含轻蔑他说，“以后不过是开个中国餐馆什么的。”
后来事实证明，这位汉学家的话并没有完全说错。两年后，就是他自己所带的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撰写论文期间，在校园附近开了一家中餐馆。而且，开张以来，生意一直不错。
不过，这位汉学家显然低估了这一代中国留学生的野心和能量。尽管历史上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谋生的方式不外乎是开洗衣店和餐馆，但历史并不总在重复自己。
他35岁，来自北京， 1986年到美国，在缅因州一所大学读了个硕士。毕业后，他几次换工作，最后终于辞职，搬到休斯敦，开始自己经商。几年后，他一人开了五个公司，年收入达到六位数字，在城里买了一栋大房子，在郊外买了一座小别墅。
尽管已经有了“绿卡”，但他总爱强调自己是“爱国”的。“爱国，这就要有资本。”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像香港李嘉诚或包玉刚那样，说爱国，一下子就能拿出几个亿来。要不，就是扯蛋！”
我很早就认识他了。那是“文革”后期，我们都在北京东城的一所中学里读高中。我和他同在一个年级，但不在一个班。在学校，我是属于比较听话的“好学生”一类，他呢，不算是“好学生”，但也不是“坏学生”——大概属于那种“不好的学生”一类。那时，每天放学后，我总是闷在家里，而他喜欢串门，常从一个同学家里出来跑到我家，从我家出来又跑到另一个同学家里。他不但精力旺盛，而且，兴趣广泛，除了每天做作业外，还作诗，作画，作曲，样样也不省略。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我和他都大学毕业。他被分到北京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那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每天代表国家谈谈生意，一点用不着为亏赚担心，时常还能蹭上几顿饭。优哉游哉地过了两年，他觉得没劲，在单位又感觉受压，于是，联系了个自费留学，到海外来闯荡。
在美国苦读了两年，混了个硕士。毕业时，还没来得及庆祝一下，他便发觉自己面临饿肚子的危险。
即使饿肚子，他也不去中国餐馆打工。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到了美国就钻进中国餐馆去打工，那他将来一定会依赖上这种最简单也是最廉价的谋生手段，以致陷在社会底层，永无出头的机会。这话听着挺“势利”的，但也不无一点道理。
他跑到了纽约，在一家中资公司里找了一份差事。
作为有美国文凭的大陆来的留学生，他本以为自己在中资公司里会受到重用，而且，像许多初涉商潮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他也曾天真地幻想过，借国内原单位旧日同事之援手，或许可以在这边做点“大陆生意”。
他完全想错了。
在纽约的中资公司里，尽管他工作热情很高，业务水平也不低，可他却一直被当作“二等公民”，备受歧视。他慢慢才明白过来，在别人眼里，他不过是一个没本事挣钱养活自己而跑到这儿来混饭的人。国内原单位则更令他寒心。不知当年无意中得罪了哪一位领导，上面传下禁令，单位里谁也不准和他做生意。
他后来承认，那一段时间，是他来美国后最艰难的时日。不过，他顶下来了。他说，他之所以能顶下来，是因为自信，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证实自己的价值。
他很快离开了纽约，来到休斯敦。在那里的一家美国公司里当起了推销员。
虽然，他几乎是被逼得走到了这一步，但这一步，对他日后的发展’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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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The New Battle Field in the 21st Century
作为推销员，他所推销的东西是远洋货轮的航线和集装箱的舱位。在几年里，他迅速学会了一整套美式推销技巧：怎样从电话本上寻找潜在的顾客；怎样打电话预约面谈，让人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听你胡扯；以及最后怎样在面谈的半小时里说完原本两个小时也说不完的话，让人以为占了大便宜似的买下你的东西。
在那几年中，他不但练快了嘴巴，磨厚了脸皮，学会了和日本商人、韩国商人、越南商人、南美商人打交道，还渐渐培养出了一种敏锐的市场意识。
他在那家美国公司里很快就站住了脚。公司的报酬待遇不薄，衣食可以无忧。不过，他知道，在公司做一个推销员是没有什么前途的。1988年回北京时，他很喜欢看“人艺”演出的美国话剧“推销员之死”，但他死时，可不想只是一个推销员。
他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不过，与其说他等来了机会，不如说他发现了机会。
当时，南非政府由于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抵制。许多国家与南非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实际上，许多国家都与南非有着大量间接贸易。他知道，对航运业来说，这里有着一个很大的市场。
1990年，他辞去了那家美国公司的推销员工作，创立了自己的“远洋运输代理公司”。不久，第一笔佣金汇到了他公司的帐号上。
他的生意迅速扩大，很快就由航运业扩展到与之相关的保险业、进出口贸易。他的眼光也由南非转向东欧、越南……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仍然无法忘情于中国大陆的那个巨大市场，幻想着有一天能在那里一展身手。
这些年来，他一直试着与各种中资公司的代表和国内贸易代表团打交道。在这方面，他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就不顶用了，有用的倒是一位旧日同事的开导：“想作国内买卖？先别充大爷，先学会装孙子。”所谓“装孙子”，就好吃好喝地招待对方，再多赔笑脸。不过，有时这还不够。有的国内贸易代表团来了，吃完喝完，就会提出：“让我们也开开眼，见识见识那些国内看不到的……”而生意里的“猫匿”也越来越多。
为了开拓国内市场，他回了不少趟国。每次回来就感叹，说国内远没有形成一个以质量和价格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在国内，人人抱怨“全民经商”。实际上，应当抱怨的或许是当前经商的方式，而不是经商的人数。
他又在耐心等待，相信自己的机会一定会到来。
在无数投身商潮的中国留学生中，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毕业和在美居留，在美经商的留学生人数也在日益增多。留学生经商已渐成一种蔚为壮观的潮流。
当年，多少满怀“做学问”的热忱赴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一到美国就发觉，美国社会的结构重心不在政治，不在文化，甚至不在科学，而在商业经济。历史上，有一个美国总统曾说过：“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The business ofAmerican is business. ）的确，在美国社会里，一切价值都可以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而商业上的成功又是一切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作为一个充分发展的商业社会，在美国办一家公司远比在中国申请一张护照容易。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商业世界最终将吸引许多有才华和胆识的留学生投身其中，成为他们争雄的战场。
二次世界大战之时，人类在战场上以血肉之躯相互拼杀；战后，东西方之间开始了以激烈的军备竞赛为特征的“冷战”。如今，“冷战”结束了，一场新的以贸易和商业为形式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又在国际间迅速展开。下一个世纪，中国能不能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这场较量中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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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 Intellectuals' "Re-Education," The American Style
对这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打工”如同是又一场“再教育”。不同的是，当年，他们在农村所经受更为艰苦的劳动锻炼时，多少还有一种沉浮于政治运动的悲壮；如今在美国打工，则完全是一种迫于生计的无奈。不管在国内多么的风流倜傥或多么的抱负不凡，到了美国，如果没人供养而又别无长技’为了谋生，就得先去打工。这是一点也抱怨不得的事情。
从中国读书人一下子变成了美国“劳动人民”’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使不少虽然经过“劳动改造”而潜意识中“社会等级”观念仍然很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备受冲击。
在一次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晚会上，一个女留学生一见面就自嘲地告诉我，她是直接从餐馆来的，浑身都是莱油味。她以前是学美学的，现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我现在白天什么都不想，不过，有时夜里会做一些不愉快的梦，心里压抑着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她说。
另一个过去写过不少报告文学的40多岁的知名记者说，当他一个人穿着雨衣、雨靴在一家中国餐馆潮湿的地下室里发豆芽时，他只能一面将这一切作为一种“生活”来体验，一面默诵孟老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名言来支撑自己的精神。
不过，这场美国式“再教育”，也使历来具有生存依附特性而又长期习惯于社会主义“铁饭碗”制度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社会价值。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人，在美国社会是很难保持中国传统文人式的狂傲或清高的。
……
相比之下’处境更为艰难的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暂时无法回国的流亡人士。他们大都有些知名，年纪也较大，在美国已不能像年轻人那样靠读书居留，以打工谋生，而只能凭借自己的一点名声，每年找个大学做一年或半年的访问学者，领一份资助。他们几乎永远无法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常常今年九月刚到这里住下，就开始为明年九月到哪里去而犯愁。有的人几年下来，全美的大学都要转遍了。好在美国大学多，大大小小近三千。著名的大学去过后，就去一些不那么著名的大学。
国内一位老先生说，如今，留学生之外，又多了一类“流（exile）学生”。
……
美国是一个充满了生存压力的国家。这种以失业、贫穷、甚至饥饿的威胁构成的生存压力，是一进入这个社会就能感受到；一走出校园，便会更深切地体验到。
许多中国留学生能够通过考试，能够读下学位，能够吃苦打工，但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迈不过这一道门坎，留美的生活就会一下子变得严峻和残酷起来。
工作，是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生活中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有了工作，不但意味着有了以汽车、房子为标志的舒适生活，而且，还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承认；相反，没有或失去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或失去这一切。你因此会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美国一向是一个不同情而且看不起任何失败者的社会。
虽然，幸运地找到满意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但留学生中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显然不乏其人。特别是一些学文科、理科等不太实用专业的，以及年龄较大的留学生，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就更难了。
说起来，中国留学生找不到工作有多种原因。一是作为外国人或新移民，尽管受过高等教育，但由于种族、文化和语言等等背景因素，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很难真正融人校园之外的美国社会；二是90年代初，美国处在战后时间拖得最长的经济衰退之中，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正在失去工作，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这种境况中，中国留学生的处境之艰难可以想象。
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失业的困境，不少中国留学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以前在国内，似乎个个都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少有人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到了美国后，领略到求职不易，有一份正式工作后，往往表现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吵不闹，任劳任怨。
……
1978年以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出了国门，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求自己的梦想，其中包括许多各界颇有成就的名人。有人很快实现了“自我”，有人却备尝海外生活的艰辛。
有意思的是，不少当年一心向往“蔚蓝色”的知识界精英，出国后，都不同程度地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幻灭。不过，这种思想情绪的转变，与其说是认识境界的提高，不如说是对西方社会的冷酷一面有所感受。而且，这当年的向往和如今的幻灭，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事情，与实际的西方社会几乎无关。
“国外有许多自由，”一个在缅因州一所大学硕士毕业后一时没能找到工作的33岁的留学生说，“其中一个自由就是饿死的自由。”
这不完全是一句牢骚话，其中包含着对另一种社会的真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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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 The Phenomenon of "The Beseiged City"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位作家对“留了洋”的知识分子持有深刻的批判态度。一位是鲁迅，一位是钱钟书。
鲁迅小说和杂文的讽刺锋芒尽管主要是指向旧式的传统知识分子，但他在《阿Q正传》里塑造了不朽的“假洋鬼子”的形象，让人看到被殖民文化所扭曲的一些中国人的灵魂。
相比之下，钱钟书嘲笑的主要是新式的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小说《围城》借一群真假留学生的故事，告诉我们，“留学”的经历有时也无法改变中国人人性中的卑微和琐碎。
今天，“假洋鬼子”已家喻户晓，成为中国人自鉴的一面镜子。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长期海外留学生活，不但有可能使人变成“假洋鬼子”，而且还有可能使人陷入精神上的“围城”。
这种“围城现象”在中国留学生中间并不罕见。一些留学生身上有时会令人吃惊地表现出来日益狭隘、无聊和空虚的倾向，而这种精神倾向往往又混杂在一种不切实际的良好自我感觉之中。
……
也许因为生活过于平淡，一些留学生常常喜欢在电脑网络上挑起争论。争论往往是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但双方很快就会“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争得热火朝天，斗志昂扬。在电脑网络上读这些争论，有时就好像是“文革”时读大字报似的，有一种滑稽的感觉。
……
留学生中出现“围城现象”有许多原因。
首先，留学生常常滞留在自己的旧日印象里。
每一个留学生都是带着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出国留学的。8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脑子里的“中国”就是80年代初时的中国；9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脑子里的已经是90年代时的中国了。这种留学生头脑里下意识保留着的印象在出国后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这使他们对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着的现状往往变得越来越隔膜。而留学生自己又很难意识到自己头脑里的“中国”是建立在旧日的印象上。一个1992年出国的23岁的留学生在和早几年出国的老一代留学生接触后曾感慨说，这些老留学生对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不了解了，总以为中国现在还是他们在的时候那个样子呢。“我跟他们说，中国全变了。可他们就是不信。”这些年，许多在外多年的留学生往往是回国探亲时才真正受到震动，对国内的变化感慨万千。一个1984年出国的32岁的医学院博士生在1993年回国转了一圈，颇受刺激，回来逢人便讲，如今留学生回国，是说话洋气，穿着土气，化钱小气。
留学生头脑里所保留的“祖国”印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在海外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态度。当他们头脑里的“祖国”与现实中的中国有了差距之时，留学生的思想，特别是在与中国有关的事情上，时常会出现保守倾向。一些留学生，或是用一种老调子谈论中国的一些过时问题，或是以一种不屑的态度抨击近年来国内出现的新现象，却很少会想到落在时代后面的可能是自己。就像当年海外老华侨更崇尚传统道德一样，一些生活在西方现代社会里的留学生有时在思想上远不及国内新一代青年来得开放。
其次，留学生往往封闭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
走向世界，固然浪漫，但走出去之后，毕竟还要落脚在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实际上，大部分留学生在留学期间的生活圈子部很狭小。他们常常在一个地方一住就是几年。每天在校园里见到的就是那儿个人，说的就是那几句话，甚至买东西，去的就是那几家商店。过年过节，也就是几家互相认识的中国同学之间请来请去。好几年的圣诞节，我都是在不同的留学生家里和几个相同的中国同学一起过的。令我感到有趣的是，大家聚在一起时所说的话，许多都是上一年说过的了。只是说的人忘记自己过去已经说过了，而听的人也不记得自己以前是否听到过。
生活的单调难免会引起精神的空虚。一些留学生所关心的事情越来越琐碎，每天感兴趣的不外乎在哪里有便宜东西，谁挣了多少钱，还有就是怎样申请“绿卡”。而且，因为无聊，相互之间——特别是在陪读的太太们之间——闲话也格外多。有时，连人家或自家卧房的私事也会被当做故事传来传去。
并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能意识到自己生活环境的狭小。美国发达的通讯技术有时会使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参预感”。打开电视，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发生的事件，都能在屏幕上迅速看到。这种虚假的“参预感”常常使人忘记自己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隔绝。
第三，也是更致命的，有的留学生总是陶醉在良好的自我感觉里。
由于出国留学竞争激烈，对不少出了国的人来说，能够出去留学本身就是一项颇可骄人的成就。更有的留学生将东西方社会在科技、文化的巨大差距，自然而然地转化成自己与尚未能有机会出来的同胞之间的精神差距，进而充满了一种难以掩饰的“优越感”。
出于这种心态，一些留学生一方面在国外过着颇为庸碌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总觉得自己精神上高国内同胞一等。于是，自己陷入极端无聊之中而毫不自觉。有人甚至将种种国外俗气都当作海外高雅来学，洋洋自得地当起“外国小市民”来了。
这一代留学生中能不能出“巨人”，取决于许多因素。不过，一个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有所作为的话，大概总是要有点追求和进取的精神。如果一代充满梦想、满怀抱负、历经磨难的留学生，到头来，变成安于温饱、甘于平庸、无所作为之辈的话，那将是留学生个人乃至整个留学事业的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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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 Chinese Women's Second Liberation
除了革命，大概没有什么事情能像出国这样迅速地改变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地位了。而在这变化中，也没有什么人像中国男人们那么容易感受到失落了。从小生长在一个传统的男性社会里，中国男人一向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有着无可争辩的主宰地位。而且，许多人在出国前，都属于社会中令他人羡慕的阶层。但是，一出国，一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迅速跌落。他们不但在现实中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在心理上也很难承受这种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冲击。相比之下，一直处于受压抑地位的中国妇女，倒比男人们少点儿社会等级意识，多点儿适应变化的柔韧性。
当一个男人在社会上开始失重之时，往往也就是他婚姻天平渐渐失去平衡之日。许多在国内时被视为天作之合的婚配，一到海外，便会显出裂痕，甚至很快出现断裂。
……
海外留学生活，有时就好像是一场检验婚姻质量的破坏性试验。留学生的婚姻被置放在全新的社会环境里，经受着意识形态、金钱、文化和两性观念的高强度的震荡。
导致中国留学生婚姻破裂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最致命的也许是丈夫们最终无力从经济上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在一个以金钱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一个不能养家糊口、不能养活自己的人，不但会被别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人，甚至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的“自我价值”。当一个男人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时，他的婚姻往往也会随之出现危机。维持一个婚姻，仅仅有爱，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海外，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婚姻更是难以仅仅靠感情上的纽带来维系的。
……
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中，像这样的婚姻悲剧，我看到和听到了许许多多。我有时想，如果没有出国留学，许多婚姻在国内也许并不会破裂。当然，不破裂的婚姻并不就一定是美满的婚姻。在海外留学的生活中，留学生的婚姻要承受许多在中国社会没有承受过的压力和冲击，而夫妻双方也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发现、认识和适应对方。
在采访中，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夫妻在经过奋斗而终于在美国团聚时，头三个月里，家里总是充满了争吵。无论是丈夫先出来还是妻子先出来，都是如此。双方对环境适应程度上的差异多多少少会影响双方关系的和谐。三个月后，如果是丈夫先出来的，事业上有成，或能挣钱养家，双方会很快重新适应起来，婚姻关系往往能够维持下去；相反，如果是妻子先出来，事业上比丈夫成功，并一直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者，而丈夫迟迟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婚姻关系则难免会破裂。
为什么会如此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即使到了美国，中国男人们仍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要求继续扮演他们在中国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传统男人的角色。如果他们扮演不了，他们的婚姻也就失去了旧日的基础。
再一次解放的中国女性。她们失去的只
是传统的锁链，获得的却是自由。
1988年，一位中年知识妇女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去欧洲访问了一圈。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尽管不是团长，她在各种场合都受到了外国人“女士优先”的待遇：有人为她开门，有人为她让路，有人她为提箱子，有人为她扶座椅。回国后，她感叹说：“这次才知道什么是做一个女人！”
让这位女士大为感动的不过是些西方社会为许多现代女权主义者所大力反对的传统礼貌习俗，但她那“什么是做一个女人”的感受却是颇具现代女性意识的。
中国革命曾为中国女性带来过一次社会意义上的解放：中国女性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了平等待遇，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
然而，中国革命并没有为中国女性带来一种两性意义上的解放。她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遵循着这个社会要求她们遵循的规则，扮演着这个社会要求她们扮演的角色。
一代年轻的中国女性，在出国留学之后迅速意识到，她们不能只当女儿、妻子或母亲，而应当学做一个女人了。
……
当中国女性逐渐懂得，她们的一切，包括思想、感情和身体，都只属于她们自己，而不属于别人时，她们的“性观念”自然会趋于开放。
一个在加州州立大学学美国文化的35岁的男博士生，面临毕业，发现找对象结婚和找工作就业一样难。他感叹说，在校园找个女朋友还不算太难，可想找个老婆就不容易了。“现在这边的中国女孩子全变了，谈恋爱行，有的上床也行，甚至同居也行，就是别谈结婚。说，要结婚，你先找到工作或先办下‘绿卡’再说。她们在国内时可不是这样，”他说，“一个个谈恋爱时，都‘守身如玉’似的，一旦真的‘失身’，便死活要嫁给你了。”
在这里，失落的只是中国的男人们，中国女性失去的只是传统的锁链，获得的却是自由。她们要像男人一样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包括过去一直是男人专利的“性”。
一个29岁在澳大利亚悉尼留学的女士，在当地一家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作为性伴侣，西方男人要比中国男人强多了，因为他们更体贴、更敏感、更乐于满足妇女。这位曾在上海做过记者的女士在文章中还说，十个西方男人中，会有八个在床上表现出色，两个表现“马马虎虎”；而中国男人，十个中大概有两个能算得上“马马虎虎”，其余的就糟透了。她说，她的结论是基于她一些朋友的和她本人的个人经验——她先是嫁了一个澳大利亚丈夫，分居以后，又有了一个法国男朋友。这篇文章在悉尼华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杂志社为此收到了大量中国男士写来的抗议信。后来，愤怒的男性读者们专门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据说，与会者多达500人。在对文章作者的众多责难中，有一条是“缺乏爱国精神”。 然而，当“妹妹们”一旦大胆地往前走起来，她们是不大管“哥哥们”的吵闹的。
欣赏她的人说她活得潇洒，鄙薄她的人称她为“国耻”。不过，旁人说什么，她都不在乎，她只求自己活得高兴。她35岁，1989年来美国，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所大学读教育学。她出国后和国内丈夫离了婚。她人长得漂亮，身后从不乏追求者，但这次却不急着结婚了。她要抓紧机会尽情享受自由的单身生活。对此，她从不掩饰。她私下里说，自己以前根本不懂得“性”，是出了国才懂的。有时，她会带点炫耀地说：“美国男人有的真棒，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当有人问她怕不怕染上艾滋病时，她爽快地回答说：“让他们戴上套就是了！”
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一到了国外便迅速高扬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们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她们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不再需要依附男性而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那些能读下学位、找到工作、在海外自己生存下去的中国女性，往往对有缺陷的婚姻感到难以忍受，追求起爱情来也更为勇敢；相反，那些依靠丈夫而无法在国外社会自立的“陪读”的太太们，常常不得不退回家庭，扮演起远比在国内时更为传统的女性角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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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The Chinese Complex
在海外长期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改变过去使用的语言，改变父母所起的姓名，甚至改变自己的国籍，但就像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一样，他们难以改变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对这一代留学生来说，这种意识不但与生俱来，而且，被充满动荡和磨难的青春岁月深深地铸定在心底。中国，无论从时间和空间相隔多么遥远，无论从感情上是恨是爱，总是一片能牵动思绪和掀起内心波澜的土地。
……
说来也许叫人难以置信，海外生活实际上是很容易培养一个人的爱国情操的，其效果往往远胜于国内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一些即使在国内时不那么“爱国”的人，在国外呆长了，都会慢慢爱起国来。而且，就好像华侨越老越爱国似的，留学生在海外呆的时间越长，爱国热情一般也就越高。这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与华人在海外的地位密切相关。
不过，留学生的爱国热情，有时像温度计里的水银，是能涨能落的。而这涨落之中，还颇有一些规律。
首先，对留学生而言，祖国越抽象越容易爱，一旦具体了，爱起来就困难了。
在海外学习几年后，祖国在留学生心里渐渐会变得神圣起来，成为一种精神支撑力量：一种信念，一种归属感，一种生活的意义。不过，这种抽象的“神圣感”往往在祖国一下子变得具体起来时，比如，向使领馆申请延长、更换护照，或写信请原工作单位开具一张证明什么的，便会立即消失。一个密歇根大学自动化专业的35岁的博士生对此深有感受。他1986年作为访问学者出国。一年后，他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想由访问学者转为学生，在美国继续学习。他先是写信给原工作单位请示，被置之不理。等他这边办好一切手续后，单位突然表示不同意，并告到教委。结果，他先被单位处分，后被教委通报。后来，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妻子申请探亲也被百般刁难。这事他后来一提起来就义愤填膺。他事后总结的经验是：“祖国，管不着你的时候最可爱。”
其次，祖国越遥远越容易爱，一旦近了，爱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海外生活时间一长，祖国的形象在留学生心中渐渐会得到某种“净化”：过去不那么愉快的经验慢慢被淡忘，旧日的情景在记忆中都变得美好起来。不过，当在外多年的留学生兴冲冲回国时，边防、海关、检疫等部门以及这些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很快就能叫人回忆起中国的“国情”。许多留学生的满腔热忱往往在还没走出机场时便已冷了下来。经过几十小时的长途飞行，备感疲倦的留学生，无论是长期回国工作还是短期回国探亲，下了飞机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被要求交15一30美元或150一180元人民币（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收费标准似乎不尽相同），当场抽血检查艾滋病毒。而所谓的“检查”，有时不过是在手指头上划一道，十分钟便有了结果，其速度之快，叫人怀疑那点美元或人民币化得是否值得。更令人感到不公平的是，外国人或有“绿卡”的同胞，都可以免于此项待遇，入关时可以长驱直入，通行无阻。相比之下，中国公民却要像“非法移民”似的一个个乖乖地排队候检，好像回的不是自己的国家。一个在纽约州某大学读经济学读了十年的40岁的博士生，1993年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心情颇为激动。不想，下了飞机，先被要去30美元，后又被抽了血，心一下就凉了。他事后说，他当时就在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回这个祖国了。
第三，留学生爱国热情的涨落，还与留学生在外处境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在密西西比州某大学学化学的39岁的留学生曾抱怨说，他不喜欢美国，特别不喜欢他呆的那个小城，太没劲了，天气也不好，太热。他说他要回国，回去干什么总还有点意义。而且，女儿快7岁了，将来在这里上学也成问题，美国的中学叫人不放心，孩子小小的都有“性生活”了、小姑娘动不动就怀孕……当时，他的博士论文已经写了三年，因一直找不到工作，不敢毕业。过了一年半，他终于在附近一个城市里的一个小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再见面时，他已不再提回国的事情了，而是问：“怎么样，申请‘绿卡’了吗？我们刚办下来。”
由于毕业后就业前景和适应美国社会的能力不同，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也不一样。一般说来，“爱国”的热度，访问学者往往超过读学位的学生；读人文科学的往往超过学自然科学的；学理科的往往又超过学工科的；英文差的往往超过英文好的；没找到工作的往往超过找到工作的；男的往往超过女的；年纪大点的往往超过年纪轻点的……当然，这完全出于个人的印象，绝对不是统计数据分析的结果。
“为此，常有人责难这一代留学生过于务实，甚至有些自私。
的确，尽管这一代“生为中国人”的留学生大概永远无法磨灭自己的“中国人意识”，但长期受西方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多数留学生已接受了那种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视为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的观念。那种要求个人无条件为国家或民族作出牺牲的东方式的传统“爱国主义”，对这一代中国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已渐渐失去了召唤力。
(18/21 end)
Excerpt of Qian Ning's <>
19/21: The Overseas D-Movement
海外的“民运”闹成了“一滩烂污”。促
进和改变社会应有其它的道路。
1982年夏天，一个留着中分发式、名叫王炳章的在加拿大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找到那里的另外几个中国留学生，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在海外成立反政府的政治组织的建议。这三四个人商议了一下，决定先由王炳章出面挑头，正式对外宣布组织的成立。
1982年11月11日，王炳章在纽约希尔顿饭店524房间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表示为了追求中国“民主”，自己将“弃医从运”，创办《中国之春》杂志——色彩斑驳、花样不断的海外“民运”也就此登台了。
1983年底，王炳章又在纽约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中国政府迅速将其宣布为“反动组织”。
在最初几年，尽管王炳章本人小小地出了一阵风头，但“民联”在广大中国留学生中几乎没有什么市场。一个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40多岁的老留学生回忆说，王炳章来演讲时，根本没什么人去听。他本来是想来募捐的，结果，一块钱也没弄到。另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的24多岁的留学生说，当年他们那儿则是另一番情景。王炳章上面讲，下面的留学生就“嘘”他，还有人干脆冲上台去抢话筒，和他辩论。最后，双方人马几乎要大打出手了，据说其场面之激烈壮观如同“文革”时两家造**派之间的“文攻武卫”。
实际上，就连当时已经参加《中国之春》和“民联”活动的人对王炳章领导的所谓“民运”也缺乏信心和信任。在王炳章宣布“弃医从运”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当初和他一起创办《中国之春》杂志的几个留学生已纷纷离去。
1987年12月，王炳章在“民联”的主席职位被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北大毕业生胡平所取代。
不久，“民联”组织内部陷入了内斗。1989年1月底，王炳章因种种违纪营私行为而被罢免了“民联”常委和委员的职务。王炳章不服，立即将《中国之春》杂志账号上的78000多美元提取一空，并在1989年4月2日宣布将另组建一个“中国民主党”。
就在海外“民运”呼风唤雨不成而几成闹剧之时，1989年6月4日，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之后，许多国内“改革精英”和“学运领袖”纷纷流亡海外。1989年9月24日在法国巴黎宣布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使海外“民运”又一时声势浩大起来。同时，不少留学生受“天安门事件”震撼，对海外“民运”组织一向戒备的态度也有所松动。
但是，海外“民运”很快又从高峰跌人了低谷。“民阵”的领袖们在明星似的作了一番表演后，便在相互争吵中四散了；而“民联”的斗士们除了写文章，开大会，几乎毫无实际的作为。整个“民运”的发展趋势是，各种“领袖”越来越多，而基本群众越来越少。
为了重壮声势，“民联”和“民阵”决定“联合”。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双方终于在1993年9月间举行了“联合大会”。不想，这所谓的“合并”很快就变成了“火并”。为了争夺几个“主席”、“副主席”之类的职位，“民联”内部、“民阵”内部、“民联”和“民阵”之间，在会上打得不可开交。最后选举时，更是有人慷慨陈辞，有人愤而退场，有人伏案痛哭，会场上一片混乱，几致无法收场。
如今，认真看待海外“民运”的人已经不多了。就好像“精英”一词一样，“民运人士”在留学生中间也已变成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呼了。
不过，它闹成这样“一滩烂污”，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倒是很值得分析一下。
有人说，海外的“民运”之所以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主要是因为没有像样的领袖，一个个都提不起来，并感叹说，要是有某某某那样的领袖就好了。
也有人指责一些“民运人士”的道德水准。争权夺利不说，有些人“投身”“民运”不过是为了个人申请“政治避难”；更有人连捐给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款项也敢贪污；而“民运”的“创始人”王炳章，为了申请一张“工卡”，竟然伪造证件，试图冒名顶替，不想被美国移民局当场抓住。事发后，他居然还大言不惭他说什么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今后从事“民运”的方便，等等。
此类指责，也许自有道理，但显然并不切中要害。
海外“民运”常以追求“中国民主政治”为标榜，有些参加者更是常以对一种意识形态的背叛姿态来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献媚，但实际上，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多数“民运人士”所具有的“民主”知识只是来自对某些西方思想家理论的一知半解的理解和一些“民主”口号的熟能生巧地运用，而他们头脑中的所有有关政治的基本观念和实际运作技巧仍然是他们年轻时学到的“革命原则”和“斗争经验”。
首先，在思想方式上，“民主”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但成为一种信仰，成为终极目的，而且就像当年“革命”一样，成为判断一切是非对错的绝对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要是略有不同想法，便会立即受到口诛笔伐，其势态之猛烈，言辞之激昂，往往叫人想起“文革”时的大批判。如果“大批判”仍嫌威力不够的话，便会进一步发展到政治性的人身攻击。
其次，在发展方式上，海外的“民运”完全摆脱不了“革命组织模式”的影响。闹起“民主”，也先是“建党”，然后是“一大”、“二大”地开会，选“主席”、“常委”什么的。人人争当“领袖”，为名份争得你死我活，好像生怕将来“民主史”上不能记上自己一笔似的。没有人愿意认真做一下“中国各阶级现状的分析”，看看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社会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想想新的民主政治是否应有些新的组织形式。
最后，在运作方式上，一些海外“民运”似乎志在发动一场“革命斗争”。游行示威时，“推翻”、“打倒”之类耳熟能详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群情最激愤的时候，有人甚至喊出“建立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豪言壮语”。当然，真正愿意回国“上井冈山”的人实在不多，“豪言壮语”说过后，往往是在美国开起一个杂货店什么的。
从根本上说，海外“民运”不过是“革命文化”的一种翻版。对于海外的“民运人士”来说，民主，就像革命一样、是一种“社会奇迹”。而民主的实现，就像革命的成功一样，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在这里，相信“民主”和相信“革命”完全成了一回事，就是相信人类社会的所有何题都应该通过某种激进的政治手段来解决。
在海外众多的组织中，1989年9月24日在芝加哥由203所美国大学中的中国留学生组建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较弱而集团利益色彩较强的组织。
尽管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学自联”较少直接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中。另外，虽然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学自联”却有较强的群众基础。自1989年成立以来，“学自联”出于对留学生实际利益的考虑，进行过不少活动，其中包括就“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成功地游说美国国会之类的争取集团利益的政治游戏。而且，“学自联”根据自己制定的章程，已多次顺利地改选了领导。
不过，“学自联”也有些“领袖”人物似乎并不甘心将“学自联”办成一个纯利益集团组织。常常出于个人政治信念却以组织的名义在许多充满意识形态的政治纷争中频频招摇亮相。
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大概谁也说不好。今后中国社会也许会出现一些利益集团。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这或许就是一种民主的基础？像宗教信仰的冲突往往导致战争一样，意识形态的矛盾最后总免不了导致革命。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渐近成熟的人类应该能够在革命之外找到促进和改变社会的其它道路。
(19/2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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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To Stay, Or Not To Stay?
在“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的整个游说过程中，一些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利用“六·四”事件这一个不可多得而大可利用的历史性机会成功地玩了一场带有中国特色的美国政治游戏。回国会受到“政治迫害”只是一个多少有欠诚实的借口，许多留学生在拿到“绿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国探亲；而“人权”、“民主”更是说给天真而有偏见的美国人听的。不少美国人对中国学生以政治原因为名而行移民美国之实的做法心里也是明白的。1993年7月11日，其时“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刚刚实施，我从中国探家后回美。在芝加哥入关时，听到一位检查护照的美国移民局官员不无讥讽地说：“噢，现在你们这些中国人都能回国了。”
尽管整个事件充满了政治的色彩和喧嚣，但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决定留下来，并非完全出于政治原因。有人是为了今后的个人发展，有人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实际上，即使没有“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许多中国留学生也会以其它途径留下来。一些公派留学生可以利用1990年的“总统行政命令”转换其它类型签证，以免于美国移民法中有关J－1签证持有者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规定；许多自费留学生可以在毕业后找一份工作，再由工作签证申请“绿卡”；其它途径还有政治避难、真假结婚或干脆“黑”下来。
在美国，留学生见面时，会相互询问“什么时候毕业？”“找到工作没有？”“买了房子没有？”但绝不会有人问“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如果你跟别人说，你要回国了。对方在惊奇之外，大半会猜想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
据中国政府估计，自1978年以来，学成归国的海外留学生有70000多人，约占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200000人的三分之一。不过，留美学生的回归率，显然要大大低于这个比率，根据美国专家的估算，留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率大概只有5％到10％。
留在海外，可以说是这一代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人的选择。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也许有他们的道理。
但在这方面，中国也有中国的悲哀。
大批中国留学生最终留在了海外，这也许是当年中国政府恢复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之初所末曾预料到的结局。
1989年的“六·四”事件当然是导致这一结局的直接原因，实际上，留学生滞留不归的趋势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
据美国移民归化局统计，在1982年至1987年间，已有6238名中国留学人员由学生签证转换成移民身份。只是由于当时美国移民法对J－1签证持有者必须回国两年才能申请其它签证的严格规定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尚未完成学业，公费留学生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一共只有265人。
1989年初，一个刚从国外归来的留美博士生私下对我说：“大部分留学生看来是不会回来了。”当时我听了，感到他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并感叹地说：“中国太穷了，就像一个可怜的母亲，已经养不活自己的孩子了。”后来，等我到了国外，才意识到他的感觉是对的。
在20世纪国际性人才争夺中，中国，像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的境地。
平心而论，中国政府为了吸引海外留学生归国，是做了一些难能可贵的努力的。
……
但是，无论中国政府如何努力，中国社会难以在一夜之间改变的，是普遍低下的生活水准和较少个人自由的社会体制。
“不能回国。回国教书太苦了。”一个在宾州某大学商学院当助理教授的34岁的中国留学生说。他来自天津，1983年来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个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就找到了现在这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是每年拿着5万美元在美国当教授还是每月挣五六百人民币回国教书？在这两者之间作选择，一般人是不会犹豫不决的。更何况，他的父母都是天津师范学院的教授。中国教师的清苦，他是知道的。
有的留学生不愿回国另有其它的原因。一个密歇根州立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40岁博士总结性地说：“中国政府越管不着你的时候，对你就越好。”他毕业了两年，还没能找到工作，一直靠给一些小电脑公司搞些临时性的程序设计来维持生活，但从没想到要回国。他上面的理论显然是来自个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当年，他在办好一切自费留学手续后，多次求单位领导“恩准”，但领导死活就是不同意，反而为此发出通报批评，并将他除名。如今，他博士毕业，又拿到了“绿卡”，单位领导对他似乎也就前嫌尽释了。来美国访问期间，他们居然还带些小礼品来看过他。
可爱的中国的确有一些不太可爱的地方。
不过，对海外留学生来说，别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他们被国家派到海外学习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使中国社会的状况能有所改变，不想，如今这状况本身却成了许多留学生滞留海外的原因。
因此，常有人议论，说这一代留学生，与前几代相比，缺少了理想色彩和献身精神，而且，忘掉了祖国。
的确，传统的爱国主义对这一代中国留学生已失去了感召力。这主要因为大多数留学生在思想上接受了西方个人自由主义观念——个人选择的权利高于一切，而国家利益并不是要求个人作出牺牲的充足理由。也许很少会有中国留学生说自己不爱中国，但是多数人宁愿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爱国。报效国家可以，牺牲个人不行。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而留”的现象也许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不是一种靠什么“精神”或“教育”所能扭转的趋势。
不过，对此也用不着过于悲哀。在当今这个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而地球日益变小的时代，中国也很难说从原来的意义上“失去”了一代精英。这一大批留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对日后中华民族的振兴，仍会以各种不同方式，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过，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出国时难回亦难，只是难在不同的方面。
今天，许多留学生一回国，就会有一种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感觉，而且，难以得到别人的谅解。
一个曾多次出国的40多岁的访问学者说，他最近一次从国外归来，是1992年5月。在美国讲学进修一年后，他携妻带子从广州回国入关时，边防检查人员一边查看他们的护照，一边大概出于好心地说：“你们全家都出去了，还回来干什么？”
回到研究所后，他说，日子似乎就更难过了。同事熟人见面就问：“怎么就回来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回国，于是一律答之：“咱没本事，混不下去了。”这个口径，他坚持了两个星期之久，众人才将他放过。
回国之后，归国留学人员首先面临的是物质生活方面的磨练。
西方发达国家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使几乎所有归国留学生在回国初期都会有一种不适应感。
……
另一个令归国留学生在精神上感到更难以适应的东西，是中国知识界的许多特别的“教规”。
“教规”，是学术界传统派生出来的东西。它属于传统，却是传统中潜在的部分，常常让人感觉得到，却说不出来。“教规”，不只是政治上的“禁忌”，但有时会比那政治上的“禁忌”更触犯不得。
一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37岁的社会学博士说，他刚回国工作的那两年里，总有一种动辄得咎的感觉。他说，“常常是地雷都炸了，还不知道是在哪儿踩响的呢。”回国后，他不愿再走中国学术界流行的那种“纯”理论研究的老路，而是在研究中采用了一些模式建立、数据分析等新方法，并选取了一些现实性课题。这在单位里很快就招来了非议，说他“不务正业”；等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注意后，评定职称时，又有人说他的东西“不是学问”。
这位留学生认为，在种种“教规”背后，实质上有一个“代沟”问题。因为学术界“教规”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维护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和既定的秩序。他说，出国几年，回来后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这些年，老先生们老得特别快，年轻一代又成长得特别快；而中年一代，由于50年代教育的偏颇和长期政治运动的锻炼，“批判意识”极强……他感到，将来几代人在学术观念上的激烈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种种“教规”限制下，多少归国留学生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却说不好。虽说“教规”本是颇为平常的现象，每个国家的学术界都会有类似的东西。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中，“教规”的触犯者很可能被弄得一事无成。
对于归国留学人员来说，回国之难，还并不仅仅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磨练。在试图重新进入中国社会时，他们还会发现那个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社会对他们的归来实际上并不真正欢迎。
……
如果顺利找到工作，归国留学人员在进入单位后所面临的工作环境也将会是复杂微妙的。即使怀有一技之长，在一个讲究辈份资格和充满清规戒律的社会里，他们最终能否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也仍会是一个问题。一个美国中部著名大学毕业的37岁的社会学博士回国，几经周折，最后总算进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任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学校让他教的不是社会学，而是大学一年级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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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The Chinese Dream
说到底，今后真正能吸引留学人员归国的，不是别的，是发展的机会。志愿回国的留学人员，无论志向大小，大概都是为了能有所作为才回来。尽管归国留学人员身上容易有一种自视过高的倾向，但考虑到中国目前普遍低下的教育程度，所有在国外正规大学里受过训练的人都可视为某种“专业人才”。要知道，中国最多的是人口，最缺的是人才。
留学生回国后面临的所有问题实际上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一切只有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才可能真正有所改变。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会创造更多的个人自由，从而使僵硬的社会体制进一步松动；同时，商业竞争必然会导致人才争夺，从而使人才在社会上真正得到重视。只有到那时，留学人员回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应该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正向人们展现出这种前景。
不过，那将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许多归国留学生或许会白白地耗费掉自己的青春、才华和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这是目前大多数留学生害怕回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这一代留学生难道只能等待吗？就留学本来的意义来说，留学生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的变化，而不是等待中国的变化。不然，他们的青春、才华和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可能会在海外以另一种方式浪费掉。
让我们再次回到容闳，他回国后的经历或许能给人一些启示。
……
1855年夏天，容闳在广东登岸，其后在那里居住了六个月。就在这期间，他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广东亦有人起而响应，但立即遭到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血腥镇压。仅在那一夏天，就有七万多人惨遭屠杀，其中包括许多无辜之人。容闳的住所离刑场不远，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自己在那里亲眼看到的惨象：“场内血流成河。路两旁到处都是无头之尸，高高堆积，等着被运走去掩埋……因一时无处掩埋那么多的尸体，尸体就一直暴露在烈日曝晒之下。盛夏温度高达华氏90度，有时更高。半径有两千英尺之长的刑场内，充满了有毒的气味……”
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景象，容闳内心深受刺激。满清政府的暴行使他感到革命所具有的合理性。他的同情之心完全转向了太平天国，并说自己几乎想立即起而响应，投身起义。
1859年秋天，容闳利用机会进入了江南一带太平天国控制区。他想亲自接触一下太平军，看看他们是否代表着中国的新希望。在南京，容闳见到了洪秀全的胞弟洪仁[王干]——当时太平天国阵营中最具现代知识和对外部世界最有了解的人物。容闳向他献上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七条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对这些建议有兴趣的话，他愿为太平天国效力。几天后，在被告知他的建议一时还无法实行的同时，容闳收到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刻有他名字和一个“义”字的长方形木印。原来他已被封了一个四品爵位。这一切使容闳有些哭笑不得，也使得他怀疑起太平天国最终能否成功。
……
从个人角度来说，容闳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他带着梦想回国，并为这些梦想的实现百折不挠地奋斗了一生，最后却看着自己所有的梦想一个个破灭。当然，这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显然与容闳回国后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特别艰难的道路有关。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当年与容闳同船去美后来转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的黄宽，回国后，在南方行医，一直过着安稳殷实的生活。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容闳并不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他凭借个人的努力，推动并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件大事：一是为中国引进了现代制造工业，即江南制造局的创办；一是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即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后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容闳说过，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些事，必须是一个梦想者。但作为一个梦想者，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容闳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容闳是带着改变中国的梦想回国，但并没幻想着在一夜之间奇迹般地改变中国。西方的教育使容闳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在他的梦想背后，是一项项具体的计划：工厂设立、留学生派遣、银行创办、铁路建设。他知道自己的梦想也许难以完全实现，但这些具体计划的实施，会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一点点地进步。
而且，容闳深知梦想并不可能仍以梦想的方式来实现。他身上没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流”习气。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尝试了种种方法，从经商一直到游说。结识曾国藩可以说为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容闳一生作出的两大业绩，都是在这位当时最有权势而死后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容闳回国之初在广东所目睹的屠杀场面，曾使他一度倾向革命，相信靠激烈的政治手段可以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为此，他对当时的太平天国寄予厚望。
但是，在探访太平军的南京之行后，容闳在对太平军感到失望之余，对革命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造**和革命在中国向来不是一种新奇或稀罕的事情。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二十四个朝代，也就有那么多的造**和革命。……革命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易人，而没有任何体制和原则上的改变。”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许多革命，就像古埃及石像一样，充满了神秘的两面性：一方面具有正义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破坏性。而且，革命往往突然爆发，又突然消亡，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太平天国就是一例。
出于这种认识，容闳更加坚信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才是中国日后复兴的真正希望。他为自己在革命之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是，在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几乎没有人参加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们大部分成为专业人才，其中在铁路、电信、矿业任工程师的有39人，在海军中服役的有18人，外交部和其它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5人，在教育、卫生界服务的有10人，在新闻界的有2人，在海关工作的有2人，另有7人经商。
日后，在人数最多的留美学生中，也少有人投身到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革命中。他们大都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教授。这些留学生作出的贡献可以说为今日中国的进步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被一个强国梦所缠绕。这个梦虽几经破碎，却从未因领袖的变换、政权的更替、政党的兴衰和社会的巨变而破灭。为了这个梦，一个民族不惜变法、造**、革命、内战，尝试了几乎一切可以尝试的手段；为了这个梦，一代代人甘愿毁家、赴难、流血、捐躯，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代价。
在这种种的努力中，包括着一代代留学生的派遣。
对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发愤图强——这是今天的留学生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这想法是很中国式的，听起来好像留学生不但要肩负着历史的重托，而且还必须充满自我牺牲精神。不过，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也正是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支撑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使百年来因贫弱而饱受欺凌的中国终于在20世纪末叶看到了下一个世纪的曙光。
下一个世纪，中国人也许会有新的观念。不过，对于这一代留学生来说，他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因此，远游之后，要紧的是赶回来种自己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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