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知识分子的世纪体验
朱竞
现在，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那么20世纪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呢？这是一个很难用几句话就说清楚的问题。“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冤别人”，与古代诗人美丽的缠绵和忧伤比起来，我们的“追怀”肯定要承受更多的心灵煎熬和内心冲突。但是，无论面对这个世纪的惨无忍睹的精神废虚，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要有勇气面对，因为这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能推托的责任和使命。
陈骏涛：回顾我这一生，固然没有害过什么人，但也做过一些傻事、蠢事，甚至不光彩的事
陈骏涛，男，文学评论家。编审，教授。1936年生于福建。1960年复旦大学毕业，1963年同校同系研究生毕业。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主要著作有《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文坛感应录》，其著作和文章多次获各种奖项。
朱竞：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能讲一件苦恼的事吗？
陈骏涛：人生犹如一个漫长的旅程。这中间既充满着希望和欢乐，又充满着失望和痛苦；上帝造出人来，似乎总是要让人在经历了种种的曲折和磨难后，走向生命的终结。为什么古往今来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在慨叹着人间的多艰和多难？其因盖源于此！我这一生固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曲折和磨难，但也跟从50年代过来的大多数文化人一样，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许多“运动”和“斗争”，目睹了许多文化人的浮沉起落，感慨良多。
回顾我这一生，固然没有害过什么人，但也做过一些傻事、蠢事，甚至不光彩的事。如今想来，真有些羞愧。单说“文化大革命”那一阵，刚开始的时候，我几乎是昏了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还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文学研究所，我是第一个领头贴“造**”大字报的人。当时真是“热血沸腾”，一心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我（实际上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看来，既然中央出了“走资派”，那么下面就一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学部出了以关山复为首的“走资派”，那么文学所以何其芳为首的一帮人也一定是“走资派”。迟揪不如早揪。我之所以要抢先一步，就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作怪。但是，我当“造**派”没有几天，就被一帮更激进、更“革命”的人指为“保皇派”，遭到了“抄家”的厄运（当时我还没有成家，住在集体宿舍里，说是“抄家”，实际上是抄集体宿舍）。这当然不是“革命者”们的诬陷，而是一种实情——因为我很快就退却了，内心深处的那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如同别人批评过的那样），那种软弱，终究使我难以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造**派”。因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固然一度当过文学所一派的小头目，但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领袖人物，难以被重用。在“五七干校”搞运动期间，我实际上被靠边站了――发派我去带领钱锺书、吴世昌、吴晓铃等几位老先生劳动。当时我心里着实有些不痛快，但回头想想，这实际上是我的一种幸运――使我没有卷入“文革”的更深的漩涡中去！
朱竞：您毕业于哪所大学？哪能个专业？在您看来目前的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陈骏涛：我于1960年夏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留校当了3 个月助教，又让我转为研究生。那时候还在向苏联学习，说我们这一届是副博士研究生，怪吸引人的。但后来不知是中苏关系破裂，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学位的事告吹了，学了3 年，得了一个没有学位的研究生学历，那是1963年的冬天。
当时读研究生特别强调打基础。我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导师不仅给我们上专题课，还要我们熟悉最原始的报刊资料，通读《鲁迅全集》等等。导师还强调在读研期间不要急于写文章，要重视基础训练。我当时偷偷写的一些“豆腐块”的文章，都不敢让导师知道，生怕挨骂。我的导师很博学，是个“通”才，但却“述而不作”，他对弟子的要求跟他本人的治学之道很有关系。现在想想，还真应该感谢导师的这么要求。《鲁迅全集》我就是在那时读的，觉得鲁迅的思想真深刻，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
如今受到商业社会急功近利风潮的影响，不少文化人都显得有点浮躁，不像那时候的人那么实在。读研的人也是如此：不太重视基础训练，就想早点取得学位，急于求成。这恐怕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朱竞：您作为一位研究生导师，在您看来，要带好您的学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陈骏涛：古人韩愈说过：“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我还不够格，只能说用我的人生之道影响学生。授业、解惑当然是做老师的本分。在指导研究生和访问学者问题上，我个人认为应该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引导，在治学之道和治学方法上给学生以引导，而不必按部就班地给学生灌输什么A 、B 、C.当然这是对那些有一定基础，又能够把握自我的人而言。二是宽容，在基本方向确定以后，在具体的学术选题和研究课题上，应该给学生充分的选择自由。对与自己观点不同而又言之成理的，应给予鼓励。作为老师，应该有宽大的肚量和胸怀，应该为学生所取得的成果而高兴，而千万不能据学生的成果为己有。三是平等，尊师爱生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老师不能居高临下，应该尊重学生的人格，学生也不能渺视老师，应该敬重老师。老师和学生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有利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
1998年我写过一篇题为《桥》的散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以往（尤其是80年代）我结交过不少青年朋友，为他们的出阵擂过鼓助过威，对他们有过那么一点帮助；但我从他们身上也吸取了许多养分，可以这么说，倘若没有他们的影响和催动，也没有我的今天。他们感谢我，我也应该感谢他们。当我知道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所收获的那些丰硕的果实时，我虽然自愧不如，但在内心里还是十分欣悦的，我似乎在这些果实中也品尝到了我曾经流过的几滴汗水。――这些都是真心话。做老师要讲奉献，你真正奉献了，就会有收获。人类追求真理的进程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中延伸的，每一代人都既是起点又是桥梁。老师也犹如一座桥梁――一座连接上一代和下一代、过去和未来、此岸和彼岸的桥梁。这是它的人生价值所在！这也就是我之所以退休了，还坚持带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的缘故。朱竞：您能谈谈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状的认识和看法吗？
陈骏涛：我这一生可以说是一直与文学打交道的（“文革”期间的那些年有些例外）：在大学里学的是文学专业，毕业以后做的是文学工作：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编辑，文学教学。9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试图跳出文学圈，混入出版界，看看自己能不能做一点文学之外的工作。实践证明我既没有那个本事，又斩不断文学的情结，只不过一年时间就又重返文学界。从1964年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三十七年来我基本上没有动过窝。从家门——学校——研究机关门，从书斋——书斋，就是我这一生所走过的基本路向。无论从那一方面说，人生的路子都太窄了，也太单一了，如今已进入老年，后悔是来不及了。但是，我能安心于、甚至执着于（我不敢说是“热爱”）文学工作，特别是文学评论这个吃力不讨好，又最不赚钱的工作，却是实情。不知道在如今的年轻人看来，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以我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来看，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低估的。前两年，上海有一位很年轻、很有才气的评论家葛红兵写过两篇为20世纪文学唱“悼词”的文章（《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和《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就其局部论点来说，是不无道理的，他的忧患意识，他希冀人们能从自我陶醉中超拔出来的愿望也是无可非议的；但从整体来看，观点却是过于极端、过于偏激了。在他看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的世纪里，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家，真是病入膏肓了，几乎没有一个具有“伟岸人格”的人物。而真正人格完善、坚持自己信仰和操守的“文学家”，反而是少数几个并非从事文学工作的人——王实味、顾准、张志新、遇罗克，等等。葛红兵把人格的完善、道德的完美、操守的专一作为衡量一个文学家是否伟大的主要标准，这显然是完完全全的错位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按他所树立的标准，在全世界，20世纪又能找出几个称得上真正伟大的文学家呢？
现在还有一种以是否得到西方社会认可而来评断中国文学的思潮，也是很要不得的。
当代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疑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的，无论从那一方面说，它都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可以举出很多非常有创造性的作家作品来，我个人也有一些特别喜欢的作家作品。但是我的职业的要求是面对一个整体的文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的文坛还是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的。上个世纪末，我曾与加拿大华裔学者梁丽芳女士有过一次对话，在这个对话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代中国文学患了一种贫血症，在丰富背后的贫乏，这种贫乏首先是作家思想的贫乏。一部伟大的作品一定要有一种比较深沉的思想来支撑，没有精神依托的作品是很难持久的。尽管近些年有些人在极力贬低鲁迅，但鲁迅的作品毕竟流传下来了，为什么？除了艺术技巧以外，最重要的我以为是有一种深沉的、深刻的思想。恰恰在这一方面，我们很少有人能超越鲁迅。如今有些作家受商业化的影响，显得短视，总是在鼓弄一些迎合时尚的、“短命”的、过眼烟云的东西。在商业化时代，偶尔鼓弄一点这类东西以获取较丰厚的报酬，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陶醉于这类东西，那就成为商业化的俘虏了，就谈不上在艺术上会有什么创意。有一位生活在国外的中国青年学者刘剑梅在她的一篇文章（《预言的溃败：世纪末华丽的空衣架》）中说，世纪末的中国作家是“生活在书写当中，而这种琳琅满目、纤美矫情的书写就像抽空了内容的绫罗绸缎，空有无数令人目不暇接的形式，而内在的精神和思想早已被层出不穷的服饰品牌和衣料质地所淹没，虽然光怪陆离，却是那么地飘忽和迷离”，这话固不无偏激，但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尽管如此，我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尽管在商业时代，文学（特别是“纯文学”）越来越走向边缘，而且不能不受到商潮的影响甚至制约，但物资的需求毕竟不能代替精神的需求，只要人们存在着精神生活的需求，就会有人钟情于文学。文学（特别是“纯文学”）不必企求如同以往曾有过的轰动效应，但它依然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文学是有前途的，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也是有前途的！
朱竞：谢谢您陈老师。
2001年6 月底－7 月底
在搬家的忙乱中断断续续费振钟：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本草纲木》
费振钟，男，1958年出生于江苏兴化。曾做过民办教师，师范学校语文教师，文学杂志编缉，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80年代从事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90年代转向文化研究，兼写作随笔散文，主要著作有《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悬壶外谈》、《堕落时代》、《黑白江南》等。朱竞：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费振钟：不知道这样说准确不准确，但我还是想用一句话来说明我的观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责任就在于完成传统的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建立理性主义的知识价值体系，为中国文明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知识服务。
朱竞：您最心仪哪一种知识分子？
费振钟：不用说也清楚，我个人心仪那种拥有充分理性的，保持常态的，既“怀疑主义”又“经验主义”，人格独立、富于创新、精神健全、思想丰富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需要我们进一步寻找和确认。
朱竞：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费振钟：这个问题不能听个人意见。而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那些优秀者，是难以比较的，比如鲁迅与胡适，他们都很优秀，但他们的优秀是那么不同，我们该怎么说。朱竞：您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能讲一件苦恼的事吗？
费振钟：要讲述个人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比较困难的，而要让别人理解这样痛苦和耻辱的体验则更加困难。好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大的人并不缺乏这样的体验。我向亲近的朋友，曾经说过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历的生活，其中让我最感痛苦和耻辱的体验，与“粮食”有关。我生长在农村，十多岁就已承担了家庭的一部分担子。70年代前后，我的家庭和出身属于“另类”，是“革命的种姓制度”下划定的“黑五类”，即使在中国农村，这样的“身份”也意味着遭受歧视。到生产队领口粮，对我来说就是饱尝歧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屈辱。每一次领口粮，我都是早早到生产队的打谷场，老老实实一直守到最后，等待着掌握粮食大权的生产队长的“恩许”，如果场地上还能留下最后一点残余，那我还能够多少给家里领一点带泥的谷物回去，可碰上生产队长不高兴，或者粮食全部分完了，我就只有两手空空了。与我同去的是我的呆伯父，他对发生的事情懵懂无知，我什么也不能向他说，有时候实在忍受不了，一路上失声痛哭，可是空旷无人的田野里，这样的哭声更显得孤弱无力。现在，我非常珍惜粮食，因为粮食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裹腹的需要，它是我少年时代留下来的永远的伤痛，虽然并非大悲大伤，但也总是时时提醒我是怎样从痛苦和耻辱的时代活过来的。
朱竞：对您影响最大的书和人有哪些？
费振钟：我想来想去，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听起来，会让人不相信，这本药物学著作与我现在的文学职业简直没有关系。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在读书之初，跟随做乡村中医的祖父生活，祖父的案头上放着一部木刻版的《本草纲目》，出于对上面的花草树木等自然事物的好奇，我很喜欢翻看这本书，虽然在文字上还读不了它，然而上面的那些图画，却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十四五岁，輟学在家，重读《本草纲木》，实在也不是把它当作医书来读的。我觉得，像我这种岁数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受到中国文化的训练，因为这本书，居然也懂得了几分格外致知的道理，而且这本书培养了我最初的对于自然美学的兴趣，丰富了我的人文知识，最重要的是它无形中助长了我对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于中国人的自然人格与民族特性的认识。它成了我的一本哲学启蒙读本。也许我后来读了更多更好的书，包括大量的文学作品，哲学著作等等，这些书都会对我产生影响，有的甚至改变了我的不少生活观念，但我还是要把《本草纲木》列为对影响最大的书。当然，我也不会在我祖父之外另求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关于我的祖父，没有什么故事，他只不过是一位常见的乡村中医，一生尽自己所能为乡下农民治病。喜爱喝酒，84岁时安然逝世。我从三岁起就跟在祖父后面，生活在他的小诊所里。祖父对我的影响是他的善良的人道精神，是他干干净净的人格，是他平和健康的心态，是他为人为事的审慎细致。我在祖父诊所里的药气和祖父言传身教中长大，前前后后长达十五年时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对我后来近三十年生活和思想，祖父的影响始终是重要的基础。我在一篇题为《我们家的诊所》的散文里，详细地叙述了我和祖父之间相依为命的生活。我的最亲近朋友多次对我说这是我写得最动人的文字。
朱竞：您是否有成功感和成就感？
费振钟：没有。更多的是动摇和犹疑。希望把自己要做的做好，但做得如何却无成算。只有努力学习，努力向前走，生怕懈怠而一事无成。
朱竞：您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个专业？目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费振钟：严格的说，我并没有进过大学。没有进大学的原因是1977年的高考仍然残留的政治歧视将我和一批人拒之大学门外。后来通过函授方式，获得扬州师范学院中文本科学历，算是这所大学“私生子”。没有进过大学并不是多大的憾事，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较好的学术引导，因而学问之路走得歪歪斜斜，至今不得正道。
说到大学教育的弊端，我虽非大学中人，无发言权，却也要议论两句。中国大学教育由于体制原因，可以说弊端丛生，引用《中国的道路》一书中的说法是，最主要是教育理念的贫乏与紊乱，教育思想支离破碎，与现代知识发展趋势相比严重滞后。
朱竞：学校教育对你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费振钟：学校教育的积极影响，对我来说只意味着碰上了几个好老师，这些老师在我的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中留下了一些亮色。而消极影响则几乎是全方位的，比如说文革之中的学校教育让我学会了驯从、说谎和欺骗。与很多同年人一样，我们在学校中与其说是受教育还不如说是中毒，我们的头脑和肢体都灌注了毒素，因而麻庳和僵死，离开学校后，我们却要花费很多时间，慢慢自我消毒，直至今天我都还要为做一个健康的干净的人努力。
朱竞：能不能举出几位您最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批评家？
费振钟：中国当代作家中我可以举史铁生一人，他是一个用文学行走于人生而趋向于透明纯净的作家。他在写作目的的纯粹性上别人不能够学习。至于批评家，暂时先空着罢。
朱竞：您认为对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费振钟：知道什么叫做人的生活。
朱竞：您为什么要从事文学研究？
费振钟：文学研究容易。没有什么比仅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就可以做批评家的工作更容易了。
朱竞：文学研究是您终生要从事的事业吗？如果离开文学，您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费振钟：没有打算终生从事文学研究，我现在就已经离开“文学研究”了，什么时候返回还不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离开文学，尽管我知道文学并不是惟一重要的。我现在想做的事，是想到别的领域里走一走，换一换空气。
六月十七日于南京徐岱：当代中国文学界有一批优秀的作家，但除汪曾祺外，似乎是“王家军”的天下徐岱，男，1957年生于上海。现为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艺术文化论》、《小说叙事学》、《小说形态学》、《体验自由》、《美学新概念》。著作和论文多次获各种奖项。
朱竞：您最心仪哪一类型的知识分子？
徐岱：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原本所想表达的涵义而言，这或许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形象，不具有实际的现实性。就这个词的实际所指来说，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士”也不同于西方范畴里的“人”，而往往是一些不怎么可爱又总自以为是的男男女女。无论是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理工知识分子”还是以“哲学家”为楷模的“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都不尽人意。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样的事实：如同纳粹德国时期绝大多数的科学知识分子曾支持希特勒，“文化革命”时期的中国绝大部分的人文知识分子同样都曾赞同并且执行过“极左”的主张。所以，“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具有某种伦理优越性的群体，充其量只是一些进过某个学堂或系统地学过某些知识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他或她就自然而然地拥有让人敬仰的品德。事实倒常常相反，由于受过“教育”，他们变得更为乖巧，更善于成为“识时务”的“俊杰”。这并非是说优秀的人没有文化，并非是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是根据经验论，真正杰出的仁人志士并非一般所说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不仅有“知识”也有品质的“分子”。
朱竞：您对两性感情领域的自由和责任是怎样理解的？您最热爱的对象是什么？（国家、事业、朋友、亲情、大自然或别的什么？）
徐岱：感情是一种最为具体的活动，最真实的情感只能为活生生的对象所激发，那些为抽象事物所煽起的情感是盲目、虚幻和脆弱的。曾经领教过这类感情、知道那些“大词”不仅总是空洞无物而且还常常别有用心，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财富，从此以后，凡是没有躯体的对象都不再能让我辈凡夫俗子产生真正的挚爱之情。说得具体些，父母亲和妻与子等家人是我最挚爱的对象，因为你其实是为他们活着的，除了他们其实没有谁真的在乎你。离了你地球照样转，在你离开后虽然你的家人们仍将继续生存下去，但会有一份记忆留给你，这就足够了。
朱竞：您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对您影响较大的书或人是什么？能说说您和它（他或她）的故事吗？
徐岱：1982年2 月作为“文革”后首届大学生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回故乡《舟山日报》社任编辑。1983年8 月重返杭大就读文艺学专业，1986年6 月获文学硕士学位，后来就一直在大学工作。一直与书打交道，买书、读书、背书、教书、写书、出书。中学时代影响最深的书是法国人丹纳的《艺术哲学》，它领我迈入了后来被命名为“诗性世界”的天地。大学时代最受感动的书或许是丹麦人勃兰兑斯的五大卷《19世纪文学主潮》，它使我对“人文领域”着了迷。最往后就进入了努力想“博览群书”的阶段，发现了许多好书但不再有当年那种“废寝忘食”的入魔状态，也不再能挑选出一本能够压倒其它的最具影响的作品。与书为伍的日子里，最为执着的是在大学时代。作为尝过除了“马恩列斯毛选”再无书可看的味道的“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我曾在一天晚饭后便徒步走向市中心最大的新华书店，等待第二天开门去抢购一批“世界文学名著”。南方的冬天其实不仅寒冷而且刺骨。由于来时匆匆没能穿够衣服，为了取暖只得不断地沿马路跑步。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天亮，既锻练了体能又如愿以偿地买到了想要的书。待抱着一大堆“精神食粮”回到大学校园，感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与满足。
朱竞：您是否有成功感和成就感？
徐岱：曾经有过的“成功感和成就感”如今已不复存在，原因主要是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所谓“知识分子”群体的那种盲目的优越感的彻底瓦解。人文学者同商店营业员没有多大差别，都是为了一个饭碗，都需要有起码的敬业精神。那种“铁肩担道义”的做派只能是武侠世界里的英雄侠客的行为，名利欲旺盛的人文学者难以承担；那种过人的见识需要非同小可的才华，并非什么人能够轻易拥有。所以人文学者的队伍里常常是文化英雄满地都是，但真知灼见无处可觅。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这个“准后现代”世界特别突出。以前还有“没有金刚钻不揽磁器活”之说，如今是空手套白狼全凭一张嘴。用一张博士文凭换一个教授身份再加一套流行“话语”便能“边走边唱”逐鹿文坛。偶尔有一点所谓“片面的深刻”也被极大地兑水夸张，让人们不听不好，听了更不好。
朱竞：在您看来，目前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徐岱：目前中国有许多极待改进的问题，但在所有这些问题中，高等教育的落后是最严重也最为突出的，受教育部管制的中国大学是“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为止最保守、最滞后、最僵化的一个部门。当下在中国各大学纷纷推行的“院校合并”，清楚地表明了在这一代掌执教育权力的领导者灵魂深处，“大跃进”情结挥之不去、急功近利心态极为严重。他们不仅根本不懂教育，而且对关系到民族长远利益的教育事业不负责任。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是“教育理念”的荒谬。中国的大学其实都是不同层次的技校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且迄今为止已变得理所当然。对于我们许多大学管理者来说，大学主要也就是培养一批批能进行计算机操作并善于做生意的智能工具。
朱竞：您作为一位博士生导师，在您看来，要带好您的学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徐岱：人文学科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化活动，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更不能以一般的知识性传授为重点。人文教育的宗旨是“人”的培养，观念的开拓与不断更新应优先考虑。我以为，目前中国的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视野不够宽、知识量不够富、敬业心不够足。
朱竞：您认为怎样认定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没有博士学位就不能当博士生导师吗？
徐岱：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当“博士生导师”？博士学位当然应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但至少在当下中国不宜作为绝对标准。因为我们全面的博士教育推行没有多少年迄今仍不完备，许多现在正处人文教育与研究前沿的有见识有积累的学者，无法及时地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习。对于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我以为重要的是在相对系统的知识掌握与积累的基础上，能拥有自己的一点真知灼见。因为人文思想产品不是统一型号的标准性制作，要体现独立思考，一个好的人文学教授不能缺乏相对鲜明的学术个性。
朱竞：您认为当前的博士（硕士）的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您是否认为我国的大学教育存在着体制方面的问题？
徐岱：当前我国人文学科中博、硕士研究生论文存在的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是以话语游戏的技法日益娴熟来掩盖思想质量的下降与精神内涵的贫乏。我国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体制方面的问题。
朱竞：据了解，大学里的研究生有百分之七十是女生，这是什么原因？
徐岱：如果说目前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有百分之七十是女性，那么这足以表明中国社会对于女性而言，仍是一个男权本位的天地。知识妇女除了在教育方面谋取一个位置外很难有别的选择。
朱竞：能否举出几位您比较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您推重的当代文学作品有哪能些？
徐岱：以20世纪50年代以降为界，当代中国文学界有一批优秀的作家，但除汪曾祺外，似乎是“王家军”的天下，如王蒙、王小波、王安忆、王朔等，还有就是刘震云、余华与早期的北岛。也有一些相当不错的作品如王蒙的《坚硬的稀粥》、余华的《活着》等。但从总体成就与历史影响等上来讲，最杰出的当代中国作家当推金庸，他的《笑傲江湖》与《鹿鼎记》堪称有“中国特色”的“大作”。相比之下，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的份量要轻得多。
朱竞：您认为，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徐岱：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够举重若轻地处理好“游戏之轻与生命之重”的关系，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决非一味苦大仇深地回忆过去，严肃得如同开党代会；也不同于一味嘻嘻哈哈没事找事地偷着乐，回避存在的艰难险阻。真正的游戏精神就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它与生命的执着与神圣性并不矛盾。
朱竞：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徐岱：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普遍地、自觉地、兴趣盎然地卖乖讨巧，在创作中缺乏真正的生命投入。
朱竞：文学研究是您终生要从事和事业吗？如果离开文学，您最想干的理是什么？
徐岱：似乎只是短暂一段时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已有整整二十年。过去是因为视之为神圣事业的热爱，如今则一半是由于兴趣尚未完全消失，另一半是由于这已成了一种为自己习惯了的谋生方式。从主观上讲，这项工作如今已不再是我“终生想从事的事业”，因为随着我们的作家们变得越来越聪明，原先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将不复存在，真正的文学之思只能弃文学而思。但就客观而言，很可能自己今后也只能以此老行当为生。如果离开文学，我最想做的事是领一份养家糊口之外还能够买得起书的退休金，读点好书，看看这个热闹世界里进行的种种故事。
2001／6 ／21于杭州玉泉求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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