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丧的大陆
作者：金钟研
西方中世纪的学者，喜欢说“那些风一样的王国”，一是指游牧人建立的国家，二是指大陆上的强权，风起云涌之后，终于烟消云散。
这似乎成为大陆的宿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历史上，所有大陆强国与海上强国的对抗中，前者几乎都失败了。唯一的例外，是1066年，法国诺曼底人成功地侵入并征服了英国。但是，应当指出，诺曼底人本来就是北欧海盗出身。而且，要不是在战斗的紧要关头，英军统帅哈罗德国王突然受伤致死，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我写东西的习惯，一般不喜欢使用诸如“人类的历史”这种大而无当的提法，但在这里我无法回避，人类的历史，也许就是大陆和海洋对抗的历史。有大陆强国建立霸权，几乎总有海上强国起而与之抗衡。反之亦然。本来，从感觉上，大陆强国挟雷霆万钧之势，制服地处大陆边缘的海洋国家，应该不费吹灰之力，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大陆强国有自己固有的宿命。
希腊和波斯波斯军号称一百八十万，实际也有十八万之众，所以骄横之极，派人到斯巴达和雅典取水和土。但在温泉关，他们却被斯巴达王李奥尼达的三百人挡了整整三天。在决战中，波斯陆军也连败于马拉松和普拉提亚。他们的海军更惨，不是毁于风暴，就是被希腊人剃光头。希腊人的胜利是如此彻底，日后竟能以雇佣军干涉波斯内政，一直打到巴比伦。事见色诺芬的《长征记》。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波战争，是大陆强国和海上强国的第一次对撞。希腊胜在团结，胜在精良的步兵方阵和海战技术。但是据人口历史学家估计，当时希腊人口已达三百万，波斯人口不过千万，而且是建立在征服和奴役的大沙堆上。在实力对比上，希腊其实并不很吃亏。
大陆强国，一般总有过高估计自己实力的倾向。
罗马和迦太基一百多年里，双方打了三次布匿战争。起初，迦太基是典型的海上强国，而罗马则更像一个大陆国家。但在公元前260 年（就是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那年），罗马人在米萨纳海战中大败迦太基之后，双方的地位似乎发生了逆转。迦太基人在海上失去了信心，更倾向于在陆地上一赌胜负。第二次战争中，汉尼拔取陆路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面攻入意大利。他是个骑兵战术专家，更依赖战象的威力，起到装甲部队般的突击作用。罗马人百战百败，迫得想出围魏救赵的法子，从海上去进攻迦太基本土。
罗马赢了。一条重要的经验，海军想要有出息，就得敢于开进看不见海岸的水域。而当敌人求和的时候，首先要没收他们的战舰。当然，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罗马当时已有四百万人口，而迦太基灭亡时只剩十万，加上潜在的盟友也不超过百万。汉尼拔是使用雇佣军的艺术家，但在北非的扎马决战中，恰是他的雇佣军先乱了阵脚。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公元751 年中亚怛逻斯，高仙芝的唐军败于阿拉伯大食军队，也是雇佣军阵前倒戈所致。对于中国文明在中亚的命运，这是决定性的一役。
拜占廷和阿拉伯拜占廷能够算得上一个海上强国，只是相对于阿拉伯人不争气的海军而言。阿拉伯人在海战中赢过几次，但是靠拚命贴近敌船，然后挥舞弯刀像陆地上那样冲锋。他们是好战士，但不是好水手。在地中海周围的旅行中，他们宁愿绕着岸边骑上两个月的骆驼，却不愿坐哪怕两天船。
拜占廷在陆上不是阿拉伯人的对手，但靠海军稳住了阵脚。他们因此获得了机动性和补给线，有几年，他们甚至从海上光复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一个二流的海上强国，也足以自保了。
葡萄牙通过1502年和1508年两次海战，把阿拉伯人逐出印度洋。葡萄牙军舰对波斯湾和红海的封锁（1507年），导致了世界贸易格局
威尼斯和奥斯曼土耳其上述封锁，特别是新航路的开辟，断了威尼斯商人的财路，也打破了土耳其人作为中间人的垄断地位，使两家在东地中海的争斗沦为二等战场。这使我们想起半个世纪前，1453年君士坦丁堡最后遭到土耳其人围攻的时候，他们苦盼威尼斯舰队不至的情景。那时，威尼斯就是希望。
威尼斯作为海上强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马可波罗如果不是上船服役，也不会被热那亚俘虏，从而在监狱里口授他著名的游记。但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太强大了，又扼住了东进的商路，在很多时候，威尼斯不得不虚与委蛇。双方在海上争斗了二百多年，基本上胜负参半。
但是，一个城邦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了不起了。在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个城邦的组织特色。那才是真正引人注目的东西。
至于土耳其，它把强大的舰队交给最能干的海盗指挥，从而使它的海上行动颇具海盗色彩。这种海盗色彩，似乎是所有大陆强国对付海上强国的一贯做法。后来法、德对抗英国，都是这样。
元朝和日本元朝，如果加上它的各个藩属，应该是古往今来大陆强国之冠，但依然西败于埃及马木鲁克，东败于日本，南败于爪哇。后两个都是岛国，并不强大，能够保住独立，似乎正应了那个著名的假设：任何一个大陆强国，如果不能统治整个大陆，便无法取得对海洋国家的压倒优势。
忽必烈挟平灭南宋的余威，于1280年和1281年组织了两次对日本的远征。第一次初战获胜，但旋即台风大起，远征军灰飞烟灭。第二次，登陆战即告失利。元军进退失据，徘徊海上达一个月之久，终于等来台风，全军覆没，生还者不到五分之一。而登陆的残兵，也被日军全歼。日本人以手加额，把这次台风称为“神风”。
在大陆强国和海上强国的对抗中，气候和地形往往很帮后者的忙。
元军在爪哇的命运，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爪哇本来已经投降，但很快发现元军在人数上，充其量只能算做探险队，胆子立刻大了起来。
英国和路易十四、十五的法国有一个寓言，讲一头鹿站在海边，一只眼睛盯着陆地，另一只则盯着海洋。它以为这样就安全了，但终于受到来自海陆两方面的攻击。十八世纪，两个路易的法国，很像这头鹿。一方面，他们盯着欧洲的王位和霸权，另一方面，又想在全球把英国打下去。结果，他们一举两失。
英国则聪明得多，知道把劲往一处使。它一般不会冒与法国单独交战的风险，而总是适时地加入反法同盟一方，在欧洲大陆用钱打仗，在别处才使用海军和陆军。这样，几经反复，英国攻占了加拿大、印度、路易斯安那等大片法国海外殖民地，巩固了头号海上强国的地位。而法国，由于在欧洲泥足深陷，在海外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只有当后来美国人闹独立的时候，法国才尝到了让对手陷于两面作战的甜头。那几年，在英国人面前，法国海陆军都可谓扬眉吐气，但可惜已经晚了。
英国人蹲在海岛上，冷眼旁观法国在欧洲大陆大展拳脚，静静地思考他们的“地缘政治”哲学。一句话，不能坐视某一国家独霸欧洲大陆。必须“锄强扶弱”而不是趁火打劫，才符合英国的利益。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目标。而法国，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等一连串战事来看，基本上还是抱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路：要想自己胖，必须别人瘦。
英国和拿破仑法国正如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法国人把十八世纪看做自己的世纪，也不无道理。十八世纪后期，随着美国的独立，英国进入相对衰落期。这时，一个可怕的对手，法国的拿破仑，逼得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也把大陆和海洋的对抗推向顶峰。
拿破仑本来想入侵英国的，但纳尔逊粉碎了他的计划，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地角被这位独眼海军上将击溃。拿破伦被迫从经济上想办法，于1806年发布了著名的“大陆封锁体系”。翌年，随着俄国加入这个体系，整个欧洲大陆把英国排斥在外，看来英国贸易崩溃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英国的报复，宣布从海上进行反封锁，不无拾人牙慧之嫌。
但拿破仑的“大陆体系”远非铁板一块，整个欧洲大陆也还远没有都变成法国的行省。他撒的网太大，以至缝隙太大，根本无法阻止各国对英的地下贸易往来。而英国本身，拥有全球市场，国家更以军火贸易刺激生产，同时大量发行国债，出口额反而大大增长了。
这是大陆军事动员效率和海洋政府组织效率的对抗。前者的维持，是强制的，而且要靠不断的胜利进行刺激（拿破仑说：“我的权力取决于我的光荣。”）；后者的运作，通过疏导，较易纳入常规体制。两下一比较，难易优劣自见。
英国和德国一个新兴的大陆强国，似乎总是想在大陆和海洋同时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并且怀着最高的期望值。德国人是最善于做计划的，尽管这计划有时因过高估计自己而不着边际。一方面，它的总参谋部在规划两线作战的蓝图，另一方面，其海军部却在敦促赶超英国。
英国的反应，是立即实行“双强方针”，即保持自己的舰队规模等于次强、三强海军实力之和。著名的“无畏舰”竞赛，其实是不平等的。英国只有二十万陆军，而德国却要养八十万。退而求其次，德国被迫采取“冒险战略”，告诉你英国，虽然我没你舰多，但如果你想消灭我，必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你掂量着办吧。到了真打起来的时候，德海军主力龟缩于基地，还是要靠潜艇出去唱大戏。
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英国再也不能置身局外，像原来那样维持“欧洲大陆的实力均衡”，而是被迫放弃“光荣孤立”政策，加入到法俄同盟中来。一次大战爆发。英国全面卷入欧洲大陆事务，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海上强国自由行动的传统优势；作为海上强国，命运却与大陆无比紧密地拴在同一驾马车上，英国的衰落，既无奈，又必然。
美国和苏联美国本来是一个大陆国家，其可怜的海军，也就仅够在密西西比河上缉私而已。美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是在其扩张到西海岸之后，受到太平洋诱惑的结果。
英国称霸海洋三百多年，但最好的海军战略理论家却出在美国。马汉的《海军大国对历史的影响》对海洋的影响，可与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陆地上的影响相比。1890年这本书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美国海军就要对西班牙小试牛刀了。
美国和苏联对抗的历史，为众所周知，容不赘述。
海胜陆败探因
势与力海上强国重势，大陆强国重力。
地球上71% 为海洋，29% 为陆地。海上强国占了外势。一般来讲，外线作战总会处于更优越的地位。
早期海陆之争，虽有希腊胜波斯的辉煌战例，但总的来说，大陆强国更占上风，而海上强国处于守势地位。这和古人的活动区域及地理观念有关。人类文明的主体，是在所谓的“旧大陆”上，指欧亚非三洲，重心在北半球，加上北美，面积几可占到北半球四成。以广义的西方为例，包括中东、北非和欧洲，举目所见，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黑海几乎都处于大陆的包围之中。欧洲、非洲虽临大西洋，但在其出口直布罗陀海峡，古人却想象有一根海格立斯石柱（罗马人称为墨丘利石柱），认为这是世界尽头，再出去，便是不可预知的危险水域。一些勇敢的航海民族，像腓尼基人，曾经驶出这个海峡，到达加纳利群岛，但终于不能长住。至于腓尼基人曾做过环非洲航行的猜测，也是不可考证之事。
在这样一个陆地包围海洋的范围内，大陆强国自然是天之骄子。传统地理观念也确认了这一点。《圣经》认为，世界有七分陆地三分海洋。埃及人托勒密继承了这一观念，在其著名的世界地图上，甚至把印度洋想象成一个地中海样的内海，而非洲大陆南端与亚洲相接。正是把海洋想得太小的误导，才使哥伦布敢于向西航行寻找中国和印度。当他到达美洲的时候，就以为已成正果，根本不能想象前方还隔着一个太平洋。
最终决定攻守之势逆转的，是十五世纪向非洲最南端的探索。这个探索的意义，不但在于打通新的海上商路，也在于确证，地球到底是被大陆所封闭呢，还是存在着更为广阔自由的海洋。在这个探索中，西方是葡萄牙人，东方则是阿拉伯人甚至中国人。
阿拉伯人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的航行（他们的航海术一般以海岸线为参照，很少直接驶进大洋），到达马达加斯加海峡，便裹足不前。因为真主在《古兰经》里说，这世界上有一条界线，分开两个海，南边那个，非我族类所居，充满了不可思议之事和危险。这一信条大概来自《圣经》，托勒密也持这种看法。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已到达了这一界线。
至于中国人，李约瑟博士指出，十五世纪欧洲地图学家曾经提到，1420年，一艘从印度起航的中国大帆船，在横跨印度洋的航行中，经过绿色群岛和黑暗海，连续向西南方向航行了四十天，情况变得险恶无比，遂返航，七十天后才回到索马里海岸。李约瑟博士猜测，这艘中国船已经越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进入大西洋水域。这次航行，介于郑和第五次和第六次下西洋之间，应是一艘独立的商船。当时，由于郑和的努力，中国在印度洋的声望正处于顶点。但是无论如何，这次孤航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是被动的，不可能产生超越事件之外的意义。
葡萄牙人成功了。在近一个世纪里，先是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推动，后来成为葡萄牙政府的国策，迪亚士终于在1487年绕过好望角。但是在最初，葡萄牙人和阿拉伯人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心理上的障碍，就是位于西非海岸的博哈多尔角。他们认为那里有“骇人的阴影”，虽在重赏之下，也要经过十年时间十五次航海探险，才打破了神话。越过博哈多尔角的意义，并不下于越过好望角或到达印度，因为最大的障碍，从来都只存在于人们心中。海上强国克服了这一障碍，前路已是一派坦途。
面对穆斯林世界的推进，欧洲人曾经惊呼被包围。现在，轮到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产生这种感觉了。他们发现，葡萄牙人出现在所有海面，而自己则被围困在旧大陆上。土耳其苏丹自我解嘲：“看来，海洋是给基督徒留的。”至此，海洋终于凌驾于大陆之上，开始主宰世界。
海上强国似乎从来不可能真正把势力深入到大陆腹地，但他们懂得在外围占据最有利的地点，靠这些点拉成网，从而使大陆窒息。这就是造势。从葡萄牙、西班牙开始，英国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已经占据了除土耳其海峡以外所有的海上交通要道。正是因为这个优势，才使英国能够先后挫败来自法国和德国的竞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优势，皇家海军就并非不可战胜。上个世纪末，美国人马汉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得出结论：从历史上看，制海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素；而所谓制海权，并不仅仅是保持一支无敌舰队就可高枕无忧，更要在世界主要海道上建立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军基地，以控制中间海域。马汉的理论，被列强当做掀起瓜分殖民地狂潮的宣言。
进入本世纪，美国继承了这个传统。
大陆强国，或者大陆民族，很少这种取势的意识，一般信奉力量，倾向于一战定天下，甚至根本不把水域放在眼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据说上帝分开红海海水，他们便安然通过。波斯径直把大队人马开过达达尼尔海峡。苻坚相信“投鞭断流”。拿破仑明知英国海军厉害，但还是集结了舰队，幻想顺风一起，冲过英吉利海峡不成问题；法国舰队只要能在海峡坚持几天功夫，掩护他登陆，他就能重温征服者威廉的辉煌。
但大陆强国终于掉进海上强国的大网里，越挣越紧。甚至，你都来不及细解死结，因为人家海上强国也没闲着。最典型的例子来自俄国。自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口创建彼得堡以来，俄国一直梦想着真正的出海口，但始终无法取得陆上征服那样的成功。土耳其海峡是历代沙皇觊觎的首要目标，恰值奥斯曼土耳其沦为“西亚病夫”，居然不能得逞。1853年，土耳其眼见不支，英、法便干涉，一场克里米亚战争打下来，俄国惨败。在东方，1904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旅顺军港转入日本人之手。最后的努力，也许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指向印度洋方向。这件事竟成为日后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那种理论认为，只要大陆强国还不能形成笼罩整个大陆的势力，便无法压倒海上强国。事实上，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要征服那么多国家和民族，几乎是痴人说梦。同样，只要海上强国能够在大陆上取得立足点，它就有望保持优势。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拿破仑可以把英国赶出欧洲，但无法将它逐出世界；即便如此，英国人还是保住了直布罗陀要塞，并且在葡萄牙登陆，然后进军拿破仑势力下的西班牙。英国人很清楚，如果它在欧洲大陆上失去了立足点，也就丧失了与拿破仑对话的地位，所以不惜大范围迂回。
大陆强国迷信力量（不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海上强国则强调造势。所谓造势，就是不单独出面与大陆强国对抗，而是集结所有潜在的盟友，在各个方向上对大陆强国保持压力。这样，大陆强国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就显得顾此失彼力不从心；而海上强国由于其机动性，便能在某些关键点上取得优势。英国陆军从来规模不大，却能在海外打赢所有战争，靠的就是这个。美国也是依靠这种战略，终于将苏联拖垮。
英国曾经是运用这种“势力均衡”战略的大赢家。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就是全力支持欧洲大陆上的第二强国，使最强者无法独大，从而保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这种“势力均衡”只是表面现象，由于英国坐享外线之利，实际上已占尽优势。在那些年代里，英国成为唯一有权“单独行动”的国家；而在欧洲大陆上，各方势力犬牙交错，谁也不能不照顾别人的脸色。
权利和义务公元前490 年，雅典与波斯在马拉松对阵。雅典方面以11000 步兵组成方阵，波斯主力为万余骑兵，另有大量步兵作为支持人员投入战斗。激战之后，雅典以寡胜众，大获全胜。
最初的评价，认为雅典人胜在勇气和体质。雅典人喜欢体育运动，身体灵活而强健。他们嘲笑波斯人被酒色淘空了身子，身上全是肥肉。
后来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战术。雅典人之所以能够挡住波斯骑兵的冲击，在于其密集的步兵队形。这种步兵方阵后来发展成为欧洲古典时期的重装步兵，一般认为可以战胜来自亚洲的轻骑兵。海上强国依靠舰船进行机动，自然不可能以骑兵为主力，而主张把骑兵配备在步兵方阵两翼，起到把敌方骑兵逐出战场的作用，为步兵决战扫清道路。
接下来，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雅典获胜，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优越。雅典步兵由清一色的公民组成；波斯军成分甚杂，骑兵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步兵则由各被征服民族担任，还有雇佣军，这样的队伍，声势虽然惊人，但异常脆弱。遗憾的是，历来大陆强国的大军，多有这种弱点。
雅典城里人的构成，分公民、外乡人（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奴隶三部分，另外雅典周围还有一些自耕农。公民是拥有一定数额财产的人，享有选举的权利，能够直接或间接左右城邦的内政外交方针。同时，他们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必须自带装备，也印证了他们作为公民的财产资格。
波斯是由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帝国，行军事贵族政治，其征兵和征税，都带有绝对的强制性特点。
这样两支队伍相遇，更关注公民权利的一方，相对于更强调强制性义务的一方，自然更具积极性和战斗力。事实上，海上强国和大陆强国对抗的历史，我们简直就可以看做是权利和义务对话的历史。海上强国更讲究人民的权利，是它们取得优势的根本原因。
我们注意到，希波战争前后，正是雅典及其周围城邦民主化进程高涨的时期。梭伦和伯利克里的改革，都是意在压制氏族贵族的权势，扩大公民阶层的构成，使公民拥有更广泛的权利。这时的雅典，迸发出极大的活力。而当希腊各城邦相继进入僭主政治后，一小部分得势的公民践踏了大多数公民的权利，希腊社会便衰落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里，对公民权利被僭主践踏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他由此主张回归荷马的时代，即民主时代之前的王政时期，以少数贤明之士对群盲进行教化为特点，则未免矫枉过正了。
罗马组织形式上的优势，不在于元老院和执政官，而是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设置。公民大会虽起源于氏族大会，却渐渐发展成类似国会的功能，而元老院不过起到咨议的作用。罗马在多次殆危期间，都是保民官肩负民意出面挽救了危局。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消亡，是在凯撒、屋大维时期，一般认为是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型期，但似乎更是一个从海上强国向大陆强权的转折点。罗马舰队依然无敌，但由于地中海已变成内湖，海军的地位，也就下降为剿灭海盗和进行内战的工具；此时，罗马陆军的地位无疑上升了。为了进攻或防备“蛮族”，它不得不在漫长的陆疆上驻扎强大的罗马军团。
古典时期，以贵族政治为特点，所以国王成为权利和义务对抗的焦点。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就是层层义务关系的总和。当时人们对权利的追求，是用钱向国王们买，使他们的城市成为自由城市，自己成为公民。但这种方式不太牢靠，因为国王们一旦手头重新拮据了，往往会变卦。
在这种斗争中，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意义深远。当时，贵族们利用国王约翰在外交内政上的弱势，强迫他签定了长达六十三条的《自由大宪章》。文件规定，国王未经领主代表会议同意，不得征税，不得增加贡赋，不得逮捕监禁领主并剥夺他们的土地。
英国虽为岛国，但当时英王为法王的附庸，英国也只是欧洲大陆政治体系的小伙计，并没有多少海洋国家的特点。大宪章运动发生在英国，除了借了宗教斗争的劲，几乎可以视同天意，使英国获得了近代意义上海洋国家的特征，从而与大陆体系分道扬镳。权利下放，使后来历代英王如鲠在喉，痛感自己名不符实，每每企图翻案，终于激化为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中，国会一方的法律依据就是《大宪章》。
大宪章精神就是权利的精神。虽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它还不够彻底，因为并没有泽及平民，但贵族们迫使国王承认他们拥有先于义务的权利，已经相当了不起。这样的事情，大陆国家即使几百年以后，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权利使人更像人，而义务则使人更像一架庞大机器上的零件。零件可以替换，而人是不可以替换的。在对人的认识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在这里存在着本质的分歧。即使在今天，即使我们不再严格地划分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那么有着海洋传统的国家，面对个人的正当权利，国家利益至少在表面上也要退避三舍；而有着大陆传统的国家，只要这义务被冠以国家的名义，任何个人权利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决不允许讨价还价。
一般海洋国家构成的基础，是个体的人，再集合为整体，以个人的权利为纽带；而大陆国家的组成，是先有一个整体的框架，然后把个体的人填充进去，使人人各安其位，以义务为准绳。海洋国家的精神，以裂殖为特点，渐趋兴旺发达。而大陆国家，以整体为出发点，最终只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导致离心力大于引力，由崩溃而退回原点，重头再来。这样的例子，从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到苏联，很多。
政府公司化和政府垄断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政府职能存在差异。很多时候，前者就像一个大公司，允许个人把利益参与进去；后者则注重垄断，与普通民众的利益隔绝。
威尼斯作为中世纪的海上强国，建于许多小岛之上，不易受到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遂全力经营其海洋事业。既以经商为国策，威尼斯政府的组织，几乎纯以赢利为目的，商法甚至可以覆盖其民法。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序言里谈到威尼斯的这个特点时，举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剧情为例，当安东尼奥无法还钱，依照借据将被割掉一磅肉的时候，要不是有人机智地发难，法律竟准备如约执行。法律是严肃的，在这里却完全成为商业规则的附庸，以至黄仁宇认为威尼斯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司。政府的公司化，也反映在它对民众开放，允许民众分享利益。任何市民，不论贩夫走卒鳏寡孤独，都可以在政府的商业活动中投资，以自己的积蓄入股。
大陆强国多以政府包办一切，顶多授权少数代理人分享利益；至于民众，则被排斥在可预见的利益之外。中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南宋偏安一隅，传统丝绸之路贸易几近断绝，海上贸易成为政府收入大宗。为便于管理和征税，政府在各地设置提举市舶，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代理人制。像泉州蒲氏，本为阿拉伯移民，拥有大量海船，执海上贸易之牛耳，遂累代占据此职，凡百余年不衰。明初，严禁任何个人私出嘉峪关，也就意味着政府对西域贸易的垄断。郑和下西洋，所谓“朝贡贸易”，百分之百的政府背景，所携回珍玩，除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心，了无益于国计民生，与普通民众更是毫无关系。所以永乐朝树立的海上强国地位，基础实为脆弱之至，一旦政府从海上撤退，实行海禁，重新把注意力放回蒙古草原的时候，沿海航海经商之民便只能逆来顺受。
海上强国有时也不免受制于这种大陆思路。地理大发现初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并称海上强国。当葡萄牙全神贯注于垄断东方贸易的时候，西班牙则一意从美洲掠夺金银，导致欧洲大陆的通货膨胀，而国家并未因此致富。西班牙有政府垄断贸易的倾向，力有不逮，便向个人颁发单项贸易许可证，王室坐享分成。分成，而不是征税，大违自由贸易的精神。另一方面，西班牙过深地卷入欧洲大陆事务，如用兵荷兰以及后来的王位继承战争，都使它无暇顾及海外，终于从海上霸主降为二流国家。
英国失去北美，很大一个原因，是宣布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为王室领地，禁止东海岸殖民地居民越界垦殖，引起这些人的强烈不满。法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的海上强国，本来领有北美的路易斯安纳，但王室严禁国内受压制的胡格诺教派向那里移民，所以在面临英国挑战的时候，它才发现自己在人数上处于令人绝望的劣势：两万对三十万。这些，都是政府欲图垄断海外利益的结果。
海上强国政府公司化，以英、荷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代表。这本来都是一些股份制的贸易公司，当取代葡萄牙在东方的地位，垄断商路和贸易之后，政府便乐于让它们负起全责，公司政府化，不但授予贸易权，甚至授予军事、外交上独立行动的权力，形成殖民地政府。英国对华鸦片战争，便由其东印度公司出面组织。海上强国霸权的顶峰，政府、公司职能合一为典型特征。前面提到拿破仑大陆封锁，英国以发行国债度过难关，便是以政府之名，行公司之实；而以往大陆强国遇到这类危机，除了借债和征税等政府行为，几乎别无对策。
进入本世纪，海上强国的意识形态继续占有主导地位，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几乎都是以此为蓝本。但大陆强国传统根深蒂固，政府依然在各层社会生活中居于垄断地位，外表的组织形式不过是皮毛。希特勒喊“要大炮不要黄油”，以意识形态和政府干预把德国拉入军国体制；而美国战时的军工业，则依靠政府订单刺激。苏联的计划经济，众所周知，以政府配额代替经济规律，导致发展高度畸形。二战后，英国曾打破传统，大力推行国有化经济，突出政府的职能，事实证明费力不讨好。
大陆国家的政府，传统上是一种框架结构，先有某种理念，然后在这种理念里规范人与人的关系；海洋国家的政府，则是一种网状结构，首先承认人与人之间关系（比如拓殖、贸易）的合理性，使之合法化，然后上升为政府的理念。个人之于社会和国家，在先还是在后，两者互为逆反。在这方面，海陆强国的传统精神差异甚为明显。
大陆国家的政府框架结构，在同一文化圈内可以取得优势，出于传统习惯上的认同；一旦越过这个范围，效率立减。历史上许多大帝国，由于包括了多种文化成分，不能融合协调，终于崩溃，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海上强国，既鼓励个人的拓殖事业，首先形成的是贸易关系，在经济生活上结成牢固的纽带；政府所起的作用，一般是顺水推舟，不像大陆强国的政府那样，总是以理念先行而开顶风船。英帝国的瓦解中，英国政府固然曾试图力挽颓势，而一旦无效，便可以英联邦替代旧有模式，形成一个经济上的共同体。这样的情形，在大陆强国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大陆强国的对策当大陆强国无法取得优势的时候，很自然会采取退出海洋固守海岸的策略。奥斯曼土耳其人面对葡萄牙人来自印度洋的挑战，便采取鸵鸟政策，索性承认海洋本来就是基督徒的天下。他们从《古兰经》里找依据，反正真主只把陆地许给了穆斯林，对海洋的归属并无安排。
明朝被日本海盗扰得不胜其烦，却无意重整海军，而是重申了海禁政策。朝廷认为，倭寇猖獗，全是因为有汉奸做内应；切断海陆之间的联系，便有釜底抽薪之妙。朝廷改善了海岸防御体系，不再依赖卫所驻军，而是令戚继光、俞大猷等组建野战军，立足于做陆上决战。
但漫长的海岸线太容易遭到攻击。明朝能保住海岸线，在于倭寇缺乏统一指挥，互不相统属，易被各个击破。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就没这么幸运，他们无法阻止葡萄牙人占据红海和波斯湾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而在更早的十字军时代，穆斯林在萨拉丁的领导下，收复耶路撒冷容易，但拔掉基督徒扎在东地中海岸的钉子就难多了。事实上，从大陆方向攻克得到海上支持的要塞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布罗陀就是这样。
在海岸作战中，海上强国拥有机动性上的优势，但当他们过于深入大陆腹地时，这种优势便转到大陆骑兵一方。公元前53年，罗马克拉苏军团在美索不达米亚全军覆没，就是中了帕提亚人的诱敌之计。从以往看，没有哪个海上强国能够在大陆深处建立长久的优势，如同大陆强国无法统治海洋一样，这也是很公平的事。
但大陆既为海洋所包围，海上强国取得支配地位也势属必然。大陆强国必须拿出对策来，不仅是军事策略，更是指立国之策。
事实证明，在海上强国的侧翼寻找盟友，或诱使它卷入大陆事务、把它强拉到大陆政治体系中来，是两个办法。英国超然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地位，曾是它保持全球优势的主因。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曾试图干预苏格兰王位继承问题，一是出于牵制英国侧翼的考虑，二是意欲以此将英国拖入大陆政治体系，使它在大陆泥足深陷。关于第一个考虑，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盟友，对英国占了上风。第二个意图的实现，是在一次大战之前，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法国将英国拉入法俄攻守同盟，最后形成协约国集团。英国就此结束了“光荣孤立”状态，实为半推半就。一方面它失去了单独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面对德国的竞争，也不得不如此。前边说过，一个海上强国过分卷入大陆事务，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当然，二战中的美国可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在这场大战中，出钱出枪与出人出力，要不是被迫卷入，美国人无疑会选择前者。而二战后，即使是在大陆边缘的朝鲜、越南，只要美国试图更深地卷入，便都无法成功，一再暴露出海上强国的局限性。
以上是就古典政治体系而言，现代大陆强国还有两件法宝，一是极端民族主义，二是强制统一意识形态。这两条，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使大陆强国迅速崛起，取得抗衡海上强国的地位。因此，这两条又可称为大陆强国速成法。
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是希特勒的日尔曼种族优越论，一方面重整德国人战败的士气，树立信心；另一方面鼓吹复仇，以仇恨把守纪律而习于盲从的人民凝聚起来。排犹运动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和美国直接冲突和对抗的国家，多少都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冲突上寻找答案，也可以从本世纪以来的民族自觉潮流中得到启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剂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激素。吃了激素的人会变得强壮好斗，但对身体没有好处。
极端民族主义是极端危险的。大陆强国应对此提高警惕。任何健康的关系都不应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否则，今天的快意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苦果。这是一种透支子孙幸福的行为，就像现代人正在透支地球资源。
至于强制统一意识形态，前苏联集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典型的例子，就不做更多的评价了。这也是一件最危险不过的事情。
说起强制统一意识形态，自人类产生宗教和伦理以来，本是各种社会的一般现象。所谓信仰自由，由美国首倡，很大原因，乃是出于其早期移民对宗教迫害刻骨铭心的记忆。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航行，清教徒开始大批移民北美，便是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所致。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爱尔兰等国。
另一方面，信仰自由的泛滥也有信仰危机的背景。上个世纪，随着人类探索世界取得飞越性进展，西方固有宗教信仰受到极大冲击，尼采就声称“上帝死了”；几乎同时，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崩溃，也进入一个信仰危机时期。大陆强国既无法放弃政府的框架结构，就必须为这个框架重建一根主心骨，寻找一种理想作为旗帜，使人民在思想上不致陷于混乱无序，国家才有作为可言。同时，与海上强国自由贸易一类的理念不同，这种理想本身又是框架结构里的产物，具有形而上的特征，未必能够完全契合于社会生活。大陆强国往往是在这种两难中走钢丝，越表现出强制人民接受的特点，实际上也就越脆弱。“上帝死了”，德国变成唯力是从的暴徒，鼓吹“生存空间”的信仰，彻底把民族命运绑在了战车上。然后是苏联，虽曾强盛一时，但受到来自各个方向上的包围和阻击，并且没有任何可靠的盟友，所处的国际态势，却是大陆强国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它必须把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理想发展到极致，才能撑住局面。
这些路都走不通，大陆强国就陷入宿命。今天，如果还存在大陆强国的话，似乎也只有作为小伙计加入海洋体系，才有望分得一杯羹。但这杯羹得来不易，不但要装出朝圣者的样子，还要忍受海洋文化的侵蚀。今天的对抗，已不仅仅是军事、甚至经济上的竞争，更具有文化上的涵义。本来，文化也许可以成为大陆强国最后一张牌。
说“不”为时尚早中国正在重建她的强国形象。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已隐然把中国看做最大的假想敌，许多国际舆论也认为中国将无愧于这种待遇。这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我们愤愤不平于美国人无处不表现出来的敌意；另一方面，又在心里不无窃喜，以为我们受欺压的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了。甚至，知识界已在议论对美国说“不”。
说“不”要以实力为后盾；无疑，我们尚未羽翼丰满。其实，从毛泽东的“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中国在其国际战略中一直有着既定的国策，就是避免做美国的头号对手，这可以使我们争取到更多周旋的空间。现下说“不”，虽只是一种民意，却不符合上述既定思路，因此不可飘飘然，倒应该有所警惕。对美国说“不”作为一种民间思潮，很有可能把民众导向极端民族主义的轨道，并进而对国家对外整体思路产生影响。我在前边说过，极端民族主义乃是大陆强国应最为警惕的倾向之一。
今天，我们应避免与美国发生摊牌式的对撞，但说“不”主义很有可能把国家推向这个境地。那时，也许必要的妥协将变成不可能，因为民众的情绪已被上紧发条。那时，我们的处境将极为被动。历来，弱对强的一方，总不宜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而应该在有限的对抗中，采用古罗马将军费边的战术，在不断的拖延中等待实力的天平向己方倾斜。费边因此打败了伽太基不可战胜的汉尼拔。当时，费边顶着举国上下要求一战的压力；今天或将来，我们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吗？
美国或许正在走向衰落，但海洋体系尚不可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宜把自己推向大陆国家的前沿。考证中国对海洋的感情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国的前景也并不在其海洋事业。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只能是一个大陆国家。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如何能使大陆强国的宿命不应验在中国头上，至少说“不”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说“不”具有太强的主体意识，将益发引起潜在盟友的疑惑，从而把我们推上英雄主义式的单干路线。历来，大陆强国都不乏英雄主义的豪情，所失的却是莽汉主义的单干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不仅将使美国人对我们更大声地说“不”，更将导致原来的朋友也对我们说“不”。这只是逞一时之快，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策略的。
更好的思路，也许是应该把整个大陆看做一个整体，而把我们仅仅看做这个大陆的一部分，仅仅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承受一部分的压力，迎接一部分的挑战，总之，仅仅说一部分的“不”，从而把我们的“不”融入整个大陆的“不”字大合唱中。这时，我们说“不”就不仅代表我们自己，也代表着整个大陆。这时，我们就底气十足，并且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整个大陆固然还不可能联合为一个整体，但在对抗美国上则不无共同的利益。我们注意到，美国已在整个大陆的边缘过多地分散了精力，就像用十个手指头去按十只蚂蚱，结果哪个也按不牢。这就构成了我们的机遇。只要在这个大陆的边缘不断地存在和出现“热点”，就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成为这一连串“热点”的一部分，但应时刻牢记，坚决不做这些“热点”中最热的一个。甚至有时候，作为一种策略，妥协只是更大战略中的一环，并不丢脸，因为只要实力无损，就可继续保持发言权。但说“不”派不会同意这一点。
海上强国所最担心的，无非是出现一个笼罩整个大陆的强国，那将是它的恶梦。这固然是不可能的，但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一个不断强化的大陆意识，中间也将蕴含着伟大的转机。只是在这时，传统的地缘政治已变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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