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作者：叶桥
那时一个怎样的年代？
——透视“文革”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摘自巴金《十年一梦》序）
“这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用泪写成的文字，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的礼品。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摘自季羡林〈〈牛棚杂忆〉〉序）
“一个真正的悲剧，完全符合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不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们一生的经历。我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做出的牺牲吧！我们是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的啊！”（摘自韦君宜〈〈思痛路〉〉）
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看着这些书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当我试图组织答案回答时，意识的一角传来模糊的声音：“你太年轻了，或许你根本，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文革’。”是的，我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大批斗”，被抄家，被贴大字报辱骂的滋味，更不知道被拳脚相加的痛苦和“牛棚”中非人的待遇。
如今，当年被迫害的前辈们大多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宇宙间生死的规律不可避免，看着这一本本用血和泪写成的书，一本本痛苦而秉笔直书的回忆录，对我们及后代人来说教育意义是无穷的。读完后，我的心也在流泪，也在滴血，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如此匪夷所思的事呢？
（一）
在那个年代中，一纸“勒令”，忠心耿耿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得“靠边”，被抄家，被批斗，被贴大字报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被任意痛打辱骂。虽没有刀山，油锅，牛头，马面，但在必要的道具下却制造出胜过佛教地狱般的恐怖气氛。眼看着同胞“食肉寝皮”，一个个生命倒下去，但没有同情，只有无尽的批斗和恶意的言辞攻击——“自绝于人民”。
在那个年代中，知识分子笔下只有“毒草”，写出“遵命文学”，“长官文学”才能保全性命。“四人帮”用“极左”的“革命”理论推行种种歪理。他们害怕反映真正生活的文学，用虚伪的文学，文艺当作其政治阴谋的工具，剥夺了本属于人民的文学和文艺，将其作为私产，作家，演员们都成为其奴仆，真理也就在他们的手中。他们青云直上，路并不太曲折，因为他们是踏在奴仆们肩上的，有幸存的巴金，季羡林，也有已故的老舍。太多了。
席勒说：“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那么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也是一座庄严的法庭。痛定思痛。饱经沧桑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用他们私人化的叙述，引导我们进入历史的现场，帮助我们摆脱教条的成见，触摸历史的精髓，总结历史的教训。
（二）
没有宪政，践踏法律，必定是国民不尽灾难的渊源。
这是杨宪益先生的一段经历：经过一段时间的无辜“拘留”后，一天几个带着红袖套的青年进来通知他：你可以走了。还说了一大堆他们为了这个“案子”四处奔波，操劳不息的话，证明是无辜的。接着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无完人”，总之你一定做过坏事，以后一定要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杨宪益先生默默地听着，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坏事。
杨宪益是幸运的，“文革”中像他这样的寥寥无几，期他的等待他们的只有“牛棚生活”。
记得我国1954年宪法中就规定，公民的权利应受到宪法的保障，这是包括这些知识分子在内的代表投票决定的；宪法公布后还进行了多次宣传。可是“根本大法”在千钧一发之时找不到了，从这个伟大的国度蒸发了；即使存在，连那一纸“勒令”或几张大字报都抵不上。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进了“牛棚”当了“牛”，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已践踏，只有“红宝书”和“最高指示”。
古代黄羲之曾将那种亿万子民只能俯首其下的法律制度概括为“非法之法”。正是因为对权力的绝对垄断，才有可能曲解玩弄甚至践踏法律。“文革”中正是有权就有了一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动辄以“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民法庭来对你进行审问的”，非常自豪而露骨地宣扬着这种专横的法理。
古代对法律的认识自商鞅，韩非子以来已经渗透在政治体制深度的法理传统有极大的关系，法律是官方垄断的，是用于限制国民自由的。此时国民在“王法”的笼罩下，如生活在炉火一样的世界中。这种定义与西方洛克等人的宪政思想所强调的捍卫国民自由是截然相反的。
（三）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不和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文革”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导致的一大毒瘤。
巴金老人曾在日本的一次讲话中说：文革是中国的不幸，但可作为别国同胞的反面教材。为之流的血与泪，甚至牺牲的生命算是一种代价，为的是以后不要出现类似的悲剧。
封建社会初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大清王朝的文字狱，与“文革”如出一辙——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矛头直指知识分子。虽然坑灰已冷，而“十年浩劫”却又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重重地抹上了一层黑。他们站在封建的立场上进行批判，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搞的就是以‘大民主’为先导的封建关系，是宗教的狂热，是大量的非人道的残酷的行为（邓朴方同志的讲话）”。“文革”中手持鞭子的人才有权论及人道主义，而对挨鞭子的人来说是不能讲人道主义的。
五四时期中华爱国青年便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而那十年中五四的传统哪里去了呢？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反封建的传统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文革”中封建传统还这么耀武扬威呢？
（四）
虽然老一辈们还“不能保证以后不发生这种惨剧”，“文革”算是尘埃落定，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怀着爱国之心受尽摧残。综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走过阳关大道，走过独木小桥；有时光风霁月，有时阴霾蔽天；有时峰回路转，有时柳暗花明。正如古人所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儒冠多误身”。季老给中国知识分子下的定义是：“中国知识分子是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确实，隐居隆中的诸葛亮“信息源”之多堪称一绝，在没有报纸等通讯设备的情况下，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隆中对〉〉便是例证。至于让刘先主三顾茅庐，实乃面子也。
因此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是无道理的，至少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关心政治，最爱国。特别是到了近代，外国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甚至出现亡国的危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先天性的具有爱国的基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季老说即使把他烧成灰，每粒灰都是爱国的。爱国的报酬却是一系列冤案和死不瞑目，不知是谁的悲哀！
看着这一本本回忆录，巴老“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帐，把心赤裸裸地掏出来。不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当时想怎么说就让它留在纸上。”季老将它作为“对我们伟大祖国的一片赤诚”。“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卑。”老一辈们身背包袱，被灌迷魂汤清醒后，虽然日子如地狱，但他们以忍受为药物，纯净自己的灵魂。这些让我们忘不了含恨而死的前辈，忘不了遭摧残的才华和生命，忘不了在侮辱和迫害中卑屈生活的人们………
（五）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那是一个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法无天，冤案连天，践踏法律，蔑视人权的黑暗的非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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