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沽湖畔的摩梭王妃
阅读提示：“当代王昭君”肖淑明出生在成都文庙后街，父亲是个将军，兄妹四人。由于两个哥哥相继夭亡，排行第三的她实际上成了家里的老大。1933年，“二刘战争”爆发，刘文辉失败，肖淑明一家随军撤到雅安。16岁那年，“女儿国”的土司喇宝臣因平匪有功，受到刘文辉的嘉奖。为促进民族团结，刘文辉同意喇宝臣的请求，并亲自说情，让肖淑明的父亲同意将女儿嫁给喇宝臣。按照老规矩举行婚礼后，肖淑明带着50套小学课本，跟随喇宝成走上了和亲路。1959年，她因历史问题坐了10年牢。文革后，经审核，中共凉山彝族自治州委给她恢复了名誉，并于1999年增选她为凉山州政协委员。
一
王妃生在书剑之家
1927年12月23日，我出生在成都文庙后街一个军人家庭里。父亲肖曾元，字显臣，成都人，是个职业军人。母亲曾丽群，也是成都人，出自书香门第。据说，母亲的家谱中，她的老祖宗是曾巩，即北宋时那位著名的文学家，后人将他推许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后来，不知到第几代孙，“湖广填四川”时才迁到成都的。
父亲生于1885年，青年时期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同志军”，共同为推翻清王朝而效力过。但是，清朝垮台以后，四川处于军阀混战局面，群龙无首，争战20余年，全国也一样，南北两个政府对峙，都为了争权夺利、称霸一方而互相火拼，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重复的税、捐、费压得老百姓苦不堪言。中国军阀混战这段历史，是留给后人的一段丑陋史。
一会儿熊克武来了，一会儿刘湘来了，又一会儿杨森来了，一会儿邓锡侯、田颂尧来了，都要找老百姓交税纳捐。有的地方将50年后的税都交了，弄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也不知道挂哪家的旗帜才对，无所适从。军阀混战那个时候，当兵的人到处站队，看哪家待遇好、武器好、势力大，就往哪家跑。结果往往站错队，甚至上了贼船。
我父亲不是那种兵，他是个民主派，读过很多古书，写一手好字，思想比较开明，有自己的主张，良禽择林而栖，他最终选择了在24军刘自乾（文辉）军长麾下工作，任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需部主任，少将军衔，是刘文辉最相信的副手，他们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亲如弟兄。
父亲的民主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待母亲的名字上。按封建老传统，女子出嫁要随夫姓。父亲就破了这个规矩，他把母亲的姓“曾”字与自己的姓“肖”字并列在一起，取名“肖曾元”。“元”字又是“一”的意思。这样就是“肖”、“曾”二人合二为一了。可见父亲对母亲，在他们结婚前就爱得很真诚，很讲究尊重女性。
父亲之所以对母亲如此的珍爱，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知书达礼，文雅善良。二是母亲生得也很美貌，正如爷爷给她取的名字“丽群”———美丽超群。
我的模样很像我的母亲，但我的性格却像我父亲。他是一位性格坚强、威严、果敢善良的军人，我从小有记忆时起，就为父亲这种性格所震慑过，怕过，哭过，但后来懂事时又为父亲这个性格骄傲过，爱过，笑过。渐渐地我也具有了父亲的性格，一个女孩具有男孩的性格，这命运是不怎么好的，往往大起大落，易遭损害，一生过得很累，我的一生就说明了这一点。
父母生下我们兄妹4 人，前面两个是哥哥，我排行老三，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
我们兄妹当中，惟独我最幸运，四岁就开始读幼儿园，有上学的机会。在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书，是很少见的，这多半是由于我母亲的主意。其余兄妹都没有机会读幼儿园，因为两个哥哥出世来就经常生病，不能去读书。妹妹也有些病，又不爱读书，好玩儿。这就剩下我，身体健康，又爱读书。
父亲虽然是一个现代派的军人，但是他脑子里潜藏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重男轻女”的烙印还是很深的，认为养儿子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可以当兵，打天下，造福人民，养女儿就不行，迟早都会嫁给别人，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二
倔强的肖淑明
我少年时代，印象更深的是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了我一生，终身受用。
尽管我这一生坎坷跌宕，但在关键时刻这种家庭教育却帮了我的大忙，让我从火海薄冰中死里逃生，终于能活到今天，这就要归功于我的父母的良苦用心了。
父亲虽是一介武夫，但他在与上层人士刘文辉将军的长期交往中，在那风云变幻的硝烟里，在成都的文人中，却感染了浓厚的儒雅之风。以书剑论英豪，在民国初年还是一种时尚，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他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全靠自学，是否成材暂且不论，说他附庸风雅也可以，总之，他对待自己的子女是负责任的。我们4 兄妹中除我而外不是弱智就是多病，所以父亲就把我当成“重点培养”对象，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父亲个子不高，长方的脸，高鼻子，厚嘴唇，一副军人气质，可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有一个写字间，文房四宝齐备。我放学回家，或遇星期天，他总要我去他的书房，手把手地教我写字。
“今天必须写5 篇大字，得30个红圈儿才准吃晚饭！”父亲说完就走出去了。
我默默地接受了他的命令。我知道，他的命令不可违抗，我特别怕见到他那双咄咄逼人的目光，他那不大的眼睛里，一对硕大的黑眸子，闪烁着晶莹的光亮，使我一见就心里发抖。我照着大字本下衬着的颜体字帖摹写下去，每篇12个大字，要写5 遍，总共要写60个字，心里还计算看要得30个红圈儿，难啦！
开初学写毛笔字，不是握笔的姿式不对，就是用墨的多少拿不准，总是出毛病。
木地板“咚咚”作响，我知道父亲那威严的皮靴靠近了我，我发懵了。突然，他朝我脸上就是一巴掌，将我朝左偏的头扳正，我知道，这个毛病总是改不了，又挨了一耳光。
父亲大声吼道：“你这个头有毛病吗？写字像睡觉一样，能写好字吗？”
我掉着眼泪，仍然写着字，心里盼望着母亲来救我。
母亲听到父亲怒吼的声音，她那轻软的绣花鞋出现在我眼前，对父亲说道：“以后别打孩子的头，削个竹板子打手心得了。”
我失望了，她不但不庇护我，反而还出了一个“坏”点子，像小学老师那样来制裁我。
父亲气呼呼地拿起红笔，在我写的大字上勾着圈儿，写得好的就画一个红圈儿。我接过大字本一数，才12个圈儿，显然太差了，我心里很难过。
这时，母亲说，晚饭已摆上桌了。
我咬紧嘴皮，发誓不吃这顿饭，跑进我的小屋躲在被窝里生闷气。
父母们把晚饭吃完了才过来瞧我。
这时，父亲的口气变缓和了：“起来吃饭去吧，下次用心写。”
我想我已初步取得了“胜利”，更加执拗起来，反而把耳朵捂住，不声不响地躺着。
父亲知道我是个犟脾气，他那严厉的堡垒已坍塌了：“乖孩子，我未来的才女，快起来，吃饭去吧。”
母亲更了解我的脾气，她叫保姆将饭菜给我端进房间来，我一个筋斗翻起身来，抱住饭碗，狼吞虎咽地嚼着饭菜，边吃边得意地哑笑着，还不时用脚将床踏板踢得砰砰响。吃过饭，还得写字，直到写出30个红圈儿。
父亲由于军旅生活，有时十天半月不回家，由母亲管理家务，监护孩子，字有时就不要写了。我父母都是清末民初新一代的人，父亲未留过长辫子，母亲也未缠过脚，我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恩爱如初，相敬如宾，夫唱妇随。这对于我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母亲信仰道教，也信仰佛教。她常对我讲，无论道教、佛教，都是劝人行善的，要做好人，不做坏人，要诚实，不撒谎，要尊重自己，必先尊重别人，不尔虞我诈，要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多行善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成都西郊的青羊宫，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道观，那里面殿宇雄浑，古树蓊郁，香火旺盛，无论军民官绅都爱到那里面去朝圣。每逢假日，母亲就带上我们几兄妹前去烧香祈福。
可我一跪到蒲团上，就会想起保姆康姨。
三
难以忘怀的保姆
我家那位保姆叫康姨，是个大龄姑娘，都32岁了，比我母亲大3 岁，母亲常称她康姐。我始终未见过她把眼睛睁大过，好像她永远在沉思着什么。在我的印象中，一张圆圆的脸上写着两个“一”字，这就是她的眼睛，扁平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偶尔一笑，首先亮出一对酒窝儿，然后露出一排洁白而整齐的牙齿，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她个子不高，但身体很结实，说话的声音也好听。说到她的脚，是一对小脚，据母亲说，她小时候就被缠过脚，到我们家来时才给她放了，当时她未放脚时，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一颠一颠的摇来摇去。
她协助母亲把两个哥哥养大了，现在轮到重点照顾我了。我们成天在一起，很好玩，我很喜欢她。
“快来呀，大公主。”她常这样称呼我。
她手里拿着她自己做的两只鸡毛毽子，我跑到她跟前，见她正在小花园的青砖地板上踢毽子。她见我来了，就给我扔了一只毽子过来，同时她脚也未停，左踢右踢，前踢后踢，花样百出，那毽子仿佛安装了磁铁，总是追着她的脚跑，从未掉在地上。同时她嘴里还数着数字：96、97、98、99……
我捡起毽子，呆呆地看着她踢得眼花缭乱，开心极啦！
“哎！你怎么不踢呀？来，跟我学。”
我笨头笨脑地，像小熊猫踢毽子，每次只踢一个就掉在地上了。
以后我长大了，踢毽子在女生中算一把好手，我怎么也不会忘记我的启蒙老师康姨。
康姨还常教我剑术。她的剑术很不错。她对我说，她的父亲向她说：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混世中，女孩子应当学会一种防身术。她父亲曾教她练剑。有一次，我父亲不在家，她到我父亲书房里取来一把宝剑，为我表演剑术，她舞剑舞得真好，慢似行云流水，快若疾风闪电。我当时不懂这个，开初只觉得剑会使人流血，我怕流血，后来见得多了，就觉得剑术可以给人壮胆，给人力量，给人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后来就跟她学了一段剑术。
在那个等级制度十分严格的封建社会里，我和康姨虽是主仆关系，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姊妹般的关系，口无遮拦，无话不说。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我们坐在花台上，她向我讲了她的经历，最后是怎么来到我们家的。
她本是满族人，姓爱新觉罗，父亲在满清邮传部端方的部队里当了一个小官儿－营长。她母亲和她兄妹二人跟随部队驻扎在武汉。
宣统三年（1911年）夏天，四川兴起了保路运动风潮。原因是四川铁路公司早在1903年报请光绪皇帝批准，作为民营机构，自筹资金，自办铁路，修一条成都－重庆－武汉的川汉铁路，四川一方负责修建成都－宜昌段，湖北方面负责修武汉－宜昌段。四川人经过八年艰苦工作，筹集了1600多万两银子，准备动工兴建。
正在此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下了一道圣旨，借口人民管不好铁路，应收归“国有”，由政府经办。其背后是清政府已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签了借款合同，为了还人家的款，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主权出卖给了帝国主义。这样就激发了四川铁路股民与清政府的矛盾，进而演出了四川总督赵尔丰开枪镇压示威群众的“成都血案”。
清政府急派湖北的邮传部两路督办大臣端方领精兵2000余人，由武汉进入四川围剿四川保路运动。
就这样，康姨一家就随她父亲的部队来到四川。
端方的部队与多股具有独立自治意识的四川军阀作战，元气大伤，行至距成都东南不过100 多公里的资中县，端方被他内部的起义将领杀了。同时，川军中的一支劲旅尹昌衡的部队占领了成都，成立了四川军政府，将四川总督赵尔丰也砍了头。四川保路运动开了一朵胜利之花，并在半月里引发了武汉起义，结出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果实。
康姨的父母和哥哥在这场战乱中都被杀死了，惟独她活了下来，那时她才12岁。
一天下午，她与几个女孩子到河边捉蝴蝶去，不在家，她回到家里才发现父母和哥哥都躺在血泊里，她吓得哭不出来了，连忙逃跑出去，又没熟人，便只有夜宿街头，四处流浪。
四
将军家的聚会
后来康姨被一个好心的孤寡老太婆收留，便改姓康，过了八年清贫日子。
恰好这时，我母亲怀上第一个孩子需要请个保姆。父母到保姆市场去，就将她选到我家来了。
她在我家8 年，父母没有拿她当下等人看待，吃饭可以同桌，好衣好鞋送给她穿。所以她也很愉快，做事细心勤快，为人忠诚。
父母曾多次劝她出嫁，她说她不愿出嫁，想永远呆在我们家里。后来，当我家离开成都往雅安时，终于说服了她，嫁给了一个忠厚老实的退伍军人。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她走过的曲折的人生道路，她的忠诚，却永远埋藏在我的心里。
四川军阀混战中，20世纪20－30年代，基本上是“刘”家天下。刘成勋（禹九）、刘湘（甫澄）、刘文辉（自乾），著名的四川地主庄园主刘文彩就是刘文辉的哥哥。他们都是大邑县安仁镇人，而且是叔侄关系，一个大家族。他们都是川军总司令，都先后担任过四川省长、省主席。那时候，谁的势力大，谁掌握军权，谁就会被“选”为省长、省主席。其间还有几个军阀杨森、邓锡候、赖心辉、也在省长位置上坐了几个月或一年多点时间，就被赶下台。
我们家在成都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日子，正是刘文辉当省主席的时候。
有一年，刘文辉过生日，请了许多军官和绅士，其中我父母也请去了，地点在他的家乡大邑县安仁镇，我也被带去了。我记得，我们是坐老爷汽车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感到非常兴奋，沿途看到了平原农村的竹林、农家茅屋、水牛、庄稼。不到两小时就到了，要是坐滑竿，恐怕一天都难走到。
他的官邸人称“刘公馆”。门面相当气派，用磨面青砖砌成，门两边，砌成菱形花墙，恰似一幅幅巨形的无名国画。一个“山”形往两面展开。门前的坝子宽约8丈，长约8丈，停泊数十支滑竿、20多辆轿车没问题。坝子的前方有一条小溪蜿蜒流过。
晚宴以后，我们去参加家庭舞会，到会的人很多，官绅们都带着夫人，女士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扑鼻。父亲和母亲跳了第一场舞后，就各自寻找舞伴跳舞，一边跳一边悄悄说话，后来母亲说，跳舞是一种外交，商谈家事国事。
我那时很小，坐在一旁为母亲看守衣服。呆呆地望着乐队奏音乐，有吹小号、萨克斯的，有打鼓的。舞间休息时，就放起留声机，或由一位女士弹脚踏风琴。我对留声机和脚踏风琴感到特别新奇，还专门跑去看看，怎么那小箱子里有人唱歌、是小人吗？
我见主人刘文辉今晚变了样，不像他平时那样穿一身黄呢军装，或者穿一套长袍子，而是穿了一套西装，打着领带，瘦小的身材活像一个中学生，变得青年英俊，其实他已37岁了。他笑容可掬地邀请夫人们跳交谊舞。
当他邀请我母亲跳舞时，我在一旁特别高兴，盯着他们的脚，准确无误地踏在音乐节拍上，旋转自如。
母亲跳完这曲舞回到我面前时，她还喘着粗气，对我说道：“能被省主席邀请跳舞很不容易啊，说明人家看得起我们。主要是看重你爸爸，我不过是一个中间人、一座桥。”
于是我把眼光立刻转到舞场上，搜寻爸爸的踪影，终于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位夫人比着手在笑谈什么。
舞会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家里，已是东方发白了。
我记得这次舞会过后不久，大约在1932年冬天。刘湘与刘文辉发生战争，俗称“二刘战争”。刘湘的部队驻在重庆，刘文辉的部队驻在成都。刘湘为了争夺省主席位置发兵攻打刘文辉。他二人本是同根生，是叔侄关系，刘湘生于1889年，刘文辉生于1895年，刘湘虽大刘文辉6 岁。但他在家族中属于晚辈，他叫刘文辉为“幺叔”。为了争权夺利，六亲不认，打仗打了一年多，到1933年，刘文辉才被迫撤退到雅安，仍然是24军军长，兼西康省省主席，从此一直驻守在康定和雅安之间。刘湘赶走刘文辉以后，就自任四川省省主席职务。
我们的家也随着这场战争转移了。
五
军长通“匪”让我惊呆了
我们的家，并不是跟随部队即时转移的，除父亲跟部队当下走后，母亲带着我们几兄妹仍然住在成都。那时我小学还未毕业，还在读书。
刘文辉战败后，为什么没有殃及我们家庭呢？我们家为什么不跟随部队逃走呢？
当时军阀混战，只争地盘，争相收编战败方的军队和枪械，一般不去伤害其家属。所以，我们家属能在成都住五六年。
在成都滞留的最后几年里，我的两个哥哥先后病死了，母亲为此哭了多少回，从此忧戚寡欢，一蹶不振，还得了气管炎。这时，父亲来信说，劝她换一个环境，雅安这地方空气新鲜，环境好。
母亲听了父亲的劝告，带着我和妹妹往雅安去，一路坐滑竿，走了三天才到雅安。走到中途，在邛崃，才遇上父亲派来的勤务兵，将我们接到雅安城里，住在部队家属宿舍区，一套土木结构的小院，条件虽不如成都的房子好，但很宽敞，非常幽静。
雅安这地方的确适合人居，时而细雨霏霏，时而阳光明媚，阴晴交替，牵动人的思绪，所以母亲的情绪也由阴转晴，喜笑颜开了。
母亲常爱去逛商店、金银首饰店、化妆品店、理发店，和大多数妇女一样，总爱在这些地方留下足迹。我常常陪同母亲逛这些商店。父亲忙于军务，很少陪母亲去。但他将雅安的三大名特产品带回了家，一是蒙山茶叶，二是雅鱼，三是汉源花椒，成了我们家庭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这在成都是少见的。
我被送到雅安民仁小学去读书，由成都转学去插班，当时很严格，插班生要考试，父亲要我跳一级，说我语文不错，考小学二年级，当时我是小学一年级，考试结果，我考二年级的成绩也是前几名，老师也喜欢。
1938年，我读高小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了晚学，我在路上和女同学逛了一阵街，买了些糖果，吃了凉粉，耽搁很久才回家。当我跨进大门时，发现门背后站着两个执枪的卫兵，把我吓一大跳。我家从来没有卫兵把守大门，难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卫兵好像认得我，放我进屋了。我走进妈妈的屋子，见父母都不在，院子里空空的什么人都没有，我有些害怕，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去找，还是没人，天色也暗了下来，我越来越感到恐怖，好像头发快要竖起来了。虽然我感到害怕，但我素来不哭不叫，坚持着寻找下去，这便是我从小养成的性格。
终于，我发现角楼上“叭”一声电灯打开了，我轻脚轻手地朝那淡黄的灯光摸去，生怕把楼板踩响了，像个小偷似地，脚尖先下地，慢慢地一步步走去。
我想看看里面是些什么人，便用食指在口里沾了点口水，将那雕花窗门上糊的白纸浸湿，戳一个洞。我轻轻地将眼睛贴了上去，一看里面坐着几个军人，为首的一个我认得，那是刘文辉军长，还有我父亲，其余几个军官面孔熟，叫不出名字。还有一个陌生人，是位长老，穿一套蓝灰色便衣，留着山羊胡须。我一声不响地听他们谈话，断断续续听到：“三年前，红军北上抗日到贵地，刘军长，为民族大义，佯攻让道，可敬可佩……”
刘军长说：“希望吴先生与延安方面联系，和我军建立一个秘密电台经常联络……”
当我听到“红军”、“延安”、“电台”这些词，感到异常惊恐，头脑仿佛快爆炸了，这不是老师常讲的“共匪”吗？怎么刘军长和“敌人”联络呢？我两腿吓得发软了，连忙往后退，突然楼板踩响了。
那双扇门突然推开，走出一个端着手枪的军官，我父亲跟在后面，他们惊诧地盯了我一阵。
父亲见我还背着书包，“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找妈妈。”“你妈在隔壁打麻将，快去找她吧！”
那军官问我：“你在这里有多久了？”
“我刚到这儿。”
“你听到什么话了吗？”
我故意装出傻不楞登的样子，仍然盯着他那双气汹汹的眼睛，然后摇了摇头。
父亲催我道：“快去吧，找你妈妈去！”
我像被释放的鸟儿一样，飞跑下楼去。
父亲也连忙跟着我跑下楼，一把抓住我，把我脸扳过来吓唬我说道：“没有听到什么则罢，如果听到什么话，千万别向外人说，假如说了，我就毙了你！”
六
抗日路上遇上人贩子
一年后，我小学毕业了。张榜那天，母亲带我到校门口去看红榜，贴在墙上的，红纸黑字，写了一串名字，大约有一百多个人名，都是考上初中的学生，按分数高低排列。
母亲以焦急的心情睁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红榜，从左向右搜寻我的名字，看了一半没有找到我的名字，她看到最后，突然尖叫起来：“哎哟，考了一个尾巴，倒数第二名。”
我嗤嗤地笑起来，然后说：“妈妈，你弄错了，应该从右到左念。”
“啊！”妈妈恍然大悟，“好，第二名”。
刘文辉素来就很重视教育，当年他当四川省主席的时候，教育厅长一职都由他亲自兼任，而今任西康省主席时他仍然亲自抓教育工作。
他这种重视教育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孙中山“天赋人权”的理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在他的管辖以内，雅安的中小学办得很多。
不管军务多么繁忙，刘文辉每年要检阅一次中小学的童子军。
在那种军阀割据、战争频繁的年代，刘文辉算是比较高明的军阀之一，他不像其他军阀仅靠抓壮丁，抓些没文化的农夫去扩充军队，他注重有文化的军队，注重培养有文化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所以，他检阅童子军就是发现和培养学生兵，以后选入他军队中作骨干力量，这是他的真实目的。
我读初二那年，在雅安草坪山，刘文辉检阅全县童子军。
阳光灿烂，彩旗飘飘。数千名童子军排成方队，步伐整齐，扛着童军棍，像军人扛着枪一样，喊着口令：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同时军乐队击着洋鼓，吹着洋号，从主席台前走过。庄严肃穆，场面盛大。
刘军长和他的官僚们站在台上向下面频频招手致意。
每个方队经过台前都行注目童军礼，迈着整齐的正步喊着口令前进。
我那时是个中队长，年龄小，模样儿又长得逗人喜欢，在选举谁代表全县中小学童子军去向刘军长报告人数时，老师们都赞成我去。我对刘文辉也不陌生，胆子也大，就欣然答应了。
我提着童军棍，像战士跑步提着枪那样，跑步出列，一个立正式，站到数千名童子军面前，只见女同学身穿清一色黄上装，蓝裙子，黑袜鞋，男同学也清一色黄装，脚穿草鞋，男孩子个子高一些的，简直就是少年兵了。
整好队，我一个向后转，跑步到主席台前，向刘军长敬了一个童军礼，刘军长站着还了一个军礼。我大声报告：“报告军长，全县童子军应到六千七百二十名，已到六千六百五十六名，报告完毕！”
我报告完毕，行了童军礼，一个向后转，跑步回到原地，向全体童子军喊了“稍息”口令，就站在旁边，等待刘军长训话了。
刘军长个子不高，瘦削的脸上颧骨突出，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讲起话来声若洪钟：“同学们，你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国家民族的希望，现在，日本倭寇，攻陷南京，中华民族，危如累卵。大敌当前，你们说该怎么办呐？”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童子军全体举起童军棍高呼。声音此起彼落，震撼山野，气贯长空。
这次刘文辉检阅全县童子军以后，学校方面便组织我们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国。满街写些“赶走倭寇”，“惩办汉奸汪精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由于我知道军长通“匪”的事，因此，在革命时也就格外积极。
有一次我约了几个女同学，偷偷跑出家门，往成都去，想从成都往抗日前线去当义勇军，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嘛。我们发誓：即使战死沙场也是光荣。
那时从雅安去成都200 多华里，走路要花三四天，没有公共交通车，我们就走路，走累了就坐鸡公车（手推独轮车），晚上就住幺店子，沿途听好心的人说前面匪徒很多，去不得。我们虽然有点吓倒了，但是还想顽强地铤而走险，继续走下去。有一天，我们碰到了两个壮汉，他问我们：“小姑娘，你们上哪儿去呀？”
我们瞄了一眼他们，觉得他们笑嘻嘻地不怀好意，就不理不睬往前走。
他们上前拦住我们说：“我们有汽车，上车吧，送你们往成都去！”
他们见我们不理睬，就来抓我们。
七
刘文辉弃暗投明
被几个好心的农民相救，我们逃出人贩子的黑手，回到家中，被父母骂了个狗血淋头，只好继续到雅安中学读书。
此时，由于泸湖左所土司喇宝臣平匪有功，刘文辉亲自接见了他，除给他5 挺机关枪，50支手枪，100 条步枪外，还问喇宝臣有什么要求？这时，喇宝臣好像春天里的花儿，神经活跃了，他想到临行前的三条要求，其中求军职一条他怎么也说不出口，于是羞答答提到第三个要求：“嘿嘿，军座，我想请您介绍一个汉家女子，要有文才，有能力，帮助我处理公文，因为我们那里不通汉文。我准备娶她为妻，以适应我们那里女人当家的生活习俗，同时也促进汉族与摩梭族之间的团结和交流。您看……”
刘文辉大笑道：“啊！找婆娘的事啊，这件事儿我不好管……这样吧，你自己到女子中学去选，那里面高材生多的是，选到谁是谁，我背地里当然支持哟！”
刘文辉同意喇宝臣选妃，这是与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工作紧密相关的。
刘文辉为什么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呢？这要从他在军阀混战中的经历说起。
中原大战，即1930年蒋、冯、阎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双方动用100 多万兵力大战于河南、山东一带。当时张学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站到哪边哪边就得胜。各省军阀都在窥探战局，不知站哪边好。这时刘文辉的势力很强，那时他才35岁，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渴望民主政治，就联合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发出“鱼”电，通电反蒋。后来，张学良站在蒋介石一边，取得了胜利。
自此，蒋介石对刘文辉怀恨在心，时刻想搞掉他，但由于他势力大，在表面上又装着仍然信任他，命令他当四川省主席，21军军长。
他的侄儿刘湘，常驻重庆，兵力也强，早就对“幺叔”长期把持省主席这个位子垂涎三尺，加之中原大战中，刘湘支持过蒋介石。蒋就利用军阀这个矛盾，暗中巧妙支持刘湘，使他们二虎相争。
1932年冬至1933年夏天，这两叔侄终于爆发了战争。也是最后一次。在四川军阀大小三百余次的混战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双方使用兵力30余万人，这时候，刘文辉原来的同盟者，邓锡侯、田颂尧又转了向，与刘湘结盟了。二刘相争必有一败，结果刘文辉战败，只剩下两万余人，退到雅安，当西康省主席去了，从此一直驻在那里，直到解放。刘湘战胜后，胜而不追，留有余地还念“幺叔”之情，送去许多枪支弹药，不久，刘湘在成都夺得省主席位子。
刘文辉战败落荒的时候，正是他思索出路的时候，同时也注重保存他的地盘和实力，防止外侵，苦心经营。这时他与共产党暗中联络，还与吴玉章有过交往，知道共产党的政策。
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他的防区西昌泸定一线。这时，蒋介石命令刘湘阻击红军于泸定桥一带，同时也命令刘文辉守住南大门，不准红军从云南到四川。刘文辉表面上不得不接受这个命令。
当红军路过西昌、冕宁一带，刘文辉给他的亲信部队下了一道密令：佯攻不打，网开一面。这样，他的部队遇到红军就朝天开枪，或者撤退，还故意在路上放些枪支和粮食，暗送红军。因为这样，所以红军当时刻在石头上的宣传标语就有“活捉刘湘”，“打倒邓锡侯”的句子，却没有刘文辉的名字。这些标语至今还在。
红军过泸定桥时，守军就是中央军和刘湘的军队，被红军打得屁滚尿流。
1938年夏，刘文辉在他的寓所成都方正街与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正式接触；1942年2 月，又在重庆机房街与周恩来举行了会晤。在这之后，刘文辉便走的是亲共反蒋的道路。
1942年6 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与刘文辉经常联络，并与延安建立了秘密电台，经常互通情报，这对刘文辉的思想变化起了重大作用。
1949年12月，成都临近解放时，刘文辉联合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起义，迎接解放，回到人民的怀抱。解放后刘文辉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林业部长等职。1976年在北京病逝。
喇宝臣选妃在秘密地进行，有一套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任何被选中的女子逃不脱，任你是烈女、刁女、娇女，他都准备了对付的办法。
八
顾大义父母同意喇宝臣求婚
第二天，副官单独邀请了我父母二人到新时代饭店吃饭，谈及了左所土司喇宝臣想娶令爱做掌印夫人，结果被我父母拒绝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孩子还小，才16岁，要继续读书。况且喇宝臣都36岁了，年龄相差太悬殊，以后再说吧。”
此事就搁浅了。
过了几天喇宝臣在一次少数民族头人会上，趁休息时候，向军长述说了这一苦衷，刘军长答应给肖曾元做做思想工作。
有一天，刘军长叫我父亲到他公馆去。父亲一到，刘军长开门见山对他说：
“民族的团结，边防的安全至关重要，要顾全大局。要向你女儿讲清楚，精忠报国，效法王昭君、花木兰，为国家民族贡献青春。我担保，喇宝臣是条好汉子。我正在拟文，准备委任他为‘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彝务指挥官’。”
父亲听后，改了口气，连连点头：
“是是是，我无异议，只恐女儿不答应，那孩子个性很强。”
“不说了，你们去做工作，那是你们的事。”
父亲回到家里给我母亲曾丽群说了，母亲心里很难过，不觉泪花滚，二人沉痛了好几天。母亲想到：不赞成吧，军长出面了，又是国家大事，岂能违抗？！赞成吧，这是家事，于心难忍。最后，只好委曲求全。
喇宝臣找到副官，得知亲事有转机，刘军长都发话了。父母也同意了，只怕那女孩子难对付，怎么办？
副官诡秘地笑道：“哈哈，这好办！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一个女孩子能把天网撞破哇？”
1943年12月21日，即农历腊月初一。这一年是羊年，恰好与喇宝臣的出生年属相一样。
这时，我已初中毕业考试结束，也快放寒假了。这一天我到学校去领取毕业考试成绩单。当我走进学校的时候，大操场里站满了女同学，有的在打篮球，有的在拍羽毛球，有的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聊天。
她们见我去了，所有的人目光都惊讶地看着我，起哄的声音像海潮一般夹着呼啸声，墙一般向我卷来，我顿时吓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一群要好的女生围着我叽叽喳喳不停地问我：
“这么大的喜事都不先告诉我呀？”
“刚毕业就想当新娘啦？”
“得请我们吃喜酒啊！”
我急向她们解释：“哪有这个事啊，我不晓得。”
“啊，还想保密呀，舍不得请客？”
“哎呀，你们说些啥哟，哪有这个事嘛。”
“哎，还想抵赖，时间地点都订好了。”一位同学说着将一张报纸“唰”一声蒙在我脸上说：
“这里还有证据，还不承认？”
我展开当天的《雅州时报》。寻找了一阵，才发现有一则广告，全文是：
“喇鸿翥先生，肖淑明女士，定于民国32年腊月初十日在鸭绿江饭店，举行结婚典礼，敬请光临。”
我看着这段文字，气得发抖，字字句句犹如石头砸在心口上。我又认不得喇鸿翥这个人，连忙向大家申辩说：“同学们，我不知道这件事，没有，没有！”这声音里夹着无限的委曲，几近一种哀怨之声。
“哼！不老实。”
“我是老实的呀，别冤枉我！”我愈申辩她们愈不相信我。我羞愧得恨不得一下子钻进地里去。我想，我即使长十张嘴也说不清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有用沉默和眼泪来洗刷自己了。
一阵精神轰炸后，我拿着那张报纸，拖着一双沉重的腿往家里走去。
我想着，万一这件事是真的怎么办？我决不答应。现在糟了，全城人都知道了，名声传出去了，不答应行吗？可是，我多么想读书啊，多么想校园里那欢乐的日子啊！父亲母亲怎么不事先告诉我呢？弄得我多难堪呀！
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大哭起来，爸爸妈妈闻声跑出来。见我手里拿着报纸，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接着父母将我拉到我的小屋里，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
我呆呆地望着衣架上那个小书包，我想：我的好伙伴，你跟我几年了，现在恐怕再也不会和你玩了。
九
难以入眠的新婚之夜
离结婚还有三天，我突然有些害怕了，给父母也没说，抓起书包逃到了叔叔家，我想躲过了婚期，他们就会不了了之的。其实叔叔也知道我的婚期，只是不告诉我，想让我冷静几天，暗地里通报给了我父母，以免家里人着急。到第三天，母亲找上门来，好说歹说把我劝了回去。
回家后，我怎么也睡不着。自己的终身大事，眼看就要开幕了，就该自己和丈夫去登台演戏了。这是一场人生大戏，看你怎么演，演出什么类型的戏，是喜剧？悲剧？还是杂技？武打？闹剧？还是令人打瞌睡的瘟戏？全凭自己去创造，去表演了。
我心里杂乱无章，什么都有，勇敢和怯懦，憧憬与失望，幸福和苦难，炽热与严寒，明朗与糊涂，兼容并蓄，搅缠在一起，这就是我婚礼前复杂的心理状态。
母亲一早起来就忙着为我装扮，还请了隔壁几位巧手快嘴的大嫂来帮忙，穿红着绿，擦胭抹粉。这是我第一次擦胭抹粉，好不习惯，满脸刺痛，眼睛都睁不开，更恼火的是用丝线将脸上的汗毛一排排刮掉，叫做扯脸，痛得我学鬼叫。嘴唇涂上厚厚一层红膏，连说话都不敢，更不敢伸出舌头舔舔嘴皮，一舔就成血盆大口，像刚吃过人的妖怪，逼得人只有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还有那锦缎红花的旗袍，穿在身上箍得紧绷绷，两边的口也开得小，逼得人走路想跨大步都不行。
她们把我像捏面人一样，揉搓了三个多小时，快11点半了，才满意地牵着我站起来。
这时，门外人声鼎沸，鞭炮齐鸣，喇叭劲吹，乡亲们都涌到门外去看。原来迎亲队来了，一顶大花轿，八人抬上，后面迎亲的人竟然是清一色的摩梭军人，都腰别手枪。还有几个穿戴花俏的饭店女招待员走在中间，簇拥着用滑竿抬的聘礼，有六乘滑竿，都抬些真皮和锦缎的衣被，大小红木箱子、衣柜、乌木家具等等。街上围观的人无不啧啧赞叹，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轿子启动了，在大街上吹吹打打行走。
这时，我趁机撩开一线红纱巾，从窗户往外看：哇牎满街的人，都瞧着迎亲队，指指点点，看样子，他们是赞叹这个盛大的婚礼场面。我心里也感到欣慰、光彩，光彩得脸发烧了。
鸭绿江饭店离我们家不远，走一条大街转弯即是。这是当时雅安最豪华的饭店，那时候不兴星级饭店，只分上中下，它算是上等饭店，大厅里全铺有绿色地毯，雕花乌木大圆餐桌，壁灯、顶灯五光十色，相当明亮、气派。
男方的宾客、女方的亲友都到齐了，一共60桌，足有500 多人等待着举行婚礼。
主婚人是雅安二区保安司令方俊修，他与我父亲是好朋友。司仪是位口齿清亮的女青年，她宣布结婚典礼开始，请方俊修讲话。他讲的内容大都是喇宝臣来雅安与汉家女和亲的事，意义如何重大等等，也夸奖了我的才智，为民族地区作贡献等等我知道的道理。
我站在台上，从纱巾里第一次偷偷看看我未来的丈夫，虽然朦朦胧胧，但大棱角还是能看到，他一张方脸，长耳朵，高鼻子，文质彬彬，的确不像个武官，我感觉到他是我理想中的人，我放心了，也高兴了。宴会开始后，丈夫喇宝臣细心地牵着我的手到宾客中去敬酒，我不会喝酒，以茶代酒，有时推辞不过时，他就给我代杯。
散宴后，喇宝臣又被他的好朋友拖去拜谢刘军长，又喝了一肚子酒。我早被安排在饭店的一套高级套房里住了下来。临时的新房，里面摆满了糖果点心、瓜子、水果和堆积如山的各种礼物。我的女朋友、同学们帮我清点这些，我不用操心。
半夜了还不见喇宝臣回来，我急了，怕他酒喝醉了。帮忙的朋友们已纷纷散去，我独自一人守在空房里。不时掏出护身符来瞧瞧，向往神灵来保护我。快夜深两点了，喇宝臣踉踉跄跄被人送了回来，果然醉得厉害，两眼发直。我连忙扶他上床睡觉，并给他灌了些解酒的酸汤，他立即就入睡了，睡得很香，鼾声如雷。
我和衣倒在他身边，那鼾声打扰我一直难以入眠。不知怎的，我此时特别懂得关心人，怕他着凉了，给他盖上被子，用毛巾擦去他嘴角上的口水。我的心儿飞到了那遥远的泸沽湖，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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