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司徒雷登差点到北京
作者:张伟 1949年8 月司徒雷登回到美国。 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认为，如果司徒雷登当时能够成行，恐怕以后的很多历史都要改写，说不定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已酝酿改变 1949年4 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直捣南京。 南京城破之时，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却在其大使司徒雷登的率领下稳坐钟山。 其实，美国政府此时已经对在中国内战中花几十亿美元援助扶植腐败透顶的蒋介石政权后悔不迭。1948年9 月8 日，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份《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文件，文件分析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阐明了美国摆脱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及和中共打交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1949年2 月4 日，也就是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了该文件。 1949年4 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次日，当华东野战军八兵团35军103师侦察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行进到山西路时，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戛然而止，停在了他面前。沈鸿毅还没分出究竟，就被请上了吉普车。开车的美国人用熟练的汉语对他说道：“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面对这位美国人的突然邀请，沈鸿毅想，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与外国人联络的使命，于是他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侨民。”美国人碰了钉子，只好在沈鸿毅指定的地点停下来，悻悻而去。 国民党政府已“迁都”广州，美国却让驻华使馆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而在南京故宫机场留下一架双引擎小型运输机，也留下了大使司徒雷登。美方向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申述，司徒雷登的专机坏了，需要时间修理。管委会问要修多久，回答说大约需要4 个星期，管委会同意了。按当时的情况，即使飞机发生故障，司徒雷登也可从陆路或海路离开，而这位美国大使宁肯坐等4 周以待专机“修复”也不肯换乘其它交通工具离开南京，其中必有内情。 司徒雷登与傅泾波 每当人们谈到1949年春夏之际中美双方在南京的这次秘密外交接触，就不得不谈起当时美方的两位重要人物———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2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以驻华记者身份到场的司徒雷登是仅有的两名在场外国人之一。1919—1946年间，司徒雷登创办并任燕京大学校务长（实际地位高于校长）27年之久。这期间，他曾明确支持中国人民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举行抗日大游行。1928年年底，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秘密筹划改旗易帜。当张学良迫于日本压力犹豫不决之际，司徒雷登亲赴东北，促成张学良下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作为“敌方人员”被日本人投入监狱。1946年7月，司徒雷登在美国总统驻华特使乔治。马歇尔的推荐下，经国共双方首肯，出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也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在旧中国的知识界是个颇有名望、受人崇敬的人物。曾有人这样评价司徒雷登，说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傅泾波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满族家庭，早年曾在燕京大学求学，其间为司徒雷登的办学精神所打动，立志终身追随其左右。后来，司徒雷登的母亲与妻子相继谢世，独子杰克返回美国，傅泾波便成了司徒雷登身边惟一的亲人。 20世纪50年代，傅泾波一家随司徒雷登远赴美国后，把司徒雷登接到家里像对父亲一样照顾他。司徒雷登没有什么积蓄，请不起用人，偏瘫13年，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1962年9 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将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但司徒雷登的第二个心愿未能了却。 中共中央派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 得知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派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原名王汝梅，30年代曾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也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司徒雷登对黄华很熟悉，黄华在“军调处执行部”工作时，也和司徒雷登见过面。南下前，周恩来亲自找黄华谈话，交代了赴南京的任务。黄华由北平南下，于1949年4 月26日到达南京。司徒雷登对黄华南下也心领神会，他在日记中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到这里来的。”1999年，黄华在接受南京电视台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采访时一语道破了天机———周恩来在其南下时便有指示：到南京后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 1949年5 月5 日下午，黄华突然接到傅泾波一个电话。几句寒暄之后，傅泾波问：“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呀？” “明天上午吧。”黄华答道。次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谈话中，傅首先替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不熟悉，加之马歇尔被国民党包围，乃铸成1946年马歇尔调停失败，被调回国的错误，故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 这点已获国务卿艾奇逊同意。“谈话中，傅泾波”不经意间“对黄华说：”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啊。“ “好啊！”黄华随口答道。是否面见司徒雷登，黄华不敢擅自做主，于是致电北平请示。5 月10日，毛泽东回电表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但在见面时要“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军委作战部长）李涛（严厉谴责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声明。”毛泽东还指示，在与司徒雷登谈话时，“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黄华在几天后以拜访他的老校长为名与司徒雷登秘密接触，进行了“友善而非正式”的谈话。在这次会谈中，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现在所运来的（援助物资），是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的部分，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同时，司徒雷登表示：一旦中国新政府成立，美国即会考虑承认问题。但在此之前，“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6 月初，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转来的重要情报，称中共高层领导在对苏对美方针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司徒雷登认为“这是极有希望的努力路线”。他决定亲自北上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会谈。 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将受到欢迎6 月8 日，傅泾波在与黄华的另一次会晤中“偶然”问道：有无可能让司徒雷登在6 月24日他生日之时到燕京大学与燕大师生一起“过生日”。据说这是司徒雷登多年的习惯。傅泾波还说，美国驻华使馆近日接到美国副国务卿魏伯来电。魏伯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前能够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这样他的“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傅泾波希望黄华能将司徒雷登想访问北平的消息代为向北平方面传达。 6 月11日，司徒雷登到刚刚解放半月的上海做了一次短暂访问，看望了在沪美国侨民和在上海的许多燕大校友。在谈话中，他们都力劝司徒雷登北行。一周后，黄华主动询问傅泾波，在时间安排方面有无困难。这应被视为中共对美国方面询问的非正式答复。傅未予肯定答复。 在后来的日记中，司徒雷登写道，周裕康（燕京大学总务长蔡一谔的亲戚）告诉我：“毛泽东宣称，我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同一天，司徒雷登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10天前发出的邀请信。信中，陆志韦透露：“昨天（6 月15日）上午我见到周先生。……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来）的。” 北上计划出现变数 对于拟议中的北平之行要达到的目的，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领袖进行非正式谈话的惟一机会。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行动，显示美国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将可能令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6 月28日，黄华正式告知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傅泾波随即又提出，司徒雷登此时已73岁高龄，已是“衰弱老人”，无法长途乘坐火车。黄华此时再次很有诚意地表示“如要乘坐飞机亦可安排”。司徒雷登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他又考虑到美国国会将于7 月底休会，时间恐来不及；同时国会内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因此难以痛下北飞决心，遂将此事电告艾奇逊，由艾奇逊定夺。 出于同样的考虑，傅泾波建议司徒雷登“先斩后奏”，不要苦等华盛顿的指示，先行促成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事实。因他深知美国国务院面临种种压力，而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同时面临院外援华游说集团的压力，恐不易同意，不如造成既成事实以打开僵局。司徒雷登通常对傅泾波言听计从，惟独这次例外，而恰恰就是这一次令他终生追悔莫及。 在司徒雷登是否应当北飞的问题上，当时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及美驻天津、上海、北平的总领事馆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赞成司徒雷登此行，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息”。不过他们提出了各种附加条件，如，一定要保证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定要坚持坐自己的专机，事后要访问广州，以免引起弃蒋而准备承认中共的误解等。 司徒雷登一再强调小心慎重，因为他过去曾数度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训斥。他们责备其自作主张介入和谈活动。 6 月30日，司徒雷登去函请示美国国务院。 7 月2 日，司徒雷登收到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这一消息由傅泾波转告黄华，黄华很不高兴，他表示，北平系根据司徒雷登之请而同意他去燕京大学访问的，去与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决定。 眼见北飞已无望，司徒雷登的专机机长、美国大使馆空军武官邓宁上校来到南京外事处，说飞机已修好，要求办理专机离境事宜。8 月2 日，司徒雷登一行乘坐专机离开南京回国。 后来，傅泾波在叙述这段往事时万分感慨地说：“如果当时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司徒雷登的传记作者———旅加华人学者林孟熹曾分析道：若取得实质性突破，则从此中美逐步恢复友好，即把70年代开始的中美和解提前22年，或者像《纽约时报》的老中国通西摩。托平认为的那样，北京和华盛顿的对话渠道能继续保持，则“很多误解和以后20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即便中美谈判不成功，那么有助于中共在几个月后的中苏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较好的谈判结果，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无论出现上述哪一种后果，都“既有利于中国，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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