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毅的故事
说实话，在他生前，我并不感觉到他是个伟人。而如今活跃在众多文艺作品中的父亲陈毅的形象是那样高大、眩目和令人崇敬，以至让我感到有几分陌生了。父亲留给我的全部记忆，或许只是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或许只限于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幼稚肤浅的观察，但它充满真情。它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愈见强烈，丰富着我对人生的认识。
细细回味这一切，温暖着我激励着我的，仍是那亲切平凡的父子之情。
父亲和我
我排行老三。小时候，仗着父母的宠爱，我非常任性。四岁时，家里送我进幼儿园，我硬是绝食三天，滴水不进，逼着幼儿园把我“开除”。我的任性超过了父亲的容忍限度，他发作了。一天中午，父亲刚下班回来，听说我还没起床，顿时暴怒。他吼着：“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几步冲上楼，一把将我从床上抓起来，要从楼梯口扔下去。幸亏被警卫员叔叔拼命拉住了。这位叔叔后来说：“从来没见过陈总发这么大的脾气，可真把我吓坏了。”这一下子就把我任性胡为的毛病治住了。从此，我再也没让父亲为我生过这么大的气。
父亲并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倒是我母亲的性子很急，常为我学习不用功而发火，父亲却经常从旁劝解。有一年寒假，我跟着父母去广东潮汕地区。母亲让我写一篇谈参观感想的作文，可我却犯了牛劲儿，死活不肯写。母亲忍不住发起脾气来。父亲劝她说：“慢慢讲，不要着急，他还是个孩子嘛。”母亲的气一下转到父亲身上：“都是你，平时宠他，现在一句话也不听了！”听了这话，父亲也不高兴了：“好了，好了，我不管了！真是莫名其妙！”父母的争执是因我而起，也使我猛醒，他们是恨铁不成钢啊这一夜，我逼着自己通宵未眠，把作文赶写了出来。也许是发愤之作，总有些可观之处，父母看了相视而笑，昨日的芥蒂在笑声中融化。
平时，父母对我要求很严，我也从来不敢向父母提什么分外的要求。这么多年，我只求父亲为我办过一件事：我上初二时，老师要我请父亲为校运动会题词。我想了多时，真不敢向父亲开口，在他的门口几次欲进又退。最后还是父亲看见了，叫我进门问清缘由。他像是看穿了我踌躇的心理，格外和蔼地说：“儿子的要求一定要办到。”
第二天，他亲自把题词交给我，还说：“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重写！”
当时我高兴得真想跳起来啊！
父亲常爱用诗词来教育我。他给我讲解毛主席的咏雪词《沁园春》时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贯穿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就是毛主席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要牢记这一点哟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他还用唐诗“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来说明革命成功之不易，告诫我不要躺在父辈的功劳和地位上，要永远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忘本，要靠自己。”这是父亲对我刻骨铭心的嘱咐，也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遗产。父亲酷爱作诗，每有佳作，也常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吟出一句“宇宙无限大，万国共一球”，颇为得意，说“等有了时间，要把下面的句子续出来”。后来他用这句作开头，写了“示儿女”诗给我们。在他的熏陶下，我对古典文学也产生了兴趣。上高中以后，家里开始给些零花钱，每月两三块，我全用来买书，父亲发现了我的小书库，常来翻翻。逢有他中意的书，拿走前还要打个招呼：“这本不错，我先看看。”父亲爱看我买的书，我是十分引以为荣的。
下围棋，是同父亲相处最快乐的时刻。在棋盘旁一坐，父亲就收起了长辈的尊严，我也感到十分轻松。两人平起平坐，杀得难解难分。
父亲爱悔棋，当然，有其父必有其子，我悔起棋来也是当仁不让。结果是他悔两步，我悔三步，经常互相拉锯。一次，母亲看我们下棋，见父亲悔棋，很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和儿子下棋还耍赖皮！”父亲装着没听见母亲的揶揄，还是照悔不误。母亲看不下去了，伸手搅乱了棋局。棋下不成了，父亲开怀大笑：“老了，不行了，下不过儿子啰！”
父亲和他的同辈人
父亲曾对我讲过，在他小的时候，爷爷曾让父亲兄弟几人谈谈长大以后的志向。叔叔伯伯们有的要当县令，有的要做府尹。爷爷听了很高兴，让奶奶给他们一人煎一个荷包蛋。轮到父亲，他回答说：“我不想当官。”爷爷一听，脸沉了下来，说父亲没有出息。父亲却引了孔子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爷爷拍案叫好，让奶奶煎两个荷包蛋以资奖励。
父亲投身革命后，身经百战，历经坎坷，最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是很为自己的奋斗生涯而自豪的。但他有自知之明，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曾说过：“毛主席、周总理高瞻远瞩，掌握全局，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比起他们，我差得远。我有过动摇，当然只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也犯过错误。但是，在总的方面，我是能够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他爽朗易处，谦虚自抑。因此，在同辈人中人缘很好。
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探望邓妈妈，正好总理从外面回来，看见我们，就说：“刚才还同主席谈到陈总在国外的访问呢！主席关心陈总的身体，我报告说陈总身体好，胃口好。主席却说：‘不见得吧？
陈总胃口好就糟了，张茜同志听了一定不高兴。可别告诉张茜哟！’”我们听了，都笑起来。这些家庭琐事，主席、总理居然都知道啦！是呀，胃口好又怕发胖，是父亲最头痛的事。在饭桌上，母亲总是管着父亲：这个不能吃，那个要少吃。管得多了，父亲就会抱怨说：“不要干涉内政嘛！”有一次廖承志同志拿了个榴梿果到我家来，父亲叫母亲和我一起来吃。我们闻不惯那种味道，谁也不动手，只是陪他们坐着。廖公劝我们说：“这是最好吃的东西，华侨吃了都不想回国，留连忘返么！”父亲说：“不要管他们，我们可以多吃些。”说罢，两人食指大动，不一会儿，一个大榴梿就吃光了。他们意犹未足，用手指把滴在桌子上的榴?汁蘸着往嘴里抹。母亲一下子跳起来，冲他们喊：“看看你们这个样子！就像小孩儿一样，脏死了！儿子在跟前坐着，你还真好意思吮手指头！”可他俩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加快速度蘸呀，抹呀。一会儿工夫，桌子给“打扫”得干干净净。
父亲对刘少奇伯伯是十分称赞的。记得1958年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伯伯担任了国家主席，父亲问我们有什么想法。大哥回答：“感到有点儿突然。”父亲说：“这有什么突然呢？少奇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党的领袖，‘七大’以来就是党的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多年了。毛主席还是党的主席嘛，他集中精力做理论工作，对党和人民是有好处的。”后来父亲还说过：“少奇同志党性很强，在他那个位置上，能主动做自我批评很不容易。”
对林彪，父亲似乎是有过微辞的。1964年12月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叫我去看毛主席给林彪的信。毛主席手书了曹操的《龟虽寿》诗，勉励林彪养好身体。那时，全国都在学“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林彪是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他把主席的手书翻拍成和原件一样大的照片，分送政治局诸成员。父亲对母亲漏了一句话：“只有他指林彪可以这样做，别人要是这样就是吹嘘自己。”显然，他对当时不正常的党内生活是反感的。
最令我感慨难忘的是父亲和康生的关系。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经常住院，据说神经也不太正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认为他是个相识多年的老同志，虽然有错误，但不应过于冷落他。在他“门前冷落车马媳的时候，父亲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一次他请父亲和郭沫若吃饭。康生把多年收藏的砚台统统端出来，满满地摆了一客厅。他还详细地讲解什么是鱼眼，什么有水纹等，确实像博学之士。吃饭时，父亲、郭老和康生更是高谈阔论。
我只记得他们先谈昭君出塞，好像是鼓动郭老写“翻案文章”。后来又谈诗词，我记下了最有趣的几首：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宋，卢梅坡《雪梅》）
春梦暗随三日景，晓寒瘦减一分花。
（明，汤显祖《牡丹亭》）
偷来梨花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清，曹雪芹《红楼梦》）
那天父亲的兴致很高，他指着郭老和康生对我说：“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学识渊博，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又对康生说：“我这个儿子比较迟钝，拜你为师如何？”康生满口答应。
可是，曾几何时，正是这个原先对父亲推崇备至的康生，却欲置父亲于死地。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恶毒诬蔑说1959年父亲要搞政变，并带头对父亲大肆围攻。父亲忍无可忍，最后上书毛主席，驳斥了康生的无耻谰言，激愤地表示：你们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不就是想打倒我陈毅嘛……信递上去，围攻暂时停止了，但后来又背上“二月逆流黑干将”和“老右”的罪名，郁郁终生。“朝真暮伪何人辨”，父亲以生命为代价向我揭示了做人的真谛。像父亲那样竭诚待人，有时也许会吃亏，但终将被世人所称颂，而恩将仇报者，落井下石的奸佞小人虽能讨得一时便宜，却最终为人民所不齿。
在动乱中
“文革”开始时，父亲就有一种危机感。最初，他并不反对搞“文化大革命”，主观上一直是想跟上毛主席的。1966年6月上旬的一天，他对我说：“这一次文化革命来势很猛，你应该积极地参加。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容易犯错误，上坏人的当。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我管不了你，也不能为你的行动负责。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别人找你，你就说不知道。总之，我们不要互相影响，互相牵连。”我知道父亲第一次不再把我看成是一个孩子了。从那时起，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就有了思想准备。不久，我搬到学校去住，只是在周末回家看看。我和父亲似乎有了一种默契，在家极少讨论运动的情况，我对“文革”的想法和在“文革”中的遭遇也从来不告诉父亲。反正父子见了面，就知道彼此还好，没出大事。
至于今后如何，也不去多想，“朝不虑夕”嘛！
1967年1月第一个周末，我刚回到家里，母亲就对我说：“你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现在情况复杂得很！”我说：“我在下厂劳动，没有乱跑呀！”父亲突然发火了，但并不是冲着我：“你看到满街打倒陶铸的大字报了？陶铸是新选出来的中央常委，党的第四号人物，昨天还在一起开会，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员，却一无所知。这是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有一小撮坏人在捣乱，他们要搞垮我们的党。”听着父亲的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过了一个月，情况似乎好了一点，父亲的心境稍稍开朗一点。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父亲的脸上又显露出近一年来少见的笑容。他对母亲说：“谭老板（指谭震林叔叔）硬是有办法，他居然写信给主席骂了那个夫人，主席就批准他不用做检讨了。”我听了也很高兴，似乎局势要好转了。可是，我们都太天真了。又过了三周，街上出现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大字报，父亲的名字倒过来贴在街上，还打上了红叉。当周末我又回家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父亲黯然地对我说：“这次我犯了大错误，能不能过关就看毛主席的态度了。我不是三反分子，我要认真地检讨错误，我希望能改正错误，但事情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今后你要靠自己了，要准备有一天人家不让你进中南海，不让你进这个家。如果真是那样，不要管我们，不要为我们担心，自己去闯。”母亲含着泪塞给我一个存折。我手里拿着存折，心里知道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仍然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
1967年初夏的一天，父亲晚饭吃得很少，一直愁眉不展。母亲关切地问：“不舒服了吗？”父亲缓缓地摇摇头，心情沉重地说：“外交部没有人管，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母亲说：“那你应该向主席报告呀！”父亲脸上浮出苦笑：“找主席？！现在恐怕不好见了。”
母亲说：“那么找康生，他是分管外交的。”父亲的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的目光说：“找他？！就是他们在那里煽动，找他有什么用处。看来只好找总理，可是他的压力也大……”我在一旁久久地端详着父亲。
这还是那个豪爽乐观、笑声朗朗的父亲吗？“文化大革命”才一年，他的两鬓全白了，步履蹒跚，脸上经常带着倦容和怒意。我突然辛酸地感到，父亲显著地衰老了。
离别
1968年初春，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甚嚣尘上。江青曾召见了我的一个同学，指使他同我接近，向我散布“联动”言论（即反中央文革的言论）。江青露骨地说：“就是要通过他指我，揪出联动的总后台。”并要求我的同学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北京卫戍区汇报。那位同学不齿于这种特务手段，不但没有向卫戍区汇报什么情况，反而偷偷向我暗示：有人要整我的黑材料，要我警惕。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和我“划清了界限”，相约互不连累。然而，在那人妖混淆，是非颠倒的年月，谁都在劫难逃啊！
1968年4月13日是个星期六，我照例回家。第二天晚饭后，我正准备返回学校，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要见我。父亲一边送我出门，一边问：“你在外面究竟干了些什么？”我知道父亲在担心，就回答说：“我什么也没干，爸爸，你放心。总理也许是要找我谈谈中学的运动，军训和复课闹革命。”父亲无言地、令人难以觉察地摇了摇头。我的心沉了下去，意识到一定有什么非常的事情。到总理家时，总理正在会客厅等着，我叫了声：“周伯伯好！”总理严肃地端详了我一阵，突然问我：“你参加联动没有？”我摇摇头说：“没有！”
“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指反对中央文革）？”总理追问。“有！”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总理严肃的面庞竟露出了一些笑容。他称赞说：“你很坦率，很好！”谈话的气氛缓和了。总理问到社会上关于我的一些谣言，我有些冲动地回答：“这些全是谣言中央可以调查。”总理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没有时间了。”他又严肃地对我说：“你父亲处境很困难，社会上对你的传言又这么多，不论是真是假，总之对你和你父亲都很不利。坏人可能利用你搞你的父亲，你们父子会互相连累，懂吗？”我分辩说：“可是爸爸从来没有管过我的事，我干的事是好是坏同他没关系。”总理深沉地望着我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他又换了个话题说：“你在父母身边长大，生活很优裕，没有吃过苦，不懂得工人、农民，应该到下面锻炼一下。
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经风雨见世面，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你的父母都是很年轻时就参加革命，这点值得你学习。”
接着，他告诉我：他已经同陈锡联同志联系好了，安排我到东北一个部队的农场里去劳动锻炼。“这样把你和社会隔离起来，和坏人隔离起来，这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得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你看怎么样？”我对总理是十分敬仰的，他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真理和命令。我简短地回答道：“去就去，没意见。”总理眼中的笑意更浓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说：“你很干脆，坚强。在那里好好干吧！你会有前途的。明天早上由杨德中同志送你去京西宾馆陈司令员那里。为了保密起见，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你的情况组织上会通知你父母的。这种安排不是我个人的意见，你父亲也是同意了的。”
总理最后对我说：“我相信你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后来，邓妈妈也勉励了我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十点半钟了。父母和妹妹仍在等我。
我简单地叙述了总理的话。母亲和妹妹都哭了。父亲抑制着感情说：“前几天总理就和我谈了，我是同意组织上对你的安排的。”大家都有好多话，但又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坐到很晚很晚……第二天一早，杨德中叔叔来了，在与父母告别之际，母亲拿了些钱给我，我拒绝了。她难过极了，流着眼泪责备我：“你还想不想活了？”父亲缓缓地摇了摇手说：“算了，算了！他已经是大人了，让他自己去闯吧！”他又转过脸凝视着我说：“你妈妈是十六岁参加新四军的，我是十八岁到法国勤工俭学。你现在也走这条路，这很好。
你要有最坏的打算，准备永远不回家，永远见不到我们。今后全靠你自己了！”
永别
到部队以后那几年，我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一星半点消息。可是，“九大”以后，父亲的名字就再也没有见报。直到1971年5月2日，父亲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参加“五一”焰火晚会的领导人名单中。这使我惊喜异常，感到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取出五好战士的喜报，心想，父母也许很快就可以看到它们了。我的预感是正确的。五月下旬，军区通知我，要我立即探家。一路上我又是喜，又是怕，那心情恰如唐诗所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我走进阔别三年的家，庭院还是老样子，父母相携而出，母亲搂着我大哭起来，父亲和我都流下了眼泪。我拿出三张五好战士喜报，父亲仔细地看着，一字一字地读着，高兴得连声说：“好！好！”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入了党，我们简单地叙述了这三年的经历。
回京一周后，周总理和邓妈妈又找我谈了话。总理一见我就说：“你很守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有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呀！部队的同志对你的反映很好。知道吗？他们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说你表现很好，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真是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当兵？！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吗？”
一股热流从我心头涌起。这几年，总理一直在关心着我呵。
假期是短暂的，再次告别的时候到了。父亲深情地对我说：“这几年你吃了不少苦头，爸爸妈妈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现在有点儿改善了，将来情况会更好的，你也可以放心。不要认为环境改善了，就骄傲起来，还是要像从前那样干。”返回部队不久，我在抗洪抢险战斗中荣立了三等功。我用立功喜报再次回答了父亲的嘱托。
正当我憧憬着未来的团聚之时，死神却一步步逼近了父亲。他的病复发了，身体很快垮了下去。1972年1月4日，当我再回到北京时，父亲已经难以开口了。母亲俯在他的耳边呼唤着：“小羊回来了，来看你了！”连呼几遍，父亲才有了反应。他的头微微地转动，用眼睛找寻着。终于，我们父子四目交汇了。刹那间，他的眼里闪过了一丝奇异的光彩，他的嘴动了动，但没有说出话来。
1月6日，父亲去世了。11日，召开了追悼大会。短短的五天，围绕父亲逝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震动了中国。人民的悲恸之中饱含着对“四人帮”诬陷忠良的愤慨。五年来，“四人帮”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父亲，却使父亲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传奇英雄。父亲死了，“四人帮”先是要在悼词上写有功有过，后来又尽可能地压低追悼会的规格。
但是，人心不可违，历史最公正，毛主席亲自出席了追悼会。周总理忍着巨大悲痛念悼词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父亲离去了，但他是强者，是胜者，人民永远怀念着他。
悲极痛极的时刻，我情不能已，写下了一首小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得万人泪。
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1986年1月6日，在父亲逝世14周年的忌日，我受中国围棋队的委托，亲手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棋谱，放在父亲的骨灰盒前。“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父亲的遗愿正在迅速地变为现实。当夜幕降临，父亲神游大地之际，他会畅怀大笑。
愿爱他的人们分享他的欢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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